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在罗马的发展和教难

圣教会在罗马帝国的各行省内发展的情形,以及它在各个阶层的社会中发展的情形,然后就要来和您一块儿探讨,有关教难的各种情况和问题之所在,欢迎您的收听。

首先,我们来探讨教会在义大利的情形。公元70年,耶路撒冷毁灭以后,教会的中心便自然的转移到了罗马 ,从罗马再向四方推进。信德传布得很快,尤其在义大利南部,迅速地组织了起来。在第三世纪中叶,教宗“高尔乃略”在罗马召开一次会议,参加的主教竟有60位之多。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法国的情形,法国在当时的名字叫做高卢,高卢开教可能很早,而马赛,是希腊和小亚细亚商旅经常出入的大港口,福音大概由此传入,先是传布罗亚河流域,在第三世纪,才传入其他地方。起初,只在城镇中传教,到圣“玛尔定”的时候,才逐渐传入乡间。高卢的南边是西班牙,相传圣“保禄”大概曾经亲自到西班牙开教。对第一世纪的情形,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但在第二世纪,已有好几位主教,在三百年左右曾召开会议,当时就有35位主教参加,由此可见,教会在这里已奠定了坚固基础。

西班牙隔海对岸的北非,开教的情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确知的是,它开始一定很早,因为在第二世纪的末叶,在相当于现在的突尼西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地,教会已经完全组织起来了,神职人员的人数也不在少数,活动的中心也很多,甚至在好几个地方,有教友们的公墓,在第三世纪初期,曾经召开过一次70位主教出席的会议,当时非洲的教会是最兴盛的一处,还曾经出过像“戴尔都良”和圣“西比连”等名满天下、首屈一指的教父。

再来看看埃及的情形。根据古老的传说,第二部福音的作者圣“马尔谷”曾做过埃及的第一任主教,虽无法确定,但埃及很早开教,却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在第二世纪的末叶,埃及的教务异常的兴盛,而且还拥有第一流的神学家,在第三世纪继续的发展,有多位主教分散在埃及境内,信奉天主教的信友可以说已遍及全国,以后,埃及竟然成了修会生活的发祥地。相传圣“玛窦”去了爱底约比亚,爱底约比亚至今还是东非的基督信仰的世界。

接着我们再谈谈巴勒斯坦、小亚细亚的情形。在耶路撒冷毁灭以后,教友四散逃难,教会在巴勒斯坦已经少有活动和发展,但在小亚细亚,却进展得极为可观,不但在各城镇,连偏远的乡下也很盛行。

在罗马帝国的北方,福音的种子也传到了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甚至越过多瑙河以北传入 哥德人中间。此外,在大不列颠的英国也有了信从基督的人,而帝国的东面,阿尔美尼亚及波斯等国,教会也已盛行。

我们惯常听说,最初的教友,只是社会下阶层的小人物。起初大多数皈依的人,固然是下层社会的人居多,像做手艺的啦!织布的啦!皮匠啦!鞋匠啦!而且啊!多数还是奴隶呢!这倒也不足为奇,因为当时绝大数的国民都是这一类的人嘛!就历史资料的显示,从公元62年起,甚至在“尼禄”的宫廷里都有皈依天主的奴隶,有些奴隶竟然说服了他们的主人皈依天主。也有恢复自由以后升了神父,当了主教或教宗的,例如教宗圣“加里斯多一世”,他早先原是个矿场的奴隶,而殉教致命的奴隶,更是不计其数了。初期教会中,社会的其他阶层中,也早已有教友。“保禄”本身就是一位犹太知识份子,他忠实的合作者“路加”是一位医生,他曾使塞普鲁斯岛的总督“色尔爵.保禄”和雅典最高法院的“狄约尼削”皈依圣教会,此外,在罗马和其他地方,常见社会各阶层的高级人物慢慢的也逐渐领洗进教了。

公元第一世纪的末叶,就曾有两位教友做过罗马帝国的“执政官”,而“执政官”是当时罗马的最高官吏,其中一个还是皇帝“道米仙”的堂兄,他竟在公元95年的教难中殉教,他的夫人也被充军。从第二世纪起,在罗马富绅的家庭,常有赞助教会和济贫穷教友的记载,这些记录是从圣“加理斯多”地窟里找到的,而这个地窟是属于为著名的贵族家庭的坟墓。在中层社会内,很早便有法官和律师们归依圣教会,至于以哲学、修辞学等其他学问为职业的文人,似乎多所顾虑,不敢遽然进教,直到第二世末和第三世纪初,才逐渐有归依进教的文人。然而在他们皈依以后,却贡献了他们全部的才智来服务教会,因此当时曾有不少的护教人士,或以著作、或以言论保卫了圣教会,其中最为有名的有圣“西比连”,他是“雄辩术”的教授,后来当了迦太基主教;还有“戴尔都良”,他是一位佼佼的法律学士;“犹斯定”是哲学教授。军人的生活,对遵守教规虽然不容易,但在最初的三世纪中,却有不少士兵奉了教。在教难的末期,竟然有整队士兵全都是奉教的,圣“茂利斯”和他的全队士兵集体殉道是一个例子了。当时帝国的境内,治安良好,军队平常都去戍守边区,这为传播福音颇有助益,当教难发生时军人殉道的也很多。

总之,圣教会传播得非常的迅速。公元250年间,已经遍布全国,而且还传了帝国国境以外的地区。教友的数字虽然无法统计,但社会各阶层都有教友,则是事实。为此“戴尔都良”在第三世纪初,曾写下了这样脍炙人口的词句:“我们不过从昨天才开始,但已布满了你们的城镇、家庭、公共场所、议会、兵营、朝廷、元老院和市场,只给们剩下了邪神的庙宇,如果我们同你们分开,你们便是被弃置于荒野的啦!”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在第三世纪末叶,教友的数目的确是异常的庞大,以至使得皇帝们感觉到威胁。最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当教友,必须放弃当时的放浪生活、必须背弃国教、远离庙宇和游艺节目,尤其按照当代的说法“当一名教友,应该随时准备着牺牲性命”。在这种情形下,仍然有那么惊人的进展,这可以说,决不是一般人力可以幸致的。

救主基督早就预言“祂的门徒要遭受迫害”,在教会开始时,这个预言便已逐渐实现。最初三百年的教会史,可以称之为“教会受难史”,也可以称它为“殉道烈士们的历史”。罗马帝国加诸于教会的流血迫害,给这一时代印上了鲜明的记号,因此这一个时期,我们特别称之为“教难时期”。

第二世纪的教难多属地方性的,而且是间歇性的,第三世纪的教难,则是由皇帝明令发动的普遍性,几乎普及全国,情形惨烈,但为时颇短,而且使教会有喘息的时期。教难以后,丰富的记载如文录、目击记、以及详尽的法庭档案都足以提供历史学者们的研究。然而,在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以外,还有一连串无可置信的传闻。使历史学家感到困惑的是,后世的人,喜欢给古代的英雄烈士妄加许多荣衔,历史学家们在考证和批评历史事件的时候,曾经下过这样的结论:“教难时期并没有数百万殉道烈士,并且也曾经有许多教友临阵失去了勇气,各地教友全都视死的说法是豪无根据的夸张之辞。”这样一个历史真像的揭露,难免使人感到遗憾。其实,古代教难与后世的教难一样,总是满目疮痍的,教会从不希望受迫害,教难结束后,教会感到欢欣。既然如同我们前面所讲的,罗马帝国并不禁止多神的敬礼,而且还准许不同的教派存在,那么为什么独对天教如此的仇视,竟要以惨酷的流血来加以迫害呢?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从一开始,基督信徒的气质与众不同,触犯了几项罗马刑法,在帝国政权的指使下,便自然而然的产生了教难。他们认为,基督徒触犯了有关罗马帝国祭祀的“侵犯与侮辱尊严”的罪,事实上,信友们放弃了对皇帝的祭祀,就已经足够使他们获得这一项罪名了。

“侵犯与侮辱尊严罪”是从严重的叛国与反对政权的情事而来的,这条法律本身相当含糊,有些早期的皇帝,像“底培里”、“道米提安”,曾经将它扩大,应用到许多可笑的事上,譬如,出卖一座有皇帝石像的公园,或其他似的有不尊敬帝国的嫌疑的人,都要受到惩罚。这条含糊不清、弹性极大的法律,因此可用于每一件事上,基督徒当然包括在内了,但这只是历史家的一种假设,这种假设的正确性,到现在是问题。根据所知道的档案资料,受难教友的案件,从来没有一件是涉及“侵犯侮辱尊严罪”的,后来我们考证得到这条独裁的法律,原来是专门提供给皇帝贬谪私敌异己,像元老们以及一些个高级官吏的,而很少用在平民百姓们身上。大部份的殉教烈士,都是属于平民百姓以下的阶级。有人称赞“图拉真”皇帝,因为他拒绝采用这一条法律,以便摆脱前任皇帝的旧例,并且规定了惩罚基督徒的新法律。

拒绝参加帝国典礼的人,可以认为是犯了“悔辱尊严罪”,但是这种帝国祭祀,不一定是宗教的或强迫参加的定期礼节。罗马有祭司会议,定期举行礼仪,为崇敬已经去逝的和正在位的皇帝所恭敬的神明和其他的神袛,妨碍这样的礼节,当然是一种渎圣的行为。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参与罗马祭祀,没有资格或没有责任参加的人,一生准免出席这样的场合。当时罗马市民对帝国祭祀所抱持的态度,与现代人对无名英雄纪念会、周会之类的集会所抱持的态度相仿,不愿参加的人可留在家里或到别处去,基督徒并不反对出席这样的典礼,当然那仅仅是出席而已。“戴尔都良”曾在“关于偶像崇拜”这本书里,畅论这事,他说 :“身为奴隶的教友可以陪主人参加教外的集会,在别人家做客,可以参观教外礼节的进行,但当基督徒因职务关系,被迫组织崇敬的礼仪,问是就发生了。”

教会最初三百年的历史,可以称它为“教会受难史”,至于为什么会受到罗马当局的迫害呢?从罗马的法律“侮辱尊严罪”来看,当信友因为职务的关系,被迫组织崇敬的礼仪时,问题就产生了,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继续分析教难的原因是什么?

“戴尔都良”在他的“关于偶像崇拜”这本书里,他怀疑那些置身在统治阶级中的教友能避免崇拜偶像的暗礁。在教难期中,身居统治阶级的信友很少,据我们所知,其中殉难烈士少之又少。另外一些史学家认为,基督徒忠于自己的祭献,时常举行罗马帝国所禁止的礼节,已经触犯了渎圣之罪。所谓“渎圣”,就是亵渎了圣物,那些是圣物呢?罗马人认为是神庙、祭台、神像,还有坟地。在教难时,信友们特别的谨慎,避免涉足于教外人事的圣地,后来有许多传说,竟以这类事来渲染殉教烈士的生平。依照十二铜牌法,所有非罗马的礼仪是被禁止的,至少也应该得到政府的许可才可以举行,但是这条法律条文早已废止了。在帝国时代,罗马城及全帝国境内,本地的,或外来的各种礼仪,只要不妨害公众安全,都已经不受法律和权威的限制了,而且在当时,教外人士并不以为基督徒的弥撒献祭是一种宗教礼仪,因为信友们没有神庙、没有祭台、没有神像,他们既不点香、也不焚膏,罗马人视他们为“无神论者”。

我们还可以追问,信友的生活方式,是否与罗马的刑法有抵触,因而引起教难呢?为什么几世纪以来,法官们屡次对信友颁布新的敕令?从法律的观点来看,这些敕令的内容彼此也不相同。历史学家,仍在盲目地搜集着教难的法律依据的文献,他们始终认为罗马帝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不错,罗马的民法是卓越的,许多现代文明国家都在步它的后尘,然而罗马的刑法则是很不完善的,尤其是罗马的诉讼程序法就更差了,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个表面上似乎无瑕可指的法治政府里,找出形事范畴内的专制与残暴,又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呢?有些历史学家把教难的原因,从法律圈子移到政治领域上,以为当时罗马帝国的存在,受到基督信友的威胁,教会的势力越来越雄厚,帝国本身节节自卫,进而惩罚、迫害教友了。这样解释,可说是无稽之谈,如果把教难看成是帝国与教会之间的斗争,那么在斗争过程中,事无大小,侵略者显然是罗马帝国,但是,我们知道,掀起教难的往往不是政府,而是民众,有时官吏被迫行动,这种情形在第二世纪时尤其显著。距离罗马很远的里昂、斯米纳、迦太基、亚历山大里亚等地的人,难道也狂热地关心着帝国的前途,而设法消除自己的同胞吗?也许后期教难时的罗马皇帝像“戴克里先”、“贾勒略”曾经由于政治的动机来迫害信友,但是,谁也不能证实这件事。

大约在公元300年左右,教友人数极众,简直可以形成一个现代的政党来发挥政治的功能,可是,那时候的信友,似乎没有这方面的冀望,信友们从不曾想到争战,把皇帝从他的宝座上拉下来,甚至在最惨烈的迫害,他们也从不设法抗衡。“戴克里先”皇帝曾经为歼灭基督徒而忧愤填胸,这至多也只能解释教难为什么一直延续到公元300年,而绝不能拿来解释教难掀起的原因。在“尼禄”和“图拉真”的时代,信友为数尚少,没有人预知教会的未来,“尼禄”和“图拉真”不仅想做先见之明的皇帝,似乎也想做先知呢!

教难的另一个明显的因素是人间的仇恨,我们不能忽略这个问题,在人类历史上,爱与恨扮演着极其显要的角色,比理智所表演的精彩得多。历来基督徒的刽子手,总是以美妙的幌子做俺护来执行他们的任务,而骨子里却埋藏着对教会、对信友的憎恨,历史学家是不能对这些人性中的黑暗面漠不关心的。那么是否每一位按照法律惩罚信友的皇帝和官吏,都深怀憎恨?那也不尽然,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只知道服役国家,履行职责而已。

才思飘逸的“戴尔都良”说:“真理一进了世界,就引起了憎恨!”这种憎恨潜在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它一次又一次地换上新装,好像永无止息似的?”先说一说犹太人吧!最初罗马人不以基督徒为犹太教的一个支派,他们也没有把对犹太人的嫌恨转移到基督徒身上,后来,他们从犹太人那儿获得犹太人敌视基督徒的事实,犹太人有意骚动排斥基督徒,公元156年,“斯米纳教难”,便是一个例子。“戴尔都良”记述犹太人的会堂,成为流血的场所时,对这些悲惨的斗争是知之甚详的。

同样的,在憎恨者的行列中,有一些在经济生活上,因基督徒而受到打击的人,他们不是泰然自若的祭师们,而是那些靠异教祭祀为生的商人,以及与他们有关连的占卜者、星相家、教师和哲学家。“宗徒大事录”中不也记戴了“保禄”宗徒在厄弗所宣讲“用手制造的,不是神!”以致使得制造神像的银匠感受到失业的危险,而联合起来跑到剧场,引来了一场混乱的集合,几乎要“保禄”的命呢!

帝国的态度也左右着舆论。普通市民除了和统治阶级声声相应以外,不能有别的见解,许多人或许这么想:“让这些个基督徒去我行我素吧!政府总会有再三惩戒他们的措施的。”没有人相信舆论所加于基督徒的总总罪名,但是基督徒的活动却使群众恼怒,他们暗中举行祭献,激起了百姓具有敌意的好奇心。“戴尔都良”曾有这样的记载:群众特别喜欢打扰正在参与礼仪的教友,例如“塔西西”的殉道是因为他拒绝了放弃圣体的劝告。

基督信仰无声无息的传播是令人忧愤的,无论在何处,你都会邂逅信友,你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而且信友们静肃严穆的生活,对别人像是一种沉默的谴责。“儒斯定”曾记述了一个可做为代表性的故事:有一个罗马贵族妇女 ,一向和丈夫过着放荡的生活,后来皈依了基督,要求她的丈夫信守丈夫的忠贞,否则她就要和他分居,他的丈夫在妻子身上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便去告发曾给他妻子讲道理的信友“普脱勒美”,于是“普脱勒美”被官方逮捕,为信仰而致命。

教友们生活在罗马人中间,却不追随他们的风俗习惯。一个罗马人虽然对他们的神袛失掉了信心,但也仍然要照惯例举行外表的敬礼,一个外教人同时对各种不同的神奉献祭祀,并不感觉有什么不对,还认为是因此而多蒙疪佑,而基督徒呢?却大大的不同 ,他既信仰了唯一的天主,便不能再去敬礼其他的神和偶像了。罗马最爱好的娱乐,就是露天剧场内那些个残酷猥亵的表演,教友们当然是不去参加了,外教人无法了解他们所以拒绝参加的理由,便不免对教友们产生了恶感和疑心,因此称他们为第三种人,这就是说,既非罗马人,又不是犹太人,简直是一群无以名之的怪人,所有的人既然不愿意和他们接近,自然处处被岐视憎厌了!“戴尔都良”曾这样给我们描述了当时的情形:“听说王某某还不错,可惜他是个教徒!另一个说:‘想不到张某某那样的聪明,竟然信奉了基督!’可是谁也不去想,王某某、张某某之所以不错,正是因为他们信教的缘故啊!”教友们拒绝对皇帝的相钦崇叩拜,不但是冒犯尊严而且表示自己不是好公民,并且还算是亵圣,所以教会初期的教友,披控告为不信神。

此外教友还显得非常神秘,不能当着外教人举行圣事,外人对奥迹无从知道,自然的便要加以嘲笑了,何况保持秘密也是招人诬蔑的原因,因此控告教友密秘集会,并且在集会时荒淫乱行、叩拜驴子的头、举行魔术、举行圣体圣事竟被控告成以婴儿作祭品,然后分食婴儿的肉,像这种不伦不类的诬蔑,竟有官吏采信,连所谓有知识的人也不例外。

在前面,我们已述说过“尼禄”如何利用了教外人这种对基督徒的仇视心理,把罗马城的大火嫁祸在基督徒身上,开始了一场空前的大教难,从此,在帝国境内,便制定了一条法律“严禁人民信奉基督教”不过呢!在具体实施时,每一个皇帝的作风各不相同罢了!

