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

内容简介
发生在111年前的义和拳事件,为什么至今都让人觉得模糊、矛盾与冲突?众说纷纭、纷纷扰扰之间,有人说它是民众自发的“爱国反帝”活动,有人认为它是野蛮落后的“排外主义”,这两种极端的评价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事态又是如何发展至不可收拾、清廷和列强在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强烈的吸引着人们去重新了解。本书以全新视角重新梳理庚子年的这段历史,为读者逐一揭开其中的重重真相并全方位的展现百年前的那场大事件。
作者简介
金满楼,原名金松,江西峡江人,现居上海。99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06年毕业于上海社科院亚太研究所。现为《新京报》、《新金融观察》等报刊专栏作家,专注于历史写作与时政评论,已出版《辛亥残梦》、《北洋往事》、《民国原来是这样》等十余部作品。2010年受邀担任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十七集《北洋军阀秘史》电视讲座主讲人。
目录
第一章、风起大刀会
一、“金钟罩”与“铁布衫”
二、大刀向谁的头上砍去
三、突如其来的“巨野教案”
四、教会为何让人讨厌
第四章、北京的春天有点乱
一、触发事端的己亥建储
二、勾心斗角的外国公使
三、扑朔迷离的上谕问题
第五章、义和拳席卷京津
一、直隶义和拳:由南向北
二、“涿州之战”显神威
三、义和拳挺进京津
四、光怪陆离的“义和拳”现象
第六章、一场国际战争开始了
一、使馆卫队入京
二、西摩尔联军与杉山彬被杀事件
三、混乱的决策与克林德被杀事件
四、迷雾重重的“使馆之围”
第一章、风起大刀会
 
一、“金钟罩”与“铁布衫”
1896年春,某传教士路过山东曹县、单县一带时,他看到很多人扛着红缨枪成群结队地在路上行走,人数众多,不知何为。在经人打听后,这位传教士才知道,这是一个名叫“大刀会”的组织,他们正前往单县等地唱戏聚友。据其观察,这些人的行为举止颇为古怪,“掐诀念咒,画符饮吞,排砖排刀,浑身上下无所不排,一夜即成,不畏棒击刀砍,不畏火枪洋炮”,因为这些成员自称“刀枪不入”,该组织又被人称为“金钟罩”、“铁布衫”或“无影鞭”之类。
这名传教士看到的情形确有其事。1895年至1896年间,山东大刀会在曹县烧饼刘庄、单县曹楼及单县西四里的火神庙三处召集会员,以加强组织的凝聚力并向外界宣示力量,而这位传教士看到的,正是1896年三月初三在火神庙为大刀会祖师诞辰而举行的聚会。
这一次,大刀会在火神庙连唱了四天的“对台戏”,会众最多的时候有五六千人。据称,当时火神庙的四周遍插红旗,大刀、红缨枪及铳之类的武器排成一列,并且不断有背着大刀和红缨枪的会员们从附近地区阔步赶来。最轰动的是,当大刀会首领刘士瑞到来时,只见他腰跨大红马,背插大黄旗,威风凛凛,气势非凡,会众们闻说后纷纷起身前去迎接。
当地民众对大刀会的活动并无恶感,在他们看来,大刀会是一个协助官军捉拿盗匪的民间武装团体,而且这次的力量展示成效显著,以至于附近的盗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销声匿迹,菏泽、城武、曹县、单县一带“直无一贼”。
读者或许会问,这个刘士瑞,又是何许人也?
刘士瑞,山东曹县烧饼刘庄人(今属单县),当年四十四岁,家里有田数十亩,在当地是个富农,也是烧饼刘庄的族长。刘士瑞年轻时曾读书并有志于科举,可惜运气不佳,连秀才也未曾得中,只在后来捐了一个监生。后来(何年何月尚不得知),刘士瑞跟从一名叫赵天吉的人学得“金钟罩”功夫,由此搞起了大刀会。
关于刘士瑞的这个师傅,当时官府的报告只说他是位无名的游方道士,其他一概付诸阙如。据后来的调查,这个名叫赵天吉的人,虽然不知道是哪里人,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他已七十多岁,曾骑着一匹黑马来往于鲁西南及交界地区秘密授徒。大概在这个流浪的过程中,赵天吉住到了刘士瑞家并将“金钟罩”功夫传给了后者。随后,刘士瑞又将此术传给曹得礼等人,并开始在曹县、单县一带组织大刀会。
大刀会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金钟罩”。“金钟罩”取“金钟罩体”之意,本是一种古老并带有一定迷信色彩的硬气功,在华北一带流传已久。在之前的一百多年中,有不少反清的教派曾秘密传习“金钟罩”功夫,如1774年举义的清水教和1813年起事的天理教,他们便有不少人练习“金钟罩”并声称通过吞食符箓,做功运气,就可以不怕刀砍棒打,能抵御强大外力的袭击。除了“金钟罩”之外,大刀会也练习普通的拳棒功夫和刀法枪术,其会员大多携带大刀或红缨枪,这也许是“大刀会”名称的来源。
作为梁山泊好汉们的故乡,鲁西南地区一向就不太平。在太平军与捻军起事期间,有一个名叫“长枪会”的组织从当地团练中脱颖而出,一度还与当地官军相抗衡。1876年山东大旱时,有个名叫朱振国的人宣称自己是明朝皇室之后并率灾民们揭竿而起,只是后来因为当地下了一场透雨,参加起事的灾民们大都散伙回家补种庄稼去了,朱振国的起义也随之失败。
1880年后,鲁西南地区的匪患愈演愈烈,和梁山好汉不同的是,这些骑马结队的盗匪们大多使用新式快枪,来如风,去如电,机动性强,杀伤力大,可谓是真正的山东“响”马。尽管清廷连续发布上谕,严饬山东地方官员大力剿捕,但盗匪却越治越多。1894年7月间,一股盗匪在抢劫巨野县龙堌集时,竟持洋枪击毙清军十几人,可见该地盗匪之猖獗。再如大刀会兴起的单县,当时即有记载称,该县“抢窃案多或千余起,少亦数百起”,“单境遍地是贼”。
与此相对应的,大刀会也在1894年后开始公开活动,特别在击败“岳二米”匪帮之后,大刀会更是声名赫赫,入会的成员急剧增加,特别是一些小地主、富农等。由于大刀会“豪侠尚气,除剿贼外并不滋生事端”,“不掠财奸虏”,“专心仗义,与盗为仇”,因此“乡村大户多有雇以保家”,“绅士亦与来往”。据后来的调查称,就连当地的大地主也派自己的佃户雇农入会,以保护他们的庄园。
从这个意义来看,大刀会实际上起到了维护地方治安的作用,当时的曹州知府毓贤也对大刀会捕获贼匪送官一事表示了赞赏,“嘉其勇于捕盗,重犒鼓励,会中人均感之,乐于助官捕盗”,而当时会中人还传说首领刘士瑞因此获得“三品顶戴”,这也反映出大刀会得到了当地官府的认可。
   在大刀会的兴起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大刀会的招牌“金钟罩”及“刀枪不入”的观念在当地似乎深入人心;二是当地官府对本地的控制能力正在弱化,以至于他们需要民间的武装团体来协助捕盗;三是大刀会不受官方掌控,一旦当地盗匪减少,大刀会在失去这个公开活动的前提后,必然会引发其他事端,而首先与之引发冲突的,正是教会的势力。
二、大刀向谁的头上砍去
1896年2月初,在曹县、单县及成武县交界的太平集上,一位名叫郝和升的药铺商人按年前收账的传统前去催促一个名叫吕登士的教民将赊欠药钱还清,后者仍想拖延还款,结果两人发生口角。争吵中,郝和升指责吕登士仗着洋教的势力赖账,而吕登士的族人吕莱(也是教民)则在一旁帮腔并辱骂郝和升是“白莲教妖人”—就当时而言,“白莲教妖人”不仅是侮辱人的话,而且弄不好会被诬陷到官府去吃官司—由此,双方的对骂升级,郝和升回敬吕莱是“羊羔子教庇护匪人”,这话实际上是暗指吕莱曾经做过匪徒、后来为逃避罪行才入了洋教的“丑事”。所幸的是,当事人在这次口角虽然情绪激动,但双方并没有发生肢体冲突。
事后,被“侮辱”了的吕莱咽不下这口气,于是他跑到附近的破楼角寨教堂,找到张连珠教师(准确的说,应是布道事工,因为他尚没有达到教士这个级别)并声称郝和升辱骂了基督教,要求教会给他出气。张连珠本非好人,他听后立即召集一伙基督徒拿着家伙去找郝和升算账,但到了太平集后,他们要找的人却早已消失不见。
第二天,附近的李海集正值赶集日,郝和升像往常一样前去做买卖。张连珠得知后,便带着人马前去找麻烦,只不过郝和升得到了消息而提前躲藏了起来。这时,大刀会首领曹得礼恰好路过李海集,于是郝和升便去向曹得礼求援并要求大刀会给予保护。曹得礼听后起了侠义之心,他不仅答应了郝和升的要求,而且召集了附近的大刀会成员,要与洋教师张连珠说说道理。
不多久,双方人马在某药店相遇,正值剑拔弩张之时,药店老板怕双方打架砸了他的店铺,于是把两个首领都请进药店温言劝慰,试图说和双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这时,集上的人听说这里有人要打大仗,围观的人挤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无法施展拳脚,只好偃旗息鼓,各自回家。
回到教堂后,张连珠觉得自己丢了面子,必须要讨个说法才能挽回,于是他又跑到在天宫庙附近主持教会的王教师那里求援,要求其带人前来助阵,并派人给曹得礼送信约期“理论”—其实就是要再打一架,一决胜负。
曹得礼接信后,便带着郝和升去见大首领刘士瑞,刘士瑞同意曹得礼带人前去讲理。曹得礼带着大队人马去破楼角寨找张连珠时,张连珠不在,于是曹得礼又带着人去天宫庙。这一次,大刀会闹出的动静不小,没等曹得礼一行人到达天宫庙,当地防营的哨官宋清太及寨长等人赶来劝阻,并约好日后为之调停,而这时连成武县的知县也被惊动,县太爷亲自前来劝慰,曹得礼等人只好就此作罢。
在此之前,某德国传教士则在宋清太营中听说了张连珠之事,于是邀请了另一位德国传教士去找张连珠并责怪他多事,随后两位德国传教士又请宋清太从中调停,双方互相和好,不再生事。
不管教堂有没有被砸,反正事情已经被搞大。不久,在本地传教的德国圣言会主教安治泰上书巡抚衙门并抗议大刀会拆毁教堂,诱拐教民,要求予以惩处,不仅如此,德国公使海靖还为此事而特意跑到总理衙门交涉。如此一来,曹县、单县和成武县便在春节后发布公告禁止大刀会,随后曹州知府毓贤也颁布告示,悬赏捉拿会首头目。当然,这些只是做给洋人看的表面文章,当地官府并没有人真正去抓捕大刀会的任何成员。
按说,这次因讨账而引起的事件原本是极其微小的事情,但最终却引发了大刀会与当地教会的一次冲突。尽管这次的事件没有发生械斗伤人之事,但双方都憋了一口气:教会认为他们受到大刀会的欺压,而大刀会却因此被官府禁止。在大刀会成员的眼中,教会包庇匪人(他们宣称教会收留了盗匪“岳二米”的部下),欺压良民,而他们则是乡民的保护者。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大刀会与教会的对立,随着盗匪活动的日益减少而变得更加激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896年6月,大刀会又在江苏砀山县(与山东单县接壤)与教会发生了更大的冲突。本次事件还得从黄河改道说起。江苏砀山县有个名叫“东湍”的地方,此地位于庞家林和刘堤头两个村之间,原本是曲阜孔府的鹅鸭饲养用地。这里因为靠近黄河,当时主要是一些不能耕种的湖地。1875年黄河改道后,黄河故道成了肥沃的淤土,这里便形成了千亩良田。由于这块地的所有权不明,附近的庞姓和刘姓两村的大户人家便一直为此发生争执,据后来的调查称,“附近谁有势力,谁就可以霸占耕种”,“农民租种,谁有势力就向谁交租”。在之前的七八年中,庞家在争斗中占据优势,他们的头领是一个名叫庞三杰的武生员,他箭术精良,年轻力壮,当时还没满三十岁,家里有近三百亩地。
不过,在刘氏家族加入教会并在刘堤头修建了一个小教堂后,事态却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那就是刘氏家族试图以教会为后盾,来加强自己对这块土地的要求。1896年6月,刘堤头的地主刘荩臣派人到那块地里抢收麦子,冲突由此爆发。庞三杰得到消息后,立刻带人前去兴师问罪,但刘荩臣却藏进了刘堤头教堂,使得庞三杰等人无法攻击。受阻之后,庞三杰便赶到山东单县请来大刀会的师傅智效忠,并在庞家林组织大刀会。
实事求是的说,这本是一件地主之间的普通土地纠纷,很难说谁有道理、谁没有道理,因为这块地本来就是因黄河改道而形成,这种归属权的官司,即便打到县衙门也很难令双方同时满意。可以预见的是,事态的发展随着一方加入教会而另一方加入了大刀会而变得复杂了起来。考虑到刘家可能会借用教会的势力把持诉讼,庞三杰决定用实力来抗争,他随后到山东单县找刘士瑞请求增援。不久,庞三杰从山东带回六十名大刀会成员并将刘堤头教堂大卸八块,一举焚拆了。
出人意料的是,焚拆事件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冲突,因为当地传教士对这桩土地归属权的争议早有所知,他们认为这是两个家族之间的世仇和土地之争,因而不打算介入其中而是便按事前的计划撤离了这个是非之地。当地知县在得知此事后,也只是劝谕庞三杰安静下来,不要生事。
但是,庞三杰等人并没有歇手的打算,他们随后又袭击了传教士在砀山县的主要驻地侯家庄(当时已无外国人),并将这里围了三天。在这三天里,庞三杰等人不断到周围村庄里对教民进行恐吓和劫掠,并声称会有更多的山东人马过来。庞三杰等人的活动使得当地的一些社会渣滓也参与了进来,当地的富户只好向庞三杰等人奉献了食物、衣服、牲畜等。从这件事来看,庞三杰等人举动似乎是想彻底清除教会在当地的影响。
在回山东的路上,庞三杰等人又劫掠了单县的教民财产并烧毁了天主教薛孔楼洋学。在这过程中,庞三杰的人马增加到上千人,在从砀山县到单县和丰县的路上,他们烧毁了九十多家教民的房子,随后又返回侯家庄并将那里的建筑付之一炬。
这时,江苏的官员们终于按捺不住了,他们随后调集了一支相当规模的军队前来镇压。威胁之下,庞三杰随后又向刘士瑞请求增援,后者派出了他的得力弟子彭桂林前去领导山东大刀会的成员。但是,庞三杰的队伍因为夹杂了太多原本不是大刀会的人而变得纪律失控,为了解决食物问题,庞三杰和彭桂林只能对这些人的劫掠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是官军还是贼军,当时打起仗来后勤问题总是一片混乱。
6月28日,庞三杰、彭桂林等人率大刀会围攻单县和砀山县交界的马良集,次日攻入后对集内的盐店、酒店、京货铺、杂货铺及江南裁缺外委衙门进行了一番抢掠。这些人的举动激起了地方团练的愤怒,当时马良集的寨主率领上千人与之对阵,并协助赶来的官兵一起进攻,最终大刀会失利,在死伤了八九十人后,首领彭桂林和智效忠分别被擒被杀,庞三杰侥幸逃命,余众则一哄而散。
庞三杰引发的事件被武力平息后,迫于德国和法国公使要求严惩凶手的压力,山东巡抚李秉衡决定对大刀会进行弹压。为根除隐患,李秉衡向当时已经升任为山东按察使的毓贤及新任兖沂道锡良分别发布指令,要求将刘士端和曹得礼二人予以处决。李秉衡此举,似乎是有意要撇清与大刀会的关系,以免有“包庇纵容例禁会匪”之嫌,而这两位新任的官员,显然也要对上司有所表示。
于是,这次的事件有了一个圆满的解决,庞三杰在离开家乡一段时间后,又返回了老家并逐步恢复了他的社会地位。令人称奇的是,庞三杰随后开始频繁的参与教会活动,在1897年秋天因“巨野教案”爆发而导致地方局势不稳的时候,庞三杰还曾亲自前去保护耶稣会的江南主教通过这个教区。更有意思的是,庞三杰后来并没有参与义和拳的任何活动,他后来接触到山东的革命党人并投身于革命活动,1936年国民政府还曾为他立碑。
从这个戏剧性的事件或许可以看出,当地民众对教会并没有绝对的仇恨而更多的是一种利益纠葛,而教会干涉词讼并借以发展教民也是不争的普遍事实。至少从徐州教区来看,在庞氏家族皈依教会后,这个教区的教民在随后的几年中得到急剧的发展,1896年徐州教区入会人数只有3550人,1897年则达到10000人,而1898年是17000人,1899年甚至达到了26000人。
三、突如其来的“巨野教案”
就在大刀会的事件已经风平浪静之时,鲁西南突然又发生了一件大教案。1897年11月1日的深夜,在巨野县的磨盘张庄教堂,两名德国传教士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杀死,史称“巨野教案”或“曹州教案”。
10月31日,也就是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本是基督教的万圣节,用中国人的思维来说,这就是西方的“鬼”节,各种妖魔鬼怪和巫婆们都会在这个夜晚集体出动,群魔乱舞。这一天,在郓城传道的韩理神父因为工作开展不顺利而心情沮丧,于是在巨野县传教的薛田资便邀请他来磨盘张庄教堂小聚,顺便一起进行万圣节的祝祭仪式。当时还有一个在阳谷县一带传教的能方济神父也来参加这个祝祭仪式,他原本打算仪式结束后去拜访曹县的另一个神父,但因为下雨而在薛田资的教堂里过夜,不料这一宿却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巨野县距济宁约五十里,处于曹州(今菏泽)与济宁的中间,郓城、阳谷与梁山县在其北边,曹县、单县、成武县及金乡县(也就是大刀会的中心区域)在其南边约一百里不等。熟悉《水浒传》的朋友都知道,此地便是当年梁山泊好汉活动的中心区域。
这一晚本来该死的人是薛田资,但他在临睡前把自己的卧室让给了两个客人,自己却睡到了看门人的房间。就在当晚的午夜时分,一群人冲进教堂,他们打着火把,一边放枪,一边径直冲进薛田资的住处,将屋内的韩理和能方济乱刀砍死。由于屋内出现了两个外国人,这群人意识到被杀的可能不是薛田资,于是他们又到教堂的各个房间搜查,但这时村里的教民闻讯赶来,这群人没来得及搜查仆人房间,薛田资这才幸免于难。
由此看来,这应该是一场有计划的谋杀。因为是外国人被害,事态严重,当地官员立刻行动起来,之后逮捕了当地的一些土匪流氓,还有一些与教会、教民有仇隙的人,这次的破案极为神速,很快便有两人被处死抵罪。按官方的说法,当晚参与整个事件的人有11个,都是些平素游荡度日的游民,他们听说磨盘张庄教堂存有钱物,于是便起意行窃,并于当夜二更时分潜入教堂,结果导致传教士被害,财物被抢劫。
这个处理结果,很大程度上是当地官府为了尽早结案而随意找了几个替罪羊。从各种材料来看,不但薛田资对此表示不满与怀疑,就连当地人也不相信这个结果。当地官府把这个事件定义为“起意行窃、强盗杀人”,这并不是一个认真调查后的真相,因为当晚并没有多少抢劫的迹象。
当地有这样一个说法,说是巨野县独山集小刘村有个叫刘德润的人,他与江湖绿林好汉多有交往,1897年的时候他被人告发,巨野知县派人去抓捕他,而前去执行任务的新任捕头魏伯溪,此人原是刘德润的同伙,但这次他并没有顾及当年的战斗友谊。刘德润得知消息后逃到了安徽,结果他的妻女被魏伯溪带人捉拿收监。刘德润气愤之下纠集了他的一些拳友(其中就有不少大刀会的成员),并决意报复官府与魏捕头。他们的计划是,杀掉当地惹人憎恨的薛田资神父以陷知县和捕头于困境,使知县的仕途化为泡影。
在后来的记叙中,当事人薛田资多次指责大刀会参与了这场凶杀。他说,在“曹、单教案”后,“大刀会仍在继续活动,他们对洋人的仇恨越来越深,烧毁天主教堂成了他们严厉报复的主要手段。……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谋杀能方济和韩理两位神甫。在寂静的1897年11月1日之夜,他们袭击并疯狂至极地谋杀了圣洁的教士”。薛田资的话不免也有谎言的成分,事实上,当晚这群人要对付的不是能方济和韩理,而是薛田资自己。薛田资之所以要把焦点引向两位被误杀的神父,主要是为了掩盖他在当地民愤甚大的事实。
薛田资对中国并无好感。1893年来到中国时,他曾用这样的话描述了他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我们进入这天朝之国的大门时,发现(中国人)没有信心,他们用狡诈、教傲和藐视来回答我们探寻的目光”。在他的眼中,中国的官员懒惰而因循守旧,中国的食物难以下咽;在一次旅行中,因为忘记带叉子和匙子,他被迫用“两根短棍”来吃东西。
传教过程中,薛田资对当地人心怀不满甚至充满偏见,在他看来,他的教民在当地如同“外国人”,总是受到村民们的侧目和嘲弄;如果有人入教,他的言行就会被人监视,朋友离弃他,连亲戚都不再相认,整个村庄都视其为外人,甚至编造各种诽谤来非难和攻击他;教民的小孩被骂做“小鬼子”,村里的孩子不和他们玩,村中的娱乐活动也不让教民们参加,村民们总是抓住一切机会来嘲笑并拿教民取乐;要是村中丢了东西,村民们一定指责是教民偷的,失主甚至会跑到教民的家门口耀武扬威的大声叫骂。
根据薛田资的自述和当地的口碑材料,可以确信他在吸收教民过程中曾经与附近的曹庄庄长曹作胜发生过矛盾。1896年的圣诞节,有五位曹庄的村民来磨盘张庄教堂听道,并向薛田资表达了入教的愿望,随后薛田资派出一个中国教师前往曹庄,这几个曹庄的村民将村前的戏棚改为祈祷处,后来这里变成了教堂兼学校。不久,以这五个人为基础的二十几户人家都加入教会,这几乎占到了曹庄一半的人口。
最开始,曹作胜也想加入教会,但薛田资听说有人告发他偷盗并杀死邻村的母牛,入教是为了寻求教会的保护,于是薛田资便拒绝了曹作胜的请求。由于入教的村民拒绝负担村中迎神赛会的费用,而且公用的戏棚也变成了教堂,这加剧了以曹作胜为代表的乡村传统势力与教民的冲突。作为庄长,曹作胜感到自己的面子受损,于是他煽动村民们断绝与教民的来往,由此教民和村民形成对立。但是,占据村中一半人口的入会村民经常在一起聚齐祈祷,这和传统涣散的村民结构形成了很大的威胁。在此情况下,曹作胜试图引入外部力量,这便是与大刀会的联手。由此,薛田资在案后一直指责曹作胜勾结大刀会杀害了两位传教士。
教会在中国发展教民时,最初吸引的多为一些弱势群体,因为教会可以施舍一定的金钱和粮食,起到维持生存的慈善作用;另外,教会经常干涉词讼,为那些遇到麻烦的人提供保护伞,譬如大刀会指责教会收留了盗匪“岳二米”的部下(而这些盗匪本就是一些赤贫者),后来庞三杰加入教会也是其中一例。
由此,教会打破了传统的乡村秩序而形成另外一种势力,这种势力甚至可以凌驾于地方官府之上,一些教民在与村民发生矛盾时,常常通过传教士介入诉讼,传教士又向官府施加压力,如此一来,往往是教民一方获胜。如果地方官不肯屈服的话,传教士则有可能通过主教向北京的公使们向总理衙门施压,总理衙门稍有抗拒,这些公使们便动辄恫吓要自行保护教会的利益。由此,总理衙门不胜其扰,只得责令地方官府尽可能的就地解决这些“民教”争端,地方官也不得不“袒教而抑民”。如此一来,民众在“民教”冲突中失去了国家公权力的保护而只能在赤手空拳、毫无防护的状态下与教会及一些无赖教民进行抗争,这种冤抑一旦爆发出来,势必造成更大的风潮。
 “巨野教案”发生后的第三天,正在意大利休假的安治泰收到了圣言会两位传教士被害的消息后,他立刻起身前去柏林,并向德皇建议:“如果德意志帝国真的想在东亚取得一个属地,并重新巩固我们几已扫地的威信,这将是最后一个机会”。不待安治泰的建言,德皇在前一天便得知了消息,随后便公开炒作了他对此事的愤怒:“我刚才在报纸上读到山东省内我保护的德国天主教突遭袭击的消息,舰队必须采取积极行动,报复此事。如果中国政府方面不立即以巨款赔偿损失,并实力追缉及严办祸首,舰队必须立刻驶往胶州占领该处现有村镇,并采取严重报复手段,我……决定要以极严厉的,必要时并以极野蛮的行为对付华人。”
事实上,德皇的愤怒是蓄谋已久的。作为一个后发的欧洲强国,德国对海外扩张已是急不可待,而中国的胶州湾成为了德国推行全球政策的第一起点。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曾7次到中国旅行,他早在1869年就认为,“胶州湾乃中国最重要之门户”,“欲图远东势力之发达,非占胶州湾不可”。甲午战争结束后,德国一改战时对华漠不关心的态度,突然积极参与“三国干涉还辽”,其中便不无获取胶州湾之企图。
  对德国来说,教会的事不重要,重要的是租借胶州湾。1898年3月6日,《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正式签订,其主要内容包括德国租借胶州湾99年,租借期间,租界均归德国管辖,中国无权治理;德国获得胶济铁路的铺设权并获得铁道沿线30里内的矿产开发权;山东省内如开办各项事务,商定向外国招集帮助办理,或用外国人,或用外国资本,或用外国料物,均应由德国商人优先承办。由此,山东成为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四、教会为何让人讨厌
历史上,利玛窦等传教士为了传教而采取了尊重中国文化的做法,这引起了方济会和道明会传教士的反对。黎玉范神父来华后,他在向教廷的报告中指责耶稣会宽容中国信徒的祭祖、尊孔等行为,有违教义,由此爆发了中外教会史上教廷与清廷的“礼仪之争”。这场争论从东方发展到西方,一共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最终的结果是导致了清廷的“百年禁教”。
“礼仪之争”的实质,其实是天主教是否应该适应中国文化的问题。在后来的传教士中,很多人不愿下功夫学习中国文化,也没有像利玛窦早一辈的传教士那样对中国文化习俗给予应有的尊重,他们大都带着“欧洲文化至上”的思想,对中国文化习俗采取轻率否定的态度,加上各修会之间的私利之争,最终引发了这场“宗教地震”。  
      1704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发布教谕,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祀孔,并派遣特使铎罗前往中国觐见康熙。铎罗不敢和康熙发生直接冲突,后来却在南京以公函的形式公布了教宗克莱孟十一世的禁令,并声称凡违反禁令的人必须赶出教会。康熙得知后大为震怒,立即下诏将铎罗押解到澳门拘禁,并明确声明教皇无权干涉中国事务。不仅如此,康熙还命令所有在华传教士必须向内务部申请“印票”(即“永居票”),印票上写明姓名、年龄、来华日期及永不回西洋等内容,无印票者一律驱逐出境。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传教士怕触犯教规而拒领印票,之后被迫离开中国,而另一部分人领取了印票并继续在中国传教。 
1715年,“礼仪之争”愈演愈烈,教皇克雷芒十一世重申前禁,违者与异端同罪。1720年,教皇派遣的特使嘉乐来到中国,请求康熙允许传教士和教徒遵守教皇《禁约》,康熙看完《禁约》后批示:“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堪况西洋人等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于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内地购地置房、建堂传教的权力。由此,基督教各教派的活动活跃了起来,由此也引发了诸多事端,而究其原因,仍旧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特别是在西方文明已经显现出其优越性而中国已经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这种冲突便显得更加的激烈。
和利玛窦时期相比,近代来华传教士大都报着西方优等文化的心态,在他们的眼里,中国早已从《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强盛之邦变成了一个穷国、弱国,不再有昔日的辉煌。正如基普林在《白种人的世界责任》一书中所说的,当时的传教活动并不是对中国的同情,而是传教事业和西方文化渗透的需要。欧美列强对中国的资源和市场很感兴趣,而传教士的雄心更大,他们志在改变中国,并企图用基督教义来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
但是,西方传教士的目标很难达到,因为基督教的教义很难吸引中国人。譬如《圣经》中称耶稣无父有母,其母玛利亚又是未婚而孕,国人对这种神话除觉得荒谬外,基本很难接受。再如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说,中国从历史上来说就是一个无宗教的民族,群众百姓随拜随信,神佛道杂然相处,多个耶稣上帝也不为多,但若要全听全信,则断无可能。毕竟,中国人受上千年的儒家文化熏陶影响,中国的传统很难抛弃。
如果仅仅是信仰的问题,倒也还不至于构成激烈冲突。在士大夫眼中,基督教无非是些异端邪说,大可不管不问,但问题是,基督教是一个入世的宗教,它特别强调社会组织和交流。对于教民来说,宗教就是生活,他们从生到死,出生、教育、婚姻等社会活动都被纳入到教会的圈子中进行,这种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在当时的环境下很容易引起冲突。
在中国人的传统生活中,社会交往活动都是在家族和村落的组织下进行的,教会进来后则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秩序,一部分教民脱离了传统的社会圈子,他们不再参加清明祭祖,不再为迎神赛会集资,也不再参加龙王庙的求雨仪式,甚至不再参加村里的公共活动。在教会的组织下,这些教民定期聚集做礼拜,这在其他人的眼中,教民们行为古怪,不敬祖先,离经叛道,完全成为群体外的“异端”。特别在教民人数少的村庄里,教民更是受到歧视,他们甚至不准使用村里公用的井水。
但是,教民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他们的组织性,这是传统村民所不具备的。正因为这种组织性,即使教民们在村庄里处于人数上的劣势,他们在与村民的对抗中也并未必处于劣势。十九世纪末,“民教”冲突越来越激烈。事实上,因“民教”冲突引发的教案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譬如1870年的天津教案,当年4、5月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的事件,而恰在这时,因为天气炎热、疫病流行,教会育婴堂中收养的多名孤儿患病而死。于是乎,谣言遍天津,什么洋人“迷拐童男童女,剖心挖眼,以为配药点银之用”,“将人以毒药养成千里眼,及照像机器,扒心熬油,铸蜡烛点灯,以照金矿”等等。这些谣言有鼻子有眼,不由得不信。本来嘛,那些洋人长得鹰鼻深目,行为举止古里古怪,看起来就不像好人,成为谣言的主角也就很自然了。
