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文化,一个北方平原地区汉族旱地农耕文化的历史(中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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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金文、甲骨文摹本对照表

九、太暤宓羲,始称三皇——上古风姓、姜姓、姬姓三大部族及其北徙

历史上“燕赵”并称,是在战国时期。燕赵区域文化的风格特征在战国时期发展成熟,趋于定型,但是燕赵文化的发端则远在战国以前,别有源头。赵国在三家分晋时由晋国分出,而晋国是西周初年的同姓封国,赵国与魏国、韩国合称“三晋”,虽非姬姓,其文化渊源主要仍来自周晋。燕国在西周初年时有召公奭受封,自司马迁作《燕召公世家》以后,一般都把燕国的历史溯源到周初,称北京自辽金算起为四朝古都或五朝古都,而自西周算起则更可再上推两千多年,共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其实周初召公所封燕国虽然确为当时的重要封国,但是终西周以至春秋战国之世,此一燕国对于全国所起的作用甚为轻微,尚不如发端较晚的赵国。而在西周之前,燕地还有一大段丰富而又兴盛的文化渊源,西周燕国的地位之所以比较重要,也是由于它有这样一个独特的背景。

从考古方面看,河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早期的有周口店北京人和涿鹿西泥河湾遗址,晚期的有北京山顶洞人遗址。中石器时代有门头沟遗址。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址自北而南,在北京、涿鹿、蔚县、曲阳、平山、正定、石家庄、邢台、永年、邯郸、磁县都有遗存。

再从文献方面看,上古时期最早出现而且影响较大的有三个部族,一为太暤帝宓羲氏,一为炎帝神农氏,一为黄帝轩辕氏。这三个部族的姓氏不同,特征鲜明,绝不容易混淆。太暤为风姓,炎帝为姜姓,黄帝为姬姓,风、姜、姬即为中国最古的三大姓。《尚书》孔安国序说:“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太暤、炎帝、黄帝又与少暤、颛顼合称五帝,被后世作东、南、中、北、西或苍、赤、黄、白、黑排列。但是少暤一说为姬姓,一说为嬴姓,一说为己姓,颛顼一说为姬姓,一说为风姓,一说为妘姓,二者虽与太暤、炎帝、黄帝并称,却都是从太暤部族或者炎帝部族、黄帝部族中衍生出来的,并不具有创始的地位。此后如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帝禹夏后氏各代,就更不具有可以独立地讨论其姓氏的价值了。

太暤为风姓,风即凤,甲骨文中风和凤为同一个字,太暤为风姓即太暤部族以凤鸟为族徽。中国古代以鸟为族徽的氏族很多,大都集中在东海渤海沿岸。春秋时,太暤部族的后裔仍然居住在东方齐鲁周围,建有任、宿、须句、颛臾等国。《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暤与有济之祀。”任国在今山东济宁,宿和须句在今山东东平,颛臾在今山东费县。少暤为太暤之后,其居住地也在今山东境内。《左传》定公四年说鲁国初封时,“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暤之墟”,认为鲁都曲阜是建在少暤旧都之上的。《绎史》卷六引《田俅子》和《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帝王世纪》也说:“少暤都于曲阜。”春秋时郯国为少暤后裔,都城在今山东郯城。《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郯国国君郯子追述其祖先少暤时的官制说:“我高祖少暤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瞗鸠氏,司马也。鳲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五雉、九扈和五鸟、五鸠一样都是鸟名。五雉,贾逵注为鷷雉、雋雉、翟雉、鵗雉、翚雉。九扈,贾逵注为春扈、夏扈、秋扈、冬扈、棘扈、行扈、宵扈、桑扈、老扈。扈,《说文》作雇,“雇,九雇,农桑候鸟”。雇从隹,隹即鸟,故《尔雅·释鸟》写作。少暤以鸟名官,五鸟五鸠五雉九扈共二十四官,都为鸟名。少暤名挚,挚通鸷,也是鸟名,是和鹰相近的击杀类鸟。《礼记·月令》等书说太暤治东方,又称为木皇,又称为春皇,为春季三月之帝:“其帝太暤,其神句芒。”句芒为太暤帝之佐,在神话传说中也是一种鸟神,《山海经·海外东经》说:“东方句芒,鸟身人面。”由此可见太暤部族及其后裔少暤部族以鸟为图腾的特点是十分鲜明的。到《尚书·禹贡》成书时,记述居住在冀州、扬州的土著居民,虽未明言其为风姓的太暤之后,却仍说他们是“鸟夷皮服”和“鸟夷卉服”。所谓鸟夷,据郑玄、颜师古注,就是擅长“搏食鸟兽者也,食其肉而衣其皮也”,并且“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像鸟也”。

风姓的太暤和少暤部族主要居住在东方,即今山东境内,但历经繁衍传播之后,其影响也扩大到了东南和东北地区。《尚书·禹贡》所说扬州的鸟夷,颜师古就释其为东南之夷。冀州的鸟夷,郑玄、王肃与颜师古都释为东北之夷。《尚书·大传》又说:“东方之极,自碣石东至日出榑木之野,帝太暤神句芒司之。”碣石正是在东北的渤海沿岸。太暤帝宓羲氏的后裔,据《帝王世纪》等书记载,有女娲,风姓。女娲《三坟》说为宓羲后或宓羲妇,《风俗通》说为宓羲妹,张湛《列子注》称其为古天子,高诱《淮南子·览冥》注称其为佐宓羲治者。《帝王世纪》说:“包牺氏没,女娲氏代立,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混沌氏、暤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凡十五世,皆袭包牺之号。”据此,似乎自女娲以下十五世都是太暤部族的嫡传,太暤立国并不只有宓羲一世,而是经历了十五代国君才最后衰落的。到黄帝时,又有风后,《路史》称其为宓羲后裔,风国之君,《帝王世纪》称其姓风名后,黄帝“得风后于海隅,登以为相”。海隅正是太暤部族活动的中心地带,以风为国号和以风为姓氏也并不矛盾。再后到唐尧时,又有太暤的四支后裔为帝尧之臣。《尚书·尧典》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夷,曰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羲、和又称重、黎,重在颛顼时为南正以司天,黎为北正以司地,《左传》称重为少暤之后。如此可知太暤、少暤的后裔在颛顼时曾有重、黎二族担任南正、北正的官职,到帝尧时改称羲、和,又再一分为二,分为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族,仍旧世掌天地之官,并且分徙于东南西北四境。颛顼时,疆域就已经“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到这时,羲、和四族之一的和叔就徙居到了北方,住在幽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既是人名,又各为一系支族的首领,也就是一方诸侯之君,掌管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官职是世袭的,为一方诸侯之君的爵命也是世袭的。至此,太暤部族的后裔中便有一支明确记载了族名的大族进入到北方。少暤氏以鸟为官,其中大部分是候鸟。史称伏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于是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太暤部族大概素以天文历法和卜卦文字见长,在炎、黄各部族中均居领先地位。于是在和叔徙居北方的同时,太暤部族先进的文化知识及其图腾信仰自然也被带到了北方。

姜姓的炎帝部族也曾数世建国,炎帝非一人之号,而为一代通号。神农氏是其始封之君,第二代国君为炎帝柱,又称农、稷,第八代末帝为帝榆罔。《帝王世纪》说炎帝族建国“传八代至帝榆罔亡,合五百二十岁”。《路史》又说炎帝族建国共传了十六帝。

炎帝族起源于西部黄河上游,鼎盛时期的活动中心在黄河中下游,《帝王世纪》说神农氏“长于姜水,初都陈,又徙鲁”。到黄帝族代立以后,炎帝族多被强迫迁徙到四方边境之上,称为戎狄夷蛮。其中徙居到东部今山东境内的炎帝族后裔最为集中,被统称为东夷。据王献唐研究,自商周直到春秋时期,在山东中部、东部都存在着一支庞大的姜姓统治集团。

在此时期,也有不少炎帝族的后裔迁徙到了北方,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大族为共工氏。共工又作龚工。《国语·周语》:“共工之从孙四岳佐禹。”贾逵注说:“共工,炎帝之后,姜姓也。”《山海经·内经》也说:“炎帝后祝融生共工,共工生术器。”《竹书纪年》载:“术器作乱,辛侯诛之,”即此术器。辛侯即高辛、帝喾,于颛顼为族子。共工一族因不满于黄帝族对炎帝族的统治,在颛顼和帝喾时曾先后两次起而争帝,《淮南子》说“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又称其“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可见其冲突之烈。史称共工氏旁聚布功,善为言语,曾任水官和主百工之官,势力强大,欲霸九州,为一暴横诸侯,迭经诛讨,屡朝不靖,不绝其嗣。帝尧即将退位时,大臣灌兜推举共工继承帝位,帝尧不可,而试之工师,后来果然得“淫辟”之罪,因之被判流放。《尚书·舜典》说:“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史记·五帝本纪》更明确说到:“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用夏变夷”,这是中国古代经常采取的一个政策。《括地志》说:“故龚城在檀州燕乐县界,故老传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清初顾炎武作《昌平山水记》时,其城仍在,亦曰共城,在密云县东北五十里。炎帝族在其鼎盛时期,也以擅长农业和天文历法著称,其文明程度较黄帝族要高。共工氏被流放到北方时,自然也将炎帝族的先进文化带到了北方,无论其与帝尧、帝舜的关系如何,都确实会起到“以变北狄”的效果。

炎帝族中还有一个著名大族蚩尤氏。钱谦益《初学记》引《归藏·启筮》说:“蚩尤出自羊水。”羊水即羌水,亦即姜水。《太平御览》引《世本》“蚩尤作兵”,宋衷注说:“蚩尤,神农臣。”其为炎帝族后裔是没有疑问的。蚩尤族活动的地点,有葛卢之山阿,雍狐之山阿,涿鹿之阿,中冀、冀州之野,黎山之丘等,其中的涿鹿之阿,中冀、冀州之野,均在今黄河以北地区。在文献传说中,蚩尤族是炎帝族英勇善战、桀骜难驯的典型代表。史籍记载说蚩尤族最早发明用金属制造兵器,《太平御览》引《龙鱼河图》说:“蚩尤造立兵杖、刀、戟、大弩。”《管子·地数篇》说:“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吕氏春秋·荡兵》说:“蚩尤作兵。”《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蚩尤作兵伐黄帝。”据王献唐研究,古代炎帝族中多出美女,身材娇小,如《诗经》中说到美女多称“美孟姜兮”等等。而炎帝族中的男子则颇多身材魁梧的巨人,如共工之力可以触倒不周山,共工之后土伯,“其角觺觺”,土伯之后夸父,不自量力,追逐日影。《归藏·启筮》说蚩尤“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龙鱼河图》说蚩尤有“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震天下。黄帝仁义,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敌,乃仰天而叹。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不宁,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殄服。”《述异记》说:“俗云蚩尤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今冀州人掘地得髑髅如铜铁者,即蚩尤之骨也。今有蚩尤齿,长二寸,坚不可碎。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觝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三三两两,头戴牛角而相觝,汉造《角觝》,盖其遗制也。”由此可知蚩尤在古代传说中一直具有特殊的崇高威望。 炎黄二族间的斗争持续反复,比较大规模的战争有三次,即黄帝与炎族末帝榆罔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和共工与颛顼争帝的不周山之战。战争的双方自然是以炎族和黄族为主,但是其中起了关键作用的还有三人,一为玄女,一为风后,一为应龙,均来自炎黄二族以外的另一部族。《太平御览》引《黄帝玄女战法》说:“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黄帝归于太山,三日三夜,雾冥。有一妇人,人首鸟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妇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问?’黄帝曰:‘小子欲万战万胜。’遂得战法焉。”《太平御览》引晋虞喜《志林》说:“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以别四方,遂擒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同书《大荒东经》又说:“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玄女人首鸟形,说明其部族是以鸟为图腾。风后以风为姓,为宓羲之后,风即凤,也是以鸟为图腾。应龙,郭璞《山海经》注说:“龙有翼者也。”应(應)字从心从广从隹,隹即鸟,应(應)即鹰,应龙也与鸟图腾有关。鸟图腾是太暤、少暤部族的特征,由此可知,在炎黄二族的决战中,曾有太暤、少暤部族加入其中黄帝族的一方,并终于使黄帝族转败为胜,开始了黄帝族控制中原的时代。炎黄之争是上古史中的一件大事,这件大事主要就发生在今黄河以北地区。炎黄抗争时,风姓的太暤、少暤族也充分活跃起来,风、姬、姜这三大部族的背景是同时并存的。

在考古学上,时间比较确定、特征比较明显的新石器文化有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三者的存在恰好与上古风、姜、姬三大部族的活动背景相对应。 大汶口文化又称青莲岗文化,以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和江苏青莲岗文化遗址命名,主要分布在今山东、苏北以及皖北、豫东一带,延续的时间很长,从公元前4300年到公元前2400年。

仰韶文化以河南仰韶遗址命名,主要分布在今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省,延续时间从公元前5150年到公元前2460年。

龙山文化以山东龙山遗址命名,主要分布在今山东、河南、河北、陕西等省,延续时间从公元前2400年到公元前1900年。

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在河南洛阳的王湾遗址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从仰韶文化晚期逐渐向龙山文化过渡的过程,代表仰韶文化的红陶、褐陶、彩陶逐渐减少,代表龙山文化的黑陶、灰陶逐渐增多,似可推测为上古炎族文化逐渐为黄族文化所融合和取代。

山东的龙山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类型不同,它上承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在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良渚文化中,常有以鸟为造形的情况。在大汶口文化中期有一种鸡形的器皿鸡彝,初形为小头、圆腹,像一只刚出蛋壳的雏鸡。以后头部向前伸长,腹部变扁,像一只正在向前觅食的母鸡。到大汶口文化晚期头部更加抬高伸长,足部抬高,腹部变细,渐渐显出了公鸡的雄姿。这种造形再向前发展,就变成了山东龙山文化中常见的红陶鬶,其形制正像一只伸颈昂首、伫立将鸣的红色雄鸡。后来在河南、河北、陕西的龙山文化中也普遍出现了鸡彝,有些用红陶铸成,有些用黑陶铸成。到了夏代,器物中常见的封口盉仍然明显地像一只黑色或灰色的雄鸡。《礼记·明堂位》说:“灌尊,夏后氏以鸡夷,殷以斝。”灌即灌祭,夷读为彝,封口盉就是夏代的重要礼器鸡彝。“彝”字在金文中常见,凡宗庙礼器都称为“彝”,其字从鸡从廾,鸡像用绳索捆缚住翅膀,左边数点像滴血,廾像用双手捧送祭神。鸡彝以及“彝”字的本义都来源于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的远古习俗,这一情况似可推测为黄族文化对于东方风姓文化的融合和取代。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山东龙山文化早期可能已进入了青铜时代,在传世的铜器中有一件与大汶口到山东龙山文化过渡型非常相似的鸡彝,上有“天黽”铭文,天黽即天鼋,是黄帝族的徽号。又据史籍记载,尧、舜、禹都直接继承了黄帝族的文化传统,夏人尚黑,龙山文化也以黑陶为主要特征,龙山文化中的鸡彝和夏代的封口盉多为黑陶或灰陶铸成。这两点可以作为龙山文化即黄族文化猜测的佐证。

1953年以后在今山西西南和河南西部等地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也就是夏文化。二里头文化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其分布及类型,在山西西南部为东下冯类型,在河南西部为二里头类型。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95年至公元前1625年,相对年代介于龙山文化与早商文化之间。从地层关系上看,在河南洛阳东干沟、临汝煤山、洛阳矬李等二里头文化遗址下面,都直接叠压着河南龙山文化中王湾类型的文化,说明二里头文化直接来源于河南龙山文化。由此,和史籍中夏文化直接继承了黄族文化的记载相对应,又可以得出龙山文化就是黄族文化的猜测。

就河北地区而论,这里既是文献中记载的炎黄二族活动、斗争的中心,又有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的大量发现,二者之间的相互对应是十分明显的。

问题比较突出的是殷商时期的历史。和炎族、黄族文化相比,殷商文化具有很大的不同之处。炎族为姜姓,黄族为姬姓,二者都从女,而殷人则为子姓。殷人特别热衷于占卜,并且是目前已知最早使用文字的民族。殷人的青铜器制造也有极其辉煌的成就。1899年以后甲骨文的发现和1928年以后对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使人们对于殷商时期的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并且证实了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的《殷本纪》以及《夏本纪》、《周本纪》均为信史,使学术界在疑古的沉重气氛中重新对古史建立了信心。但是,殷墟遗址是殷商后期所建都城的遗址,从盘庚到帝辛即商纣王共十二代,呈现了《竹书纪年》所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时期的历史,而在盘庚以前从开国之君成汤到阳甲还有十九代帝王。1955年在河南郑州二里冈发现了殷商早期的文化遗址,为殷商从开国之君成汤到第十代帝王仲丁时期的都城亳都的遗址,年代较安阳殷墟为早,绝对年代据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1620年,持续时间大约在一百五十年左右。在殷商遗址的下面叠压着龙山文化层,说明郑州二里冈的殷商文化一部分因素是承袭了河南龙山文化来的,龙山文化是殷商文化的来源之一。但是殷商文化中的大部分因素是龙山文化所没有的,二者之间虽有继承关系,然而在时间上仍然有着相当的距离。

司马迁曾经说过:“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夏、商、周三代就其进入中原占据统治地位来说,是前仆后继的,但是在进入中原以前,都已有了一段较长时期的发展,在被取代以后,又都还保留有若干地方性诸侯国的延续,所以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发展实际上是平行和交叉的。殷商在建国前曾经是夏朝的列国之一,西周在建国前曾经是商朝的列国之一。夏朝灭亡以后,杞国继承夏祀,是商朝和周朝的列国之一。商朝灭亡以后,宋国继承商祀,是周朝的列国之一。由此而论,殷商民族进入中原,确实仅限于其全部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尤其殷人是一个频繁迁徙都城的民族,自契至汤八迁,自汤至盘庚五迁,在殷人迁到一个新都以前,它的文化实际上已经在另外一些地方有过较长时间的发展了。

