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羌东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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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名:《地缘看中国》之历史篇第一目《上古》 总第一回 西羌东夷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的地缘结构(公元5000——7000年前)

    在中国的历史当中,有一个名词或者说是“族群”的影子是挥之不去的,特别是对于西周以前的历史来说,那就是“东夷”。在周人所建立的华夷五方格局中,位于华夏族四个方位的边缘族群看似都属于受歧视的民族。但从字的原始结构来看,东“夷”和西“戎”明显属于中性,并带有武力色彩。前者的意思为持弓之人,后者则直接代指兵器。
  而对于南、北两个方向的边缘族群,周人明显就没有这么客气了。南蛮、北狄分别被贴上了“虫”族和“兽”族的属性。
  对于周人高看西方的边缘民族,我们可以理解,毕竟于传统史观来看,也承认从黄土高原上走出的华夏民族,与这些位于青藏高原边缘的民族有者血缘上的联系。不过没有为东面的“夷”族贴上一个更为恶劣的标签,却让后世很多以华夏正统自居的人所看不懂。当然,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看得懂字义本身所带有的属性。不过对于后世很多人来说,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无论是“西戎”还是“东夷”都已经彻底的沦为贬义词了。尽管在每一个历史时期,这四个方位的族群结构并不相同(特别是所谓“东夷”)。

在周人还没有占据中原,并形成华夷五方格局之前,最初的“中国”(如果我们能将之称为“中国”的话)是由两大族群组成的。分别是居于西方黄土高坡的“原始西羌”族群,和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原始东夷”族群。之所以用这两个名词来概括这两大族群,是为了与“专家”们的文字游戏划清界线。否则仅仅是“夷”这个字所代表的属性就要被争辩上几个月。尽管他们所提出的所谓“史料”最多也就2000多年的记载时间,而我们今天所要谈论的族群却生活在、五千年以前。
  关于“原始西羌”的定义,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和后世所称的“华夏族”划等号。之所以在这个帖子不直接用“华夏族”这个符合代表黄土高原上的先民,是因为后世所称的“华夏族”很大程度上是由东西两大族群融合而成的。如果单从文化上的贡献来看,东部的族群可能还要大些。当然,最后取得政治胜利的是来自黄土高原上的族群。因此后来在华夷五方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族群被当然的贴上的“华夏族”的标签。从政治的角度看,这无疑是正确的。毕竟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但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仅仅将黄土高原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非常不严谨的。这就好像两家公司合并重组,新的公司可能会使用原先一方的名称,但这并不代表另一家公司原有的影响就不存在了。只是时间久了,后人多会根据名称来单线寻找历史的轨迹罢了。

关于“羌”字的使用是和“夷”字相对应的。前者之意可解读为“牧羊之人”,后者可理解为“持弓之人”。这分别代表了两者的主要生产方式。黄土高原上的族群所处之地多山多草,以放牧山羊做为最初的生产方式是自然的选择。即使是在今天,你仍然可以看到黄土高原上的老汉扎着白羊肚手巾,赶着一群羊在山坡上行走。尽管那些山丘远望过去已经是光秃秃一片了。
  而东部沿海的地形地貌显然更适合“渔猎”的生产方式。无论是对付林中的野兽,还是水里的鱼,弓箭都是不错的工具。这种生产方式的影响一直沿续到现在,尽管对付林中动物的工具已经变成了“枪”(由于政治原因,已经不让用了),而对付水产品的工具早以被效率更高的“渔网”所代替。