后来,偷拐儿童的匪徒武兰珍被一名被当地人扭送到官府,他在口供中捏造教民王三及教堂是其合作伙伴,由此民情激愤、士绅哄然,给官府和教堂产生了很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天津知县将人犯武兰珍带到望海楼天主堂对质,却发现该堂并无王三其人,教堂内也无人认识这个武兰珍。但是,数千名不明真相的群众仍将教堂围了各水泄不通,诸多人等不肯散去,以至于引起了极大混乱。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在要求总督崇厚派兵解救教堂而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后亲自前往教堂,不料其在与知县刘杰理论时竟然怒而开枪,结果将知县的随从打死。群情激愤之下,丰大业及其秘书被乱拳打死,连带天主教堂里的10名修女、2名神父,还有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都死于非命,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全部焚毁。由于这些参与者中尚有不少蓄有异志的秘密社团,这就使得这个事件更加的扑朔迷离。
事件发生后,以法国为首的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外国军舰也前来天津梭巡示威,局势相当紧张。当时声望正隆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受命处理这事,最终结果是处死18人,充军流放25人,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北洋通商大臣崇厚亲自前往法国道歉。所幸的是,在事件交涉中,法国因在随后的普法战争中一败涂地,没有时间和精力继续纠缠此事,天津教案这才得以平息。
从1856年到1899年的43年间,中国共发生重大教案700余件,天津教案是其中最典型也是影响最大的,类似的小教案还有很多。究其原因,大多是因为中外双方互不了解,加之外国人根据条约在中国享有一些特殊权利,譬如领事裁判权,他们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而得到领事的保护,就连传教士的寓所和教堂,中国方面也无权管辖,即使中国犯人逃到那里,官府不能去逮捕;更有甚者,官府赔给教民的损失也都由传教士发放。有了这些特权,部分外国传教士为所欲为,任意包庇不法之徒,干涉词讼,也就毫不奇怪了。
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各修会及新教各差会纷至沓来,在山东展开传教活动。1888年,山东共有教徒16356人,大小圣堂120座,中西神甫20位。天主教各修会除之前来过中国的外,又有一些新建立的修会来到山东,其中最讨厌的“麻烦制造者”是德国的圣言会,因为他们不但屡屡制造教案,而且为后来德国侵占胶州湾直接提供了借口,其对山东本就激烈的“民教”冲突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专制社会,儒家思想一直占据主流,而其他的传统风俗习惯及佛、道、神巫等宗教和文化相互掺杂,由此形成了一个弱势平衡。外国教会的贸然闯入,打破了这样一种弱势平衡,其引发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正如传教士自己说的:“所有的中国人,只要他违背了他们国家的传统宗教习惯,特别是祖先崇拜,(他)即将被认为是对祖国的背叛和对祖宗的忘恩负义。”
  对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的冲击,加之“民教”之间的私人喜好及恩怨、因天灾人祸引发的贫富差距及赤贫化等方面因素,特别是德国侵占胶州湾后引发的外国侵略及其带来的民族危机,这种冲击的后果和一系列的惩罚往往会落在教民与教会的身上,因而在十九世纪末教案的层出不穷,在适当的条件下,星星野火也就成了燎原之势,最终无可收拾了。
第四章、北京的春天有点乱
 
1898年前后,在华的外交官大都换了新面孔,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来保护并扩大他们的利益。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对中国的内政毫不了解或者根本就漠不关心,他们对中国的礼仪和文化没有丝毫的尊重而经常以对待非洲人的手段进行恫吓和交涉。
一、触发事端的己亥建储
1875年,慈禧太后的独生子同治皇帝死的时候,因为没有留下子嗣而给皇位继承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按常例,同治是“载”字辈,应当从下一辈也就是“溥”字辈中挑选继承人为嗣(同治名载淳,光绪名载湉,宣统名溥仪)。当时在溥字辈中,道光长子奕纬之孙溥伦最大,按理应当立他,但这个提议遭到奕劻等人的反对,他们认为溥伦之父载治不是奕纬的亲生子,而是由旁支过继的,在血缘上差了很多。慈禧太后也反对由溥伦继位,她的想法是一旦立了“溥”字辈,她就变成了太皇太后,按祖制就不能垂帘听政而必须退出政治舞台,这是她所不愿意看到的。
在慈禧太后的坚持下,醇亲王奕澴的长子载湉被立为皇帝,也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之所以要立光绪,主要原因是光绪的母亲乃是自己的亲妹妹,而且皇帝年幼,便于操纵。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光绪承继的是咸丰皇帝的帝位,这样,慈禧太后便可以继续以皇太后的名义垂帘听政。
但是,这样的解决办法打破了祖制并引发了“礼仪”之争的问题,同治和光绪都是“载”字辈,同治死后无嗣,而光绪承继的是咸丰之位,那同治的位置就尴尬了,因为到了他那里等于“断了后”,而同治的皇后(状元崇绮之女)更是麻烦,她这个皇后当得不明不白,最后被迫在同治死后的次年吞金自殉。
在同治和皇后大葬之后,一位名叫吴可读的吏部主事在一座废庙中仰药自殉,以“尸谏”的方式抗议慈禧太后破坏祖制,并留下遗疏指责其贪恋权位,罔顾亲情,不给同治皇帝立后,实为酿成大错。这事发生后,举朝震惊,而自知理亏的慈禧太后只得拟定了另一个办法,那就是下诏称光绪承继咸丰大统为嗣皇帝后,等生有皇子后即承继同治帝为嗣。也就是说,等光绪到时生了儿子,将作为同治的子嗣继位,这样才算把名分问题摆平。
光绪进宫时只有四岁,由既是姨妈又是伯母的慈禧太后照管,慈禧还亲自过问小皇帝穿衣、吃饭、洗澡、睡觉等生活琐事。据宫中的太监说,光绪称慈禧太后“皇爸爸”,但慈禧在教育孩子方面并不是什么行家里手,她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就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案例。由于慈禧至高无上的威权,她在对待光绪的教育方法上也是十分的粗暴性急,光绪稍微不合己意,便是讥讽、呵斥甚至责打,这对后来光绪的性格影响极大。小时候的光绪胆小怕事,听到打雷或者大点的声音往往都会颤抖哆嗦。慈禧太后过分的责罚,严重打击了光绪的自信心,以至于其性格既懦弱怕事,但在青少年的时候又会出现强烈的逆反,正如光绪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中的表现一样。
心理学理论认为,儿童在被自己父母讥笑或虐待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但在父母的威权下,这种逆反心理又诱发一种内疚感,从而否定自己的行为。长此以往,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儿童往往患得患失,做事犹豫不决,缺乏自信。与同治一样,慈禧对光绪造成了巨大的阴影,以至于影响到他的一生。在自卑的同时,光绪往往会不自觉地进行消极反抗,比如见慈禧太后时总是一脸死相,让慈禧太后扫兴,这两人的关系如同噩梦一般。
光绪亲政后逆反的表现,更是加重了慈禧太后对光绪的不信任,在她眼里,光绪始终是个懦弱自卑、犹豫不决、依赖性强、难以独当大任的孩子。她在光绪亲政后对朝政的不断干涉和把持,很大原因就是出于这种心态。但她从不去想的是,光绪之所以成为一个人格心理存在严重缺陷的人,正是因为她的粗暴教育所造成的。
光绪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作为慈禧太后的傀儡而存在。就连在后宫生活中,慈禧太后也要对光绪加以控制,比如众所周知的光绪选妃事件,结果造成光绪和隆裕皇后(慈禧太后的侄女)终身不和,两人长期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就算在一起也常常默坐无言,而光绪后来喜欢的珍妃,却一直为慈禧太后所厌恶。
甲午战败后,光绪愤而欲行变法,但维新不过百日,即遭到慈禧太后的扼杀。苏继武在《戊戌朝变纪闻》里描述了这次政变,说慈禧太后称“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而恽毓鼎也在《崇陵传信录》也提及此事,慈禧太后当时怒骂光绪说:“我抚养你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战栗了半天,说:“我无此意”。慈禧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
由此,光绪便被软禁在瀛台。瀛台本为中南海中的一小岛,三面临湖,只有一桥可以进出。不仅如此,慈禧太后走后,又派来心腹侍卫对瀛台严密看防,光绪的任何举动,都会有人向慈禧太后报告。《金銮琐记》中说,光绪有一次逃到西苑门口,被多个太监强扭发辫拉了回去,有人亲眼看见光绪出灜台后,仰首向天而望,刚甩开身边的人走到乾清门,便有太监十余人阻拦去路。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担心民间舆论对她不利,又让太监们到酒肆茶坊里去传播谣言,诋毁光绪的种种昏庸不道,无端迷信西法,甚至谋杀太后等等,这下反让人觉得都是光绪的不是,而慈禧太后训政便是理所当然。如此一来,光绪就更加孤立了。
但是,限于皇帝的名分,光绪虽然人被幽禁,但每日还得在慈禧太后的逼迫之下,像个木偶一样上朝召见臣工,这种苦处比禁锢独处恐怕更要痛苦百倍。每次临朝,光绪被置于大庭广厦之中,声音笑貌无一自然,如颠、如聋、如哑,而大臣们对光绪也是以颠聋哑视之,仿佛对待空气一般。《崇陵传信录》里说:“至戊戌训政,则太后与上并坐,如二君焉。臣公奏对,上嘿不发言,有时太后肘上使言,不过一二语止矣。迁上于南海瀛台,三面皆水,隆冬冰坚结,传闻上常携小奄踏冰出,为门者所阻,于是有传匠凿冰之举。上常至一太监屋,几有书,取视之,《三国演义》也。阅数行掷去,长叹曰:‘朕不如汉献帝!’”
没多久,外国使馆派人来打听光绪的境遇,其中不乏干涉之意,慈禧太后深以为恨,便将光绪生病的消息公然诏告天下,并为之延请名医,以证明自己训政的合理性。对天下子民公布皇帝病情的事情,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事情,因为这往往有皇帝将不久于人世的政治含义。各省督抚或诧异,或觉得这是废帝的前兆,大都不敢从命。
早在戊戌年(1898年),坊间便盛传天津阅兵行废立阴谋之说,尽管那只是是空穴来风,但未必就是无稽之谈。戊戌政变后,废立的传闻更是甚嚣尘上,京师传出消息说“皇上病势沉重, 恐致不起”,外国公使们对此的反应,一方面是出于礼节,一方面也是担心有人要谋害光绪,当时“驻京各国使臣闻圣躬不豫,均诣总署问安,并叩致病之由”。
在当时,北京的外国使馆人员中常流传着这样的谣言:“皇上被毒死了”,“皇上病得很重很重”,“皇上被囚禁了”,“新的皇位继承人已经选定”等等,而坊间传闻慈禧太后在政变后不断的处死太监(确有其事),更是加剧了这种恐慌情绪。在外国人中间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字林西报》不断发布消息,暗指光绪帝已经被谋害,并暗讽各国使节有权知道真相,“这些人都是被遣到中国皇帝的宫廷中充当代表的,而不是被派遣到一个窃居中国宫廷的僭篡摄政那里的。”
外国公使以之所以对废立传闻如此有兴趣,主要是他们对维新的光绪皇帝持同情态度而不愿意看到守旧的慈禧太后再度执政。在这些人中间,英国方面表现最为积极,他们的兵舰在戊戌政变之后开到大沽口外,以示对事件的关注。在主管外务的庆亲王奕劻向英国公使窦纳乐辟谣并表示光绪帝情况良好时,窦纳乐则提出消除外界疑虑的有效办法,那就是“找一位外国医生为光绪看病,并签署一份光绪的健康证明书”。为了堵住外国公使们的口,清廷最后只好邀请法国使馆医生德对福(Dr.Detheve)给光绪帝看病并证明病况,其得出的结论是“病势无大碍,惟患血虚之症”。
废立之说传开后,地方实力派也纷纷表示反对,两江总督刘坤一约湖广总督张之洞一起争言不可,但后来张之洞突然反悔,途中将折子追回。刘坤一得知后笑道:“香涛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待后图,吾老朽,何惮。”他随后复电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大臣荣禄,曰:“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荣禄以刘坤一的电报入奏,慈禧太后因惧而止。
不仅如此,国人对此也是一片哗然,上海的候补知府经元善在众人拥戴下征得万人签名,上书反对废立之事。慈禧太后得知后勃然大怒,命立刻捕杀经元善,幸好他及时的逃到了澳门才幸免于难。
在经历了这么多波折之后,“废立”之说也就偃旗息鼓,而突然改成了“建储”计划。对清宫内幕颇有所知的御史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里说,当时最热心“己亥建储”(乙亥即1899年)的有三个人,第一个是同治皇后的父亲承恩公崇绮,他在同治及皇后死后便久废在家,郁郁不得志;第二位是同治原来的师傅大学士徐桐,他当时虽然已届八十岁,却常常倚老卖老,贪好弄权;第三位礼部尚书启秀,他在戊戌政变后受徐桐举荐入了军机处,也就跟在徐桐的后面想“邀定策功”。
在恭亲王奕訢去世后,当时军机处以礼亲王世铎为首,但世铎是个保守中庸的老官僚,当时最受慈禧太后信任和重用的其实是大学士荣禄,可谓是言听计行,大权实归。徐桐几个人商议好后,便让启秀先去见荣禄,探听下他的意思。荣禄听后大惊,赶紧将启秀打发走,并令门房将访客全部拒之门外。启秀走后,徐桐和崇绮来到荣禄府上,不得其门而入。
不过,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却描述一个更加有趣的画面,说徐桐和崇绮将废立之奏稿密请慈禧太后阅后,慈禧太后说:“你两人须先同荣禄商定”。于是两人便去见荣禄,说奉太后懿旨,将此稿给荣禄看。荣禄接稿看后,突然以手捧腹大叫道:“啊呀,这肚子到底不容啊,适才我正在茅厕,泻痢未终。闻两公来有要事,提裤急出,今乃疼不可忍”。说完,荣禄丢下他们两个跄踉奔入,良久不出。这时天正严寒,徐桐二人纳稿于袖,移座围炉。再说荣禄,其实他哪里是什么肚子疼,其实是偷偷出去找幕僚樊增祥商议对策去了,却把徐桐和崇绮两老头撂那儿了。
等荣禄回来,他又说:“刚才还没看明何事,今请一看”,于是又接过奏稿看了数行,随后便突然将稿子往火炉里一塞,火焰腾起,荣禄还连声说:“我不敢看哪!”(好个奸猾的荣禄!)徐桐大怒,说:“此稿太后阅过,奉懿旨命尔阅看,何敢如此”。荣禄说:“我知太后不愿作此事”。徐桐两人争说实出太后之意。荣禄说:“我即入见,果系太后之意,我一人认罪。”于是荣禄便去见慈禧太后,痛哭碰头,说冒此大险,万万不值,一旦招起大变,恐怕祸及太后,慈禧太后这才惧而不敢作。
对于此事的结局,《崇陵传信录》作了一个稍微不同的描述,说荣禄去见慈禧太后说:“传闻说将有废立之事,是否真有其事?”慈禧太后故作敷衍:“未曾听说。然这事可行乎?”荣禄说:“太后要做的话,谁又敢说三道四?只不过皇上罪行不明,要是外国公使起而干涉的话,这不可不惧。”慈禧太后说:“事机已经泄露,如何是好?”荣禄说:“倒也无妨,皇上春秋已盛,仍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弟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子,兼祧穆宗(同治),育之宫中,徐篡大统,这样就师出有名了。”慈禧太后沉吟良久后说:“你说得很对。”几天后,慈禧太后召集近支王公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上两书房、翰林部院尚书在仪鸾殿开会。当时人都以为要行废立之事了,内廷苏拉还说:“今日要换皇上了!”不过最后诏书下来,却是立溥儁为大阿哥之事,也就是历史上说的“乙亥建储”。
荣禄一向喜欢在幕后操作,他对于废立之事,也不敢轻举妄动。清人笔记上还记载了他访求李鸿章意见之事。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里说,荣禄将废立之事告知李鸿章后,李鸿章起而大声道:“此何等事,讵可行之今日。试问君有几许头颅,敢于尝试此事?若果举行,危险万状。各国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曷可胜言。东朝圣明,更事最久,母子天伦,岂无转圜之望。是在君造膝之际,委曲密陈成败利钝,言尽于此”。荣禄听后急忙回报慈禧太后,说以此事不可行。
《语林》中也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荣禄去见慈禧之前,先拜访了李鸿章。当时李鸿章因为甲午战败,声誉扫地,虽说是入阁办事,实际上无事可做(清代内阁大学士与军机大臣非同日可语也),每日只是闲居贤良寺,门可张罗。一日荣禄来访,两人深谈至晚餐,这时,荣禄屏退左右,说:“太后将行大事,天位当易,惟亡命者肆意鼓吹,恐友邦为所惑,夙知公娴习外情,烦一探其向背。”李鸿章说:“我办外交数十年,皆人先谒我,且此系内政,先询人,失国体。如必询,当授我以两广总督,我先于泰晤士报传其风说,届时外宾必来贺我,询我以国事,我可就而探之。”荣禄大喜,回报慈禧太后不久,李鸿章便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外国公使们听说李鸿章调任两广总督,纷纷来贺,于是李鸿章便转叩其意,外国公使称他们国书是致光绪帝的,今易帝位,是否继续承认,尚须请示本国云云。李鸿章后来便说外国公使不愿承认新帝,于是“内禅”之议暂止,最后改立了大阿哥。
随后,慈禧太后以光绪的名义发布诏书:“朕冲龄入承大统,仰承皇太后垂帘训政,殷勤教诲,巨细无遗。迨亲政后,正际时艰,亟思振奋图治,敬报慈恩。乃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惟念宗室至重,前已吁恳皇太后训政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郊坛宗庙诸大祀,不克亲行。值兹时事艰难,仰见深宫宵干忧劳。不遑暇逸,抚躬循省,寝食难安。敬溯祖制缔造之艰难,深恐勿克负荷。且入继之初,曾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忧思及此,无地自容。诸病何能望愈,用再叩恳圣慈,就近于宗室中慎简贤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畀。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钦承懿旨欣幸莫名。谨敬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为皇子。将此通谕知之。”
在皇亲近支中,慈禧太后最终选了端王载漪的次子溥儁为大阿哥人选。载漪为道光第五子奕誴次子,咸丰十年(1860年)过继给瑞亲王绵忻为孙,袭贝勒爵位;1889年加郡王衔; 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被封瑞郡王,不巧诏书错写成了端郡王,后来便因错就错改称端王了。载漪的福晋,一说是慈禧太后弟弟桂祥之女(慈禧太后的内侄女),另一说是慈禧太后的养女,不过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那就是载漪的福晋经常出入宫中,颇得慈禧太后的欢心。
这里稍微介绍下当时的近支王公。道光皇帝的子嗣不济,长子、次子、三子均在他生前或去世或夭折,直到他近60岁时,才生下第四子奕詝(即咸丰皇帝),之后的9年里,又陆续有了第五子奕誴(惇亲王)、第六子奕訢(恭亲王)、第七子奕譞(醇亲王),第八子奕詥(钟郡王),第九子奕譓(孚郡王)。在同治皇帝死后无后的情况下,慈禧太后只能在近支王公的子嗣中选择继承人,她最初挑选了奕譞之子为帝,即光绪,而这一次,她选择的是惇亲王奕誴的后人。
由于名位和才干并不突出,载漪在戊戌政变之前少有建言,不为人所注意。但“废立”之说兴起后,载漪很快被推到了前台,而他也绝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机会,随后他几乎是不择手段、费尽心机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以图把儿子溥儁扶上皇帝的宝座。
按照慈禧太后的懿旨,溥儁是按当年吴可读之议而入继穆宗同治为嗣,名号为“大阿哥”。随之,15岁的溥儁被接到皇宫内弘德殿读书,以同治皇帝的岳父承恩公崇绮和原同治的帝师大学士徐桐为师傅。溥儁的“准太子”地位,使得其本生父端王载漪的周围很快形成了一个“大阿哥党”,当时有军机大臣刚毅、大学士徐桐、礼部尚书启秀、户部尚书崇绮等人,此外还有庄亲王载勋、载漪的兄弟载濂、载澜等人。这派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刚毅、徐桐为代表的顽固守旧官僚,他们不通外务,一贯仇洋;另一类则是以载漪弟兄为首的满族亲贵,这些太子党从小便不学无术,却有着极强的权力欲望。这两类颟顸宵小之徒凑在一起,不胡搞一气反倒奇怪了。
据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的记载,戊戌政变后,清廷悬赏十万两白银捉拿康有为,但港英政府却对康有为严加保护,刺客不得近身。慈禧太后得报后大怒:“此仇必报!”并当场将身边的玉壶摔碎在地。英国、日本等国庇护康有为、梁启超等乱党的举动和对光绪超乎寻常的关心,让慈禧太后很是恼怒与不安,她觉得洋人是在有意刁难质疑自己在戊戌政变后执政的合法性,外国的干涉也由此成了她的一块心病,而载漪等钻营之徒则很好的利用了慈禧太后的这块心病,当他们听说外国公使试图阻挠“废立”之后,更是群情激奋,恨得牙痒痒了。
二、勾心斗角的外国公使
说到庚子年前后的外国公使们,的确让人很不放心。当时总共有11个国家在北京设立使馆,其主要集中在东交民巷一带,加上为外国人及其商贸活动服务的洋行、邮局及银行等机构,便形成了一个主要由洋人聚集的特殊地区,也就是当时所称的使馆区。
    按照《天津条约》,英、法等国公使从1861年开始便陆续来到北京,在最开始的三十多年里,中外之间尚且相安无事,当时各国也主要依靠一些“中国通”来与清廷打交道。但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贸易取向”逐渐被“资本投资取向”所代替,而甲午战争中清廷的失败更是导致远东国际关系平衡被打破,欧美列强纷纷采取激进的外交措施,力图扩大自己的在华权益。由此,在1895年之后,原先的一些“中国通”相继被各国政府召回,而接替他们的大都是一些对中国事务一窍不通的外交官们。
    譬如英国,在驻华公使欧格纳被调走后,接任他的是原驻开罗的总领事窦纳乐少校。窦纳乐原本是位非洲事务专家,据说他的越级擢升完全是出于一个误会,他本人也常开玩笑说他的任命其实是因为英国外相将名单搞错了,这才侥幸获得了这个职位。对于此人,老一辈“中国通”、总税务司赫德曾评价说:“窦纳乐的任命很值得关注,我辈之人多年来将中国人视为有文化和文明之民族的努力将被窦纳乐击败,因为此人对东方一无所知,而其工作方法是基于对付尼格罗人(非洲黑人)的经验”。赫德的话并非是无端指责,窦纳乐在1896年的一份电报上就曾轻蔑的说:“欧洲或者任何文明国家的统治者都不会像这些人(指清廷)一样管理国家。将中国看成是一个文明国家实在是大错特错”。
    无独不偶的是,在中国待了33年的德国公使巴兰德被奉调回国后,先后接替他的也是非洲事务专家申克和海靖,前者在华时间不长,后者海靖则是个极其强蛮粗暴的人,总理衙门的人对他十分头疼,而1899年接替海靖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这个人更是一个“爱冲动”(英国公使窦纳乐语)、“十分粗鲁的日尔曼人”(意大利公使萨瓦戈语),他的人缘差到连使馆区的各国外交官都对他侧目而视。克林德骄傲自大,一向自诩为当时在华外交官中唯一懂得中国事务的人,因此他不仅蔑视中国人,就算是公使团的同事,他也是一贯是瞧不起的。克林德的傲慢和刻薄也许是因为他曾经在十年前担任过德国驻华使馆的临时代办,但他对中国的事务同样是茫然无知。所幸的是,克林德的夫人,这位美国底特律铁路大王莱得亚的独生女,她既年轻又善于社会交往,这才稍微缓和了克林德在北京外交界的孤立状况。
法国的情况也很类似,在“中国通”施阿兰被调走后,接替他的是国会议员毕盛。毕盛来自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虽然性格随和,人品不错,但由于欧洲外交官大都是贵族世家子弟,因此他的出身实在是不值一提。毕盛的夫人是里昂一家著名餐馆老板的女儿,她为人热情善良,但她的出身也常被公使团的贵族圈子所嘲笑,甚至连其热情待客的习惯也被恶毒的解释为“生来具有的酒吧女风度”(暗指她家的餐馆业背景)。更令人讨厌的是,毕盛为人吝啬,他在请客的时候常常在酒里掺水。对于这两口子,当时的毕盛被讽刺为“最不擅长外交的外交官,他来自政界,平民阶层的社会党,然后当了记者,是一个有着大众文化背景的普通人。由于他自己没有风度,夫人又每每失礼给他带来麻烦,因而他不被同事喜欢。”
当时公使团的团长是西班牙公使卡洛干公爵,他性格开朗,在中国待的时间最长,但当时已经六十七岁,缺乏热情,也无领导能力,而且视力极差。因此,公使团的实际领导人其实是英国公使窦纳乐(这也与英国的在华地位相称)。另外一位和他类似的是奥匈帝国的公使济坎伯爵,他和卡洛干一样,由于本国在中国无特别大的利益,因而对在中国的外交事务也不甚关心。济坎最大的乐趣就是收集各种鹿角,这个癖好在整个北京城都颇有名声。在英法等国在为争夺在中国的权益而四处奔忙的时候,这两位老资格的外交官却无所事事,乐得享受自己的生活。还有就是比利时公使姚士登,他也无甚大事,加上患有心脏病的缘故,在公使团中常常被忽略。
在各国纷纷更换自己的外交官时,意大利也调来了其在非洲的主力外交官、驻开罗的公使马蒂诺前来中国上任。可惜的是,马蒂诺毫不了解中国事务,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在1899年的“三门湾”事件(后叙)中犯下大错,为各国所笑,于是马蒂诺被灰溜溜的召回,接替他的是其当年在埃及的助手萨瓦戈侯爵。在公使团里,萨瓦戈得到的评价不高,很多写庚子年事件的英美作家常常将他忽略,或者是被这样描述:“意大利公使大部分时间都坐在一个长椅子上,和他漂亮的妻子聊天。他是使馆唯一一个仍然穿着正式服装就餐的人”。
荷兰公使诺贝尔,是个胆子极小的人,他在庚子年被围攻的日子里一直躲在使馆唯一的地下室里没有出来,当时被公使团的人讽刺为“围馆事件中的隐居人”,西班牙公使卡洛干一抓住机会便要讽刺他一番。令人吃惊的是,诺贝尔虽然为人怯懦,但却是个欺负老婆的好手,他的夫人是法国人,“长得丑,不太优雅,爱传闲话,本来应该是挺有意思的人,可是他的丈夫对她太不好了,欺负她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也许是报应,在使馆被解围的时候,诺贝尔走出地窖,便被一颗流弹击中大腿——这也是围困时期唯一受伤的在华外交官。
美国公使康格是个陆军少校,他是一个典型的军人,与人打交道时态度生硬,他的出身、性格等方面倒是和法国公使毕盛颇为投缘,两人关系也比较好。最让人啼笑皆非是,康格对欧洲的种种礼节极为羡慕又无知,有一次毕盛向他介绍一位新来的三等秘书,此人的姓为公爵(de Duc),康格以为此人是公爵身份,非要坚持让这个年轻人坐主宾席,一时被公使团传为笑柄。
另外需要介绍两个特殊的公使,他们和这些欧美的外交官看起来格格不入,完全像是局外人。这第一位是日本公使西德五郎,这些日本外交官不喜欢和欧美人打交道,尽管见面的时候满脸堆笑,但总是让人感觉相距千里,讳莫如深。另外一位被孤立的外国公使是俄国公使格尔思,也许是因为他与李鸿章具有私人交往的渠道并拥有较其他外交官更多是消息来源,因而格尔思被公使团的人认为是间谍和两面派,“人们都不喜欢他,因为他看上去就是一副虚伪和奸诈的样子”。格尔思的夫人“倒很贤惠,但很少露面,他们有个二十来岁的女儿,她是个灾星,其貌不扬而且充满恶意。”
私下里,很多外交官夫妇都很刻薄称格尔思小姐是个“丑丫头”或“父母的错误”,意大利公使萨瓦戈还特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某日在公使团的网球场上,英国使馆里的一位秘书夫人带着新生儿在旁观看,后因牛奶不够了,孩子开始大吵大闹。萨瓦戈主动带着她和孩子去临近使馆要点食物。他们来到最近的俄使馆,格尔思小姐听说来意后,立即开始了煞有介事的谈判”,萨瓦戈回忆说:“孩子母亲不过是要个熟鸡蛋,而格尔思小姐既不愿意接受以一罐沙丁鱼来换,也不要牛排调汁,却坚持要法国的鹅干酱”。萨瓦戈大怒,便立即带着孩子母亲离开俄使馆到法国公使毕盛处寻求帮助。
很显然,各国公使之间的友谊、矛盾和敌意,既同他们的性格、出身相关,也与他们的人种、文化及地域密切相关,譬如西欧各国的公使之间相对比较亲近而美国公使相对疏远,日本公使被冷淡及俄国公使被孤立可能和他们的文化及地域有很大关系,当然,最有决定意义的是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在进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欧美日各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铁路及工矿实业等的投资和控制,由此也纷纷在中国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或利益范围。按照当时的国际潜规则,长江流域是英国的利益范围;中国的长城以北地区算是沙俄的势力范围;德国把山东视为自己的自留地,法国在两广和云南经营了很长时间,它可不想别人进来;连日本都试图把福建纳入到自己的利益范围之中。当时有幅著名的《时局图》,可谓道尽其中三味,当时中国的危急形势也恰如其名,“不言而喻”!
