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拉丁语?

原译者为:清泉掬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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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来,拉丁语悠长恒久的回音已经成为圣教会生命的一部分。但这个语言本身的历史却更为古老。
 
拉丁语的历史
拉丁语是印欧语系意大利语族中的一员,大约15000年前原始印欧语曾广布欧洲,并远播印度。它主要的代表性语言有:印地语、波斯语、希腊语、凯尔特语、德语、波罗的语和斯拉夫语。印欧语系的其他分支——例如亚美尼亚语——也是源自这个现在已经远逝的原始母语。今天所有的欧洲语言,除巴斯克语、匈语利语和芬兰语外,都是源自原始印欧语。
拉丁语是在公元前1200多年由北方迁徙来的意大利人民带到亚平宁半岛的。当时的罗马是意大利中部拉迪乌姆地区台伯河畔一个默默无闻的定居点。但是到公元前250年时,拉丁语已经成为意大利的主导语言,同时伴随着罗马帝国的军事扩张和政治、文化影响力远播,帝国的士兵和市民把拉丁语带到各地。到基督降生的时期,拉丁语已是西欧的通用语言。到公元第二世纪,罗马人统治了整个欧洲、西亚和北非,拉丁语也在著名的古代世界每一个地方被人们使用着。只有在希腊、意大利南部和近东,人们还把古希腊语作为他们的第一语言保留着,直到公元700年被阿拉伯人征服后才有所改变。古希腊语作为拜占庭帝国的官方语言一直存活到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为止,但在帝国的其他地方拉丁语则大行其道。
就像多数语言一样,拉丁语也有书面和口头之分。有教养的罗马精英们日常对话,以句法灵活、插入语繁多、经常使用希腊词语为特色。而没有文化的草根阶层的语言则漠视句法、爱用新词、力求简单。这种被称为“粗俗的拉丁”的平民语言,却养育了罗曼诸语,它们今天还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国家广为使用。
拉丁文学始于早期乡村形式的罗马喜剧演出,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40年左右。从公元前70年到大约公元14年,是书面拉丁语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以尤利乌斯·凯撒、李维和西塞罗的散文著作,卡图鲁斯、卢克莱修斯、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的诗歌闻名于世。从大约公元14年到公元130年,是书面拉丁语的白银时代,这个时代以哲学家兼剧作家塞内卡的作品和历史学家塔西陀的著述引人注目。在后来的拉丁语时代,从第二世纪到第六世纪,众多的教会教父都以拉丁语著书立说,流传后世。从这个时候起,罗马帝国在蛮族不断的入侵下日趋衰弱,拉丁语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外来语言的影响。
然而,在罗马帝国最终灰飞烟灭后,拉丁语却幸存下来,并作为书面和口头交流的重要工具为后世继续服务了又一个千年。它成为受过教育的人士进行国际交流的手段,它成为天主教会的官方语言。在中世纪末期,随着人们对古典文化兴趣渐浓,拉丁语又成为艺术和文学的表达手段。这个时期(从大约公元1200年至1400年)就是著名的文艺复兴时期,古代世界获得精神上的重生,同时历史开始了向现代世界历史的转变。
十五、十六世纪,新式拉丁语(也称现代拉丁语)渐渐开始形成。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科学、哲学、宗教方面的重要书籍都是用拉丁语撰写的,而且拉丁语还成为了欧洲外交官们的共通语言。例如,1687年伟大的英国科学家牛顿用拉丁语出版了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当时,英语还是一种粗糙和晦涩的无名小语,全世界以之为母语的人大约才有四百五十万——只有极少数人有文化识字。