关于这东西两大部族原始的聚落区域,我们需要有一个了解。概而言之就是“原始西羌”居于黄土高原之上;而“原始东夷”则散布于辽河平原向南,直至“东南沿海丘陵”北沿的沿海地带。如果用一个汉字来比喻他们之间的地缘关系,那就是左转90度的“旦”字,或者是是左右翻转180度的“旧”字。
附图2:原始华夏文明地缘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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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原始东夷”的分布区域,我们可以确切的知道是在东部沿海地区。也就是说他们比之黄土高原上的族群要更具有“海洋属性”,这也让他们能够沿着漫长的海岸线进行迁徙并传播文化,由此也形成了三个主要的文化区。即位于辽东半岛西侧,以辽河平原为主的“辽河文明”区;山东半岛上,地形特点为“丘陵”地带的“海岱文明”区(“海”为黄海,“岱”为泰山);长江以南,位于太湖周边,南至“东南沿海丘陵地带”北沿的“环太湖平原”的“太湖文明区”。
  关于这三个文明区之间的关系,目前已为考古方面所证实。最为显著的证明是生活在这几个地区的先民们,都具有类似的制陶工艺(黑陶)和玉器文化。事实上在华夏族尚未完全融合这一地区的时候,也的确将之冠以不同的前缀命名为各类“夷”族(如“徐夷”“鸟夷”一类的)。
  由于后世按照考古发现的地点而命名他们所发现的所谓“文化区”,因此即使是有着强烈亲缘关系的文化也会有不同的名称。这种习惯并非现在所有,古代的史官们也经常做这种“盲人摸象”的事,同一个民族由不同人记载会有N多不同的名称。这种混乱的情况使得一般的非专业人士无法洞查其中的联系。
  当然,以原始先民的交通能力而言,在地理相隔较远的区域内,相同的文明来源经过较长时间的演变,的确也会产生差异。将之命名为不同的文明也说得过去。
  就我们今天所在说的“原始东夷”的三个主要聚落区来说,按照现世考古学家的命名,我们可以分别找出三个有代表性的文明符号来。即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红山文明”;以山东丘陵地带为中心的“龙山文明”;以及太湖以南的“良渚文明”。

关于新石器时代文明的形成属于正在研究的课题。龙山文化包括红山文化是否属于东夷系统,一直是很敏感的问题(主要是怕被某以东夷后人自居的民族所“利用”),但也绝不是什么新鲜观点。不过现在史学界最起码已经认可以华夏文明多起源说,至于河南的龙山文明是否早于山东并不是重点。当然有的学者认为龙山文化山东本地的大汶口文化的继承者,有学者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是由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发展而来,我并不想就此介入地域之争。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使是在周代初始,华夏族也并没有占有山东半岛,这一点在随后的地缘分析中会写到。包括从地缘的角度,东西两大族群,到底是谁更有条件先行向华北平原渗透。
  我们现在研究的只是文明的最初起源,换句话说就是东西两大族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相对独立发展的。当然由于地缘的接近,双方最终发生了交融。这也就造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就好像如果现实的文明突然毁灭,5000年后有人挖出了我们所留下的影像资料,说不定会根据我们的穿着将我们定位为西方文明的分支一样;或者后世的考古学家从珠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挖出现代人的遗迹会定义为完全不同的文明也未可知。
  总之,这些都不是讨论的重点。涉及到现世的一些所谓“专业名词”总会有无尽的争论。因此在以后的章节中,我还是会使用“原始西羌”和“原始东夷”这两个名词。至于能够和考古学家们挖出的哪些东东对上,就凭自己的想象力了。

有人提到,古代的海岸线和现在的海岸线有所不同,的确是这样。由于上古时期的温度要比现在高,因此南北两极的冰也没现在那么厚,海水的也相对的比现在高。换而言之就是我们所担心的“温室效应”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开始气候变冷是在商周之交,具体的情况到那一章节时会提到。
  就我们现在所要说的时空,大概处4000年前,也就是所谓的“夏朝”以前的事。或者说是大约6000年——4000年之间的这段历史。在这一时期可以确认的事,中原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以至于先民们随时可以看到大象的出没。
  由于温度的原因,当时的海岸线要比现在更靠西。可以说从渤海—黄海—东海,海岸线都要比现在后退几十公里。当然这意味着现在的天津、上海包括江苏的部分沿海城市当时都并不存在。不过大家也别把这种变化想象的过于严重。相比于整个地质变迁的过程,几千年时间只是弹指一挥间。海岸线的这些变化对于中国的的地缘格局并没有实际的改变。
  现做了一张〈华北平原岸线变迁示意图〉,大致的标示出了黄河下流地区的这种变化。其大致的起始日期是在6150年前,在此之后海岸线开始向东推移,也就是说在我们所要讲述的历史当中,这是海洋所能推进的极限了。

附图3:华北平原岸线变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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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黄土高原上的“原始西羌”来说,海水的高低并没有实质的影响。而对于处在东部沿海的“原始东夷”族来说,却要直接面对岸线变化的影响。
  关于原始东夷的三个主要聚落区,我们已经认定有“辽河流域”“山东丘陵”及长江以南的“环太湖平原地区”了。将这三个文明区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在它们三者之间,也就是广义上的黄河下流地区,一直没有存在稳定的文明区。也就是说三者之间的联系是继续的。这固然与海水的侵入有一定联系,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黄河下游的频繁决口与改道而造成的。