在这些列强中,英、俄两国是在华优势最主要的国家,矛盾也是最大的,俄国公使格尔思被西欧国家的外交官孤立,和英国的影响不无关系。英国是个老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向崇尚贸易自由精神,它的对华商品输出的总额也表明其在中国的势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因此,英国对任何其他国家对它地位的挑战都抱有戒心,正如德国强行租借胶州湾后,英国便立刻租借了威海卫作为自己的补偿。
当时挑战英国地位的主要是三个国家,其中以沙俄的威胁最大,因为沙俄的经济并不发达,而一贯以武力扩张和领土兼并作为其对华政策中的首选,这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及之后的伊犁危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除沙俄之外,德国和日本也是突然兴起的争夺者,德国在完成统一后(特别在俾斯麦下台、威廉二世亲政后),其外交政策开始由专注于欧洲而转变为更为咄咄逼人的“世界政策”。德国作为一个急速发展起来的后起工业国,其日益发达的国力使它决不满足于现状,中国的巨大市场便是其觊觎的对象之一。至于日本,虽然暗地里抱有独吞之心,但当时的日本毕竟国力有限,在三国干涉还辽以后,其主要把在朝鲜的优越地位放于首位,对中国则主要采取“北守南进”的政策,即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对俄妥协,以换取俄国对日本在朝鲜半岛地位的承认,而在中国东南沿海等地则采取积极进取的政策。
正因为这些复杂多变、纵横捭阖的因素,在1898年前后,在华的外交官大都换了新面孔,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来保护并扩大他们的利益。很可惜的是,欲速则不达,这些新面孔的共同特点便是对中国的内政毫不了解,或者根本就漠不关心。这些人对中国的礼仪和文化也没有丝毫的尊重,而是以对待非洲人的手段进行恫吓和交涉。正如意大利公使萨瓦戈的观点及德国公使海靖所表现出来的,他们认为大吵大闹是对付中国人的最好办法。他们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的时候总是盛气凌人,以命令的口吻要求清廷就范,还动不动提出48小时为期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云云。
令人担忧的是,清廷这边主管外交的局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动,一是位高权重、熟悉外务的恭亲王奕在1898年去世,而在外国人中间享有崇高威望的李鸿章也于1900年初调任两广总督。当时主管总理衙门的是庆亲王奕劻,而他被外国公使们普遍认为“好对付”,而下面虽有几个大臣熟悉洋务,但因为品级太低而难有发言权。
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中外沟通出现严重的困难甚至误解。1898年12月,慈禧太后为了向外国示好,曾特意接见了各国公使的夫人们。据美国公使康格夫人描述,她们在这天不仅见到了慈禧太后,还见到了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拉起她们的手,给每个人的手指上都戴上了一枚镶有珍珠的镂金戒指;慈禧太后还对她们说,“一家人,我们都是一家人”,她反复说了两遍。为此,这些公使夫人们极为兴奋,康格夫人的管家对她说:“夫人,您遇上了不起的事了!皇帝是下凡到人间来的,没有外国女人见过他,就是中国男人见过他的也不多。他可是天子啊,您真是幸运啊”。
    但荒唐的是,意大利公使萨瓦戈却利用觐见皇帝的时候玩弄小动作,甚至以此为外交的重大突破。1899年6月,萨瓦戈前去向光绪皇帝递交国书,按礼节,外国的国书应该放在御案上,但萨瓦戈却有意伸长胳膊,将国书递到御案上方,并特意看了皇帝一眼。光绪犹豫了一下,随之一笑,伸出手接过国书,庆亲王急忙跨上一步,但这时已经迟了。回去后,萨瓦戈见人就吹嘘自己是第一个将国书直接交给皇帝的人,而那些外国公使们竟然还为此来向萨瓦戈庆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外交上的胜利。
使馆里的外交官和夫人们大都厌恶在北京的生活,在他们眼里,北京简直就是一场恶梦。意大利公使萨瓦戈是这样描述当时生活的:“北京,真可怕!举步维艰的街道,没有电灯,奇冷的严冬和闷热的酷暑。更重要的是,尾大不掉、散发着腐烂气味而且充满敌意的王朝,不仅外国人对它信不过,甚至连它自己的臣仆都怀有异心。在北京,时间过得很慢,百无聊赖。使团的夫人们传完了闲话,避开凋零破败的首都,到灰尘满天的郊区去野餐几次,到极少几个可以旅游的地方转转,然后就是从一家的客厅转到另一家的客厅,除此之外,这个城市还能提供什么呢?”
在每一次的茶会上,外交官的夫人们总是在抱怨北京的生活,她们的愿望便是早点离开中国,德国公使海靖的夫人对北京的生活尤为深恶痛绝,即使像搜购古董这样有趣的活动在她眼里也成了“与泥土和恶臭搏斗的探险”,随后而来的克林德夫人则是这样描述中国士兵的:“(这些人)前呼后拥,吵吵嚷嚷,推推搡搡。这些乌合之众就是中国人称之为‘军人’和‘警察’的货色,魔鬼般的模样,浑身臭不可闻”。(25)
在这种情绪之下,中外之间的沟通自然很成问题。即使在外国公使之间,他们也是矛盾重重。意大利公使萨瓦戈后来的笔记清楚的记载了他们之间的不信任:当时英国人担心德国人,而所有的人又担心俄国人;当德国人向清廷强烈施压的时候,英国人又担心会削弱他们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在德国侵占胶州湾的时候,英国甚至认为这是在对自己宣战,因为当时英国自认为是中国的保护人,当时英国公使窦纳乐及夫人与德国公使海靖及夫人甚至互不理睬;意大利人也曾公开指责俄国人在搞阴谋,而且是与中国人勾结好了的;法国公使毕盛也认为“俄国朋友的行为很可疑”,但英国人又对此表示平静,因此其他国家的公使都认为,俄国沙皇和英国女皇是亲戚,他们之间可能达到了某种谅解,由他们来瓜分中国而不许其他国家参与。
值得一提的是另外两位使馆外的重要人物,一个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另一位是法国主教樊国梁,这两个人都在中国呆了很长时间,在中国的经验远比那些外交官要丰富得多,但在庚子年的那次事件中,他们不但没有在当时的中外交流和沟通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令人遗憾的是,樊国梁主教甚至起到了火上浇油的反作用。
英国人赫德于1854年来华,他先后在英国驻宁波和广州领事馆担任翻译和助理,1859年起任粤海关副税务司。1863年11月后,赫德开始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而且连续任职达48年。在主持中国海关的近半个世纪中,赫德不仅在海关建立了总税务司的绝对统治,而且多次以总理衙门顾问的身份参与中外交涉和洋务等,也深得清廷的信任。但是,这样一个老资格的“中国通”却被那些外交官们认为是一个观念陈旧、既固执又脆弱的老糊涂。
1900年时,赫德已经65岁了。也许是在中国待的时间太长了,赫德的行为在周围的人看来是越来越古怪,据说他每到圣诞节,他都会重复一句话:“今天又是圣诞节,但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在他的日记里,他还称自己是个“无家、无友和老朽”的可怜人。
那些新上任的外交官最不能容忍的,便是赫德对各国的新外交政策抱有微词。面对各列强高涨的划分势力范围甚至瓜分浪潮,赫德感到忧心忡忡,他经常在公开场合表示他对列强这种争夺方式的反对和反感。但是,他的声音很快被淹没在众多的喧嚣声中,那些新来的外交官对赫德大惑不解,甚至暗地里讥讽赫德徒有虚名。后来,赫德也就干脆选择了沉默,他给英国政府提供的局势分析也变得云遮雾障,晦涩难懂,让人感到高深莫测,不知所云,令英国外交部十分不快。从这段时期的赫德日记来看,赫德所记载的内容确实让人感到头疼,不知道他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对于赫德的状况,相信总理衙门也会感到十分的失望。
至于法国主教樊国梁,他是在华外国人中可以说是与赫德旗鼓相当的人物。樊国梁是法国遣使会会员、天主教北京教区的大主教,他执掌北京城北那座著名的西什库教堂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他曾写过一本享有盛誉的书(即《北京指南》),以至于每个重要的外国人物来北京,都要因为他的权威和对中国事务的了解而前来拜访他。事实上,樊国梁在清廷的地位也颇为显赫,他曾接受过清廷授给他的官衔。
樊国梁之所以没有在1900年的事件中起到好的作用,很大一方面原因是义和拳的针对对象是教会和教民。在1900年之前,樊国梁通过传教士的各种渠道了解到事态的发展并为之而焦虑,而这种焦虑在外国人之间很快便转化为外交官的压力。樊国梁当时的主要倾诉对象是法国公使毕盛,而毕盛本是个极为情绪化的人,在樊国梁夸大其词的描述下,北京的那些外交官也由此陷入了一种几近恐慌的气氛。
三、扑朔迷离的上谕问题
1900年1月11日,清廷就山东等省的反洋教活动发布了一道上谕,其中称:“近来各省盗风日炽,教案屡出,言者多指为会匪,请严拿惩办。因念会亦有别,彼不逞之徒,恃众滋事,估属法所难宥。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家身,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别,误听谣言,概视为会匪,株连滥杀,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是直添薪止沸,为渊驱鱼”。
为此,清廷提出,“各省督抚受恩深重,共济时艰,必能仰体朝廷子惠元元、一视同仁至意。严饬地方官,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预购,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换句话说,清廷认为处理教案仍需要秉照曾国藩的“只问匪不匪,不论会不会”原则,公平处理,不得任意株连,“以服众心”,“固根本者在此,联邦交者亦在此”。
很显然,这道上谕是针对十几天前的卜克斯被杀一案和之前发生的“平原事件”而发的,而这又和当时袁世凯入主山东有关,因为数名御史在此之前已经上折要求朝廷给予袁世凯警告,防止他在山东一意进剿,以至于激起民变。
清廷的这个上谕和以往的政策相比本并无大的变化,但因为“卜克斯事件”而变得格外敏感。卜克斯并不是第一个被杀的外国传教士,但由于山东等地反教活动日益壮大,这个事件便具有了象征性的意义。尽管清廷曾对此事以公开上谕的形式进行道歉,并特派军机大臣王文韶亲往英国使馆表示吊唁,但窦纳乐在得知卜克斯被杀后,立刻把它认定为一场反洋大阴谋的一部分。
经过简短的磋商后,英、法、德、美四国公使决定向清廷施压并于1月27日提出了第一个联合照会。在照会中,四国公使指责清廷在公开支持义和拳,并认为1月11日的上谕将导致拳民继续攻击基督教徒,并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四国公使要求清廷无条件的发布镇压拳会的上谕,并要求禁止所有的拳会组织。
四国公使同盟的成立,法国公使毕盛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是他首先提出建立公使联盟的。而在此之前,耶稣会传教士贝克神父曾给毕盛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贝克神父夸张的认为中国政府正有计划的将基督徒赶出中国,这个计划的主谋是前山东巡抚李秉衡和仇洋的董福祥;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施,对基督徒的大屠杀便指日可待了。由此,贝克神父呼吁英法德美四国公使立刻采取联合行动,否则中国的基督徒不可能抵抗得住来自异教徒的攻击。
毕盛在读完这信之后立刻犯了容易激动的毛病,他很快便站到了英国公使窦纳乐的一边并积极促成四国公使同盟的成立。可惜的是,外国公使们选择了一个极其糟糕的时间进行抗议。就在三天前,清廷颁布建储诏书,端王载漪的次子溥儁被立为大阿哥,而公使们非但对此没有任何的表示,反在三天后提出联合照会对1月11日的上谕进行抗议,这未免使得清廷特别是端王载漪等人觉得外国公使们似乎另有所指。
    对于外国公使的抗议照会,总理衙门本是习以为常。但这次很不一般,因为这是外国公使们的第一次联合照会,这表明清廷传统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方法将失去效用,而公使们的联合行动使得清廷不免要怀疑他们的动机。早在一年前,德军在日照和高密的暴行已经引起了清廷的警觉,而这次联合照会几乎可以看成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前兆;如果不是的话,外国公使的行为只能理解为对慈禧太后政权合法性及“乙亥建储”的不满并意图恢复光绪的权力,而这恰好是慈禧太后最担心的地方。
在这个问题上,清廷和外国公使显然存在着严重的误会和理解偏差,这也是当时中外沟通困难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在清廷看来,外国公使完全没有必要为这种事情大惊小怪,毕竟剿灭这些缺乏组织性又无甚实力的拳匪并不是件难事,而外国公使对此一直揪着不放倒显得动机不纯。外国公使显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是被传教士的报告弄得惊慌失措以至于神经过敏,他们认为只有不断的向清廷施加压力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双方的误解加上年关将近,使得清廷对四国公使们的联合照会并没有理会。对此,四国公使们感到怒不可遏,他们于2月21日再次联合要求清廷对此做出明确答复。无奈之下,清廷终于在2月25日做出答复,说公使们要求颁布禁拳上谕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在2月19日清廷已经发出廷寄,要求各省督抚严禁拳匪,保护外国人。但四国公使对此毫不理解,他们固执的要求清廷在《京报》上正式发布上谕,而对廷寄这种更有效的方式漠不关心。事实上,清廷使用内部廷寄方式是不想让外国公使觉得自己是受到他们的压力才这样做的,而外国公使们却把这种非公开的方式认定为清廷和义和拳有合作阴谋。至此,双方的沟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个责任主要在北京的那些外国公使“门外汉”身上。
于是,四国公使决定再次向清廷提出联合照会,而这次连意大利公使也加入了进来。意大利在1899年效仿德国向中国索取浙江三门湾的租借权,但清廷当时已经被戊戌政变后的守旧派大臣所掌握,他们将意大利的照会不拆封并原件退回,这让意大利政府感到奇耻大辱。但意大利人在不具备实力的情况下向清廷提出最后通牒,结果引发了一场更大的丑剧。结果,清廷在这次外交斗争中意外的大获全胜,这多多少少的触发了他们日后的强硬态度。
1900年3月2日,五国公使代表向总理衙门提交了第二次联合照会,再次要求清廷在《京报》上发布正式的“禁拳”上谕。公使们的行为让清廷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一再解释廷寄的实际效果要比上谕好得多,但公使们依旧在总理衙门大吵大闹,让庆亲王奕劻和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既感到震惊,又啼笑皆非。总理衙门的大臣们不想向公使们解释,1月11日的上谕实际上是为了防止袁世凯采取不分良莠、血腥镇压的政策,但公使们却一口认定清廷对反教的拳会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经过这次交锋后,双方的误解越来越深,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心理战和外交僵局。
    直到3月6日,总理衙门才向公使团送交了一份正式的解释信,信中指出,官方的《京报》发行范围很小,上谕并不能起到公使们期待的效果;而廷寄是发往各省督抚,对保护外国人更加有利;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再次发布类似的上谕。为了向公使们解释廷寄的优越性,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还特地造访了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希望他能够向公使团解释清楚,但可惜赫德表示无能为力,他当时并不想涉及此事。
五国公使接到总理衙门的解释信后,于次日再次召开了联席会议。在会上,公使们对总理衙门的解释不屑一顾,德国公使克林德甚至建议将此信原件退回,以示嘲弄。对此,意大利公使萨瓦戈当然是举双手赞成。不过,这个举动被认为是太过分而没有被采取。
最后,五国公使也开始担心起来,因为他们害怕清廷不会就范,由此形成对外强硬的先例,这将使得他们在各自的政府面前很难交代。在商议半天之后,公使们最后决定,再向清廷提交一次联合照会,如果清廷不肯做出满意答复的话,就请求各自的政府进行联合海军示威,以逼迫清廷就范。
而正在这时,清廷宣布原山东巡抚毓贤担任山西巡抚,这让本就紧张的中外关系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毓贤本是在外国公使的抗议下而去职的,后来他回到京城后与端王载漪等人交往甚密,意气相投,由此谋得了山西巡抚一职。美国公使康格对此最为愤怒,因为他认为毓贤的去职是他所促成的,而其复职等于是对他的污辱。之后,英国公使窦纳乐也对总理衙门发出警告说:“如果中国政府再不接受五国公使的要求,我将向女王政府报告,敦促它采取保护英国在华公民的其他措施。”
有意思的是,为了缓和当时的中外紧张关系,慈禧太后在3月8日(也许是巧合)再次邀请了公使夫人们到皇宫做客。也许是上一次的宴请很成功,慈禧太后大概想让这些公使夫人们给他们的丈夫吹吹枕边风,以缓解下外交上的压力。可惜的是,中国人的这种传统做法并不奏效,公使夫人们在赴宴之前便被他们的丈夫所提醒,因而这次宴会明显比上一次要冷清许多。
中外的外交对峙一直持续到四月上旬,清廷仍无任何退让的痕迹。在各国公使的一再请求下,美、法、德、意、英五国政府陆续批准了在中国海域进行一场海军示威活动,其中美国派出了一艘军舰,意大利和法国各派出两艘军舰,克林德被授权可以动用驻扎在青岛的德国舰队,而英国也得到了两艘军舰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只要有一个国家派出了军舰,其他国家都不想落在后面。
但即使到了这种紧张的时候,清廷仍坚持不发布禁拳的上谕,因为他们相信列强不会因为这个而开战,由此外交僵局依旧没有被打破。为此,英国公使悻悻然的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国政府如此顽固不化,自我感觉良好。我不认为南非一定与此有关(当时英国人在南非陷入了布尔战争的泥沼),但意大利去年在三门湾问题上的失败必定与此有关。意大利军舰来到中国,滞留观望了一段时间,又悻悻地离开了,而且意大利公使被召回,这些猪尾巴(对中国人的蔑指)因此大获全胜”。但是,窦纳乐仍旧认为:“如果中国政府受到一次沉重的教训,它就会屈服。”
清廷突然变得强硬可能和两个原因相关。第一个是在戊戌政变后,以刚毅为代表的守旧派官员占据了朝廷的主流,这些人大都主张维护中国传统,对外洋事务知之甚少或者根本就是一无所知,而他们主张对外强硬的观点也得到了一些御史的呼应,由此在朝廷上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另外,在“乙亥建储”的过程中,以端王载漪为代表的满族亲贵迅速崛起,由于他们认为洋人阻挠了他们废帝的计划,使得这些人与那些守旧派大臣一拍即合,清廷的朝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和控制。这种局面的形成,和之前恭亲王奕訢的去世及其李鸿章的外调有很大关系,虽然南方的大多数地方大员都主张剿灭拳匪,但朝廷里暗中支持义和拳反对洋人的大有人在,这其中不能不说是夹带私利。
清廷敢于一直对抗五国公使联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看到驻京的各国公使间并不团结,其中特别以俄国最为突出。当时的日本虽然也想站在五国公使同盟的一边,但他们找不到任何可以加入的理由,因为这次事件完全是因为基督教徒所引起。对于俄国人来说,他们对基督徒的问题从来就是漠不关心,他们对这个传教国同盟感到反感和厌烦。俄国公使格尔思是最反对公使间的合作行动的,事实上,他是外国公使中唯一在夜间与中国官员进行密谈的公使。当然,俄国公使不参加传教国同盟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在中国并没有“民教”冲突的问题,山东的拳乱对他们来说本就毫无关系。
俄国公使格尔思的冷漠和单独行动使得五国公使对他极为不满,当时很多外交官都暗地里认为格尔思是公使团的叛徒与告密者,他们认为清廷之所以如此强硬,一定的格尔思在背地里给予了支持。从事实上来看,俄国公使的自行其是和超然事外的确给了清廷以信心,因为他们发现外国公使也并不是铁板一块。正如赫德当时说的:“一批列强正在告诉中国:‘如果你不宣布拳民为匪并消灭他们,我们就要亲自动手,并打击中国政府!’同时,另一批列强则安抚中国说:‘我们是你的朋友,如果其他列强打击中国,我们将不会袖手旁观’。尽管这种要加以干涉的承诺不过是为了在中国分得更多的好处,中国则错误地认为有同盟和获得外国保护的可能。”
就在这时,被认为是“清廷的好朋友”的俄国公使格尔思突然站出来打破外交僵局。在4月15日与总理衙门大臣联芳的会面中,格尔思指出目前拳匪的形势非常严峻,他劝告清廷不要措施剿灭拳匪的良机。更重要的是,格尔思在话里话外中透露出列强的确有武装干涉的企图,他还特别强调俄国在华北没有传教活动,他的忠告主要是为了清廷的利益着想。从格尔思的动机来看,他似乎担心列强一旦真的进入华北,将会影响到俄国的利益。
格尔思的话让清廷感到十分警觉,因为他提到了列强出兵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能掉以轻心的。由此,清廷随后在《京报》上发表了裕禄要求禁拳的奏折,这个做法终于让五国公使感到松了口气,虽然清廷只是部分的满足了五国公使的要求,但这毕竟打破了持续了近三个月的外交僵局,于是外国军舰也开始陆续返航。
令人奇怪的是,清廷在4月21日再次就拳匪问题发布上谕,其中直接引用了曾国藩的原话“只问匪不匪,不论会不会”,这次的上谕与1月11日的上谕措辞几乎如出一辙,但这次外国公使们却毫无反应,这其中的原因或许是这些公使们已经厌倦了这种持久的外交僵局,或者他们之前的行为仅仅是一个面子上的无谓争斗。
当然,这场持续了数月之久的外交争都带来了两个严重的后果,其一是使得外国公使们更加坚定了使用武力向清廷施压的决心,其二则是使得清廷对外国的压力变得更加的憎恶,由此也使得朝廷中仇洋的情绪急剧高涨。很显然,外国公使们完全低估了清廷捍卫自己主权的决心。
很遗憾的是,五国公使对此毫不知情,他们反而对这次外交上的虚假胜利而感到沾沾自喜。譬如英国公使窦纳乐,他早在1899年2月就曾提出:“以我的看法,整个中国问题其实十分简单­—只要给我一支军队(当然不是中国军队),比如像1882年开罗驻扎的那支军队,我(或者任何人)都能在一年之内解决中国问题……治疗中国这个病夫只有一个办法,得用刀子,其他办法都不能奏效”。美国公使康格也在4月16日得意洋洋的向华盛顿报告说:“中国政府总算以自己的方法及时地按照五国公使的要求去做了。当然,我们还要看看他们在剿匪方面是否成功。”
这次列强的联合海军示威为后来事态的恶化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因为各国公使们认为这次外交的胜利完全是来自于武力的威胁,而由此也变得更加迷信武力。在他们看来,对于清廷这种顽固不化的政府,与其和他们进行耐心而有礼貌的外交谈判,倒不如直接施以高压来得更为有效。后来的事实证明,外国公使们在调派使馆卫队进京和西摩尔联军的入侵,和这次有关上谕的反复冲突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在另一方面,这次的事件也使得清廷对外国势力对中国事务的干涉报以了极大的戒心。在甲午战争的惨败和德国公然侵占胶州湾事件后,清廷为了在国人面前有所交代,必须在公开的场合以强硬的姿态维护已是伤痕累累的国家尊严。正如清廷在一道谕旨中指出的:“近来各省督抚,每遇中外交涉重大事件,往往预梗一和字于胸中,遂至临时毫无准备。此等锢习,实为辜恩负国之尤。兹特严行申谕:嗣后傥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杀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于口,并且不可存诸心”。特别在“三门湾事件”后,清廷似乎增加了对抗外国势力的信心,虽然那次外交的胜利可能仅仅是出于偶然。
