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民主主义

第一节 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形成与演化
一、 基督教民主主义的起源
基督教民主主义主要是20世纪的事情,但其根源则要回到19世纪甚至更早的时代。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基督教民主主义是多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大大超出任何一方的初衷。
首先,从政治的角度看,基督教民主主义是天主教会及教徒对法国大革命后政教关系发生的急遽变化而做出的反应,是教会为维护其政治影响力而采取相应对策的产物。
自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取得国教地位以来,教会一直是与国家的世俗权力体系相平行的精神权力体系,它不仅独立执掌精神领域的权力,还把持着大量世俗权力。但是,自宗教改革开始,教会的权力日趋衰微,而发生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更是给天主教会的权力以重大打击。
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十分激进的政治革命,它强调人民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国家和社会的命运,力图建立民主政府,其矛头不仅直指国王、贵族,而且主张推翻教会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古老制度。1789年,教会土地被划为国有财产。1790年,隐修院也被取缔。同年制订的教士公民组织法又废除了原先的教区划分、规定神职人员由各地享有选举权的公民选举产生。1801年,法国政府与天主教会签订的政教协定中规定:教会放弃被没收并已不归政府所有的全部地产;主教和大主教由政府提名、教皇任命,下级神职人员则由主教任命,但政府有权否决;神职人员的薪俸由国库开支;未经政府允许,教皇不得发布敕令。
这样一来,教会不仅失去了政治、经济上的权力,而且被置于国家的管理之下。正如凯姆指出的:“在这次大革命中,欧洲最伟大的国家之一试图彻底扫除基督教的影响,这在现代历史上还是头一次。同时,大革命所带来的创伤经验,对整个教会的振动无疑是极其深远的。” 面对世俗化和政治现代化潮流,教会动员其特有的传统资源。在教徒们看来,教会得以存续上千年,正说明教会是上帝意志在人世的代表,所以他们要坚守上帝最后的据点。在天主教会方面,19世纪的历任教皇都对法国大革命以后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持否定态度。教皇庇护九世更是于1864年发表了他主持编写的《现代错误学说汇编》,谴责了大量为多数基督徒所反对的事物,如政教分离、学校不分宗派、对各种宗教实行宽容。 
在意大利国家统一的过程中,罗马也被并入意大利王国。由此,教廷丧失了其领地,失去了罗马的教皇庇护九世自称为“梵蒂冈囚徒”。他拒绝同意大利政府打交道,要求教徒抵制意大利王国的政治活动,在1867年的《无益》通谕中,他还禁止教徒参加选举。
但是,从长远来看,法国大革命为开端的政治发展进程,也开启了基督教的现代化进程。一方面,迈向现代的世俗化和民主化的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自由主义的种种观念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传播已为人们广泛接受,教会在进行了顽强抵制而收效甚微之后也开始逐渐转变态度和立场;另一方面,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新问题亟待教会做出反应,为教会在现代社会的重新定位提供了可能。所以,寻求教会和世俗民主政府间的和谐共处就成为其更为灵活现实的选择。
同时,因为教廷在革命前本是与君主政府结盟的,其目的之一就是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寻找一个支点,然而,当君主专制政府成为革命矛头的指向时,教廷也难逃一劫。但政府这一支点失去后就需要寻求弥补,教廷在法国大革命后的民主时代,就只能转而求助于民众的信赖和支持。既然基督教的教义赋予民众主体的资格和抉择的能力,那么,接受民主政府和自由代议制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种趋势的最早体现是教皇利奥十三世在位期间,努力缓解教廷同法、德等国政府的关系,甚至在1885年的《不朽之神》通谕中指出,“任一政府都不因其自身的形式而受谴责,因为这些政府的形式本身都不包含同天主教教旨对立的内容,而且,如果对之进行明智和公正的管理,所有政府都有能力保证国家的福利安宁。” 这表明教会开始转变态度,接受民主政府。所以,利奥十三号召天主教徒应当团结在共和国的周围。
但其后的几任教皇都没有接受利奥十三世开明的态度,未对世俗政府表现出认可或积极的态度。直到20世纪30—40年代,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政权统治的经历,才真正使教廷认识到民主制度是相对而言最有利于保证个人权利的政治制度。所以,直到1944年,教会才表达其对民主政府原则的积极态度。教皇庇护十二世在圣诞祝辞中提出民主化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现代政府逻辑的必然推论, 认可了自由民主政府作为现代国家的基本政治形式,并要求天主教徒参与政治实践,组织协会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教会这一态度的变化过程,恰恰也是基督教民主主义作为思潮和政治实践曲折发展的过程。所以说,“基督教民主主义的第一个历史来源是法国大革命。” 
其次,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来看,基督教民主主义是天主教和基督教会为应对现代化进程中日益繁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形成的对策。
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加快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在给人类带来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与社会的苦难。人们道德沦丧,精神生活贫乏;社会不公加剧,大量农民、工人等社会底层人口生活水平低下,等等。社会矛盾的发展甚至影响到正常的社会秩序。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最初被教会和教众视为理性主义者的个人主义切断了现代社会与传统间的联系所导致的结果,更确切地说,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社会放弃了基督教价值而使自我主义泛滥,才引发了这些问题。所以,社会苦难并非源自外部的需要,而是源自内在的精神。这种种社会问题首先是宗教问题。既然上帝的福音才是人类救赎的唯一基础和希望,那么,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就在于恢复和加深人们的宗教情感和精神。但是,面对种种社会苦难,基督教的慈善和人道情怀使之无法完全置身事外,所以,他们认为有必要采取一定的社会和政治行动以减轻贫困和剥夺,并进行了种种尝试。
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工人问题同时也是一种经济问题。面对资本主义经济,有些基督教理论家提出了生产性联合体的尝试,希望通过废除资本与劳动力的分离以消除工人的赤贫化。在生产性联合体中,虽然工人仍然作为联合体中的雇员,但其收入除去工资外,还包括一小部分利润以弥补其工资不足时带来的困难。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这一尝试遇到的最大、最直接的问题就是经费的来源不足,尽管设计者希望凭借基督教所倡导的慈善感召力和基督之爱能够使忠实富有的教徒慷慨解囊,但事实却证明这些“忠实”的富有者既不够慷慨,也不曾完全为基督之爱所打动。逐渐地,“绝大多数的社会天主教运动都放弃了他们反资本主义的主张,因为缓和资本主义的缺陷、为工人们提供新的经济来源变得更为紧迫。” 所以,教会重新定位其社会经济政策,顺应种种已然取得的物质和社会进步,不再声称工人背离教会而导致种种社会关系的恶化,而主张是种种社会关系的恶化导致了工人背离教会。所以,要恢复教会对工人等社会群体吸引力,就要积极解决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基督教民主主义及其运动就是借助政治途径介入现代社会和经济问题解决的重要尝试。基于此,也就不难理解基督教民主主义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了,即在肯定和保持资本主义经济高效率的同时,又努力实现社会正义,缓和社会冲突。
再次,从思潮的发展和互动的角度看,基督教民主主义是基督教思想应对现代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而形成的,尤其是应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人们认识到除了对上帝的信仰,人类还有理性,能够自主的认识世界。同时,启蒙运动的扩张和传播,更加促进了理性主义的发展,自由主义便是理性主义发展的产物,并成为资产阶级维护其利益的有力工具,其主张通过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为民众广为接受。