接下来,我们再综合的说一下第一期的教难,古代基督教作家总以为一手造成教难的是“尼禄”皇帝,而实际上,在“尼禄”皇帝以前,就已有殉教烈士,至少,我们知道的有六品执事“斯德望”、宗徒“大雅各伯”都是为信德而致命。

假如公元64年,“尼禄”所实施的迫害,只发生了一次,以后没再重演,那么,我们可以用“尼禄”皇帝凶狠嗜杀的个性来解释,我们可以说,是因为“尼禄”恐惧众怒难息,才嫁祸于基督徒,然而公元64年以后教难一再的重演,一直延续到第四世纪末期,足见罗马政权一贯仇视圣教会。罗马既然是一个注重法律的国家,它这样迫害教会、残杀教友是否有什么法律的根据呢?这个问题,信徒们很早就提出来了。第二世纪末叶,“戴尔都良”在“为真教辩护”这本书上,就质问罗马人说:“你们不妨翻阅一下你们的历史,便可以知道,罗马帝国第一个对我们的教会下毐手的是“尼禄”,以后,步其后尘的是以残酷著称,有人称他为“小型尼禄”的“道米先”皇帝,这些仇视圣教会的皇帝都是残暴不仁,为人民所唾弃的败类,至于那些赏罚严明,爱民如子的贤君,从来就没有一个曾与基督徒为敌,迫害宗教的法律,只有荒淫无耻、嗜杀成性的暴君才会予以执行。”这种辩护方法确实聪明,把迫害教会的责任,都放在声明狼藉的暴君身上。当时罗马政府的确曾颁布过仇教的法令,但是,只有残暴无道的昏君,才甘冒天下之大不讳、悍然执行。这些法律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教难的原因,出于政治的原因、出于外教人的仇视,再来颁布仇教的法令,“戴尔都良”认为,罗马帝国时代与圣教会为敌的而发动教难的,却大都是那些昏庸残暴的君王,而真正勤政爱民的君王,不曾与教会为敌,其实这个论证并不一定完全正确,那么事实究竟是如何的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要来根据实际作深入的探讨,欢迎您收听。

在圣教会的教难历史上,若干位号称贤明的罗马皇帝,虽然没有颁布新的仇教法令,但是至少也曾是萧规曹随,很认真的执行过仇教的法令,而“戴尔都良” 所谓的安居乐业的升平时代,也正涂满了基督徒的鲜血呢!所以我们可以断定,罗马政权一贯迫害教会的行动,一定有法律上的依据,但这些迫害教会的法令,内容究竟是怎么定的?我们不得而知。公元110年或111年时,“图拉真”皇帝批覆“毕利纳”的诏书,是以旧有的法律成例为依据,“戴尔都良” 明白的指出,“尼禄”曾经颁布过一道迫害基督徒的法律,我们应该研究的是,这一类迫害基督徒的法律,它的理论根据究竟在那儿?

基督信徒是与犹太教脱离了的分裂份子,他们不能享受罗马赋予以色列民族的特权。而特权中最重要的,是尊重以色列的宗教信仰,不强迫以色列人向国家的神衹献祭,然而这不能作为基督信徒应该受惩治的理由。至于普通刑法上的罪,例如纵火烧城,这也只有无知的愚民,才会想到用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来指控基督徒的,如果借用这一类的藉口,来发动大规模的迫害运动,那简直是匪夷所思了!为什么别的东方宗教都受到国家法律的尊重和保护,唯独基督圣教,被认为是非法的迷信,而受到刑法的制裁呢?
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纵观整个教难的来笼去脉,也就不难发现。在以前的节目里曾谈过,这种对立的局面,罗马帝国本身以及基督徒本身,最初都还茫然不知。

基督信徒既然不肯崇拜罗马的神,而且拒绝向罗马帝国及皇帝献祭,依照罗马法律,已经是犯了大逆不道和亵渎神明的罪名,然而亵渎神明的罪名,必须要有具体的行动,才能成立。在第一、二世纪,信友从来没有犯下捣毁神像的行为,亵渎神明的罪,也就自然难以成立,至于大逆不道的罪,是到了第三世纪,才有正式的法令,明文规定,如果信友拒绝向罗马帝国及其皇帝献祭,就以大逆不道和亵渎神明的罪来论处,因此,公元第一、第二世纪的迫害基督徒,一定另有法令根据。
有人说,罗马的官吏,有权采取一切弹性便宜的措施,用以维持帝国各地的治安,根据这项权力,官吏们可以将扰乱公共治安的罪犯,处以死刑,可是这种假定,仍然缺乏充份的根据,因为基督徒是最奉公守法的安份良民,如果说信仰耶稣基,足以妨害治安,那么妨害治安的,也决不是基督徒,而是向基督徒瓯事挑衅的仇教份子,由此可见,罗马的地方官吏是很难以这项权力作为维持治安的藉口,出面予以干涉。关于这一点,只须看官吏们往往得向中央政府皇帝那儿请示处理宗教案件的办法,可见地方官吏是多么的左右为难呢!

一般来说,“加入基督教会是为非法的”这项法律原则,自从公元64年“尼禄”迫害教会开始,已为政府当正式采用了,但是罗马当局采用这原则的根据何在,我们仍然无法找得到。罗马帝国似乎在自卫本能的推动下,不知不觉的对新生的教会展开无情的打击,企图要消灭它,而圣教会从一始就昂然负起了耶稣所交待的神圣任务,在这个现世的世界上,作矛盾另诡的标记,在忧苦和灾难中生存、在忧苦和灾难中成长发展。

大规模的教难是随着两种因素而展开的,一个因素是,罗马帝国在公元第一到第三世纪内 ,力图巩固政权,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从而必然的排斥一般所谓不信奉国教的份子;另一个因素是,基督信友经过了长时期同甘共苦的生活,受着理论家的薰陶、殉道烈士带头的模范作用,越来越认识对立的局面是必然的,妥协是不可能的。这种对立的局面,经过一定时间的酝酿,随着前面所说的那些因素而逐渐发展的,所以最初的130年内 ,也就是从公元64年到192年,迫害是波浪式的,忽而强烈忽而松懈,至少还不能认为是一种有计划的行动。从第三世纪起,形式完全改观,迫害成了一种有系统的行动,政府颁布了特别法令,对全国各地的基督信友普遍的杀害。在这种大规模的、全国性的迫害运动中,流血牺牲的人数,当然的,都要远比过去来得庞大了。

若干的宗教著作、传统的说法是,罗马政权对圣教会的迫害,共有10次。这种说法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十”是个整数,而且含有象征的意义,一提到十次迫害,人们就联想到旧约时期,在埃及的十大灾祸,或联想到“若望”“宗徒默示录”中,所描述的那只野兽,头上有十个角,角上戴了十个金冠,和圣徒作战。而事实上,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全国性的迫害,只有四、五次,如果要将小型的地方性的迫害都计算在内 ,那就超过十倍了!

罗马帝国固然有它的一套似是而非的理由,对圣教会横加迫害,那么为什么迫害的程度会如此的残酷呢?那是因为罗马社会已经腐败而且开始解体了,这种疯狂的的迫害,正是它崩溃的前兆,罗马帝国不惜以最野蛮的手段,杀害无辜教友,不仅将不少善良的信友送进枉死城,同时也替自己掘下了坟墓。

当时罗马人爱好的流血、爱好将囚犯当着群众执行死刑,供人民聚集时观看,主人将奴隶活活地鞭死、将奴隶的肉喂给鱼吃,这对当时的旁观者来说,简直是平淡无奇的事。此外,从共和时代的末期开始,统治阶级爱用当众流血的表演,来供人消遣,人民向政府的要求有两项,那就是面色和表演。对一般罗马人来说,两者的重要性是相等的。当时的罗马人,把看表演当作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如何组织各次的表演,以解决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那是执政当局头疼的事了。这些血淋淋的事太残酷了!举个例子说!一幕哑剧演到最后的结局阶段,在这一幕内,剧中某主角应该被人杀死,就去叫来一个死囚代替演员登台,假戏真做,这死囚当场就被杀而死,没有比这更真实的演出了;表演希腊神话“普罗梅德”身系岩石的一幕时,就用一个木制十字架代替岩石,将囚犯活活的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类逼真的演出,简直令人毛骨悚然、不忍目睹。而首创以活人供处于饥饿之下的野兽撕裂吞噬的是“奥古斯督”大帝,是他,第一个下令将一个名叫“塞路禄”的江洋大盗解往竞技场,放出一大批虎、豹,活活的将他咬死。罗马的法典中,有一道法令规定:政府可以将死囚提解到罗马,当众供野兽吞噬。这种野蛮的表演节目 ,由罗马流传到全国各地,成群的野兽在竞技场当众表演扑杀掠食活人的节目 ,成千成万的角斗者,而这些大部份都不是出于志愿的奴隶或囚犯,他们互相残杀,供一批批疯狂的观众欣赏。在这些表演中,场子内判死刑的囚犯,必须咬紧牙关,拚个你死我活,到后来全都被杀死;另一种表演是把活人投入野兽群中,供虎、豹、狮子饱餐一顿人肉佳肴。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这样的屠杀,简直是惨无人道到了极点,然而当时的罗马人,却视为平淡无奇,而且非这样紧张,就看得不够刺激过隐。

罗马帝国一面力图不择手段镇压反抗份子,巩固自己的政权,一面妄想以野蛮的表演节目来取悦人民,麻醉人民对政府不满的愤怒情绪。我们必须认识这种复杂矛盾的心理,才能明白迫害教友的教难的具体情势及其残酷的特性。对初期教会发动第二次大型迫害,制造教难的是“道米先”皇帝。“道米先”皇帝虽然有不少的长处,他为人聪敏,勤谨,实事求是,但是他也是暴虐无道、傲慢自私、猜忌多疑,他的残酷,可以说与“尼禄”不分轩轾。公元81年,他的胞兄“提都”去世以后,就由“道米先”继承了王位。他的胞兄“提都”就是那位在公元70年率领罗马大军,进军犹太,攻陷耶路撒冷,摧毁圣殿的大将,后来当了罗马帝国的皇帝,死后胞弟“道米先”继承了他的皇位,那时候“道米先”还不满30岁,登基以后,他那猜忌多疑的个性,常使他担忧自己的皇位会被别人推翻,对各阶级的人民都抱着猜疑不安的态度,滥杀无辜,以呈其性,终于在公元96年,死于非命。

“道米先”的自卑心理常猜疑罗马贵族,因为罗马贵族很瞧不起他,他的祖先是一 个出身乡村的投机份子,他自己呢!是藉着胞兄的余荫而取得了王位。贵族们常在诗歌中对他加以冷潮热讽,他害怕他们中有人将篡夺他的皇位;“道米先”也猜疑哲学家,因为这些哲学家鼓吹自由思想,反对专制独裁;他也猜疑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活动的范围遍及全国,势力越来越大;“道米先”也猜疑基督信徒,因为圣教会无孔不入,由平民阶级,伸展至贵族阶级,甚至也渗入了皇室。自从“尼禄”去逝后,在短短20多年内,教会的势力遍及社会的各阶层,封彊大吏中,信奉基督的有“亚基吕”总督;皇亲国戚中有“惠斯巴西安”的胞弟“沙比纽斯”、“沙比纽斯”的儿子“克肋孟”夫妇,也就是“道米先”皇帝自己的堂兄弟、“提都”的儿子,皇帝的未来继承人。“道米先”为了巩固自己的帝位,要铲除异己,先从贵族阶级开刀。若干贵族在日尔曼发动武装政变时,也发动推翻王室的政变,可惜政变失败,皇帝为了澈底的摧毁反抗势力,就把与叛乱有关的人物一律处死或充军异乡,哲学家、星相家、堪舆家不久也遭遇同命运,杀死的杀死,放逐的放逐,过了不久,迫害的箭头就转向犹太教徒和基督徒。

公元81年,“道米先”登基成为罗马帝国的皇帝,到公元96年,他死于非命为止的这段时间内,他为了铲除异己、摧毁反对他的势力,先从贵族阶级开刀,并把直接或间接与反叛有关的人物,一律处死或充军异乡,然后箭头就转向了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看,“道米先”如何迫害基督徒,欢迎您的收听。

自从罗马军队攻陷耶路撒冷,毁灭圣殿以后,过去犹太教徒向圣殿缴纳的捐税,罗马政府照旧征收,名义上是扩充“朱彼特神”的祭祀费用,实际上都入了国库。“惠斯巴西安”和“提都”父子先后执政期间,征收捐税的办法还相当的宽大,等到“道米先”登基以后,便改采最严峻的办法,而且还把征税的对象予以扩大,除了真正的犹太教徒外,凡是信奉一种教的,都应当纳税,这样一来,基督徒也都应该负担这项捐税了。为什么将基督徒和犹太教并为一类了?政府是否故意引诱基督徒提出抗议,而让他们自己暴露身份,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除了这种宗教性理由外,罗马政府也是想要增加国库的收入,才扩大了增税的对象。总括来说,“道米先”的迫害圣教会,基本上是含有政治作用的。他曾经听人说起,基督将会旧地重临,统治世界,所以内心不免惴惴不安,担忧自己的皇位终将不保。他发动的迫害,先从贵族中的基督徒开始,“亚基吕”总督牺牲了!自己的堂兄弟“克肋孟”也在莫须有的罪名下判处死刑,“克肋孟”的妻子“道米提拉”也被放逐到荒岛上。多疑的他为了要斩草除根,更不惜派人到巴勒斯坦搜捕犹太国王的旧裔,圣“犹达”宗徒,原是耶稣的近亲,所以他的子孙就遭到逮捕,送往罗马受审。

迫害越演越烈,后来竟发展成为全面性的迫害。“道米先”在位的最后几年,也就是公元92到96年,迫害达到了高潮。公元96年,“格肋孟”教宗致书给“格林多教会”,曾提到罗马教会团体遭受了严重的灾祸和打击,这次迫害的残酷,和“尼禄”的时代不相上下。例如,圣“若望”宗徒受到“鼎镬”的酷刑,被投入沸油之中,就是那段时期的事。这次的迫害,更遍及全国,不只以罗马一个地方为限,圣“若望”放逐“巴特摩斯”岛时,对殉道烈士遭遇的苦难,记忆犹新,所以当他执笔撰写“默示录”时,字里行间透露着他对这场大屠杀感到无比的悲哀。

在第一世纪末叶,圣教会完全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中,但是天主的事业,是经得起任何打击的,打击越强烈,教会的基础越巩固,在忧患交加、困难重重的环境中,教会一天比一天壮大,踏在自己鲜血的道上迈步前进,而固守信仰的圣教烈士,不肯崇拜邪神,与罗马政权发生摩擦,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事。圣“若望”在“默示录”第十三章15节上指出:“不钦崇野兽和它图像的人,都被杀死!”还有“默示录”第17章第2、第6、以及第18章24节的话:“以污秽的酒灌醉了世界,将它的长袍浸泡在信友的鲜血中”,这是,前后30年间,罗马与圣教会的对立,日趋明显,大规模的屠杀,已是剑拔弩张,迫在眉睫了。而一般人民对教友们盲目的仇视,完全是因为不明了圣教会的真实性质,便杜撰了种种幼稚无稽的诬词,诽谤教会。圣教会越发达,盲目的仇恨越强烈,这种毫无根据的诽谤,往往酿成流血惨剧,很多信友便这样受到无谓的牺牲了!

