燕地曾经的天主教大学

天主教大学(英语:Catholic University),又称公教大学,遵奉《天主教大学宪章》,直属教廷教育部。广义系指教廷所设立的所有大学,狭义系指“宗座大学”(Pontifical university),常由该教区枢机或总主教所主持,意义相当于“教廷国立”的大学。
由于教廷的世界性影响力,天主教大学,特别是宗座大学的学位均为国际承认,且于大部分欧洲、拉丁美洲国家尤其如此。
中国教会大学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是培养社会精英的高等教育机构,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学业基础乃至初步的工作能力,大多在这里滋育形成。因此,教会大学校园内连绵不绝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会,便属于中西文化交流较高与较深的层次。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既包括积极的影响也包括消极的影响。由此可见,教会大学史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
20世纪初,办学狂人马相伯(天主教徒)一手创办了两所天主教大学,占中国历史上三所天主教大学的大半。说他是狂人,是因为他在天主教震旦大学和辅仁大學之外,还创办了复旦大学和北京培根女校。

辅仁大学——今日北京师范大学前身

曾尽倾家私,创办震旦大学的中国著名天主教人士马相伯与天主教知识分子英敛之,于1912年7月上书教宗庇护十世首倡在北京创办教会大学。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局势不稳定,上书暂被搁置。1913年,有感于教会中青年不重视学习,学识水准较低,正在休养的英敛之教友率先兴办了一个小型学校。次年,英敛之创设于北京西郊香山静宜园,他以《论语·颜渊》中“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说为学校定名“辅仁社”———辅仁大学前身。招收青年教友,授以经史百家之学。1918年,因经济困难及英敛之离任之故,辅仁社停办。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教廷派本笃第三会会士美国司铎奥图尔来华视察。英敛之重提建立天主教大学事,建议被教廷批准。之后,教宗亲自捐款意币10万元。1922年12月,罗马教廷传信部部长王劳松转谕委托美国本笃会在华创办公教大学。1924年,本笃会委派宾西法尼亚圣文森学院院长、主教司泰(Aurelius Stehle)来华具体负责中国天主教大学筹办工作。1925年3月,以教廷拨款10万元意币和美国密尔瓦基天主教妇女会及个人捐助共20万美元,即以16万元购得清室皇族载涛的贝勒府为校址。地址在北京西城区定阜街1号。占地60余亩,有房屋400余间。为了保证大学初起时的质量,学校决定先成立国学专修科。仍沿袭英敛之在香山开办的辅仁社之名,由英敛之担任社长。此为重办辅仁社,又名国学专修科。另有史学家陈垣、李泰棻、地理学家张蔚西、前清进士郭家声等任教。是年秋招收学生23人为升入大学的预备,全部由各教区选送。主要学习中国文学、历史、哲学、兼学英文、数学等课程。学校开学不久,英敛之于1926年1月10日病逝,临终前将学校托咐给教育部次长陈垣,经辛苦努力,从聘请教师、购买图书、仪器等,仅一年就使学校基本具备高等学府的规模。
学校于1927年以辅仁大学之名备案,并招收本科生。辅仁社原有的23名学生经考试后分别插班各年级。同时招考新生,录取学生63人。同年9月26日,大学部举行开学典礼,奥图尔博士为校长,陈垣任副校长,学校名称改为“公教大学辅仁社”,不久在立案时又改为“私立北平辅仁大学”(简称辅仁大学)。由于早期的辅仁经历了由辅仁社向辅仁大学的转变,因此关于辅仁大学正式成立的历史,人们看法不一,有的以1925年辅仁社开始招收预科班为起点,也有人认为辅仁大学的正式成立是在1927年。
大学初开时,仅设有中文、英文、历史、哲学4个系,到1929年,改文科为文学院,并增设理学院及教育学院,实行预科三年制,本科四年制,并改组董事会,聘请马相伯、张继、胡适、陈垣、沈兼士、傅增湘为董事,向中国政府教育部呈请案,以陈垣为校长。设有11个学系,另有医学先修科及美术专修科。1929年,辅仁大学停办预科,改办设高、初、中的附属男子中学,校址在载涛贝勒府,由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兼校长。1950年由政府接办,改名国立辅仁大学附属中学。1951年又改名为北京市第十三中学。