按照基督教的观点,世界上的恶来源于罪,而战胜恶的唯一方法就是得到上帝的恩宠。但是,自由主义的启蒙哲学家则对此问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答案,按他们的说法,“过去的人类无法使潜在的幸福实现,主要是因为无知,而非由于罪恶造成;上帝所指定的救赎工具,不是恩宠,而是理性。通过天赋理性,上帝使人类得以了解宇宙法则,并且遵照上帝计划的善意要求,调整其行为。” 这样,人类生活的关注点就从天堂落回凡尘,通过发展和完善自身的理性而在世俗社会中构建天堂。同时,自由主义学说宣称人生来就有种种天赋权利,包括生命权、财产权,更有思想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这种种观念广泛传播必然给基督教教义及其教会的实践带来挑战。而且,在19世纪的欧洲,各国初掌权力的自由主义者试图通过取消学校的宗教教育来促进社会世俗化。
这些都激起了教会和教众的愤怒,他们的批评直指理性主义:“无论何地,只要个人理性占支配地位,就不会有何伟大可言,因为所有伟大的事物都建立在信仰之上。” 法国、荷兰等国家的教徒更是迅速组织起自己的政治力量反对自由主义者的学校政策。与此同时,在教会中也兴起了现代主义的思潮,德国的赫尔曼.谢尔、法国的阿尔弗烈.卢瓦齐和英国的乔治.蒂勒尔等人,就主张立足现代世界,用进化和历史的观点来对待基督教教义,以现代学术知识来重新解释天主教信仰。尽管现代主义思潮没有得到教会的认可而迅速流产,但它却促进教会更清楚地认识到导致社会环境变化的不仅是自由主义的学说,关键在于学说所产生的背景——即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兴起。而且,其兴起已经大大改变了人的宇宙观和世界观,人们的认识只能随着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而继续发展,而不可能再后退。教皇利奥十三世就采取了托马斯主义的态度,试图调和信仰与理性,主张天主教徒采取积极行动,对政府施加压力,使其通过立法来减轻社会压迫和经济压迫。同时,就思想的起源来看,自由主义可谓基督教思想世俗化的产物,两者表面上是对立的,但内部有许多相通之处。 所以,基督教在反对自由主义的同时,也能够有限度地接受自由主义的部分观点,它认为,自由主义可以带来政治民主的形式,但无法同时建立社会民主和经济民主,所以需要基督教的教义和实践使之完善。
当然,基督教接受自由主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抵御另一种思潮——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 “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 所以,在现实生活中,马克思主义的矛头直指包括基督教在内所有宗教,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天主教会也明确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否定。教皇庇护十一世就指出,“如果不是国家的统治者蔑视教会的训谕,就不会出现今天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世俗自由主义失败的产物”。“人类社会的团结不能通过阶级对立得以实现”。 同时,为了更好的捍卫基督教义和广大教徒的利益,基督教认为必须采取政治行动以回应无神主义的挑战。基督教民主主义就是这种回应的产物。所以,我们看到,对红色政权和思潮的排斥,一直是各国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坚定立场。
二、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发展历程
从实践来看,基督教民主主义在各国的发展时间和进程并不一致,所以,对其发展阶段只能进行大致的划分。同时,由于基督教民主主义作为理论思潮,是从各国基督教民主党的政治实践中概括出来的,所以,其演化难免要受各国具体的政治形势所影响,其进程和表现形态难免千差万别。此外还要考虑基督教民主主义灵活的实用主义态度,使其发展更带有不确定性。所以,采用宽泛灵便的划分其实更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对其进行认识。 
第一阶段为19世纪到20 世纪中叶,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这一阶段可谓是“教权主义阶段”,是基督教民主主义萌芽和探索的时期。
随着19世纪各国资本主义不断深入的发展,天主教会和广大教众不断寻求应对之策。在1891年教皇利奥十三世的《新事物》通谕的鼓励下,各国的天主教徒开始组成各色组织,如意大利的天主教大会运动、普鲁士的天主教议会党团等,参与世俗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同时,也有欧洲各国的基督教民主主义力量在亲身经历了纳粹和法西斯政权的极权统治及其对人权的践踏后,开始认同自由民主和多元化的社会。实践已经证明,自由民主制度要比任何其他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更有可能使人们发展成为认真负责的个体,所以,教会转而成为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支持者。战争结束后,西欧各国纷纷成立基督教民主主义的政党,包括西德1946年成立的基督教社会联盟和1950年成立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意大利1943年成立的天主教民主党、比利时1945年成立的基督教人民党和更名后的基督教社会党、卢森堡1945年更名的基督教社会党等,它们倡导“基督教原则”和“民主原则”并存,坚持欧洲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传统,坚决反对纳粹、反对赤色政权,试图走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中间道路。
从一开始,各国的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就吸引了来自天主教和新教、工会和企业界、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农民和妇女等集团和阶层的广泛支持,从党员组成、选民基础和政策取向上都超越了宗教派别的分歧,成为“全民党”。这就摆脱了教派党单纯依靠天主教徒、组织基础狭隘的弊端,也能够避免教派党因为在组织和政治上的分裂而导致其解体的命运。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的一大转变,就是从教派党的以教会和教徒为导向转变为以选举和选民为导向。
在战后初期,欧洲的保守党因曾和法西斯党沆瀣一气而名誉扫地,社会党等左翼力量又被怀疑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有牵连而使许多人与之疏远,声誉颇佳的基督教民主党自然成为选民的首选,长期执掌各国政权。在意大利,1943年成立的天民党一直是意大利政坛的主导政党,直到1992 年,它构成几乎每一届政府的主体;在卢森堡,基督教社会党始终是议会第一大党,从1919年到1974年连续55年执政;在德国,基民盟-基社盟在1949~1969年和1983~1998年都曾联合执政。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各国基督教民主党的选票有所下降,但马上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又恢复到了其前的水平,更显示出其深厚的选民基础和灵活的适应能力。
与此同时,基督教民主主义在战后的拉丁美洲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哥伦比亚等国家都成立了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并在战后各国的政治生活中担当起重要的领导角色。而且,在非洲的喀麦隆、马达加斯加和亚洲的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家也出现了基督教民主党人。1961年7月,“世界基督教民主联盟”作为基督教民主党的国际性联合组织宣告成立,其成员包括欧洲、美洲、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的50个基督教民主主义类型的政党,并于1982年11月更名为基督教民主党国际。但是,在其他大洲,基督教民主主义作为思潮的发展则稍显逊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其欧洲伙伴的借鉴,而在政治实践中则主要以赢取选举的胜利和国家权力作为行为的指针。
三、基督教民主主义的特点
正如科斯波根所指出的,“理解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关键性概念是一体化(integration)、(阶级)妥协[(class)compromise]、调和(accommodation)和多元主义(pluralism)”。 追求在多元、甚至对立的社会群体之间实现调和乃至一体化的不懈努力,可谓是基督教民主主义最突出的特色,其他的特点也往往是此一特色衍生的必然结果。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特色也不足为奇,因为,从基督教的视角看来,人群既不区分为阶级,也不划分成等级,只有上帝的选民与弃民之分,而且,“你们因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一了”, 所以,只要归信上帝,所有人都在基督的世界中成为一了。这样,世俗世界中的差别就只能是表象的,因而是可以弥合的。而且,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形成就是试图用基督教精神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进行改造的尝试,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调和古老的基督教教义和日新月异的现代世俗社会、以实现二者共存的产物。