如果大家注意的话,会发现在〈原始华夏文明地缘结构图〉中用蓝虚线勾勒出了一个扇形的区域,将之标注为“黄河下流变道区域”,这一区域也大致位于现在我们所说的华北平原之上。

附图4:原始华夏文明地缘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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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黄河与最初的地缘单元

相信对于抗战史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有个“黄泛区”的概念。当年老蒋为了抵挡日军南下,将郑州以北的花园口大坝炸开,以至于黄河以南的位于黄淮流域的,豫皖苏3省44个县成为黄泛区,其影响一直到长江以北。
对于老蒋的这种行为,历史上他并不是第一个做的,在随后的历史解读中我们还会看到有人在他之前做这样“以水为兵”的事。当然,从人道的角度来看,政治家和军事家这样做是要承担很大的道德风险的。不过这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要关注的重点,我们所需要清楚的是,人为制造黄泛区在历史上毕竟是少数。而在历史上黄河由于自身的原因决口改道可以说是不计基数。仅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史书第一次记载黄河改道以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的这2500多年间,有记载的决口泛滥就有1500余次,较大的改道有二、三十次,洪水遍及范围北至海河,南达淮河,纵横25万平方公里,可以说两个华北平原地区都在它的影响范围之内。
附图5:黄泛区(花园口决口后)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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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不能因为黄河泛滥的历史记载只有2500多年,就认定在此前黄河是一条安静的河。在此之前黄河对原始人类所造成的影响并不比后来小。
  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黄河下游的走向,也仅仅形成于19世纪中叶。在此之前的历史当中,黄河无数次的以山东丘陵为中线,上下摆动。时而比山东丘陵的北部流入渤海湾,时而又南下覆盖淮海,并反客为主“夺淮入海”,流入黄海(可怜的淮海现在被搞得只能流入洪泽湖,而没有出海口了)。
  黄河这样的反复无常在地缘上所造成的后果有两个,一是使得华北平原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这使得在整个华夏文明史上,治理黄河都成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其成败与否甚至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性;另一个后果是,黄河从黄土高原上所带下来的大量泥沙,淤积在入海口处,使得华北平原的海岸线逐渐向东推进,这一进程至今仍在进行中。
  我们可在大致勾勒出广义上的黄河流域所覆盖的区域。这与现在所认定的黄河流域的区别主要在下游地区。目前我们习惯于将黄海以水的华北平原称之为“海河流域”,以南的区域称之为“黄淮流域”。不过在历史上,这两条黄河的小弟弟却无数次被这个喜怒无常的大哥鸠占鹊巢。这也让华北平原的部分地区也被黄土高原上的黄土所覆盖了(主要是太行山以西,燕山以南地区)
  附图6:黄河流域示意图(广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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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附一张“黄河故道图”供大家参考一下。需要注意的是,这上面仅仅是标注了6次比较著名的改道事件,其中包括传说中的大禹所治的那条“禹河故道”

附图7:黄河故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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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华北平原的水患,以及东亚文明的初始,我们就必须先解释一下当时的气候情况了。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大规模降温的情况,地质学家们称之为“冰河期”。目前的证据表明,最后一次冰河期大约在1万年前结束了。随后气温开始回升。从那时起,人类进入原始文明时代。
  气温回升的高峰期在约8000——5000年前这一段时间,这一时期也是东亚地区新石器发展的黄金时段,随后气温开始有所回落。直到3000年前的商周交替时期,气温大幅降低。秦岭、淮河以北地区的古中国核心地区,气候由亚热带气候向暖温带转变。其后又经历过几次波折。但大的气候已经无法逆转了。
  黄河的水患在周以后,很大程度是由于黄土高原上的水土流失过于严重,而造成下流的河床不断抬高。当河床高于两岸的堤坝时,河水就开始漫出,甚至决口改道。而在此之前,黄河(包括从发源于太行山,流经华北平原的几条河流),实际上也还是在不断的将黄土高原上的黄土带入华北平原,只是没有后期那么严重罢了。
  这主要是由于黄土的特性决定的。黄土颗粒细小,质地疏松,遇水容易溶解、崩塌(可以参看陕北那些“光山”上的沟壑)。因此很容易流失。如果上层有植被覆盖,情况还是会好很多。但可惜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黄土高原都是东亚人类活动的中心。这加速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
  在3000年以前,黄河流域还属于亚热带气候时,水患同样是存在的。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气温过高,以至于青藏高原的冰川加快了融化速度。使得黄河中下游的水量过大,在黄土高坡上的那段黄河,也就是黄河中游地区,由于属于高原山地区,因此水量增大对人地形地貌的影响不大。但在华北平原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使得华北平原的大片土地长时间处在不稳定的沼泽状态,特别是在那个扇面冲击区内。最终的结果就是无论是黄土高原上的“原始西羌”族,还是处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原始东夷”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大规模的向这一地区渗入,双方基本在各自的区域独立发展。这一情况大概持续到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时候。
  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两大族群在此之前就没有过交流,毕竟阻隔双方的并非象白令海峡那样的天堑。只是由于地理的分割,双方尚不至于产生冲突,亦不会出现大规模的融合罢了。
  事实上关于“原始东夷”的的族属问题,一直也是一个争论话题。从人类迁移的角度看,双方最初肯定是一源于一族,只是在确定在什么时候分离罢了。从后期双方的融合情况来看,似乎并没有遇到很大的障碍。因此双方很有可能就是在最后一次冰河期结束时,也就是大约10000年前,开始向不同的方向迁徙。这种迁徙并不限于东西两个方向。只是这两个区域所最终形成的族群成为了中华文明的直接起源地罢了。(最初是从哪里分手的,还是一个谜,在此就不展开讨论了)