为什么一般无知民众会仇视信友呢!这其中的原因很是复杂,我们综合成5个项目来跟听众们做说明。(1)教友们的生活方式太严肃,普通人自愧不如,便因忌妒而生仇。(2)教友们反对当时流行的放荡生活,不肯与一般的人同流合污。(3)为了避免官厅的查缉,教友们往往秘密的举行集会,有时候也在晚上集会,在外教人目光中,这些集会多少含有神秘的色彩。(4)教友大部份属于平民阶级,也就是一般贵族们认为没有出息的人。(5)迫害运动扩大后,大家竞相挟嫌告发,同时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里,以残杀和酷刑来满足自己仇视的心理。此外,由于一般人对基督圣教的礼仪认识不够,因而产生了很多的误会,例如举行圣体礼仪时,被人误会是吃人肉喝人血的野蛮行为。这一类荒唐无稽的误会,在第二世纪最为流行,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在公元150年左右,有一个才识平庸,徒有虚名的修辞学家名叫“傅龙冬”,他竟妄称基督徒把一个幼童和在面粉里面,叫一个新教友用刀刺破他的心,并喝他的血,再由参加集会的人将幼童的四肢分解。像这样幼稚的故事,一望而知,完全出于虚构,居然会有人有声有色的加以叙述,可见,当时人们对圣教会的真正性质,显然一无所知。

另一类危险性比较轻微的讥讽,是歪曲圣教会的内容,把教会的教义描写成荒诞不经,例如,当时人们传说,基督徒崇拜的是一个有驴子的头却有人的身体的神。公元1857年“巴拉坦”曾发掘出一幅壁画,那幅画是用小刀雕刻在墙上的,画着一只驴子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幅壁画现在保存在罗马“基却博物馆”,旁边有一行小字写的是:这是“亚力撒玛”所崇拜的神!由此可见,无知的人用多么幼稚可笑的方式诋毁圣教会。此外,一般人的心里,遇到有灾祸发生,就会想办法找出一个人来,把全部责任都卸在他身上,方才肯平息心头的怒气,这种策略,暴君“尼禄”知道得最清楚,所以在罗马大火后,便很巧妙的把全部罪责一古脑儿的推在基督徒身上,自己既可置身事外,又可以平息民怨。在外教气氛非常浓厚的罗马社会,一般人的思想带着强烈的迷信色彩,再加上巫术盛行,遇到了任何不幸的灾难,便想入非非,归咎于某种超自然的邪魔势力。他们认为,基督徒常在深夜举行宗教仪式,而通常巫师作法也都在夜间,所以这些基督徒一定在施展某种秘密的巫法,降灾祸给一般人民。“戴尔都良”曾感叹的说,在台伯河泛滥成灾的时候、在尼罗河干旱的时候,无论有地震、灾荒、战争、瘟疫,一切天灾人祸都应由基督负责,百姓们就会大声高呼:“把基督徒带去喂狮子!杀掉基督徒!”最后,物质利益的冲突,也是引起若干商人仇视基督徒的一项因素。因为圣教会的教义,普遍传入民间以后,售卖迷信的宗教器物,以及售卖祭祀用的商人,营业一落千丈,而制造这些迷信偶像等宗教器物的,则面临了失业的危机,他们便与基督的圣教会势不两立,一心予以破坏。此外,私人的忌妒争吵、挟嫌报复,也往往是大规模迫害成为重大教难的导火线。

总之,迫害圣教会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有很多情形,盲目的或由私人发动的仇教行为,往往是由神庙管理人、巫师或是外教司祭的挑拨教唆而引起。群众的情感是很容易被激动的,于是就一呼百应,便发生聚众捣毁信友举行宗教仪式的处所、以及信友的公墓等暴动行为,事态一扩大,人们便把信友扭送衙门,控告信友不信国教,要求官厅支持群众的行动,依法惩罚处理。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就发生了迫害教会的合法性问题,当然群众情感一旦冲动起来,绝不会考虑自己的行动是否合法,而且根本将法律问题搁在一旁了。我们要问,事情一闹到官里,政府人员对这些个不法的暴动,采取怎么样的态度呢?关于这一点,罗马官吏的态度一般来说,很值得我们的称赞的,因为他们有守法的优良习惯,往往设法弹压暴动,维持最低程度的法律立场,例如“图拉真”皇帝时的“毕利纳”,就是一位在迫害圣教会的教难中,奉公守法,主持公道的开明官吏。“毕利纳”在公元112年任总督的任内,上书给“图拉真”皇帝,详细的报告了基督圣教发展的情况,请求皇帝决定处理的办法,“图拉真”也就根据“毕利纳”的奏章,制定了对待基督徒的政策,这是基督徒在罗马帝国的法律地位,第一次正式获得确定。这个政策的主要内容有三点。第一点,政府当局不必主动地查缉谁是基督徒。第二点,如果基督徒被人检举,经过侦讯属实的话,就应依法处罚。第三点,如果被检举者否认自己是基督徒,并且崇拜罗马的神类,就应立刻销案加以释放。“毕利纳”的奏章和“图拉真”皇帝的诏书,是很重要的历史文献。这两个文件,告诉了我们,耶稣死后八十年左右,福音在罗马帝国发展的具体情况,同时也解释了“安东尼王朝”对基督所采的态度。我们根据这些文件可以知道,“安东尼王朝”的四位皇帝,素以仁慈爱民见称,为什么竟纵容下属屠杀教友呢?

“图拉真”是罗马帝国可数的贤君之一,他对百姓相当的宽仁。他曾说过,与其无罪的人受不白之冤,宁可使有罪的人逍遥法外。而“毕利纳”呢,也是一个具有高尚道德的良臣,宅心仁厚,对待奴隶常慈爱,在他的信函当中,我们看到他多么关心奴隶的生活,自动解放他们,看到奴隶患应而心生不安、看到奴隶天逝而心生悲哀。公元112年,“毕利纳”以皇帝特使的名义,治理本都和俾斯尼亚两省。“毕利纳”办起公事来,一丝不苟,非常有责任心,遇到了棘手的问题,就即刻向皇帝请示,而当时基督徒的地位确实是很微妙的,究竟如何处理?“毕利纳”自个儿不敢擅作主张,于是就上书皇帝。在当时,小亚细亚地区,圣教会很发达,许多教会团体,还可能是圣“保禄” 宗徒自己亲手建立的,圣教会也给当地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澈底的改革,人们不再到神庙去祭神,也不再信奉罗马的国教,售卖祭品的商人,营业大受影响,若干基督徒被告下狱,解送到皇帝的特使“毕利纳”的地方来。

第二世纪初期,教会团体就已经非常发达的小亚细亚地区,而这些团体,可能还是圣“保禄”宗徒当年亲手创立的,领洗奉教的教友们,给当地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澈底的改革,他们不再前往庙宇去祭神,也不再信奉罗马的国教,而使售卖祭祀用的牲口及和宗教物品的商人,在营业上大受影响,因此,招至某些教友就被告发而被逮捕下狱,又被解送到皇帝的特使“毕利纳”这儿来了。今天,我们就要接下来看看,“毕利纳”将会如何处理这些被告发而被逮捕的教友?以及这些教友的下场将如何?欢迎您的收听。

“毕利纳”,接下了这些告发基督徒的案子,于是就非常仔细的审讯了被捕而解送到他这样来的基督徒。他清楚的知道,控告教友们的罪,完全是莫须有的,但是从“尼禄”皇朝开始,法律上就曾经明定,严禁人民作基督徒,既然被逮捕来的人对自己的教友身份一再的直认不讳,“毕利纳”呢,也就根据过去既成的惯例,将他们都判了死刑,而那些具有罗马公民身份的囚犯,就解送到罗马去,听候皇帝的发落。可是,事情却越闹越大,问题也越来越复杂,群众们看到这批基督徒被判处了极刑,得到了很大的鼓励,胆子也大了,纷纷开始控告教友,还有许多是匿名的指控的,官厅接到了控词,就去按着地赴查访,对那些被指为教徒的,不分男女老幼,一律逮捕后解送到“毕利纳”这儿来,请“毕利纳”依法裁判。

“毕利纳”原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他实在不忍心将教友们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律送往刑场去处死,对每一个案件详细的审讯。其中有一部份人,很英勇的坦白承认自己是教友,他就根据他们的供词,依照法律既成的惯列办理,宣判死刑;而另有一些人承认自己曾经一度进了教,但早已退出。“毕利纳”想起,群众们往往指控基督徒犯罪作恶,便查问这些先进了教 ,然后又叛教的罪犯,有没有犯过其他普通刑法上的罪,他们一个个都坚决的说,过去他们从未触犯过任何的刑法,若是有罪的话,那就是当他们还是教友的时候,曾经以基督徒的身份,在黎明之前参加集会,唱圣歌、赞颂天主,他们还在集会中发誓,永远都不犯窃盗、凶杀、奸淫的罪,他们还共同举行圣餐。“毕利纳”审讯完了,心里甚觉不安,因为实在找不出他们的罪状,他就只有去向当时的皇帝“图拉真‘请示,是否基督徒的身份本身就构成一种罪?假如凡是基督徒都一律严惩,那么不但承认信奉基督教的人都应处死刑,连那些背教的教徒也难逃一死。“毕利纳”还在奏章中,劝“图拉真”皇帝,采取宽大的政策,对背教者不咎既往,一律赦免。

“图拉真”对“毕利纳”的奏章的批覆,主要的可归为三点。在上星期节目当中,我们已经为您谈到过,为了清楚起见,我愿意再重覆的说一次。第一点,政府当局,不必主动去查缉那一个是基督徒。第二点,如果基督徒被人检举,经过侦讯确实无误,应该依法处罪。第三点,如果被检举者否认自己是基督徒,并崇拜罗马的各类神袛,应该即刻销案释放。根据“图拉真”的诏令,我们可以获得下面几点结论,第一,信仰基督教的罪,是一种特殊的罪名,犯罪的人只要表示悔罪,并崇拜罗马的神就可以获得赦免,而普通的犯罪,像杀人、窃盗绝不能享受到这种宽大的处分。第二,基督徒的确是洁身自好的正人君子,而不是杀人放火的窃盗歹徒,在过去一般人对教徒的诬蔑,也就不攻自破了。第三,政府机关,绝不主动的去查缉基督徒。第四呢,基督徒尽量在合法检举的情形下,方可予以追诉。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基督徒在没有被追诉以前,以经退出教会或是在审讯当中,表示要退出教会,就应立刻案释放,不再追究。

从政治的观点来看,罗马政府所颁布的诏书,采用的办法,是很聪明的,但是,宗教信仰对人的心灵具有伟大无比的力量,对于这一点呢,罗马当局却根本汒然不知,它以为这种聪明的措施,一定能够遏止圣教会的发展,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它的估计错了!再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罗马政权在第二世纪初期,还没有把基督教当作是自己的死敌,所以呢!还没有采取有系统的办法,有计划的来摧毁圣教会。可是,我们必须指出,“图拉真”的诏书在内容,有着前后矛盾、模棱两可,未免近乎滑稽,所以“戴尔都良”以讥讽嘲笑的口气说:“基督徒并不是因为犯了罪才被处罚,而是因为有人检举才被处罚,而政府方面,如果没有人检举教徒,又不主动的查缉追诉,这岂不是矛盾到极点吗?”

以后的每位罗马皇帝对基督徒的政策,都以“图拉真”的这个诏书为根据。例如亚细亚的一位总督向当时的“哈德良”皇帝上书,指出:一般人民对付基督徒的手段,过于残暴,而基督徒呢!除了宗教信仰以外,就没有犯下任何具体的罪行,而把他们都处死,似乎有失公平。而“哈德良 ”的批示,尽也是模棱两可的,他表示:凡事应该依法处理,但不要轻信谣言或诬告,政府必须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这算是什么回覆呢?对属下提出的问题,不正是答非所问嘛!还有那位以虔诚出名“安东尼”皇帝,他对罗马的神道固然非常尊重,对基督圣教,也只是萧规曹随,按既成之前例来办理,从未采取有计划的措施,企图消灭圣教会。在“安东尼”的朝代,烈士“普托勒美”在罗马法庭受审,审讯的话,由圣“儒斯定”纪录下来,一共只有三句:“你是基督吗?”“是的!”“去死吧!”

总之,“安东尼”王朝的反圣教政策,主要的原因是,维持秩序和避免触怒舆论。为了这个缘故呢,第二世纪的教难,有着几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教难大都属于地方性的、偶然发生的,而不是全面性的、有计划的来迫害教会,这些迫害也都来自群众的告发,某些地区群众和教友之间相安无事,没有冲突产生,也就没有迫害教会的暴行发生;相反的,如果群众对信徒鼓躁暴动时,官厅便出面干涉,迫害教会。至于迫害的程度呢,又要看各地的行政长官而定,有的长官不愿过于株连大兴冤狱,便大事化小从轻发落;有的长官,办事很认真,遇到有群众告发教友的事发生,不肯轻易放过,就常是严刑拷打,必定将教友置之死地而后快。教友偶然触怒了邻居或亲戚便可能被检举告发到官厅,民众若稍稍有不满,或在当地遇到了灾难,便嫁祸于教友而触发教难,甚至台伯河泛滥殃及罗马时、尼罗河泛滥而损及粮食减产时、地震啦!天灾啦!瘟疫流行啦!都将怒气发在教友身上,将他们告到官厅,因此教难虽然不常是普遍性的,但为教友们来说,则常是一种威胁,人人都晓得奉教便是冒殉道的危险。

公元第二世纪,无数可歌可泣的殉道教友,不仅包括家喻户晓的著名历史人物,同时也包括了许多无名英雄。他们舍生证道的史迹,大都已经失传,甚至连他们的姓名,由于年代久远,也无从查考了!然而,用鲜血给基督圣教铺平道路的,正是这些无名英雄们啊!我们目睹今天圣教会的繁荣发展,基督的名传到了世界各地,想到当年殉道烈士们,为圣教会树立根基的英烈们,他们的信德精神着实令人敬佩,这些千千万万的烈士、烈女,不分年龄、地位、性别或为教宗、主教、或为贩夫走卒,他们所作证的,是同一的信仰,他们所渴望的,是同样的牺牲,英勇的事迹也属大同小异,我们只能从“致命圣人录”这本书中,为您选出几位特别著名、特别突出的向您作个报导,一方面,您可举一反三,一方面,也作为教会光荣的象征。

我们第一个要举出的殉道烈士,是安提约基亚的圣“依纳爵”主教。他是一位有魄力、敢做敢为的人、是一个十字架革命家的典型人物、是一个为了信仰及正义,不惜赴汤蹈火的英雄,他曾说:“我们无论在做任何行为时,都应该想到,是天主与我们同在!”他的这句话,成了很多努力修务圣德的热心教友奉为圭臬。宗徒们的几个继任者,他也都认识,所以他是宗徒时代的直接证人之一。他通过圣“保禄”或圣“伯多禄”的媒介,直接与耶稣发生联系,他是安提约基亚的第二任主教,也是圣宗徒们的亲炙弟子。圣“依纳爵”主教,是在“图拉真”皇帝在位的初年被捕的,大概和圣“伯多禄”的第三位继任者圣“格肋孟”在罗马殉道,以及圣“西默盎”在耶路撒冷殉道的时间相近。他的案件,由何人发动检举,我们没有文献可以考证,我们所确实知道的是,他在公元107年遇难,和其他的两位同伴,在安提约基亚宣判了死刑以后,被解送到罗马,供饿狮猛虎所撕裂吞噬。他在去罗马的途中,给小亚细亚和罗马教会写了七封书信,直到现在还保存着,内容异常的动人,称得上是教会早期文学的矶珠,成为不朽的名著,堪与圣“保禄”的书信相比美。他自知即将为真理、为基督捐躯,热血在他身上沸腾着,他这样说:“无论在刀剑的锋刃,或在猛兽的爪牙下,我都与天主相偕,我与天主永不分离。”他给罗马教友写这封信的动机,是因为他听说罗马的教友正在设法营救他,他尽力制止他们不要那样做,他的信上这样写着 :“祭台既然准备好了,请让我去流血献祭吧!请让我作野兽的食饵被猛兽吞噬,如此,我就能亲近天主,我是天主的麦粒,希望藉着野兽们的利牙,被研磨成为面粉,成为基督无玷的面饼,你们为我恳求吾主耶稣,肯藉野兽的牙齿,把我做成牺牲,献给天主,希望它们快来咬死我,不要像对待其他殉道者那样,不敢下口,如果是那样,我要激怒他们,巴不得最酷烈的刑罚加在我身上,只要我能享有基督便够了。”他担心因着罗马的教友营救他,使他被释放而失去了致命的荣冠。圣‘依纳爵“到了罗马,不久就遇难了!如他所愿,死于野兽们利牙之中,麦粒,终于被研成面粉,做了基督无玷的面饼,踏上了殉道者的血路。

在缅怀安提约基亚的殉道主教圣“依纳爵”,以及士米纳的“鲍利加布”主教,他们壮烈成仁为主牺牲殉道的英烈事迹;也讲到了现在的法国,就是当时称为高卢的这个地方,看到其中最为活跃的里昂信友团体;公元177年,九十高龄的“保丹”主教以及五十多位教友先后被不同的残酷刑罚处死;女奴“白朗蒂诺”和年仅15岁的少年“本地克斯”,也以英勇慷溉的表现为主基督的名而在酷刑之下走上殉道之路。今天的“朝圣之途”,我们将从高卢的里昂教区回到罗马,我们要带领各位到一位殉道圣女,”则济利亚” 的旧地参观,同时为各位讲述她的英勇事迹,欢迎您的收听。

“麦克奥里略”皇帝在位的最后几年,当高卢的教难刚刚停止,多难的教会又在罗马遭到了打击,当时的罗马帝国也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在大不列颠、莱茵河、多瑙河和亚美利亚这些地方,在军事方面失去优势,国内又有疫疠盛行,军人叛变,为了移转人民的注意力,掩饰帝国千疮百孔的局势,自然又拿基督徒来开刀了。

圣女”则济利亚”,她是在公元178年到180年间殉道的,也就是我国东汉灵帝在位期间。她出身贵族,她的家族是罗马最高贵、最古老的一个家族,也就是“则济利亚”大家族。在罗马的共和国时代,“则济利亚”家族的人,位高爵显,在“维爱斯”和“迦太基”战役中,屡次的立下了汗马之功,是罗马人所崇拜的民族英雄,“则济利亚”家族的妇女,在当时妇女社会中,以贤德著称,也许您会问,系出名门的”则济利亚”怎么会信奉了基督的教会呢?相传呢,是她的一个信仰基督的奶娘把基督的教义传给了她。听众朋友,您还记得“安东尼”皇帝在位的时候,殉道烈士当中,不就是有两位也是贵族妇女,圣女“伯拉赛特”和圣女“普登西爱纳”。”则济利亚” 虽然在锦衣丰食、养尊处优的生活下长大,但是却能够不忘勤修苦行,古老的传记中这样说:”则济利亚” 在她所穿的锦绣衣服里面,带着用马尾制成的 苦带,到了及笄的年龄,她的父母为她谈好了一门亲事,未来的夫婿也是出身望族,是著名的“瓦来里意”族的贵公子,家道十分的富裕,这段婚事,在一般人的眼光下,的确是门当户对,珠连壁合,“瓦来里意”家族的府邸在台伯河的对岸,谁也想不到这座美轮美奂的府邸,竟然成了”则济利亚”殉道的处所。