即使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拉丁语依然保持着学术语言的地位。大文豪蒲伯(Pope)、爱略特(T. S. Eliot)和米尔顿(Milton)皆是深受拉丁文学默染浸透的作家典范,有的甚至直接用拉丁语写作。虽然从二十世纪开始,拉丁语的使用范围大为受限,但天主教会仍然以拉丁语为其官方文书的正式语言。芬兰甚至还有一家广播电台(YLE Radio)专门用拉丁语播送新闻节目,猫王的一张拉丁语歌曲CD业已出版发行。
礼仪的发展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拉丁语在团结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之间的人民方面一直发挥着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甚至在基利斯督降世为人的时代,罗马帝国公民所说语言的多样性困扰着当时正努力传扬新信仰的基督信徒们。根据《宗徒大事录》第二章的记载,在五旬节当天圣神降临时,宗徒们向帕提雅人、玛代人、厄蓝人和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并卡帕多细雅、本都及亚细亚、夫黎基雅和旁非里雅、埃及并靠近基勒乃的利比亚一带的人,以及侨居的罗马人、犹太人和归依犹太教的人、克里特人和阿剌伯人讲了福音真道。
尽管事实上宗徒们是用阿拉美语讲的圣道,但他们的话语仍然能被在场的每一个人理解,因为圣神赐给了他们说各种语言的天赋。然而,自从宗徒们相继谢世后,说各种语言的天赋几乎完全消失殆尽,但确保这个新兴宗教的当信的道理以及当行的礼仪清晰无误地传播给每一个人,无论他/她说何种语言,仍然是当务之急。而让慕道者和领过圣洗的信友们充分理解和领悟弥撒中的训诲和祈祷,公开宣认的的信理要端,以及教会钦崇天主的核心公礼,可以说是重中之重。
礼仪(liturgia)一词,源自希腊语leitourgia,意思是对神明的公共侍奉服务。教会的礼仪是沿着两条路径发展的,一条是被翻译为当地的语言,另一条是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用同一种语言举行。而只使用一种单一的、特定的礼仪语言,也是史有前例可鉴的。古代圣地的犹太人在会堂中使用希伯来语,尽管他们的日常语言是阿拉美语。古巴比伦人使用古老的苏美尔语作为他们的宗教语言。印度教徒则使用梵语。伊斯兰教礼拜时必须用阿拉伯语,这对无论哪国的穆斯林都是一样。东正教会在他们的礼仪圣事中则使用古斯拉夫语。
使用当地人所说的活语言的缺陷在于,这种活着的语言的发展变化和不够精确严密会导致博大精深和清晰明确的教会信理被误解误传。语言,作为一种“活着”的事物,就会发生改变,因此经过一段时期后,有些词语发生意思的变化,或增意,或减意,或变意,或弃用。使用多种不同的语言举行圣事礼仪也会对教会合一及信众共融产生不利影响和削弱作用。
在历史上,最初的礼仪是用主耶稣及初期教会神长们当地的语言——希伯来语、阿拉美语、希腊语——施行的。(甚至在今天,在我们教会的弥撒圣祭中,仍然听到这些古老语言的“回音”,例如,“上主,求你垂怜(Kyrie eleison)”这句话是希腊语,“阿们(Amen)”、“贺三纳(Hosanna)”、“阿肋路亚(Alleluia)”是希伯来语。)
直到第三世纪中叶为止,罗马的大多数基督信友还是说希腊语,用希腊语举行礼仪庆典,神学家们也是用希腊语著书立说的,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公元235年圣希波里都(St Hippolytus)的去世。但在非洲,大多数信友却是讲拉丁语的,也是在非洲,主后200年间,《圣经》第一次被翻译成拉丁语。非洲教会也是第一个在礼仪庆典中使用拉丁语的地方教会(第三世纪中叶),而这时的罗马教会还继续使用着希腊语,直到下一个一百年。