另外值得重视的是,在戊戌变法被扼杀后,慈禧太后身边聚集了一批反洋务的守旧大臣,他们在不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下,往往激于义愤而反抗洋人的霸道,而多年的儒家传统则令他们感到民心民气的重要性,这多多少少会使得清廷在对外决策中偏离理性的轨道,由此带来的后果也将在后来的事实中得到证明。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以端王载漪为中心的满族亲贵小集团,他们在仇洋的同时,其实是夹带有自己的私利—这就是试图将主张维新并得到外国支持的光绪皇帝赶下台,他们利用义和拳是有自己的小算盘的,但他们对义和拳所导致的无序和混乱后果显然是极为无知。
另外,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廷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作为异族统治的满族亲贵集团在甲午战争后名誉扫地,在面对外国势力的紧逼下又束手无策,这无疑会激起广大汉人的愤怒和强烈不信任。因此,清廷对于剿匪问题一时间也难以痛下决心,终究还是以区分良莠的办法安抚拳民,以防激起民变,最终形成无可收拾的局面。
令人咋舌的是,在这场危机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的情况下,北京的这些外国公使们却并不为此感到担忧。在经过了几个月的紧张对峙后,在华外交官和他们的家属们当时最盼望的便是何时开始他们的暑期度假。日本使馆的武官柴五郎在给国内的秘密报告中说,他简直不能相信,公使们一方面表示对拳会的担忧,但另一方面却在饶有兴致地讨论到何处度假的计划;他们大谈租度假房的问题,同时又说要将在大沽口外的海军抽调一批使馆卫队进京,这岂不是成了笑话?好像是请使馆卫队进京留守,公使们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度假。
日本武官柴五郎以一个亚洲人的逻辑,推断出这些欧美外交官过于的幼稚而且各自心怀鬼胎。后来的事实也也证明,当时这些外国公使的确是对华外交的“门外汉”,他们对于之后的悲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五章:义和拳席卷京津
 
载漪、载澜、载勋导引义和拳进入北京城,这也是导致庚子年局势失控的最关键一步。由以可以看出,军机大臣刚毅招抚在前,颟顸的亲贵载漪等人放入在后,“大阿哥党”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不惜绑架了清廷乃至整个中国的命运。
 
一、直隶义和拳:由南向北
1900年的春天,当北京的外国公使们还在为上谕问题与清廷闹得不可开交时,直隶一带的义和拳活动已经风云初现。
目前有研究者认为这里的义和拳活动兴起是因为袁世凯在山东的严厉镇压导致拳民流入直隶,这种观点有一定的事实基础,但不完全准确。事实上,在山东拳民闹事的时候,直隶一带也有类似的活动,但其规模和影响力远不及山东,而且其活动范围也主要集中在直隶与山东交界的地区,要说是受到山东方面的影响,也不为过。
直隶一带拳民的活动,最初主要集中在与山东冠县、临清交界的威县、曲周等地,这可能是受到了“梨园屯教案”的波及。但在1899年后,直隶一带的拳民活动开始北移到与山东德州交界的直隶东南地区,即枣强县、故城县、吴桥县和景州、阜城一带,其规模已经不可小觑。
当时在枣强县一带活动的拳民首领名叫王庆一,他家住张家屯,年龄大概三十不到,家里有十来亩地,也兼卖瓜果。1899年左右,也就是平原一带闹“神拳”的时候,从山东茌平县来了一个卖小鸡的周姓汉子,周师傅在枣强县流常镇的镇武庙开了拳场,当时也常表演“降神附体”,由此吸引了不少徒众。王庆一最开始练的是五祖神拳,大概在这个时候,他也学会了神拳的那一套,并随之成为当地的拳民领袖。
王庆一等人的活动引起了当地教民的不安,他们向当地政府请求保护,但枣强县令凌道增对其要求未予理会,以至于后来王庆一等人气焰嚣张,以至于公然出入县衙(后来凌道增也因为“纵匪不拘”而于次年被革职)。1899年8月20日,这天在阴历为七月十五,也是中国传统的“鬼节”,王庆一等人于当晚烧毁了故城县大月庄的教堂。神甫任德芬向故城县令投诉,但正当知县准备召唤王庆一进行审问时,王庆一带着数百人涌进县城,反向知县告状说:“洋教士觊觎我们的财富,破坏我们的法律,煽惑群众。他们的控诉的为了陷害我们。我们所以如此穷困,我们的天津所以如此混乱,都是这些洋人造成的,……我们要大人狠狠的攻击他们。”
知县没有办法,只得向他们解释洋人传教是条约规定允许的,由于法不责众,他只能将王庆一等人加以训诫后完事,至于教堂的损失则用官费重新建起,这事便算和平了解。官府处理的方式显然是激发了王庆一等人的信心,以至于他们后来公然手持武器(当然主要是冷兵器)在乡间威风凛凛的来回巡游,令当地的传教士和教民们感到胆战心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故城知县之所以妥协,主要原因在于他缺乏对付大批拳民的力量和有效办法,而拳民们得以在乡间横行也证明了当时的基层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当地局势的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献县张家庄总堂的葛光被主教便向河间知府投诉,而直隶总督裕禄接到河间知府的报告后,随后便派出一位负责洋务的官员陶式鋆前去处理。陶式鋆来到故城县后想把王庆一带到天津,但拳民们得讯后摆出一副要武力抗拒的架势。在威胁之下,陶式鋆不得不放弃强行拘捕王庆一的计划而只要求教民和拳民们“和平相处”,随即便匆忙离开了故城县。
陶式鋆的处置对事态的平息毫无作用。当年10月,景州宋门镇又发生了一个事件,据任德芬的记载,事情经过大体是这样的:10月2日(八月二十八日)是宋门镇的大集之日,拳民们在当地开了拳场,并宣称在九月二十一日(10月25日)的集市日,义和拳将公开表演“刀枪不入”的神术,届时任由大家参观。在此宣传下,九月二十一日果然有上千人前来围观,但当地拳民却又说这一天不吉利,改到下一个集日也就是九月二十六日(10月30日)进行表演。拳民们的宣传手段很高明,他们先把乡民们的胃口吊得足足的,结果那一天来看的人比上一次还要多,大家都想看看这一神奇之事是否属实。
等到了九月二十六日的那一天,义和拳大师兄真的在村外空地上升坛做法,他先令两个徒弟跪在神坛前,其中一人使劲磕头、作揖、念经、烧香,但搞了很长一段时间,神灵似乎并不显灵。直到下午,正念着咒的大师兄突然霍地站了起来,只见他脸色大变,牙关紧咬,双目圆睁,并开始跳起舞来。接着,他似乎被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所控制着,两位徒弟也站了起来,并给枪装上子弹。大师兄上半身赤裸,敞开胸脯对着枪口。只听“砰”的一声,围观的群众看到大师兄似乎表现出承受不了的样子而跪了下来,接着整个人便倒在了地上。
这一枪打穿了他的胸膛,鲜血直流,伤势严重。接着,大师兄在地上痛苦的翻滚了几下,接着四肢蹬直,不再动弹。虽然表演明显失败,但拳民们却说,各位,这没什么奇怪的,大师兄经常这样,到不了明天就会醒过来的。接着他们便将大师兄给裹着抬走了。
不消说,这位大师兄不用等到第二天,他当场就咽气了。但到了第二天,拳民们却宣称是天主教徒用邪术谋杀了大师兄。就在当晚,本地的义和拳连夜赶到宋门镇,要与教堂为难。消息传得很快,临近的吴桥知县劳乃宣听说此事后说:“近于景州试演,自毙一人,盖手法一时失误,而其党诬称教堂镇压所致,几与教堂生衅”。
景州知府王兆骐得知此事后不敢怠慢,他一面派出军队,一面派出地方上的士绅进行劝服,但教民和拳民之间的冲突一时难以消除。在对峙了十几天后,拳民们退出宋门镇,但提出条件要求官府出钱宴请并唱戏、官兵在义和拳的神位前磕头等,王兆骐十分恼怒,他立刻向直隶方面请求重兵剿抚,但直隶按察使廷雍反责备王兆骐、劳乃宣等人“张皇”,说“拳民具有忠义之气”,进行剿杀反可能“激成巨案”,因此驳回了王兆骐的出兵请求。王兆骐后来一气之下,便辞官回家了。
教民们得知官府的态度后,他们决定用自己的力量进行自卫。宋门镇附近的朱家河教堂随后便购买了枪支并组建了一支五十人左右的青年队进行操练。朱家河村位于景州西侧大约十公里处,分为东西两个村子,其中东朱家河村很早就有人信教(大约有两百年的历史),此时村中的百来户人家大多信教,因此朱家河教堂也成为这个地区的第一堂口,并设有男女学校和育婴院。当然,因为习俗和文化上的冲突,这里受到了临近村庄的敌视。宋门镇周围的义和拳因为上次失手的事情丢了面子,决不愿善罢甘休,但当他们挑起事端的时候,反被教民用现代枪械打垮。在遭到惨痛失败并死伤了一些人后,拳民们宣称宋门镇是“不洁”之地,随后便从这里消失了。
说到朱家河教堂,有必要提前说一下1900年夏天发生在这里的事情。这个事件或者说惨案在欧洲广为人知,几乎与北京的西什库教堂被围攻一样出名,但在国内却少为人知,这的确有点让人感到费解。在1900年义和拳的高潮时期,清廷宣布义和拳为“义民”,当地反教情绪达到高潮,气氛十分紧张,当时景州、吴桥、阜城、故城、交河、武邑等七八个县的教民们纷纷来到朱家河教堂避难,最多的时候,聚集在这里的教民达到三千人。
在此之前,武邑县城内的教堂被攻击,有一百五十名教民被杀,两名神甫遇害。不久,当地义和拳在王庆一、渠成江、牛贵选等人的率领下,前来进攻朱家河教堂,以报当年之仇。在任德芬神甫的安排下,教堂方面在村里构筑了防御工事,义和拳久攻不下,双方形成对峙。这时(阴历六月二十日,阳历7月16日),原山东巡抚、后被调任长江水师的李秉衡所部及原驻扎在江西清江的武卫军先锋右军指挥陈泽霖所率的两千五百名士兵,他们在北上勤王的途中经过景州,于是义和拳首领及其当地的士绅(蔡氏兄弟,一个举人,一个秀才)前去面见李秉衡,他们声称朱家河教堂是外国人和卖身偷靠洋人的汉奸们的巢穴,要求李秉衡给予协助。新任知州洪寿彭和一些当地绅士也为他们作证并恳请李秉衡留下来协助扫除这一巢穴。李秉衡因为要急于赶到北京,他不想为此事耽搁时间,但还是留下了后卫军队陈泽霖部协助攻打朱家河教堂。
六月二十一日(阳历7月17日),陈泽霖所部来到朱家河教堂,在义和拳的攻击被打退后,陈泽霖军队开始用炮进行轰击,所幸的是这时天色已晚,双方暂时休战。当天晚上,教民们劝说任德芬神甫和汤田波神甫趁夜转移到献县张家庄总教堂,但被两人拒绝。在次日的攻击中,教民会长朱三被炮火击中身亡,教堂内陷入一片混乱,但教堂还没有陷落。二十三日,进攻的炮火更加猛烈,越来越多的建筑物被击中,而且饮水断绝,当晚很多教民因为口渴而冒险越墙逃走,但大多被围攻的义和拳发现而杀害。二十四日,义和拳和清军攻破教堂的壁垒冲了进来,开始不分男女老少的进行杀戮。惊恐的教民们,大约剩下一千人,最后逃到一栋仅存的教堂和院子里面,在枪弹声中,这些教民在祷告的同时陆续被射杀,义和拳甚至将浇了油的草席扔进了教堂而引发大火,在火光冲天中,残存的教民打破窗户往外逃生,但大部分遭到杀害。
在这场杀戮中,任德芬神甫和汤田波神甫都死了,教民被杀的场面惨不忍睹,有被枪打死的,有被烧死的,也有从屋顶上跳下来摔死的,但更多的是在逃生中被杀死,除了少部分高喊“背教”的人免于一死。《拳祸记》中说当时的死者高达一千八百人,也有学者说是两千五百人,逃生的不过五百人。
据说,陈泽霖在得知事情的真相是教堂里只有两名外国传教士、自己的军队杀戮的全是无辜的中国教民后,立刻变得怒不可遏,他痛斥了知州并威胁要将两名绅士带往北京惩罚。义和拳随后又前往攻打青草河教堂,但陈泽霖再未给予协助,反而将其中的女信徒带走送到北京。在途中,又有义和拳请求他们协助进攻献县张家庄总堂,但遭到陈泽霖的严词拒绝。
“朱家河教堂”惨案在很长的时间内不为人知,但读者可以想象当时那些无辜教民被围攻的惨状。在1900年的那个炎热狂躁的夏天,在华北平原上那场狂暴的运动中,那些孤立的教堂和教民不像是在北京的西什库教堂,他们在得不到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在面对这些疯狂暴行的时候是何等的凄惨和无助。
回到前面的义和拳事件。在朱家河教堂南边的杜桥镇也有个义和拳中心,首领是牛贵选,他是当地的一个地主,家里有一百多亩地。牛贵选的神拳是从宋门镇的郗树芳传播而来,此人家里有五六十亩地,还开了一个杂货店。从源流上来说,这一带的义和拳来自于衡水县的留仲镇,这里以武秀才渠成江为首领,此人是地主的儿子,家里有地一百亩,当地人称“渠五爷”,而留仲镇的义和拳则听说是一个叫葫芦和尚的所带来的。
   在宋门镇北边的武邑县,有一个叫晤修和尚的拳民首领,他以萧村为中心,并陆续将拳场扩展到阜城县临镇村等地,并竖起了“神助灭洋”的旗号。晤修和尚所办的拳场,其仪式和练习方法和山东的神拳基本是一个套路,也是树神坛降神附体,并在各村设立拳场进行发展。值得注意的一个新特点是,这一带积极引进义和拳的人大都是乡村中的上层人物,如具有功名或是地主及其有名望的家族。
直隶东南地区愈演愈烈的反教活动引起了献县张家庄总堂的极大警惕,他们随后向法国驻天津领事写信并告知当地的危机。领事接到信后向直隶总督裕禄发出照会,于是裕禄便派梅东益率军队前去河间府一带保护教堂。梅东益是淮系旧将,他随后便派兵前往景州和献县一带,并亲自率骑兵到达献县张家庄教堂进行保护。
在梅东益军队到达之前,晤修和尚等人袭击了阜城县临镇村教堂并掠夺了教会的一些物品返回拳场,当地的教民在打击之下,只能纷纷逃离。不仅如此,拳民们还宣称要在阴历十五去抢总堂。在拳民们的计划中,先消灭各自附近的教堂,最后总攻灾难的“黑风口”­—献县张家庄总堂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
在攻击张家庄总堂之前,当地的义和拳决定先拿下上次受辱的朱家河教堂,于是在12月18日(阴历十一月十六日),晤修和尚率领千余名义和拳向朱家河教堂进发。而在这时,梅东益麾下的游击范天贵率领两营兵力到达了景州,在得知义和拳的行动后,景州知府王兆麟和范天贵率兵在途中将晤修和尚等人拦住,双方并不是一开始就发生冲突,而是先有一段对话:
范天贵问:“领着这班人众,来干何事?”
晤修和尚说:“来拆毁教堂,杀灭随从洋人的二毛子,保护大清皇帝。”
范天贵说:“我奉皇上的命令来保护这座教堂并全村的教民,请大主持给兄弟留脸,领着众人回去,不用骚扰这个小小的村庄了。”
晤修和尚说:“不可能。”
范天贵说:“我善言劝你,是给你留脸,你找着不要脸,可怨不得我。”
说完,范天贵一个手势,其手下的士兵便扑上去将晤修和尚抓住,义和拳众试图夺回首领,双方便开始交战。结果很显然,义和拳的“刀枪不入”都只能用于表演的,他们在这次的镇压活动中被打死了三四十人,八十多人被俘虏,最后晤修和尚被斩首,头颅悬挂在景州城上。
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王庆一等人在故城县策划了一场《火烧望海楼》的梆子戏,这个大戏以1870年“天津教案”为故事背景,知县竟然无力阻止。不过,知县很快请来的军队,他们前往王庆一的据点进行搜捕,将其中的组织者之一大贵和尚抓住(于翌年被处死),而王庆一则侥幸逃离了此地,据说后来去了北京,直到1900年的高潮时期回到这里。
在吴桥县,县令劳乃宣一向认为义和拳是邪教并强烈主张采用剿灭手段,由此当地的义和拳也对他恨之入骨,他们甚至张贴揭帖说要“剥县官的皮”。事实上,拳民的确有进攻县城的计划,只是范天贵的军队很快抵达了吴桥县,随后便进行了血腥镇压。据说官军回到县城时,劳乃宣来到城门口迎接并大声喊道:“告诉我你们战果如何?杀了多少义和拳,你们拿几个人头来作证,我要犒劳你们!”于是骑兵队便拿出五个人头给他看。
后来,这些人头被装在木笼子里传示城乡各村,以警示那些那些残余的义和拳民。在正规军的打击下,直隶东南地区的义和拳风潮很快便被平息了下去。那些逃脱了追捕的义和拳民开始离开被通缉的地方,去了北京或者其他地方,这一地区也重新归于平静,直到1900年的夏天再起波澜。
 
二、“涿州之战”显神威
直隶南部的义和拳被镇压后,因为正值年关,华北平原在1900年的正月看起来仍像往年一样的平静,但在传统节日喜庆的背后,义和拳的潜流却沿无声无息的沿着大平原上的驿道和水路在向北继续传播。
直隶中部任丘县的鄚州镇,此地系直隶中部地区前往天津的交通枢纽所在,从这里沿着大清河可以直通天津,因而这里举行集市和庙会时,各地客商云集本镇,几里长的路上车水马龙,人流川流不息,热闹非凡。这一年的春节后,鄚州镇的集市和庙会也吸引了南边来的拳师到这里活动,因而附近村子也陆续开了拳场,并有攻击教民的行为。
任丘知县在得知拳民们的活动后,便亲自来到鄚州镇劝谕,但他的权威显然不够,拳民不为所动。后来,河间知府王守堏亲自前去安抚,但拳民反将数名官吏打伤,并捣毁了知府等人坐的轿子。王知府等人狼狈的逃回了任丘县衙,但他将此事上报时反被上司一顿斥责而不敢采取新的举措,于是义和拳随后便急速扩大。
二月十二日,王守堏和任丘知县再次微服前往拳民汇集的梁召镇劝行禁止,在亲眼目睹了拳民们怪异的表演后,饱读儒家学问的王知府按捺不住对异端邪说的愤怒,他气冲冲的上台将义和拳的神牌全部捣毁在地。这下,大大激起了拳民们的愤怒,一个年轻的拳民挥刀向知府砍去,结果他身边的一个护卫上前保护,被砍死了。在拳民们的追赶下,知府等人逃窜到附近一家教堂,在告知身份后进入避难,一直等到救援的清军赶到才得以脱险。五日后,梅东益的军队赶到这里,他命令当地绅士在三天之内劝谕拳民解散,不然就要镇压,但在解散途中,拳民和教民发生冲突,结果梅东益手下范天贵马队赶到进行剿杀,这里的骚乱才告一段落。
任丘县的事件可以看出,义和拳在直隶南部被平息后,仍可依靠“降神附体”的形式再次复制并产生拳民首领,其扩散的路线是逐渐北移。在“拳民依然执迷不悟,习者益多,兵少难填”的情况下,当地政府也拿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由此陷入了劝谕无效、禁止又禁止不了的窘境,而这种窘境又是极具危险性的。换句话说,一旦地方上出现这种民众自发并且带有暴力性的群体性活动,当地的局势便会很快失控,仅仅依靠梅东益这些少量的军队进行“救火队”式的四处灭火,终究是断绝不了义和拳的传播,随后发生的“清苑事件”和“涞水事件”便清楚的说明了这一点,而这也是清廷在1900年上半年“剿抚两难”的困境所在。
1900年后,义和拳的风潮逐渐波及了保定及其附近地区,各种反教的揭帖贴满城内外,并有拳民聚集。位于保定府南侧的清苑县有个规模较大的东闾教堂,是当地教会的堂口,当时一度出现揭帖并显示出潜在的危险,法国公使毕盛还曾亲自过问此事。当年4月,在东闾教堂西侧十里处的张登镇上,教民和拳民因为一件极小的事情—不过是一个教民问一个拳民索要工钱—而引发了激烈的冲突,双方都互有死伤,结果附近的教民们纷纷躲到了东闾教堂去避难,最终引发了拳民和教民长达数月的攻防战,死亡人数有近两千人(其中大多数为拳民),这次的围攻一直持续到八国联军从北京赶来才算结束。令人震惊的是,在这场中世纪般的战争结束后,为了逃避报复,那些参与攻打教堂的拳民们随后要求入教,以洗心革面,悔悟以往的行为,在一夜之间,这些人竟然变成了教民,这和当年教会吸收白莲教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至于“涞水事件”,则要复杂得多,甚至可以说是当地“民教”之间的积怨而引发的一场大事件。涞水县位于保定以北约一百里,再往北的话,这里离涿州乃至到京城已经没有多少路程了。当时涞水县有个高洛村,村长名叫阎老福,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时,村子里有六户人家信仰一种名叫摩门教(也叫“一柱香”)的异端宗教,让阎老福很反感,于是他向知县控告了这些人,结果那六户人家受到惩罚,后来他们便加入了天主教以寻求保护。
阎老福是村里各种活动如迎神赛会的组织者,在他向那些教民收取会费时遭到他们的拒绝,双方为此打起了官司,结果阎老福败诉,让他既费了钱,又丢了面子,双方的矛盾越结越深。1899年的元宵节,村里搭起戏棚准备唱戏,因为戏棚搭建在村里十字路口,而当时教民张才住在旁边,他认为异端神像放在他家门前的台阶是大不敬,于是前去吵闹并踢翻了戏棚,而阎老福则带人捣毁了礼拜所作为报复,双方随后对簿公堂。
尽管阎老福在当地还有些势力,他的儿子阎肇修还是个生员,但由于传教士干涉词讼,阎老福在这次诉讼中再遭败绩,不仅赔了银子,而且还被迫向传教士磕头赔礼。这个结果导致教会势力迅速壮大,在随后的几个月内便有二十几户人家加入了天主教。
蒙受了屈辱的阎老福决意报复,而这时正好义和拳开始传播到这里(大概在1900年春),于是阎老福便邀请了其他村的大师兄来这里开设拳场,而他的儿子阎肇修成为了这一带的拳民首领。尽管阎肇修在4月底曾因为练拳的事而被知县祝芾拘捕过,但他被释放后仍旧在继续开展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教民们也察觉到危险的来临,于是他们购买了火枪准备自卫。
5月上旬,阎肇修向临近的定兴等县等地的义和拳发帖子,约集他们在5月12日进攻高洛村教堂(念经公所)。这个消息传播开来后,11日晚上便有成群结伙的拳民们接二连三的从定兴县城穿门而过,队伍直指高洛村,跟在后面看热闹的人也络绎不绝,其中不乏试图“发洋财”者(所谓“发洋财”,即指当时通过“打教”以抢掠教民和教会的财产,这似乎也是1900年义和拳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到12日,拳民们聚集在高洛村,涞水县知县祝芾闻讯后急忙带着四个衙役赶来劝说,但反被拳民们扣下,最后在当地士绅的跪求下,祝芾才得以脱身回到县城。
当天下午,拳民们展开攻击,他们使用投掷装有火药的砂锅来烧毁教堂和教民的家,这种方式被称作是“砂锅罩(照)”。在当天晚上,大约有30户的教民全家被杀,尸体被埋进庙里或者丢进井里。当晚夜半时分,一伙伙手里拿着沾有血污的武器的拳民们在月光下再次穿过定兴县城,他们都是从北边的高洛村回来。
惨案的消息传开后,附近各县的教民纷纷外逃避难。村里的人都和教民说:“我们管不了你们”,就连定兴县的知县也只能让教民暂时离开自己的家,于是拳民们又将仓巨村的十几户无人的教民房屋烧毁,参与这次行动的还有“红灯罩”的姑娘们,拳民们都称这是“天火自烧”。此时,当地局势已经陷入失控状态。
直到5月14日,涞水知县祝芾与一名哨官来到高洛村,他们虽然没有发现尸体,但也不敢细搜,因为他们感觉到义和拳仍在潜伏。直到第二天,祝芾汇集了从保定来的兵力,然后再次前往高洛村,这一次,他们逮捕了七名拳民并发现了多具教民尸体。16日,祝芾听说又有拳民在高洛村聚集,于是他们再次出动并逮捕了九名拳民,其中一名是定兴县某拳场的大师兄。除此之外,他们又发现了更多的尸体。
就在16日这一天,练军分统杨福同(总兵衔)率领军队赶到涞水县,于是祝芾和他们再一次前往高洛村,又逮捕了十几名拳民。当他们准备回到涞水县城的时候,在路上遭到拳民们的伏击,有两三百拳民将他们包围,要求释放被逮捕的同伙。杨福同的军队随即开枪,义和拳的神法无效,只好丢下被打死的同伴各自逃生。就在这一天,有二十多名被逮捕的拳民随即被正法。
5月20日,涞水县石亭驿的马夫报告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拳民,于是杨福同于21日再次率兵前往镇压,其间击毙拳民多名并抓获了主要首领。当晚,杨福同留下三十名骑兵驻守,随后便回到了涞水县城。杨福同连续与拳民们交战并杀死拳民的消息很快传遍附近地区,当天晚上便有拳民们从临近的各地赶来,从房山、涿州一带便来了上千人。拳民们聚集起来,准备攻打涞水县城报仇雪恨,并夺回那些被逮捕的拳民。
5月22日,杨福同率领三十名骑兵和四十名步兵从涞水县城出发,前往石亭镇。杨福同的这次行动过于大意,就在石亭镇的附近,他们遭到至少超过他们二十倍的义和拳攻击,很快便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虽然这次交战有五十六十名拳民被打死,但杨福同和两名士兵被打死,其他人败退而去。这便是当时震惊了整个北京的“涞水戕官事件”。
杨福同的被杀是清廷剿抚两难、政策左右反复的一个集中体现。在当时的朝廷里,关于剿与抚的争议仍在继续,而在朝廷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荣禄在此期间称病不上朝(他得的是“政治病”),使得刚毅、载漪等人基本把持了当时的朝政。在无理性且怀抱私心的仇外情绪下,这些颟顸的官员倾向于将义和拳看作是“义民”,但对地方局势濒临失控的复杂性并没有一个清醒、感性而现实的认识。在这种教条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这种“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政策为义和拳的发展提供了相当空隙,等到祸起肘腋时,已是悔之晚矣。
清廷的政策导致直隶总督裕禄在“民教”冲突问题上态度暧昧,剿抚之间摇摆不定。另外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是直隶的政治形态,当时直隶总督裕禄驻于天津,对义和拳激发的事件并不积极,而当时的直隶提督聂士成则驻扎于开平;这样,当时处理义和拳问题的任务主要由保定的两位官员,即直隶布政使廷杰和直隶按察使廷雍来负责。
遗憾的是,廷杰和廷雍两人意见不和,廷杰主剿,而廷雍主抚,这样处理当时的事件便成了“四处救火”的模式,哪里出事就去哪里,等到义和拳势力的不断扩大,那些用于救火的兵力开始不敷使用,而杨福同以少量兵力前去对付数量众多的义和拳显然是一种军事上的失策。在义和拳不断蜂起的情况下,那些县一级的行政力量和他们少得可怜的武力(每个县可能只有几十名士兵和衙役)在众多的拳民面前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微不足道,当地方官员与地上士绅劝谕无效的情况下,基层政权基本陷入了瘫痪状态。
石亭镇之战后,一股来自涿州的义和拳在5月24日经涿州城前往石亭镇的途中,他们涌到衙门向知州龚荫培强行借钱二十贯,知州大人无力抗拒,官威扫地。第二天,聂士成部的统领杨慕时率三营兵力乘火车到达高碑店,这是一支用现代火器武装起来的军队,但杨慕时在出发前便接到裕禄等人的命令,让他“勿得孟浪”,主要是“查拿首要,解散胁从”,这种带有政治意义的军事任务让杨慕时十分为难,由此他也只能保持克制,引而不发。
杨慕时在到达高碑店后,派人到涿州一带张贴布告称:“直隶一省,大兵已有十万,坚甲利兵,士饱马肥,即有神道,断非大军之敌”。聂士成在布告中答应,如果拳民肯“自行解散,各保身家”的话,除了杀害杨福同的人和拳首外,其他人等一概不予追究,“如仍横肆抗拒,本统领惟以杀伐从事,并禀请飞调直隶各军,四面兜剿,则尔等无逃命矣!”