“则济利亚”从小就许愿要守贞事奉天主,她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未婚夫呢?她是因为怕被人出卖,而心里有顾忌吗?或者,这 是天主上智的一种措施?隆重的婚礼举行完了,宾客都告辞了,只剩下了两位新人在洞房里,”则济利亚”向上苍默祷,护佑她身体心灵纯洁无瑕,然后对新郎说:“我有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但是你必须发誓严守秘密。”“瓦来里意”看见新娘子突然双眉深锁、忧容满面,便一口答应决不泄漏秘密,于是呢,”则济利亚” 就把她守贞不嫁的理由,全盘托出,“瓦来里意”注意地倾听着,”则济利亚” 把耶稣的事迹、基督圣教的信道也讲给“瓦来里意”听,没想到耶稣的爱正对他展开了双臂,他也可以成为圣教会的一份子,奇迹也真出现了!“瓦来里意”听了新娘子的话,就跑到了亚比思大道,去见罗马的主教“乌尔班”,两脚跪在“乌尔班”面前,要求加入基督的羊栈,“乌尔班”给他付了洗。当“乌尔班”口中诵念着付洗经文的时候,“瓦来里意”在神视中,看见一个头上戴着金冠的老翁,递给他一卷书,书的第一面写着:“一个真主、一个信仰、一个洗礼。”天主俯允了”则济利亚”的祈祷。
不久“瓦来里意”的胞弟,“弟伯尔斯”来探望兄嫂,一进门鼻子就闻到兄嫂的房间里,传来了一阵阵特异的香味,又看到他们的行动,听到他们话的口气,都和以前不一样了,不由得感到惊奇,他们对“弟伯尔斯”说:“这是肉眼看不到的玫瑰和百合花发出来的香气”,接着,”则济利亚” 也把圣教会的道理讲给他听,奇迹又再度重演,‘弟伯尔斯“很兴奋的对嫂子”则济利亚” 说:“主的天使藉着你的口说了话!”他也跑到“乌尔班”主教那儿要求领洗。
领洗以后的两兄弟,全力宣扬,并且维护圣教会,他们在自己的花园里营建陵墓,用来安葬殉道的烈士们,又在家里举行宗教仪式,不久他们的活动开始受到了仇教份子的注意,将他们扭送官厅,依法审讯,法官看到他们兄弟俩是贵族子弟,原想网开一面,法外施恩,法庭开出来的条件却是让他们兄弟俩背弃基督圣教,可是兄弟俩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甘心情愿杀身成仁、舍生证道,他们俩大无畏的精神,感动了在旁边的一个差役,这个差役也追随了他们的榜样信奉了基督,于是由差役一变而成了死囚,三个人同时被押上了刑场,“瓦来里意”兄弟俩死于刀枪之下,这位差役呢,则被用皮鞭抽打而死。

“则济利亚”开始度童贞寡妇的生活,她把三位殉道者的遗体迎回安葬,她的信德反而比以前更加的坚固,她不久也被逮捕了,在法庭里公开了认自己的信仰,她说: “我们决不否认天主的圣名,我们绝不能这样,我们宁愿为争取至高的自由而丧生,绝不忍辱偷生。””则济利亚” 丝毫不畏惧法官,她以嘲笑的口气说:“你们所崇拜的不是泥塑木雕的偶像吗?”法官无言可对,下令将她处死,他们起初采用对待贵族妇女的那种死刑,那就是把她关在一间密不通风,烧得滚热的浴室里面,让她窒息而死,可是过了一天一夜,打开浴室的门,”则济利亚” 竟然安然无恙!她正在祈祷,于是又改用斩首的酷刑,刽子手连砍了三刀,还没能将颈骨切断,按照当时罗马的法律,斩刑最多只许砍三刀,这时候的”则济利亚” 躺在地上,满身是血,但却气息尚存,凭他那股坚强的意志力,竟还有力量劝慰在场的人,这是多么悲壮动人的一幕啊!

这段故事告诉我们,守贞女子的优越地位,她们虽然并不生男育女,却生了许多超性的儿女,奉献给天主,这种使命感,基本上就推翻了罗马人对妇女的观念,罗马人认为女子是种族繁衍的工具,”则济利亚”的守贞,大大的提高了妇女的地位。

“则济利亚”的殉难事迹,固然深动感人,但是我们更爱读一段平铺直叙平凡无奇的故事,描述的文体十分的简洁,几乎是官厅的纪录或报告,这件殉难的事件,发生在非洲北岸的迦太基,发生的时间是在公元190年左右“科摩德”皇帝在位的初年,也就是东汉献帝的初平年间。迦太基是靠海的商港,是突尼西亚的商业中心,福音很早就传到了这里,公元130年左右,也就是东汉顺帝在位的初年,我们确实知道已经流传到北非,因为殉教的悲剧是在努米底亚的一个小村庄西里发生的。

西里村有12位信徒被人告发而被官厅所逮捕,其中有五位还是妇女呢!被解送到迦太基来受审。我们现在对当时审判的纪录,不加增删一句话或一个字,也不加上任何的注解,直接的述说给听众们来听,而让听众们自己去领会,信德能在一个人的心灵深处产生多么大的勇气和圣化的作用啊!

当时的审判纪录如下:

7月17日,斯贝拉杜、纳匝禄、西蒂纽、杜那达、塞康达和范斯帝亚等人在法庭受审。

总督说:“你们如果能回心转意,皇帝可以开恩宽恕你们”

斯贝拉杜说:“既使在别人虐待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是以德报怨,为他们祝福,我们是奉公守法的良民。”

总督说:“不错!但我们有国教,你们必须信奉国教。”

斯贝拉杜说:“请你听我说,我告诉您一个极为简单的奥理。”

总督说:“我不要听你的话,你还是宣誓皇帝是神吧!”

斯贝拉杜说:“世界上没有一个皇帝是神,我只钦崇无形无象,肉眼不能看见的天主,我绝不偷窃,也不抢劫,我还按期线纳国税。”

总督转身对别的被告说:“你们赶快放弃这些信仰吧!你们不要像他一样发疯。”

西蒂纽说:“除了我们的天主以外,我们不敬畏任何人。”

杜那达说:“我们按照凯撒应有的地位尊重他,然而我们所惊畏的只有天主。”

范斯蒂亚说:“我是一个女教友。”

塞康达说:“我也是一个女教,而且我要永远做教友。”

总督又对斯贝拉杜说:“你坚持主张信奉基督的宗教吗?”

斯贝拉杜回答说:“我是教友。”

这时全体被告都异口同声的宣称自己是教友。

总督再问:“你们还要考虑一下吗?”

斯贝拉杜回说:“我们的决定是明智的,我们不必再考虑了!”

总督接着又问:“你们这盒子里面是什么东西?”

斯贝拉杜说:“圣书!还有贤人保禄的书信。”

总督说:“我给你们30天的期限,你们从长考虑吧!”

斯贝拉杜说:“我是教友。”

众人都做了同样的表示。

总督宣读判词:“斯贝拉杜、纳匝禄、西蒂纽、杜那达、范斯帝亚、塞康达和其余的被告,承认信仰基督教,本人一再劝说,他们仍坚持拒绝,特宣判他们处死列。”

斯贝拉杜说:“我们感谢天主!”
纳匝禄也说:“今天,我们将因殉教而入天国。”

总督命传令官宣布:“将斯贝拉杜等12人处死。”

众被告一致宣称:“ 感谢天主”

就这样,他们都获得了殉教者的荣冠,他们在天国与圣父、圣子、圣神在一齐,于永世之世,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公元第二世纪,罗马帝国各地的教难,我们只能代表性的选出几个地方或几位比较有影响力,也比较著名的殉教圣人的事迹

在公元元178年到180年之间,“马克奥里略”在位的最后几年,罗马贵族家庭出身的圣女”则济利亚”的夫家“瓦来里意”家族的府邸,“则济利亚”在奶妈及女奴的教导下领洗奉教,并且许愿守贞,结婚以后,向他门当户对的夫婿“瓦来里意”透露守贞的心愿,并还向“瓦来里意 ”‘讲述耶稣的生平事迹以及教会的道理,“瓦来里意”就在当时罗马的主教“乌尔班”的手中受洗,然后又把耶稣基督介绍给胞弟“弟伯尔斯”,“弟伯尔斯”也在“乌尔班”主教中领了洗,不久以后,他们在自己花园里营建陵墓安葬殉道烈士,以及举宗教仪式的行动,被仇教者告发,被捕受审死于刀枪之下,”则济利亚” ,这位被后世封为“音乐主保”的殉道圣女则被判室息而死,但24小时后,却安然无恙的在密室中祈祷,又再改判斩首之刑,刽子手连砍了三刀,颈项仍然没砍断,”则济利亚” 虽然全身鲜血淋淋,她还鼓足余力劝慰着四周的人;此外,我们也提到在公元年190年,北非迦太基城12名信徒被逮,在总督面前无恐无惧地接受审判,接受了死刑,为了这死刑,他们还异口同声的宣扬赞美天主!

今天的“朝圣之途”,我们将从时光隧道中走进公元第三世纪,也就是东汉献帝“建安”年间到西晋惠帝在位的一段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第二世纪是罗马帝国的极盛时代,但也早已埋下了衰颓的种子,这些衰颓的种子,便在第三世纪逐渐萌芽,社会逐渐失去了平衡,帝国的势力也逐渐衰弱,家庭制度日趋瓦解,伦理、风俗日益败坏,于是争夺王位的野心者屡次兴起内战。“高摩德”皇帝的被杀,结束了“安东尼皇朝”;“柏尔帝纳”在位仅仅只有87天,就被卫兵刺死;经过几个月的内战,一个从非洲来的皇位觊觎者,以残酷的武力恢复了罗马帝国的秩序,创立了一个新的皇朝,史学家称它为“塞弗禄皇朝”。

这个事件暴露了罗马帝国制度上的严重危机,帝国是由暴力统治的,在罗马帝国,皇帝掌握着全部的权力,但是谁赋予他大权独揽的?是元老吗?元老院早已无能为力了!是人民吗?人民的发言权也被剥夺了两个世纪了,所以皇帝的权力,是完全建立在由军队代所代表的暴力上面。

在整个第三世纪中,可以说罗马是处于军人专政的状态,皇帝的废立由军队来决定。军队则是因贿酪、嫉妒、恐惧、讨厌纪律等奇奇怪怪原因的,而拥立或推翻某个皇帝。因此统治着西方的罗马政权,事实上是一种盲目的,无法控制的力量,这个力量又纯粹是由卑鄙的利欲观念所支配着。而军队呢!它已经不是由罗马人民所组成的了。罗马人,对兵役已经不感兴趣,只是一些军官还是罗马人。在义大利的本土所征募到的军人越来少,而在其他各省区募集的士兵却越来越多,这些士兵大部份出身外族,例如日尔曼人、叙利亚人、阿拉伯人等,他们被罗马军队征募,替罗马人驻守各地边防地区。而到了第三世纪的末期,整个罗马军都属于这个类型,这些招雇而来的人,根本就不认识罗马的传统精神,只知道服从地方上的军事长官,所以长官如果揭起反对某个领袖的旗帜时,兵士们就一致附和,权力一落在军队的手上,罗马传统的军队制度本身就瓦解了!这一切便形成了由下层开始的革命。

“塞普丁.塞弗禄”执政期间,也就是公元193年到211年,东滩献帝初平四年到建安16年时,他力图挽回,想要恢复帝国旧日的声望,他去逝后,罗马又陷入紊乱的局面,短短24年之内,换了四个皇帝,“塞弗禄”的儿子被军人杀死、篡位者“马克里努”作了5个月的皇帝被废、新君“挨拉加巴”在位四年,也死于非命、最后,第四个皇帝因想要推行改革,触怒了军队,终究被杀而死。公元235年到268年当中,就是中国三国时代,罗马帝国可以说是处于无政府的状态,这一段时间中,形形色色的想像不到人都会登上皇位,例如出身哥德族的“马希米努”,他的身高有两公尺40公分,有如鹤立鸡群,每天喝酒25公升,一脚能踩伤一只马腿,他也不会说拉丁话。不过在罗马这些短命的主人中,也有几个却是有才能的,也想要力图收舍残局、重振旧日帝国的声威,他们却都死于非,在战斗中、在骚乱中、在阴谋中,被人杀害。

在那段时期,一切自然因素似乎都联合起来将西方世界投入恐怖和混乱中,第三世纪五十年代,地中海一带发生地震,地震之后又发生海啸,义大利和北非饱受伤害,驻守边境的军队,虽然拥有坚固的堡垒,但边防在各方面已发生分裂,那时候,虽然蛮族入侵,但并不是成千成万的侵入罗马的国境,而是一种半和平半暴力式的渗透进来。莱茵河、多瑙河边境不断受到攻击,而在遥远的草原深处,日尔曼人受到来自亚洲的人向西迁移的影响,往地中海方面突进,有时冲入边界,袭击罗马省区,例如公元 258,曹魏的甘露三,法卅克人侵入了高卢和西班牙,一直达到非洲西北部,而在东方的波斯人,也力图收复旧日的领土,在东方也在进行着战争,造成罗马帝国处于腹背受敌,疲于奔命的局面,一面要在莱茵河、多瑙河应付日尔曼人的侵略;一面又得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抵抗波斯人,这些可怕的变动,当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也引起严重的后果。其实呢!自从罗马帝国发动扩充领土的战争以来,它的生活程度已超过了本身所能供应的能力,罗马军队在占领的地区掠夺财富已消耗殆尽,征服领土的战争一结束,就陷入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的危机又导致到了货币的贬值、物价飞涨、投机份子兴风作浪操纵取利,整个经济制度,已经是混乱不堪的局面。罗马帝国虽然即将达到灭亡的程度,不过在公元268年,也就中国西晋武帝即位初年,在“伊利利安”皇朝统治之下,却使灭亡延缓了70年。

政治、经济的危机,不过是罗马整个社会制度衰败的反映,从第三世纪开始,罗马帝国的破隙逐渐扩大加深,帝国的组织受到慢性的消蚀和破坏,伦理道德也不存在了,金钱至上,成了帝国的真正统治者,最基本的家庭伦理都被打倒了。而破坏道德伦理的是宫廷,上行下效,一唱百和,离婚姘居成了司空见惯的事,罗马的社会活力也在消耗步向枯竭,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观察罗马社会,都有一种衰败的印象,这个社会已不知自己应往何处去,只是盲目的向前走。许多人对于这种苦闷的局面感到不安、烦恼,它不再像“奥古斯都”时代那样,企图在本身的传统中觅取希望,而是将它的目光移往近东。近东的文化 开始侵入古老的罗马,拉 丁人的心灵完全浸沈在近东的潮流,这种仿效外国的作风,越来越严重,不仅在伦理和宗教方面,甚至在政治组织方面,罗马也效法波斯。面对着组织严密繁营强大的“波斯帝国”,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已破产的古罗马帝国,产生了自卑的心理,波斯的文化成了罗马人崇拜景仰的对象,“戴克里 先”在第三世纪末期,便处处仿效波斯社会的统治方式,连宫廷礼仪也不例外了。

这种混乱激动的情况,在宗教方面也达到了顶点。罗马人对现世的一切感到失望,便自然地想从宗教方面获得答案,罗马当局,从皇帝起直到最低级的官吏,继续奉行国教的仪式,崇拜国教的神,同时近东的泛神主义不断地打入罗马社会,近东各种宗教派系的神,都各有其崇拜者,此外,一切迷信、巫术、星相术像雨后的春笋,流行各处,当时罗马人对宗教问题所采的态度,可以拿“塞普丁.塞弗禄”皇帝的例子做个说明。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军人,但他除了崇拜罗马国教的神以外,同时还崇拜希腊的“力神”和“酒神”,他加入希腊的神密宗教,把迦太基的“天后神”带到了罗马,他也信仰埃及的“塞拉比神”,在叙利亚重修了“日神”的神庙,他还迷信星相术,他的妻子、小姨子、内侄女都是“日神”的司祭。
这种重矛盾、混乱的宗教信仰,可以归纳为四大类。

第一种是星相术,它发源于近东的美索不达米亚,对于不可知的未来以及心中的愿望,都是从星相术中去求取满足,当时的罗马帝国,除了基督徒以外,几乎都相信从波斯传入的星相术。第二种是太阳教,当罗马军队在亚洲各国驻军之后,波斯的太阳教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祅教”,就开始打入罗马军队,军队再将这种宗教传到帝国全境,太阳教在罗马获得迅速的成功,太阳神的神庙也在各地相继设立,仅仅在罗马城内的太阳神庙就有60座。第三种是新柏拉图主义,“塞弗禄”皇朝时,“阿茂尼.撒加斯”在近东的亚历山大城,设立了一个哲学学校,这学校立刻获得了广大的支持和声望,人们称这批学者们为“新柏拉图派”,顾名思义,似乎是一种哲学,但同时也是种宗教,也可以说是一种有宗教性的哲学,这一派并不排斥偶像崇拜,他们尊敬外教的神,把偶像崇拜的理论加以整理,给予新的解释,利用“斯多噶学派”、“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的学说来复兴偶像派。第四种是综合教派,星相术、太阳教、新柏拉图主义在当时的罗马社会,并非彼此隔离对立的,三者综合后,形成了一种所谓的综合教派,这个衰败了的罗马社会,不肯接受固定的教义,宁愿接受武断的、混杂的、混合的宗教,其次呢,将各民族的信仰混合为一体,在政治方面是有利的,皇帝可以利用这种方法,来确保领土的统一,所以呢,在这三世纪,大多数罗马皇帝都热烈拥获“综合教派”。