首先,基督教民主主义追求社会调和的重要表现是基督教民主主义对全民党的建设,这也是基督教民主主义的特点之一。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在1978年纲领和1993年草拟新纲领中的第一句话都是“基督教民主联盟是一个人民的党”, 它要面向的是所有的阶级和团体。正是为了突出这种全民性,很多国家的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都命名为“人民党”,以突出其超阶级性,即便不采取这种命名方式,也往往宣称愿同所有坚持正义和人道者同行,以博取最广泛的支持。而且,从各国支持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的选民构成来看,其支持者的确广泛多元:从青年到妇女、从农民到白领、从新教徒到天主教徒、从小企业主到公务员、从蓝领工人到商界财阀,基督教民主主义具有广泛而坚实的选民基础。
其次,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多元和妥协使之表现出极强的包容能力和灵活特性。“无所不包的政党(catch-all party)”是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的别称 ,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尽量不采纳任何极端的主张以免失去退路。他们乐于且擅于使纷繁复杂的观点得以调和与共存。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才能理解基督教民主主义如何同时与资本家及工人的组织都保持密切与经常性的联系。尽管基督教民主主义遭到来自各方反对者的不同批评,但他们仍然赞赏自由主义所强调的个人主义、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公平和实证主义所强调的多元主义,并将之一一吸纳。同时,这种包容能力也赋予基督教民主主义极强的灵活性,所以,任何政治风暴都难以彻底击败它。
再次,实用主义和投机主义是基督教民主主义主张一体化、妥协和解的又一必然产物。现实社会中各种利益和意志的差异及政治力量对比关系是时时变幻的,所以,基督教民主主义要始终保持各种利益和意志处于调和状态,就必然难以保证其政策主张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以奥地利人民党战后的经济政策为例,在战后初期,奥地利人民党接受中左立场,主张国家较大程度干涉经济;在50年代,奥人民党又以德国为榜样转向通过减税而刺激生产和投资的经济模式;在60年代又主张保守主义的专家治国论;到70年代又开始对社会民主党人的“凯恩斯主义”表示出热情。另外,从各国基督教民主党组建联合政府时所选择的盟友来看,他们并没有确定的盟友,自由党人、社会党人、甚至新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都可以成为其共同组阁的合作者,因为基督教民主主义所追求信奉的是妥协、和解与多元共存。
最后,基督教民主主义内部的多元共存也导致了其内部的派系林立以及各种分化重组。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多元化可以从其载体上得到最清晰的标示。我们发现,各国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有的由两三个政党联手(如德国、荷兰等)、有的是只有一个政党但内部派系较多(如20世纪90年代前的意大利),更多的情况是二者兼而有之(基本上所有基督教民主主义活跃的国家均属此列)。同时,由于政治现实的差异,即便同是基督教民主主义,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也会有不同的政策主张。
当然,对基督教民主主义而言,最重要的调和是要用基督教精神赋予资本主义更为人性化的面孔,同时将基督教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这种妥协与多元共存,既有利于基督教民主主义最大限度的壮大自身,但也同时构成了基督教民主主义的最大弱点。因为任何具有吸引力的政策主张都如同磁铁一般,不仅具有引力,也同时包含同样的斥力,也许万物的确能在基督耶稣的世界里化而为一,但在世俗的此岸世界恐怕只能停留在理论中。
其实,无论是法国大革命开启的现代化进程,还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抑或是自由民主的现代政治原则,最初都为基督教教义和实践所不容,而当反对无效之余,教会及其各种世俗化的思潮和运动,都能迅速转而对之进行改良和接受,其灵活性和实用主义的态度不容小觑,这也是我们认识基督教民主主义的不可忽视的一点。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冲击,不仅及于基督教,也同样冲击着世界上的其他宗教。但在各种宗教中,只有基督教能做出如此积极有效的回应,这与基督教固有的教义有关。
对彼岸世界的追求是基督教的终极目标,但同佛教完全否定现世生活的彻底出世态度不同,现世生活对基督教徒有着重要的意义。耶稣基督作为神,也曾经历凡人的生活,忍受肉体的痛苦和折磨,所以,基督徒将人世的痛苦与屈辱视为臻于最高精神目的的工具。在创世、救赎和复活的故事中,所隐含的是具有幸福结局的一场戏剧:当基督再度来临、建立永恒完美国度之时,所有世俗的苦痛终将结束。而俗世中任何个别的历史事件乃是上帝全部目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根据这种教义,人类的精神义务不在于逃避历史性的和偶然的现实世界,而在于使得尘世生活趋向于扩展上帝的计划。基督徒如欲得救赎,就要把握人生,使之成为实现上帝目的的机会。所以,关注和参与到世俗生活之中并使之得到升华,是每个基督徒不可弃绝的精神义务。但是,基督徒所要得到的救赎,毕竟在彼岸的上帝之国,所以,对世俗生活的参与始终应该是有限度的,因为这种参与并不是达致彼岸世界的最佳途径,参与的目的也无非是扩展上帝计划,世俗的参与以维护和达成精神世界的成就为目标和界限。这种政治态度不同于伊斯兰教对世俗政治完全参与的态度。毕竟,就彼岸世界的超越性而言,伊斯兰教中的彼岸与此岸的关联性更强,其教徒也因此表现出对世俗社会更强烈的参与欲望和行为。对基督教而言,无论从中世纪教会与世俗政权并行共存的传统来看,还是从现代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形成来看,基督教都坚持精神生活的至上性,同时又以有限度的介入世俗政治来更好的促进其对彼岸世界的追求。
四、基督教民主主义的理论基础
基督教民主主义作为基督教应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和参与民主政治生活进程的产物,虽然在同工业社会和自由民主的调和中已经有了相当世俗化的改变,但基督教的宗教和道德原则仍然是其理论的出发点,其理论基础首推《圣经》,其次是基督教教义在进入现代之后的发展而形成的部分观点和主张,包括教皇的通谕和一些宗教哲学流派所阐述的理论。
首先,《圣经》是所有基督徒共同尊奉的权威,也是基督教民主主义最根本的理论来源。无论是接受教会教导、为教会和教徒利益顽强抗争的教权主义阶段,还是在“基督教原则”下吸引选民、在党派林立的议会政治中独树一帜的基督教民主主义时期,从《圣经》中演绎出的种种原则和思想一直是基督教民主主义的鲜明标志。荷兰基督教民主党人就曾在其章程中指出,“三党将执行以《圣经》的启示为基础的政策,……努力追求一个使《圣经》的原则比以前具有更大影响的社会,人们在这个社会中的生活有更大的自由和责任心”。 所以,几乎所有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原则和主张都能在《圣经》中找到依据。
比如,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倡导平等,主张每个人都能平等自主的谋求自我的发展,根据他们的解释,这是基于《圣经》的教导。“神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 ,因为“并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自主的或为奴的,男的或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 。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尊重法治,追求社会公正,他们这种执着认真的态度可以追溯到摩西的告诫:“人无论犯什么罪,作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才可定案。” 再有,基督教民主主义倡导阶级互助,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富分化,他们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推动者和建设者,这种博爱人道的精神更是直接源自基督教义,“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 所以,“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这些传统教义都为基督徒行善提供了动力和方向。
基督教民主主义的主张和《圣经》教导之间的关联还可以列举出很多。毕竟,作为基督教融入现代社会的产物,基督教民主主义必须坚守其传统的信仰根基,无论对现代社会作出多大妥协与让步,其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和伦理原则不会动摇。而《圣经》丰富的内容和基督教灵活而富于创造性的释经传统,使其成为各个时代取之不竭的思想源泉,人们能够从中阐发出一系列的适合于现代社会的理论原则。