可惜的是,杨慕时的威胁利诱并没有起到作用。相反,聚集在涞水县的拳民越来越多,一度达到数千人之多。5月27日,义和拳烧毁了涿州的木制铁路桥和高碑店及长辛店的火车站,随后进占涿州。不过,拳民们并没有驱逐或杀害涿州的官员们,只不过对局势失控负有责任的知州龚荫培自己选择了半死不活的绝食进行抗议(万一朝廷追究下来,也可以以此相搪塞)。5月28日,数千拳民沿铁路线向北进发,他们一边拆铁道,一边砍断电线杆,遇到车站及料厂则加以焚烧,就连慈禧太后专用的龙车也难逃厄运。当天,长辛店、卢沟桥一带的铁轨和车站均遭破坏。继而,涿州以南到高碑店一带的桥梁、车站及车辆也被焚烧,从省城保定向北开出的火车到高碑店后,无路可去,只能退回。
义和拳占领涿州,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想以此为据点同杨慕时的军队对抗。对于这支拥有现代火器的军队,拳民们还是心存畏惧的,他们在同杨福同的军队交战时已经领略到其威力。事实上,在义和拳在拆毁铁轨、毁坏桥梁的时候曾遭到杨慕时部的制止,双方发生过小规模的冲突,拳民死伤十余人。5月31日,聚集在涿州的义和拳已经达到两到三万人,他们将涿州各城门控制住并稽核出入,与杨慕时的军队对峙。
据当时某路过涿州的人记载说:“(五月)初二日(5月29日),由新城(县)前进,到三家店打尖,见义和团纷纷往北。又行十余里,见道旁电杆均经拆断,火车道烟火蔽天,询之路人,始知马家铺(堡)至高保(碑)店二百余里铁路,自(四月)二十九日(5月27日)烧起,火犹未息。申刻到涿州,城上皆红巾黄巾,刀矛林立,屯聚如蚁。城厢内外几二万人,余见之,不免心悸,而涿州牧(知州龚荫培)不食已三日矣。”
涿州的混乱局势按下不提,这里先说说直隶义和拳活动在此期间出现的新特点。在从大刀会继承了“刀枪不入”的观念、从梅花拳接过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和名称、从鲁西北神拳那里吸收了“降神附体”的仪式后,直隶一带的义和拳又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东西,这就是揭帖和八卦教痕迹。
在直隶传播时,义和拳之所以能够迅速聚集上千人,揭帖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所谓“揭帖”,其实就是一种公开的传单和大字报,这些做工粗劣的贴纸在市镇村庄到处张贴,其主要内容是宣传反洋仇外思想,为拳民们的反教反洋活动赢得正义性的支持。
颇有深意的是,义和拳揭帖的最后大都附有恐吓性的内容,以要求观看者将揭帖广为传播,比如使用这样的话语:“见单传一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方之灾,见此单不传,剿杀洋教时,必然受连累”。这种宣传策略,对义和拳观念乃至队伍的扩大起到了不容小视的作用(如今网络上尚且有人使用这种伎俩,颇可笑)。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直隶一带的义和拳开始显现八卦教的痕迹,这可能是和当地历史上八卦教起义后的残留有关。当然,这里的八卦教痕迹未必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八卦教或者说一定与历史上的八卦教有组织源流关系,只不过是义和拳在活动的过程中,受到当地秘密宗教的影响而掺杂了八卦教的因素,如“文场、武场”、“震卦、乾卦、坎卦”等,而后来这些卦的名称也成为进入北京和天津的义和拳的组织名称之区别,这是后话。
三、义和拳挺进京津
义和拳进占涿州并逐步破坏铁路逼近丰台后,京畿形势陡然紧张了起来。5月29日,清廷发布一道口气严厉的上谕,命剿杀拒不解散的义和拳,这是清廷第一次对义和拳使用“剿”的口吻。但在5月30日,刑部尚书赵舒翘、顺天府尹何乃莹上奏朝廷请求增兵弹压的时候,又说义和拳“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旨在“约束不令滋事”。
从这点来看,赵舒翘、何乃莹的奏折仍未脱离“剿抚两用,以抚为主”的本意,其目的是防范事态的扩大而不是一味镇压。在随后的几天中,朝政似乎被载漪等守旧派所掌握,特别在御史许佑身弹劾涞水县令祝芾“怂恿带兵官杨福同诱杀十余人”后,清廷反发布上谕称:“近畿一带派出之带勇员弁办理不善,甚至纵容兵勇,以查拿拳匪为名,择肥而噬,勒索乡愚,以致闾里骚然,良民不能安堵”,令“裕禄严饬带兵各员及地方文武,查明实在滋事拳匪,指名拿办。倘或任意株连,借端讹索,波及无辜,即当从严惩办。”
在观察了几天后,局势仍未有平息的迹象,清廷遂于6月5日命赵舒翘与何乃莹前往涿州进行“宣布晓谕”,劝导拳民们“一齐解散,各安生业”。从清廷当时剿抚不定的上谕来看,这时的口气似乎已经软化不少。从决策的程序来看的话,当时清廷派赵舒翘等人前去涿州,可能是派去实地调查义和拳的情况,然后再作实质性决策。
很不巧的是,就在这一天,义和拳数千人向驻扎在高碑店的杨慕时部发动攻击,双方发生激烈冲突,义和拳死伤一百多人。而在第二天(6月6日),义和拳在烧毁落垡车站时,又与奉命前去保护铁路的聂士成部发生冲突,义和拳同样是死伤惨重,由此也与这支新军军队结下了深仇大恨,这使得后来的局势更为扑朔迷离。
随着局势的恶化,荣禄再也坐不住了,他在5月底销假回朝。尽管他在上朝后一日连上七道奏折,但力挽狂澜的最好时机已经失去了。6月6日,在荣禄的再三恳求下,慈禧太后当晚便召集各王公大臣,以讨论当时的紧急形势。在这个会议上,端王载漪、刚毅、启秀等人声称义和拳是“忠心于国之人,如与以上等军械,好为操练,即可成有用之劲旅,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
很难说当时载漪等人是出于自己集团利益的考虑还是不了解事实的真相,他们在会议上的强烈表态和众口一词让其他大臣不敢表达自己的看法。为人圆滑的军机大臣、大学士王文韶便在会上未置一词,而荣禄稍表异议,便立刻遭到载漪等人攻击,这次会议几乎被“仇洋”的一派官员所控制。
尽管如此,荣禄的立场对慈禧太后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另外,赵舒翘前往涿州实地调查尚未回来,因此她不能立刻做出决策,于是6月6日的上谕和之前的上谕精神基本相似,并没有在剿和抚之间做出决断。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军机大臣、大学士刚毅担心“赵舒翘或戾己意,自请继往”,随后他主动请缨,要求前去涿州、保定一带招抚拳众,并乘机在赵舒翘回报朝廷之前将他的嘴堵上。事实上,赵舒翘到涿州后,看到义和拳“皆市井无赖,乞丐穷民,殊不足用”,本已经灰心丧气。但刚毅来后,义和拳在他面前表演神功,刚毅深信不疑,殊不知这只是义和拳的一个把戏。等到刚毅和赵舒翘等人会合,刚毅“力言拳民可恃”,而何乃莹则“唯唯从命”,赵舒翘虽然心里反对,但因为自己进入军机处是靠刚毅的推荐,于是也只好听从了刚毅的意见,回京后含糊其辞的复命了事。
6月9日,甘军董福祥部被调进北京,据说这是因为使馆卫队入京所导致(后叙)。董福祥一贯仇洋,他进入北京后四处说自己“已奉太后命,剿灭洋人”。第二天(6月10日),慈禧太后又突然任命端王载漪与庆亲王奕劻并列为总理衙门首席大臣,满人官僚启秀、溥兴、那桐也同时进入。此举让人颇费思量,这使得清廷中的排外势力更进了一步。 
就在6月10日这天,西摩尔联军不顾天津方面的阻拦,执意要向北京进发(后叙),但由于时间差和信息不对称的关系,这似与载漪进入总理衙门无直接关联。但是,在西摩尔联军向北京进发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下面的一个事件便与之有直接关联了。
从6月中旬开始,大批的义和拳开始涌入北京和天津。而在此之前,深州、通州、静海县城等地也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义和拳所占据或控制。在直隶省城保定,5月底城中便已是团民充斥,局面失控。
进京的拳民大都没有组织性,只是以各自的家乡为识别,其中大多来自直隶中部地区和顺天府各州县。京中官员胡思敬曾这样描述当时的乱象:“五六月间,京师贼势盛时,其来自京东者,曰武清团、香河团;来自京南者,曰固安团、永清团。或竖旗曰某庄村、某镇集,金鼓喧阗,如乡社赛神之状,殆不可以数纪。”
事实上,在6月10日以前,也有少量的拳民在京城活动,但大举进入北京城则是在6月12日后的事情。但令人疑惑的是,作为京畿重地,义和拳怎么能如此顺利的进入呢?从当时的情况来说,义和拳决没有攻取北京的政治意图和军事实力,他们的进入完全是一种和平的方式,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毫无疑问,京畿地区向来是清军重兵驻扎之地,其中包括董福祥武卫后军二十营、荣禄的武军中军三十营、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二十营、宋庆的武卫左军二十五营,步军统领辖下的警备军队以及八旗的火器营、健锐营、虎神营、神机营等等,当时的总兵力在十万左右,但奇怪的是,守城的清军(主要由步军统领负责)却大开城门,任由义和拳随意进入。
据记载,义和拳入城时无人阻拦,“有夜来者,城门已闭,至城下叫门,守城兵并不拦阻,即刻开城放入”。京师重地,大批拳民武装进入,如入无人之境,“终日任其街市往来,砍杀不绝。地面官兵,不敢阻止”;“五月以来,团民三五为群,手持刀剑,逍遥城市,官兵不敢谁何,遂至无庙不设坛。于是焚教堂、杀教民,无日无之“。
不过,从下面的一段材料也许能看出此中的端倪,“有拳匪数万人到京,某城门守者坚不肯纳。方争持间,忽有人持辅国公载澜令箭,令开门,守者不敢违。由是风声所播,相继而来者,日以千计”。
载澜是谁?神机营长官是也;当时的京城九门谁负责?步兵统领庄亲王载勋。加上负责虎神营的载漪,这几个人在导引义和拳入城的事件上起到了重大作用,而这也是导致北京乃至庚子年局势失控的最关键一步。由以上的过程可以看到,军机大臣刚毅与载漪等人勾结后,已经开始有意识的要利用义和拳,刚毅招抚在前,载漪等人放入在后,“大阿哥党”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不惜绑架了清廷乃至整个中国的命运。这一点,似应着重把握。
至于义和拳,他们进入北京的目的很简单,一来是为了寻找新的斗争目标,因为京城里洋人洋物极多;二来恐怕也不乏“发洋财”的经济目的。据当时人的观察,“乡农见村人从匪归者,虏略(掠)教民财产,所获甚丰”,因而“皆弃农业为之”;拳民们进城后,除了焚烧教堂、劫夺洋行取得财物外,还可以“勒捐”富户,让殷实之家捐资助饷,这种情况在顺直地区非常普遍。
另外,清廷在宣战后发粮米赏给并招抚拳民,更是对义和拳进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时人记载:“六月初一日,昨因皇太后赏义和团银十万两,更兼外州县乡团连日纷纷而进,愈聚愈多,约有十万余人”。就像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里说的,拳民都认为自己是“领赏”来了!而负责招抚义和拳的庄王载勋还曾派人持其令旗一面,“赴京南一带,招拳民之技艺精熟者三千人速赴京听调”,此次仅新城、定兴一带随令旗“赴京者近万人”。
在载勋等人的招抚下,义和拳大批的拥进了北京城,拳民们在城内随处设立拳场,并竖起“保清灭洋”的旗帜,一时间“义和拳”成为当时最热门的话题,也是最让人惊恐的事情。翰林院编修黄曾源目睹了当时北京的情况深有感触地说:“自五月以来,生杀予夺皆在团,团曰可,不敢否;团曰否,不敢可;民权之说,吾于义和团见之矣。”
京城中突然涌入大量的拳民,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居民们都隐约感觉到了不祥之兆,但谁也不知道下一步的局势会怎么样。事实上,当时的北京城中并不存在尖锐的“民教”冲突,这一点和华北平原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但拳民入京之后,几乎没有停顿就开始了他们的“反教”行动,他们不分清红皂白地滥杀教民,焚烧教民房产和各种洋物,这不仅严重地破坏了京城的社会秩序,也由此引发更大的中外冲突。
对义和拳态度最为积极亲善的当属端王载漪为首的“大阿哥党”,当时载漪不仅在邸中设坛立团,朝夕虔拜,而且经常召义和拳首领等赴端王府议事;刚毅、载澜改穿义和团装束,徐桐、崇绮也是笃信有加。就连宫中太监、卫士和部分清军也纷纷加入义和团,董福祥还与义和团首领李来中结为义兄弟。
在这场无法用常理理解的运动洪流中,士绅及一般民众也争相趋附,群起效尤。不可否认,一些士绅富户设坛练拳,大多是为保护门庭家财,免受侵扰。而与此同时,由于义和拳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降神附体”,人人平等,这使得一些社会渣滓也乘机投入其中,他们打着“义和拳”的旗号大肆抢掠洋行和教民财产,或者借机报复私怨,这使得后来的社会秩序陷入了极大的混乱之中。据记载,还有清军假扮义和拳进行抢掠,如聂士成武卫前军的不少士兵就认为,与其同拳民们作战,倒不如仿效义和团,既可掠取财物,又可得“义民”之称,于是有五营士兵哗变,沿途抢掠百姓财物。
天津的情况也不乐观。当时的天津是华北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洋人聚居较多的城市,拳民认为这里是洋人的大本营和洋教的黑风口,因此成为了义和拳要打击的重点地区。1900年6月初,天津东北角三义庙王志和树起义和团旗,数天内便在城内外立坛三四十处,每处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随后安次县杨寿臣率数百拳民来到天津与之合流,当时的声势很大(但后来王志和因种种暴行而被曹福田处死)。曹福田是游勇出身,他率领静海、盐山、庆云等地的“乾字团”数千人进入天津并在城西吕祖堂设立总坛口,随后又在城厢内外设立坛口十余处,声势比之前还要浩大,就连直隶总督裕禄也不敢得罪。
继而,王德成率霸州、雄县、文安等地义和拳来到天津,他们在大佛寺设立总坛口,城厢内外设坛口数处。6月下旬,张德成率领的自称是“天下第一团”的“坎字团”五千余人从独流镇到达天津。据说,张德成到达天津之时,裕禄命人派轿子前去迎接,并在督署设宴招待,将张德成引入上座。当时人说,张德成颇有仙人风范,人称“张活神仙”。
义和团进入天津后大搞“反教”活动,这使得当地局势很快失控。据当时的《中国旬报》等称,义和团于6月14日至16日之间,“焚教堂,拆榆芦路、毁关、县两署,释监押犯,道、运署皆设拳场”;“入官电局捣毁一空,沿街电杆皆砍断,招乞丐使负去”,“在道、府、县大堂设坛”。自6月中旬起,天津各洋行一律罢市,招商局除米粮外其他各种货物一律停运,信件、通讯停止,连老龙头火车站也被焚毁。因为拆毁和保护铁路的缘故,义和拳还与聂士成及杨慕时的军队发生过严重的流血冲突。
在义和拳蜂起的势力面前,天津的官员们失去了昔日的威风。某佚名者在《天津一月记》中说,义和拳“手持短刀,数十成群,招摇过市。沿街铺户闻团过皆执香跪迎。途遇道府县,皆叱令下舆免冠,司道、府县均不敢冠带”;英国领事贾礼士也在信中说:“天津城已实际掌握在义和拳和暴徒们手中,他们焚毁了礼拜堂,并且在街上强迫中国官员们下轿。”
内忧外患,一时俱起。在义和拳“反教”活动不断扩大的同时,八国联军攻陷了大沽炮台并开始进逼天津,整个天津城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在此情况下,殷实之家相继出逃,社会秩序一片大乱,就连直隶总督裕禄在天津的行馆也被人纵火,烧毁殆尽。清廷及其基层统治的瘫痪,使得天津已陷入了一种无政府状态,而与此同时,义和拳建立了一种新的权威,尽管这注定是短暂的。
四、光怪陆离的“义和拳”现象
     1900年高潮时期的义和拳活动混乱纷杂,其间形态扑朔迷离,但综合而言,则有以下几种共同的特征或表现形态。
(一)、旱灾与焦躁情绪
1900年5月21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曾在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一封信中说:“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的旱象,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更迅速的恢复平靖”。
很奇怪的是,庚子年北方各省的自然灾害与往年以涝为主的态势相反,这次是普遍而严重的干旱,譬如当时直隶的旱情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春天至冬,未得下雨,汗(旱),春麦未种,……直隶三省未下透雨”。北方的这次旱灾蔓延甚广,除了山东与直隶外,山西、河南与陕西等地也饱受干旱之苦。在很多地方的县志中,当年都有“春夏大旱”,“十室九空”,“晚禾尽萎,大饥”的记载。由此,历史上描述旱灾“赤地千里、“易子而食”的悲惨画面再次出现,其记载令人不忍卒读。
从心理学意义上说,旱灾被水灾更加的可怕。一般来说,水灾有时间限定性,暴雨不可能一直持续,只要大水退去后,灾民即可回到家园重新恢复生活,而且洪水带来的淤泥还能增加土地的肥沃度,有利于提高作物的产量。再者,水灾造成的焦虑情绪往往可以通过追究渎职的水利官员得以宣泄,也可以通过疏浚河道、加高河堤等措施来恢复农业生产的信心。换句话说,水灾是一目了然的,但旱灾就不一样了。
旱灾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压力,往往在于它在时间上的不确定性,它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带有持续性的、渐进式的苦难和折磨。水灾一旦发生,它便已经成为一个过去的事情,人们大体上可以确定它的结束日期并规划灾后的生活,但旱灾的不确定性则让人充满焦虑而无法产生预期。正如柯文在《历史三调》中说的:“旱灾持续的时间越长,这样的问题就越急迫:什么时候下雨?干旱什么时候结束?它会结束吗?简言之,水灾形成后,人们最关注的是已发生之事,而旱灾形成后,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尚未发生之事。可以说,旱灾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压力更大”。
从中国传统的灾荒观来看,旱灾往往被解释为得罪了上天(玉皇大帝),因此皇帝和官员们往往会举行庄严的祈雨仪式,祈求上苍原谅,赐以甘霖。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祈雨活动都会得到回报,譬如庚子年的干旱就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缓解。
干旱使得直隶、山东等地的农民无所事事,义和拳也由此得以蔓延。据《天津政俗沿革记》中记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山东义和拳其术流入天津,初犹不敢滋事,惟习拳者日众。二月,无雨,谣言益多,痛诋洋人,仇杀教民之语日有所闻。习拳者益众。三月,仍无雨,瘟气流行。拳匪趁势造言,云:‘扫平洋人,自然得雨’。四月,仍无雨。各处拳匪渐有立坛者”。
最为巧妙的是,义和拳宣扬的“反教”观念正好为缓解干旱带来的焦虑烦躁情绪提供了一个宣泄口,这便是义和拳揭帖中反复强调的,当时北方久旱不雨,原因是“洋人得罪了老天爷”,所谓“天无雨,地焦干,只因鬼子止住天”,“天久不雨,皆由上天震怒洋教所致”,只有“扫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期”。
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群众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那些教条,具有不容讨论的专横武断的力量”。中国有句老话叫“天怒人怨”,在人的能力范围之内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寻找一个替罪羊便显得十分必要了。洋人、洋教与中国传统及文化的格格不入,正好为“天庭震怒”找到了原因。
洋人洋教(及其背后的教民乃至一切与洋务相关的事务如铁道、电报、洋行等)得罪了老天爷,这个观念是不容怀疑的,因为从逻辑上说,假如是洋人洋教得罪了天庭导致干旱,那普降甘霖又证明了他们的无辜。正如时人王照在《行脚山东记》中说的,当德国人在山东修建铁路时,当地人“喧传凡铁路所经若干里内,禾稼皆死”,于是“齐向洋人拼命”,但“他日见禾稼不死,即为悦服洋人之日矣。”
事实上,当年六月,直隶、山东交界一带下了一场透雨,附近一带的义和拳便纷纷回籍,某佚名士大夫即记载说:“团即返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地区都像直隶、山东交界一带那么幸运,直隶北部等地区的旱情就一直没有得到缓解,而这也是造成庚子年那场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那些在华传教士也在不停的祈求上帝赐予人们一场大雨,某传教士在信中说:“拳民们威胁要抢劫并杀害传教士和教民,……人民无所事事,只谈论如何杀洋人和教民……形势越来越险恶,如果一直不下雨,什么样的暴力事件都可能发生,我们知道,如果上帝愿意,他会普降甘霖来解救我们。”另一个传教士也说:“雨水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安全,正是由于久旱无雨,他们才在这里闹事,并不是因为义和团……他们本来都是安分守己的人,但他们现在被饥饿折磨得绝望了。”
(二)反洋与排外行为
持续旱灾带来的焦躁情绪使人们失去了理性,出于对洋人与洋教破坏国人传统生活的憎恨,义和拳对一切外来事务都持一种不容讨论的排斥态度。除了焚教堂、杀教民之外,义和拳对洋货也是深恶痛绝,正如《天津一月记》中记载的:“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盂,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
对义和拳的“反洋务”活动,当时有很多记载,譬如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中说:“自教堂教产烧毕后,所有城内外凡沾洋字各铺所储洋货,尽行毁坏,或令贫民掠取一空。并令住户人等,不得收藏洋货,燃点洋灯。于是家家将煤油或箱或桶泼之于街。又传言杀尽教民后,将读洋书之学生一律除去,于是学生仓皇失措,所有藏洋书之家,悉将洋书付之一炬”。仲芳氏也在《庚子纪事》中说:“哄传各家不准存留外国洋货,无论巨细,一概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毙,与二毛子一样治罪。”更有甚者,如《拳事杂记》中的记载:“当拳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枚,洋纸一张,途遇团匪,乱刀并下,皆死非命”。
鉴于洋货在很多方面确实具有先进性并为老百姓提供了方便,因而除了毁坏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给洋货或带“洋”字的货品改名换姓,譬如“洋药”改称“土药”、“洋布”改称“土布”或“西布”,“洋货铺”改称“广货铺”,就连从日本引进的东洋车,本不属于“反洋”系列的产品(当时的日本人在国人眼中乃同文同种,和西方人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庚子年的事件本与日本无关),但车夫们还是忙不迭的将之改名为“太平车”,并用醒目的红纸贴在车尾,以防不测(六十多年后,红卫兵将“西红柿”改成“东红柿”,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改名之后,义和拳在精神上获得了胜利,老百姓也由此得了便利,减少了损失,倒不失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事实上,义和拳在语言系统上有颇多令人忍俊不禁的“革新”,如柴萼在《庚辛纪事》中所载:“德宗(光绪皇帝)谓之一龙,礼王(世铎)、庆王(奕劻)谓之二虎(也有说奕劻和李鸿章的),百官谓之百羊,百姓年三十以上或与洋人相关者谓之二毛子,年四十以上或间接与洋人相关者谓之三毛子,洋人谓之鬼,洋钱谓之鬼钞,洋炮谓之鬼铳,洋枪谓之鬼杆,火药谓之散烟粉,铁路轨道谓之铁蜈蚣,机关车谓之铁牛,电线谓之千里杆,老妇谓之老寡妇,少艾谓之小媳妇,女阴谓之小妖洞,强奸谓之搅小妖洞”,甚至连“洋”也改成右边加个“火”字,意思为“水火左右交攻”。
在义和拳的眼中,就连光绪皇帝也不是好人,因为他在康有为的怂恿下背叛祖先,搞变法维新就是引进西方的那一套东西,这是义和拳所不能容忍的。王照在《山东行脚记》里记载了很多谣言,说他在山东莱州府一带游历时,听到的“街谈巷议,大抵不外‘天灭洋人’、‘李鸿章卖江山’、‘光绪爷奉教’、‘袁世凯造反’、‘康有为封六国圣人’之类”。很明显,这几个人都倾向西化与洋务而遭到义和拳的诋毁(流亡国外的康有为被封为“六国圣人”,意思是骂他做了汉奸卖国贼)。
物极必反。1900年6月16日(五月二十),义和拳在焚烧“老德记”西药房等洋货铺时,连带北京南城最繁华的大栅栏商业地区1800多家店铺和7000多间民房被焚,其火势之凶猛,连巍峨的正阳门城楼都被殃及,最终被烧毁坍塌。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说,这次大火“焚正阳门外四千馀家,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仲芳氏则在《庚子记事》中记载:“及至延及旁处,团民不许扑救,仍令各家焚香,可保无虞,切勿自生慌扰。既至火势大发,不可挽救,而放火之团民,已趁乱逃遁矣。是以各铺户搬移不及,束手待焚,仅将账目抢护而已。”
在此事件后,很多人开始反思义和拳到底在干什么,譬如《庚子记事》的仲芳氏,他在书的前一部分中用肯定的语气记载义和拳的种种活动与传闻,但是大栅栏大火之后,仲芳氏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在文中指责义和拳造成了一场“从来未有之奇灾”,并由此认为“义和团如此凶横,是正耶,是邪耶,殊难揣测”;“若看其请神附体,张势作威,……焉有杀人放火之神灵乎?且焚烧大栅栏老德记一处之房,遂致漫延如此大火,何以法术无灵;以此而论,又似匪徒煽惑扰乱耳。”
对义和拳的此类行为,杨典诰也在《庚子大事记》中认为,义和拳“虽有法力,只可以倡乱,不足以成事。……闻者惊以为神术,遂开千古未有之奇祸……四月,保定有烧电杆,毁铁路之举。不知电杆,铁路乃国家营造者,既悬‘保清灭洋’之旗,而又烧焚公家之物,是直与国家为难,非乱民而何。……而老成谋国者,以为乱民不可恃,兵端不可开”。由此可见,当时头脑清醒的士绅仍为数不少。
(三)、暴戾性杀戮
在庚子年的那场浩劫中,华北地区的居民们都亲眼目睹了一场连续的野蛮杀戮的恐怖场景:开始是义和拳杀中国教民,其中也包含了极少数的外国传教士或洋人甚至外交官(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和德国公使克林德);接着是清军与义和拳及其八国联军的相互攻击,义和拳与清军死伤惨重;最后是八国联军对义和拳乃至中国无辜平民不加区别的残酷报复。在这个酷烈的夏天,在三个连续的阶段中,天津附近河流中几乎每天都有死尸漂流,而且大多是无头或肢体不全者,有时候尸体甚至多到将河段拥堵。
据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统计,在庚子年这场以“排外”为主要特征的浩劫中,外国遇难者的数目仅为231人,而被杀的中国教民及无辜百姓,目前已经无法统计出具体数字。但根据中外各方的动辄数以百计乃至数以千计的记载来看,这个数字必然是外国遇难者的上百倍甚至是上千倍不止。据统计,仅山西一省就有5700余名教民被杀,而直隶、北京、天津的遇难人数更为巨大,如《庚子国变记》中的记载:“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惨无人理。”
作为当时华北的两个主要城市,北京和天津在涌入了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的义和拳后,可以想象当时的社会秩序将是何等的混乱,而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的华北平原上,也可以同样想象出那些孤立的教民们当时所处的悲惨境地。在当年的7月中旬,某士大夫管鹤逃出天津,他在《拳匪闻见录》中描述说:“沿河所见,浮尸甚多,或无头,或四肢不全。妇人之尸,往往乳头割去,阴处受伤,男妇大小,怆形万状,不忍瞩目”,“气味恶臭,终日掩鼻”,“或谓此皆教民,为拳匪所杀,平人不敢过问也。”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如刘孟扬在《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中说义和拳“杀人之法,一刀毙命者甚少,多用乱刀齐下,将尸剁碎,其杀戮之惨,较之凌迟处死为尤甚。”
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的,“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群体感情的狂暴,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得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在群体中间,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会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义和拳不分青红皂白的杀害教民乃至无辜者,这就是一种得到充分宣泄的群体性暴戾,而这种暴戾在当时被赋予了“正义性”,在这段全面失控的特殊时期,这些施暴者因为人多势众甚至不需要承担责任(这点与66年后的“红卫兵浩劫”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法国大革命及其残酷性令勒庞得出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同样可以适用于庚子年,这就是“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其行为主要看环境如何,它可以成为犯罪团体,也可以成为英雄主义团体”,正因为如此,“群体数量上的强大使它感到自己势不可挡,孤立的个人不可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但成为群体的一员后,足以让他产生杀人劫掠的念头并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
清廷中以载漪为首的守旧派亲贵对于当年的这场灾难需要承担相当的责任,他们不仅将拳民放入京城,而且为这种愚昧疯狂的行为拍手叫好,庄王载勋即出告示悬赏杀洋人:“募能杀洋人者,杀一男夷赏银五十两,女夷四十两,稚夷二十两。”这种残暴无理之举,足以反映出这个亲贵集团的愚昧凶蛮之程度。事实上,载漪集团为了一己之利,甚至想行“非常之事”,即杀“一龙二虎”以夺取皇位(“龙”即光绪皇帝,“二虎”指礼亲王世铎和庆亲王奕劻)。
在权贵们的支持下,义和拳更是肆无忌惮,任指他人为教民,甚至借机报以私仇。据记载,如有良民被指认为教民后,及强令烧香焚表,倘若纸灰不起,便诬称为教民,结果往往是“枪刀并下,众刃相交”,或者“乱刀剁死,就地掩埋”,等等。另外,还有一种辨认教民的离奇方式,那就是看额头十字—但额头岂能看出什么字!不过是随意指认,随意诬指,多几个冤杀鬼罢了!