1929年11月辅仁举行新校舍兴建典礼,全部工程耗资60余万元,1930年9月竣工,以新校舍为大学部,原校舍作附属男子中学校舍,另在太平仓购地建筑,开办女子中学。学校当时已具有综合性大学的规模,建立起包括大学部、高中部、初中部为一体的总结构。
1933年美、德两国的圣言会接管辅仁。此时是学校发展的鼎盛时期。已有学生600人,为满足学生需求,又新建宿舍、理化教室、扩大操场,进行研究生教育的文、理两科研究所也先后成立。并于是年开始正式招生。止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国立大学纷纷迁往内地。由于德国与日本的特殊关系,唯有辅仁大学继续开办,并一直到抗战胜利。由于辅仁大学是北方沦陷区唯一一所不挂日本国旗、不用日本教材的学校,也是唯一一所为国民政府所承认的高等学府。因此,不少学者、教授、热血青年,均以辅仁为首选学校。由此,学生质量也有大幅度提高。
达于1937年,辅仁大学10年间一直只对男生开放,这种传统于1938年打破,开始在文学院、教育学院各系和理学院数学系招收一年级女生。第二年理学院各系也全部对女生开放。辅仁的规模不断扩大,教职员工及学生增值甚佳。1945年,抗战胜利时,已有4个学院,设15个学系。1947学年度,有教授43人,副教授17人,讲师93人,助教57人,在校学生2383人,中文图书13万册。辅仁大学在界定办学宗旨时的规定:介绍世界最新科学,发展中国固有文化。辅仁的管理者也很重视教学质量,在聘任教师方面,专才、通才兼收,中西学问并重,教师中一专多能者众多。
辅仁大学更注重学术研究工作,学校成立的第二年就创办了学术性刊物《辅仁学志》,在学术界极有影响。1948年,辅仁大学的另一刊物是以英、法、德文的《华裔学志》在国外出版发行,专门刊登研究中国古籍的文章。
除了刊物之外,辅仁还版了一些学术著作的单行本。陈垣的励耘书屋抄本《名理探》、《明季滇黔佛教考》、《旧五代史旧本发覆》、《吴渔山先生年谱》,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等等都是以这种方式出版的。辅大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一所重要高等学府,辅仁的学术出版事业,无疑刺激了学术研究的发展。辅仁从国学教育、国学研究到成果的出版,形成了一个合理的体系,它的持续的努力奠定了辅仁在国学领域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10月,中共政府正式管理辅仁大学,使辅仁成为政府接管的教会学校之一。1952年政府对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辅仁大学正式与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合并,从此辅仁大学作为一所独立大学在大陆上、已不复存在。1960年,该校以“台湾辅仁大学”的名义在台湾恢复,校址设于台北县新庄镇。1963年正式成立大学部,陆续设立文、理、法、商、外国语文、管理、艺术等7所学院,连同夜间部共44个学系,16个研究所,现在有学生1.2万余人,使原辅仁仍不失旧颜。

天津工商学院

位于河西区马场道的天津外国语学院早年是天津工商大学,这座高等学府,为后来的天津市、河北省的多所大学奠定了厚实的人才基础。
天津工商大学筹创于1920年,1921年由耶稣会创办,是一所专科大学。同年选定英租界马厂道(今马场道)为校址。
1923年秋成立预科,正式开学,有学生48人。1924年开始建筑别具风格的主楼—————教学大楼。教学大楼由法国永和工程司设计,为三层混合结构,坐南朝北,正面临马场道,主门厅居于正中。一至三层,主要是教室、备课室及办公室。西翼是教堂,并设有单独入口,将教堂设在教学楼内的做法比较少见。
1925年成立工、商两科。1926年11月教学大楼落成。1927年又建成图书馆、藏书室及新宿舍。1928年第一班学生正式毕业。1930年停办预科,改设附属高级中学(今实验中学前身)。
1931年学校初具规模,学生增至600余名。1933年8月,因所设系科数量未达“大学”标准,注册时易名河北省私立天津工商学院。校训为“实事求是”。
1943年9月,该院添设女子文学系,招收新生90名,由教育家孙家玉主其事。1945年秋又添设家政系及史地系。1946年秋,在工科添设机械系,在商科添设工商管理系,达到3院10系。