由于双方在不同的区域独立发展,因此“原始东夷”与“原始西羌”在生产力方面也一定会有差别的。就目前所发现的情况看,东部的发展程度显然要比西部更高。我们知道“玉”和“龙”是中华文明的两大象征。而两样东西基本可以确定是源于东部。在前面所确定的三个“原始东夷”聚落区中,处在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处在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是已知的两大玉文化集中区。
  就时间上来说,辽河流域的文明史无疑是最长的。在西辽河地区发现的“红山文化”距今已经有5—6000年了,而“良渚文化”比之要晚上将近一千年。因此现在史学界也有一个观点,即中华文明的源头并非在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上,而是在辽西地区。
  如果说是否将辽西地区定位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尚属于一个争论话题的话。那么将辽西地区定位为东亚地区的几个最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却是不争的事实。事实上,如果将古中国核心区定位为一个单独的地理单元,将古人天下的概念完全扩张到几个边缘地区。我们会发现,辽西地区完全可以称到上是一个枢纽地区。
  附图8:辽西战略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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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中,辽西地区不止一次的成为几方争夺的战略要地。从它的位置我们就可以看出,辽西地区正好被夹在蒙古高原(游牧民族)、东北平原(渔猎民族)、华北平原(农耕民族)、朝鲜半岛(农猎民族)中间。而这几个地理单元上的族群(特别是前三个族群)长期以来就是东亚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谁如果占据了辽西地区,谁就很有可能占据主动。

之所以要现在分析辽西地区,并非是要详细解读它在后世所发挥的地缘作用。而是因为在这里虽然较早的诞生的原始文明,但却在距今约5000年的时候让出了文明中心的位置。在随后的原始文明史中,山东半岛的那片丘陵地区,成为了东部族群的中心地。
  为什么会最早拥有文明的辽西地区,会最终没落是考古学家感兴趣的话题。一般的解释是因为原始农业是采用轮耕的方式,这种烧一块种一块的耕种方式,对植被的破坏力很大。因此辽西,特别是西西辽河地区的环境被破坏,以至于部分地区沙漠化(现在已经是科尔沁沙地了)。这种情况下,人类自然要寻找更为适合的生存环境了。
  不过这并非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在原始文明中,各个地区所采取的农业方式基本是一样的,烧荒种地现象并非只是在西辽河地区存在。事实上即使是在上个世纪上半叶,你仍然可以在西南地区见到这种原始的农业方式。
  问题的关键在于西辽河地区所处的位置,我们知道蒙古高原是东亚恶劣气候的发源地。在东北平原中北部,由于有着大兴安岭做为屏障,因此并不会受到蒙古高原上风沙的影响。而在辽西地区,恰巧处在南北向的大兴安岭和东西向的燕山山脉中间的接口之处。地理上的接近使得蒙古高原上的风沙可以轻而易举的对这一地区产生影响。因此西辽河地区的黄金期不能长久也就可以理解了。
  受到蒙古高原恶劣气候直接影响的并不只是辽西地区,最起码我们可以经常的听到北京又起沙尘暴一类的新闻。尽管气象学家们还在研究这一恶劣气候的形成原因,并希望就此找出解决办法。但阴山山脉和燕山山脉在此相交,不能为华北平原北部地区提供足够的屏障,却是事情的根源所在。