最为荒唐的是义和拳杀白莲教徒。据《西巡回銮始末记》中的记载,说义和拳“攻交民巷西什库,既屡有杀伤,志不得逞。而教民亦合群自保,拳匪不敢前,乃日於城外掠村民,谓之白莲教,以与载勋。载勋请旨交刑部斩於市,前後死者男女百馀人,号呼就戮,哀不忍闻,皆愕然不知何以至此也。观者数千人,莫不顿足叹息,怜其冤。”据时人推测,义和拳之所以要诬指无辜村民为白莲教,原因是“攻人无绩,故以此效忠”,这个结果便是一百多人无辜送命。临刑时,街上人看到那些穷苦黑瘦的饥民,说:“如此样儿,亦想做皇帝耶?”更荒唐的是,官人在行刑前问刘大姊、二姊:“你们习白莲教耶?” 大姊、二姊皆惊问什么是“白莲教”。
在失控状态下,暴力便代表了“正义”,杀戮也成了家常便饭。令人恐惧的是,类似的事情在后来八国联军对义和拳民的屠杀中,得到同样甚至是加倍的报复。在暴戾性杀戮面前,东方与西方、愚昧与文明几乎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加上后来那些清军残兵败勇的劫掠暴行,老百姓才是这场浩劫中的最大牺牲品。
(四)、谣言与从众行为
庚子年中,谣言盛行,正如时人所说,“谣言谬说,日盈于耳”,这个时期的谣言基本继承了之前三十年的反洋教斗争传统,其内容也大同小异,无外乎传教士“拐骗男女幼孩,取其精髓,造作丸药”;“童子割肾,妇女切乳,剜眼取胎,婴孩同煮”;入教后“子淫其母,兄淫其妹,父奸其女,翁奸其媳”,诸如此类。这些谣言,目的是将外国传教士丑化成妖魔鬼怪,虽然都是些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但由于其形象突出、鲜血淋漓,倒也具有极大的煽动力。
谣言之所以能够广泛传布,还在于当时社会上的一种普遍弥漫的焦虑情绪,而在政府权威缺位、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这种焦虑情绪往往导致民众的紧张和盲目性,进而导致社会心理学中所说的“从众行为”,俗称“随大流”。所谓“言者不知其妄,闻者信以为真”,“言者如是,闻而传者如是,传而力争者复如是”,结果是一传十,十传百,人云亦云,异口同声,待到“假到真时真亦假”的时候,这种强烈的社会舆论和环境气氛使得人们不得不信,反对自己的理性思考持存疑的态度(因为谣言至少可以缓解因不确定性带来的紧张焦虑情绪)。
正如前文所说,义和拳在快速传播过程中使用当时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那就是在传单揭帖的末尾加入诸如“传一张能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方之灾”或 “传三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此方四邻之灾;如见不传,必受刀头之罪”等的恐吓性内容,这使得义和拳的观念(包括谣言在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得以传播,这也是义和拳迫使人们“顺从”或“从众”的一种手段。
谣言对当时生活的影响很大,其中使用最为成功的一个谣言是教民往公用水井中投毒,这在激起普通民众与教民的对立乃至仇视中起到了非常有效的作用,甚至造成了华北部分地区的恐慌。由于局势剧烈动荡,普通百姓在惊惶恐惧中很容易受到谣言的影响,譬如《潜园琐记》中曾描写庚子年义和拳高潮时期,山西太原“百十村庄因讹言而传扰者大半”,每当讹言一起,即“人民惊惶,群相奔走”;“悲啼呼号,男负其妻,子负其母,披星踏露,四散遁逃”。例如七月七日夜半,“街市传言教民来攻城,阖城士庶奔走相蹂躏”,等到天晓,始知无事;过了几天,又传“柳林庄教民乱”,“各村人民惊恐无措,鸣铜锣,缮守御,田亩农夫佥负耒□而归,老弱妇女咸仰屋而泣”,但事后才知道,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虚惊一场,“民乃不扰”。
类似的事情,在天津等地也多有发生,可谓是稍有风吹草动,便立即草木皆兵,这也反过来说明了社会正处于一个失控的动乱时期。为了消除心中的焦炉和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普通百姓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下,即使他们没有加入到这场斗争的漩涡,但也必然为当时的社会形势所逼迫,最终做出超乎寻常的事情。
(五)、神术与骗局
为了赢得更多人的支持,义和拳往往到处宣传他们“受术于神,传之〔于〕人,刀剑不入,枪子不中,掣云御风,进退自在”;能使敌人“枪炮不燃”、“可咒其火药自焚”、能“居一室斩首百里外,不以兵”,等等。
事实上,义和拳的基本神术“金钟罩”原本是一种硬气功,但这种功夫需要长时期的训练才能达到“刀枪不入”的境界,但其效果有限,最多只能承受住冷兵器砍砸,决抵挡不了火器的攻击。至于使得洋人的“枪炮不燃”,那绝对是一种无稽之谈。说到底,义和拳之所以要采用迷信的方式夸耀自己的“神术”和“法力”,其主要原因还在于用神化的观念来弥补自己在武器装备的落后。
当然,这种“精神胜利法”对于稍有理智的人是无效的,因而大师兄们常发展一些智力尚未完全开化、社会见识有限的青少年,正如《新民府志》中的记载,义和拳“其可异者,一则响应之速,直有一日千里之势,诚不解是何神通;一则无知幼童,一诵咒言,立即迷失本性,口眼歪邪,舞刀弄棒,竟于青天白日下惨喊杀声,其狞恶不可向迩,又不解是何法力。”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中也说:“神一附体,即不省人事,持刀乱扑,视死如归。”
由于练习时间有限,“刀枪不入”的神术往往演变成一种魔术和戏法,或者根本就是江湖骗术。时为某县县令的邹谓三在《榆关纪事》中记载了这样一次表演,说“当时街面纷传,此系真正神团,众民眼见,用抬枪洋枪装药填子,拳民等皆坦腹立于百步之外,任枪对击,弹子及身,不惟不入,竟能如数接在手里以示众,众皆称奇,以为见所未见,奔坛求教者入归市。”
可惜的是,后来某高人当场拆穿了拳民的戏法,原来他们预先准备的枪子是“香面为丸,滚以铁沙”,开枪的时候面丸化作清烟,受试者在丝毫无损的情况下,在枪一响的霎那间以快捷的手法将手中先藏好铁丸弹子佯作接住射来的枪弹—这基本就是魔术表演了。不过,这种表演也有失手的时候,比如前文曾经讲到的景州宋门镇事件便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另外也有很多记载证明了拳民在真枪炮面前表演时当场饮弹身亡的例子。
为了维持神术的可信性,拳民们在真的中了枪弹后也得强加掩饰。譬如袁昶在《乱中日记残稿》中说,拳民在被真枪打死后, 大师兄过来查看则说死者“劳累已极,睡着矣”,或者“设法取出枪子,以大声呼其小名,其受伤浅而未死者,或偶活一二,则曰:醒矣,断无死理”;对伤情重不能复活的,“大师兄遍搜其身,或偶携有他物,则曰是爱财,曾抢藏人物,故致死,万不能活矣。”
但是,骗局终究是骗局,在热兵器面前,义和拳的神术统统失效。某佚名者在《天津一月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团中人自诩神通广大,有受枪炮者,其师一抚摩即愈,阵亡者,念咒即复活。一日练军出征,团为先锋,一团受枪毙,练军急呼曰:老师速来看师临视。练军曰,老师速念咒。师曰,伤乎,死乎。练军曰,死矣,闻老师有法术,死者可以复活,可速作法。师扭捏曰,人死岂能复生。练军立唾其面,师俯首而去。”
  为了给失效的神术圆谎,义和拳发明了大量的禁忌,譬如禁止那些“不洁”行为,如沾染女色,抢掠、偷盗财物等等,义和拳认为这些道德的污点会使得神术失灵,这还比较好理解。但另外一些禁忌就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了,譬如天津的义和拳一日忽然下令:“凡铺户居民之有妇女者,七日不可入市,七日不可缠足,男女七日内宜著红衣裤,男女七日内宜蔬食”;而北京的义和拳在攻打北堂时,“令人家烟囱上盖以红纸,又令将粪桶倒置,插纸花于上。”
神术受挫的情况下,义和拳往往将他们的失败归于洋人用了义和团禁忌所忌之物,比如说天津租界“各洋楼架大炮甚多,每炮皆有一赤身妇人跨其上”。而对于进攻北京西什库教堂的失利,义和拳则声称:“此处与别处教堂不同,堂内墙壁,俱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女赤身露体,手执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
可惜的是,神术本无效,虚幻终究归于虚幻,再多解释、禁忌也不过是无用功。
(六)、权威与反权威  
义和拳涌入京城后,清廷试图将拳民们归入其统辖和调度之中,这便有了拳民们赴庄王府“挂号报道”的闹剧。不仅如此,直隶各地也竞相效仿,将拳民编成乡团,也被称为官团。清廷宣战后,更是褒奖拳民为“义民”,慈禧太后还拿出10万两私房钱发给拳民,以示鼓励。另外,京城还在各地设点发米,这使得更多的拳民们涌入北京。
可惜的是,清廷的如意算盘最终还是落空了。那些已挂号或被编为乡团的拳民们并不甘心受官府的约束调遣,就连在端王府“挂过号”的义和拳都直截了当的跟载漪说:“王所遵者皇上,我们遵者玉帝”。对拳民们的不肯受抚、“桀骜相竞”的混乱状况,各地的地方官也是束手无策,直隶提督吕本元就曾感叹说:“拳匪骄抗不驯,官诚无法制也。”
对于义和拳来说,光有合法化还是远远不够的,作为原秩序的冲击破坏者,他们也要树立起自己的权威。据各方记载,在当时的北京和天津街头,义和拳几乎每晚要传下坛谕,或“令家家向东南叩头”;或“令各家烧香点灯,贴红纸条,不准睡”;或命“用红布写‘义和团之神位’张之门首”;或“传令各家将烟囱用红纸蒙严,不许动烟火,不许茹荤,三更时在院中向东南方上供馒头五个,凉水一碗,铜钱百文,行三拜九叩礼”;甚至还荒唐地要求妇女不准梳头,不准洗脚,不准出门,不准下坑,等等。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中也说,“义和团民传知各户,每晚门首各点红灯一个,以助神道灭洋之举。故大街小巷,夜间如火龙。”
在这种狂乱的气氛下,义和拳借助屠戮教民的血腥暴力和“降神附体”等各种迷信仪式,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取得了正常秩序下所不可企及的权威,这或许可以称之为一种勃然而兴的“民间神权”的权威模式。对此,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曾记载说:“各团领袖,皆称大师兄。……大师兄躬代神位,口含天宪,因此声势赫耀,可以颐指而气使,凡隶该团本域住民,无论富贵贫贱,生死祸富,举出于其一言之下。此职率由地方豪猾充任,其威力远出郡县长官之上。”
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说:“谓神来皆以夜,每薄暮,什百成群,呼啸周衢。令居民皆烧香,无敢违者。香烟蔽城,结为黑雾,入夜则通城惨惨,有鬼气。神降时,距跃类巫觋,自谓能祝枪炮不燃,又能入空中,指画则火起,刀槊不能伤。出则命市人向东南拜,都人崇拜极虔。有非笑者,则戮辱及之。仆隶厮圉,皆入义和团,主人不敢慢,或更藉其保护。稍有识者,皆结舌自全,无有敢讼言其谬者矣。”管鹤也在《拳匪闻见录》中记载:“于是日有焚毁教堂、捉拿教民之事。街上行人,见匪避道,畏之如虎。匪亦自命为神,生杀任意,无辜受戮者,不知凡几。”
在义和拳最鼎盛的时期,拳民们对昔日高高在上的官员们公然藐视,甚至连官员也敢杀。据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的记载,神机营翼长庆恒(二品高官,清军副都统)即被义和拳寻仇而杀,一家大小十三口无一幸免,连载漪等人都不敢过问。当时的一些达官贵人,如吏部尚书孙家鼐、大学士徐桐等人的家中都被拳民们抢劫(最可笑的是,徐桐乃是义和拳的铁杆支持者)。
    《西巡回銮始末记》也不乏高官们在义和拳面前威风扫地甚至命丧黄泉的记载:侍郎陈学棻带着司官丁某至各部验看月官时,“拳匪忽然突至,任意罗唣。陈叱之曰:‘此何地!尔辈敢无状乎!’匪怒以刀砍之,丁惧而遁。拳匪追之出署。时董军在外,阻之曰:‘此人不可杀!’丁始得脱。旋即闻枪声两排,月官死者三人,陈亦死焉”;另有“姚提督者,以保送入京,十四日,在市上游行,因拳匪声言须杀鬼子,姚叱之曰:‘升平世界,尔辈弗得妄言!汝辈今欲杀鬼子,行看将为鬼子杀也!’匪闻言,即哗然曰:‘二毛子来矣!宜先杀之!’时姚友有李某者,乃京营中之武弁,闻信驰至,力为剖辩。乃言待大师兄至再议。良久,大师兄至,瞪视良久曰:‘必杀之!无任再辩!’李曰:‘顷已允不杀,何背前言?’匪并欲杀李,李急策马驰去,始免。姚身携三百金及金镯,马匹等物,咸入匪手。姚亲友等有来抚尸恸哭者,均为匪所杀”;就连“新简贵州巡抚邓小赤中丞,出都时遇义和拳,叱问:“何人?”从者对曰:“贵州新抚台邓大人也。”匪即叱令下轿。邓不允,即拽之出。令跪,不从,则以数人按之跪。……褫其衣挥之去,邓乃仓皇出走。”
在获得了不可思议的权威之后,各种实际利益纷至沓来,已经是鱼龙混杂的义和拳也迅速变质。拳民们本是一些贫苦农民,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当拳民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仲芳氏在《庚子记事》中说,“各乡村团民,尚多粗食布衣”,但到了后来,便“衣多绸绉,人人洋洋得意,夸富争荣”,“外乡之团,则寻仇官长,勒捐富户”,“种种私心,不可枚举”。更有甚者,拳民们随意指认街上的商铺客栈内有奸细,却将所存之货运回坛中加以瓜分,时人刘孟扬记载了这样一个骗局,说拳民们“从栈内搜出铁银柜一个,指以示人曰,此系地雷,随抬至僻静处,砸开柜门,将银分取一空”;当时有这样一首童谣讽刺义和拳的行为:“大师兄,大师兄,你拿表,我拿钟;师兄师兄快下体,我抢麦子你抢米”。由此可见,在缺乏组织的情况下,传统农民运动的弊端很快便在义和拳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最有意思的是,在义和拳的高潮时期还曾出现过自立皇帝的事情。据时人记载:“某孝廉者,沧州南乡人也,……拳众奉以为帝。其下置宰相、军师。……于田野中结棚为殿,制洋布黄袍奉之,众相率罗拜。迨剿拳令下,竟免于刑。”事实上,义和拳虽然口号称“扶清灭洋”,但他们对清廷并没有什么好感,这从他们对待官府的态度可以看出。在很多揭帖中,义和拳宣称“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扶保真君主,挪位让真龙”等等,这些都似乎表明“扶清灭洋”只是某些有野心的义和拳首领的一种策略而已。
很可惜的是,义和拳以神权起家,但这种暴发户式的新兴权威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它严重缺乏经济和文化资源的支撑,因此注定是机缘巧合的昙花一现。特别在后来热兵器的打击下,在更为强大的杀戮面前,义和拳的神权无法保持它的权威,由此也很快在隆隆枪炮声中销声匿迹。
第六章、一场国际战争开始了
 
在局势失控的情况下,清廷必须顺应义和拳扮演一个“爱国爱民”的朝廷,如果贸然剿杀,恐怕等不到外国干涉便已亡于拳民之手。只有领悟到这点,才能体会到清廷“宣战诏书”的深刻含义,这也是这个所谓的“宣战诏书”对内而不对外的原因所在了。
 
一、使馆卫队入京
在北京的闷热天气来临之前,真正让各国公使们感到惊慌的不是“涞水事件”(清军分统杨福同的被杀),也不是之后的涿州被占领,而是5月28日丰台车站被烧毁。丰台车站是京津线上一个重要的连接点,在其被焚毁之后,各国公使们强烈地感觉到危险的袭来,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这表明义和拳随时可能切断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并使他们陷于孤立无援的境遇。
5月29日,各国公使决定联合行动并集体前往总理衙门要求清政府立刻采取行动。俄国公使格尔思甚至提醒总理衙门的官员,希望清廷立刻恢复秩序,不然的话,外国干涉将带来更大的灾难。德国公使克林德对局势很悲观,他直截了当的指出,中国当前问题的实质是一场革命;不仅如此,他还公开提出中国即将崩溃的论调,并建议公使们应该讨论如何瓜分中国的方案。
克林德的论调被各国公使通过各种渠道传出去后,德国当局大为震惊,这使得克林德遭到严厉的批评。由此,克林德在那段时间里变得郁郁寡欢,他对公使团的同事们深为忌恨,这也是他在后来在外交活动中独行其是并引发严重后果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清廷也意识到丰台车站被焚将严重影响到外国公使们的情绪。因此,在丰台事件后的第二天(5月29日),清廷发布了一道严厉的上谕,要求立刻弹压拳民并加强使馆区的保护。但是,公使们对清廷的上谕早已失去了信心,他们在5月30日前往总理衙门并坚持要求清廷立即批准接受各国卫队进入使馆区。总理衙门的官员答复说这决不可能,“因为把消息送到颐和园需要一天时间,朝廷给予回复需要一天时间,将皇上的旨意传达给各位公使还需要一天时间。”但公使们仍旧坚持己见,并声称要在总理衙门等到次日清晨六点,以听到清廷的答复。
外国卫队进入使馆区曾经在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发生过一次,当时一贯仇洋的董福祥所部甘军入京后,公使团感到受到了威胁,因此要求卫队入驻使馆,但那时中外冲突和彼此间的不信任并没有庚子年那么突出。在清廷看来,列强在不久前还在天津的大沽口外举行过一次规模不小的海军示威,如今再次要求卫队入京,这不仅让清廷感到难堪(因为这说明公使们认为清廷缺乏保护使馆的能力),而且可能另有居心(使馆离皇宫太近,发动“斩首行动”也不是没有可能)。
公使们之所以如此骄横,是因为他们做好了强行入京的准备。法国驻天津领事杜士兰不等总理衙门的回复,便直接面见直隶总督裕禄,声称洋兵进京不过是为了保护使馆;而且,不管中方批准与否,使馆卫队都将在明日启程。裕禄在惊吓之下,急忙电告朝廷,说自己尽力劝服洋人但实在是无力阻止。事实上,裕禄是非常害怕因阻挡洋兵启程而挑起中外战争,这个责任他可不敢承担。也正因为这样的念头,在后来的西摩尔联军入京问题上,他也是同样的一筹莫展,无所作为。
在处理不当便会决裂的情况下,清廷不敢怠慢,他们抛开需要三天才能处理的通常程序,而是以特事特办的最快速度来了结此事。在经过一番紧急的磋商和请示后,5月31日的清晨2点,总理衙门通知英国公使窦纳乐,告诉他们外国公使馆的警卫队可以进驻北京。这个通知时间抢在公使们限定的时间前,暂且避免了外交甚至是军事上的决裂,也保全了清廷那点可怜的体面。清廷之所以批准了使馆卫队入京,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是1898年有使馆卫队入京的先例;二是使馆卫队的人数有限,应该不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因此,总理衙门要求各国卫队的人数不得超过30人,这也是1898年的先例。
可惜的是,洋人并没有把清廷的人数限制放在眼里。就在5月31日的当天傍晚,第一批使馆卫队从天津登上火车前往北京。据美国公使康格的夫人记载,这次美国方面来了56名海军士兵,他们带着一挺速射机枪;英国士兵75人;法国士兵75人;日本士兵40人;俄国士兵75人;意大利士兵40人,共计361人。从火车站到公使馆,警卫队没有遭遇到任何不快的事情。
关于使馆卫队的人数问题,各方记载不一,《西巡回銮始末记》中记载:“英水师兵八十人,俄法水师兵各七十五人,美水师兵五十人,意兵三十人,日水师兵三十人。到时,所过街市,观者为满。昏夜间,华人不能知其实数,遂以为西兵大至。六月三号,本日午车又运来德水师兵五十名,奥水师兵三十五人”。这样算来,第一批卫队是340人,而据意大利公使萨瓦戈记载,第一批使馆卫队为337人;至于德国和奥地利的士兵,他们在在6月2日才到达北京,但这个数字也都记载不同,譬如萨瓦戈记载是德国52人、奥地利37人。综合下来,卫队的人数应该在450人左右。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在数字上过多纠缠而只需确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洋人的卫队已经进入了北京并开始执行保护使馆的任务。
各国卫队的进驻让外交官们暂时感到了安全,但北京周围的局势却并没有好转的迹象。就在使馆卫队到达北京的当天(6月1日),两名英国传教士在北京以南的永清县被义和拳所杀。由于北京到保定的铁路遭到义和拳的焚毁,当时承担卢汉铁路建设的比利时工程师一行人在恐慌之中逃亡天津,在途中遭到了义和拳的攻击,其中有两人被杀,而这也是义和拳第一次杀害传教士之外的外国人。
由于比利时在中国没有军队,于是他们请求俄国公使代为提供帮助。随后,俄国公使格尔思派出了一小队哥萨克骑兵前往搜索援救比利时人,但在途中与义和拳发生冲突,其中的一名军官被杀,另一名士兵被割了鼻子。此事发生后,英法公使们既感到震惊,又不免有些幸灾乐祸。英国公使窦纳乐认为,“欧洲军人在拳民面前不得不退却这一事实将引起极坏的影响,因为它将使中国百姓更加相信义和团的所谓神力”;而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同意这个观点的同时,却暗中讥讽哥萨克骑兵过于轻敌:“他们一天劳累后,狂饮伏特加,然后在一个农民家中呼呼大睡,连岗哨都没有设”。
坏消息接踵而至。公使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清廷对义和拳的态度似乎在发生转变。在6月6日的上谕中,清廷虽然对义和拳破坏铁路和社会秩序等行为严加斥责并恫言剿杀,但在上谕的开始却声称“民教”失和的原因在于传教士干涉词讼。公使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清廷对于北京外围的义和拳似乎打算采取招抚政策,这大概是从赵舒翘、何乃莹出城前往涿州一事所推测出的,而这似乎又证明了那些仇外守旧派在清廷中的日益占据上风。
据康格夫人的记载,从6月7日开始便不断有传教士来到使馆并要求康格派卫队去保卫他们,但康格认为将士兵化整为零将是一个极不明智的做法,于是他提出了让传教士全部集中到公使馆中来的建议。随后,通州等地的传教士带着他们的教民陆续来到北京使馆或教堂避难,各使馆也开始为紧急情况而储备淡水和食品,在此情况下,公使夫人们(英、美)都急于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日本(后因局势混乱而未果)。
6月9日又是一个多事的日子。这一天,慈禧太后在荣禄的恳求下,从颐和园回到了紫禁城。就在同一天,董福祥所部的甘军也奉命调入北京,这对公使们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因为他们知道甘军一贯仇洋,1898年使馆卫队入京就是这个原因。据使馆人员的观察,在慈禧太后回到紫禁城的当天,清军士兵开始在大街上执勤站岗,北京的气氛也开始变得紧张起来。事实上,清廷的这个举措可能是为了防范拳民以维持北京的秩序,但在公使们的眼中却认为是一场针对外国人的大屠杀预谋的开始,足见中外双方当时的误解之深。
公使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猜想,可能与当天发生的另外一件事相关。在这一天,义和拳焚烧了英国公使馆在北京城外的赛马场,一些正在那里的使馆中文实习生也遭到了攻击。这个事件对公使们的心理冲击很大,因为这意味着外交特权遭到了藐视和侵犯,而清廷对此似乎又无所作为。消息传到使馆后,公使们一个个怒火中烧—因为这一次已经不是针对传教士和普通外国人的侮辱和攻击,而是实实在在的侵犯到了他们的实际利益。在当时的使馆人员看来,北京是一个令人乏味的城市,唯有赛马和暑期前往西山度假才是他们摆脱这里的最佳消遣方式。由此,公使们一下就冲动了起来,正如史学家弗莱明半认真半开玩笑说的:“公使们最终觉醒过来,开始采取行动了。其原因不过是英国文化象征—赛马场被焚。”
就是6月9日的当晚,英国公使窦纳乐发电报通知英国驻天津领事杜士兰和大沽口洋面上的英国海军司令官西摩尔中将,通知他们做好进军北京的准备。由于5月下旬后局势的持续恶化,来到大沽口外的外国军舰已经达到十数艘。与此同时,美国公使康格也给他们的军舰发出了同样的电报。