神父桑志华创办北疆博物院:
北疆博物院是该校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今天津自然博物馆前身,原名黄河白河博物院。该院专以研究黄河、白河(即海河)两大流域之农矿地质及动物为范围,故院名“北疆”。
北疆博物院院长是耶稣会神父黎桑,他的中国名字叫桑志华(1876-1952)。1912年,取得动物学博士学位的桑志华提出要在中国北方建立北疆博物院。1914年春,他从法国来到天津,直到1921年,桑志华只身一人,身背采集包,手拿地质锤,携带猎枪及各种网具,深入山西、陕西、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采集了大量动植物、矿物标本,为北疆博物院建设打下了基础。
在采掘标本的同时,桑志华还聘请法国和俄罗斯专家来馆对藏品进行整理、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取得了瞩目的成果,被誉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博物院”。桑志华也获得了法国政府“铁十字骑士勋章”。抗战爆发后桑志华的采掘工作中断,1938年回国,1952年逝世。
该校地震仪室陈列有天津最早的地震仪———大地测震仪。这台地震仪为俄国大科学家贾理精所发明,1931年由上海徐家汇天文台运津。

天津最早的建筑教育始于该院:
天津最早的建筑教育事业始于该院建筑系。1937年秋,教育部令工科分为土木系、建筑系。商科分为会计财政系、国际贸易系。建筑系课程采用法国体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津大部分高等学校南迁,一些留津的知名学者,如土木工程专家高镜莹、林镜瀛、谭真,建筑学专家沈理源、阎子亨,物理学专家马沣,地理学专家侯仁之,语言学家朱星等都应聘到该校任教,成为华北地区有较大影响的学校之一。

工商大学历任院长:
于溥泽神父,法国人,天津工商大学首任校长,文学博士。1885年来华。1903年在威县传教。1904年—1911年任献县小修道院院长。1921年7月21日,直隶东南教区受命于教廷筹建天津工商大学,于溥泽神父任筹备院长即天津工商大学校长。1921年7月25日于溥泽神父赴天津开始勘定马厂道清鸣台校址,监督建设、购置设备,聘请教授。1923年9月15日学校投入使用,首届学生入学。1927年于溥泽神父离开天津工商大学赴深州传教,任大名府本堂。1930年4月8日病故。
裴百纳神父,耶稣会士,法国里尔人。法国里尔大学文学学士,哲学博士。1923年到天津工商大学任教,担任方言、哲学、数学教授。1925年7月担任耶稣会天津会长,天津工商大学校长,他精通英语,博通数学,富于天资,诲人不倦,对待学生态度和蔼,当时颇受学生钦仰。为谋工商大学之发展救济金及解决教育等有关问题,曾进行了长达半年的欧美考察,参观各国,以资借鉴。他长途跋涉不辞劳苦。每至一地,驻足时参见拜访各地要人,以联络感情及宣传工商大学之成绩。考察期间他多半时间在法国,所到之处认真搜集、研究教育、查阅有关资料。在巴黎逗留的三日他马不停蹄采购各种新式理化试验器具,并与当地名人学者探讨社会经济问题,并聘请法国著名社会经济学者P.Dubois主持工商大学教务,同时聘请了数名法国知名教授来华任教。之后他又到罗马觐见教宗以及到耶稣会总会呈报天津大学工作成绩及发展计划,裴百纳神父欧洲之行后,先后与欧洲数十所大学结成友好学校,事后这些学校把大量的教材参考书赠送天津工商大学,为天津大学的发展和国内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31年裴百纳神父因病辞去校长职务回国修养,1946年再次来华在天津工商大学任教,1948年开始撰写他从教一生的剧作。他一生为天津工商大学的发展和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呕心沥血,1950年迫于政治原因返回法国。1962年病逝葬于法国布隆尔。
赵振声主教,耶稣会会士,河北省景县黄古庄人。1923年在比利时耶稣会神学院领受神学博士学位,1931年-1933年任天津工商大学校长。1937年12月25日被罗马教宗任命为献县教区主教,同时册封比西加主教封号。1938年3月27日正式祝圣。1948年-1949年2月任北京总教区代理总主教。1949年3月至1953年5月迫于政治赵振声主教隐藏于交河县郝村秘密传教。1953年5月至同年10月迁至坦村。1953年10月应政府之邀返回献县总堂主持教区。1956年7月26日在中南海紫光阁受到周恩来接见。1957年12月担任河北天主教爱国会主席。1962年当选为全国天主教神哲学院董事会副董事长。1966年文化革命爆发,赵振声主教遭遇不幸。
刘斌神父,耶稣会会士,1901年入会,1906年晋铎。毕业于上海大修院。先后在圣若瑟大修院、耶稣会文学院、仁慈堂、仁惠学校等任教数十年,曾任献县公学校长、天津工商学院首任董事长、工商学院院长。1943年7月辞去董事长及学院院长职务,改任工商学院女子文学系系主任,又任献县慕华中学校长。其主要著作有《默想全书》、《退思录》、《圣依纳爵传》、《圣方济格玻尔日内传》、《圣伯多禄卡拉米尔传》、《幼学袖简》、《辅士袖简》等宗教著作,文字通俗易懂,在教会中广为流传。其待人接物和蔼温良,学识广博,为指导神师之典范。修士修女等多出其门下且乐于与之往来,聆听教诲。
刘乃仁(1904-1975),1933年到该院任教,1943年任院长,任内他多方引导毕业生到大后方工作,留于沦陷区的,亦介绍到一般工商机构服务,免为敌伪所用。1944年4月,他因此同张元第(河北省立水产专科学校校长)、袁贤能(天津达仁学院院长)、罗光道(天津广东中学校长)等一起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受到严刑审讯,但敌人没捞到确凿证据,诸人先后被释放。