教会的饱学之士,例如戴尔都良(Tertullian),把许多希腊语词汇引入拉丁语,诸如baptisma(洗礼), charisma(神恩), prophetia(预言)and martyr(殉道烈士)等等。圣热罗尼莫(St Jerome)为当时正在不断扩充的教会拉丁语词库中新增了大约350个新词汇。礼仪用语的精确性要求也使得一些神学术语被创造出来,比如transsubstantiatio(本质的转变)、forma(形式)、materia(质料)、accidens(附属体)等等,用方言土语是不能精确明晰地传达这些术语所表达的意思的。
到第四世纪,四个源头礼仪从最早的教会礼仪中脱胎成型。他们是:亚历山大里亚礼、安提约基亚礼、罗马礼以及西北欧的高卢礼((高卢是欧洲西部一古国, 包括今日的意大利北部、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瑞士等国家地区)。亚历山大里亚礼和安提约基亚礼为至今施行在东方教会的礼仪提供了核心内容。罗马礼,再加上高卢礼,成为至今施行在西方的天主教会的礼仪的基础。
在第五世纪,当基利斯督信仰最终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后,在西方,拉丁语在礼仪中的应用也随之流布得更为深入广泛。从第七世纪开始,尽管在对信众讲道时还是使用地方语言,但拉丁语却已经成为西方教会圣事礼仪和神学研究的专用语言。
从大约第六世纪开始,在西方的绝大部分公教地方教会都采用了罗马礼。在第九世纪初期,查里曼大帝坚决要求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所有圣职人员都必须且只能施行罗马礼圣事礼仪,如同教宗阿德里安一世所施行的。只有少数几个地方,像西班牙的托莱多(Toledo)和意大利的米兰(Milan),还继续以古老的高卢礼举行圣体圣事。
虽然在欧洲一些地方,比如在英国的塞勒姆(Sarum)和约克(York),在法国的巴黎(Paris)和里昂(Lyons),在德国的科隆,还继续存在着一些小的地域性差别,但这些差别并不涉及任何根本性的礼仪或信理问题,从本质上来说,西方所有的礼仪庆典和弥撒规程都是一致无二的。
但是,随着誓反教及其他异端在中世纪的兴起,罗马逐渐对礼仪中的地域变异可能会误导或混乱教友的信仰表示严重关切。主教们开始允许地方礼仪改革,大都市发展了各自一套的礼仪变体,许多修会都有自己一套独具特色的礼仪习惯。
在十六世纪中叶,脱利腾大公会议为对抗这种日益增长的混乱局面,颁布法令规定:无论在何国何地举行弥撒圣祭,都必须以同一的方式举祭。与此同时,大公会议还谴责了认为弥撒必须且只能用本国语或本地语举行的错谬观点。
1570年教宗圣庇护五世(St Pius V)命令弥撒经书(包括弥撒中的祈祷)必须恢复它纯正的古老原貌,并自此以后整个西方教会都必须使用相同的礼仪。沿用至今的此种礼仪,从本质上来讲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并可溯源至第六世纪的圣额我略(St Gregory)教宗时代。
这种复原后的礼仪以脱利腾大公会议定名,就是赫赫有名的“脱利腾弥撒”。在一道名为《首次宗座宪令》(Quo Primum)的教宗诏书中,圣庇护五世教宗颁赐给司铎们“从今后直至永远”可以“毫无良心顾虑或罪罚惧怕地”使用脱利腾礼典的权利。 