第二天(6月10日),慈禧太后以处理洋兵入京事件中态度“暧昧不明”为由将总理衙门大臣廖寿恒罢免,而派端郡王载漪兼管总理衙门,礼部尚书启秀、工部尚书溥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那桐为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由此,总理衙门便形成了端郡王载漪与庆亲王奕劻的“双王”领导体制,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仇洋的载漪一派显然更加的咄咄逼人。事实上,这次总理衙门大臣的调整,也说明了守旧仇洋势力在清廷中开始占据上风。
事实上,在庚子年前的一两年中,清廷、洋人和义和拳三者之间存在着极为微妙的不对称关系。从头到尾,洋人对拳民都是采取仇视态度并强烈要求清廷进行剿杀,他们丝毫不考虑当时清廷的困境:那就是在甲午新败、外患日益加重的情况下,清廷需要收拾民心,而列强咄咄逼人的态度只会伤及清廷仅存的一点民族自尊。作为结果,列强的强蛮态度只能使得清廷中的守旧势力进一步向仇洋转化,譬如清廷改组总理衙门即与使馆卫队进京就有着莫大的关系。对此,那些不谙中国国情的外国公使们是应该对事态的扩大化负责的。更为可笑的是,当时的外交官中甚至没有一个人见过“太子党’的领袖端王载漪,他们对这个在庚子年后突然显赫的人物大都知之甚少。
对于义和拳,清廷始终是将之视为一个变量甚至是一个工具来看待。大体上来说,清廷基本是遵循十六字方针,那就是“持平办理,调和民教;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保持统治的稳定和秩序是清廷考虑的首要目标,而列强要求的“一意进剿”并不是清廷所希望的。事实上,列强的强蛮态度对清廷对义和拳的决策起到了一个糟糕的反作用:本该强力进剿的时候,清廷却因为是列强的要求反以姑息缓和的态度处理,这也反衬出清廷极力表现出不为列强所控制的心态。事实上,当这些守旧大臣与载漪为首的“太子党”结合时,载漪等人的私心更是使得朝政进一步非理性化,并在事态的失控化中起到了极为恶劣的作用。
列强的干扰使得守旧派的进一步得势,对待义和拳的政策也逐渐偏离了理性的轨道,这使得义和拳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使得中外双方都陷入了困境。事后很多人都认为,如果在1900年春采取决断措施的话,义和拳本不会发展到难以控制的地步,但因为与外国公使团的外交冷战,反使得清廷错过这个最好时机。等到了5月下旬后,局势已经失去控制,清廷此时“欲剿不能,欲抚无方”,尾大不掉,祸起肘腋,而义和拳的野蛮排外活动在清廷无力控制的情况下,外国的干涉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二、西摩尔联军与杉山彬被杀事件
就在清廷改组总理衙门的同一天(6月10日),西摩尔联军也开始由天津向北京进发。考虑到中外双方信息的延迟获得,总理衙门的人事变动应该与使馆卫队入京有关联而与西摩尔联军没有直接的关系。
在接到北京公使馆的电报后,驻泊在大沽口外的各国海军司令官随后召开会议,讨论前往北京的事宜。由于各国之间矛盾重重,会议从一开始便显得十分的艰难,譬如由谁来担任联军司令官的问题,各国代表便为之争论不休,无法达到统一意见。
当时法国代表推举俄军上校沃加克担任联军司令,因为沃加克除了日语稍逊,他基本通晓会议各方的语言。但是,其他国家的代表不同意这个提议,英国人坚持以资历和军阶为标准,因为他们的远东舰队司令西摩尔曾参加过40年前的英法联军侵占北京之役,而且他的军阶在当时是最高的。一番激烈的争吵后,各国代表达成妥协,决定由西摩尔充当联军的司令官。当时各国组建联军的另一个困难是兵力不足,他们最后勉强拼凑了一支两千多人的队伍,但他们大部分都是舰队里的水兵而非陆地作战的步兵。
  6月10日,西摩尔联军在天津登上火车,强行进京。对此,直隶总督裕禄束手无策,因为西摩尔联军声称如果中方不同意的话,将直接抢夺车皮,自行其是。裕禄告知联军前方铁路已被破坏中断而无法通车,但西摩尔联军则称将自带修理铁路的物质,一定要出发。裕禄见阻拦无效,但他又害怕担负引发中外武装冲突的责任,只好任由洋兵强行登车。
 最初,法军和俄军并不想立刻行动,他们希望能够等到大批俄军来后再进军北京,但西摩尔不以为然,他一再坚持可以乘火车进京,即使被告知沿途铁道被破坏也无所顾忌。西摩尔之所以急于进京,一来是大批俄军的到来将影响到英国在这种远征活动的地位,二来他对清军的战斗力极为藐视。在40年前,西摩尔的叔叔迈克尔.西摩尔就是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当时的英法联军在进攻北京的途中所向披靡,清军毫无招架之力。可惜的是,当时作为低级军官的西摩尔因为生病没能参加英法联军的行动,这让他一直引以为憾也促使他这一次表现得如此的急吼吼。
在西摩尔的坚持下,300多名英军、100多美军和40名意大利水兵首先登上火车。在英美意先头部队已经出动的情况下,法、俄等虽然非常不满于西摩尔抢头功的举动,但也只好随后跟上。就这样,这两千多人分别登上了五列火车—四列运兵,一列运弹药给养和铁路维护材料等—向北京进发了。
先搁下西摩尔联军的话题,回头看看北京使馆那边的动静。6月10日,各使馆在得知西摩尔联军已从天津出发的消息后,当天晚上他们都纷纷准备足够的车辆,以便在次日凌晨四点前往车站接回联军士兵。就在这天晚上,又有坏消息传来,英国使馆在西山的度假别墅也被义和拳烧毁,这进一步加剧了公使们的紧张和愤怒情绪。
在6月11日的凌晨四点前,各国使馆派出了浩浩荡荡的车队(每个使馆有20到40辆马车)去迎接他们的士兵,就连北京饭店的瑞士老板沙莫夫妇也志愿带着马车前往车站帮忙。意大利公使萨瓦戈甚至亲自前往车站去迎接他们的水兵,这在公使团里是独一无二的—在他的回忆录里,萨瓦戈对自己的壮举十分得意,因为还没有其他公使敢这样做—而他似乎也想抢得首先迎接洋兵的头功。
但萨瓦戈等人来到车站后,却发现本应该正点到达的洋兵们踪迹全无。令他们感到不妙的是,当时的电报线已经被掐断,火车也已停开,而且有清军在车站附近驻扎。据萨瓦戈的记载:“快11点的时候,一个沿着铁路跑过来的中国护路工告诉车站站长,联军军队在20公里以外的铁路被破坏的地方停了下来”。萨瓦戈见车站停着三个火车头,便想用其中的一个去接他们,一个美国火车司机愿意去开车,但当他们把四节车厢接上了火车头、一切准备妥当的时候,那个火车司机开始犹豫,说没有司炉工的帮助他没法去。于是萨瓦戈便从他带来的四个水兵中挑选了一个给他当司炉,但那个美国人又说火车头坏了,车站站长小声的告诉萨瓦戈说:“这个火车司机喝醉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加上一点消息也没有,萨瓦戈终于等得不耐烦了,他随后让使馆的中国员工和马车留下继续等待,而自己带着四个水兵及另一个使馆人员返回。据萨瓦戈的记载,他正要动身的时候,日本书记官杉山彬过来请他告诉日本使馆,说他要在这里再等几个小时,可能要晚些时候才能回到城内。大概两点左右,萨瓦戈回到了使馆区,他在路过日本使馆的时候,将杉山彬的话传给了其中的一位秘书。但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三点钟左右,一个中国仆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说日本使馆的书记官被义和团杀了。”
萨瓦戈这时想起了他们在回来路上有惊无险的一幕:当他们的马车穿过董福祥甘军的防线时,曾被清兵喝令他们停下,所幸驾车的中国马夫非常灵活,他见势不妙,赶紧将马车赶入田野,绕了好大一圈才躲过了甘军的骚扰。当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据《西巡回銮始末记》中《日使署书记生杉山彬遇害记》一文的记载:“十三日(6月9日),董军由南苑陆续拔队起程。十五日(6月11日),入永定门。其时各国使署因见事急,已由天津檄调洋兵进京保护。适是日日使署书记生杉山彬乘车出城迎视,遂与相遇于途。董军见之,喝问:‘何人?’杉山彬据实以告。各兵哗然曰:‘既系书记生,官阶藐小可知,乃敢僭坐红帷拖车乎?’即提其耳下车。杉山彬见势不妙,乃婉言相告曰:‘僭越之罪,诚不敢辞,愿见大帅以谢。’各兵又大哗曰:‘吾大帅乃天上人,岂汝倭子所能见!’杉山彬曰:‘然则当请大帅至敝使署,由敝公使谢罪,如何?’言及此,及营官不待其辞之毕,已抽刀向前,直刺其腹。杉山彬遂死。”
事后,很多公使都怀疑清廷有杀害公使的预谋,但从真实的历史来看,这似乎是甘军士兵军纪失控、任意所为的偶然事件。董福祥的甘军一贯排外,人尽皆知,而且其纪律败坏,也是不争的事实。杉山彬被杀后,其尸体遭到了残忍的对待,据称头和四肢皆被砍断,这似乎反映出甲午战败后中日之间的仇视情绪。但无论如何,这种杀害外交人员的野蛮暴行都应该予以严厉的谴责,断不可以冠之以“爱国”之名义,更不可搪塞以“爱国主义”即可免责。就事论事,当时已经通行世界的外交豁免权不用多说,即便中国也有“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传统,甘军的残暴行为实在是应该严厉谴责的。
事件发生后,清廷在6月13日的上谕中称:“十五日永定门外,有日本书记官杉山彬被匪徒杀害之事,闻之实深惋惜。邻国客卿,本应随时保护,今匪徒蜂起,尤宜加意严防。迭经谕令各地方官,着派巡缉密为保护,奚止三令五申!乃辇毂之地,竟有日本书记被害之事!该地方文武,既不预为防范,凶犯亦未拿获,实属不成事体!着各该衙门上紧勒限严拿凶犯,务获尽法惩治。倘逾限不获,定行严加惩处”。
 但《西巡回銮始末记》中却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说慈禧太后将董福祥招来痛责并欲派员查办,董福祥力辩其无,并说:“即果有之,斩奴才无妨,如斩甘军一人,定然生变。”慈禧太后听后,“默然良久”。董福祥后来去端王府,载漪“抚其背,并伸拇指而赞美之曰:‘汝真好汉!各大帅能尽如尔胆量,洋人不足平矣!’”从这段可以看出,当时的清廷不仅失去了对洋人和义和拳的控制,连资以保护的甘军也有失控之嫌,不然慈禧太后何以“默然良久”?
在这个不幸的事件发生后,荣禄本人亲自到日本使馆致歉并代表慈禧太后向杉山彬的家人致哀。日本使馆对此也保持了相应的克制,西德二郎公使只是冷静的要求归还尸首,但有关方面最初对这个要求也不配合,经过日本公使再三要求之后才将杉山彬的尸首送回日本使馆。对于杉山彬的遇害,欧美公使们虽然感到震惊,但仍旧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杉山彬不是白种人,加上公使们认为在西摩尔联军即将到来,没必要在此事上大动干戈。
“杉山彬事件”发生的第二天(6月12日),总理衙门的许景澄、那桐等三名官员和刚出涿州刚回来的军机大臣赵舒翘前往各国使馆,试图说服公使们不要让西摩尔联军进入北京。据康格夫人的记载,当时有两名官员来到美国使馆,希望美国公使康格能阻止联军进入北京,但这遭到康格的拒绝,康格说:“不,我们不能将军队撤出,他们一定要来保护自己的国民,因为你们不能保护他们。……我们别无所求,只要求得到保护。”一名清朝官员说:“任何国家都不会允许外国军队驻扎在自己的领土上”,美使馆的人反驳他:“当你们的国民代表你们的国家居住在国外时,他们有没有在去车站的路上被砸死?有没有在街上受侮辱,遭殴打?他们的财产有没有被烧毁?”回答是:“没有。”
很显然,杉山彬的遇害加剧了公使们对清廷的不信任,他们不再相信清廷真心保护他们甚至怀疑在局势失控的情况下,清廷是否有保护他们的能力。由此,公使们坚定的相信,要想获得安全,就必须依靠他们自己的军队而不能指望清廷。但正如清廷官员说的,“任何国家都不会允许外国军队驻扎在自己的领土上”,双方的要求似乎都具有一定的正当性,而此时双方的互不信任和任何一方的盲动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譬如西摩尔联军强行前往北京的事件便引发了一个重大的恶果,那就是使得守旧派在清廷中迅速占据舆论的上风,而“太子党”乘机纵容义和拳进入北京也就成为可能。
回头再来看看西摩尔联军。由于电报中断,各国公使,也包括清廷及天津方面,都不知道西摩尔联军到了哪里,也不清楚他们的具体状况。当时各国公使们怀疑清廷切断使馆和外界的联系是一个屠杀外国人的预谋,但当时破坏北京到天津电报线并不是清廷,而是义和拳。因为清廷在电报线中断后(6月14日后被彻底断绝,后叙),他们与天津的通讯方式也只好恢复传统的驿传制度,通过三百里到八百里的加急传递来获取最快的信息。可惜的是,公使馆当时并不具备这个条件,他们只能通过送信人的方式来获得外界的信息,但这种方式既不安全也不快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信息的失真和不对称,这也是导致庚子年那场混乱的一个重要因素。
 事实上,西摩尔联军在最开始的时候进展还算顺利。他们从天津出发后,火车驰骋在华北大平原上,一路畅行无阻,下午便到了距离北京大约一百二十里的落垡车站,这意味着西摩尔联军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但令西摩尔震惊的是,落垡车站过去后,铁路被破坏的程度远远超过他的想象。当时他看见铁路沿线的电报线被砍断,电线杆被拔出,很多地方的铁轨被掀翻,甚至连枕木都被烧毁,损坏情况非常严重。
当时破坏此处铁路的为倪赞清等人率领的拳民,他们大都是廊坊本地农民。在此之前,他们曾与奉命保护铁路的聂士成部交过火并吃了大亏,后来聂士成部奉命前往天津,这些人有气没处发,便将落垡一带的铁路给撬了个底朝天。6月10日,西摩尔联军来到落垡,在他们修路的时候就发现很多拳民在周围观望,于是西摩尔便下令开火并打死了拳民50余人,最终将他们驱散。当晚,西摩尔联军便在落垡宿营,准备明天继续修路前进。
西摩尔等人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熟睡的时候,倪赞清等人已经通过传贴召集附近的拳民,准备打击西摩尔联军—这是一次完全自发的抗洋活动,与清廷没有任何的关系。第二天(6月11日),大约有两千多名拳民和西摩尔联军再次发生冲突,结果又有20多名拳民被打死,而西摩尔联军无人伤亡。但是,拳民们并没有因为损失惨重而退缩,他们的人数反越来越多。
6月12日,西摩尔联军在修复铁路后,留下30名英国水兵留守落垡车站,其他士兵继续上路。在这天的下午,西摩尔联军到达了廊坊车站,这里距离北京大概还不到一百里。但是,在他们到达之前,倪赞清率领的义和拳已经将廊坊前面的铁路拆毁一空,枕木被烧毁,还搬来了很多大石头拦在原铁路上。西摩尔这才认识到,继续乘火车前进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无奈之下,西摩尔联军只能边修边走,进军的速度奇慢无比。不仅如此,在6月14日的下午,西摩尔联军再次遭到义和拳勇猛的冲击,虽然他们用步枪和机枪打倒了一些拳民,但那些人毫不畏惧、视死如归的精神气质让洋兵感到震惊和恐惧。当晚,义和拳再次趁夜发动袭击,5名站岗的意大利水兵因为在玩牌而被剁成碎块,这让西摩尔联军感到惊恐,士气开始变得低落了起来。
6月15日,西摩尔在听说落垡一带的铁路再次遭到破坏后,便让一队德军留守廊坊车站,随后率部返回查看。西摩尔随后看到的场景令他感到十分震惊,落垡到天津的铁路和电报线已经完全被义和拳拆毁,即使西摩尔联军想乘坐火车返回天津,这也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由此,西摩尔联军不但失去了与北京公使们和天津方面的联系,连他们自己也陷入了极大的困境:无论是继续前往北京还是返回天津,看来他们都得放弃火车。但是,西摩尔联军大都是水兵出身,他们对下车作战有着天然的恐惧。此时让他们放弃火车几乎就像放弃军舰一样困难,特别是在宽阔的华北平原上被蚂蚁般聚集的义和拳民包围时,他们的两千多人几乎是如此的微不足道。
6月16日,西摩尔接到北京的公使们派人送来的信函,他们在埋怨联军进军的速度太慢的时候,还刻意强调了使馆所处的危险境界。在此情况下,西摩尔决定放弃乘火车进军北京的计划而改沿白河继续前进—当年的英法联军就是这么做的。于是,西摩尔率联军返回杨村车站,并收集船只准备从白河北上。从某个意义上来说,西摩尔不肯放弃北上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清廷的正规军并没有参与对他们的进攻。
但6月18日的事件改变了西摩尔的看法,因为当天驻守廊坊的德军首次发现有清军出现,这支清军便是董福祥所部的甘军。董福祥本受命在北京城外修筑工事准备迎击联军的,但等了好几天也不见联军的踪迹,于是董福祥便派分统姚旺出城巡查,并在义和拳的帮助下在廊坊找到了留守在廊坊车站的德军。在姚旺的指挥下,义和拳首先向德军发动了攻击—尽管效果不大而且伤亡惨重—随后正规军开始进攻。
德军很快便意识到这次攻击非同以往,因为对方的战斗力和武器装备明显不同于之前的义和拳,后来好在一批英法水兵及时赶到,德军的防线这才没有被突破。尽管如此,这是联军首次遭到重大打击,他们在这次真正的战斗中被打死10人,重伤50多人。当然,清军和义和拳的伤亡很可能是他们的十倍以上。
当从廊坊回撤的德军等载着联军士兵的尸体和重伤员返回杨村的时候,西摩尔终于意识到,进军北京已经不可能。他们当时能考虑的,只能是祈盼上帝能让他们安全的返回天津。但是,这个任务也并非是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
三、混乱的决策与克林德被杀事件
在西摩尔联军在京津线上进退不得的时候,北京也随之陷入了混乱。导致北京陷入混乱的直接原因固然不是西摩尔联军,但西摩尔联军却至少要负一半的责任。这又从何说起呢?
在西摩尔联军进军北京的消息传开后,清廷内部和北京城内都引起了恐慌,这种气氛使得仇洋情绪急剧高涨,载漪等人也由此获得了朝政舆论的制高点,谁要是在这个时候轻言妥协,必然有“通敌卖国”的汉奸之嫌疑。在这种激昂的情绪下,任何理性的声音都将被淹没。
从6月12日开始,便有大批的义和拳陆续进入京城。据各种文献的记载,这和“太子党”载漪和载澜等人的行为是密切相关的(如前文所叙)。这些义和拳大都来自于北京附近地区,当时刚毅前往涿州对义和拳进行晓谕安抚,但并没有使得他们解散,反而使得本没有攻城实力的义和拳进入了京城。这是庚子年中最为致命的错误,这和守旧派的刚愎与“太子党”的私心是分不开的。
大量无组织的义和拳轻易的进入北京后,其结果可想而知。由此,北京的局势便开始一步步走向失控。6月13 日后,义和拳继续按照他们“神鬼之战”的观念,开始在北京城内如右安门、崇文门、宣武门、顺治门等地焚烧教堂和教民民居,其中也不乏杀害传教士和教民之暴行,京城内的局势立刻紧张了起来。据当时的目击者称,拳民们“竟敢白昼持械,横行街市,三五成群,任意劫杀强掠,夜则庙宇、民居聚集成党,铺肆几至关闭,家居日夜不安”。这种情况在后来更是严重,正如前文说叙,“二十二日(6月18日),外州县各村义和团,不分昼夜,鱼贯而来,……通衢大街,尽是大兵,团民滔滔而行”。
在此情况下,义和拳与在京的外国人(包括使馆人员在内)也开始发生冲突。据意大利公使萨瓦戈记载,在13日的中午,有几个拳民坐着马车从使馆区通过,其中有一个人炫耀的拿出大刀在鞋上擦拭。这时,德国公使克林德恰好路过,他立刻被拳民的行为激怒了。于是克林德拿着手杖去袭击拳民,其他人都跑了,但抓住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小拳民。克林德痛打了这个男孩,并把这个浑身是血的男孩拖进德国使馆关押了起来。
少年无端被绑的消息传开后,拳民们更加愤怒,傍晚时便有数百拳民聚集在使馆区附近。随后,拳民们开始攻击使馆区最北边的奥地利使馆,这个使馆离英、法等国使馆较远,因此容易受到攻击,奥地利使馆卫队随即使用机枪扫射,但没有打死拳民,因为他们似乎是有意调高了准星做恐吓之状,但拳民们则认为是自己的“刀枪不入”在起作用。
在其他的地方可就没那么和平了。在13日的晚上,天主教在北京的东堂和南堂遭到焚毁,周围主要由教民居住的房屋也被烧毁,当天晚上被杀的教民可能有数千人。就连大清帝国的海关也被烧毁,总税务司赫德在匆忙间只带出了一个箱子,所幸的是他的日记被人及时的带出。第二天上午,当法国使馆卫队赶到东堂时,整个建筑已经被夷为平地,只剩下被烧死的教士、教民的遗骸,其中法国教士多雷也在其中。
冲突无处不在。从6月13日开始,在救援教民的旗号下或者根本就是出于憎恨义和拳的动机下,使馆卫队和在京的外国人开始主动出击,就连外交官也不例外。前面提到的北京饭店的瑞士老板沙莫夫妇组织了一些长期包房的外国人前去救援教民,他们在行动中打死了数十名拳民。《泰晤士报》的记着莫理逊在日记中说:“我们杀掉或者说宰掉了四十五人……我自己至少干掉了六个”。奥地利使馆卫队的柯拉中尉后来得意的说:“我用左轮手枪击毙五人,也没有看到一个能逃脱的‘天兵天将’”。
公使们也参与了这场攻击行动。14日,克林德看到拳民们在皇城根下习拳操练,便下令卫队立刻放枪,20多名拳民当场毙命。比利时公使姚士登刚刚来北京上任,他虽然心脏不好,身体孱弱,但也不甘示弱,他也亲自杀死了拳民数十人。就连身材矮小、有点神经质的赫德,那时候也成天在屁股后面吊着一把大号的左轮手枪。
外国人(包括外交人员)的行为在世界外交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这种被称为“猎取拳民的行动”发生在一个国家的首都,实在是令人感到震惊而不可思议。美国使馆卫队长迈耶斯在后来说:“当时我们意识到这些主动剿杀拳民、拯救教民的行动会更加煽起仇洋情绪,但当我们看到浑身受烧伤和砍伤的教民不断地逃到使馆区时,我们这些血肉之躯不能不向他们提供帮助,并将其他的教民从恶魔般的拳匪手中解救出来”。
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迈耶斯的辩解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的这种行为显然大大超越了治外法权的范围并构成了对一国主权的严重侵犯。对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笔者并不想做过于深入的探讨,但必须指出的是,导致这种不可理喻的事件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清廷的治理失败所导致局势的完全失控。本该保护自己国民(包括教民!)的清廷被载漪等别有用心的人所控制,他们不但没有采取应有的措施去保护教民和控制局面,反而抱着自己的私心使得局势进一步恶化(也可能是他们的能力有限)。所谓“庸奴误国”,诚然如此!
康格夫人当时也记载道:“6月13日,义和拳开始焚烧外国人的房产;6月14日开始,使馆与外界的联系中断;6月15日,建于17世纪初的南堂教堂被烧毁,发生了暴行。在义和拳撤离后,使馆卫队派出少量士兵营救出数百名幸存的难民,他们被打伤或者烧伤。当天,使馆卫队在城墙上向义和拳开火,打死七名拳民。第二天(6月16日),使馆看到正阳门一带燃起熊熊大火”。康格认为联军进入北京是因为清政府没有尽到自己的保护责任,使得各国出兵完成本该由清政府承担的保护工作。公使们似乎认为这场暴乱将断送大清王朝,“看起来,这次因为自己的国民,清政府要在劫难逃了,王朝更替的脚步仿佛越来越快。”
在荣禄的影响下,清廷于6月15日发布上谕,“昨日夜间,城内各处焚毁如旧,且有奸宄从中煽惑,竟敢明目张胆,沿途喊杀,持械寻仇,间有杀害情事。官兵任其猖獗,城门由其出入,人心日多数惊,居民不得安业。辇毂之下,扰乱至此,若再不严行惩办,为祸不堪设想。着步军统领严饬各地方官兵,并着神机营,虎神营,各派马步队伍,添派武卫中军弁兵,会同弹压,加意梭巡;遇有持械喊杀之犯,立即拿获,送交提督衙门,即行正法”。但此刻的局势已经难以控制,康格夫人说的正阳门大火便是上谕发布的第二天(6月16日)发生,当时大火“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前文曾提及)。
就在这天,慈禧太后在紫禁城仪銮殿东暖阁召开了第一次御前会议。这次是扩大会议,包括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九卿,总共有一百多名在京官员参加。会议的气氛是紧张而压抑的,慈禧太后看着外面弥漫半空的黑烟,脸上阴沉了半天,才抛出一句话:“今京城扰乱,洋人有调兵之说,你们说怎么办”。各大臣听后,“相顾逡巡,莫敢先发”。
据时人罗惇曧在《庚子国变记》中的记载,曾任外交使臣的吏部侍郎许景澄先发言说:“中国与外国结约数十年,每年都有民教相仇之事,但大都是赔钱了结。现在如果义和团攻杀外国使臣,必然导致各国联合进攻,到时候怎么抵御?”太常寺卿袁昶也站出来痛斥拳匪不可恃,外衅必不可开,杀戮使臣,有悖国际公法,嗓音之大,声振殿瓦。慈禧太后听后,似乎十分不悦。
这时,侍郎长萃突然跳出来唱反调,说:“义和团都是些义民啊,我刚从通州回来,通州要是没有这些义民的话,恐怕早保不住了。”载漪、载濂听了大乐,赶紧连声附和说:“长萃说得对,人心不可失,人心不可失啊!”