罗马社会在第三世纪中,所表现的宗教情形,便是这种状况,以前所提到的关于崇拜偶像所表现的特征,是越来越有力了。精神上的苦闷,以及对于真理的不安的追求,越来越敏锐,但是却无法得到满足,对圣教会的前途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这些宗教形式,教会是抱持着对相反的立场,但却在不知不觉之中为教会开辟了新的道路,他们将一些诚实的心灵推向更灵性、更人道的、更完傋及更令人得到安慰的教义,为挽救整个罗马古老世界的危机,就只有接受福音,信从主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希望了。

看到了第三世纪圣教会扩展的惰形,同时也看到教会内的冲突、磨擦的种种问题,但当教难来临,信仰受考验的时候,又彼此互相了解、和衷共济。教友们的成份虽然良莠不齐,带有人性弱点的凡人组成的圣教会,在天主亲自领导下,通过每一个历史阶段考验,向前迈进。今天的“朝圣之途”,我们将要看到教难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凶暴残酷的第三世纪教难的原因,以及殉教烈士们的英勇事迹,欢迎您的收听。

在某些范围内,第三世纪的教会和罗马社会的相互接近,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他们之间,基本上是对立的。一般群众对教会的仇视心理,骨子里也没改变,群众反对基督徒及圣教会的态度仍旧存在,对基督徒的暴动随时爆发着,在北非、埃及、罗马都有暴动发生,甚至比暴动更危险的是,教外人对圣教会展开了思想战。

有些外教人已经深深明白,这个基督宗教对罗马帝国的威胁,他们已不像第二世纪那样的责傋基督徒脱离群众,诬告基督徒蔑视罗马社会的法律、风俗和文化,他们充份认识古罗马社会和教会之间,正进行着一个有决定性的战斗。

罗马古老文化与基督徒的对立,究竟是怎样的呢?它不是一种法律方面的对立,因为教友一直都遵守着,宗徒传下来的爱国和守法的命令,他们都是奉公守法的善良公民,基督徒并不对罗马社会的一切措施都加以反对,他们认为,罗马安定的秩序、严密的行政组织,这些对于传教是有利的。他们所反对的是,罗马政府所推行的迷信、罗马政府所崇拜的国教神袛、他们所反对的是,罗马社会的不公平、罗马官吏及上层社会的腐化生活。

当然,罗马当局对于基督徒的这种思想和态度,绝对不肯容忍,因此,罗马的仇教政策,含有浓厚的政治因素。当罗马当局一旦认出了两者之间的对立根本无法调和时,便集中火力,以全部力量来打击这个令他们畏惧的敌人了。

第三世纪的罗马帝国恍如一个病入膏亡老人,有时在半昏迷的状态中,有时又神智清醒、强图挣扎,所以第三世纪的迫害是断断续续的,局势时而紧张、时而松弛。公元第三世纪的初期,教会大约享受了15年的和平,各地当局对圣教会采取不干涉政策,“安东尼”皇朝的最后一个皇帝,“高摩德”皇帝,对基督徒极端的宽大,甚至特赦了服苦役的基督徒,“高摩德”死后,政局混乱,想要争夺皇位的野心份子,没有时间和精力对圣教会发动严厉的斗争。教会便利用这段短短时间的安定,治疗自己的创伤,充实自己的力量。“塞弗禄”皇帝即位以后的最初几年,情势也还算平静,有时偶然有一些仇教事件,基督徒被人检举,罗马当局仍然根据“图拉真”皇帝的诏令,将基督徒判处死刑,皇帝本人并没有参加这些迫害的行为,反而出面干涉,事情因而就不了了之了。不料到了公元200年,皇帝的态度,忽然的转变了,教会开始遭到空前严峻的迫害。

“塞弗禄”皇帝本人是一个不择手段的小人,为了打击政敌,不惜采取诡计阴谋和暴力,他改变对待教会的政策,原因究竟为何?我们无法稽考。“塞弗禄”皇帝迫害圣教会的诏书令 ,大概在公元200年之间颁发的,这个诏令并不能算是一个正式的法令,而只是一个指令而已。这项指示,对圣教会的打击是极为严重的,过去教会每天吸收许多新的份子,如今,入教是有罪的,劝人入教的也是有罪的,教会也就无法公开的传教了,好在打击的对象仅限于新入教的和劝人入教的教友,“塞弗禄”皇帝的指令 ,创立了一种新的法律程序,过去,政府采取不告不理的原则,教徒必须有人检举,才加以审理征罚,“图拉真”皇帝的诏令明白的规定,不可追索基督徒,而现在,根据新的指令,官吏应该负责去搜捕入教者和劝人入教的教友,不必等待群众的告发检举。这么一来,搜捕教友就成了一种有计划的行动,教徒所受的苦难是残酷的,所幸的是,这种恐怖行动是短时期的,教会尚有可以喘息的机会,过了一个时期,教难又再度爆发。在第三世纪,这样断断续续的教难,一直困扰着圣教会,教友们发挥了英勇的精神,以忍耐战胜暴力。

这是圣教会以鲜血写成的一页光荣历史,大多已经失传了。根据圣“希玻利特”的记述,我们因而能够知道,罗马有大批教友为真理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考古学家发掘出罗马的地窖时,发现“加利斯多地窖”,在公元第三世纪增建了许多的秘密通道,就是为给在紧急状况下,教友们避难逃生用的。亚历山大城的教理学校被迫关闭,许多新教友甚至是望教友都被判了死刑,年青的“波达米安”和她的母亲一齐被丢进了大铁锅里,大铁锅里是烧得滚热的沥青。在小亚细亚、卡帕多西亚的总督,因着自己的妻子皈依圣教会而大为愤怒,疯狂的迫害教友,在高卢,教难非常的惨烈,遇难的有里昂的主教圣“依肋内”、圣“安底奥”、“埃比多”、“马尔塞”、“瓦伦定”、“辛福林”。非洲各地,教难的时期虽然很短,其惨烈的程度,绝非笔墨所能描述,在这些殉道烈士中,最为杰出的是“菲力齐大”和“伯尔伯多亚”两位圣妇。“伯尔伯多亚”她出身贵族,是迦太基南部地方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结婚生子,度着幸福的家庭生活,教难爆发,迫害来临时,“伯尔伯都亚”和许多男女教友被逮,她和她的两位女仆“菲力齐大”、“莱渥加多”锁在同一个牢房中,同时被捕的还有两个青年,不久担任教导她们要理的“撒都鲁”也被捕了!负责执行仇教命令的是非洲的代理总督“希拉利亚”,为了能递补总督的实缺,他特别的卖力,而基督徒所遭到的特遇也就更加的残酷。

“伯尔伯都亚”于公元202年的秋天,被解送到迦太基监狱听候判决。在迦太基监狱中生活惨苦,黑暗的斗室中,塞满了人犯,热度和臭气不堪忍受,这对养尊处优、度着贵族生活的“伯尔伯多亚”更是苦上加苦,后来教会的两位执事,用钱买通狱吏,使犯人的待遇稍为好些。有人把“伯尔都亚”的孩子抱到监狱来,使她们母子重逢,“伯尔伯都亚”也获得了很大的安慰,她自己形容说,从这时候起监狱已为她变成了宫殿了。物质上的痛苦还算算不得什么,最大的是精神上的苦,“伯尔伯都亚”看到自己的父亲长途跋涉到监狱来探望爱女,哀求她以骨肉为重,暂时屈服,以保全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假若当时您也在现场的话,您必也会感同身受,这是多么痛苦悲惨的事啊!然而“伯尔伯都亚”有的是勇气,她不惜牺牲一切,牺牲个人的生命,牺牲骨肉亲情,以换取致命的荣冠。在监狱里她的英勇精神,给众人起了示范作用,她和要理老师“撒都鲁”共同鼓励监狱内的其他囚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伯尔伯都亚”和她的同伴们,怀着致命和光荣进入天国的兴奋,和在充满望德的气氛中度过了冬天。第二年春天,总督将“伯尔伯都亚“提到衙门审问,劝“伯尔伯都亚”说:“为了顾念老父幼子、保全性命,你背弃信德,祭献吧!”她回答说:“不!我不祭献!你是基督徒吗?我是基督徒。”“伯尔伯多亚”的老父也在场,他苦苦求爱女背教,总督甚至还用苦刑恐吓,这一切都不能动摇“伯尔伯都亚”钢铁般的意志,她被判解往竞技场供野兽吞噬。判决宣布后,发生了一作很令人感动的事,那时“伯尔伯都亚”的女仆“菲力齐大”,已怀有八个月的身孕,执刑的日子越接近她越焦急,因为法律禁止将怀孕的妇女处死刑,她担忧她的刑期将会延缓,使她不能同狱中的难友们同领受致命的荣冠。她们热切的共同祈祷了三天,求天主为他们解决这个难题,到了晚上,“菲力齐大”开始阵痛,在生产的过程中,她不停地呻吟,狱卒讥笑她说,这一点痛苦你都已经吃不消了,那么把你投给野兽,那更该如何?“菲力齐大”回答说:“现在的痛苦,是我一个人承受,将来在竞技场上,另有一位将和我在一齐,祂将代我受苦,因为我是为祂而受苦的啊!”“菲力齐大”生了一个女婴,被一名妇女领养了。她们凯旋的日子终于来到,这几位殉道的圣人,出了监狱向刑场走去,他们走到刑场门边,监斩官下令给他们穿上邪神司祭的祭服戏弄他们,“伯尔伯都亚”以异常坚定的口气说:“我们是为保护我们的自由而心甘情愿来到这里,而且正是为拒绝祭神,我们才须牺牲生命,这是我们同你交换的条件。”行刑的时刻一到,首先把“莱渥加多”和一个年青人投给一只熊和一只豹,任由熊和豹把他们两个人撕碎了、咬烂了,随后又放出一只野猪将另一个年青人撞了几个翻滚,却没有咬他,再放了一只熊,仍然没动静,只好把这年青人活着给提了上来,至于“伯尔伯都亚”和“菲力齐大‘两位妇女则是被剥光了衣服,用网子罩住放在刑场中央,以便被野牛加以蹂躏,不料观众竟动了羞耻之心,给他们穿上了衣服。”伯尔伯都亚“先被野牛撞翻抛在空中,她一眼看见自己的长衣被撕破了,于是连忙把服拉紧,盖住自己的腿部,她对羞耻看得比疼痛还重要。然后在地上找到了他的发夹,把散开来的头发整齐的夹起来,他认为殉道者在这个光荣的时刻,不该披头散发一付哀伤的样子,装饰好后又站起来,一眼看见”菲力齐大“伤势严重卧在地上,便上前去把她扶起来,不料观众的心竟一时软化,使他们从生活之门走出来,那里知道,过不多久,群众又命人把还没死的几个人再度拉到刑场,有的被豹子咬死了,一名刽子手用剑向”伯尔伯都亚“砍去,但技术太差,砍在她的肩膀上,还是”伯尔伯都亚“自己捉住剑放在自己的咽喉上,帮助刽子手 砍断自己的脖,她是在公元203年殉道的,死的时候只有22岁。
这一段悲壮的事迹,是一个在场的人所记述的。

公元第三世纪教会内的黑暗面,也在公元202年目睹了北非迦太基一场空前悲壮的大教难,两位年青的妇女“伯尔伯都亚”、“菲力齐大”及几位年青人,在各种屈辱和惨烈的竞技场中被野兽撕碎咬烂、被刽子手用剑砍死那种悲壮激昂的殉道,真是惊天动地!难怪“殉道者大事录”的编者说:“你们这些亲眼见到这些事的人,你们要纪念主的荣耀,你们这些读或听到这段传记的人,将与诸位殉道者通功,并与主耶稣通功,荣耀归于主基督耶稣!”我相信,在上星期收听这个节目的人,也像我一样一定深受感动久久不能自己,从心中发出浩叹,那份由衷钦佩的情怀不禁油然而生。

“塞弗禄”皇帝对基督徒的迫害固然是残酷的,比以往各次的迫害更为广泛、更为有组织,但是并不是全面性的,并不以全体基督徒为对象,在以后的三、四十年,罗马并没有采取全面性的迫害,而是镇压和宽大的政策互相交替,可以这么说,罗马当局对教会所采取的态度还不确定。

“塞弗禄”的儿子“加拉卡拉”是罗马历史上最凶狠的暴君之一,其残酷的程度不亚于“尼禄”、“道米先”、“高摩德”,然而他对基督徒并不采取严厉的政策,他虽没有撤销“塞弗禄”颁的仇教指令,但是呢!并不认真执行这个指令,在“加拉卡拉”当政的时期,只发生过几次地方性的仇教暴动。

“加拉卡拉”被刺以后,由他的侄子“埃拉.加巴拉”登基为皇,他荒淫无道,只知道寻欢作乐,对治理国政丝毫不感兴趣。他计划在巴拉丁山上建造一座神殿,将所有宗教的神,也包括基督徒的神在内,供在“日神”的四周,但神殿还来不及建造,就被人推翻了,由“亚历山大”登基为皇。“亚历山大” 受太后“朱莉亚”的影响,本身对罗马的传统观念颇为冷淡,因为“朱莉亚”对圣教会颇有好感,再加上朝臣中,信教的颇不乏人,而不肯对基督徒下毒手。他是综合派的信奉者,与基督徒关系甚为良好,在他当政的时代,基督徒虽然没有法律上的地位,至少他们有权,以他们认为适当的地方钦崇天主。可惜“亚历山大”在位不久,就被“马西米奴”推翻了。“马西米奴”原是一个巴尔干半岛上的牧羊人,身材魁伟、粗暴中还带着狡猾,在军事政变中登上皇位,于是就把罗马帝国当时的政策,作了个180度的改变,就因为“亚历山大”对基督徒采取的是宽大政策,他便选择了恐怖政策,这次的迫害,政治成份多于宗教成份。他在诏令中特别注意教会的领袖人物,在他眼光中认为,使基督的教会解体比消灭教友更为重要。皇帝的诏令是否发生了很大的效力?事实上,那时候帝国的许多地区与中央政府已经脱离关系,有些省区的行政首长视诏令如同具文;在有些省区,官员们还遵奉着皇帝的命令,焚毁教堂、逮捕主教,司祭判处死刑,有时连普通教友也被判死刑;教宗“蓬西安”和圣“希玻利特”被放逐到撒丁岛;近东的卡帕多西亚和本都迫害相当惨烈。好在这次教难并不长久,不久因为日尔曼人的入侵,“马西米奴”全力抵抗外敌,无暇兼顾国内的宗教事件。三年后,“马西米奴”也被卫兵所杀,仇教政策也就终止了。

“腓力”登上皇位后,更完全走上与基督徒妥协的路。“腓力”并没有颁布任何迫害教会的诏令,他和基督徒的关系相当的融洽,待基督非常宽大,但仇教的怒火并未全面平息。“腓力”在位的最后几个月,亚历山大城又发生了仇教事件,基督徒在街上,甚至在自己的家里受到袭击,被群众用石块打死,基督徒的住屋普遍受到抢劫,而抢劫的人彼此分赃不均互相斗殴,动员了全城的治安人员出来弹压,暴动才告平息。

公元249年,“代西乌”登上罗马帝国的皇位,他出生于多瑙河流域的罗马家庭,他也是原籍伊利利阿省区的第一个皇帝。伊利利阿省区,比罗马帝国其他省区,更富于军事精神和古罗马人的传统品德。伊利利阿是当时的国防重镇,驻屯在这个省区的军队都得经过严密的挑选才够资格。“代西乌”是一个因着战功而升任的军官,是古罗马传统的典型代表,他登上皇位以后,就力图恢复旧日罗马的繁盛,国教呢?是他筹划重建的政治制度的一部份,他认为,崇拜罗马的神袛和崇拜皇帝的宗教仪式,就是向国家效忠的表示,拒绝举行这种宗教仪式的人,便是判乱卖国份子。所以,公元250年,“代西乌”的仇教诏令宣布,也因此带来了全面性的、有系统性的迫害,其恐怖的程度,足以使被选的基督徒信友丧失信仰。“代西乌”诏令的对象,并不只以基督徒为限,凡是不遵奉国教的人,依法都应加以严厉的惩罚,但受害最深的是基督徒。

仇教诏令的执行非常的认真,在法定的期限内,帝国各地方的司法当局,应该搜查管区内可疑份子的宗教,这个命令是一般性的,执行的官吏绝对没有任意解释、弹性处理的权力,司法当局不能等到有人告发检举时,才采取行动,他们应该主动的去搜查和逮捕。诏令打击的对象,除了主教、司铎以外,也包括普通的教友在内,甚至连埃及最偏僻的乡村,也雷厉风行地推行着迫害基督徒的运动。迫害的运动一开始,不信国教的嫌疑份子被带到地方委员会审问,这个委员会由当地士绅和公务员组成。我们知道,罗马帝国户籍制度是很严密的,所以基督徒很不容易漏网。假如委会认为罪证不足的案件就给撤销,其余的就被带进神庙,接着就强迫他们向神像祭献,或在神像面前献香;被认为有基督徒身份的嫌疑者,就应该宣读一篇亵渎天主圣教会的声明书,还必须当着众人公开宣布否认基督,接着大家举行聚餐,那是一种宗教性的聚餐,嫌疑犯应该当着众人吃祭献过的肉、喝祭献过的酒,履行了这些手续之后,基督徒的嫌疑身份便算洗刷清白,当局最后再发给一张证明书,上面呢,有详细日期、当局的签署、领证人的身份,证明他不是基督徒。在各地的考古学家先后发现了许多证明书,内容格式也都是一聿的。