但是,脱利腾弥撒并不是被武断地强加到所有西方公教信友身上的。教宗圣庇护五世准许修会继续使用各自的礼仪,任何年代超过二百年的其他礼仪也准许继续使用。甚至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揭幕时,那些礼仪还在西方教会被施行着,它们是米兰的盎博罗削礼、托莱多的莫扎拉比礼、布拉加礼以及好几个修会的独特礼仪,其中以嘉督熙会、加尔默罗会和多明我会的礼仪最为著名。即使是在1970年教宗保禄六世引入了新的弥撒经书后,仍然给与使用这些古老礼仪的许可。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本身也阐明了它将保留拉丁语的使用以及呵护所有获得教会法律承认的礼仪的意愿。但大公会议没有更再多地认可教宗们对在礼仪中继续使用拉丁语的毫不动摇的支持态度。
诸位教宗与拉丁语
例如,1922年教宗庇护十一世在他致修院及大学部长的信函《Officiorum Omnium》中写道:“教会的本质——正是因为她拥抱所有的民族并将一直存在,直至世界末日——要求一种大公性高、稳定性强、非特定民族的语言。”
二十五年后,他的继任者教宗庇护十二世在《天主的中保》(Mediator Dei)说:“只要使用拉丁语,就能立刻产生一个令人难忘的团结的记号,使用拉丁语能有效地卫护信仰真理不被败坏。”
1962年,梵二之父,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发表了他著名的《古人的智慧》通谕。教宗提到拉丁语的独特价值,事实证明它是传扬基督信仰极好的工具,也是团结欧洲基督信众的纽带。
他继续写道:“以它恰好的本性,拉丁语最适合用来发扬各民族所有的文化形式。它不会引发嫉妒。它不偏爱任何一个民族,而不偏不倚地把自己赠送给所有的民族并能被所有的民族平等地接受。
我们不应该忽略拉丁语外形结构所特有的高贵。它简洁,多样而又和谐的文体风格,使它满溢着尊贵和庄重,使它的表达具有特殊的清晰性和深刻性。
为此,宗座始终尽心竭力地保护着拉丁语,并认为它堪作宗座行使其训导权的工具,是神圣信理和法律的光辉氅衣。宗座更进一步要求她的圣职人员们使用拉丁语,这样无论在何处,圣职人员越能使自己熟知圣座对任一问题的见解,就越能顺利地与罗马及其他圣职人员沟通共融。
圣教会——由于她拥抱一切国度民族,并注定要坚持到世界穷尽——本质上要求一种共通的、恒定的、非某国某族的语言。
现代语言容易变化,而且没有一种语言在威信上优于其它语言。因此,如果把圣教会的真理托付给它们中的一种或几种语言,那么这些真理的内容是不可能被充分清晰和精确地呈现于每个人的面前的。也没有一种语言可作为衡量评价其他译文翻译是否精确的固定的通用标准。
然而,拉丁语确是这样一种语言,它稳定不变,它日常广泛使用的单词的意思早已固定下来,不再变化。
最后,天主教会尊贵无比,远远超越任何一个纯粹的人类社团,因为它是由主基督建立的。因此,它所使用的语言应该高贵、庄重、非方言土语,这是完全在理的。
另外,拉丁语确实可称为大公语言。它是正确理解古代基督徒作品和教会训导文献的普遍通行证。它也是把现在的教会和过去的教会、未来的教会奇妙地连接为一个整体的最有效的纽带。
拉丁语及伟大的罗马文学毫无疑问拥有启蒙和教育价值。它能最有效地培训青年们的服从思想。它能使思想和灵性的主要禀赋得到锻炼、成熟、臻于完美。它能使人思维敏捷,判断敏锐。它能帮助青年精确地理解事物,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它还是教授高等智能思想和言论的工具。
最近,拉丁语的使用在众多领域受到质疑,许多人为此询问宗座的想法。因此,我们决定发行这份文件,以确保从古至今无有间断的拉丁语使用传统被保持下去,并且必要之处应予以恢复。
有如此之多的人被飞速发展的科学眩花了眼,他们竟然开始完全排斥或部分限制拉丁语及其相近科目的研究。然而,在思想上最深刻的印象,往往是由那些更符合和贴近人类本性和尊严的事物造就的。因此,最崇高的激情应该展现在获得造就人、使人思想高尚的知识上。否则可怜的必有一死的受造物或许真就变得像他们所造出来的机器一样——冰冷、坚硬、缺乏爱心。
主教们和修道团体的神长们应该谨防在他们治权下,有人渴望革命性的改变,撰文抨击在教授高级圣学时或在礼仪中使用拉丁语,或者因偏见而轻视圣座在这一点上的意志,或是错误地解释它。
在大学或修院内任教的圣学教授必须以拉丁语授课并使用用拉丁语写成的教科书。不懂拉丁语,将使一些人难以按这些训示工作,这些人将逐步由能胜任这项工作的教授顶替。