郑州殷商遗址是成汤所建都城,成汤是殷人进入中原以后的开国之君。在进入中原以前,殷人的始祖是契,从契到成汤还有十四代先公,这一时期殷人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这是探讨殷商文化的关键。

继郑州二里冈殷商遗址之后,1957年到1975年,在河北邯郸、磁县、邢台、藁城和河南郑州、新乡、安阳又发现了一系列殷商文化遗址,其年代又较二里冈遗址为早。邹衡据此将整个殷商文化划分成为三个时期,即先商期、早商期和晚商期。先商期的绝对年代相当于成汤灭夏以前,文化遗址以河北邯郸涧沟、磁县界段营和河南辉县琉璃阁、新乡潞王坟以及郑州南关外为代表,因此可以分为漳河型、辉卫型和南关外型三个类型。其中位于黄河以南的南关外型是从辉卫型、漳河型发展而来的,并且受到夏文化的很大影响。早商期即商代前期,绝对年代约从成汤灭夏前后到武丁以前。除郑州二里冈以外,后来在河北北部的藁城、湖北黄陂的盘龙城、陕西岐山的京当等广大地区内,都发现了早商期的文化遗址,说明商朝在这些地区之内都曾设置间接的政治统治据点。晚商期即商代后期,绝对年代约从武丁至武庚,文化遗址以河南安阳的殷墟为代表,包括小屯村、武官村、侯家庄等地在内,分布于洹河南北两岸,总面积在24平方公里以上。

晚商期的持续时间,据《竹书纪年》为二百七十三年。商朝自成汤建国至商亡约在五百年至六百年之间,据此推算早商期持续的时间至少也有二百五十年左右。如果以公元前1028年或1066年为周灭商之年,则成汤建国之年应在公元前1528年至公元前1666年的上下限之间。据碳十四测定郑州二里冈的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与此推算大体相合。但是在先商期,年代的推算就比较渺茫。大致说来,从契到成汤的年代应该与夏朝同时,据《竹书纪年》记载,夏朝自禹至桀共四百七十一年,又据夏文化早期二里头型等一些遗址的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1915±115年。

考古学方面的探讨,是由晚商期上溯到了早商期,又由早商期上溯到了先商期。但是,先商期漳河型和辉卫型的文化,也还不是其最初的文化,漳河型和辉卫型的文化又是由哪里发源而来的?这一段历史线索,目前在考古学资料中迹象不明。许多学者认为先商文化起源于东方,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提出先商期的商国是夏朝东夷诸国之一,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提出殷商民族起源于环渤海湾一带今山东省境内,张光直《殷商文明起源研究上的一个关键问题》提出早商文化与东海岸大汶口或青莲岗文化晚期的花厅遗址有很多共同因素,并进而论断虽然二里头文化确实为夏文化,但早商文化实在也是夏文化,“夏世即商世”,“中国古代夏、商、周三代实在是一气呵成的历史发展”。

邹衡则认为二里头文化第一、二、三、四期都是夏文化,而非先商文化或者早商文化。夏文化与商文化相比较,二者年代不同,分布地域不同,文化特征不同,文化来源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也不同。并且不论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还是先商、早商文化,它的直接来源都是河南龙山文化,而非山东龙山文化或东方大汶口文化。据考古材料得知,先商文化的分布比较集中在行山东麓一线,也就是战国时期的黄河以北和以西之地。在这一地区没有发现典型的夏文化遗址,文献上有关夏人的传说也很少,尤其是在漳河以北根本找不到有关夏人的记载,这就说明这一地区不是夏人的活动范围,而是商人的发祥地。先商文化在黄河以南只有南关外一个分布点,说明它是从外地侵入到夏文化分布区域的。早商文化的二里冈型来源于先商文化的南关外型,而南关外型则来源于黄河以北的漳河型。再向上推溯,漳河型的主要来源有三个,一是河北龙山文化涧沟型,二是位于山西省的河北龙山文化许坦型,三是位于山西省的夏文化东下冯型。这三个主要来源中,有两个属于河北龙山文化,就其地区而言有两个位于山西省,因此,先商文化漳河型中的不少因素是从山西来的。邹衡提出先商文化漳河型是商文化的原始形态,也是较为纯粹的商文化,提出先商时期殷人活动的范围在今河北西南部和河南北部的一大片平原上,“其中心地点,应该就在滹沱河与漳河之间”。这就使得对于殷商文化起源问题的探讨向前迈出了踏实的一步。但是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漳河型文化存在的时间只相当于夏文化二里头型的晚期。也就是说,殷人的始祖契以及其后的数代先公这一段历史时期的活动,仍旧没有着落。

对此,有必要讨论到分布在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的红山文化或夏家店文化。红山文化于1938年由日本人提出,以内蒙古赤峰境内的红山遗址命名。1960年在赤峰药王庙和夏家店重新进行考古发掘,并将以前所说的红山第二期文化也重新命名为夏家店文化。夏家店文化的分布范围很广,最北越过内蒙古的西拉木伦河,最南越过河北省的拒马河。夏家店文化的延续时间也很长,它的下层文化上接龙山文化,下至商代后期,它的上层文化约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根据北京昌平雪山村、河北大厂大索头、内蒙喀左北洞村等文化遗址的层位关系,可以看出河北的仰韶文化早于河北龙山文化,河北龙山文化早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从文化内涵上比较,夏家店下层文化已经非常接近河北龙山文化,二者之间似乎不会有其他过渡性的文化存在。

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以及文物的大量发现,说明辽西、冀北地区的历史发展从上承龙山文化的那一远古时期开始一直到西周早期,一直都有一个比较独立的和一脉相承的文化存在,其间甚至跨过了夏朝和商朝这两个重要王朝的更替。夏家店下层文化尽管内涵丰富,因素复杂,并且毫无疑问地避免不开与中原及北方草原等地区的文化交流,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内容及风格比较完整的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所承接的龙山文化为河北龙山文化的雪山型,以北京昌平雪山村遗址为代表。雪山型有其一定的文化特征,但总的看来它与河北龙山文化涧沟型中期的邯郸龟台寺遗址是比较接近的。在时间上,涧沟型中期遗址早于夏朝年代的上限,雪山型晚期则与夏文化的早期大体相当。

现在再回到对先商文化漳河型的讨论上来,就可以知道,先商文化漳河型在来源于河北龙山文化涧沟型的过程中,有一段相当于夏朝早期的空缺,而这段空缺如果是放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对于河北龙山文化雪山型的继承上,是不会存在的。那么,比先商文化漳河型更为原始的先商文化,如果是在辽西、冀北地区上承河北龙山文化的雪山型,而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较早时期孕育产生,以后又扩散到了稍南一些的漳河流域,这种推测在时间上是没有矛盾的。既然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上限相当于夏代的初年,已接近龙山文化,那么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中推测并且找到早于先商文化漳河型的遗址,是很有可能的。在探讨了辽西、冀北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与河北南部、河南北部的先商及晚商文化的关系时,一般都认为是以先商及晚商文化为主体自南向北对于夏家店文化发生影响,如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夯土墙、土坯墙以及晚期大量铸造的青铜器特别是青铜礼器,受到了商文化很大的影响。王彩梅《燕国历史溯源与夏家店下、上层文化》也说:“根据考古资料看,有这样一个现象,商文化在河北境内是自南而北传播的。到目前为止,北京境内发现的商文化均属商代晚期,这说明商王朝的势力直到商代晚期,才达到今北京地区。”然而实际情况可能恰好相反,不是南部较发达的商文化对北方发生若干影响,而是在北部孕育出了商文化而在南部获得了较大发展。王彩梅并且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远比商代早得多,“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创造者在商王朝势力到来以前,已在当地居住很长时间了”。所说的这个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创造者,实际上很可能就以商代最初的几代先公及其族属为主体。 丁山在其《商周史料考证》(遗著,1960年出版)中提出:“由于‘契居蕃’的传说,我敢论定商人发祥地决在今永定河与滱河之间。”而傅斯年、金景芳、张博泉、干志耿等人则又进一步提出殷商文化起源于更北的辽宁、吉林两省。傅斯年《东北史纲》(1932)说:“商之兴也,自东北来,商之亡也,向东北去。商为中国信史之第一章,亦即为东北史之第一叶。”“商之先祖已据东北为大国矣。”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1978)认为“昭明居砥石”的砥石为辽水发源处,即今辽宁省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白岔山,并且提出“在汤未灭夏以前,商人的势力并没有到达今河南中部。因此,在今河南中部,不可能有‘商代先公时代的文化’或‘商代早期以前的商文化’。如果真的发现与此年代相当的文化,那就是夏文化,不要再说没有发现夏文化了”。干志耿、李殿福、陈连开合著《商先起源于幽燕说》(1985)认为今长城两侧、燕山南北的幽燕之域是商先活动地区;红山文化和后红山文化(东山嘴类型、牛河梁类型)是商先史事遗迹,距今约六至五千年前后;“契居番”的番当与今辽河上源的老哈河及大凌河与滦河上游地区相关,或者说应在此范围内求之。该文提出:“总之,东北的辽河流域同中原的黄河流域、南方的长江流域一样,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摇篮。明确地说,黄河流域是华夏的起源和发祥之地,长江中下游是楚、越的起源和发祥之地,而辽河流域则是夷、狄、商先起源和发祥之地。”这些学者的探索都有若干不容忽视的依据。

十、召公之治,得兆民和——有关周初召公封燕的疑问

如果认为殷商文化起源于北方,那么它就和周初所封的燕国前后连贯起来了,二者之间丝毫没有联系是不可能的,所以对于殷商文化起源的探讨最便利的办法就是从周初燕国开始。《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燕国初封时史事说:“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史记》的这段记载文字过简,语焉不详,从中确实可以提出不少的疑问。

第一,周初召公封燕是否为燕之初封?

第二,召公奭与周王室的关系如何?

第三,召国与燕国的关系如何?

第四,北燕与南燕的关系如何?

第五,燕与蓟的关系如何?

周初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室,当时畿外的重要封国大都借助了古代的城邑和殷商的遗民。如鲁国封于曲阜,为少暤之墟,随行的有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卫国封于朝歌,为商朝旧都,并统领有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当时称此为“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也就是“居殷故地,因其风俗,开用其政”,而“疆理土地以周法”。但是就史籍中的简略记载来看,燕国在召公奭受封以前,似乎本无土著殷民的活动,与召公奭随行的也没有殷商遗民。

召公奭,裴駰集解引谯周曰:“食邑于召,谓之召公。”司马贞索引也说:“召者,畿内菜地。始食于召,故曰召公。或说者以为文王受命,取岐周故墟周、召地分爵二公,故《诗》有周、召二南,言皆在岐山之阳,故言南也。”认为召为西周的畿内封国,召公以此而称。公为爵称,召公奭为周室三公之一,其子孙世代继为三公。所说参证史实均有较大依据,然而召公奭既然有如此崇高的身世地位,能够与周公旦相并称,其与周王室的关系如何?周武王有同母兄弟十人,长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周公旦为武王之弟,并且二人排行甚近。“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因此被封于鲁国,还特别被赐予祝、宗、卜、史之官和官司礼器,得建文王之庙郊祭文王,有天子礼乐。但是召公奭似乎仅仅与周同姓,而没有族属的关系。谯周说召公奭为周之支族,皇甫谧又说他为周文王之庶子。《白虎通》和《论衡》沿袭此说,说召公为“文王子也”,“周公之兄也”。然而顾炎武《京东考古录》已经指出二人的说法“考之史传,更无所出”。《左传》鲁僖公二十四年周大夫富辰说到周初封国中为周文王之子的有十六国,为周武王之子的有四国,为周公旦子孙的有六国,“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其中也没有燕国。周初受封为诸侯的有几类,一类为周王宗室,一类为古圣王之后,一类为功臣谋士,召公奭应该属于功臣谋士一类。《史记·周本纪》说:“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但是,召公奭是怎么样的一位功臣谋士,仍然需要探求。

召公奭被封在燕国,但是他在周王畿内还同时拥有一个封国召国。丁山《召穆公传》据《水经注》雍水东径召亭南,召亭又名树亭,“故召公之采邑也”,认为召公奭的封国在扶风雍县,今陕西凤翔东南。召公奭在其封国内为君,在周朝内为臣,长期担任三公之一的保。据《春秋公羊传》何休注,自弘农郏县、今河南郟县以西的广大领域都由召公奭管辖。召公奭这种在畿内和畿外同时有两个封国的情况,和周公旦同时受封周、鲁一样,可以用元子就封于畿外、次子留封于畿内以相王室的制度来解释。在召国,召公奭为第一代国君,谥号曰康,称为召康公。周成王时,召公奭在周公旦正式营建洛邑以前,曾先期前往“相宅”。成王年幼,周公旦当国践祚摄政,曾引起召公奭的怀疑。周成王临死前,曾遗命召公奭率领诸侯辅佐康王。这在《尚书》的《召诰》、《君奭》、《顾命》等篇中都有明确记载。今本《竹书纪年》说召公奭死于周康王二十四年。他经历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代,死在周公旦之后。在后代人的记载里召公奭是一个格外长寿的人,《风俗通义》说他寿百九十余岁,王充《论衡》说他百八十岁,故民间有“寿若召公”之说。召公奭的次子一支世代继承召公的职位,至周厉王、周宣王时有召穆公虎,是其后裔。春秋时召国仍存,周襄王时有召武公、召昭公,周定王时有召桓公、召戴公。周景王死后,王室内发生了王子朝之乱,有召庄公、召简公父子参预其中。周敬王即位后,诛杀召简公,而后召国开始衰落。召公奭也是燕国的始封国君。召国在今陕西凤翔,与远在东北的燕国联系起来非常困难。而史书中果然自召公奭的元子以下至燕惠侯九世的姓名、谥号全都阙载,今本《世本》中完全没有燕国世系,由此引起历代学者的怀疑。但是据道光、咸丰时于山东梁山县出土的“梁山七器”中宪鼎铭文“在匽”、1973年北京房山琉璃河黄土坡出土堇鼎铭文“匽侯命堇█(異加饣旁)太保于宗周”、传世的匽侯旨鼎铭文“匽侯旨初见事于宗周,王赏旨贝廿朋”、传世的小臣█(攄字思改豆)鼎铭文“召公①(垦)匽”等许多考古资料来看,召公奭封燕是确实的。召公奭并未前往燕国就封,但曾前往燕国巡视。燕侯旨及其近臣堇曾经前去宗周事奉召公。燕侯旨就是召公奭的元子,是实际上的第一代燕侯。“召公①匽”的“①”,《录遗》记作“②”,于省吾释为农田垦殖的“垦”,但是它也很像是封国的“封”字。

司马迁《史记》在记述《燕召公世家》以及《鲁周公世家》时,实际上只记述了燕、鲁,而没有记述召、周。而且在记述燕国世系时,是将南燕、北燕二国的史事误混在了一起。据《左传》宣公三年和《国语·晋语四》,南燕国为姞姓,始封国君伯儵为黄帝之子,与《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的记载相合,其都城在郑、卫之间,秦汉于其故地设燕县,在今河南延津东北。《左传》记载春秋时史事,南燕国的出现还要早于北燕。《左传》隐公五年卫人以燕师伐郑,桓公十二年公会宋公、燕人盟于谷丘,十三年公会纪侯、郑伯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十八年王子克奔燕,庄公十九年卫师、燕师伐周,二十年郑伯执燕伯仲文,以其伐周之故,宣公三年郑文公有贱妾名燕姞,所说的都是南燕。北燕始见于襄公二十八年,齐侯、陈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晋。二燕国仅仅国名相同,并且论其渊源,姬、姞二姓都可上溯到黄帝,除此以外则并无来往。《史记·燕召公世家》将燕师伐周与执燕仲父二事误入北燕,谯周《史考》曾予纠正。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齐桓公救燕北伐山戎一段史事仍为南燕,进而认为北燕为后起之国。如童书业《古燕国辩》说齐救燕伐山戎,山戎在太行山脉中,燕在河南汲县,即南燕。并推测南北燕关系说,南燕只见于春秋前期,北燕只见春秋后期,姑可立一假定:燕本姞姓之国,至春秋后期因僻处北荒,故冒姓周宗亲,以预中原之盟会。召公奭是否姬姓亦甚可疑。吴越皆本楚之支族,吴冒周姓,越冒夏禹姒姓,与此相类。这两方面的见解恐怕都失之偏颇。