“代西乌”的目标是很明显的,他不是一个嗜血的刽子手,他和过去的“图拉真”皇帝一样。“图拉真”曾经说过,他并不希望重罚信教的人,而是希他们停止信教。官吏们尽量采用迫使基督徒背教的措施,而不擅开杀戒,于是就用各种酷刑、硬骗软哄、威胁利诱,希望基督徒能背教。这真是一种相当恶毒的办法,许多的基督被幽禁在地牢,一连好几个月也不加判决,他们但求一死,以身殉道,官吏们竟以惊人的耐心,劝诱被告们,直到用尽了一切残酷的刑罚之后,才将基督徒杀死。“奥利振”曾经为我们描述当时的情形:当被告苦勇地忍受着残酷的刑罚,不肯屈服的时候,法官感到很苦恼,只要他们能够说服一个被告背了教,他便感到无限的快乐。

这次的迫害运动是全面性的,在帝国各地同时实施,所不同的是酷烈程度的强弱而已。这里要完全看执行的官吏个人的性格、当时的情绪、以及地方的环境来决定。比较人道的法官,故意的延缓执行诏令的时间,希望皇帝有一天会把诏令取消。在埃及,有些信奉“偶像教”的农民,因为不满罗马的统治,便乐于窝藏逃亡的基督徒,在很短的几个月下来,殉道的教友数目已经相当的可观了。

教宗“法比盎”是这次迫害运动中的第一个殉道者,他遇难的时间是公元250年1月,由于迫害的手段太强烈,在他死后的几个月内,继任的人选都无法产生。在罗马许多司铎和教友被逮捕,一部份病毙在牢狱中;一部份被押解到矿山的坑谷里作苦工;一部份被判处了死刑。这些殉道烈士,社会各阶层都有,有皇家的仆人、也有路过罗马的外方人。搜捕迫害的行动就像渔网那样的严密,很少有基督徒能够幸免。迫害由罗马扩展到义大利全境,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悲壮动人的圣女“亚加大”的殉道事迹。“亚加大”是西西里岛上的一名少女,总督因为看上了她的美貌,企图劝诱她背教,遭到“亚加大”的严厉拒绝,恼羞成怒,把“亚加大”放在烧红的炭火上,活活的烤死。

西方各地所受的迫害,比东方和非洲要轻得多,比较著名的是巴黎的主教圣“得尼”,他被斩首致命,与主教同时遇害的,是他的两个伙伴,他们在法国南部的土鲁斯,撒都尼努被人和一条发怒的牛拴在一齐,再从高处被推入深谷; 在西班牙,有两个主教变了节,背了教,因而引起基督徒的公愤。这一段事迹证明了,绝大多数的信友对是非善恶辨别得很清楚,不肯盲从少数懦弱的地方教会的领袖。

在非洲,若干教友过去曾受了异端邪说的影响,精神方面的武装大为削弱,遇到这场空前未有的打击,抵抗的力量也就薄弱得多,非洲主教圣“西彼廉”自认为,自己杀身成仁的最后关头还没有到,遂到乡下去暂避,继续在暗中领导各地区的教会团体英勇保卫信德。充实精神上的力量,这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明智的措施,在他辖区内的神长教友,不少被监禁、充军、屠杀,七年后,在“瓦来利安”皇帝发动的迫害中,非洲教会给殉道者的教会,写下了最光荣的一页。

从“塞弗禄”皇帝开始,经过“加拉卡拉”、“埃拉加巴拉”、“亚历山大”,到“马西米奴”当罗马帝国的皇帝时,再以恐怖政策迫害基督徒。“马西米奴”特别注意的是教会中的领袖人物,颁下了诏书,焚毁教堂,逮捕主教、神父、教友,判处死刑。“马西米奴”被卫兵杀死后,经过“腓力”而到“代西乌”登基为皇,“代西乌”在公元250年,又颁布了新的仇教诏令,他的诏令是“官厅有责任主动的搜捕教友”。这场教难,甚至连埃及最偏僻的乡籿,也雷厉风行,目的在停止人们继续不断的加入信教者的行列。这次的迫害,是全面性的在帝国的各地同时实施,教宗“法比盎”是第一个殉道者,其他著名的殉道者有圣女“亚加大”、圣“得尼”主教;在法国、西班牙、非洲、小亚细亚都有可歌可泣的殉道烈士。今天,就让我接着再为各位介绍几位在“代西乌”时代殉道的烈士们的英勇事迹。
在埃及,执政者真像是虐待狂,采用了各种最残酷的苦刑对待教友,好能取悦群众们,殉道的人数不在少数,有些被活活的烧死,有些受尽各种酷刑,才气绝而死。

近东各地区的基督徒,也都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在克里特岛,;济利禄”主教壮烈的牺牲了;在巴勒斯坦,年老的“奥利振”也饱受酷刑忠贞不屈。而在殉道烈士中最为后人钦佩的是小亚细亚,斯米纳地方的“彼奥纽”神父,他在公元250年和许多信友一齐被捕,他亲自用绳索系在自己和同伴的颈子上,他们被牵到看守庙宇的人面前,并且应由这个人负责证明被告对信仰的意见,“彼奥纽”神父面对大众公开发言,并对侮辱他的人们,以和平而坚定的口气答覆对他的审讯,他还向群众声明迫害教会的不当,并预言迫害教会的人终将遭受天谴,他的态度和语调非常良善,坚决而且动人,以致在群众中响起了一片呼声说:“彼奥纽啊!你是好人而且是个谦和慈爱的人,你决对不应当轻生,所以你祭神吧!不要固执了,生命是甜蜜的、光明是美丽的呀!”“彼奥纽”却简单地回答说:“我知道生命是甜蜜的,所以我们期待着更甜密万倍的生命呢!不错!光明是美丽的,可是我们所向往的是那真正的光明呢!”质问他的人还在喋喋不休地争执,他却斩钉截铁地打断他的声音说:“你的口号是说服或打击,你是不会说服我的,那么你干脆打击好了!”他就这样给自己定了死刑。在监押的牢房中,他自己也选择了最龌龊的、条件最差的牢房,好能在那儿更热心的祈祷,他对什么事也不在乎,既然被判的是用火绕死,刑期一到押往刑场后,也就是他自己把衣服脱掉,靠在木桩上,命刽子手 把他钉在上面,临死之前,群众还听到他从火焰中喊出的声音说:“我急于早死,为能在日后复活之日,早点儿起来!”

这次教难为时不长,大概在公元250年的年底,迫害已有松弛的现,隔年的春天,局势已变得和缓下来,新的教宗“高尔乃略”也在罗马就职,圣“西彼廉”也在迦太基召开教务会议,但是公元251年,帝国各地鼠疫漫延,人心不安,为了转移人民的注意力,又发生了一连串短期的迫害,不久,“代西乌”皇帝战死在疆场,新的皇帝“瓦莱利安”登基,教难才暂告平息,基督徒才能稍稍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而殉道者的英勇表样再度鼓励了人们的信德,教会经过了这次的考验更加的坚强了,并且“代西乌”的残暴酷刑反而使民众产生了恻隐之心,对血腥的迫害运动反而感觉到厌倦了,舆论也开始在转变,教会因此享受到一段宁静的时期。“瓦莱利安”皇帝本人对圣教会不加干涉,对圣教会也甚表同情,但他即位不到三年,情势又突然转变,他决心在帝国境内全面扼杀教会的生命,使它消灭于无形。根据一些了解内情的人推测,“瓦莱利安”皇帝转变的原因,大概是这样的,那时候的罗马帝国,经常受到外族的侵略,法兰克族、阿拉曼和日尔曼族蚕食着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边境;哥德人侵入了希腊东部的爱琴海地区;柏柏人在非洲叛变;波斯人侵入罗马帝国的东部,直捣安底约基城,当时人心惶惶不安,为了转移人民的注意力,“瓦莱利安”皇帝就向基督徒开刀,此外呢!皇帝的幕僚中有一个人信仰近东神密教的激烈份子“马克利安”,他向皇帝献计,说罗马的一切灾祸,都是由于皇帝宽容了一个不信国神的基督教,因而触怒了国神,“马克利安”还向皇帝建议没收教会的财产,充裕国库,挽救国家的财政危机。

公元257年的8月,迫害教会的诏令正式公布了,这次迫害的对象是教会团体。在罗马的历史上,圣教会第一次被认为是非法的团体,教会团体的领袖们,特别是主教们,应该在一定的期限内向罗马帝国的神袛献祭,公开宗教仪式也遭到了禁止,基督徒的公墓也被封闭,政府当局对教会采取这样的政策,“以私人的身份,你们可以相信任何宗教,但是作为一个公民来说,你们必须履行对国教的义务,当一个主教拒绝祭拜偶像的时候,仅仅给以政治性的刑罚,被永逐到外地去,但是想要使非法的基督教会死灰复燃的人,将受到法律上严厉的处罚,依照罗马法律的规定,非法团体与盗匪相同,组织非法团体的人应判处死刑或做苦工。”

皇帝的诏令一经公布,迫害的浪潮紧接着便来了,神父们、教友们被放逐到矿坑内去做苦工,基督徒的公墓被政府派人看管,凡想要在公墓里举行宗教集会的人便受到严厉的惩罚。一个四品修士在进入“加理斯都”地窟时,当场被捕,判了死刑;一群教友,在撒拉里亚大道公墓的隐秘通道上被士兵发现,惨遭活埋之刑。但不久证明了这些迫害圣教会团体的措施,收不到什么后果,对于习惯于应付危险环境的人,死刑吓不倒他们,英勇的主教们,被迫与他们的教区分开后,以通信的方式,与他的教友继续保持着联系,而且还在被充军放逐的地方开拓了新的葡萄园,向当地的民居传布福音。至于打击基督徒团体的法律措施,也发生不了什么作用,不少在高位的贵族和富翁,给予教会有力的保护,并且把他们自己私人的墓地提供给基督徒使用,以取代那些被看守封闭的公墓。为了更有效的打击教会团体,在公元258年,又颁下第二道诏令,比去年诏令更为严厉、更加彻底。根据这个言的诏令 ,凡是拒绝向罗马帝国和皇帝祭献的主教 、司铎一律处死;上层阶级的人,若是信了基督教,将被褫夺爵位,如果还执迷不误,立刻处以死刑,全部家产也将被充公,而皇帝的宫廷服务或身居公职的基督徒,将被贬为最低级的奴隶,财产呢!也全部充公,解往矿坑作苦工。

从那时开始,基督徒所受的痛苦与“代西乌”皇帝时完全相同,而没收基督徒的财产以充裕国库,解决财政困难,是很受到高级官吏的欢迎,私人挟嫌报复,检举基督徒,对基督徒施展暴行者层出不穷,而教会呢,应变的准备,比起往年,更为充份。教会的首领,完全能掌握教会团体,教会的领袖人物,也给基督徒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以身殉道,任何一次迫害中,牺牲的主教、高级神职人员都没有像这次为数之多。教宗“西斯都二世”是这次教难中罗马的第一个殉道者,他在“柏得斯达”的墓地和一群神父们一齐被捕,他当场就在自己的座位上被斩首,他的六品辅祭“老楞佐”,因为不肯说出教会钱财藏匿的地方,被放在烤肉用的铁架上,用温火慢慢的烤死,其他致命烈士有姓名可考的有 “希玻利特”、“阿斯得流”的女儿“鲁菲娜”、赛公达的两位贵族女子,也正是这个时期,教友们把圣“伯多禄 ”的遗体由“梵蒂冈”墓地迁出,并且把圣 “保禄”的遗体由奥斯提亚大道的“卢西那”墓地迁出,移放在阿彼亚大道的基督徒地窖,以策安全。

迫害的火焰很快的就漫延到其他省区,在高卢,许多地区的教会团体受到了打击;西班牙,“富土奥苏”主教被捕,解到总督公署,审讯的过程非常简单,对话就是这几句:“你是主教吗?我是的!你以后不能做主教了。”接着,“富土奥苏”就被带往刑场,用烈火烧死;在“巴勒斯坦”的凯撒勒亚,有三个基督徒自动投案;在卡巴多西亚,一个名叫“济利禄”的儿童也为主耶稣致命了!这次教难中,非洲教会所受的迫害特别的惨,群众用乱石砸死基督徒,要不,就将他们在街上活活的烧死,把基督徒从家里拉出来用绳子捆住,放在柴堆上,浇油点火;在迦太基,“路喜乌斯”和“蒙达努”神父被斩首致命;在郎贝兹,“马利亚努”和“雅各伯”壮烈牺牲,三百位教友和他们的主教,被丢进生石灰中,因此他们得到了白色致命烈士的封号,去年被放逐的主教们,又被押回重审,判处死刑,这些主教当中,最为有名的是非洲教会团体的领袖圣“西彼廉”。

在“代西乌”时代的迫害运动时,圣“西彼廉”认为当时的教会尚需要他的领导,以组织更坚强的抵抗力量,所以,他就暂时避到乡下,秘密指挥教友坚决保卫信德,他认为那个时候,他没有献出生命的权力,但是,在公元257年“西彼廉”被放逐,第二年,总督命人把他押回迦太基,“西彼廉”知道他杀身成仁的时机已经成熟,教会需要他献出自己的生命为真理作证的时刻来到了,法官对他说:“你知道的,皇帝要你祭拜偶像。”“西彼廉”回答说 :“是的!但我决不这样做。”法官说:“小心 !你再考虑一下吧!生死都在你的手中啊!”“西彼廉”说:“问题很简单,我已没有考虑的必要,你干脆遵命处理吧!也没有什么可商讨的余地了!”根据审讯的笔录记载,法官很惋惜的宣读了判决书:“西彼廉”应判斩刑,“西彼廉”简单的、高声的回答说:“感谢天主!”

非洲主教圣“西彼廉”被判处死刑,今天我们就一齐赶到刑场去,了解了解圣“西彼廉”主教殉道的经过。

死刑在一个广场上举行,数目庞大的基督信友在刑场集合,当局不敢驱散这批人群,无数的声音喊着:“我们愿意同他一齐死,我们便是“西彼廉”。”“西彼廉”态度安详、神采奕奕,口中喃喃祈祷,外教人瞧见了,莫不肃然起敬,他自己脱下粗布的外套,跪下来念经,接着脱下了礼服,交给辅祭,然后昂然的站起来,等待刽子手过来,刽子手 一到,“西彼廉”亲自用布带蒙上自己的眼睛,命令辅祭把他的双手绑好,伸出了头颅,等候刽子手的利剑,信友们早已把布块毛巾铺在地上,不让宝贵的鲜血流失在沙土之中,“西彼廉”就在这样悲壮动人的气氛中杀身成仁。

当天傍晚,教友们将圣“西彼廉”的尸体迎回,他们手里持着蜡蠋和火把,一路上高声唱着赞 美天主的歌曲,将尸体运往一个私人的坟墓地安葬。

“西彼廉”是非洲基督徒的伟大英雄,受到信友们普遍的尊敬,在罗马皇帝“瓦莱利安”和“西彼廉”主教之间,历史已经做了抉择,罗马人民真正的领袖不是皇帝,而是这位殉道主教。

当迫害达到最高潮的时候,波斯人大举入侵罗马东部的边境,“瓦莱利安”亲自率领军队前去抵抗,反而被波斯人杀得大败。“瓦莱利安”想要向敌人求和,在举行和平谈判时,竟被波斯人掳去了,在波斯的浮雕上雕刻着“瓦莱利安”跪在波斯王面前求和。他后来死得很惨,波斯人剥下他的皮,尸体用草塞实了涂上了红色放在波斯的神庙中,做为献给波斯神明的战利品。历史学家说,他这样可悲的结局,正是正义的惩罚。

“瓦莱利安”死后,太子“加利安”于公元259年登基。“加利安”对基督徒很宽大,他颁布诏令,把教会的财产和没收的墓地全部发还,承认了教会和教友们的地位,保证了教会对教产生的所有有权。可惜,当时的罗马帝国,早已呈现了分裂的现象,“加利安”想要统一全国的努力已属徒然,他在不久以后的一场扫荡乱党的战争中被杀,从此以后,基督徒又在各地受到摧残,尤其以“马克利安”在埃及和勒斯巴坦发动的迫害最为酷烈。

“革劳得二世”执政执期间,仅仅只有少地方性的仇教暴行,他虽然是一个“太阳神”的崇拜者,最初对教会相当宽大,后来虽然有想要粉碎基督圣教会的企图,但还来不及将这计划付诸实行,在一场军事政变中被人暗杀了。

第三世纪末期,教会与罗马国的关系已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基督徒在许多地区担任高级行政官吏的职务,教友们开始建立面积广阔的大教堂,这些现象并不表示最后胜利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一点,当时的教宗们也知道很清楚,因此他们采取了谨慎而安全的措施,这些大教堂,或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都尽可能远离都市城镇的中心,同时也修建扩展罗马城内基督徒的地窟,这些地方随时可做为教友们避难的处所。而公元250年和258年的教难,罗马政府的血腥打击,反而加强了教会抵抗的力量,使教会更有能力的支持以后数十年的最后战斗。