工商学院时期是该校极盛期:
在1947年天津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该校6月2日同南开大学、北洋大学、耀华中学等联合行动,举行罢课,抗议国民党镇压学生的罪行。
工商学院时期是该校历史上的极盛期,有“煌煌北国望学府,巍巍工商独称尊”之誉。特别是上世纪40年代中期,人才荟萃,影响很大。
工商学院主楼正厅悬有利玛窦、南怀仁画像,墙壁正中悬挂着南怀仁绘制的巨幅《坤舆全图》。

津沽大学私立改为公立后衰落:
1948年秋,学校获准重新注册为“私立津沽大学”。1949年天津解放。1951年9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根据津沽大学校董会请求,批准“津沽大学改为公立,校名仍称津沽大学”,同时“私立达仁学院停办,全部学生转入津沽大学商学院”,“天津土木工程学校合并于津沽大学工学院”,还批准“以津沽大学原有文学院为基础,筹建师范学院”。
国立津沽大学由著名物理学家张国藩任校长。1951年9月25日,举行了“津沽大学改为国立接受典礼暨开学迎新大会”。参加大会的有马叙伦、曾昭抡、黄敬、李烛尘、周叔弢、杨石先、张国藩、孙冰如等。11月19日,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视察天津,特地来到津沽大学看望师生。

河北大学将工商大学作为前身:
1952年春,天津市成立天津、南开、津沽三大学院系调整委员会。8月津沽大学工学院并入天津大学,商学院并入南开大学,并以其师范学院为基础在原校址组成天津师范学院。
1958年夏,河北省教育厅将师范学院扩建为“天津师范大学”,1960年夏改为综合性大学,定名为“河北大学”。1970年11月,河北大学由天津迁至河北保定,原校址改建为天津外国语学院。2001年河北大学庆祝建校80周年,将天津工商大学作为前身。
这所大学,曾经是那样的辉煌灿烂。然而随着历史的脚步,工商大学的辉煌渐渐的被人遗忘。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当年直隶东南教区的耶稣会士们为强国教育,为福传四方奔走求援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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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omdionysius

罗马天主教徒,教名雅各·比约,奉行传统主义,追随圣庇护十世司铎会。幽燕独立运动发起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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