燕与蓟的关系是历代学者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蓟,据《水经注》:蓟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取名焉。北魏蓟城即唐幽州蓟县治所,司马贞索隐说:“北燕在今幽州蓟县故城是也。”张守节正义也说:“今幽州蓟县,古燕国也。”如此则蓟燕为一地。但是周初在封召公奭于燕的同时,又另有诸侯封在了蓟。《史记·周本纪》说:周武王封“帝尧之后于蓟”。此外《礼记·乐记》又记载说:“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吕氏春秋》则记载说:“武王封帝舜之后于蓟。”封在蓟的究竟是黄帝之后,还是帝尧之后、帝舜之后?三书记载不同,可能是传写之误。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三种记载并不矛盾,因为黄帝之后有二十五宗,尧、舜均为黄帝后代,同姓姬姓,帝尧之后也就是黄帝之后,帝舜之后仍然是帝尧之后、黄帝之后。严格地说,称为某某之后应有一脉嫡传的谱系可录,但是从追尊远祖的角度笼统地说为帝舜之后,又为帝尧之后、黄帝之后,也是可以成立的。不过这一位封于蓟的黄帝之后与封于燕的召公奭决不是一人,因为第一封帝尧之后于蓟和封召公奭于燕的记载同时见于《史记·周本记》的一段文字内,第二封帝尧之后是出于褒封先代圣王的目的,而封召公奭是出于奖赏功臣谋士的目的。陆德明、朱彝尊、马端辰、顾炎武等人认为帝舜、帝尧、黄帝之后所封蓟与召公奭所封燕本为一国,召公奭为姬姓,正是黄帝之后。朱彝尊《曝书亭集》说:“于褒封先圣之后则称蓟,于封功臣谋士则称燕,以采邑则称召。蓟与北燕本一而已。”顾炎武《京东考古录》说:“案黄帝姓姬,召盖其后也。盖一地不容封二国,故疑召公即黄帝之后。其不曰燕而曰蓟者,有南北二燕,故称其国都以明之也。”另一方面,又有张守节、王应麟、胡邦衡、顾祖禹等人认为蓟与燕原非一国,但蓟国不久就为燕国所吞并。张守节正义说:“周封以五等之爵,蓟、燕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自立国。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这两方面的解释都不够确凿,仅限于推论。因为对燕国初封时期的史事提不出确凿的印证,从而就导致了现代疑古学派兴起之后对燕国早期历史的全面怀疑。傅斯年《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提出:“召公既执陕西之政,而封国远在蓟丘,其不便何如?”认为:“燕既本作郾,则与今河南之郾城有关。郾城本括郾城、召陵二县境,近年郾城出许冲墓,史书许冲居召陵万岁里,则郾、召为一地,其为召公初封之燕无疑。”顾颉刚《燕国曾迁汾水流域考》补充傅斯年之说,据《尔雅·释地》“燕之昭余祁”、《山海经》中的管涔山即《淮南子》中的燕京山、《后汉书·西羌传》载季历伐燕京之戎三事均在今山西境内,认为:“合此数事观之,泽以燕名,山以燕名,戎以燕名,是则太岳之北、管涔之南、汾水上游曾一度为燕之领土可知也。”提出燕国初封在今河南郾城,始迁至今山西境内,再迁至河北境。童书业《古燕国辩》据《诗经·韩奕》“溥彼韩城,燕师所完”说:古韩国旧以为在黄河以西今陕西韩城,实为黄河以东汾水下游之国。今山西管涔山旧名燕京山、汾水所出,《竹书纪年》中的燕京之戎为燕京山地之部落,为汾水上游之国,故燕能救韩,出师城韩。如果燕国为今北京之燕国,则“远在东北之燕,安得为在陕北之韩国筑城?”齐思和《燕吴非周封国说》提出三项疑问:一、上古地旷人稀,随处可国,而路途艰阻,跋涉极难。武王既克殷,择地而封,岂患无土,又何必远流之幽州之野?二、周先太王之避戎,至于岐下,去其旧国不逾百里。且戎狄杂错,召公又安得越之而有燕?三、周初分封,至春秋后百余年而燕始大,然诸侯犹以夷狄遇之,则是岂类大国之封?因而认为召公奭封地初在陕西,西周东迁后改封在今山西垣曲县之召原;西周时的疆界,河北中部为鲜虞、肥、鼓各国,狄人所居,自晋亡战国时,华夏文化始及于滹沱水流域;春秋《左传》所说燕国即南燕,原在河南,始封祖非召公奭而为伯儵。战国中北燕强大,而南燕微小,北燕始独擅燕名。

对于上述疑古气氛的突破,始于60年代初北京房山琉璃河商周遗址的大发现。不过对于琉璃河商周遗址发现的意义,至今仍没有形成足够深刻的认识。

1962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房山县琉璃河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了商周文化遗址。遗址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15公里。70年代和80年代,经过多次发掘,在遗址中部董家林村发现了周初燕国城址,城址的北城墙长约829米,南城墙由于被破坏确切位置不详,估计南北城墙宽约600米,全城呈长方形或方形。城墙宽10米,残高1米。墙内夯土纯净,呈红褐色,相当坚硬。在主城墙内外两侧,有斜坡状的护坡。在东、西、北三面城墙外,发现有深2米多的护城濠沟。在距董家林古城址东南约800米的黄土坡村发现了墓地遗址,共清理发掘出墓葬300余座,车马坑30余座。其中大型墓葬10余座,最大的有四条墓道,深达11米。墓葬和车马坑中出土的各类文物有数千件,青铜礼器中绝大多数带有铭文,明确记述人名和事迹的有10余件,最著名的为堇鼎、复尊和伯矩鬲。

由青铜铭文中“匽侯”的记载,确切无疑地证明了《史记》“封召公奭于北燕”的记载是可信的事实。黄土坡墓葬即燕侯家族的墓葬,董家林古城址即燕国都城的遗址。墓葬和城址的规模完全可以和铭文中“匽侯”的身份相符,并且由铭文中“匽侯命堇█(異加饣旁)太保于宗周”等,还进一步证实了文献中召公本人并未前往燕国就封、而派元子就封的记载。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古城址城墙内侧的护坡被商末周初墓葬以及属于西周时期的灰坑和房基所打破,说明这座古城的建筑年代是在商末或商末以前。在琉璃河村居住遗址中,也发现了属于商末至西周时期的堆积层。黄土坡村的墓葬,位于京广铁路以西的Ⅰ区在殉葬习俗和器物组合上均与以东的Ⅱ区不同,年代有的要早到商末。由此可知周初的燕国与商代背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物质条件、社会构成和文化信仰等许多方面,甚至可能是自商代继承而来。

《史记》等文献对于周初封燕以前的情况完全没有论及,商代自兴起至灭亡五六百年间有关这一地区的历史记载是一片空白。现在,有了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和一批青铜器铭文的发现,结合史籍中有关商族起源神话的叙述,以及《易经》、《山海经》中史事遗痕的旁证,回过头来补述周初燕国在有商一代的历史,有理由认为周初燕国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了商代燕国的基础。在早商和晚商时北方的燕国已是泱泱大国,其周围地区邦国众多,并都十分兴盛发达。而在成汤建商以前的先商时期,燕地甚而还是殷商民族最早的发祥地。

十一、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民族的鸟图腾标志

对此问题的探讨可以先从燕之得名开始。

甲骨文“齐”字像三枝禾麦结穗形,“鲁”字像鱼露于坎形,均由植物名或动物名而来。燕国之“燕”,张守节《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则是以为燕国之“燕”得自燕山,在众多“匽侯”青铜器出土以前诸家多袭此说。但燕山之“燕”又得自何处?此问题仍有未尽。按《说文》,“燕,玄鸟也。籋口,布翅,枝尾,象形”。燕之本字为动物之燕的象形,因此燕国之“燕”与燕山之“燕”应是同样都得名于动物之燕。

《括地志》云:“燕山在幽州渔阳县东南六十里。”古代所称燕山在今河北蓟县东南,经玉田、丰润,蜿蜒数百里东至海滨。那么,燕国与燕山又何以以动物燕为名?是什么人最早为之取名?这就与玄鸟生商的著名神话有关。

商的始祖名契。《史记》、《诗经》、《楚辞》、《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很多书中都记载了契的生母简狄因为吞下玄鸟的卵而生下契的传说。《史记·殷本纪》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褚少孙补《史记·三代世表》也说:“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契母与姊妹浴于玄丘水,有燕衔卵堕之。契母得,故含之,误吞之,即生契。”

《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郑玄笺说:“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谓鳦遗卵,娀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

《诗经·商颂·长发》说:“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郑玄笺说:“禹敷下土之时,有娀氏之国亦始广大,有女简狄,吞鳦卵而生契。”

《楚辞·天问》说:“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王逸注说:“言简狄侍帝喾于台上,有飞燕堕遗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

《楚辞·离骚》说:“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氏之佚女。”“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王逸注说:“谓帝喾之妃,契母简狄也。”“帝喾次妃有娀氏之女生契。”

《楚辞·九章·思美人》说:“帝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王逸注说:“喾妃吞燕卵以生契也。”

《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说:“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高诱注说:“帝,天也。天令燕降卵于有娀氏女,吞之生契。”

《淮南子·坠形训》说:“有娀在不周之北,长女简狄,少女建疵。” 《太平御览》引《尚书·中候》说:“玄鸟翔水,遗卵于流,娀简拾吞,生契封商。”

《丹铅总录·怪异类》引《诗含神雾》说:“契母有娀,浴于玄丘之水,睇玄鸟衔卵,过而堕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

袁珂《山海经校注》序中指出在古代神话的流传中,有将神话历史化的倾向,实则神话发生在前,历史化的解释在后,批评郝懿行等注家不能专以神话观点解释神话,“不免以人事现象释神话,混神话于历史,凿枘难通”。这种观点是在以往疑古的气氛中提出来的,然而实际上中国自古就有注重历史的传统,鬼神信仰以及专门的神话系统确实未曾占据主要地位。顾颉刚提出古史层累造成说,钱穆则针锋相对提出了古史层累遗失说。无论是层累造成还是层累遗失,确实不能想像古代的人们在上古史实的记忆和流传上会按照现代政治学和人类学的方法进行客观描述。在上古史实的记忆和流传中,必然会有很多简化、形象化和神话的因素在内。但是无论如何,并不能因此而认为神话的产生在前,而历史的解释在后。古籍中所记载的上古神话传说,大都本是历史传说。在《山海经》、《易经》等书中,都星散记载了许多上古重要的史实,自从殷墟甲骨文和二里头夏墟被发现以来,夏商史的文献记载大体上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因此对于《易经》、《山海经》等书中的许多“史影”,实在已有进行新的深入研究的必要。

对于玄鸟生商的“神话”,首先可以从古代“高禖”的祭祀礼仪中得到充分的说明,其次可以由考古资料中“玄鸟妇”等青铜器铭文上得到有力的论证。

高禖是古代一种重要的祭祀礼仪,于每年春季在郊外进行,祠以太牢的重礼。据《礼记》和《吕氏春秋》记载,在西周和春秋时期高禖的祭祀仍在实行,而其起源,郑玄和毛公正是以为源于简狄的吞玄鸟遗卵而生契。《礼记·月令》仲春之月说:“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曰:‘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郑玄注说:“高辛氏之出,玄鸟遗卵,娀简吞之而生契,后王以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 《吕氏春秋·仲春纪》说:“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所记与《礼记·月令》全同。高诱注说:“王者后妃于玄鸟至日,祈继嗣于高禖。”

毛公《诗经·商颂·玄鸟》传说:“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娀而生契。”

闻一多《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吸收郑玄的说法,认为夏、商、周三代都有高禖的祭祀,高禖就是生育之神,各国各代所祭祀的就是自己的女祖先。夏人高禖为先妣女祸,殷人高禖为先妣娀简狄,周人为姜嫄,楚人为高唐神女。

生育子孙在上古居民是最为重要的一桩大事,因此以祈求生育为目的的高禖也就成为一年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大祭祀。《周礼·地官·媒氏》记载说:“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春之月,会合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诗经·鄘风·桑中》所谓“刺奔也,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老子·二十章》所谓“众人熙熙,若享太牢,若春登台”,《史记·孔子世家》所谓“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都是这种遗俗的反映,可见至春秋时生育意图仍然是人们一项重要的现实需要。高禖祭祀是生育意图在上层王室中的表现,奔者不禁是生育意图在下层平民中的表现。

不过,商代高禖祭祀的创兴必定是在简狄生契之后,而不会在她生契之前就有高辛帝率之前往高禖的事。在以契为首领的这一支殷商族人兴起以后,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的事迹才得到追认,并且以高禖祭祀的形式作为典范继承下来。为了突出简狄的首创,从此以后,玄鸟即作为部族的图腾标志为契及其后人所接受。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认为古代的许多图腾标志实际上都是生殖崇拜。就殷商民族的玄鸟图腾标志而论,它的产生的确与高禖祭祀的生育意图相关,但是在此以后它就成为殷商民族、部族、邦国的图腾标志,其痕迹也是至为明显的。《生殖崇拜文化论》着重论述古代的生殖器崇拜,解释玄鸟之玄为色素沉着,不确。

殷商民族何以要以玄鸟为图腾,并不是由简狄误吞玄鸟遗卵这件偶然的事情单一决定的。

首先,玄鸟为鸟类中的一种,殷商民族以玄鸟为图腾,与上古风姓的太暤、少暤族以鸟为图腾的文化背景直接相关,说明殷商民族和秦、赵的嬴姓祖先一样,更早都可以追溯到上古的东方风姓部族。

其次,玄鸟是最为典型的一种候鸟,在众多的鸟类中极为独特。玄鸟即燕,又称③。《说文》:“③,玄鸟也。齐鲁谓之③,取其鸣自呼,象形也。”“燕,玄鸟也。籋口,布翅,枝尾,象形。”《尔雅·释鸟》:“燕燕,鳦。”毛公《诗经·商颂·玄鸟》传:“玄鸟,鳦也。”杜预《春秋左传》昭公十七年集解:“玄鸟,燕也。”可知玄鸟即燕,重言之为燕燕,《诗经·邶风·燕燕》有“燕燕于飞,差池其羽”句。燕为象形字,后俗又加鸟旁则别写作█(左燕右鸟)、作鷰。玄鸟又称为③,重言之为③③,为齐鲁方言。③音轧,于音取其自鸣,于字则为象形,后俗又加鸟旁则别写作鳦。燕③之③与甲乙之乙音异字异,但因字形相近,自来多与甲乙之乙通用。如《大戴礼记·夏小正》“燕,乙也”,司马贞《史记·殷本纪》索隐述赞“简狄吞乙,是为殷祖”,即是此种情况。孔颖达《春秋左传》昭十七年“玄鸟,燕也”疏:“或单呼为燕,或重名燕燕,异方语也”,似玄鸟称燕亦为某地区方言,与齐人称③相同。燕与③同为玄鸟,又同为象形字,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1949)解释说:“其形则③像侧看之形,燕像正看之形”,其说可取。是否建立有较为严密的天文历法,这是衡量古代农业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而古代人测定历法的依据,不外乎天象和物候两大类。《左传》昭二十九年:“蔡墨曰:‘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国语·郑语》:“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名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尚书·胤征》:“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黎为火正,火为火星,《汉书·五行志》:“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行火政之政即夏小正之正、正月之正,行火政亦即敬授民时之意,可知古代祝融一族、羲和一族都是世代专工测定历法、世代执掌火正之职和天地四时之官的氏族。与此意义相同,《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说少暤氏以鸟纪官,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为历正,玄鸟氏为司分,伯赵氏为司至,青鸟氏为司启,丹鸟氏为司闭,也是以若干氏族世代执掌颁行历法的官职,通过观测候鸟而测定节候。玄鸟以春分来,秋分去,故以之测定春分秋分。伯赵即伯劳,以夏至鸣,冬至止,故以之测定夏至冬至。青鸟以立春鸣,立夏止,故以之测定立春立夏。丹鸟以立秋来,立冬去,故以之测定立秋立冬。以此四种鸟类命名的氏族均为凤鸟即历正的属官,各掌一事,这种制度与《尚书·尧典》中所说以羲和为掌天地之官,又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测定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定四时以成岁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据《礼记·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觿中”等语,当时制定历法已以观测星象为主。不过在较为远古的时期,通过观测太阳运行的位置确定节候是否已达到准确无误的程度,还可怀疑。远古制定历法可能是以多种途径互相参照的,在《礼记·月令》中,仲春和仲秋两月,正有“是月也,玄鸟至”及“玄鸟归”的记述,在《大戴礼记·夏小正》中也有“来降燕”和“陟玄鸟”的记述。就以鸟为图腾的少暤族和殷商族来说,通过鸟类测定历法可能是其最主要的途径。《礼记·月令》中有“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等一系列物候的记述,但是所谓春分应该严格地限制在一日一刻,而决不能整个仲春二月为春分。春分是昼夜长短平均、正当春季九十日之半的一日。《春秋繁露》:“春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像这样严格地限定为某一日,始雷、始电、蛰虫始动等物候似都难以做到。《月令》中仲春这一月惟一可以确定在某一日的物候,只有玄鸟飞至的“至之日”。《月令》中还有“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的记述,然而在雷声未闻之前,又将何以预知先雷三日?对此,《夏小正》作出解释说:“正月必雷,雷不必闻,惟雉为必闻。何以谓之?雷则雉震响,相识以雷。”王聘珍解诂更将正月必雷之雷解释为“阴阳薄动”、“雷动地中”,而非实有雷雨,说雉者听察,故可识雷之动于地中。如此,则是所谓始雷、始电等物候的发生,也需由鸟类的征候来确定了。《月令》所记以木铎令于兆民之辞说:“雷将发生,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其内容也与玄鸟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祺的生育意图相同。由此,结合《周礼·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的记述来看,古代仲春二月所要进行的大事,自天子以至平民,都是围绕生育一事展开。而春分之日的测定,即主要是依据玄鸟飞至之日来确定的。据宛敏渭、刘秀珍《中国动植物物候图集》发表的中国科学院地理所1963年至1984年的观测结果,家燕于每年3月10日至31日始见于江淮一线,4月10日至5月10日始见于北京、石家庄一线,4月30日至5月10日始见于长春、哈尔滨一线,每年9月30日至10月10日绝见。据此而言,按平均数值计算,现代的家燕是以每年3月20、21日春分日始见于江淮一线。按最上限的数值计算,现代的家燕可于每年3月20、21日春分日到达黄河一线。然而考虑到古代气候温度高于现代,平均高出2至3摄氏度的情况,则古代的家燕按平均数值正可于春分日到达黄河一线,按最上限数值则能够达到北京、石家庄一线。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972)指出:“《左传》提到郯国国君到鲁国时对鲁昭公说,他的祖先少暤在夏殷时代,以鸟类的名称给官员定名,称玄鸟为‘分’点之主,以示尊重家燕。这种说法表明,在三四千年前,家燕正规地在春分时节来到郯国,郯国以此作为农业开始的先兆。” 家燕之所以能获得殷商族人的钟爱,除了风姓部族的鸟图腾传统和其为典型的候鸟这主要两点原因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原因,说明家燕确实与众不同。

据清郝懿行辑《燕子春秋》,古书所载、古人所见的家燕,其迁来与迁往甚为神秘,其居止与人甚为亲近,其生育极有规律,其雌雄、母子和群聚关系与人世十分相仿。以下依次引证数条:

二月,来降。郝注:自海外来,莫知处所,犹天降然。

下丹书。郝注:少昊之时,赤燕集户,遗丹书。

五月,飞入云中。郝注:穆天子馆意而子于灵卑之宫,访至道以为司徒。意而子不乐,身化玄鸟,飞入云中,人谓意而子仙也。燕曰意而,一作鷾鸸。

九月,火出则陟。郝注:九月出火。陟,升也。莫知所去,如初降然。

十月,入于海为蚧。郝注:记异也。海蛤百岁,燕所化。

瑶光不见。郝注:瑶光星散为燕,燕隐也。

十一月,鸷鸟为天女。郝注:天女,鸷鸟。鸷鸟,燕。人不见,是思之。是月,一阳生冀,由天降也。

由上述数事可知家燕有天降、成仙、化蛤、星散、天女的神秘传闻。

二月,孔祠高祺。郝注:请子之候鸟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

乃睇于室。郝注:睇,眄也。入人室堂,往来睇视,乃后定居,故曰。其畏人也,而袭诸人堂上,社稷之神存焉尔。

户案户。郝注:案,直也。燕户与人户直,户南亦南,户北亦北。

静昼语于堂。郝注:语于堂,与主人语也。主人与知之,意洽也。佳客得贤主人相与居,无猜焉尔。

八月,留爪。郝注:或言,燕今年巢此,明岁复来。于其将逝,翦爪识之,其后果然。吴宫人有戏为之者。或以线系其足,亦然。

由以上数条可知自古以来,家燕就是惟一一种能够自然地寄居在人们的屋宇之内,与人们亲近相处的鸟类。郑玄《礼记·月令》注亦曾论及此意,说:“燕以施生时来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为候。”《大戴礼记·夏小正》及王聘珍解诂也说:“来降燕,乃睇。言来者何也?莫能见其始出也,故曰来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视可为室者也。百鸟皆曰巢,█(上穴下灭)穴取与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入人内也。”解诂说:█(上穴下灭),深也。穴,土窟也。取,聚也。内,家也。“燕之█(上穴下灭)穴聚居,不谓之巢而谓之室者,以其能操泥而就人家入其内也”。

二月,粥孚。郝注:粥同鬻,孚一作孵。孚,卵也,信也。鸟之覆卵皆如其期,不失信。或曰,燕一伏二卵。

三月,彀(弓为一卯,殳为鸟)生。郝注:彀(弓为一卯,殳为鸟),卵也。胎如芝形。

六月,闭巢。郝注:不妪伏也。人生六十闭房,鸟亦类然,自启蛰至此适得六月也。

由此三条可知家燕有雌雄共居、一生二卵的固定规律。

二月,为巢,旧者葺,胡者突。郝注:为,创也。葺,葺旧也。胡,胡燕。胡燕喜长,如人家甑上突。

啄泥知戊己。郝注:于其日辟之为土也,故作巢不倾。

腐草绸户。郝注:操泥涂户,不溃于成。腐草缀之,乃固不倾。巢成下望,如廪如城。

三月,母之飞抢地,弋虫粥厥子,子脰悬于巢。郝注:地有芳草,虫栖之,莱花开,蜂聚焉。燕掠而食之,子举项悬巢上,待鹐也。

落花萦户。郝注:燕喜衔花萦户,袭其香。

四月,初昏噍。郝注引牟寅同曰:雏燕当出巢,大燕则引其群类来环集巢外聚噪,或往来飞绕若诱导然。邹燕讫不动,其母又口衔食呼之而不与,待其引颈舒翼,数数然乃轻举而飞去,其习飞之状如是。

鵻栖树俟厥母鸤粥。郝注:始出巢也,鵻性专一,栖处不移。雏燕栖树俟哺,亦如之。或曰,母哺之均平,类鸤鸠然。

六月,羽委雪。郝注:燕白者尤贵,见则凡燕翼随数千,集人家以为瑞。

向宿爱其类。郝注:鸟向飞背宿,燕向宿背飞,故曰玄鸟爱其类。

八月,远晨风。郝注:晨风,鹞也。是月,鸷鸟将击,先时避之,毋宁远去尔。

九月,噏淳和,禁嗜欲,于飞不食。郝注:燕飞而食肉,至是恬淡节欲,不复出,顺闭藏之令。

由以上所说啄泥衔花、如廪如城、育子教子、群集数千等事,可知家燕的生活习俗与人世多相仿佛。

至今民俗仍以家燕为益鸟,以捕杀家燕为禁忌。而且每当春分过后,家燕翔集,鸣声彻耳,给人的感受也确不寻常。

总之,殷商民族以玄鸟即家燕为图腾,在风姓部族的鸟图腾信仰传统和于每年春季劝导人们交媾生育并以玄鸟始见作为测定春分的标志等等很多方面,都有充分的根据。关于玄鸟生商有两种很大的误解,也可以由此得到解释。第一,玄鸟的最主要的作用是充当候鸟,而不是充当生殖崇拜物。仅仅由于通过玄鸟所测定的节候恰好是最佳的生育节候,从而使作为图腾标志的玄鸟与殷商民族以生育为目的的高祺联系起来。由此并且可以看出,殷商族人有高祺的祭祀礼仪,主要是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生态规律为依据的,其中确有很大的合理成分。《逸周书·时训解》说:“玄鸟不至,妇人不娠。”这是将玄鸟与生育二事最直接地联系起来的一条记载,其中的玄鸟仍应作春分解,而不应作生殖崇拜物解。第二,玄鸟即家燕,古有明训。以家燕始见日测定春分,在物候学上也可得到完全的证实。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1964)据“于帝史凤二犬”(《卜辞通纂·别录》2,6,3)一条卜辞认为凤鸟为天帝的使者,进而认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所说的玄鸟为凤,依据不足。

毛公《诗传》以春分玄鸟降、祈于郊禖解释玄鸟生商之说,是非常正确的。由此并且可以推测毛公作《诗传》时,或许还得以见到有关商族起源的更具体的记载。但是自东汉以后直到清代,如王充《论衡·奇怪篇》、王肃《毛诗驳》、欧阳修《诗本义》、苏洵《喾妃论》、顾炎武《日知录》、王夫之《诗经稗疏》、梁玉绳《史记志疑》等书,都以吞卵而孕解释玄鸟生商之说,从而论定其说怪诞不经和不可信。《论衡·奇怪篇》说:“儒者称圣人之生,不因人气,更禀精于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卨母吞燕卵而生谢,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迹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世儒学者莫谓不然,如实论之,虚妄言也。且夫薏苡,草也。燕卵,鸟也。大人迹,土也。三者皆形,非气也,安能生人?说圣者以为禀天精微之气,故其为有殊绝之知。今三家之生,以草、以鸟、以土,可谓精微乎?今燕之身不过五寸,薏苡之茎不过数尺,二女吞其卵实,安能成七尺之形乎?”究其思路,则都与《大戴礼记·五帝德》孔子解释黄帝三百年为“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相类似,在以常理破昏忽隐微。以常理而言,吞卵当然不能使人有孕,这是毫无疑问的。王充等人的弊陋在于他们不能从现代民族学的角度、从图腾标志和祭祀礼俗的方面解释玄鸟生商的史实。所谓图腾,就是相信自己所在的这一社会群体与某一物种(通常为动物)之间存在独特的超自然的关系。在上古时期,图腾标志、祭祀礼俗、族徽和姓氏划分都是部落群体的重要的生存方式。

就目前所知,殷商族的玄鸟图腾已经分别由金文和甲骨文的研究中得到了两处确切的证实。一处是在传世的“玄鸟妇壶”中明确见到了“玄鸟妇”三个字的合文,一处是在甲骨文中“王亥”的“亥”字上常常可见一象形的“鸟”字。

玄鸟妇壶最早著录于《西清古鉴》,称作周妇壶。后又著录于《陶斋吉金续录》,称元鸟壶;《三代吉金文存》,称玄(右为鸟旁)妇壶;《续殷文存》,称玄妇壶;《鸟书考》及《鸟书考补》、《正补》,称玄妇壶;《金文编》,称玄妇壶。该壶有器有盖,器盖同文,左右耳并有“亚④”二字的合文。形制瑰玮,纹饰精美。于省吾《略论图腾与宗教起源和夏商图腾》(1959)判定玄鸟妇壶系商代晚期铜器,其合文格式在与商代晚期金文上限相衔接的中期卜辞的合文中,可以找出同样的例子。认为“玄鸟妇”三字合文是研究商人图腾的惟一珍贵史料,是商代金文中所保留下来的先世玄鸟图腾的残余;三字合文宛然是一幅具体的绘图文字,它象征着拥有此壶的贵族妇人系玄鸟图腾的简狄的后裔是很显明的,这一文献记录已与地下史料得到了交验互证。于省吾并且高兴地说:“《商颂》系春秋时代宋人正考父所作,《楚辞》系战国时代作品,如果我们能够在地下发掘的史料中得到有关玄鸟和有娀的材料,追究出晚周传说的来历,那才是最理想的呢!”

在参照卜辞重订的《史记·殷本纪》所记商代王室世系中,王亥是先商自契以后的第七位先公先王。商代王室世系中,最重要的有契、王亥、上甲微、成汤数人,王亥是其中之一,是卜辞中所称三位高祖之一。商人认为王亥能作祟于时王,对他的祭礼也最为隆重,祭祀时其牲用五牛、三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仅《殷墟卜辞综类》所收祭祀王亥的卜辞,就有大约九十六条之多。上甲微也是一位重要的先公先王,《国语·鲁语》说:“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即商人用禘、郊、祖、宗、报五种祀典中的报祭祭祀他。卜辞中凡是合祭先公先王的,也都从上甲微开始。而王亥正是上甲微的父亲。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1964)和《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1977)二文在甲骨文中先后找到了八片甲骨共计十条祭祀高祖王亥的卜辞,其中“王亥”的“亥”字上都加有鸟图腾的标记。八片甲骨十条卜辞中,属祖庚、祖甲时期的甲骨一片,卜辞一条;属廪辛时期的甲骨一片,卜辞两条;属康丁时期的甲骨三片,卜辞三条;属武乙时期的甲骨三片,卜辞四条。“亥”字上所加鸟图腾标记,写作鸟、█(上爫下鸟)、崔、萑、隹字不一。█(上爫下鸟)为鸟上加手,与《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载“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正相吻合。隹即鸟,甲骨文鸟、隹本为一字,文字从鸟与从隹者义亦全同。崔、萑为隹上有冠形。

由此,胡厚宣指出,商族最早是以鸟为图腾的,这从甲骨文所见商先公的名字上有时加一鸟图腾的符号还可以看出痕迹,虽然就现在所见到的情况材料中,商先公的名字附加鸟图腾符号的只有王亥一人。王亥的亥字“无论从鸟从隹,无论有冠无冠,或以手操持,都像是一只鸟。王亥之亥而从鸟,乃商族以鸟为图腾之确证”。 以上于省吾、胡厚宣二人分别从金文和甲骨文两个方面对商代鸟图腾的论证,虽然没有引出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但亦迄无异辞,可谓已成定论。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对此均有专门的概述。

十二、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商代的北方方国与历代都邑

有关王亥还有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即王国维对于王亥活动地域的考查。王亥,《史记·殷本纪》作振,《史记·三代世表》也作振,《汉书·古今人表》作垓,《世本》作核,《吕氏春秋·勿躬》作氷《楚辞·天问》作该,《初学记》引作胲,《太平御览》引作鮌,诸书中惟独《山海经·大荒东经》及《竹书纪年》作王亥。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据卜辞中原字,证明《山海经》及《竹书纪年》所记为是,其余诸书中的该、核、胲、垓系由亥讹变而来,鮌、氷、振又由亥、胲、核讹变而来。王国维说:“余读《山海经》(《大荒东经》)、《竹书纪年》乃知(卜辞中之)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勿躬篇》)之氷,《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实系一人。”王亥的事迹也以《山海经》和《竹书纪年》所记最详。《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山海经》注引《竹书纪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緜臣也。”二书中所说的有易,《楚辞·天问》记作有扈、有狄,均当为有易,有扈乃字之误。有易的地望,王国维考证在今河北易水流域,认为商人在王亥、王恒之世,“已由商丘越大河而北,故游牧于有易高爽之地”。丁山《商周史料考证》补充说:“说明‘终弊有扈’的本事,就可明白商人在史前时代曾南牧到巨野泽西岸,不幸失败了,立刻回到易水流域的老巢去。卜辞有‘贞易氏’(《甲编》2475),易氏当即王亥的故居。”关于甲骨文中的易氏,丁山在其遗著《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中在董作宾《殷虚文字甲编》2475之外,又补充有《殷虚文字乙编》4537一条,其刻辞为“易入廿”。同时,日本学者小川琢治《穆天子传地名考》也补充说《山海经·海内北经》所载“王子夜之尸,两手、两股、胸、首、齿,皆断异处”一句,仍为记述王亥之事,夜字为亥字之形讹,所记为王亥惨遭杀戮以后之景象。在王国维之后,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进一步列举《周易》大壮六五“丧羊于易”和旅上九“丧牛于易”的两段记载,认为仍是指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的史实。在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写成之后,继出的卜辞中有“高祖亥”、“高祖王亥”的记载,证明王亥为商人先公之说无误。王国维、顾颉刚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证明了先商在王亥时期确曾在北方的易水流域活动,而且也证明了在《山海经》、《周易》二书中确实保留着上古时期的真实史料,而非仅限于神话与巫卜,从某种意义上看,二书甚至较晚周以来的许多经典史籍更近于古。商人是一个有频繁徙居的特点的民族,有自契至汤八迁、自汤至盘庚五迁之说,而关于商人历次徙居的地点,在学术界历来争议最大。但是以王亥所居为有易、以有易为今河北易水流域,却是其中绝少几个没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在商族的起源问题上,无论主张西方说(陕西、山西)、东方说(河南、山东)、东北说(辽宁、河北)或江浙说的学者,都不能回避王亥曾经居于河北易水的事实。如金景芳认为殷商民族起源于今辽宁、吉林两省的辽水发源处的砥石,发展到达今河南滑县东南五十里的韦、今山东范县东南的顾和今河南濮阳的昆吾,而后平步中原,进覆夏社,其中自北而南要经过易水流域。侯仁之《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1959)认为殷商的政治文化是自彝器密集分布的殷墟,沿着太行山东麓逐步向北发展的,越向北彝器的发现越少,其中自南而北也经过易水流域。丁山认为商族起源于易水流域,其影响则是沿着滳水向东南推进,在成汤时代到达山东的汶水流域,再由汶水辗转到达沂蒙山以至洙泗下游,在河亶甲时代到达睢水淮水流域。

由于王亥及其弟王恒、其子上甲微三世曾活动于今河北易水流域的史实已确切无疑,迄为定论,这就为我们进一步探讨西周分封以前燕国的历史状况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支点。今易水流域的河北省易县,东北距离琉璃河董家林商周燕国都城城址所在的今北京市房山县琉璃河镇直线距离仅55公里,实为近邻,中间仅一涿县之隔,完全可以看做是处于同一较小地区之中。

根据古代的自然地理情况来看,太行山以东的华北平原虽然是一片广阔的开敞平地,但是古代的气候较今湿热,每当雨季,雨水从太行山上汇聚而下,形成条条大河,在低平的地方更形成许多湖泊。并且古代的黄河在龙门转过弯,就向东向北穿过今河北中部,在天津入海,沿途并播为九河。所以古代居民不宜在平原的腹地居住,他们所活跃的地方都是在山脉东侧靠近山麓的地带,一方面地势较为高平,一方面河流还在上游,河床切入山谷及地中,不像下游那样易于泛滥和改道。太行山脉的南端自汉代的河内郡(今河南武陟)开始,向北一直延伸到汉代的上谷郡(今河北怀来)。这里有一条大河治水(今桑干河、永定河)流出,渡过治水转过弯就到了燕山山脉。燕山山脉为东西走向,横亘在华北平原的最北端。在这里人们活跃的地方也和太行山脉东侧的情况一样,是集中在山脉南侧靠近山麓的高平地带。在久远的文化背景上,在治水流出的太行山脉东麓、燕山山脉南麓转弯处,曾经存在过北京房山周口店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北京昌平雪山村的龙山文化遗址,以及炎黄涿鹿之战、和叔和共工居守和流放于幽都的传说。那么,从夏代到商代,在前则有先商(相当于夏初)第七、八、九世商代先公王亥、王恒、上甲微在易水流域的活动,在后则有商后期的北方大国燕国的都城城址,就不应该是偶然的、没有关联的了。

王亥在易水活动与商后期燕国都城城址二事,以《竹书纪年》夏代积年四百七十一年、商代积年四百九十六年计算,其间时间的跨度约为八九百年。在这八九百年中间,虽然并没有文献上的重要记载和考古上的重要发现来充实,但也决不是没有种种蛛丝马迹的线索可以连缀的。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1988)据甲骨文研究及文献记载,统计商代在今河北省的商人封国和部落共有十个:

土方,在今承德一带。

苏,在今邢台附近。

燕亳,在今北京附近。

孤竹,在今卢龙附近。

亚氏部落,在今丰宁一带。

有易部落,在今易县一带。

“杂”氏部落,在今藁城境内。

“█(广内上庚下丙)”氏部落,在今正定县。

“启”氏部落,在今磁县附近。

“受”氏部落,在今磁县。

《中国甲骨学史》据《中国史稿》增补的《商代遗址及遗物出土地点简表》统计,分布在今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境内的商代遗址遍及三十三个市县:

昌平:小北邵村。

平谷:刘家河村。

房山:刘李店、琉璃河、董家林村。

蓟县:张家园、围坊村。

石家庄:谈固村等。

灵寿:北宅村。

正定:新城铺村。

束鹿。

藁城:台西村。

赵县:双庙村。

平山:西门外村。

获鹿:北胡庄村。

邯郸:涧沟、龟台寺、齐村。

永年:楼里村等。

磁县:上潘汪、下潘汪、下七垣村。

涉县;小城上村。

武安:赵窑村。

邢台:曹演庄、东先贤、南大郭、西关外、贾村、尹郭村。

内丘:南三岐村等。

隆尧:邱底村。

沙河:青介村。

保定:南窑村。

涞水。

涿县:高官庄村。

安新:刘村。

蠡县:曹家庄村。

定县:东关村。

曲阳:冯家岸村等。

满城:要庄村。

蔚县:苏官堡、庄窠村。

丰宁。

卢龙:东閈各庄村。

大厂:大坨头村。

王国维《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说:“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多至二百余,其字大抵不可识,其可识者亦罕见于古籍。”王国维对其中的八个地名龚、盂、雝、亳、曹、杞、载、扈进行了考证,而后提出:其地“皆在河南北千里之内”。后来又在《说亳》中补正说:“卜辞所载地名,大抵在河南北数百里内。”王国维称卜辞中的地名在二百余以上是对的,但是他对这些地名距离远近的分析却偏于保守。对此,《中国甲骨学史》和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都有较大的纠正。《中国甲骨学史》说:“殷之地域是否果真以此为限呢?肯定要大得多了。特别是卜辞中有不少关于商之四方、四土的记载,这四方、四土的范围一定很大,决不在王畿附近或囿于殷王统治中心地区的千里之内。至于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所至,就应该更为辽阔和遥远。通过各地的调查发掘和对整个殷商文化体系的测定,清楚地看到,东至辽宁、渤海湾,南至江南,西到川陕,北至内蒙古的广大地区,都有殷商遗址遗物和深受殷商文化影响的其他青铜文化发现,从而使我们对商文化领域有了新的认识。”《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说:“近年的考古发现也为我们认识商代的疆域和影响提供了大量的科学资料。商文化分布所及,北到辽宁喀左和内蒙古的克什克腾,西到陕西直至甘肃,西南到四川,南到湖南石门、宁乡,东南到江西清江,东到大海边的山东海阳。在这样广袤的土地上,发现大量与中原商文化作风十分相近的铜器或其他遗物,说明了商王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影响。这些远离商都的遥远地区,当包括在甲骨文所记载的商代四土棗东土、南土、西土、北土的范围之内。”

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据武丁时代贞卜例外的骨面、骨臼、甲冉、背甲四种刻辞,粗计殷商的氏族有一百五十八个。卜辞中所见诸妇的氏族又有二十七个,卜辞所直接记载的氏族又有二十一个,共计二百零六个。《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指出:“就现在已经刊布的甲骨文材料看,我们确知商代的氏族至少有二百个以上,待将来海内外所藏的甲骨文全部刊出,再为综合研究,一定还有若干新的氏族发现。这些氏族的事迹,有的常见于卜辞,间有见于经传诸子的传说。并且,他们当时所用的器皿和兵器,自宋以来,出土甚众。我们利用商代铜器的铭文,参验以经传诸子传说,可以说,殷商后半期的国家组织,确以氏族为基础。”

对于商代众多的方国、氏族和地名,特别是在北方的邶国、孤竹、肃慎、箕国、长国等著名方国,以往王国维、李学勤、邹衡、彭邦炯多有论述。所说虽未形成一致的定论,或者仍有待于进一步论证,但商代北方众多方国交错林立的面貌亦已初见端倪。

邶。商器中屡见“北子”字,甲骨文中有“北方”、“█(北字加氵旁)”字。《说文》:“北,乖也,从二人相背。”唐兰《释四方之名》认为这一解释与甲骨文字形差近。依《说文》,则“北”为“背”之本义,后引申为方向之北。西周分封时,曾将殷商余民封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比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绝”。后武庚禄父作乱,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杀武庚禄父。于是又封微子启代为殷后,奉其先祀,国于宋,即商丘,其地在今黄河以南。原武庚禄父所统殷余民则转封给周武王同母弟卫康叔,封地即原商纣王的都城朝歌,其地在今黄河以北的河南省汲县北。与卫国同在黄河以北的还有邶、鄘二国。《史记》于二国史事阙载。《诗经》中有《邶风》、《卫风》、《鄘风》,存邶诗十九篇,鄘诗十篇。郑玄《诗谱·邶鄘卫谱》称:“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说文·邑部》也说:“邶,故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而《帝王世纪》又说:“殷都以西为鄘。”邶与鄘的确切地点及始封国君自来不详,解《诗》者均以为邶鄘之地不知何时为卫所并,因此邶诗、鄘诗虽犹存故国之名,亦皆为卫国之事。1890年在河北涞水县张家洼村出土有十余件“北伯”青铜器,王国维认为其地即《诗经》中邶国之地,亦即燕国之地,邶与燕均为殷商时古国。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伯鼎跋》说:“彝器中多北伯北子器,不知出于何所。光绪庚寅(十六年),直隶涞水县张家洼又出北伯器数件,余所见拓本,有鼎一、卣一。鼎文云:‘北伯作鼎。’卣文云:‘北伯█(左灭右攴)作宝尊彝。’北盖古之邶国也。自来说邶国者,虽以为殷之北,然皆于朝歌左右求之。今则殷之故虚得于洹水,大且大父大兄三戈出于易州,则邶之故地,自不得不更于其北求之。余谓邶即燕,鄘即鲁也。邶之为燕,可以北伯诸器出土之地证之。”同书《三句兵跋》说:“商句兵三,凡纪祖名八,父名六,兄名六。三器之文,蝉嫣相承,盖一时所铸。其器出易州,当为殷时北方侯国之器,而其先君,皆以日为名,又三世兄弟之名先后骈列,皆用殷制。盖商之文化,时已沾溉北土矣。”王国维还说:“嘉兴沈乙庵先生语余:‘箕子之封朝鲜,事非绝无渊源。颇疑商人于古营州之城,夙有根据,故周人因而封之。’此说虽未能证实,然读史者不可无此达识也。”关于周初燕国的封地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太平寰宇记》记易州说:“废涞水县在州北四十二里。按县地即周公封召公于此也。”《路史》也引此说,均认为燕国的初封地在今涞水县境。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认为:“邶虽未必是燕,但其故地与燕地接壤倒是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王国维的观点。丁山《殷商氏族方国志》进而认为鄘国也在易水滱水流域,“北在涞水,庸在易水”,“《邶》《鄘》《卫》风之编次,正自北而南,鄘必介于卫邶之间”,“惟容城足以当之”。丁山并且认为《诗经·大雅·韩奕》“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中所说的韩国,亦以王肃注及魏收《魏书·地形志》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之说为近。关于卜辞四方之名中的北方,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说:“可能指北地的方国,犹如后世的朔方。也可能是北方,与西周初的北国(即邶)有关。”王国维关于邶国的探讨虽仅有涞水张家洼“北伯”器的孤证,但学术界已难于置疑。邶国史实详情如何,尚有待于新的考古发现的进一步说明。

孤竹。孤竹为商代在今河北东北部的封国,《国语·齐语》记载说:齐桓公“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管子》在《小匡》、《霸形》、《小问》、《山权数》、《轻重甲》等篇中也多次提到此事,《史记》在《秦本纪》、《封禅书》、《齐太公世家》、《伯夷列传》等篇中也有记载。孤竹国的地望,《汉书·地理志》称辽西郡令支县境“有孤竹城”,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故伯夷国,今有孤竹城。”郦道元《水经注》濡水条说:“玄水又西南经孤竹城北西入濡水。”引《汉书·地理志》,并说有孤竹君祠“在山上,城在山侧,肥如县南十二里”。《括地志》说:“孤竹土城,在卢龙县南十二里,殷时诸侯孤竹国也。”1973年3月和5月,在辽宁省喀左北洞村先后发现了两处商周窑藏青铜器共十多件。其中3月发现的一号窑藏商代青铜器中,有一件二号罍,铭文为:“父丁█(上孤下日)竹亚长。”李学勤(晏琬)《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1975)认为“█(上孤下日)”字中的“瓜”为象形,“█(上孤下日)竹”即文献里的孤竹。竹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都常见。写作“⑤”或“⑥”。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说已搜集到的“⑥”器有二百五十件左右,绝大多数为商器;“⑤”器有二十余件,以商末或周初器居多。邹衡将这些青铜器依照族徽的组合不同分为十四类,其中第三类有两组,第一组邶子组,第二组邶伯组。邶子组中零散出土者动物纹与近年来在河北卢龙出土的弓形器花纹和辽宁喀左山湾子出土牛纹罍花纹相同,或可证明此类器出于北方。邶伯组全为1890年涞水张家洼出土,见于著录者有鼎一、鬲一、尊二、卣一。第十二类三组,出自安阳、殷墟、北京房山琉璃河黄土坡和辽宁喀左北洞村。但邹衡将⑥、⑤释为冉,冉即█(上爫下冉),又作偁,意为举,其字本为倒置的土箕的象形。认为冉为共工氏的族徽,邶子与邶伯同族,均为共工氏的后代。在甲骨卜辞中,有“竹侯”、“妇█(竹字加女旁)”二字的连文,连同其他有关竹国活动的记载,共有四十余条,说明竹国不仅被封为侯爵,而且竹国的女子还在商王室为妻妾,竹国还有人在商王朝担任卜人。彭邦炯《从商的竹国论及商代北疆诸氏》(1991)认为《国语·齐语》等文献上的孤竹是一个比较显赫的国族,在卜辞中非竹氏莫属。并且说辽宁喀左北洞村一号窟的罍铭文中“█(上孤下日)竹”或释为“孤竹”,或释为“█(上为戈、子,下为日)竹”,可否尚待进一步研究,但是诸器中都不离开一个“竹”字,“这样,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说:北洞所出带‘█(上为戈、子,下为日)竹’的铜器确实与商代的竹氏有关”。孤竹国的疆域范围,清人吕调阳《汉书地理志详释》认为在今辽宁喀左县“南八里有故龙山城,盖即令支城也”。“东北二十五里有元利州城,盖志所云孤竹城”。唐兰《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1973)因此认为孤竹国的都城当在今河北卢龙县南,而其疆域范围则应包括了很北的辽宁在内。李学勤、彭邦炯均赞同此说。彭邦炯说:“商代竹氏地望可从甲骨文、考古材料、文献记载三个方面得到证明:确实在今日河北东北部到长城外的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一隅的范围内;而卢龙则是该国族的中心区或首邑所在,喀左等地则可能是当时竹国范围内的重要城邑了。”

肃慎。肃慎为商周时北方部族,在《国语》、《左传》、《山海经》、《史记》、《大戴礼记》等书中多有记载,称其为东北夷、东夷。《左传》昭公九年,周景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淮南子·原道训》又记载说舜时曾“纳肃慎”,《国语·鲁语》说周武王克商时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尚书·周书序》说周成王伐东夷,“肃慎来贺”。可知从虞、夏、商、周以来,肃慎一直与中原保持密切的关系。但是自周秦以后,靺鞨、勿吉、挹娄、女真各族也都自称为肃慎后裔,而其活动地区则远在辽水、松花江、牡丹江、黑龙江流域,以至对商周时期肃慎的活动地区也出现了诸多分歧。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1955)认为早期的肃慎西边邻北燕,东边到朝鲜,南边近战国齐国的北境。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陆篇·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据《左传》昭公九年的记载认为,肃慎、燕亳并提,或当为相邻的两地,而西周初年的北土,应该就是商王朝的北境。因此,肃慎的原住地是在今长城附近。此后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肃慎的居处不断迁移,才远离开长城一带,到了汉代,已远至今吉林甚至黑龙江省境内。彭邦炯赞同二人的观点,也说:“看来肃慎氏的地望在今日河北省东北、辽宁、吉林一带是没有问题的。”

箕。箕为商代重要的封国,商末周初的箕子胥余为其国君。《史记·宋微子世家》:“箕子者,纣亲戚也。”裴駰集解引马融曰:“箕,国名也。子,爵也。”司马贞索隐也说:“箕,国。子,爵也。”引司马彪曰:“箕子名胥余。”箕子胥余之箕国与微子启之微国威望相齐,微子启为商王帝乙元子、商纣王同母庶兄,而箕子胥余则为商纣王之诸父(马融、王肃说)或商纣王之庶兄(服虔、杜预说)。商纣王时微子启出奔,箕子胥余被囚,后均归服周室,二人境遇也十分相同。微子启被周成王封在宋国,其职守为承继商祀,而承继商祀本为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主持,封国即使不在商纣王的故都朝歌,也应在其左近。箕子胥余在周武王时改封朝鲜,依照古代因其土以封其民的惯例,新封的朝鲜与原来的箕国应相距不远。朝鲜的地望,在今朝鲜平壤。《汉书·地理志》有乐浪郡,管二十五县,首即朝鲜。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故朝鲜国也。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括地志》也说:“高丽治平壤城,本汉乐浪郡王险城,即古朝鲜也。”汉以后朝鲜县治逐渐内移,与原设于平壤的箕子朝鲜相距日远,故此顾炎武《京东考古录》有《辨〈一统志〉朝鲜》条,感叹说:“朝鲜在今高丽国境内。慕容氏于营州之境立朝鲜县,魏又于平州之境立朝鲜县,但取其名,与汉县相去则千有余里。《一统志》乃曰朝鲜城在永平府境内,箕子受封之城。当日儒臣令稍知古今者为之,何至于此?为之太息。”箕子受封一事除《史记》外,还见于《汲冢周书》和《后汉书·东夷传》。《汲冢周书》说:“王曰:‘咨尔商王父师。惟辛不悛,天用假手于朕,去故就新。辛锡朕以国,阐《洪范九畴》,锡侯以道。朕殚厥邦土,靡所私。乃朝鲜于周,底于遐狄,其以属父师。”《后汉书·东夷传》说:“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其礼义,用蚕,又制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所述封箕子事皆章章可考,甚至在文化风俗各方面,朝鲜与殷商也多有共同的渊源脉络可以追寻,与确为夷狄之肃慎全然不同。甲骨文中无箕字,但有其字,象箕形,一般认为即箕的初文。甲骨文中又有“█(上己下其)”、“█(上土下其)”二字,均为方国名。“█(上土下其)”字从土从其,土在上,郭沫若定为“基”字,认为即箕子所封国名。对于箕国的地望,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认为箕即古冀国之冀,古冀国从《左传》杜预注“平阳皮氏县东北有冀亭”,在今山西河津。又认为箕与郭、缶二地相邻,郭即虢,在今山西平陆;缶即陶,在今山西永济。也有人认为箕即《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晋人败狄于箕”的箕,李学勤(晏琬)《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认为微、箕都在商王畿内,故依阎若璩释以此箕为今山西榆社南的箕城镇。曹定云《亚其考棗殷墟“妇好”墓器物铭文探讨》(1980)依杜预注及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认为当为今山西蒲县东北的箕城。前者所释在山西东部,近于河北的沙河。后者所释在山西西部,近于黄河。陈梦家所释则在山西西南端,但是丁山《殷商氏族方国志》令支一篇中提出在河北北部易水、滱水流域也有郭、缶二地。郭即《左传》昭公七年“齐侯次于虢,燕人行成,二月戊午,盟于濡水”之虢,为郭之音转,地在今容城。缶即陶,即《汉书·地理志》常山郡房子县赞皇山“石济水所出,东至廮陶入泜”之廮陶。似此亦可与甲骨文中基与郭、缶二地相邻的记述相符合,而基地遂可于河北北部求之。金文中也多见其、█(上己下其)字,金文中作为国名的“亚其”、“其侯”与甲骨文中的“亚其”、“其侯”完全可以相印证。所以彭邦炯认为,基与█(上己下其)、箕可能是同一国族名在早晚卜辞、金文和文献中的不同写法。金文多作█(上己下其),与晚期卜辞相同,而文献上则都作箕。甲骨文有其字,但为助词,不作国名,而金文中则也有简写作其的。1951年在山东黄县出土有八件一组青铜器,其中六件带有铭文,作“█(上己下其)伯”或“█(上己下其)伯子”。王献唐以此为基础著成《黄县█(上己下其)器》,共搜集了四十三个器号七十三件殷代█(上己下其)国器,研究结果认为█(上己下其)国为姜姓,由武丁到帝辛前后延续约有二百年,到西周时不但未消亡,且曾加以重封,但非杞非纪。黄县█(上己下其)器为█(上己下其)国嫁女的媵器,王献唐据此认为█(上己下其)国不能远在山东以外,殷周春秋时的█(上己下其)国系在莒县北(今山东东部地区)。曹定云《亚其考》在王献唐《黄县█(上己下其)器》基础上,删除其中可疑的四器,填补遗漏和新发现的铜器,共收集带有“其”国徽记的铜器五十四件,这是近年“其”国铜器最新最全面的一次搜集。在“其”国地望的研究上,由于有1973年辽宁喀左北洞村二号窑出土的█(上己下其)侯鼎,进而又与1867年北京芦沟桥出土的带“█(上己下其)”字铭文的亚盉以至1973年?974年北京房山琉璃河黄土坡墓出土的铜器相对应,所以有了较大的突破。李学勤据卜辞中█(上己下其)与缶、湡相近,《说文》“█(上己下其)水出赵国襄国之西山”,认为█(上己下其)国应在今河北沙河县南的沙河附近。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铜器》(1974)据新的出土资料认为█(上己下其)国应在后来周初的燕地。曹定云认为应以在燕地为可信。彭邦炯也赞同此二说,认为:“过去一般都据山东半岛多出西周春秋时代的█(上己下其)器,以为古代█(上己下其)国一直在山东境内莒县北。但从商代考古看,商代的█(上己下其)族主要并不在山东境内。”“从辽宁喀左与北京附近多次出现带‘█(上己下其)’的铜器,因而有同志提出商代█(上己下其)族地望在周初的燕地,甚至认为在今北京沙河附近,我以为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但还可补充一下:在北京附近的,主要可能是█(上己下其)侯国族中的燕氏一支。”