在“原始东夷”的三个聚落区中,辽河流域已经因为气候的原因,在5000年前没落了。而处在长江以南的环太湖流域,由于长江的阻隔,暂时还不会与黄土高原上的族群发生地缘冲突。这使得他们得以相对独立的发展自己的文化,直到4000年前才又一次进入我们的视线。
  山东半岛对于“原始东夷”来说,无疑是最具有地缘优势的。处在另两个亲缘文明的中间是一个因素。丘陵地形也是它能够形成稳定文明的重要因素。尽管在古典时期,大片的冲击平原是农耕民族所不懈追求的生存之地。但在原始文明初期,由于人类治理水患的能力有限,高地与平原地区的结合部才是最佳的选择。
  当原始东夷在山东半岛的丘陵地带边缘形成稳定的文明之后,很自然的选择是向华北平原拓展生存空间。尽管这一地区有大片土地被水浸泡而被沼泽、湖泊所覆盖。但在那个扇形冲击面的西部,靠近黄土高原的的地区,还是很适合人类生存的。
  不过,“原始东夷”们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族群。在黄土高原的“原始西羌”们也正有意走下高原,争夺这片同样被黄土覆盖的土地。只在此之前,他们必须先完成内部的整合。

此前我们大致分析的“原始东夷”分布的特点,以及山东丘陵在“原始东夷”聚落区中的中心地位。今天我们就要将视线投向黄河的中游,去解读一下黄土高原的地缘特点了。
  黄土高原本身只是对太行山以西,那一片海拔1000~ 1500米,黄土覆盖厚度50—180米的土地的统称。事实上它还可以被分为数个地理单元。如果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它包括山西的全境,陕西的中北部,河南的西部,陕西的东部,宁夏大部。如果按照方位来划分,我们可以依黄河“几”字型的河道,将“几”字当中的区域标注为中区,两侧则为西区和东区。就目前我们所要涉及的历史来看,故事将集中发生在中区与东区的交界处。
  附图9:黄土高原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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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炎黄之争

我们知道,最适合耕种的土地一般是位于河流下游的冲击平原区,古典时期的很多文明区也正是集中在类似地区。一般而言,在大江大河的入海口会形成较大面积的冲击平原,如果人类能够掌握水流的规律并加以控制,无疑是最适合人类开展农业生产的地区。
  不过地球上的河流并不总是直接流入大海的,特别是那些大河的支流,在这些支流的中下游地区同样会形成小块的冲击平原,而这些地区同样有可能诞生人类文明。我们今天所要谈到的黄土高原就存在着几个重要的冲击平原,做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它们无疑在中国的地缘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我们可以在地图上将这几个小块的冲积平原标注出来。它们分别是:位于黄土高原中区的“渭河平原”也就是“关中平原”(陕西境内);位于黄土高原东区的“汾河平原”,也被叫做“汾河谷地”(山西境内);还有就是位于黄土高原边缘与华北平原相接的“河洛地区”(河南境内)。
  附图10:炎黄初始聚落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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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高原上的“平原”,地理学家们有时会有不同的叫法,它们时而被称为“盆地”,时而又会被叫做谷地。不过怎么称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那平整的地形,和富有养分的土壤同样适合人类生存。并且由于有着高山的庇护,在很多时候它们往往会比那些处在入海口的三角洲地区更为安全。

对于“原始西羌”族来说,尽管它们最初的来源还存在争议,但他们无疑是最先选择了“渭河平原”做为最初的根据地。这块被后世称之为“关中平原”的盆地区,因为孕育了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皇朝——秦帝国,因此又被称之为八百里秦川。事实上它做为中国地缘中心的地位一直延续到了1100年前唐帝国覆灭的时候。
  如果“原始西羌”族已经决定了在黄土高原上,完成他们向农业社会的转型事业的话,那么它们有几个合适的地区做为备选方案。
  除却我们刚才提到的三个主要由黄河的支流冲击而成的平原地区外(渭河、汾河、洛河),黄河本身在那个“几”字型的西侧和北侧河道两旁还冲击而成了两块条状的平原地带。
  这两块平原地带有时被合称为“河套平原”,不过大多数时候它们有各自独立的称谓。西侧的那块一般被称之为“银川平原”,北侧的那块更多时候才是“河套平原”的代言人。
  “原始西羌”也许曾经向这两个地区努力过,不过在这里他们必须面对蒙古高原甚至青藏高原边缘地区族群的竞争。事实上这种竞争一直贯穿于整个古典时期。尽管汉族曾经据有过这些区域,并以此这跳板向西、北的游牧民族发起反击。但更多的时候,这两块水草丰美之地起的作用是反方向的。
  尽管“原始西羌”们无法了解他们的后世子孙们为了占据这两块黄河冲击平原所做的努力。但面对同样的地缘结构,他们所能做出的选择却是相同的,就是占据最为安全而又农业条件极佳的渭河平原做为根据地。这块北有陕北高原庇护,南有秦岭阻隔的盆地区,的确适合安静的发展文明。更何况它那厚达数十米,质地松软的黄土层,非常适合仅仅拥有石质工具的原始先民的耕种。而同时期的东部沿海及长江中下流地区,尽管由于拥有丰富的渔猎资源,并以此而获得文明初始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但由于土质较黄土更为坚硬,要想开展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始终是非常困难的。这些地区的大规模开发要等到金属工具能够完全运用到农业生产之后了。
  这也能从一方面解释为什么“原始东夷”能够创造比“原始西羌”更为先进的石器文化(玉石文化是石器文化发展的顶峰),却最终还是败于“原始西羌”之手。在技术手段落后的上古时期,易于开垦的黄土地始终是最佳的农业用地。谁占据了这块土地,也就意味着谁就拥有更大的人力资源。