既然拉丁语是教会活生生的语言,那么它就必须备有能够表达现代事物的合适的新词语,这些词语应该规范统一,应用广泛,并且在构词法上应该跟古代拉丁语天才作家们的构词法保持和谐一致。
1966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通谕发表仅四年后,主持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大部分会期的教宗保禄六世发表了自己的通谕《颂祷的祭献》(Sacrificium Laudis),附和若望二十三世教宗的观点。他说:“拉丁语实在是值得我们精心呵护,而不应被轻视,对拉丁教会来说,它是基督信仰文明最丰富的源头,是最富有的孝爱宝库。我们决不能低估教父们的这些传承,它们是我们数百年来的荣耀。”
而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1980年论感恩祭的奥迹和朝拜信函中更是称赞拉丁语是教会合一的记号,通过它高贵的品质,带给我们对感恩祭奥迹产生一种博大精深的感觉。他说我们必须对那些没有参与过旧的拉丁礼仪的公教教友展现我们的理解和完全敬重,并尽我们所能满足他们的渴望。他说罗马教会对拉丁语负有特殊的责任,只要一有机会,她就应该履行这些责任。
1988年,拉青格枢机——现任教宗本笃十六世——在对三千名来罗马朝圣的传统公教信友致词时,说一些人士指责传统主义的信友缺乏对梵二教导的服从。他驳斥说大公会议并没有禁止以前的礼仪书,而只是命令对它们作必要的修订。他回顾了纽曼枢机(Cardinal Newman)的真知灼见:纵观其历史,圣教会从来未曾废止或者禁止正统的礼仪形式。
枢机说拉丁礼的几种礼仪形式一直存在着,只是缓慢地缩小了使用范围,这些礼仪共同构成欧洲不同的部分。枢机回忆说,梵二的礼仪宪章完全没有谈到司铎是该面向祭台还是面向教友举祭,而是说尽管礼仪中更多的部分给了本地语言,但拉丁语必须予以保留。
枢机批评那些片面发挥大公会议思想的现代派礼仪学者。他说这些人颠倒了大公会议的意向,贬低了司铎的职责,把司铎降级为一个纯粹的主持人。一些礼仪学者中还存在一个危险的倾向,那就是尽可能缩减弥撒的祭献性质,从而导致奥秘性和神圣感的消失,而那他们却寻找借口说这样可以使礼仪更通俗易懂。
但枢机也强调,现在仍有一部分人保持着保守的唯理主义的清醒,他本人也洞察到这股回归奥迹、朝拜和神圣感的潮流。
2002年2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表达了他的期望:准备晋铎的候选者们,应该增强对拉丁语的热爱之情。在致纪念《古人的智慧》通谕发表四十周年大会的一封用拉丁文撰写的信函中,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说,通晓拉丁语是“建立现代与古代正确关系,开展不同文化之间对话,重新证实公教司铎身份必不可少的条件”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继任者,教宗本笃十六世在2006年2月的一次公开接见活动中赞扬了拉丁语的研究。在讲稿的结尾,教宗把话题转到拉丁语上,并勉励罗马撒肋爵大学古典文学系的全体师生们:“我的前任教宗正确地鼓励人们学习这个伟大的语言。”教宗指出精通拉丁语有助于学生们更深地理解在古典文献中发现的可靠信理。应该鼓励尽可能多的人学习研究拉丁语。
但是,诸位教宗的这些观点被长久忽视,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连主教们也抛弃了拉丁语的使用——对于这一点,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一次主教会议上指出这一问题,并开玩笑说他们不再讲拉丁语是“主教会议的罪过”。