其次,基督教民主主义是基督教在现代化过程中入世发展的产物,是教会和教徒借以保护其世俗利益的工具。
同时,基督教的教义和思想本身,也在工业社会和自由民主观念的影响下发生着变化,以重新确定基督教义对现世的适应能力。由此而产生的新的教义和宗教哲学理论,同样为基督教民主主义提供着理论的支撑。其中,官方教义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历任教皇发出的社会通谕中,其影响在上文中已有体现,后文中也会涉及,这里主要谈谈宗教哲学流派中影响较大的新托马斯主义和人格主义。
新托马斯主义首倡自教皇利奥十三世,并在20世纪初由马里坦和基尔松等非神职人员发展为新托马斯主义运动,其影响甚至超出了欧洲而及美洲。继承托马斯?阿奎那努力协调信仰和理性的传统,作为新托马斯主义者的天主教徒面对现代科学和哲学的挑战,也努力将之加以吸收和改造,并纳入基督教教义体系,以解决西方社会和基督教本身所面临的危机。人格主义也是现代重要的宗教哲学流派之一,它主要在新教徒中流行,代表人物为卡尔.巴特 和鲍恩。与新托马斯主义相比,人格主义更关注于尘世生活,认为教徒要同时承担起对世俗社会的责任,常常以“生活哲学”和“自由哲学”的面目出现,更为强调个性的重要。这两个哲学流派思想庞杂,对基督教民主主义影响较大的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坚持神学信仰的前提下,努力调和宗教与科学、信仰和理性的关系。现代科学来势凶猛,不仅大大激发了人类对自身理性的信赖和崇拜,似乎彻底动摇了基督教信仰存在的基础。但是,正如科学哲学家怀海特所指出的,“对科学可能性的相信,发生在现代科学原理发展之前,它是从中世纪神学无意识地派生出来的”。 新托马斯主义和人格主义认可人类的理性和科学的发展。基尔松就指出,“科学是对上帝的最美好的赞歌之一,科学是对上帝造物的理解” 。而且,要想成为出色的神学家,教徒也必须要学习掌握科学知识,才能真正表达对上帝的爱。但是,“无论科学如何发达,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耶稣基督并没有用科学或哲学来拯救人类;基督来到世上是为了拯救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哲学家和科学家”。 人类的理智只能将人引向世俗中可见和暂时的事物,只有基督徒式的理性才能将人引向不可见的永恒,这就只能是渗透了基督教精神的理性和科学。所以,现代科学的发展尽管取得了这样或那样的成就,但是,它并不能将全体人类都带入天堂,所以,仍有诸多社会问题悬而未决,对此,就必须要借助基督精神的指导 ,来“温和地矫正、治愈它的创伤,并拯救它”。 经过这番解释,现代科学就不再是基督教的对立物,人类理性也可以在对神的信仰中臻于完美。
第二,在对人的认识上,新托马斯主义者把人的“个性”和“个体性”进行了区分所谓“个性”,指的是作为精神存在的人,即人的灵魂;所谓“个体”指的是作为物质存在的人,即人的肉体。马里坦认为,二者虽然统一,却具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作为个体的人只是物质的存在,服从于物质世界规律的支配,没有什么自由和权利可言,人只有作为个性的精神存在物,才能摆脱物质规律性的束缚而真正自由、获得尊严。因为“人只有与上帝联系在一起,才能受到尊重,因为他的一切——包括他的尊严在内——都是从上帝那里得到的。” 相反,如果人只以个体的面貌存在,就会只为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掠夺”,完全受肉欲的支配,这正是现代社会种种苦难出现的原因。只有接受上帝的福音,追求个性的存在,才能真正获得人的尊严和价值,才能够拥有自然权利。在此基础上,马里坦又进一步论述了人和社会的关系,作为个体存在的人是物质社会的一部分,要服务于社会共同福利;而作为个性的人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具有优于社会的尊严,地位则在社会之上。
人格主义者在对人的认识上,把“人”、“我”和“人格”等同起来,认为每个人都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有机体,而是具有自我意识和独立情感的主体,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人或人格。这样的人或称人格虽然是自身经验世界的基础和中心,但只能是有限的人格,只有依赖上帝这个无限的人格才能与外部的世界相统一。所以,有限的人格以无限的人格为基础和源泉。由此,人格主义宣称体现上帝无限人格的每一个人就是社会最珍贵的财产,所以,必须要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第三,对于国家,新托马斯主义者采取了工具主义的立场。在他们看来,国家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为政治社会服务的工具,是政治社会的组成部分,其地位低于作为整体的政治社会。而且,因为政治社会是由人们组成的一个整体,所以,“人民高于国家,人民不是为国家服务的,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 。马里坦由此否定了专制主义的国家观念。
新托马斯主义和人格主义的上述主张,成为基督教民主主义重要的理论基础,其主张为基督教民主主义应对现代化和基督教教义间的冲突提供的重要的理论依据。
第二节 基督教民主主义的理论原则
(一)基督教原则
意大利前总理、天民党人阿尔奇德?德加斯佩里曾经说过,基督教民主党人根本的政治指导路线是“基督教的原则”。 在二战后的西德,基督教民主党人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基督教原则应当成为重建国家和确定国家权力范围的决定性因素,成为个人的权利与义务、经济和社会生活、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同其它国家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的确,基督教原则是基督教民主主义的核心原则,也是基督教民主党人在战后超越教派、阶级、种族和性别等界限、成为支持者众多的全民党的重要法宝。
毫无疑问,“基督教原则”本身就含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但究其含义,则是一个很模糊的词汇。大体来说,这一原则尊重个人尊严及价值,重视人的基本权利,提倡社会互助,并努力实现社会公正。基督教原则并不是基督教教义的原有之物,而是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基督教教义社会化、政治化的产物。教皇自19世纪末开始公开发出通谕,而通谕又称社会训诫(social teaching),就是教皇面对现代化对教会的冲击而做出的反应,号召教徒更好团结在教会周围,而通谕就成了指导教徒参加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依据,也是“基督教原则”的基础。
最早表述“基督教原则”价值观的是教皇利奥十三世。他在《新事物》通谕中虽然部分认可了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但同时也指出了二者的偏颇。法国革命带来的议会民主制度不能真正实现社会公正,只有少数有辩才的资产阶级能在其中发挥作用;工业革命只给一小部分人以自由和权利,却牺牲了大多数人的尊严和自由。他声称,每个人都有权过尊贵和舒适的生活,劳动本身并不令人羞耻,雇主更应该尊重工人作为人和基督徒的尊严。 这些观点又得到了后世教皇的发展。1963年,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在《人世和平》通谕中,强调任何健康有序社会的基础是对人的尊重,个人应该享有一系列普遍的、不受侵犯的和不容剥夺的权利,每个人都应有采取必要的手段来过体面生活的权利。同时,人应当有权得到工作、拥有私有财产和参加公共生活等。 1981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工作》通谕中,呼吁尊重工人的客观权利,声称工作是人性的需要,人不能不工作。但工作为了人,而非人为了工作,所以,工作必须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 这些通谕不仅体现了基督教的关注点在个人而非国家,而且号召教徒为避免和降低现代社会的种种苦难而努力,充分凸现了基督教拯救世俗社会的强烈使命感。
天主教会所宣扬的这些思想被基督教民主主义吸收,成为其基督教原则的重要依据和内容。在基督教民主主义者看来,要恢复基督教文化的基本原则,其精髓就在于高度评价人的尊严和价值,所以,我们会发现各国的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都是人权和法治观念的坚强捍卫者,并努力推进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社会救助体系,在保证资本主义经济效率的同时,积极采取措施以实现社会公正。以德国为例,为避免纳粹时期悲剧的重演,基督教民主主义党人决心在宪法中铭刻上基本人权的条款。在1949年颁行的《基本法》的前言中写明,“意识到自己对上帝和人类的责任,秉受维护自己民族与国家的统一和作为欧洲的平等成员而为世界和平谋利益的意愿所驱使,为了建立过渡时期国家生活的新秩序,根据自己的制宪权通过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这个基本法”。 在第一部分基本权利的规定中,分别规定了人格保护、自由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为了宗教上的原因有权拒服兵役以及出版、言论、结社、通讯、迁徙自由等权利,绝不允许任何侵犯。 而且,为了保证资本主义经济下竞争失败者也能维持体面的生活、享有基本的权利,德国在二战后更是完善了其社会保障制度,而这一充满着基督教慈善互助和人道精神的社会制度,正是在基督教民主主义者的大力推动下建立起来的。须知在教权主义的发展阶段,德国的教派党就曾促使俾斯麦政府通过了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保障立法。此外,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力图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自由主动的竞争精神和社会公平结合起来,通过一定程度国家干预的“中央调控”使收入分配更为公正,以更好的实现公民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其实,正如冯.拜米所说的“所有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者最初都抱有一种信念,就是要在天主教社会教义和通谕的精神指导下,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寻求出一条中间道路”。 