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争斗,原始先民们也不例外。汉语在造字以及遣词造句方面比之字母文字更所有文化上的优势,“江湖”这个词尽管被后世引申为一个有别于正统社会,游离于正常社会之外的“亚社会”的代言词,但它也正解读了人类社会最初争斗的本质所在。那就是争夺水源及其周边适合生存的土地。
  对于“原始西羌”来说,尽管我们可以将他们看做一个统一的整体,但他们之间也同样存在的争斗。而这些争斗也正是围绕着那几条河流而展开的。

在说到上古的历史时(即公元前841年,本周共和元年以前的历史),我们还是不得不从后世的史书中寻找一些蛛丝马迹。尽管这些通过口口相传最终被记录下来的文字,很多时候被蒙上了神话色彩,但我们依然能够从中找到一些符号来充实今天所要做的推断。
  如果能够抓住如炎帝、黄帝、涿鹿。。这些名词的本质,一个信奉祖先崇拜的民族,口口相传的历史仍然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
  就我们今天所要解读的“原始西羌”内部的争斗过程来说,炎、黄更应该被理解为黄土高原上同属一个文化体系的两个部族。当然,以中国历史的惯例来说,是非常强调个人的作用的。因此后世史家将之变化为两位帝王式的英雄人物也是很自然的。

关于炎、黄二族最初的聚落区,历史学家们已经多有考证。炎帝族被认为最初是聚落于“姜水”之畔;而黄帝族被认为是“姬水”之滨。姜水到底指得是哪条河,目前还处在争论当中。不过无非是在岐山以东还是以西罢了(岐山的位置在图上已标出)。换句话说是在渭河平原的西头。而姬水则是洛水的一条支流(此洛水又被称为“北洛水”,是渭水的两大支流之一,在图上有标示),也就是在渭水之北的陕北高原之上,现在那里有一个黄陵县,被认为是黄帝发源及归葬之处。
  结合历史的记载以及当地的地理特点来看,炎黄两族最初的坐标我认为是可信的。即在“原始西羌”内部,炎帝族应该是最先进入关中平原,并取得优势地位的。而在此之后黄帝族也随之从陕北高原进入渭河平原。
  关于炎黄之间的争斗,一般被认为是争夺中原的统治权。尽管中原的概念被后世扩展为从潼关一直到泰山的区域,或者说是整个河南省及周边部分地区。但对于最初的“原始西羌”族来说,中原更多的是指黄土高原东部的边缘地区,也就是连接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河洛地区”。

对于成熟于渭河平原的“原始西羌”族来说,当关中平原已经不足以满足生存需要的时候,最为合适的拓展方向便是向东。不过当他们走到黄河那个“几”字形河道右侧的拐点时,他们会遇到两个选择。一是向北跨过黄河进入汾河平原(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境内),二是沿着秦岭与黄河之间形成的那条狭窄通道,进入河洛地区(中心为黄河与洛水的交汇之处),进而进入华北平原。
  无论是让原始先民还是现在的我们来选,后一条路无疑都是更具有诱惑力的。