梵二以后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并没有禁止拉丁语的使用,事实正好相反,礼仪宪章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 
“一、在拉丁礼仪内,除非有特殊法律规定,应保存使用拉丁语。 二、可是在弥撒内或在行圣事时,或在礼仪的其它部分,使用本地语言,多次为民众很有益处,可准予广泛的使用,尤其在宣读及劝勉时、在某些祈祷文及歌唱中为然,有关此事的规则,由下列各章分别记载。 三、根据这些规则,决定是否使用,以及如何使用本地语言的权力,属于二十二节第二项所说的地区教会主管当局,在必要时,商得同一语言的临近地区的主教们的意见,其决议案应呈交宗座认可。 四、由拉丁文译成本地语言,在礼仪中使用,须经上述地区教会主管当局批准。”(第一章第36节)、
“在民众参与的弥撒内,可准予相当部分的本地语言,尤其在读经及信友祷词部分,以及按照地方情形,根据本宪章第三十六节的规定,属于民众的部分。但要设法使信友们也能用拉丁文共同诵念成歌唱,弥撒常用经文中属于他们的部分。如有某些地区,认为适宜更广泛的在弥撒中使用本地语言,应遵照本宪章第四十节的规定办理。”(第二章第54节)、 
“一、按照拉丁礼多世纪的传统,为圣职人员仍应保存拉丁文日课,但为那些不能用拉丁文妥善履行日课的圣职人员,当权人可以在个别情形下,准予使用按第36节的规定所作的本地语言的译文。 二、主管上司可以准许,隐修会修女、其它修会的非圣职人员的会土或修女,在履行日课时,甚至在诵经团内,使用本地语言,只要译文是经过批准的。三、任何有责任念日课的圣职人贝,如果同信友会聚一起,或同上文第二项的人士一起,用本地语言举行日课,已经算是完成自己的任务,只要译文是经过批准的。”(第三章第101节) 
尽管大公会议的教长们清晰表达了这些心愿和意向,然而,在1969年引入新礼仪后,我们看到的现实情形则是拉丁语从普世教会礼仪中的销声匿迹。而本地语言却被迅速引入弥撒中(早在1964年就开始了)广泛普及并变化多端。 
新式弥撒规程于1969年降临期第一主日首次正式启用。从那时起,一边废止拉丁语,一边引入本地语,其他方面的滥用也变得再平常不过了。拉手祈祷、平信徒主持圣体圣事、女生辅祭、使用圣经以外的经典——所有这些在以前都是教会严加禁止——由持不同“教”见的神父、主教加以引进。最后,梵蒂冈对自己试图遏制这股潮流的努力绝望了,转而开始准许这些原来被禁止的事情。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同并接受这些礼仪“革新”。许多公教信友在新式弥撒的混乱无序中渴望确定无疑的信理和秩序井然的礼仪,他们转向了早在第四世纪就编撰成文的古代礼典,并重新采用脱利腾弥撒庆典。 
随着保禄六世教宗新式弥撒的引入,年长的神父们获准可以继续以旧礼举祭,许多老神父像主业会(Opus Dei)的会祖圣施礼华(St. Jose Maria Escriva)一样,一直使用传统礼仪直到他们去世。英格兰和威尔士教区的教长,威斯敏斯特的Heenan枢机获得了特别许可,他的司铎们可以继续举行脱利腾弥撒。 
但是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公教信友希望恢复传统礼仪。为应对这种迫切要求,1984年礼仪圣事部对在公共场合举行脱利腾弥撒给予了更宽泛的许可。 
1988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一份有约束力的声明中,命令在任何地方都必须尊重所有深爱传统拉丁礼仪信友的感情,并对使用传统礼仪颁赐了宽大而慷慨的许可。 
进入二十一世纪,在许多天主教主教们的许可和鼓励下,脱利腾弥撒再一次大行于普世。例如,在美国,有89个教区获得教区主教的许可,每个主日都举行传统弥撒。有20个教区每天都以传统礼仪举行日常祭。在法国,据估计主日进堂参与弥撒的信友中,有一半是去参与脱利腾弥撒。 
今天,全世界公教信友人数超过了10亿人,分布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讲着数百种不同的语言和方言,但拉丁语却把所有的信友联合为一。