(二)民主原则
民主原则是基督教民主主义又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将之与教权主义相区别的根本标志。事实上,基督教民主主义对民主原则的态度,是从最初的反对和排斥逐渐发展到后来的接纳和支持的。的确,与民主和多元相比,开明仁慈的专制主义和柏拉图式哲人共和国更接近于传统的基督教精神。然而,在与世俗化的现代社会不断的接触过程中,尤其是经历了法西斯的暴政之后,基督教民主主义接受了民主原则,认为尽管民主原则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却是比较而言最能赋予人充分权利和自由发展的政治和社会原则。为了使民主原则发挥最大的功效,基督教民主主义发展了一套独特的民主主张。
战后西欧各国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在组建自己的政治组织参与竞选时,都有意的避免用“党”(party)这个词,而往往称为“联盟”(union)、“运动”(movement)。当然,有一方面的原因是为了避免让人们联想到纳粹党,更重要的原因是基督教民主主义者要强调这种政治和社会运动所具有的广泛性,因为只有广泛的参与,才最有利于培养出合格的现代公民。
那合格的现代公民是怎样的呢?基督教民主主义的理想公民是完全投身于家庭、社会和国家(最终是国际共同体)生活中、有教养且负责任的人。但是,每隔几年进行一次投票选举的自由民主制度是无法培育出这种公民的,这是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度的缺陷。所以,基督教民主主义主张其成员通过各种“天然社会结构”实现经常性的政治和社会参与,以更好的满足公民权利的实现。
“天然社会结构”是基督教民主主义借用基督教原则对民主的改进。在基督教民主主义看来,每个人都不仅仅是个体的简单存在,而是每个人的人格的外在表现,人生来就生活在社会中,要融入社会,但并不像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那样以个体的形式通过种种竞争来融入,而是通过融入各种共同体形成“天然社会结构”,包括家庭、社区、教会、工会等各类亲缘、地缘、事缘性团体。人们通过这些团体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才有可能在自由民主政治下真正实现自身的利益和意志表达,才能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更好的实现自我保护。而且,这些在规模上小于国家、但在数量上大大高于国家的共同体也更有利于避免极权国家的出现,因为“民主知道各集团的权力,但是也知道权力的界线”。 在基督教民主主义者看来,由此达成的政治和社会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须知工业社会和自由民主应该适合人的需要,而不是相反。
除了要通过各种“天然社会结构”与国家共存以实现“纵向”的多元民主,基督教民主主义也同样强调“横向”的多元民主,主张在社会、经济等各领域当中都要设立平行和竞争的机构,在有序的竞争中更好的保证效率的实现。比如,基督教工会有权同社会党的工会比肩并存,义务学校可以同国立学校展开竞争,私营企业也能够和国营企业一决高下。这其实也是对自由主义的多元竞争的认可。
基督教民主主义者的民主原则,不仅体现在各种宏观的决策中,即便在各种组织的内部管理中,他们也倡导普遍的民主。以各种企业为例,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强调经济民主,尽可能的让工人也参与到企业的决策中去,加强资方和工人的沟通和信任,以实现双方的精诚合作。不难发现,许多国家的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几乎都有强大的工会组织,或至少和本国工会保持友好经常性的往来,法、德等国家更是建立各种企业管理咨询委员会以保证工人对企业管理活动的参与和对自身权益的保障。毕竟,民主的实现不只需要自上而下的贯彻,更需要自下而上的推动。
(三)一体化的原则 
基督教原则和民主原则可谓是基督教民主主义形成的标志性原则,是辨识基督教民主主义不可缺少的要件,而一体化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是前两个原则的衍生物,是基督教民主主义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特征性原则。
基督教民主主义所坚持的一体化原则是其基督教原则必然的衍生物。自从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上帝的救赎就不再指向犹太人或任何特殊群体,而是面向全人类,没有地域、种族、性别、年龄、出身等任何界限,也没有民族国家的界限,将全人类团结在爱与仁慈的普遍法则之下是基督教的梦想。中世纪强大的教会组织也是一种面向所有个体的国际性组织。所以,秉承一体化原则的基督教民主主义在国内主张跨越此教派和彼教派、信徒和非信徒、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等差异,调和各种矛盾和冲突,并使其政党成为超越阶级差别的全民党;在国际上,基督教民主主义是欧洲一体化的最初发起者和坚持不懈的推动者,其目的就是要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实现人类的团结和统一。
同时,这一原则也和基督教民主主义所秉承的民主原则关系密切。从国内层面上看,任何人或群体要使其政治主张付诸实践,都必须要通过竞选而加入政权活动中去,这是民主政治游戏的规则。将其政党打造成全民党,无疑最能吸引选民的选票,而中间派的路线也被证明是最能在比例计票制下博取优势的路线选择,西欧大陆的主要国家恰恰都采用比例计票制。从国际层面上看,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坚信,有许多问题必须在国际一级才能作出决定,而且,在不同国家间实行一体化的国际性组织也是避免各国形成极权政府的有力制约手段,是保护个体利益的“天然社会组织”的延伸发展形式。
如何成为全民党呢?这就需要基督教民主主义的主张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更要能够根据客观政治形势的变动随时进行调整。所以,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努力在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寻求协调和平衡。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的学说的创见就在于我们同时紧握住绳子的两端。公平和自由必须以同等的力量齐驱并进。没有公平的自由是假的、骗人的和虚伪的;它可以被用来证明自由市场的手法和对无产阶级的奴役是正当的。这种自由其实是自由的对立面。同样,没有自由的公平将导致暴政,导致极权主义或法西斯主义。” 调和各种价值观而使之在同一社会中同时发挥最大效能,不啻为在人间构建起天堂,美则美矣,但在现实推行中则
很难尽如人意。同时,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往往被反对者斥为骑墙派和伪君子,恐怕也是其推行此一主张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之一。尽管如此,长期居高不下的得票率还是证明基督教民主主义一体化原则具有成功的政治效用。
至于欧洲一体化的主张,不仅来自其基督教原则和民主原则的要求,也是特殊政治背景下的选择。首先是反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活动及其政权的排斥和否定,可以说是基督教民主主义一以贯之的主张,而战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迅速崛起更是给其带来威胁。同时,美国对欧洲的援助虽然有利于欧洲的恢复和发展,但这些昔日世界的主宰绝不甘心在外交上屈就为“美国的欧洲小伙伴”,联合起来是最为有效的方法。最后,基督教民主主义者还怀有普世主义的情怀,建立欧洲一体化不过是其走向世界一体化的第一步,为了这第一步走得稳健,基督教民主主义者极力倡导欧洲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都实现一体化,并希望成立欧洲联邦和邦联。积极的倡导和介入也使得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在欧洲一体化及欧洲联盟的发展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舒曼、阿登纳、德加斯佩里、科尔等基督教民主主义者都是欧洲一体化过程中贡献卓著的人物,而作为各国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参与欧洲议会活动的欧洲人民党也一直是欧洲议会中举足轻重的党团,并在1999年的选举中成为欧洲议会中的第一大党。