我们无法确定炎黄二族是谁先到达了河洛地区,不过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黄帝族最终取得了胜利。而炎帝族最终不得不跨越黄河去开发汾河平原了。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此讨论炎黄二族的争斗,并不代表“原始西羌”中不会存在其他小规模的部族,亦或已经有部分“原始西羌”族已经向相应的地区进行了渗透。只是对于这样漫长的一段历史来说,他们并没能直到关键性的作用罢了。
  关于炎黄二帝争夺部落话语权的那场战争,史书上记载为“阪泉之战”。对于阪泉这个地方在哪,一直都是争论的话题,特别是在这个历史可以卖钱的年代(旅游业)。我并无意卷入这种地域之争,只是依地缘的特点做一些推断,希望将来不要被某地政府引为证据。

其实有没有阪泉这个地方,或者是否真实存在阪泉之战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对于崇尚武力的原始先民来说,为争夺土地而爆发争斗是在所难免的。不过既然史家们已经把最终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战役称之为“阪泉之战”,那我们也不妨借这个名,寻找一下炎黄二族最有可能爆发冲突的地点。
  关于这个地点究竟在哪,一直有着不同的说法。一般而言位于太行山东侧,华北平原之上的“涿鹿”(河北);位于黄河以北,汾河平原以南的“解城”(山西);以及位于洛水与黄河之交的“洛纳”(现属郑州所辖之巩义)。
  首先可以排除的是“涿鹿”,“原始西羌”内部的统一战争还不至于跑到华北平原去解决。关于涿鹿被认为是“阪泉之战”发生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后来这里的确发生了一场决定命运的大决战,不过主角并不只是炎黄二族了。由于原始资料的不足,古人往往将两场战争混为一谈了。
  可能的地点应该是在后两个地区,“解城”可以理解为进入汾河平原的桥头堡;而占据“洛纳”更是可以被理解为取得了中原的所有权。如果按造史学界一贯的观点,认为炎黄之争是为了争夺中原的统治权的话,那么“洛纳”应该更有可能是矛盾的爆发点。
  附图11:中原逐鹿示意图

《地缘看中国》之历史篇第一目《上古》 <wbr> <wbr>总第一回 <wbr> <wbr>西羌东夷

“原始西羌”内部整合的结果就是,黄帝族占据了河洛地区,并得以获得直接进入华北平原的机会。而炎帝族则选择了越过黄河,沿汾河向北拓展领地。对于渭河平原来说,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认定在当时谁更具有优势。不过在1000多年后,同样兴起于岐山之侧的“周人”声称自己是黄帝的后代,似乎证明了这块炎帝族的祖地已经换了主人。
  其实对于“原始西羌”来说,谁作为盟主并不是最重要的。后面的事实证明,血毕竟浓于水。在遇到共同的对手时,炎黄之间还是能够同仇敌忾的。

第四节   崤函通道

关于上古族群之间的争斗,无论是哪种观点,都是以推断具多。特别是对于一些历史“名人”的争夺,并非始于现代,古人早就在这样做了。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华夏族早早的确认了自己的正统地们,因此周边的族群无论是否能够入主中原,大都希望为自己找一个华夏族的出身;另一方面是因为,华夏族是一个讲究祖先崇拜的民族,因此格外注重自己的出身。
  既然都是推断,以那些相互矛盾的“史书”为主要依据,倒不如从地缘结构入手来得准确。最起码我们知道,现代人和上古的人类本身,在智力和体力上的差别应该不会太大。也就是说我们依原始的技术所做出的选择,并不会高过古人。所以大家会看到我在上古时期所分析出的一些地缘重点,到了古典时期乃至现在,仍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只不过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标签罢了。