长(長)。甲骨文中有長字,并且有“于長”、“ 長人”、“ 長伯”,说明長是一个国名。武丁时期的卜辞中,记录长国活动的有不少。由卜辞记载可知长国与商王室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商王朝常有人往长,商王还为长国的收成丰歉及祸福占卜,长国人也向商王朝报告军情,并与商王朝的重要敌国▉(上工下口)方作战。长国的地望,胡厚宣《殷代▉(上工下口)方考》认为在黄河拐角附近的虞乡西北,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认为在今山西垣曲以东,均不确。彭邦炯《从商的竹国论及商代北疆诸氏》认为长国为商代的北方国家,“商代长氏的地望当在今山西省东北、河北省北部一带寻求,主要可能在今永定河中上游地区”。理由主要有二:第一,在考古资料方面,辽宁喀左北洞村一号窑出土六字铭文的罍,“父丁▉(上孤下日)竹亚長”的“長”字,一般均释作“▉(上山,中一,下几)”,其实应释作長。長在卜辞中有几种不同的写法,一字异构,其基本构形像人长发形。在著名的刻有四方风名的胛骨刻辞《殷契拾掇二编》一五八中,“南方曰因风曰長”的“長”与“父丁▉(上孤下日)竹亚長”的“長”完全相同。由此可知北洞村出土的铜器与卜辞中常见的长氏有关,长氏族徽与竹氏族徽出现在同一件铜器上,说明二者关系密切,而且也必相去不远。卜辞中所见▉(上工下口)方,学术界已公认为其在今山西西北、内蒙古南部近河套一带,则长氏的地望应在▉(上工下口)方与竹氏之间。第二,在文献资料方面,《山海经·海外西经》紧接肃慎之国说:有“长股之国,在雄常北,被发,一曰长脚。”其中所说的“长股”、“长脚”、“被发”,与甲骨文、金文中“長”字作长发形,有的字特别突出其手,有的在字下加脚趾的“止”以突出其脚都相吻合。对此,彭邦炯解释说:“当然長氏之人不一定是手臂或脚与腿特别长的怪人,一定是他们是長氏,以长发形的人形作为图腾或氏族族徽之故,后来传说成了披发长脚的所谓‘长股国’。”而据《山海经》的文意,此长国当与肃慎相近。肃慎的活动地区在今长城附近,则《水经注》所载▉(纍字加氵旁)河(即今永定河)上游柔云镇西有叫长川的地方,今永定河上游支流洋水边的内蒙古兴和县境,地处山西、河北、内蒙古交界处,或许就是商代长氏活动的地区。彭邦炯的研究不仅找回了商代北疆的长国,而且再次证明了《山海经》保存古代史地资料的特殊价值。 以上仅列举了商代北方的几个最著名的方国。在邶国、孤竹、肃慎、箕国和长国这几个大国之间,当然还交叉错落有许多小国。其中已知的,包括甲骨文所说的郭(虢)和缶(廮陶),《诗经·韩奕》中所说的韩,《史记·五帝本纪》“北山戎、發、息慎,东长、鸟夷”中的發,由1978年河北元氏县西周墓葬铜器而发现的軧,以及到春秋时仍十分活跃的白狄方国肥、鼓、中山等等。由卜辞中大量未能识别或难于考实的地名、氏族名,完全可以推想尚有大量大大小小的方国分布在商代的北部,其中不少是早在先商时期就已经存在着的。到西周灭商以后,周武王尚有“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的疑虑,从先商到商代,在一些兴盛的时期方国或者氏族的数目必定还在三百六十个之上。

商代北方众多方国的存在对于探讨燕国在较早时期的历史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论证燕国起源和存在发展的直接背景。除此以外,简略考察一下先商以及商代历代都城的分布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先商以及商代都城所谓“前八后五”的屡次迁徙中,大多数都城都分布在今黄河以北的华北平原地区,其中有一些重要的都城还分布在今河北省的中部,远离黄河。丁山《商周史料考证》说:“商代的史前时代,忽然巨野泽,忽然易水,忽然繁渊,忽然又回到易水。”又说:“以殷商后期的政治论,其文化中心在殷虚;以建筑遗址与陵墓规模论,殷虚文化的中心又在小屯与侯家庄。侯家庄在今洹水北岸,小屯在其南岸,使以河流为主,殷虚文化也可名之为洹水文化了。”就此而推测,早商以及商代的政治中心的真实状况,或许会比一般人们所理解的要更加向北推移。

先商时期,“自契至汤八迁”。八迁的顺序,据王国维《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为:契自亳迁居蕃,一迁。昭明自蕃迁居砥石,二迁。昭明自砥石迁商,三迁。相土自商迁商丘,四迁。相土自西都商丘迁居东都泰山下,后复归商丘,五迁。商侯帝芬自商丘迁于殷,六迁。殷侯孔甲复归于商丘,七迁。汤始居亳,八迁。

王国维所说“契自亳迁居蕃”的亳,指帝喾的都城,其地在今河南偃师。王国维此说的依据是以契为帝喾之子,但契为帝喾子之说完全不可靠。《诗经·商颂》说“帝立子生商”,孔颖达因此认为契居商,王国维《说商》认为此商即黄河以南的河南商丘,但商人所以称商为后起。所以,商人第一代先祖契所居的第一个都城应为蕃。蕃,王国维认为在汉鲁国蕃县、今山东滕县,非是。丁山认为博、薄、蒲、番、蕃五字汉初写法尚无定形,《世本·居篇》“契居蕃”的蕃应在滱水支流的博水流域。另外,《说文·邑部》:“▉(左契右阝),周封黄帝之后于▉(左契右阝),上谷有▉(左契右阝)县。”▉(左契右阝)之得名显然由契而来。并且蕃字也可能是燕亳的亳的音讹,此二事亦可支持蕃在华北平原北部的说法。丁山因而断言:“由于‘契居蕃’的传说,我敢论定商人发祥地决在今永定河与滱河之间。”依丁山所说,蕃在今河北平山。邹衡《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赞同此说,说:“河北省平山县北临滹沱河,正是在先商文化漳河型分布区域内。仅就契居蕃的地望来看,丁氏之说基本上是可信的。”

昭明居砥石。砥石,王国维无解,丁山认为砥字为泜字传写之误,《汉书·地理志》常山郡房子县赞皇山,石济水所出,东至于廮陶入泜。石济水为泜水支流,因此二水自可混名称为泜石水。依丁山说,砥石在今河北隆平、宁晋县间。陈梦家、邹衡均赞同此说,邹衡说:“按古泜水、石济水所流经之地,约当今河北省石家庄以南、邢台以北一带。这一地区与上述契居蕃的平山县地区相邻,正是先商文化漳河型的中心分布地区,契之子昭明迁居于此是可以得到解释的。”

《荀子·成相》有“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的记载,《左传》襄公九年及定公四年有“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和“取于相土之东都”的记载,王国维据此而补成三、四、五迁之数,并提出东都在泰山下。丁山说:“按王氏所补,惟昭明迁商,与相土东都,为不易之论。”但丁山认为昭明所迁之商与相土所居之商丘,按照水道遗迹讲,当在漳水流域,决非周代宋国的都城商丘。又说:“昭明迁商,可能是沿清漳下游向北海之滨发展的”,“可见昭明、相土所居的商丘,决在海滨。”认为《汉书·地理志》渤海郡有章乡,又有章武县,可能即原始的商丘。同时认为商代武丁时代卜辞中“子宋氏”的宋国也在漳水流域,然而又推测相土所迁的东都可能是在环渤海而东今朝鲜境内的辰韩。丁山的说法在两方面得到支持,一是古代商、章二字相通,卜辞中所见的滳、商即文献中所记的漳水。二是漳水下游分为二支,一支由滹沱河入海,称为浊漳。一支入小漳河,称为清漳。清漳下游,一名商河。丁山所考证的商、商丘及相土东都虽无定论,但均与漳水及其下游商河有关。而清漳水自邺与浊漳水分流,商河经平原县至富平县入海,所经之地还在今黄河以北。

今本《竹书纪年》有夏“帝芒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和“孔甲九年,殷侯复归于商丘”的记载,王国维据此而补成六迁、七迁之数。夏帝芒时迁殷之商侯,清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认为是王亥。孔甲时复归于商丘之殷侯,认为是示壬。丁山说:“若引今本《纪年》商侯迁殷,与殷侯复归于商丘,还嫌论证不足。我认为,与其引今本《纪年》‘商侯迁于殷’,不如引古本《纪年》的‘殷王子亥宾于有易’,以证明商人曾居易水流域。与其引今本《纪年》‘殷侯复归于商’,不如引《路史·国名纪》云‘上甲微居邺’,以实八迁说,较为有据也。”对此,不妨将王国维和丁山二家的说法同时保留,而无须拘泥八迁之数。

王亥曾经居于有易,有王国维的考证,已见前。今本《竹书纪年》及徐文靖统笺所说的王亥迁于殷的殷,邹衡认为:“殷的地望,自当为今河南安阳殷墟一带。”邹衡并且据《路史·国名记》注“《燕赵记》有三易,漳为南易,班固、阚骃以滹沱为南易”及赵一清《水经注释》引《风土记》“南易水本名漳水”等,认为滹沱河和漳水都曾被称为易水,先商活动的地区不太可能为北易,而可能是南易。其说尚未成定论。但不论安阳殷墟一带之殷还是易水流域,不论易水为南易或北易,王亥所可能居住过的这几处地方均在现在的黄河以北地方。 上甲微居邺的记载见于《世本》、《帝王世纪》及《路史》。在《太平御览》卷一五五、卷八三和《续汉书·郡国志》刘劭注所引的三条《帝王世纪》中,皇甫谧引用了《世本》说:“太甲徙上司马,在邺西南。”同时又怀疑说,《诗》、《书》无太甲迁都之文,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桐宫其在斯乎?”最后仍弥缝说,邺县西南既有殷之墓地,又有离宫桐宫,又有上司马,“殷太甲常居焉”。对此,罗泌辩证说:“上甲微居,即桐也。《世纪》云:邺西南有上司马,太甲之居。今汤阴有司马泊、司马村。或云太甲,盖以邺西桐有离宫,商之墓地,而缪以上甲为太甲尔。”陈梦家、邹衡均赞同此说,陈梦家并且补充说安阳与汤阴南北为邻,所说邺上司马的墓地似乎就是安阳殷墟的大小司空村。据此,又有上甲微的邺或桐在今黄河以北地区。

汤居亳,诸书中多有记载,但亳的地望究在何处,自汉以来争议最大。古文亳字与京、亭形义均十分接近,凡都城、大邑均可称亳,并可写作京、亭以及同音的薄、番、博等,以至称亳的地名很多。汤居亳的亳历来有三亳说、四亳说。杜亳,在汉京兆杜陵亭,今陕西长安。北亳,在汉山阳郡薄县,今山东曹县,因有大蒙城及景山,又称蒙、景亳。南亳,在汉梁国谷熟,今河南商丘东南四十五里谷熟集。西亳,在汉河南郡偃师尸乡亭、汤亭,相传最早曾是帝喾的都城,在今河南偃师二里头西。在这四亳中,王国维《说亳》力主北亳说,丁山也倾向于亳在齐鲁一带,陈梦家则力主南亳说。董作宾《卜辞中的亳与商》认为当在今安徽亳县附近,唐兰《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又提出当在今河南商丘之北、山东曹县之南,实际上是对汉代以来四亳说的地望略作修正。1955年郑州商城和1983年偃师商城的发现,使对汤都亳问题的探讨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55年以后发现的郑州商城,宫殿遗址面积共约6万平方米,城址东墙长约1700米,南墙长约1700米,西墙长约1870米,北墙长约1690米,遗址总面积共约25平方公里,稍大于殷墟的24平方公里,是目前已知最大的一座商城。郑州商城文化的延续时间也比殷墟更长,约为150?00年左右。1983年以后发现的偃师商城,城址南北长1700米,东西宽740?215米,面积共约190万平方米,也具备了都城的规模,而非一般聚落。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是同时的,都属于早商时期,只是在具体建筑时间上,又稍早于郑州商城。关于郑州商城,邹衡和孙淼都认为非成汤所居的亳都莫属。据碳十四测定郑州商城的建筑时间约为公元前1620±135年,与汤在位的时间大体相当。又据文献记载,商代各都城中只有汤都亳的延续时间最长,自成汤到仲丁迁隞共使用了十代,由今本《竹书纪年》所记十王在位的时间共一百六十七年,也与郑州商城的延续时间相符合。那么,关于与郑州商城时代相当的偃师商城又如何解释?对此,孙淼《夏商史稿》(1987)认为:汤灭夏后,首先在夏都附近建立了偃师商城,意义在于防范和控制夏人。但商汤在偃师居住时间不会很长,此后他又在郑州建立了规模更大的郑州商城,并把统治中心移到了那里。因此在建筑时间上,偃师商城在前,郑州商城在后;在前的规模较小,在后的规模较大。《后汉书·逸民传》:“昔汤即桀于鸣条,而大城于亳。武王亦即纣于牧野,而大城于郏鄏。”商汤建立偃师商城与周武王城于郏鄏,意义是相当的。孙淼还提出:在商汤灭夏之前,还应该有一个旧居地的亳。甲骨文中的亳在距殷墟东南一日路程处,约在今河南内黄、浚县、濮阳范围内。在文献记载中,内黄县有亳城集和金代所修天乙庙,浚县有大岯山,《国语·周语》:“商之兴也,檮杌次于丕山。”在考古方面,1979?98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商周组在濮阳地区调查和试掘,发现了先商文化遗址。孙淼因此认为,商灭夏前汤始居亳的亳,应该定在今河南濮阳。孙淼对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以及濮阳之亳的论证是巧妙而又合理的,由此也可证实皇甫谧首先提出的三亳说是有若干依据的。三亳之中,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在黄河以南,距河不远,濮阳以及内黄、浚县三县均在今黄河以北。

总计在从契到成汤之间的历次迁徙中,蕃、砥石、商、商丘、殷、易、邺(或桐)与濮阳汤始居之亳八地均在今黄河以北,惟有相土之东都与郑州、偃师二商城是在黄河以南。

商代建国以后,自成汤至盘庚五迁的顺序,据古本《竹书纪年》为:仲丁自亳迁于嚣,一迁。河亶甲自嚣迁于相,二迁。祖乙自相迁于庇,三迁。南庚自庇迁于奄,四迁。盘庚自奄迁于北蒙,即殷,五迁。

嚣,《世本》作隞。嚣的地望,《帝王世纪》时已记有两种不同说法,说:“仲丁自亳徙嚣,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仓。二说未知孰是也。”此后《水经注》、《括地志》等均认为在敖仓,因有隞山得名,其地在今河南荥阳境。陈梦家赞同此说。而丁山、邹衡则侧向于在今山东洙泗上游沂蒙山区。

相,《帝王世纪》和《史记》集解引孔安国都说:“在河北。”《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志》具体指出在唐相州内黄县东南十三里或十里,名为殷城。《吕氏春秋·音初篇》认为在“西河”,仍为黄河以北春秋卫国之地。唐兰、邹衡、岑仲勉《黄河变迁史》均赞同相为内黄说。《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及《元和郡县志》又载汉沛郡有相县,为相土旧都,地在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陈梦家、丁山据此认为相在安徽。孙淼又猜测相在豫西。

庇,《尚书序》作耿,《世本》作邢。邢,《汉书·地理志》襄国县注曰:“古邢国。”《括地志》及《通典》又详细指出其为“殷时邢国,周封周公旦子为邢侯”,“古祖乙迁于邢”。其地在今河北邢台。但今河南武陟、温县间又有邢,《说文》:“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内怀。”王国维认为祖乙所迁即此。春秋郑地又有邢,《说文》:“▉(左井右阝),郑地有▉(左井右阝)亭。”▉(左井右阝)、邢通,段玉裁认为祖乙所迁在此。耿,《汉书·地理志》河东郡皮氏县有耿乡,注曰:“故耿国。”地在今山西河津,皇甫谧《帝王世纪》认为即祖乙所迁。《尚书》、《诗经》中又有大坰、坰,在今山东定陶,丁山据《说文》耿、炯音义同,字通,认为祖乙所迁在定陶。庇,春秋鲁国有费邑,在今山东鱼台西南,丁山认为费、比音近相通,庇即费,陈梦家赞同此说,认为祖乙所迁在泗水东鲁境。岑仲勉认为庇为邶之音转,庇即邶,在朝歌以北。可见关于祖乙所迁之都,历来分歧较大。顾颉刚据《史记》索隐“邢音耿”,认为邢耿为一地。丁山认为邢字是庇字的甲骨文“弜”的形讹,进而提出邢耿庇三名为一地。邢又通▉(左井右阝)、井,邢、▉(左井右阝)古字同,邢侯之邢,周青铜器铭文中均作井。故此,邢、耿、庇、井实为四名一地。邢、井等地名究在何处,可以从甲骨文和考古方面作一新的考察。甲骨文方面,卜辞中有“井方”、“妇▉(左井右阝)、“妇井氏”,为武丁时期著名方国。井方之女入为武丁之妻,称为妇阱(阝旁在井右),在武丁众妇之中,妇▉(左井右阝)的地位似仅次于妇好。在卜辞中,妇▉(左井右阝)曾替武丁率师远征,替武丁前去雚(灌)田、雚(灌)黍和受年,她可以频繁地入夕御见武丁,武丁也曾为她的疾病和分娩占卜。丁山认为妇▉(左井右阝)在武丁王朝中的职位,应该是“啬妇”、“次妃”,说:“元妃妇好陪王主祭,次妃妇▉(左井右阝)氏管理稼穑,这就是武丁内治的两件大事。”井方的地望,陈梦家认为即今山西河津的耿。孙淼认为即今河北邢台的邢。考古方面,邹衡和孙淼根据近年中河北邢台一带的大量考古发掘,都认为祖乙所迁之都应在邢台,从而使祖乙迁都的分歧有了重大的突破。邹衡说:“值得注意的倒是今河北省邢台市的襄国之邢地,因为正是在今邢台市西南隅的小城一带发现了大范围的早商文化遗址。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并有铜礼器和铜兵器之类的发现。而且在邢台的外围,还发现了类似的遗址七八处。就其时代而言,邢台及其周围的商文化遗址的下层大都属于早商文化第四段,绝对年代约在武丁以前,与祖乙至祖丁居邢的年代并不矛盾。”又说:“与邢台遗址同时的早商文化遗址,在太行山东麓一线分布比较普遍,特别像河北藁城台西、石家庄北杜村、隆尧尧城镇、灵寿北宅以及武安赵窑等遗址,规模都比较大,应该都是当时的重镇,可见在此建都有着广泛的基础。因此,我们认为,祖乙迁于邢的地望,很有可能就是今天的邢台市。”孙淼说:“今河北省境内发现不少商代遗址,其中以邢台市遗址最为集中,仅市郊就发现了贾村、尹郭、曹演庄等十余处。而且,有的遗址不仅面积很大,其时代也处于盘庚迁都以前的商代早期,和祖乙迁邢的时代大体一致。因此,如果说祖乙所迁之邢在今河北邢台,这与考古发掘的情况也是相适应的。”对此,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也曾作过重要的概括和展望,说:“据研究,邢台以北一直到涿县、易县一带商文化的分布是相当密集的。从藁城、正定、满城、赵县等地所出土的一些青铜器看,造型古朴,花纹疏朗,与殷墟遗物作风显然有所不同,而台西遗址中发现的镶嵌绿松石的漆器又为殷墟所不及。凡此种种,均可说明这一带有可能是在殷墟以外的商人活动的地区之一,提出了‘台西也许就是当时这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这一重要问题。”