这个没落的帝国,崩溃衰亡已是不可避免的了,有几位皇帝还想挽回危局,重振帝国旧日的声威,然而他们的努力都失败了,在这段时期内,最著名的、同时杀害教友最多的皇帝就数“代克里仙”了,这也是教难史中最后的一次,也是所有教难史中最长而最可怕的一次。

“代克里先”在公元284年登上皇位,他并非从开始便决心要为难基督徒。在他执政的初期,教友们并不怕他,他出身平民阶级,是一个被解放的奴隶,个性坚强而残暴,他是靠暗杀取得了王位。当时帝国汲汲可危,波斯人在东面虎视眈眈,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侵入英吉利海峡一带,叛变暴动不停地在各地爆发。外有这些蛮族的威胁,而内部又有分裂的迹象,最迫切的是要巩固中央政府的权力,以他敏捷的悟性,已经看出帝国的幅员太广,为他一个人负担太重不易统治,为了便于统治和管理,就把帝国一分为二,他自己保留东部,把西部托给“马克西米安”。公元293年,两位首领又各附设一位更年青的副座,预定他们做未来的继承人,这样,帝国一分为四。“代克里先”在位时,以他的威望还能表面上保持帝国的统一,他还大刀阔斧,勇敢的改革了行政、军政和财政的设施。国内的秩序恢复了,基督圣教会也沾光不少。在“代克里仙”最初执政的六年中,教会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全面平安,教友能升为高级官吏,甚至还有人当上了省长,教会的传教活动是公开的,也豁免举行在法律上要求官吏们该行的外教祭献,皇帝的亲友中,也有教友存在,皇后和公主对圣教会颇具好感,信教的人数越来,许多小圣堂,也都扩建为更大、更华丽的教堂,教友们以为和平胜利即将到来,可惜希望得太早了,形势很快的又翻了过来。公元295年,迫害运动正式爆发,这场教会历史上最长、又最可怕的教难的罪魁祸首是“代克里先”的副座“贾烈”。“贾烈”是一个狂热的外教者,生性残暴,渐渐操纵了“代克里先”,他向年迈的“代克里先”进谗言,说服了“代克里先”,采取强硬的残暴的措施。他先 劝“代克里先”整顿军队内部不信国教的份子,命令全体军士向邪神祭献,否则就开除军籍,在好些地方拒绝向邪神献祭的军士,除了开除军籍之外,还被处死的不在少数。

公元302年,安提约基亚的巫师替皇帝卜的卦,未能应验,失灵了,就把责任推卸在基督徒身上,说皇帝的侍卫当中有许多是基督徒,他们在卜卦时,基督徒的侍卫画着十字圣号,神道就不愿显灵了。公元303年,“代克里先” 签署了摧残教会的诏令,教友严禁举行宗教集会、教堂也全被拆除、经书也被焚毁、但任公职的教友应宣誓背叛教会。诏令公布的那天,在尼高米德,一位勇敢的教友当众就把诏令揭下撕毁,当场被投入了烈火之中。不久以后,皇宫附近了发生了神密的火灾,胸有成竹的“贾烈 ”便诬指是基督徒的阴谋,“代克里先”大为慌张,他要求他的妻子和女儿背教 ,他将侍卫专员“陶乐德 ”、“安提尼”主教和 大批神职人员以及教友逮捕,施以最残酷的苦刑,然后全部屠杀;接着又颁布了三道迫害教会的诏令,迫害的怒潮泛滥全国,逼得教友必须在祭献或殉道之间作一个选择不可,这场教难前后延续了十年之久。一般来说,帝国本部的基督徒所受的打掌较为轻,因为西罗马帝国的副座对教会很是同情,尽量避免流血和破坏教堂,但在其他地区基督徒的鲜血汩汩而流,人们想出了种种酷刑来折磨基督徒,他们所受的苦难令人咋舌,最著名的殉道烈士有圣“巴斯提盎”,他是罗马军队的千夫长,他被刑吏用乱剑射死、圣女“依搦斯”,她原本是一位温柔的少女,因为拒绝嫁给外教人被逮,斩首示众、在罗马遇难的还有教宗“马塞林”;在西西里岛的西拉古斯,有圣“路济亚”;还有一队埃及驻屯在高卢的隆河上游,奉命拘捕在高卢的教友,这队兵士大多是基督徒,在队长的号召下毅然拒绝服从命令,他们全部被杀。东方教难的情形,最为惨烈,根据“欧瑟伯”的记载,在阿拉伯,刽子手用乱斧将基督徒砍死;在卡帕多西亚,刽子手把基徒的腿砍下;在美索不达米亚,基督徒被倒挂起来,头朝下,脚向天,在地上点起烈火,被浓烟呛死,有时候基督徒的鼻子,耳朵、舌头被割下来;在本都,基督徒被削尖的芦苇插入指甲肉,用烧熔的铅浇在身体上最敏感的地方;在巴勒斯坦的弗里基亚,许多村庄的基督徒全被烧死,没有一个能侥免,著名的殉道者有 “葛斯玛”、“达弥盎”、“基所考”及 14位代祷的圣人,其中还有著名的圣女“加大利纳”、“玛加利大”。有一小丑,他常在剧场中扮演基督徒的角色,模仿基督徒领洗的仪式,穿了皇袍,加些滑稽的动作挖苦、取笑教友们,谁知日子一久,他渐渐的对教会表示好感,有一天他当着“代克里先”表演时,竟然假戏真作,演到领洗的一幕时,他表示要真心皈依基督,当场被捕,饱受酷刑,杀身成仁。公元305年,暴君“代克里先”突然宣布退位,西罗马的“马克西米安”也同时引退,这个嗜杀成性的刽子手为什么急流勇退?直到现在还是历史上的一个谜。他们两人的退位,为西罗马的圣教会是有利的,新元首是“君士坦丁.高乐”,他相当尊重基督徒的信仰,不加干涉。在伊利里以西的地方,包括义大利、高卢、西班牙、茅里丹里、北非,基督徒都享受和平,不再受迫害了。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看到西罗马的教难,终于在初期教会的历史上划上了句点,基督徒不再受迫害,享有了宗教的自由,但是在东罗的教难还在继续着

教会历史上最后一次、也是最可怕、牺牲最大的一次教难,在西罗马,终于落幕了,但是在东罗马,仍然不停地继续迫害圣教会。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在东罗马教难的情形。

“代克里先”退位后,罗马的政局又陷入动荡不安的状态。许多野心份子争夺帝位,有一个时期,全国各地有六个皇帝,每个皇帝都有自己的军队支持,内战不休、生灵涂炭,各地基督徒的命运,操纵在各地政治领袖手里,就看这些领袖们对基督徒的态度来决定。一般来说,罗马的教友比较幸运,他们重建了教堂、公墓,多瑙河流域的教会团体并未受到骚扰,东方的教会,情况就太惨了。在东方,新的元首继续的摧残教会。公元306年,颁布了新的诏令, 强迫东方各地区的教友向邪神献祭。他们预先把基督徒的名册造好,逐一点名,叫他们出来献祭,教友因此而没有一个能幸免于难,他们有如送往屠宰场的牛羊。埃及的教友所受的苦难最惨重,“贾烈”的辖区内,教友的被迫害反而更变本加厉。圣“庞费利”在巴勒斯坦遇难;“费立亚”主教在埃及遇难;罗马驻埃及的军官拒绝背教,被斩首致命。被判处死刑的基督徒,还算是幸运的,经过短暂刹那的痛苦,即刻得到致命的荣冠,但有许多的烈士生命虽获保全,但却被发配放逐充军到巴勒斯坦或塞浦路斯的矿坑,终身服劳役做苦工,过着暗无天日的非人生活。但发配之前,还在他们身上烙上记号,并将他们的一只眼睛刺瞎、或把脚踝骨打断,终身成为残废。杀人不眨眼的“贾烈”,终于遭到天遣,染上了可怕的恶疾,发臭的毒疮,繁殖着蛆虫,而且渐渐蔓延到全身,他终于承认他的病,是一种基督徒的天主给他的惩罚,承认武力暴行残害基督徒并不能摧毁圣教会。就在公元311年的四月,他下了一道诏令,即刻停止血腥的迫害运动,并与天主和好,他更请求教友为他祈祷。不过,狡滑的“马西明”对“贾烈”的诏令虽然不敢违抗,但是始终不肯放弃迫害教会的计划,被囚的基督徒暂时获得释放。诏令颁布后不久,“马西明”就利用种种藉口禁止宗教集会,等到“贾烈’去逝后,“马西明”不再有任何的顾忌,对圣教会再度展开惨烈的迫害,除了拘捕基督徒之外,他还打击基督徒的信仰,组织反宗教的演讲,出版反宗教的书籍,他一手屠杀的教会知名人士,有巴德里主教“玛多达”、亚历山大城知名的学者“伯多禄”、安提约基亚的圣经考古学家“吕西央”。而在非洲,除了强迫基督徒背教之外,更命令他们交出经书并加以焚毁,许多烈士宁可牺牲性命,不肯交出经书。

在亚美利亚,40位兵士不肯背教,被剥去衣服,丢在一个结冰的湖上活活的冻死。基督徒却不念旧恶及宿怨,遇到瘟疫、天灾、人祸总是踊跃捐款,救济灾民,深深博得外教人的钦佩,人民的舆论转向基督徒,更深的同情基督。

接下来要来分析、研讨 300年来的教难,在教会历史上、在信友的信仰生活上的意义和价值。我们阅读或听讲殉道者传记的时候,从内心深处,都会发出激情和感佩,这些烈士们的英勇精神,多么伟大,他们确实是第一流的英雄。这些烈士们无论是有名的或是无名的,都正气磅礴,视死如归,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这并不表示,殉道烈士有比我们还坚强的精神力量,他们也具有一般凡人共有的人性情感,我们相信,他们在准傋接受死刑以前,也曾相互讨论,刀剑砍在头上究竟有多痛?被野兽捉住撕碎咬烂究竟有多恐怖?临死的时候,究竟有什么痛苦?他们在想像这些恐布的景像时,难免心里忐忑不安、害怕、紧张,然而他们的勇气终于克服一切的畏惧,他们面对刑场时,彼此互相鼓励,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与人间 免不了有摩擦、有龃龉,一且到了生死关头,烈士们都站在同一阵线,休戚相关,利害一致,充份发挥了友爱团结的精神。他们这种视死如归,绝不是一种盲目的冲动、意气用事,却是抱着神圣的目标,用自己的鲜血、用自己的生命,来为真理作见证啊!他们在环境强迫他们表明态度,在真神与邪神之间作一抉择的时候,毫不犹豫的为主基督牺牲,决不贪生怕死!

“殉教”这两个字,原文是希腊文,意思是“证人”,所以这些烈士是为基督作证,行为固然是英豪的、流芳万世、也为万人所景仰,然而殉道者绝,不是为了要博取旁人的赞扬而做出这股英豪的行为,天主的圣意既要他们为真道作证,他们绝不推辞,踊跃完成这光荣的任务。殉道者对加害于他们的人,绝不会有怀恨报复的心理,他们彻底实践了基督在十字架上“宽恕仇人”的精神。

为基督作证,这是每一位殉道者杀身成仁的目标,他们以言语、以鲜血来实践这个伟大的目标。烈士们被捕后,在法庭或刑场上公然宣认自己的信德。这一类的例子,自圣教会第一位殉道烈士“斯德望”开始,就不胜枚举。当然宣认信德的具体表示,各国不同,有的人只是简单一句话“我是基督徒”,有的人呢,比较详细,更有的人,所采用辨词的体裁,简直就是一篇神学和护教的论文 ,例如公元180年,“阿波尔尼阿斯”在罗马受审时,旁听的人都是知识份子和参议员,他费了三天的时间,把圣教会的理论根据,阐述无遗。这一连串的方去,尤其以鲜血担保的证据,产生了惊人的效果。

殉道是具有示范性模范作用的,因为人类的本性,是很容易受高尚行为的感动和鼓舞。信友们,看到他们的同伴在残酷的刑罚中、在死亡的威胁下,这样怡然自得、坚忍不屈,往往情不自禁的喝采欢呼,心向往之,愿意分享致命的光荣。当一个人看见自己的朋友,或自己的家人舍生证道,一定是非常的感动。“奥力振”亲眼看过他的父亲被押往刑场,他用一种羡慕的口气回忆那英勇的时代说:“从教会成立之初,直到现在,教友便一直受到殉教的打击,他们真是忠贞,我从坟地给殉教者送葬归来时,便立即开会,教友们毫不动摇,望教者在殉教和死亡的气氛中受训,教友们坚持信心到死不渝,望教者也经得起考验,一心信赖生活的天主,毫无畏惧,我们深知一切都是奇迹。走向永生的道路,虽狭窄难行,可是他们勇往直前,一点也不犹豫。殉道者的鲜血是最好的凝结剂,将全体信友凝结成一体,凝结成圣教会的坚固基础。”

殉道者的英豪行为,对外教人也产生非常深刻的印象,大部份固然是到刑场来看热闹,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可是当他们看到了这样动人的情景,不由自主的发出钦佩之情,觉得教友们的精神,确实非一般人所能及,有时,因刑罚过于残酷,观众对受刑人表示怜悯和同情;有时,观众因教徒无辜被判处死刑感到愤怒;有时观众受了殉道烈士善表的鼓舞皈依基督;甚至连刽子手也放下了屠刀归向主基督,这些都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

圣“儒斯定”曾写过一本取名为“护教者”的书,在书里,他自己记述了这样的一段话:“我过去是不信从耶稣基督的,在教难的时期内,我常听到别人控告基督徒的罪行,可是,自从我目睹了他们视死如归、舍生殉道的那时刻开始,我就坚决的相信,这样英勇的烈士不可能作非法的事。”“代尔都良”说得好:“你们最残酷的刑罚毫无用处,反而成了引人入教的动机,你们越屠杀,我们的人数越增加,殉教烈士的鲜血,是基督圣教的种子,你们驳斥我们为迷信,其实为你们和其他的人,更是莫大的教训,无论是谁,面对如此残酷的刑罚而能豪无畏惧,而不探索其中的道理呢?”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就是对基督的信仰,教友们所追随的就是那位为我们的罪被钉而死的基督,祂曾说过:“谁欲拯救自己的生命,就必须丧失自己的生命!”在圣教会的历史上,这句话为古代教会而言,并不是一种隐喻而已。

基督的这句不朽名言,解释了殉道者为什么会这样英勇,殉道者的言行,他们的牺牲,必须用一种超性的目标来解释。

殉道,是天主赋予信友的一种特殊的恩宠;殉道,是容于信德、望德、爱德的一种行为表现,他绝对信仰耶稣基督,他完全希望获得天主恩许的永远福乐,他也是为了爱耶稣基督而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殉道烈士卓越地实践了信、望、爱之德。

圣教会最初的三百年左右,所受到的迫害灾难以及在教会历史上、在教义和神学方面的理论基础、以及在信仰生活上的意义和价值。今天,我愿意在这方面,再为您介绍九位初期教会殉道圣人的言论;还有,当时的教友们对殉道圣人们的尊敬和怀念,所渐渐形成的一些礼仪和习俗,这一部份介绍完了之后,我们就要正式的进入第四世纪的教会历史。

圣“卫德理”宣称:“殉道,是模仿效法耶稣基督,耶稣自己曾经对“伯多禄”说过:‘我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随我同去,但将来,你要随我同去。’”圣“依纳爵”主教也说了:“假如我们不准备牺牲生命,那就是说,身上还没有耶稣的生命!”圣“鲍尼加布”说过“我们钦崇耶稣基督为天主圣子,我们恭敬殉道烈士,为耶稣的门徒和耶稣的效法者。”是的,殉道烈士是耶稣的效法者,效法耶稣,是与耶稣结合为一的最好方法,就如圣“菲力齐大”说的:“在受刑时,受苦的已不是我们,而是在我们内的耶稣基督,虽然在肉体上遭受剧烈的苦难,但因获得天主大力的支持,获得耶稣的感召,仍然能口出妙语,为真理作辨护,以致使得法官们都扪口结舌,无法反驳。”例如,一位名叫“代奥妮拉”的年青寡妇,在爱刑的时候被剥光了衣服,他向法官就抗议说:“这样一来,你所羞辱的已不是我一个人,你的母亲和你的姊妹,都在我身上为你而蒙羞,她们也是女人啊!”年青的主教“依乃内”,在受木马之刑时,总督一再地向他说:“祭祀吧!祭祀吧!”圣“依乃内”在极端的痛苦中说:“祭祀?我这就正在祭祀我的天主啊!我常向祂献祭呢!”当然,与耶稣基督最彻底的结合,是在他们的牺牲完成之时,也就完满地实现了。殉道烈士们深深的知道,忍受了这些苦难之后,便将脱离尘世,享有天国永生之福,这就是他们奔赴刑场,好像赴宴那么欢喜的原因。在最激烈的战斗中,他们是最后的胜利者,死亡为他们是光荣的凯旋。圣“西彼廉‘说:“殉道致命是圣洗的一种,我们能藉这种圣洗,脱离尘世,便与天主永远结合,所以呢!我们根据教会的教义,血洗和水洗,都具有同等的效力,望教者虽未经水先,若一旦致命,当然就成为圣教会在天国的一份子了,因此,殉道者在古代教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就已反映了永远的真光。他们被捕在监狱中,向监狱外的信友们致词勉励,也受到信友们一致的重视。烈士如死里逃生,脱险出狱,他们身上的伤痕,是一种最光荣的标记,在当时的教会团体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烈士们不仅在生前,能为其他的信友求情,一旦杀生成仁,离世升天,当然就更能为那些在涕泣之谷的信友们代祷。因当时的信友们,时常呼求殉道烈士为他们转求代祷,烈士的遗骸很快的受到众人的尊重。例如圣”鲍利加布“在烈火中遇难以后,教友们迎回他的遗体,看得比黄金和宝石还贵重,供放在适当的处所,每年在他殉道的周年日期,在遗骸的所在地共聚一堂,举行纪念仪式,这样也就渐渐形成了,在殉道烈士的坟墓上举行弥撒圣祭的传统习惯,再以后便将殉道者一小部份的遗骸放在祭台中央的圣石里面,为此之故呢!殉道者的赞美诗,并不是在短期中完成或在历史中确定了的事作。殉道这种教义,和基督圣教根本的道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初期教会的信友,为了信仰而甘心情愿舍弃生命,在临死的时候,不但不害怕,反而引亢高歌,确实给我们立下了良好的榜样。我们现代的教友,应当效法他们那种临死之前的快乐和用血来赎罪的心情和信心,帮助自己在每天的生活中修德行、立善功。在罗马,直到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当年殉道者罹难的遗址,特别是那座规模宏伟的竞技、斗兽的剧场,曾经浇灌过殉道烈士们的鲜血,如今在那儿竖立着一座铜制的十字架,这正是对当年野蛮的残暴酷刑的沉默抗议,也是永久胜利的象征。到罗马朝圣的人,环绕这块土地,似乎在寂静之中,听到殉道烈士们的祈祷:“耶稣基督啊!请您垂怜我们吧!我是因着你的名在受难呢!”我们如今一想起他们和他们所完成的历史任务,便不由得想起了圣”保禄“说的话:“在我软弱的时候,便是我最坚强的时候!”这句话,正是整个古代教会表白信心的标语。