下面我们就要介绍一条在中国历史当中曾经长期处于战略中心地位的通道——崤函通道。

附图12:崤函通道示意图

《地缘看中国》之历史篇第一目《上古》 <wbr> <wbr>总第一回 <wbr> <wbr>西羌东夷

在我们所接受的历史教育中,其实都有一个概念,就是关中地区(也就是渭河平原)易守难攻,是帝王成就霸业的好地方。但很少有人能真正告诉我们这其中的地理原因,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多是那些被称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名,如潼关、函谷关等等。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关中平原的地缘结构,就能够更深切的理解它的地缘优势。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渭河平原实际上是一个相对落差极大的盆地区,这个结构可以极大的保证它少受外部的干扰(包括人为和气候的因素),但这并不代表这是一个封闭的地区。
  事实上并不存在真正封闭的地区,即使是地缘结构更为闭塞的四川盆地,先民们也能依靠人力在绝壁上开凿出“栈道”以通交通。相比之下,渭河平原与外界的沟通就要方便的多了。
  对于身处盆地区的族群来说,高大的山脉很大程度上为他们提供了保护。不过当生活在高山之间的族群希望向外部拓展空间时,这些山脉本身又成为了最大的障碍。希望走出去的人并不奢望这些山脉能够移走,但最起码希望有条通道能够沟通外面的世界。
  好在山脉和河流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即使不考虑从更高的高原上流下来的河流,那些山脉本身在会在顶部形成一条自然的分水岭,雨水和山中所蓄积的所谓“地下水”也会顺着两侧的山脊流下,在山脚下形成溪水、河流,这些河流两侧的流域往往就是天然的道路。
  对于处在黄土高原上的渭河平原来说,沟通东面的华北平原最佳的路径当然就是顺着黄河的流向而开辟道路了。
  由于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结构上的差别,使得黄河中游并不会象下流那样频繁改道,它更多的是在两条山脉之间冲出一条通路,因此在黄河中游地区我们会看到很多著名的峡谷。这种地理结构也使得黄河中游的河道更具有稳定性,也更具有唯一性。涉及到我们今天所要讲到的“崤函通道”而言,这条位于黄河与秦岭之间的通道,自上古时期起,就是东出渭河平原的重要通道。很多时候甚至可以称之为唯一通道。

如果将“崤函通道”理解为陆地上的“马六甲海峡”并不为过,当然这里指的是它在沟通黄土高原(主要是渭河平原)与华北平原乃至东部其他地区的重要作用而言。
  事实上如果你不走这条通道的话,那就只能向东北方向越过黄河,穿过汾河平原,再想办法越过太行山脉才能到达华北平原了。当然如果从理论上讲,向北进入蒙古高原,向向东通过辽河平原进入华北平原也是可行的。不过能够做这种选择的往往是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对于黄土高原上的农耕民族来说,控制“崤函通道”仍然是必须的。
  对于这条通道,我们可能会感到陌生。不过提起它沿路的那些地理名词,对历史稍加了解的人一定会有所了解。华山、潼关、函谷关、渑池、崤山……都能够为大家带来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这些都将我们今后所要说到的历史中一一解读。
  关于这条通道的位置,仅从地形图上,我想大家也能够大致划出它的范围了。北以黄河为界,南以秦岭为屏,西面的起点就是在黄河那个“几”形河道右下侧的拐点,而东面则延伸至黄土高原的边缘部分。你如果从现实的行政区划去做理解,大致可以从陕西的华阴划到河南的洛阳。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崤函通道”,与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申请世界遗产希望对所谓“崤函古道”并不能划等号。前者是对沟通渭河平原与中原地带的狭长地带的统称。后者则是指河南省陕县硖石乡车壕村西南约2000米的一条通道,当然这条古道也是位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崤函通道”上。

对于从黄土高原上走下来的“黄帝族”来说,一开始并无可能走得太远,选择黄土高原的边缘地区做为新的聚落区是最佳的选择。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方面能够积蓄力量,继续向华北平原及至山东半岛渗透;另一方面也可依托黄土高原的故地,做到进退自如。
  黄帝族所选择的这一聚落区也就是所谓“河洛地区”,(洛河下游与黄河交汇处周边地区),洛阳正是位于这一地区的中心,这一地区的东界可以延伸到现在的郑州市。当然就“郑州”这个城市名而言,它是一个新兴的城市,也是一个平原城市。不过在它的西面及南面你仍然可以看到山,这其中就包括登封和新郑。前者就是著名的嵩山少林寺所在地,而后者据信就是黄帝建都之地。
  从地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建立在传说当中的历史是有可信度的。毕竟做为向东拓展生存空间的黄帝族来说,嵩山是他们进入平原地区之前所能见到的最后一组有显著特征的山峰。而将所谓“都城”选在嵩山以东方向最后的丘陵地带,符合华夏族将政治中心放在“国土”边缘的习惯。更为重要的是,尽管这里的地形地貌虽不能跟黄土高原一致(已经渐变为丘陵了),但对于刚从山地高原上走下来的“黄帝族”来说,却是最后可以依托的“靠山”了。
  黄帝族已经将他们的据点延伸到平原的边缘了,那么另一支进入汾河平原的“原始西羌”族,也就是“炎帝族”,也正在向北拓展他们的领地。尽管我们说“崤函通道”是沟通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重要通道,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很快炎帝族就要在太行山脉找到另一条重要的通道了,不过迎接他们的将是更为艰巨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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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omdionysius

罗马天主教徒,教名雅各·比约,奉行传统主义,追随圣庇护十世司铎会。幽燕独立运动发起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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