奄,诸书记载均以为在今山东曲阜,《括地志》说:“兖州曲阜县奄里,即奄国之地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今山东兖州府曲阜县县城东二里有奄城,云故奄国。”陈梦家从其说,学术界意见也较一致。考古方面,在今山东兖州、曲阜、泗水等地已发现有小规模的早商文化遗址。

殷,除《竹书纪年》等文献的记载以外,主要还有《尚书·盘庚篇》的长文作依据。殷的地望,即今河南安阳市西北五里的小屯村,自《左传》、《史记》以来已称为“殷墟”。自从甲骨文被发现以后,经过了1928年至1937年的十五次发掘和1950年至1977年的十二次发掘,证明此地确为商代后半期的政治中心。自盘庚至帝辛十三王,其中武丁至帝辛九王的卜辞都已找到,武丁以前若干代的遗址和墓葬也已发现。

《史记·殷本纪》正义引古本《竹书纪年》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就殷墟遗址的延续时间看,所说属实。不过《竹书纪年》紧接上句又讲到了所谓离宫一事,说:“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所以商代后期虽不再迁都,但其政治中心除殷以外,还有朝歌、邯郸、沙丘等数处,其作用有如陪都。

朝歌与殷的位置,殷在洹水岸边,朝歌在淇水附近,此一点《括地志》记述最详,说:“相州安阳本盘庚所都,即北蒙殷墟,南去朝歌城百四十六里。(邺)城西南三十里有洹水,南岸三里有安阳城,西有城名殷墟,所谓北蒙者也。”准确记述了殷墟所在的位置以及它与朝歌之间的距离。《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羽乃与(章邯)期洹水南殷虚上”,这个殷虚是指盘庚所迁之殷。《史记·卫康叔世家》说:“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这个商墟就是指商纣王的离宫朝歌。周武王灭商时,商纣王即居于朝歌,双方作战的牧野即朝歌南至清水的平衍之地。不过,诸书中也有与《竹书纪年》不同的记载,说朝歌最初本由武乙或武丁所建。《帝王世纪》说:“朝歌,武乙徙之。”“帝乙复济河北,徙朝歌,其子纣仍都焉。”《水经注》说:“朝歌城本沬邑也,殷王武丁始迁居之,为殷都也。”《括地志》说:“纣都朝歌本妹邑,殷王武丁始都之。”

邯郸为战国赵敬侯都城,在此之前为春秋晋大夫邯郸午采邑,再前为卫地。诸书多不言邯郸为商纣王离宫,但邯郸位于漳水、洺水之间,为漳、河间一都会,《竹书纪年》所说或许有据。

沙丘在今河北广宗,《史记·殷本纪》说:商纣王“益广沙丘苑台,大聚乐戏于沙丘,为长夜之饮”。《货殖列传》又说:“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沙丘为商纣王离宫,记载甚明。其地在今邢台市正东,漳水岸边,赵武灵王时在沙丘有沙丘宫,秦始皇死于沙丘宫平台中。《括地志》仍称沙丘为沙丘台,胡三省《资治通鉴》注说:“余按沙丘台,纣所作也。”至今广宗西北仍有大平台地名。

除朝歌、邯郸、沙丘以外,在今河南武陟还有一殷城。《水经注》沁水说:“朱沟自枝渠东南径州城南,又东,径怀城南,又东,径殷城北。《竹书纪年》‘秦师伐郑,次于怀,城殷’,即是城也。”郭沫若《卜辞通纂序》说此城是“盖殷人设有离宫别苑于此”。其址东至朝歌约二百里,东北至小屯近三百里。

总计从仲丁到帝辛的历次迁徙中,嚣(隞)、相、庇(耿、邢、▉(左井右阝)三地尚有争议,相和邢很可能是在黄河以北,嚣也可能在黄河以北。殷(安阳殷墟)以及朝歌(商墟)、邯郸、沙丘、武陟之殷城五地均在黄河以北。只有奄一地在黄河以南的山东。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说:“盘庚以前的五迁,隞、邢滨大河,相、庇、奄皆在大河之南,它们的范围是河南之东部、西部、鲁南和皖北,当经度112°?18°之间,纬度35.5°?3.5°之间。传说上契至汤八迁中的蕃、商丘、相土之东都和亳也都在这个范围以内。”依此,是以为商朝的都城范围处在一个东西甚长而南北甚短的长方形内。其南端的纬度33.5°指符离集,北端纬度35.5°指武陟殷城。陈梦家又说商殷的疆域北界为约纬度40°以南易水流域及其周围平原;商人的活动盘庚以后主要在河南,以前偏于山东;盘庚以后商人的三个活动中心是豫北的安阳、豫西沁阳之衣(殷)和豫东的商丘。

这些估计是比较保守了。现在看来,商朝的都城范围至少应该向北提高两个纬度,到37.5°,才比较接近实际。否则,就连较南边的朝歌也都在纬度35.5°之外。像商朝始终有勍敌频繁地来自西北方面的情况,殷(安阳殷墟)却能够忽而出在朝歌以北一百四十六里的前沿,又能二百七十三年更不迁徙,就是不可思议的了。

十三、燕燕于飞,差池其羽——商代子姓燕国与周初姬姓国

讨论了先商及商代方国与都邑的背景,现在再回过头来,接着前面风姓、姜姓、姬姓三大部族及风姓部族鸟图腾信仰的线索,来探讨燕国的起源。

首先来看燕国的“燕”字。

秦汉以来所传文献中燕国的“燕”字均作“燕”,但是西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燕国的“燕”字均作“匽,战国时又加邑旁作“郾”。于是遂有人认为“匽”当是“燕”的本义。其实“匽”仅为“燕”的假借字,方濬益《缀遗斋彝器考释》匽侯鼎释文引潘祖荫(伯寅)说“此匽当为燕之假借字”,是对的。但是在商代燕国的“燕”究竟作何字,是作“燕”抑或作“匽”,则至今未能找到并确定与之相对应的国名称谓。

如前所述,北京房山琉璃河董家林古城址的发现说明在西周以前当地已有一座具有都城规模的城邑存在,这座城邑非商代燕国莫属。又从商代以及先商今河北北部方国林立交错等情况来看,这一商末存在的燕国其始建及延续的时间如果上溯到晚商、早商以至先商时代,其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其实商代晚商时期(自武丁至武庚)作为燕国国名的“燕”字早已见到,并且为人们所熟知。这个“燕”字既不作假借的“匽”字,而且和后来写定的“燕”字字形也略有不同。在商代青铜器的早期(包括武丁、祖庚、祖甲)铭文中,已见到有“亚④”二字。在甲骨文二期(包括祖庚、祖甲)卜辞中,也有某某日“卜④贞”的记载。

“亚”字在甲骨文、金文及周初史籍中常见。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常和方国国名

连写,有时与方国名笔画相连,有时将方国名框在“亚”内,成为一种合文的符号。在周初史籍中,有“惟亚惟服”、“侯亚侯旅”等句,与服并称,与侯连称。唐兰《武英殿彝器考释》据金文、甲骨文中“诸侯大亚”、“多亚”等语,认为亚为爵称,说:“凡此亚旅之文,前人多不得其解,得甲骨金文互证,始可定亚为爵称。”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进一步根据甲骨文、金文资料,认为亚为商代内服的诸侯。丁山说:“殷商王朝‘邦畿千里’之内,实分田、亚、任三服。”“甲骨文的‘多田亚任’决可当以《尚书》、金文所谓‘侯甸男’。”“就甲骨文以论商代的封建制度,应该是邦内甸服,甸外亚服,亚外任服。”依丁山的解释,亚服即是侯服。商周的分封制度是以都城为中心,按照距离的远近划成一个个的同心圆。王畿之内称为邦内,是畿服、甸服、多田。此外是侯服、亚服。再外是男服、任服。这三服是内服的三服。内服以外,又有“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的外服。在《尚书·禹贡》中,甸服、侯服、绥服(男服)、要服、荒服之间的距离各为五百里,其中从王朝的都城到侯服即亚服的距离是一千里至一千五百里。据此,亚就是商代侯国的爵称,可以称为侯的封国同样也有资格称为亚,而亚与侯国名称的合文符号也就是这一封国的徽号。 卜辞中的“卜”和“贞”字之间的一字,最初曾以为是地名或职官名。董作宾《大龟四版考释》(1931)首先确定这一字为贞人名,说“贞上一字……可知其决为卜问命龟之人。有时此人名甚似官名,则因古人多有以官为名者”。又说贞卜时,“有时王亲为之,有时使史臣为之”。在以后的甲骨文研究中,又逐渐知道了贞人并非普通史官的身份,他掌管命卜和刻辞,而这一职事有时又由商王亲自承当,说明能够担任贞人的人也必定是王朝中的重臣,其中也包括从各方国中征召而来的诸侯,其身份类似周初及春秋时在周王室任职的三公和卿士。王献唐《黄县█(上己下其)器》就认为甲骨二期中的贞人“④”既是贞人,又是█(上己下其)国侯爵。在武丁时他是█(上己下其)国侯爵,在祖庚、祖甲时是贞人,在商王身边。他是武丁、祖庚、祖甲三朝旧臣,深受重用。武丁之妻妇好在世时,他还曾将“亚其”铜器进献给妇好,妇好死后该铜器被放在墓中陪葬。

甲骨文“④贞”和金文“亚④”中的“④”字,《西清古鉴》释作虔,孙诒让《名原》释作⑦,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释作█(上上下矢),《海外中国铜器图录》释作█(疑字右改为匕),孙海波《甲骨文编》及王献唐《黄县█(上己下其)器》释作█(疑字右改为匕),罗振玉《殷墟书契》释作疑。以上种种解释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使得作为人名或侯国名的“④”字仅仅作为一个生僻的单字,形同一个单一的符号,而不具有更多的涵义和意义。其实,“④贞”和“亚④”中的“④”字就是“燕”字。

从字形上说,“④”是一个完全的象形字,是“燕”字的初形。《说文》燕部:“燕,玄鸟也。籋口、布翅,枝尾,象形。”卜辞中有作为家燕的“燕”字,正是《说文》所说的家燕的正面飞翔的象形。只是到了作为人名和侯国名的“燕”字时,字形稍稍有拟人化的修整,在金文中尤其突出一些。但是其与作为家燕的“燕”字同为一字,仍可明显辨认。另一方面,《说文》时的“燕”字在录定时也出现了讹变,将燕之口讹为廿,燕之翅讹为北,燕之尾讹为火。所以就使得甲骨文与金文中家燕的“燕”以及“④贞”和“亚④”中的“燕”,与《说文》时的“燕”有了很大的差别,使得人们对“④贞”和“亚④”中的“燕”字犹疑不敢确认。

甲骨文中家燕的“燕”字,见于《续存》七四六、《海》二·五、《乙》三零九九、《坊间》三·九一、《林》二·一六·一三、《前》六·四三·六、《前》六·四四·五、《京津》三一六零、《燕》六零八、《燕》七四八等等。在《甲骨文字典》、《甲骨附录》、《续甲骨文编》、《京都藏甲骨》等各书中,都有很多的著录。在各类字形的“燕”字中,有张口与闭口、正头与侧头的细微差别。其中张口与翅下有羽的一类,字形尤其酷似家燕之形。甲骨文中侯国名的“燕”字,见《铁》一八七·三、《铁》二七二·三等。该字与家燕的“燕”中闭口的一类极为相似。甲骨文中贞人名的“燕”字见《前》六·二一·二、《后》下二四·四等。该字变化最大的部分是不作圆形的燕头另加张口的燕吻,而是直接连写,所张之口显得很大,并且侧头之形也完全横置过来。但是,仍然可以明显辨出该字与家燕及侯国燕的“燕”字为同一个字。

带有“亚④”铭文的青铜器,据王献唐《黄县█(上己下其)器》的统计及曹定云《“亚其”考》的补充,至少有二十四件,据陈梦家《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则有五六十件之多。“亚④”的“④”字与甲骨文贞人名的“燕”字极为相似,历来都被看做是同一个字。不同之处仅仅在于,金文“亚④”的“燕”字字形更为圆润流畅,更加拟人化,更加变化自如。如燕的腹部有时为一条直线,有时为或大或小的菱形。菱形有时空白,有时填黑。有时又刻意突出燕的头部,比例很大。

甲骨文中贞人名与侯国名的“④”和金文中“亚④”的“④”为“燕”字,以往吴大澂、邹衡、彭邦炯等人都已有明确的论证。

吴大澂《愙斋集古录》卷七、卷十四、卷二十一将带有“亚④”铭文的敦、方彝和觚均释为燕,说“象燕之形”。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陆篇·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在讨论“燕亳”和黄土坡的《亚④母己盘》、《亚其④鼎》时,引证了三件铜器铭文方彝(《美帝》R140)、簋(《三代》六·五·十一)、卣(《续殷》上八一·一),认为卣上的铭文确似《说文》中篆体的“燕”,方彝和簋上的铭文则像鸟首人身。彭邦炯《从商的竹国论及商代北疆诸氏》在肯定吴大澂、邹衡观点的同时,进一步补充了甲骨卜辞中的例证,共举出了十一条卜辞。其中一类是作为人名或国族名的,也就是商代的燕氏方国。还有一类是庚甲时代的贞人名,其字形与铜器铭文写法基本一致。所以,彭邦炯认为,“④”既为“燕”,则铜器上有此形的,特别是作为氏族徽号用的铜铭,应该是与甲骨卜辞中商代的燕氏有关,并且也可以印证文献上讲的“北燕”在商代确实已存在着了。由这十一条甲骨卜辞中“燕”字的不同构形,可以看出该字由飞燕形向拟人形的演变痕迹。“燕”字之所以近于人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人名或国族名,古代的民族名号往往是由图腾演化而来的,而图腾又往往将动物或植物绘成半人半物的形象。彭邦炯还指出,“④”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不少见,一般有大同小异的几种写法,文字学家解释此字时虽然分歧很大,但都认为是一字的不同写法。但是以往文字学家的解释都未能辨出该字的来源,因而也就不知道它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其次,再从字义上说,“④”字也一定是“燕”的本字。根据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④”为国名、族名,而关于先商恰恰就有“天生玄鸟降而生商”的明确记载,又有“郊禖”的记载,对此作出物候学、社会学的合理解释。其二,“④”字与“匽”字异形同义,二者可以互释,这一点也已由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得到确切无疑的证明。

西周铜器中凡是燕国的“燕”字一例均作“匽”,因此,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就认为,“匽”当为“燕”之假借字。就商代已有燕国作“燕”、西周作“匽”、秦汉以后典籍又作“燕”而言,“匽”字确为假借,后起。齐思和不知商代已有燕国,仅据西周初期出土铜器中的“匽”字以为近古,遂以为“匽”为本字,秦汉以后典籍中的“燕”字为假借、后起,那就错了。秦汉以后典籍中何以将假借的“匽”字又一律改回为“燕”字?陈梦家据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匽、嬴为一声之转,认为秦为嬴姓,故在灭燕以后,改去“匽”字,其说未必符合事实。不过,秦汉以后典籍在将燕国之“匽”改回为“燕”的同时,也将原来许多本义为“匽”的字句改成了“燕”字,如宴享的“宴”字本作“匽”也改成了“燕”字。金文中,《王孙钟》有“用享台孝,用匽台喜”,《沇兒钟》有“以匽以喜”,字均作“匽”,今典籍中则通作“燕”。此“燕”字有时又加偏旁,写作“讌”、“醼”、“嬿”,此时的“燕”字,才确为“匽”字的假借字。

《说文》:“匽,匿也。从█(亡字上去丶),妟声。”“妟,安也。从日、女。”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谓妟像女子妟坐之形。但是学术界也有人认为,写作日形女形的“匽”字亦为讹变,首先提出此说的是吴大澂。吴大澂《说文古籀补》说:“古匽字从⑧,上有一覆之,像燕之匿于巢也。许氏说:匽,匿也。”又说:“古燕字(指匽字)像燕处巢见其首,⑧字从此。宴、妟、匽三字皆当从⑨,许氏说:妟,安也;宴,安也;匽,匿也;皆燕安(指燕匿于巢)之义。小篆从日从女,形相近而古义已矣。”即认为“匽”字并不从日从女,而是燕匿于巢的象形,因此“匽”、“燕”同义。

潘祖荫认为“匽”当为“燕”字的假借字,除去考古铭文的依据以外,是以为“匽”、“燕”同声,所以能够假借。然而依吴大澂说,“匽”、“燕”不仅同声,更重要的在于同义。甲骨文中有①⊙(《乙》五三零五)、①①(《前》八·二·一)、①②(《京津》一六八二)、①③(《前》二·一八·四)四字,均可以写定为妟,多为方国名或妇人族名。但如依吴大澂“匽”为燕匿于巢的象形,就与这四个从女的甲骨文“妟”字无关。吴泽《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殷代奴隶社会史》(1951)据甲骨文《戬》四八、《林》二·三九二例中从日从女的“妟”字,认为:“卜辞中有‘妟来’语,妟为国名,且为殷属国。”提出燕国不始于西周分封,金文燕国的“燕”作“匽”,而甲骨文中作“妟”,正是西周燕国的前身,是商朝北疆上的属国,由此可以证明商朝疆域的广大。但是如依吴大澂的解释,此说也不能成立。燕国虽确实在商代就已存在,但并非由从女的妟国而来,而是由“④”形的燕国而来。若由从女的妟国而来,则“妟”字何以从女,其最初的命义如何,仍不得其解。而由“④”形的燕国而来,则其命义就可以从“天生玄鸟降而生商”与“郊禖”的记载中获得丰富的内涵。