第三节 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具体主张
一、 政治主张
大体而言,基督教民主主义在政治方面赞同并支持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和政治原则,并成为西欧各国政治活动中重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
首先,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是其政治主张的出发点。基督教传统的首要关注点就是个人,耶稣基督曾指示门徒弃家跟从他,其中隐含了无情的道德自我主义,因为得救只能以个人得救的形式实现。这一点既为自由主义理论所继承,也是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出发点。所以,用法治和民主的方式捍卫每一个平等个人的尊严和价值,保护其自由等权利是基督教民主主义的重要主张,我们在基督教民主主义者主持编写的各国宪法中都能找到相应的条款。德国《基本法》第一条就宣称:“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它是国家的义务”。“德国人民确认不容侵犯的和不可转让的人权是所有人类集团、世界和平与正义基础。” 意大利宪法的第二条也指出,“共和国无论对个人或对人格借以发展的社团,均承认并保障其人权之不可侵犯,并要求履行政治、经济和社会团结方面的神圣义务。” 
其次,主张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主义。他们所主张的人的自由等权利,并不像自由主义者局限于法律的范围,而是更为宽泛的自由,即要免除任何匮乏、恐惧和贫困的自由,而且是所有社会个体平等享有的自由人权。这其实体现了基督教教义中除了个人得救的自省之外的另一维度,就是要将全人类团结在一个爱与仁慈的社会当中,共同分享基督之爱。这种强有力的社会维度是通过其充满慈善的人道主义精神体现的,而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则将之发展成为现代社会中的社会保障制度,即由国家出任“最大的慈善家”,为社会成员提供最后阶段但同时也是最有力的保障。因为,现代工业社会已经打破了全部旧有的保障形式,而生存危机又不断增大,也只有国家才能承担起保障的责任。但同社会民主主义所推行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模式相比,基督教民主主义并不主张国家的全权负责,而是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责,更为强调个人能力的发挥和社会成员间的团结互助,国家的干预和介入只是在一定限度内的,绝不能为极权政府提供任何可乘之机。
基督教民主主义在政治操作的层面上是富有实践力的。这种灵活的实践能力首先应该得益于基督教传统,作为存续二千年的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基督教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的适应能力是经受了历史检验的,在应对现代化的过程中更显示出灵活和睿智。所以,我们往往也能在基督教民主主义者身上发现他们的机敏务实,不管在国内还是国际舞台上,都是融洽关系的缔造者,体现出极强的协调力和包容力。
二、经济主张
在经济方面,基督教民主主义接受自由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物质发展和高效率,但同时希望用基督教精神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精神道德方面的缺陷予以弥补,以创建具有人类面孔的资本主义,这也是教皇通谕的重要精神。 比利时的“基督教人民党就明确表示接受资本主义和个人市场经济作为促进社会繁荣的重要手段,但是,他们所接受的并不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一种“有导向的市场经济”(guided market economy),这样的市场经济应同时符合社会和生态的要求。 这种“有导向的市场经济”为各国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者所接受,就是在竞争经济的基础上,把自由主动精神、市场经济运行和良好的经济、社会秩序结合起来,既要把蛋糕做大,又要努力分配公正。其中,德国基督教民主主义者自二战后即推行的社会市场经济是最为成功的典范。
什么是社会市场经济呢?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克劳斯认为,“社会市场经济意味着走一条与‘资本主义’和‘中央调控’截然不同的独特的道路。…这个设计方案的总目标是:货币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经济增长、公平的收入分配和社会公正,它们构成一个统一的相辅相成的整体。” 同一切资本主义经济一样,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的首要原则是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并主张资源市场配置和自由竞争原则,但在此基础上同时强调国家的社会和经济职能,努力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即通过消除经济强权(如某些行业的卡特尔)以维持良好的竞争秩序,通过完善的教育和就业网络以更好实现劳动就业和保护,以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后盾激励个人更能投入到社会竞争中,通过收入分配的调节实现社会互助以更好实现社会安全。社会市场经济就是要通过协调运用国家、社会、市场、个人等各个方面的力量以解决社会经济中的所有问题。所以,随着生态问题日益为人关注,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在1993年草拟的新纲领中加入章,以更为宽广的视角探讨环境问题,并涉及了诸如科学、研究和技术等领域,扩大了社会市场经济的涵盖范围;基民盟——基社盟在2005年的竞选纲领中也表示了对环境和能源问题的关注,提出力争将可再生能源发电提高到占德国总耗电的12.5%的水平、不取消生态税、但逐步减少对风能和太阳能企业的补贴等主张
三、社会主张
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对社会问题是极为关注的,这是其重要的特色之一。因为,他们认为“精神高于物质和经济,这一点应该用来为全世界服务。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基督教民主主义者使自身同保守主义者区分开来,后者往往将社会利益放在经济之后”。 无论是政治主张还是经济主张,我们都不难发现基督教民主主义对现代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接受和认可,尽管他们的接受和认可是以对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进行改造的基础上。但是,在社会问题上,基督教民主主义最初的介入就是对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贫富分化、道德沦丧等社会问题的批判,并希望用基督教的原则对之进行改造。所以,基督教民主主义的社会主张与现代化的发展之间更多的表现为冲突,在大多数情况下,基督教民主主义对现代化社会问题方面主张的态度,与其说接受,更不如说是妥协。
首先,基督教民主主义强调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主张保护个人的社会权利,这也是基督教民主主义和现代社会之间少数的相合之处。基督教民主主义不仅重视个人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同样关注个人的社会权利,以真正实现社会公正。德国基本法第八条规定“所有德国人均可在不携带武器的情况下有和平集会的权利”。第九条规定“所有德国人有结社、集会的权利”。 其他国家的宪法中也都有类似的规定。
其次,根据人格主义的理论,各国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者都对“天然社会结构”表示偏爱。例如,尽管荷兰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接受现代代议民主制度,但他们仍然认为,国家是上帝的仆人而非具有统治权的人民的仆人。 所以,国家应承认各种社会团体的权利、尤其是教会的特殊权利和特性;比利时的基督教人民党也指出,个人只有通过与他人的互动以及融入诸如家庭、教会、贸易组织等社会团体当中,才能发挥其全部潜能、实现自我。 其他国家的基督教民主党人也都持有类似的主张。所以,他们支持建立各种社会组织以致力于教育、公共卫生、社会文化等事物,同时强调这些组织有权获得国家财政支持以保证其正常运转。但是,各种“天然社会结构”的形成是和传统的经济社会制度相适的,在现代工业社会日益世俗化的背景下要保持其“天然性”,也只能面对不断的冲突并实行妥协,才能发挥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在各种社会性团体中,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尤其重视家庭这一社会基本单位。他们视家庭为个人实现社会人格的基本原则,尤其维护以一对夫妻、几双儿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形式,这一传统至今不变。因为,“为了克服今天广泛传播的个人主义心理,人们需要的是采取审慎的行为来实现其团结和慈爱,这就要开始于家庭中夫妻间的互相扶助以及代际间的彼此照料。” 所以,各国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在离婚问题上都持保守的态度。此一问题上最典型的例子是与梵蒂冈教廷关系最为密切的意大利。因为教会长期在婚姻问题上拥有支配权,所以,意大利的法律一直都没有关于离婚问题的规定,在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努力下,直到1970年才通过离婚法。对此,教皇在私下明确表示了反对。尽管许多天主教民主党人同情离婚法,但是考虑到天主教民主党和教皇的关系及秉持天主教伦理价值观念的诸多选民,天主教民主党发动全党反对离婚法。同其他国家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者一样,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人反对离婚的政治举措也遭遇了失败,离婚法还是顺利地通过了。