现在呢!我们要向各位报导的是,第四世纪初,“君士坦丁”大帝如何收拾“代克里先”及其继承人发动了有史以来,时间最长、范围最大、也最为可怕、牺牲也最为惨烈的教难以后的残局,天主如何引导他,在帝国的末期,使圣教会获得光荣胜利,及以后的和平发展。

“君士坦丁”大帝,他出生于公元280年左。他是当时西罗马帝国的副元首“君士坦斯”的儿子,从小寄养在“代克里先”的宫廷,15岁时,加入军队,18岁时就已升任军长。“贾烈”皇帝非常嫉妒他的战功,安排了一连串想借刀杀人的诡计,置“君士坦丁”于死地。但这些个诡计始终瞒不过“君士坦丁”,他也知道为了生命安全起见,必须趁早离开“贾烈”的势力范围,他于是就以父亲病重为理由,取得“贾烈”的同意,星夜赶往父亲驻防的不列颠的约克城。一路上每过一个驿站,便把驿站上的马匹全部杀死,以防“贾烈”后悔,派兵追捕他。公元306年,“君士坦斯”在任内去逝,兵士们就拥立“君士坦丁”做西罗马的元首。“贾烈”拒绝批准,只肯封他为副元首。“君士坦丁”此后屡次建立战功,先后击败了阿拉曼人、法兰克人,声望也越来越高,西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安”的儿子“马桑斯”,邀请“君士坦丁”赴罗马,“马”氏父子和“君士坦丁”联手合作,对抗东罗马帝国的皇帝。

不久“君士坦丁”娶了“马克西米安”的女儿“福斯大”为妻。“马克西米安”不久发现这位女婿,给了他好大的威胁,就计划要除掉他,被女儿“福斯大”打探到了,密报丈夫,“君士坦丁”先下手为强,把岳父下放到监狱里。

公元311年,“买烈”去逝,东罗马就成了“马西明”和“李西奴”的天下,而西罗马是“君士坦丁”和“马桑斯”的天下。公元312年的春天,“君士坦丁”率领了一支由高卢人、日尔曼人、不列颠人组成的四万大军浩浩荡荡的向义大利进发。“马桑斯”则有十万大军,不过多为乌合之众。“君士坦丁”的大军攀越阿尔卑斯山而来,攻下了都灵、米兰、 马帝尼,长驱直入,抵达了罗马近郊的弗拉米尼亚大道。这战争,是圣教会历史上的一个转泪点。相传在开战之前,“君士坦丁”自觉这场战争对他的重要性,有需要呼求基督徒的天主,因为天主在中止最可怕的教难的这件事上,已经彰显出了祂神奇的能力。当“君士坦丁”在睡梦中,获得来自天主的启示,看见基督的十字架,在十字架旁还着这一句话:“因为这记号,你要得胜!”于是醒来以后,便吩咐兵士们的盾牌上都刻上基督十字架的讯号 。两 军交锋,“君士坦丁”挥军冲入敌入的阵营,敌军被打得落花流水,“马桑斯”大败,撤退时,浮桥折断下沉,“马桑斯”淹死在河里。

“君士坦丁”举行隆重的凯旋入城的礼节,居民都夹道欢迎、高呼胜利,从此他便成了西罗马帝国唯一的主人。“君士坦丁”的新政府接任后,安抚百姓、整顿秩序、修建毁于战争的桥梁。他还下令,在罗马的军旗上一律标上“X”与“P”作为霉号,这是希腊文“基利斯都”的前两个字母 ;在货币上也刻上“CHR”的记号。近代的考古学家 曾发掘到刻有这记号的货币,这与史书文字的记载,以及地下发掘到的古币,竟不谋而合呢!“君士坦丁”并且严格禁止东罗马的副元首“马西明”不可再迫害基督徒,并且把从教会没收来的教产一律归还。公元312年的冬天,地方政府还出钱修建那些被破坏的教堂,“福斯大”皇后还把罗马的“拉特朗”宫殿赠送给当时的教宗“米达德”,不久教宗就在“拉特朗”宫召开教务会议了。

公元313年的一日,“君士坦丁”到米兰和东罗马的元首“李西奴”举行会议,商讨施政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是,帝国对宗教问题所应采取的政策,会议耗时两个月,会议结束后,共同颁布了历史上著名的“米兰诏书”,宣布人民应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保障了基督徒宗教的自由,信仰基督的信徒,不应再受任何的骚扰。“米兰诏书”内 ,明文规定:“基督徒有绝对的自由,享受宗教的自由,也将不以基督徒为限,人人均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米兰诏书”还清楚规定了实施的具体办法,教会财产所受的损害,应该给以补偿,教友们也应该获得举行宗教仪式的各种便利。并且还说明,教会的财产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教堂,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第二种是教会的公用财产,包括公墓及其他性质相同的地产,都应该马上归还给教会,甚至已被转让给了第三者,也仍然应该还给教会,第三者所受到的损失,则由政府负卖赔偿。“米兰诏书”是教会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是十字架的胜利,是从宗徒时代开始的无数殉道烈士的鲜血所换来的辉煌成果,并且由掌握帝国实际权力的元首所亲自颁发的。 “君士坦丁”大帝和“李西奴”成了圣教会的捍卫者,圣教会从此与其他的宗教一样,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圣教会从此更受到全国百姓的尊重,教务更顺利的推展开来,教友的人数也不断大量的增加。在“君士坦丁”大帝晚年临终时刻,他竟也要求接受圣教会的洗礼。史书上记载了“君士坦丁”受洗时的情形,他要求脱下皇帝所穿的衣服,穿上受洗者的长袍,口里还念念有词:“我平日渴望的日子,我得救的日子到了!”当“欧色伯”主教为他举行洗礼时,他还说:“现在我真的有福了,我看了天主的真光。”

公元第二、第三世纪的教父们,殉道致命的圣人们,对殉道的英烈行为,教会及信友们在神学及信仰上的意义,另外,我也向您说明了“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诏书”的经过,以及“米兰诏书”在古代教会历史上的意义,还有就是“君士坦丁”大帝本人领洗的经过,这是一个历史的分界线和转捩点。今天呢,我们还要回过头来回顾“地窟时期”,基督信友们的生活情形,欢迎您的收听。

首先呢!我们要研究的是公元第二、第三世纪的时候,居住在城镇中的基督徒,他们与外教人之间的社会生活情形。

公元第二世纪,基督徒的人数,就像基督在福音中所作的芥叶子的比喻那样的真实。教会活动的范围,已经迅速的发展到帝国各地,教会的基础也已经根深地固奠定了。公元79年,毁于地震的宠培城和布查利城,在尚未被维苏威火山吞噬以前,已有基督徒的踪迹。那不勒斯的基督徒公墓是公元190年建造的,米兰城最初时候的几位主教,也都是公元150年左右的人,创建“拉温拿教会”的圣“阿波利纳利”,便是宗徒之长,圣“伯多禄”的门徒。

在好多位殉道烈士的传记中,我们发现高卢、非洲、亚洲省区的教会,在公元第二世纪已经相当的活跃。在那个时期,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的神学研究已经相当发达,在雅典、格林多、克里特岛,教会各种建筑的遗址,直到现在都清楚可见。

其实圣教会不仅在横的方面发展,遍及了罗马各地;在纵的方面亦颇为发展,遍及社会上各个阶层。最初教会吸收的教友,以平民阶级居多数,大部份是工人、农民和小本生意的商人、奴隶,真的是出身贫贱。然而,贵族、士大夫也步平民奴隶的后尘,皈依圣教会。殉道烈士中,就有贵族阶级,第二世纪的基督徒中,有高级行政长官,知名的学者。

□o督徒在第二世纪末,固然正是少数份子,但他们却很活跃,人数确实是在不断的增加,到了第四世纪,已由少数变为多数了。

基督徒既然这样增加,那么与外教人的关系究竟是如何的呢?有人一想起这段时间,是教难时期,就以为当时的教友,如同被追捕的逃犯一样,度着像鼬鼠似的不见天日的生活,在所谓的地窟,也就是地下避难室躲躲藏藏,那真是一种错误的想法,与当时的事实并不相附合。“代尔都良”的护教书说:“我们基督徒绝非离群而居,我们常到议会、浴室、工厂、商店、市场、公共场所去,我们中有海员、士兵、农、商人等各种职业。第二世纪“致戴其纳书”也指出,基督徒无论在饮食、服装或居住方面,都和一般人相同。公元177年,里昂教难的时候,群众把基督徒从公共场所和公共浴室中赶了出来,这正可证明基督徒常到这些地方去 。

基督徒是和非基督徒杂居共处,当然也就很自然的,连带产生了许多复杂的问题。一个人信奉了耶稣基督,除了家庭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之外,对外的社会关坏和生活方面,往往也遭遇到麻烦。罗马外教社会的风俗习惯,和基督徒信仰显然有不少抵触,就让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例子,假若要向人借钱的话,罗马人的习惯是,应该向神宣誓,如期归还,而基督徒呢!是不能做这一类的宣誓,所以当在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就无法向人借钱了。第二个例子,一个基督徒以工匠、雕刻匠、镀金匠或是画家等为职业的话,若有人想要来定制偶像的话,只有拒绝主顾,拒绝生意上门啦!第三个例子,在一年内,罗马有许多公共节日,在每次节日当天,常有各种野蛮的竞技、猥亵的表演,当然基督徒是不去观看的,在教难时期,假如教友不到竞技场参观,不就揭露自己的身份了吗?含有迷信的成份或不道德的职业,教友皆不得经营,上层社会信教后,因着们也担任公职,问题就更复杂了,他们的地位也越来越微妙,他们常应当机立断表明态度。教友们由事实与环境的需要,必须与外教人杂居,一举一动都具有为圣教会作证的意义,又为了保持超然的地位,避免官厅的注意,不得不采取某些秘密不公开的宗教仪式。当时,信友们画十字架圣号,虽是礼仪的举动,也是相互认识的讯号。古代教会的宗教性集会,是笼罩在一种神秘的气氛中。

现在我就为您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走到地窟里面去看看他们在地窟里面的实际状况。让我先做个说明,地窟并不是古代初期教会唯一的活动中心,可是它最容易使我们认识初期教会的轮廓,当我们有幸走进这些狭长的地道,闻到一阵阵的霉味和蜡烛的气味,一幅动人的图画就自动的在我们的脑海涌现,我们似乎看见成千的教友在这些地道中喃喃诵经,这些地道,现在固然是空的,然而圣教会的古圣先贤以及那些无名英雄,他们的精神永远在那里,他在基督的平安中长眠,室迩人远,英灵长存。

所谓地窟,实际上是指宠大的、巨型的坟墓,许多年代的基督徒都埋葬在那儿。各个地窟里面,以数目和规模来看的话,罗马城的地窟应当是首屈一指的,但是那不勒斯、西西里岛 、西拉古、托斯卡尼、非洲、埃及以及小亚细亚都有地窟的存在。罗马最古老的地窟,是在公元第一世纪建成的“梵帝冈洞”、奥斯帝大道上的“科摩底地窟”、圣女“普利史拉.多蜜提拉”以及奥斯特里安地区的地窟,都是属于同类型。圣“伯多禄”曾在奥斯特里安地窟对信友们讲道到、致训词,圣“保禄”的遗体在“科摩底地窟 ”中。到了公元412年,罗马城被“阿拉利克”所蹂躏,这些地窟也就不再用来做为墓地。这个地下罗马,一直到公元1578年才被”包西奥“无意之间发现的,埋没在地下千百年的教会古迹,才开始受到众人的注意。

在地下营建墓穴、埋葬死者,并不是基督徒别出心裁创造出来的习惯。在埃及、腓尼基这种习惯已经流传了数千年。罗马附近的爱特鲁斯人,也营建墓穴埋葬尸体。在义大利,后人也发掘出许多犹太侨民的古墓,不过,根据罗马传统习惯,一般人采用火葬,然后把骨灰盛放在坛子里,供列在鸽子棚似的建筑物中,正因为人以后要光荣的复活,所以呢,信友们就把遗体埋葬在地窟,用以表示对遗体的尊敬,

最开始的时候,某些较为富有的信友捐出一些土地,作为基督徒的公墓,让我给各位举个例子来说明当时的情形。各位是否还记得,公元66年率军进耶路撒冷的罗马大军的统率“惠斯巴西安”?他的侄女 “夫雷维亚.多蜜提拉”信奉基督以后,就把自己的别墅,供作与他同族的基督信友们埋葬死者之用,后来呢,就仿照了当代富贵人,常为自己的门客和已经解放的奴隶开设墓地的习惯,“夫雷维亚”就在本族墓地的旁边,开辟了新的坠道和墓地,用以埋葬贫穷的基督信友,就这样,城外各个大道的两旁,广大的基督徒公墓纷纷建造起来了。

随着圣教会的发展,基督督的公墓也就不断的增加。到公元第三世纪开始,这些墓地不在属于私人所有,而是属于团体共有。依照罗马的法律,墓地是神圣的产业,所以圣教会最初三百年,虽然遭遇了一连串的教难和迫害,基督徒的公墓,丝毫没有受到骚扰,地窟的门敞开着,一条条的隧道,深入地下,蜿延不绝。到了第三世纪的末年,罗马当局方才禁止信友使用地窟的墓室。这个地下世界,死亡者的城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的。今天,到罗马去观光或朝圣的人,参观这些古怪的地窟,回想起当年虔诚忠信的教友们,拿着工具在沙质的白土里,挖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隧道,而这种沙质的白土并不坚硬,所以挖掘的时候,并不困难,然而沙质白土一旦和空气接触,就会变得非常的坚硬,所以没有倾坍的危险,营建地窟的人故意将隧道交叉重叠,外人进来,就好像躏入迷魂阵一样,很不容易找正确的路。这些地窟的营建者,都是在初期教会的团体中,担任着重要的职位。公元217年,罗马地窟的总管,圣“加里斯多”被选为教宗,由此可见,墓地的总管,虽不一定是神职人员,至少也是神职人员的得力助手。

许多参观过地窟的人,都对它的庞大工程感到惊讶无比,还有几段地窟分成五层,最深的地方,距离面有25尺,地窟隧道的总长度有875公里,也有人说是一千两百公里 ,仅以圣“萨宾”墓地而言,根据详细的测量和统计是,面积16点475平方公尺,长度1603公尺,墓穴的总数有5736个穴洞。圣“萨宾”墓地,还不算是罗马最大的地窟,除了我们现在已经发现的地窟以外,还有许多地窟还被埋没在地底下,尚未被人知道,就有待考古学家们继续去挖掘下去。罗马地窟的范围,实际上一定比我们所知道的,还要来得广大。

罗马地窟中,常有广大的地室,墙上刻着各式各样的圣教会的标记。专家们推想,初期教会的信友们,除了在地窟里安葬死者的遗体之外,同时也在地室中举行宗教仪式,但这并不是举行宗教仪式的一般正常的场所,而是在遇到教难和迫害、风声紧急、官方缉捕教友的时候,地窟也就一变而为信友们秘密集会的处所。各种避难的设傋相当齐全,例如隧道各部,还广设支道,伪装的出口、通往邻近地区的秘密地道。

这些宽度仅有一公尺的狭长隧道,两旁的每一个墓穴,都曾经埋葬过一个期待肉身复活的信友,两旁的墙上,描绘着许多圣经故事的图像,像“梅瑟”击石取水啦!“达尼尔”身陷在狮子圈里啦!“约纳”先知鱼腹逃生啦!还有善牧耶稣基督站在绵羊群中啦!而最令人感动的是,墙壁上刻着无数的歪歪斜斜的名字,其中有的是教会历史上很有名的,有的就很陌生了,这些长眠地下的先贤们,名字的后面,都有着 “在平安内”的字样,这是期待复活的人希望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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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omdionysius

罗马天主教徒,教名雅各·比约,奉行传统主义,追随圣庇护十世司铎会。幽燕独立运动发起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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