戊戌变法后一直不太吭声的光绪皇帝这时说话了,“人心顶什么用,不过是添乱罢了。士大夫们都喜欢谈兵,朝鲜一仗,朝中大臣都争着主战,结果是一败涂地。如今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若和他们全部开战,必败无疑。”载漪听后,顶嘴说董福祥善战,剿回时立下大功,有他就不用怕洋人。光绪说:“董福祥骄横跋扈,列强船坚炮利,回部之乱根本不能比。”
光绪自变法失败被幽闭后,每次见大臣一般都是只说个三言两语,绝不提及政事,独有这天话语峻切,显然知道这时的局势已经是非同小可。
这时,侍讲朱祖谋也称董福祥是个无赖,万不可用。慈禧太后听后厉声道:“你说董福祥不能用,那你就推荐个有用的!”朱祖谋回奏,如果一定要选将,那必须要用袁世凯。这些义和团拳匪乱民,必不可用。载漪听后大怒,随后用极为粗暴难听的话大骂朱祖谋,各大臣见状,一个个都不吭声了。
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也记载了这次会议,但他提到在太常寺卿袁昶发言后,慈禧太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也许是慈禧太后的表态,才使得一些大臣不敢发表自己的看法。
事后,在写给其叔父四川总督奎俊的信中,荣禄也多次提到载漪等王公贝勒在会议中“各怀心意,从中有犯浑不懂事理,皆以上意为顺,故在殿廷大声疾呼”,“当着上头,大为喊叫,其不成事体,亦所未有,故庆王(奕劻)尤不敢出语”。
会议结束的当天,慈禧太后派那桐、许景澄去杨村面见联军,要求其不要进入北京。但那桐、许景澄在路上就碰到拳匪抢劫,许景澄差点给打死了。得到那桐和许景澄的报告后,慈禧太后在6月17日再次召开御前会议,会议的主题还是昨天的两个:一、义和拳究竟是剿杀还是抚而用之?二、究竟如何对付西摩尔联军?
在《崇陵传信录》中,恽毓鼎提到在17日的会议中,慈禧太后拿出一份洋人的照会,据说是江苏粮道罗嘉杰辗转送来的一份密报,其中洋人提出四条要求:一是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是代收各省钱粮;三是代掌天下兵权;四是勒令皇太后归政。慈禧太后隐瞒了第四条,但前三条已足以激起了满族亲贵们的义愤,使得会议转向了决战的一边。
关于这个照会的真假问题,史学家的争论很多,但细细推敲,漏洞太多,不足为信。事实上,这个照会只需要拿到使馆去对质便可真相大白,洋人断不可能提出如此要求。不管这个照会的有无真假,在17日的会议结束后,慈禧太后派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及立山去使馆,要求各国公使不得调兵来北京城,兵来就等于决裂。由此可见,这两天的会议并没有对上述两个问题做出最后决断,慈禧太后似乎还在继续观察局势的发展。
事实上,两次御前会议所争论的观点大体上可以总结如下:刚毅、载漪等人认为义和拳是“良民”、“朝廷赤子”,反洋反教是“自卫身家”;“剿拳民则失众心”, “一意剿击”会“激之生变,铤而走险,势所必然”,“不如抚而用之”;反对者则强调,义和团“名为忠义,实则叛乱”,“实系会匪,断非良民”,“乃借闹教而作乱,专为国家挑衅”;如果姑息宽容,就会养痈贻患,一旦蔓延,将难以收拾;最好的办法便是“先清内匪,再退外兵”,只有自己赶快剿灭义和团,“乃可免洋兵助剿”。
真正让慈禧太后下决心与洋人决裂的不是洋人的假照会,而是来自直隶总督裕禄发自天津的报告。裕禄在6月17日上午六时接到洋人一份迟到的最后通牒,要求在17日凌晨二时将大沽口炮台交出(换句话说,通牒到达之前战争已经开始了,后叙)。考虑到当时电报通讯中断,裕禄的报告应该在18日或者更晚些到达慈禧太后那里,因为18日慈禧太后第三次召开御前会议的时候,仍旧没有对是否决裂做出决断,但到了19 日的第四次御前会议上,慈禧太后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这无疑与天津方面的变故相关。
作为对洋人最后通牒的外交反应,慈禧太后令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索占大沽“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并要求各国公使和使馆人员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北京。这个照会总共有12份,分别由总理衙门在19日下午送交十一国公使,另一份则是单独送给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这个照会实际上是要将外国公使和使馆人员全部驱逐出境,但考虑到洋人在天津的无理要求,清廷的反应也不算过分,何况清廷当时的借口(或说是理由)是京城局势混乱,难以进行周全的保护,这似乎也有甩包袱、避免洋兵入京的考虑。
公使们接到这份同样类似“最后通牒”的照会后,不免也陷入了慌乱当中。由于他们对天津的事情一无所知,公使们对总理衙门“最后通牒”的第一个反应,便是“谴责军人的愚蠢行动,向中国政府提交最后通牒的决定应该由外交官来做出,而不是军人”。
埋怨归埋怨,如何处理清廷提出的要求才是公使们最紧迫也是最为头疼的问题。当晚,各国公使们再度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大家在愤怒、绝望和恐惧中相互指责,荷兰公使诺贝尔居然在会议上哭了起来。最终,公使们决定接受“最后通牒”,但要求延长期限,理由是一天时间无法准备好足够的车辆­。当然,他们也可能是希望西摩尔联军能够在第二天的清晨如奇迹般的出现在他们面前,殊不知此时的西摩尔联军早已放弃了进军北京的计划。
在辩论达6个小时之后,公使们达成一致意见并各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内容基本一致的照会,要求明日上午9点在总理衙门与大臣会晤,并主张中方提供足够的车辆和派出几位大臣亲自陪同护送到天津。但是,德国公使克林德的照会和其他公使的内容有一处不同—克林德在照会中明确声称,不管中方答复与否,明日上午9点他将到总理衙门;而其他公使则只是提出希望中方尽快答复。
事实上,公使们也应该知道,他们要求中方在次日上午9点前答复的要求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的照会是在晚上才发出的。按中国的习惯,当时总理衙门的高级官员不可能在署,也不可能有时间向紫禁城里汇报。因此,后来指责清廷有预谋的杀死克林德,这显然是子虚乌有之事。
6月20日早上8点,公使们再次聚集开会,但他们等到9点的时候,正如上面所说的,总理衙门仍旧没有任何反应。在紧张的压力下,部分公使的情绪开始失控,他们大骂中方这是在有意刁难外交官。英国公使窦纳乐在后来的报告中说:“到了9点半还没有答复,大部分公使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在使馆里等待。如果没有答复就贸然前往,坐在总理衙门等着大臣们召见有损我们的尊严。此时,克林德这个爱激动、性情暴躁的人,一拳砸在桌上说:‘我去衙门坐等,即使坐上一夜,也要把他们等来’。俄国公使格尔思建议大家一起去,而且要有武装护卫。克林德说:‘没有什么危险,昨天和前天我派我的翻译出去过,他一点也没有收到骚扰’。格尔思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派翻译先去跑一趟探探消息呢?’克林德说:‘好主意,就派他去’”。意大利公使萨瓦戈也有类似的记载。
但不知道为什么,克林德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要亲自前往—也许是他觉得自己话已经说出去了,不去的话会很丢面子(或许他也深知“面子”在中国的重要性)—于是他回到德国使馆后吩咐准备两顶礼轿(一顶猩红色的,一顶绿色绒布的,以显示外交官的地位),他和翻译柯士达各乘一顶,带着两名护卫,出发了。
据柯士达的说法,说他们的轿子在路经哈德门大街的时候,轻轻的擦到一辆满载清军的大车上,一个清军士兵便举起枪,向礼轿窗子不到1米的地方对着克林德头部开了一枪,克林德立刻咽气了,轿夫们吓得四散逃命。在混乱中,柯士达也腿部受伤,他挣扎着走到一家美国教会那才捡回了一条性命。
从柯士达的描述来看,他试图把这个事件说成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但在他的描述中漏洞是很多的—如果真是有预谋的话,何以解释他自己腿部受伤却能逃脱这次杀身之祸?也许柯士达意识到在混乱没有顾及公使克林德而独自逃走是一种可耻的行为而有意想掩饰些什么。据其他方面的记载,一家在上海发行的德文报纸刊登了一位当时在北京的中国人的日记,据他的描述,当克林德路过哈德门大街比利时使馆附近时,克林德的护卫人员手枪失火,比利时使馆卫队以为是清军开枪,于是也开枪射击,随后清军反击;在各方惊慌失措而混乱的枪击中,克林德被击中了。
《西巡回銮始末记》中的记载和这个大同小异,但认为走火的那枪是克林德本人所携带的手枪发出来的,这才引起了比利时卫队“蜂拥赶出,开门放枪”,于是清军“还枪轰击,枪弹横飞之际,轿中人已中其一,盖即德使克林德也。其翻译官某见之,恐甚,急即舍轿而奔,入附近某教堂暂避”。
《庚子大事记》中说,“公使先在轿中开手枪,恩海让过乱弹,即发一枪,枪声响处,轿夫弃轿逃散。恩海至轿前拖出公使,已气息奄奄”。这个恩海便是当时在哈德门大街巡逻的清兵小队长,柯士达说杀克林德的就是他。事发后,恩海一边派人去向上级报告,一边亲自守卫克林德的尸首,在这过程中,他顺手牵羊的拿走了克林德的银怀表。八国联军攻下北京后,他因为将此块怀表在当铺当出,结果被顺藤摸瓜的抓到,后来被德国军队亲自处决。
最奇特的是,在当时中外信息中断的情况下,一家英国的报纸在4天前便报道了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的“假”新闻,这就不得不佩服这位记着未卜先知的超前能力了。不过话说回来,在当时的紧张混乱情况下,发生公使被戕事件似乎也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
四、迷雾重重的“使馆之围”
克林德被杀后,公使们更加坚定了清廷将要对他们进行有预谋屠杀的念头并取消了撤出使馆的计划,再没有人谈起离开北京的事情。一天前(6月19日),由于距离英法等主要使馆较远,比利时和荷兰使馆的外交人员离开了他们的使馆,来到防卫较好也比较宽敞的英国使馆。6月20日,奥地利人也离开他们的使馆搬了过来。
英国使馆有很大的花园,房子很多,院子里有五口淡水井和两口咸水井,当时还有很多传教士也带着他们的教民来到使馆区。除了沙莫两口子还守在他们的北京饭店外(也在使馆区),当时在京的所有外国人(近900人)都在20日那天躲进了英国使馆。这些避难者还带来了他们的私人物品,包括150匹马和骡子,一小群羊,还有一头奶牛。英国使馆原本只住60多个人,这些人来后让使馆完全变了样,就连马厩里都挤满了人。所幸的是,他们囤积了大量的食品,200吨的白面和大米,成箱的葡萄酒,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屠宰马和骡子。
就在6月20日这一天,清廷发布上谕称:“近日京城内外,拳民仇教,与洋人为敌,教堂教民连日焚杀,蔓延太甚,剿抚两难。洋兵麇聚津沽,中外衅端已成,将成如何收拾,殊难逆料”,随后清廷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发给各省督抚,要求本省“通盘筹画于选将、练兵、筹饷三大端,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济京师,不使朝廷坐困”;并要求“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时势紧迫,企盼之至!”
就在当天下午,清军向使馆区发动了进攻。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攻打使馆的主要力量是义和拳,而清军则在暗中保护使馆,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说,6月20日(下午),“董福祥及武卫中军围攻交民巷,荣禄自持檄督之,欲尽杀诸使臣。礮声日夜不绝,屋瓦自腾,城中皆哭,拳匪助之,巫步披发,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击动天地”。由此可见,拳民们并没有亲临攻击第一线,他们虽然人数众多,却只能“升屋而号”,这说明他们是完全被隔离在战线之外的。
事实上,从拳民们进入北京到使馆最终解围,除了极少数拳民的的零星活动外,义和拳自始至终都没有能够直接的、大规模地进攻过使馆区,这远未构成对使馆的真正威胁。义和拳并不是不想去焚烧或进攻使馆区,而是他们做不到。因为早在6月16日的时候,荣禄的武卫中军便奉命保卫使馆,义和拳根本就靠近不了使馆区。就这点而言,英国公使窦纳乐的报告、普特南.威尔所著的《庚子使馆被围记》和中国教民鹿完天所写的《庚子北京事变记略》中均为反复讲到清军的进攻,而对义和拳的进攻行动却只字不提或匆匆带过。
6月20日下午进攻开始后,首先遇到攻击的是划在主要使馆之外的比利时使馆和奥地利使馆,由于这两个使馆的人员已经基本撤退到英国使馆,因此留守的卫队士兵几乎未经抵抗便撤出。当天晚上,这两个使馆被大火烧毁。
使馆卫队紧接着放弃的是荷兰使馆和意大利使馆,因为荷兰使馆在使馆区外,而意大利使馆处于使馆区防线的突出部位,兵力薄弱,难以防守,因此清军一进攻便被使馆卫队主动放弃。为此,意大利公使萨瓦戈事后还极为恼怒,称这是一个“误解造成的极大失误”—意大利人撤出后,使馆便被焚毁。
6月21日,清廷正式发布“宣战诏书”。这个诏书是军机章京连文冲写的,使用的是离骚体,曰:“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
朝廷仍不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我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皆我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宿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复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祗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
朕今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挞伐,一块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茂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有厚望焉。”
这份以光绪名义发布的诏书是耐人寻味的。首先,清廷以洋人强行索要大沽口炮台为由进行宣战,殊不知此时大沽口炮台早在6月17日便已失陷,只不过直隶总督隐瞒未报而已。换句话说,联军在6月17日攻占大沽口炮台的行为,其实是构成了事实意义上的侵略,而6月21日清廷的宣战反落在了后面,换句话说,庚子年的战争完全是列强一方挑起的;其次,诏书宣战的并没有具体对象,而只是使用了一个带有藐视的代称“彼等”,因此,这在国际公法上并不能算是对外宣战——事实上,后来没有任何国家宣布正式应战——而认为清廷不懂国际法上的宣战形式也说不过去,因为在甲午战争时,中日双方都发布过正式的宣战书;其三,这个诏书向国民解释了朝廷为何要做出如此决策并呼吁共同御敌,这更像是一个对内的战争动员令。由此,说清廷在庚子年对十一国宣战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
清廷在21日发布诏书后的一个重要举措便是将义和拳称为“义民”,并声称要将之编为民团,由端王、庄王和刚毅统率。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清廷“由剿改抚”的根本转变,表明清廷已经与义和拳合流,但吹开历史肥皂的泡泡,其背后的事实真相并非如此。
作为一个简单的事实,义和拳被招抚后并没有完全投靠到清廷门下(如前文所叙),他们仍旧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和无组织的特性,那种认为清廷试图依靠义和拳来保卫政权的观点显然是极为荒谬的。而且,清廷即使在公开招抚义和拳之后,这也并不代表对义和拳的能力加以信任。当然,颟顸而不识时务的刚毅和载漪等人是例外,在褒奖义和拳为“义民”的过程中,他们可能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动机而言,刚毅可能因为见识短浅的原因(或者说根本就是上当受骗)相信了义和拳,而载漪等人可能是抱有利用义和拳赶走洋人并制造混乱局面以乘机夺取皇位的私心。譬如在6月25日早晨,“端庄二王(载漪和载勋)与贝勒载廉、载滢,率领义勇六十余人,胆敢闯入大内,搜拿教民……大声鼓噪,云以我等颇愿见皇上,因有紧要之事等语。言毕口出不逊,竟敢詈上以二毛子。”所幸的是,慈禧太后及时赶到,这才制止了这场试图弑君的政变。
由此看来,清廷此时对义和拳的招抚看来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是安抚拳民、防止拳民暴动,而其对外宣战则给了拳民一个怒气的宣泄口,同时也在失控的局面中维护了清廷的合法性地位。换句话说,在局势失控的情况下,清廷必须顺应义和拳扮演一个“爱国爱民”的朝廷,如果贸然剿杀义和拳的话,恐怕等不到外国干涉便已亡于拳民之手了。只有领悟到这点,才能体会到清廷“宣战诏书”的深刻含义,这也是这个所谓的“宣战诏书”对内而不对外的原因所在了。
事实上,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清廷的用意。就在6月20日发布的上谕中,清廷便提到“近日京城内外,拳匪仇教,与洋人为敌,教堂教民,连日焚杀,蔓延太甚”而导致的“剿抚两难”困境;6月28日,清廷又向列强表示“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
6月30日,朝廷向各省督抚解释“宣战”的原因:“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国,亦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矣”。“祸起肘腋”的含义,读者自当察之。
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记载了慈禧对当时失控局势的描述:拳民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著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法不及众之忧,尾大不掉之势”,在面临危机考验时,决策只能暂时顺应民意所指,不然即会引火烧身。
太常寺卿袁昶曾奏称:“现禁城有拳团三万余人,来者穰穰不止,日久必生变,既不能部勒使受约束,不如导使随往津御洋兵,少两得之”;《石涛山人见闻志》也有这样一段记载: “闻各路兵及庄王、荣相、董军门、各统兵大臣,皆设密法收抚团众。有不受抚者,均遣至各处攻打前敌,少有退缩,迎以大炮,一炮休矣,升天矣。实露半抚半剿之法”。
袁昶后来因为载漪“抚拳”的政策而被杀,但他的说法是很值得玩味的。所谓的“两得之”和石涛山人说的“半抚半剿”正好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其用意不过是在表面“招抚”的名义下将大批拳民引出京外,以减轻朝廷的危险和压力;同时,又可以通过拳民们暂时抵挡一下洋人的军队,稍微延缓其进军北京的速度;同时又借洋人之手消灭义和拳,或者清军干脆直接上阵剿杀。很显然,慈禧太后这种“中外平衡、一石双鸟、多重功效”的阴险策略,绝非是拳民的智商所能理解的。
这个策略在7月22日清廷给东北地区大吏的上谕中明显的透露了出来:“我仍可作弹压不及之势,以明衅不自我开。各该省如有战事,仍应令拳民作为前驱,我则不必明张旗帜,方于后来筹办机宜可无窒碍。”
在解决了这个内部问题后,再看庚子年中的这个“使馆之围”就没那么复杂了。很显然,清廷对于外国公使们决无加害之意,而他们一再要求公使们离开北京前往天津的用意,不过希望在局面失控中尽量减轻自己的压力或者试图甩掉这个包袱,而绝不是公使们认为的“有预谋的大屠杀”—这其实也证明了这些公使们对中国事务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实在是太不了解了。如果做一个大胆推测的话,假定公使们真的在6月下旬在使馆卫队和清军的保护下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庚子年的灾难可能会小得多。当然,在当时义和拳蜂起的局面下,公使们怀疑清军的保护能力甚至动机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历史本就是由太多的偶然性构成的。
在了解了这个基本前提后,使馆之围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当时参加围攻使馆的主要是董福祥的甘军和荣禄直接指挥的武卫中军,另外还有少量由庆亲王奕励指挥的军队。在整个进攻过程中,荣禄和奕劻是很聪明的,他们心里十分清楚攻击外交人员会在日后带来极大的危害,想必也能体会慈禧太后的良苦用心。至于董福祥的甘军,他们仇恨洋人是发自内心的,但他们的武器装备相对落后,正如当时的一个笑话说,李鸿章得知进攻使馆的军队是董福祥的甘军后,他大笑着告诉外人:“尽管放心,使馆无恙!”
董福祥当时和端王载漪等人走得很近,他在接到进攻使馆的命令后自然会尽心尽力,但问题是慈禧太后在围攻使馆的决策中也相互矛盾,围攻使馆时断时续,并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正如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记载的,慈禧太后曾说:“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地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地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
慈禧太后说的“他们”,显然指的是载漪等人,尽管中间可能会存在失控的情况,但慈禧太后控制不了义和拳,但对于载漪、董福祥他们终究还是能掌控的。事实上,慈禧太后的做法也很阴险,她在事后也是把围攻使馆的责任推到了载漪等人身上,殊不知她才是最后的决策者。
也许有人要问,既然不想伤及公使,慈禧太后又何必要命令围攻使馆呢?这可能有两方面因素,第一是在诏告义和拳为义民后,在义和拳反洋情绪高涨的时候,清廷必须要有所表示,那围攻使馆就具有很好的象征意义—与其让义和拳去围攻使馆最后弄得不可开交,倒不如让可控的清军来完成这个表演。当然,这个表演还不能演的太假。
慈禧太后下令围攻使馆的另外一个原因恐怕是为了给公使们制造一定的压力,类似于通常说的“以战促和”,或者干脆把公使们变成“人质”。这种策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曾经用过,那就是将当时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人拘捕,用以挟制英法并迫其接受停战。
林华国先生在《庚子围攻使馆事件考》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这个观点:“庚子年对使馆的进攻,很象是故技重演。西太后的目的是想把租界内的洋人变成自己手中的人质。清政府的方针是:一方面想攻占肃王府使英使馆陷入‘无法防守’的险境,另一方面尽力避免对英使馆内的外国使节及其家属造成重大伤亡。除猛攻肃王府外,清军还力图攻占位于英使馆东南方的法使馆,这似乎也是为了对外国使节加大心理上的压力。看来,清政府的目的并不是真要‘夷平使馆’,而是要通过攻打使馆使外国使节陷于‘准人质’的危险境地,以此作为向外国求和的一种辅助手段。既然如此,进攻必然兼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为了对外国使节形成较大的威胁,进攻必须有一定的猛烈程度;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对使馆人员(特别是外交官员)造成重大伤亡,给议和造成新的障碍,进攻又必须留有余地而不能是摧毁性的。”
理解了这层含义后,使馆围而不克的道理便不言而喻。要不然,以使馆极度缺乏重武器的并不到500人的卫队岂能抵抗得住?从慈禧太后的话来说,倘若真有心来攻,“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事实上,当时被围困的人在后来的回忆录中,都曾提到清军当时奇怪的进攻,譬如康格夫人在北京信札中就曾说《北京信札》,“中国人的射击角度总是过高”,他们甚至还“缴获了一些来复枪”(这似乎与荣禄暗中给使馆运送军火的传闻相关)。
当然,即使是流弹,也能对使馆区里的人员造成一定的伤亡,但外国人主要聚集的英国使馆却并没有受到太多攻击,各使馆中的主要人员大都安然无恙,除了那个胆小的荷兰公使诺贝尔,他在使馆被围攻的过程中就一直躲在英国使馆的地窖里不肯出来,但在使馆解围的当天,他从地窖中出来察看联军是否到达的时候,被一颗流弹击中大腿—由此他也成为当年唯一受伤的公使。
使馆被包围的时间长达40多天,但真正受到攻击只有20多天(6月20日至7月13日,8月11日至14日),中间的局势大都以缓和为主。在最开始的时候,外围的战斗还是很激烈的,使馆防线一次次被突破,险情不断出现。到7月13日的时候,清军攻占肃王府和法使馆的意图已接近实现。英国公使窦纳乐当时估计,如果清军继续这样进攻,至迟在7月20日即可将这两处地方完全占领。但在7月14日后,清军攻势突然减弱,16日后更是基本中止了进攻。
导致清军发生如此变化的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逼迫公使们的目的已达到,二是天津战局的急剧恶化。与围攻使馆几乎同时进行的是,清军也一直在进攻天津的紫竹林租界,但7月13日后,增援的联军反攻天津并于14日晨攻破天津城。慈禧太后意识到洋人的军队难以抵抗,如果战争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就更加难以收拾,于是便加紧进行求和活动。在这段时间,双方的信使往来不断,清廷还给使馆送去了西瓜、蔬菜、大米、面粉等等。在此期间,“投掷石块代替了枪炮,双方都习惯了与敌人近距离对峙。随着号角之声发起的夜袭,实际上只是毫无意义的突然的枪声大作,然后又停下来,人们称之为‘起床号’”。
8月1日后,清军又恢复了象征性的炮击,隆隆炮声虽然给了使馆人员以恐惧,但炮弹大都是在空中呼啸而过。直到8月11日,八国联军开始逼近北京,清军这才再度对使馆发动十分猛烈的进攻,但这种报复性的进攻只持续了三天,北京便宣告陷落。8月14日下午四点的样子,英属印度军团经西直门进入内城,在被围困的人们的欢呼声中进入公使馆。
读后感一篇(来源):
嫉妒到仇恨的地步是人类的一种最坏的心态。
三个青年看到富翁开着豪车,进入豪宅。
第一个青年想:我要努力工作,好好赚钱,将来有一天,能想富翁一样开上豪车,住进豪宅
第二个青年想:开着豪车,住在豪宅,不一定幸福,我只要踏实工作,做一个幸福的自己就可以了
第三个青年想:哼,晚上我就砸了他的车烧了他的宅子,杀了他的孩子,让他比我还要悲惨。
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我读过,字里行间就充满了第三个青年的戾气。
《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这本书我看到了不宽容的破坏力量,不宽容的躁动的戾气产生的非常可怕的混乱的效果。
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宽容,是因为狭隘的嫉妒到仇恨的心理。
贫穷容易产生这种狭隘心理。
人穷志短,确实如此,一个穷人,麻木混沌还好,如果是非常有骨气,就坏事了,会变得非常自卑敏感,同时自尊心极强。贫穷自卑到暴戾的地步,就会仇恨一切新的文明,文化,甚至任何知识。
敏感自卑的人容易偏执。为人看事显得偏执偏激,情绪容易激动。我自己有一个时期便经历过。
贫穷的人群中,躁动不安是一种普遍的情绪,只需要浇浇油便能熊熊燃烧起来,这个时候敏感自卑的人偏激一下,找出个发泄口,那么群体一点就燃,一燃就炸。
义和团运动,因为贫困导致的茶饭不饱的农民,因为国家积弱屡受欺负而自卑仇恨外国的官员,他们的发泄口就是那些外国人,教会,洋货,洋务。两者在这一点上太需要结合了。
他们希望一夜就超过那些洋派的人物,但是无论是技术还是手段,还是财富的拥有,他们都无法超过那些人,只有打倒那些人的一切,那么他们就胜利了,超过他们了,心理上安慰了。
谁是可怕的人
偏执可能是人类基因中的巨大缺陷。
毓贤无疑是一个可怕的人,他为官清廉,性格倔强,却非常仇外,烧伤无辜教会人士好不心软,即使有些教会曾经募集救过百姓,曾经医治无数。他杀戮他们毫不手软。看到毓贤,我想起了波尔布特,他有着平和的微笑,内心却掩藏着变太多暴戾,但是他确实很清廉自律,并且至死不悔自己所干的事情。
谁是更可怕的人
利用群体的戾气来成就自己的私利,混搅牟利,欺骗天下。成事之后,让天下人都贫穷着,只有贫穷才能被愚弄,贫困人口的虚弱无力,他就成为了救世主。越是贫穷,他越是“伟大”,他越是得到支持
刚才看了《国王的演讲》,英国的国王,必须遵守规则,必须做什么,必须不能做什么。应该讲什么话,应该不能讲什么话。
规则是西方社会(英美等国)的核心价值。
中国历史悠悠五千年,王朝替代着王朝,战国七雄,楚汉传奇,三国演义,隋唐英雄传,杯酒释兵权,明朝那些事,辛亥革命,任何一场争霸赛,无一不彰显着中国人极致的智慧,但是唯独没有产生过任何规则(宪法)的东西。
农业社会只能产生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创造并不富裕的物质条件,加上朝廷的赋税,民众普遍生活勉强温饱。遇到天灾,饥荒的产生,农民起义层出不穷。农民起义大多数以失败告终。改朝换代的,成功者往往是高富帅,屌丝的逆袭只有个朱元璋,近代的蒋毛也算吧。
农民起义过程中,胜利一时,也会以血腥的内耗结束。李自成啊,洪秀全啊,无一不是。
农民起义得到了天下后,血腥的内部清洗,为保天下子子孙孙传下去。朱毛便是。
因为没有规则,没有产生规则的条件,悠悠几千年历史还是朝代换朝代的历史,没有进步。
规则是商品社会的东西,是市民经济的产物,是物质达到一定程度的富裕之后可以拿出去交换后会产生的东西。当有规则素质的中产阶级产生,他们便产生了对权利和义务的诉求,真正的民权需求。
Advertisements

作者: Domdionysius

罗马天主教徒,教名雅各·比约,奉行传统主义,追随圣庇护十世司铎会。幽燕独立运动发起者之一。

发表评论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Connecting to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