第四节 对基督教民主主义的比较分析
既然基督教民主主义要追求一体化和多元共存,就很难避免内部的派系分化。事实上,由于现实客观因素的影响,基督教民主主义的派系分化也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影响较大的因素分别是国别、历史、宗教派系、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具体政策得失等,由于这种种因素在现实中的交叉组合,使得基督教民主主义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都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很难进行完全的分类。一般来说,因为基督教民主主义最早是天主教应对现代化和世俗化的产物,所以在天主教影响较大的国家中往往影响更为广泛,而且教会同世俗社会之间冲突的激烈程度也和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发展正相关,所以在教俗之间相安无事的低地国家,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力量就发展迟缓、影响不大。同时,同教廷的关系越为密切,基督教民主主义也受到教廷较多的束缚和影响,其观点相应趋于保守。而在受新教影响较大的国家,基督教民主主义的主张更为灵活,相对更易于融入世俗社会,所形成的组织也更为松散。
以下仅以国别为基础,选取部分有代表性国家的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具体情况予以分析。
意大利是受天主教廷影响较大的国家,也是在基督教民主主义谱系中较为保守的,其战后的基督教民主主义党为天主教民主党,该党在90年代分化重组。在与教会关系的问题上,天民党成立之初就有教权主义派和自主派的分歧,前者主张与教会保持一致,在离婚、堕胎等道德问题上坚持不妥协。同时,教权主义内部又有保守和进步之分,保守教权主义主张天民党应成为教会的政治臂膀,所以在国内外事务上都强烈反共;进步教权主义则希望贯彻基督教的社会教义,并主张天民党同社会党合作。自由派就更为开放,强调天民党应成为天主教原则指引的全国性政党,政治和宗教彼此独立,反对同新法西斯缔结右翼联盟。自主派长期在党内拥有多数,但与教权主义派分歧不断,尤其当特别需要倚重教廷(如战后初期大选的社会动员)或涉及道德问题(如1974年关于废除离婚法的问题)时就更为突出。
天民党内派系活动频繁还表现在左翼和右翼的重大分歧上。在战后初期,天民党组织的是中右政府,尽管这种政府模式维持到20世纪60年代末,但从1953年开始,天民党就犹犹豫豫地向左移动,因为在20世纪40年代末就出现了社会政策派和社会纪事派两个左翼派别,反对天民党的寡头倾向和对农民及工人的疏远,尤其是社会纪事派更主张三党——天民党、社会党、共产党——政治。后来社会政策派解体,其成员流入左翼的基层派和中左主张的民主创议派,左翼派别活动频繁。在这种背景下,1954年党内出现中间偏右的春天派,遏制向左派开放的进展。后来出现的派别还包括左翼的革新派与新力量派、中左的新纪事派、中右的人民中间主义派及自由力量派等。尽管自1963年开始,天民党一直组建包括左翼社会党人在内的中左政府,但这一政府经常由于天民党某个派别撤回支持而倒台。苏东剧变之后,共同敌人的消失更使天民党的威望降低、组织涣散,分裂已是必然。
比利时也是欧洲较为保守的国家,而且同样崇尚天主教,最初天主教党的产生就是由于政府削减教会学校的津贴所引起的,但其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发展与意大利不尽相同。宗教始终是影响比利时选举活动最重要的因素,即便到上世纪70年代笃信天主教的人开始减少,但信教与否仍是决定选民是否投票给基督教社会党的重要因素。受地区主义和语言主义的影响,比利时的基督教社会党分为佛兰德地区说荷兰语的基督教人民党和瓦隆地区说法语的基督教社会党,尽管它们各有独立的组织,但在议会中结成联合党团,并设国家一级的联络机构。比较而言,基督教人民党比基督教社会党更加团结和左倾,更为贴近劳动人民,当然原因在于佛兰德地区的工会联合会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而基督教社会党往往同其他国家(尤其是德国)的基督教民主党表现出相近的特色。尽管由于地区和语言的差异而兴起的民族主义曾经加大两党之间的差异,但两党还是以其灵活的调和能力团结共进。
联邦德国也有两个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活动范围遍及全国(除巴伐利亚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活动范围限于巴伐利亚州的基督教社会联盟。虽然德国主要是一个新教国家,但基督教民主主义最初以教权主义兴起时,却是属于少数的天主教徒维护自身利益、加强同教廷联系而斗争的结果。二战后形成的这两个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本着全民党的目标,所建立的是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在内的跨宗派政党。这两个姊妹党的关系虽不如比利时两党那般亲密融洽,但也具有广泛一致的目标,并且有成功的合作实践。相比而言,基民盟比基社盟的观点更为温和、更为灵活,也更富有多元性,基社盟则更具有天主教色彩和保守色彩。基民盟的多元化性质是自其产生就已决定了的,彻底断绝与教派党的关联,并涵盖了天主教徒、新教徒、工会、企业界、工人阶级、中产阶级等派别成员,并在多个城市同时兴起;基社盟则是巴伐利亚州一个天主教和保守势力占支配地位的党,而且它也发展了左翼群众党的许多结构上的特征,这使得基社盟比基民盟更致力于经济自由主义、与德国雇主协会关系更为密切而与德国工会总联合会关系逊于基民盟。而且,在工人参与企业决策的问题上、在对待大西洋联盟和欧洲的态度上、尤其是贯彻执行“东方政策”的问题上,两个联盟党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一直存在,就在2002年关于德国是否出兵追随美国攻打伊拉克的问题上,基社盟也以一贯的支持态度而与基民盟态度相左。但是,此姊妹党只有合作才能有发展,所以,协调共存一直是二者关系的主流。就在2005年刚刚举行的大选中,两党克服了在总理侯选人的问题上的矛盾,共同出击,并以4个议席的优势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荷兰在1976年成立基督教民主联盟之前,有三个教派党,包括新教的反对革命党和基督教历史同盟以及天主教人民党。两个新教党都信奉加尔文教派,比较而言,前者更接近群众党、更富有战斗性,反对非加尔文派比较坚定;后者更坚持国家的加尔文教派的性质,但不太强烈反对“异教”徒,所以更善于合作。但荷兰的政党政治十分复杂,不仅政党林立,而且政党立场交叉,这表现在荷兰的政党谱系要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是关于政府干预经济及收入公平分配等社会──经济问题上,三个教派党往往位于工党和自由党组成的左右两端的中间位置,但三者的具体定位则要依据实际的问题来确定;二是关于教育、堕胎等文化──伦理问题上,工党和自由党等世俗党都是左派,而三个教派党都是保守的右派,且天主教人民党又是其中最保守的。这当然与荷兰“栋梁化(pilisisation)”的社会分化状态有关,而天主教徒的分化倾向又最强。20世纪70年代,这种社会分化开始趋弱,三个教派党也以统一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寻求变动中的新发展,虽然统一后仍会有内部派系,但基督教民主联盟尚属团结,在荷兰政坛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还有一个必须要提及的国家就是法国,尽管基督教民主主义在法国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并不如在上述国家中重要。在第四共和国时期,基督教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运动作为议会制度的枢纽,基本上属于保守的天主教党,尽管它曾努力避免教派党的形象,同极右的戴高乐派和极左的共产党人相比,人民共和运动无疑处于中间的位置。在第五共和国实行绝对多数二轮投票制后,为保证自己支持的政党进入第二轮投票,选民们往往把票投向左翼或右翼政党,这使得人民共和运动始终难以取得法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位置,尽管天主教民主党人试图把政治上的中间派建设成为一直能够维持平衡的力量,但也没能取得太大的改变,选举制度的局限使法国的天主教民主党人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在巩固自身政治地位上。