后记
2007年3月,教宗本笃十六世发表了《爱德圣事》劝谕,在这道劝谕中教宗呼吁,在国际性的礼仪庆典中,除了读经、讲道和信友祷词外,最好使用拉丁语,因为拉丁语最能表现教会的普世性与合一性。因此,教宗要求未来的司铎必须研读拉丁语,学习以拉丁语举行弥撒,而教友们也要学习最常用的某些拉丁语祷文。
2007年7月7日,教宗本笃十六世颁布了《教宗》手谕(Summorum Pontificum)。这道手谕已于2007年9月14日生效。手谕确定:1970年保禄六世教宗颁布的罗马弥撒经书是拉丁礼天主教会祈祷法则的常规表达方式。至于圣庇护五世教宗所颁布、并由真福若望二十三世教宗再次颁行的弥撒经书,则该视为特殊形式用途。
为了这道手谕,教宗还附上了他亲自写的一封信给全世界每一位主教,说明颁布手谕的原委。
圣座新闻室发言人兼梵蒂冈电台台长隆巴迪神父对教宗的新手谕发表如下的评论说:
“妥善了解新文献的意义的最好方法,自然是仔细阅读手谕所附的教宗的信函。教宗无意对今天使用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改革的礼仪发动任何革命,那项改革仍将为绝大多数的信友所跟随使用。教宗不要求往回走,不愿削弱大公会议的任何权威以及每位主教的职权和责任。教宗只是愿意提供给那些有明确理由和渴望者一个更方便的可能性,使他们放心地按照先前所使用的罗马礼节方式来举行礼仪,并感到自己同样受到宽大的接纳,也身处在天主教大团体中”。
隆巴迪神父继续评论说:“即使有反对的意见,但是就如教宗自己所说的,他在经过长期的反省、咨询和祈祷后,做了这项有利于为数不多的人的决定,其中必定有值得确实了解的理由。对教会礼仪,教宗有很深厚的神学和灵修见解,因此对教会为基督的死亡与复活所举行的礼仪有极大的敬意。礼仪是赐给我们的东西,是我们生命的泉源,而不是我们的产物。感恩祭典是天主与人相会最崇高的场所。因此,教宗认为他有义务帮助所有的信友,以最妥当和最有意识的方式来度他们与天主相会的时刻,不论是以改革后的罗马礼仪方式,或是以最古老的礼仪方式,都一样”。
“无论如何,教宗祝望两种礼节方式的同时存在,不但不至于使它们彼此对立和排斥,反而相得益彰,一方面以更隆重的神圣性来举行圣祭,另一方面则以更广泛、更多姿多彩的表达方式来举行。对无意改变现行的礼仪方式的人,这也有重要的讯息,那就是说:礼仪必须认真而敬重地举行,因为我们是借着礼仪来和天主的奥秘交往沟通的。如果缺乏这样的敬重,则不但个人,就连整个教会都要受苦,因为妄用礼仪总是导致教会分裂的因素”。
这位梵蒂冈电台台长兼圣座发言人评论教宗的新手谕说:“有人担心两种礼节仪式同时存在会造成分裂。然而教宗以令人敬佩的谨慎和巨大的信心,认为这样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教宗甚至清楚地叫人知道他的心意完全相反,这也就是说他尽一切努力,使所有真心渴望合一的人都能留在这个合一之中,而且圆满地重新找到合一。教宗深知自己对合一所负的责任,所以自然会想到那些至今仍然处在与教会分裂中的人,但他也想到教会内那些处在紧张关系之中的人。因此,他邀请每位信友在同一信仰的合一中彼此敞开心胸。任何蓄意借着教宗这道手谕引发紧张局势,而不促进修和精神的人,必将彻底辜负手谕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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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omdionysius

罗马天主教徒,教名雅各·比约,奉行传统主义,追随圣庇护十世司铎会。幽燕独立运动发起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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