从以上五国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实际情况来看,为了弥合各国在教派、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实际差距,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往往会相应做出一定的改变。各国实际状况所形成的根基不同,其上所生长起来的基督教民主主义也有所不同。当然,这并不是说基督教民主主义只是各国实践经验拼凑起来的大杂烩,他们也有共同的原则和主张。
基督教民主主义就其本质仍是一种适应并不断促进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政治思潮。而且,基督教民主主义以基督教精神对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进行改造,使其具有了更为人性化的面孔。但是,就其理论自身而言,基本上没有什么“原创”的内容,更多的是各种理论观点的综合和平衡,或者是在对他者的否定中寻求自身的定位。 即便在德国2005年刚刚结束的大选中,基民盟基社盟所发表的题为“抓住机遇,增加就业,发展经济,保障安全”的竞选纲领中所提出的具体措施,仍然是降低工资附加成本、灵活处理劳资协定以及放宽解聘雇员限制等等,并无太多新意。 
尽管基督教民主主义所脱胎的母体是具有超越主义追求的基督教,但是,这一思潮本身对世俗社会的超越性其实是很小的,而且,它深深融入世俗政治的运作,同时在融入和运作中不断改变世俗政治、重塑自我。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基督教民主主义不是教会”。 虽然有些国家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同教会保持着特殊的联系,但并不代表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是教会手中的线偶。其实二者之间有着很大距离,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矛盾。首先,基督教民主主义早在战后初期就已经摆脱教权主义的局限,而面向全体民众来寻求自身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基督教民主主义必然要适当修改其主张中过分基督教化的主张,以吸引更广泛的支持者,这就难免在一定程度上背离教会。同时,基督教民主主义最基本的支持者是广大的基督教徒和保守分子,基督教民主主义者为了证明自身比教会更能代表这部分选民的利益,也营造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试图瓦解个人与教会的联系。所以,基督教和天主教会在今天世俗政治生活中影响力的减弱,并不代表基督教民主主义也必然会衰落。事实上,今天的基督新教和天主教会对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的接纳和对现代社会的融入,是和基督教民主主义在当代政治实践中的种种努力与尝试密不可分的。同时,将欧洲的保守分子转变为现代自由民主原则的支持者也是基督教民主主义的一大贡献。
但是,把基督教民主主义和基督教完全割裂开来也是错误的。毕竟,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和精神是其根本出发点,广大信教民众是其重要的社会基础。基督教民主主义用以反对资本主义物质至上原则的,是对人的精神价值的诉求;用以谴责极端利己主义的,是天然社会结构中人与人的合作;用以挽救西方社会危机的,是基督教的精神。所以,基督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力,是基督教民主主义的精神力量的源泉。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基督教民主主义在未来的发展中还面临着许多挑战。比如,冷战的结束给基督教民主主义在国内以及国际社会中的定位都提出了挑战。基督教民主主义一直在极左的共产主义和极右的保守主义中间寻求自身的定位,对手的观念越是极端,位于中间的基督教民主主义的特色就越容易彰显。冷战结束使国际政治格局迅速重组,如何保证其欧洲战略甚至国际组织的发展也成为基督教民主主义必须考虑的问题。以其在欧洲议会中的表现为例,基督教民主主义者作为欧洲一体化最坚定的推进者,要在新形势下继续保持其影响力,就必须要随着欧洲共同体的发展而不断壮大。所以,基督教民主主义在欧洲议会中的党团组织——欧洲人民党——就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采取了开放的政策,吸收了西班牙、英国、丹麦、瑞典、芬兰等国的保守党为成员,不断的壮大自身。
在各国国内的政治活动中,如何寻找盟友、确定自身的定位也是决定其存亡的大事,尤其是在各个党派都日益放弃极端主张、观点趋于统一的今天。在政治实践中,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在欧洲各国最有力的竞争者基本都是宣称走“第三条道路”的社会党,由于二者走的都属于中间路线,相似点很多,尤其在政治实践中,“在很多方面,基督教民主主义党和社会民主党都可互为镜像”。 所以,如何凸现自身的特色、如何寻找有力的盟友对二者都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以德国2002年大选为例,社会民主党和基民盟-基社盟都分别获得了38.5%的选票而战平,但社会民主党的盟友绿党赢得8.6%的选票,而基民盟-基社盟的盟友自由民主党只有7.4%的选票,盟友的不利表现导致基督教民主党人败北。 当然,以选举为指针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者也不排除与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的可能,在2005年刚刚结束大选的德国,得票接近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和社民党人就正在谋求这种可能性,以整顿性政府解决日益复杂的政治问题。
其次,随着现代社会不断的世俗化发展,基督教民主主义所宣扬的种种价值追求也会遭遇更多的挑战和考验。基督教民主主义所追求的价值本身就很多元,他们既接受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人权原则,又希望能够带来比社会主义更为公正的平等,他们非常笼统的支持社会公正、一体化、多元主义、国际主义等原则。但是,这些价值和原则并不总是同一指向的,要想在实践中同时满足所有的价值需要恐怕是不现实的。比如,要让才能相差悬殊的人享受同样的待遇以实现公正的要求,同时必然要牺牲有才能者充分发展自我的空间和动力。要实现各种多元价值观的共存只能是一种理论设想。同时,基督教民主主义所主张的各种伦理道德观念在未来也可能面对着更多现实问题的挑战,如不断增长的失业者和无家可归者、充斥在各个城市中的堕落现象、持续增长的犯罪问题、种族冲突、恐怖主义等。这些问题的激化也有可能使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内部业已存在的分歧日益加深。这一切都需要基督教民主主义以更令人信服的理论予以解答。
只能面对不断的冲突并实行妥协,才能发挥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在各种社会性团体中,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尤其重视家庭这一社会基本单位。他们视家庭为个人实现社会人格的基本原则,尤其维护以一对夫妻、几双儿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形式,这一传统至今不变。因为,“为了克服今天广泛传播的个人主义心理,人们需要的是采取审慎的行为来实现其团结和慈爱,这就要开始于家庭中夫妻间的互相扶助以及代际间的彼此照料。” 所以,各国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在离婚问题上都持保守的态度。此一问题上最典型的例子是与梵蒂冈教廷关系最为密切的意大利。因为教会长期在婚姻问题上拥有支配权,所以,意大利的法律一直都没有关于离婚问题的规定,在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努力下,直到1970年才通过离婚法。对此,教皇在私下明确表示了反对。尽管许多天主教民主党人同情离婚法,但是考虑到天主教民主党和教皇的关系及秉持天主教伦理价值观念的诸多选民,天主教民主党发动全党反对离婚法。同其他国家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者一样,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人反对离婚的政治举措也遭遇了失败,离婚法还是顺利地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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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现代西方政治思潮》第五章
作者:徐大同 编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5
另可见维基百科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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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omdionysius

罗马天主教徒,教名雅各·比约,奉行传统主义,追随圣庇护十世司铎会。幽燕独立运动发起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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