今观金文中的“匽”字,确有像燕匿于巢的一面。“匽”中的“日”部分像鸟首,“日”中或者有一点,或者无点,有一点则像鸟目。“女”部分像鸟身,身下有二足,有些字只有一足则为简省。“█(亡字上去丶)”与连写的“匚”形相近而不同,“█(亡字上去丶)”音xì,胡礼切,《说文》:“有所挟藏也,从∟,有一覆之。”“█(亡字上去丶)”音fāng,《说文》:“受物之器。”所以“█(亡字上去丶)”的两画可以拆开和简省,西周金文中有带一覆的,但多已简省,而其字义仍为挟藏掩覆之义,与解释为像鸟巢形并不矛盾。特别突出的是作为鸟形的“妟”部,圆形的鸟首上有时还可观察到突出的鸟吻,如《筠清》所拓《匽公匜》铭文中的“匽”字即是如此。突出的鸟吻再加上直形的两足和向上倾斜弯曲的鸟巢,就使得此字看起来特别酷似一只雏燕匿处于檐下巢中之形了。

不过,据董作宾《帚方说》对于甲骨文中“妟”字的辨释,以“①⊙”字为“妟”,李孝定谓像女子妟坐之形,其中像人首的“日”部亦为一圆形,中间并无一点。古文于空廓中每加小点为文饰,于是后世讹变为“日”,其实则本与“女”形相连不分。据此,妟安之“妟”字何以从“日”的疑问就解决了,但是“妟”字中的人首与“匽”字中的鸟首都作一圆形,二者因此也就不易分别。特别是甲骨文中的“女”字均突出其跪坐弯曲的腿和足,但是在金文中,腿和足亦多简省为直形。就此而言,金文中的“匽”字以像女子妟坐之形来解释,也通。金文中像燕匿于巢的“匽”字与甲骨文中像女子妟坐之形的“妟”字的相互接近,或者也是古代图腾符号拟人化演变的一个结果。

西周金文中“匽”字与甲骨文中诸“妟”字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此外,伯翳之子皋陶为偃姓,舒庸、舒鸠等国为偃姓,而春秋齐国又有晏姓,晏婴是其后,春秋晋国又有偃姓,偃籍是其后。燕国之匽与古偃姓的关系如何,也有待于进一步梳理。

但是,无论“匽”字的本义怎样,也无论“匽”字与甲骨文“妟”字及古偃姓的关系如何,西周铜器铭文中做国名用的“匽”即召公奭所封燕国之“燕”,则是确切无疑的。

于是,我们就可以利用铭文中的“匽”字,反过来验证铭文中的“④”字亦即燕国之“燕”了。在已经发现的西周燕国青铜器中,有一件难得的《亚盉》,在其铭文中我们看到了“匽”、“ ④”二字的同文关系。《亚盉》的铭文全文为:“亚█(上己下其)侯、④、匽侯易亚贝,乍父乙宝█(左阝右尊)彝。”易即赐,乍即作。赐亚贝之亚为人名。在这条铭文中,我们看到了亚█(上己下其)侯、④、匽侯三种爵称并连在了一起,特别是④与匽侯可以前后连写。匽和④可以肯定是同一名称的两种不同称谓的重复写法,那么“匽”既为“燕”,“ ④”也一定是“燕”。《亚盉》铭文正是证实“④”即“燕”即“匽”的一件确凿物证。

在已知的商周铜器铭文中,可以看到的氏族徽号、爵称、国名同文连写的情况有“█(上己下其)、④、匽”同文,“█(上己下其)④”同文,“█(上孤下日)竹、亚长”同文,“玄鸟妇、亚④”同文,“匽侯、冀”同文以及“冀、█(上己下其)侯、亚④”同文等。这些氏族徽号或者爵称、国名的同文连写,亦即联合署名,本身就说明这些氏族或方国之间具有政治、血缘与地域的密切联系。

从地域上看,在北方旧燕地范围内发现的殷商青铜器据粗略统计有以下数批:

1.1867年(同治丁卯)北京城外芦沟桥出土数器,有盉一、爵二、觚一、卣一,俱一人所作器,其中著名的即亚盉。

2.1890年(光绪庚寅)河北涞水县张家洼出土十余器,见于著录者有鼎一、鬲一、尊二、卣一,均有“北白(邶伯)”铭文。

3.清末河北易县(一说保定)出土三句兵,即大祖大父大兄三戈,戈内作岐冠鸟形,因此又称鸟纹三戈。三戈铭文蝉嫣相承,盖一时所铸。

4.1941年辽宁喀左小城村洞上甲南沟屯出土大鼎一件,高一尺九寸,重一百五十斤,属成王时期。

5.抗战期间出土的“匽侯作旅”盂二,有盖。

6.1955年辽宁凌源马厂沟出土窑藏十六器,已发表的有十二件,鼎一、甗二、簋二、盂一、卣二、壶一、罍一、鸭形尊一、盘一。其中最著名的为匽侯盂。

7.1973年3月和5月辽宁喀左北洞村出土两起窖藏铜器,共十二件。一号窖出土瓿一、罍五,二号窖出土鼎三、簋二、罍一、斗一。一号窖中带有“父丁█(上孤下日)竹亚长”的第二号罍和二号窖中铭文末署名“冀█(上己下其)侯亚④”的方鼎最为引人注意。 8.1973年秋北京房山琉璃河黄土坡四座墓葬中出土铜礼器十九件,铜兵器十二件。礼器包括鬲、鼎、簋、尊、爵、觯、盘、匕八种。其中最著名的有堇鼎、复尊、伯矩鬲和“亚④█(左女右巳)”盘。

以上考古发现中,署名“④”、“匽”、“冀”、“ █(上孤下日)竹”和“长”的氏族徽号和方国名交错互见,以至同文连写。从地域上看,辽宁凌源、喀左的铜器出土前后有三次,其相隔的距离也不远,马厂沟北距北洞村十五里,小城村距北洞村约四十里。北京的铜器出土前后有两次,董家林距芦沟桥约五十里,而涞水、易县距此也都不远。北洞村与董家林一夹燕山之南,一夹燕山之北,均不出旧燕地的范围。仅此看来,“④”、“匽”、“冀”、“ █(上孤下日)竹”、“长”、“邶”诸氏族或方国之间保持有极为密切的联系,也是势所必然的。

韩嘉谷《燕史源流的考古学考察》(1991)认为商代燕国(燕侯)是土方集团的一部分,“④”释为“屠”,是戎狄集团之一:“匽”字为原型字,用“燕”代“匽”在秦以后。提出“匽”既为燕,“④”就不可能同时也是燕。这是对“④”“匽”同文连写的很大误解,和认为黄帝之后与召公二国不可能同封一地的观点相似,都是在以西周初封七十余国的情况来观察商代之事。其实商代的真实状况,依以上所述,就如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所说:甲骨文中“有名的城主,也就是甲骨文之所常见的各氏族”,“殷商王朝每个氏族都有食邑,所有的氏族就是城主,也就是诸侯”。“所有的侯亚,在甲骨文里有时称‘侯’,有时称‘氏’;甲冀骨臼诸种刻辞所见的某氏,在卜辞里有时称‘某侯’,有时称‘某族’。可见侯、伯、男、田、亚一类封建的爵名,都是氏族的别名,或为氏族的扩大”。就此而论,商代的氏族名同时也就是它的封爵名、国名以及所在城邑的地名,有多少著名的氏族,也就有多少著名的方国。而商代氏族的数量,仅在甲骨文中就已发现了二百个以上,足见商代方国数量之多,分布之密集。

这种情况到西周初年时,大约在一段时期内仍有延续,只是在经史典籍中缺少记载,见于《春秋经传》者百有余国,章章可纪者不过十四国,见于《史记》世家的同样只有吴、齐、鲁、燕、管、蔡、曹、卫、晋、宋、陈、楚、越十几国,这就容易使人形成封国都是大国广众的错觉。

商末周初北国的“燕”为什么称“④”又称“匽”,为什么二名要重复连写,其原因可能如祖乙所居之庇,是庇、邢、耿一地三名,更可能是像武丁以后的殷一样,是殷、商、衣一地三名。甲骨文中有“商”字、有“衣”字而无“殷”字,王国维《殷礼徵文·殷祭》谓衣即借为殷字,郭沫若《卜辞通纂序》进而提出甲骨文中的“衣”当即武陟之殷城(安志敏、陈志达、江秉信认为衣在安阳附近),说:“知衣为殷城,卜田于此地之辞极多,盖殷人设有离宫别苑于此。故其国号本自称商,而周人称之为衣,后又转变为殷也。”彭邦炯解释“④”与“匽”的名称差异说:“召公奭封于燕地,但这里原有商人燕(④)氏的力量仍然不小(商亡国后旧贵族逃往北方便说明这里原来商人的势力比较强大),只好保留商人原有的④(燕)氏,只要臣服于周人的统治就行了。这种策略是周初常用的,即所谓‘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维持商族人原有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只要服从周人统治,纳贡臣服。而召公的国名恐怕是觉得如用商人的④,不仅与原有商④不好分别,而且商人是亡国者,因而不便用④作为自己的国名,只好另创一匽字。这个匽字甲骨卜辞中未见而始见于西周金文,应是周人编造的一个字。其字‘像燕之匿于巢也’,召公用此匽,原来可能有在此安居下来之意。”这一见解是十分精到的。商人称商为商,称燕则为④;周人称商为殷,称燕则为匽。二者的原由是非常近似的。

十四、枕藉燕山,居有冀州——燕国在殷商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④”字既已确知就是商代燕国的“燕”,则商代的燕国至少在甲骨二期、商代青铜器早期,也就是祖庚祖甲时期已经存在了,一直持续到商代末年,与召公奭新封的姬燕相衔接。从祖庚祖甲时期再向前追溯,因为没有甲骨文和金文的记述,不仅是燕国,包括所有二百多个以上的方国的情况都已得不到原始文字上的证实。但是联系到前文所述文献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和“郊禖”的记载,至此,我们已经可以断定,商代居于燕国中的燕氏一族不仅在商族最早的起源时期就已经存在,而且还是众多商人宗族、支族中的本族。根据就是商民族起源的传说和商民族的文化信仰中,有很多内容都与燕国之燕的得名有关。

商族为子姓。炎、黄二族的姜姓、姬姓都从女,都因水而名,相比之下,商族的子姓显得很特殊,很可注意。古代得姓的原则,是“因生赐姓”,商族是由于简狄吞食燕卵而产生的,这种说法在各书中有很清楚的记载,由此可以明确地得出一个训解就是商族子姓之“子”的含义即燕卵。

《白虎通·姓名章》:契“以玄鸟子生”,故姓子。《康熙字典》:“契母吞鳦子而生,故曰子氏。”均以卵训子。

甲骨文《掇二》一五八(《京津》五二)记四方风名刻辞说:“北方曰丸风曰█(左阝右殳)。”《山海经·大荒北经》记为:“北方曰█(上鸟下宛),来之风曰█(左犭右炎)。”所说之丸即卵。《山海经·大荒西经》:“有沃之国,沃民是处,沃之野,凤凰之卵是食。”《吕氏春秋·本味篇》记此事为:“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凤之丸,沃民所食。”高诱注云:“丸,古卵字。”█(上鸟下宛)亦即卵。从字音而言,郭璞注曰:“音婉”,是与丸同音。从字义而言,其字从夗,夗《说文》作█(左夕右卪),曰:“从夕从卪,卧有卪也。”卪即古卵字,为卵字半分之形。《说文》:“卪,瑞信也。”何谓瑞信,即《说文》释孔字所说:“孔,通也,从乙从子。乙,请子之候鸟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故古人名嘉字子孔。”《楚辞·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喜,闻一多《楚辞校补》改为嘉,是。此嘉字孔字与卪字均为仲春交媾得子之义,故称瑞信。而█(上鸟下宛)字又从鸟,更知其与鸟卵有关。再从字形上而言,甲骨文丸字作①④形,小篆卵、█(左夕右卪)之卪作①⑤形,因知卵、夗二字本为二丸相对。又小篆丸、勾、夕三字因形近而极易混淆,《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勾姓当为丸姓之讹,丸姓即子姓。《左传》哀公十六年:“子西曰:‘白公胜如卵,予翼而长之。’”杜预注曰:“今抚育人曰卵翼,言如鸟孚卵也。”可知至春秋时,仍有将人育子与鸟育卵相混称的习俗。

商族中外嫁的妇人可称为“玄鸟妇”,而商族的第一代先公契又称为“玄王”。《诗经·商颂·长发》:“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荀子·成相篇》:“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国语·周语下》:“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国语·鲁语上》:“自玄王以及主癸(当做示癸)莫若汤,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此玄王之玄字,当源于玄鸟之玄字,玄王即玄鸟王之省称,与“玄鸟妇”之称相对。玄鸟即燕,世有明训,乃是因为玄鸟之“玄”的本义为燕雏。古玄、幺同义,《说文》:“幺,小也,像子初生之形。”子初生即卵出生。甲骨文金文玄、幺字形为两圆形上下相连,或分开或不分,或全作圆形或在圆形上略作出头。其形像燕之二卵,又像燕雏。郝懿行辑《燕子春秋》说:“三月,①⑥生。①⑥,卵也,胎如芝形。”所谓圆形上略作出头,殆即芝形。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说:“幺即玄鸟之子,幺与玄似。①⑦有头有身无翼,像燕初生之形。①⑧则增翼,羽已丰矣。幺亦即玄鸟之子,所以称子嗣之胤及幼字皆从之。”又说:“卜辞中子作①⑨、②⊙、②①诸形,有首有尾,有翼未丰,幼燕初生之形也。”所说很有启发。据此而言,则玄的本义亦为家燕,而燕之所以又称为玄鸟,就不是因为它羽毛的颜色为玄色。相反,黑颜色之所以又称为玄色,乃是由于玄鸟的羽毛为黑色。玄字的字义很多,有微小、幽隐、深奥、黝黑、北方等等。玄字的本义既为燕雏初生,则各义均为引申义。《吕氏春秋·音初篇》:“燕遗二卵,北飞,遂不返。”燕既为天帝所遣,又北飞,故以玄引申为北方。 商代使用的甲骨文、金文、陶文、玉石文等是现在所知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西周以后的文字均渊源于此。商代甲骨文字已基本定型,汉字的创造阶段已将完成,在它之前还应有一个更早的时期,陈梦家估计至少在五百年前左右,郭沫若、唐兰、于省吾则估计为二三千年以前。然而石器时代、夏代和早商时期的文字迄今还未被发现,那么现在所见甲骨文、金文的文字即使不是由商族人所创造,至少也是主要经由商族人之手保留和传播的。因此在现在的文字内涵中,就势必会较多地保留下来与商族自己的起源、信仰、文化、风俗相关联的内容了。

从子、玄的字很多都与商族的起源以及玄鸟传说有关。例如:

孔。从乙从子。乙,请子之候鸟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故古人名嘉字子孔。

字。《说文》:“乳也。”

孚。《说文》:“卵孚也,一曰信也。”郝懿行辑《燕子春秋》:“孚,卵也。一伏二卵,皆如其期,不失信。”徐锴曰:“鸟之乳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

孳。《正韵》曰:“并音字,乳化也。”《尚书·尧典》:“鸟兽孳尾。”注曰:“乳化曰孳,交接曰尾。”

妇好之好亦从子。妇为女子已嫁之称。好为国姓,意为子姓之女,即商宗族、本族之女。好字中的女旁可省可加,义均同。丁山《商周史料考证》说:“武丁‘嫔妇好’,好字按照楚氏、井氏、姌氏、②②氏例子解释,宜是她的母国国名;若按妇█(左女右弋)、妇妊或以姓为字解释,好宜是国姓。按照甲骨文所见█(左女右弋)、妌、姌、媟诸氏,周秦以后人传写,往往省去女旁而作弋、井、冉、枼;依此传统习惯来考察好姓,在周秦以后的文献里应该作子。那末,子为殷商的国姓,武丁的元妃妇好,还是同姓。姓,由《国语·晋语》‘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说,就是族类的徽识,凡同姓者,必然是同族。那么,妇好与武丁同姓,显然是‘族内婚’。从妇好看,殷商王朝实行‘族内婚’,毫无疑问。”所说极确。

商代青铜器铭文中,有许多含有“子”字的徽号文字,在《美殷周铜器集录》和高明《古文字类编》中都有不少著录。凡含有“子”字的徽号文字均为商族宗族、本族的一支。《左传》隐公八年记周代制度,诸侯之后代子孙是以先公、先大夫的字或谥为氏名,因以为族名。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以王父字为氏。据此,殷代含有“子”字而其余部分构形不同的徽号文字应代表不同的氏,但仍同属于子姓、子族的本宗,因此都还保留着“子”字的标志。在含“子”字的徽号中,与燕国关系密切的有一“②③”字,丁山释为“冀”,所作《释冀》认为是国名,至《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认为冀读为畿,应是王畿或畿服之畿的本字。冀字甲骨文作“②④”,像人举子之形。在金文中,下部的“共”更接近于人形。中部的“子”有时为一,有时为二。上部又往往带一“②⑤”形,或为一边,在左或在右,或为二,作一边者亦可简省。也有“子”在“共”右上侧、“②⑥”在右下侧的,则为变体。“②⑤”形或又简省作“②⑦”,于是至后世遂讹为“北”字。其含义丁山以为像门扉,意犹未尽。案②⑤即古卯字,讹作②⑤,《说文》:“卵,冒也。二月万物冒地而出,象开门之形,故二月为天门。”而卯与▉(左夕右卪)、卵形近,故所谓万物冒出之义,实与卵翼之义相接。燕孵卵在三月,而其至恰在仲春二月,故燕至之月为天门开,万物于此时孵育。

“冀”字写全当有二“子”,二子即二卵。《吕氏春秋·音初篇》:“燕遗二卵,北飞。”与此相合。二卵之二非徒然添加,郝懿行辑《燕子春秋》:“孚,卵也。一伏二卵,皆如其期,不失信。”是知家燕常规所生即二卵。而燕生二卵之数与人之外肾有二亦极巧合,此亦是家燕之所以被商人信为图腾动物的一个重要原因。

“冀”字下部作人形的“共”,有时突出其宽阔的肩背,作一粗壮的倒三角形。“冀”字的整个含义像一魁梧的成年男子举双手翼戴和保护玄鸟之族。冀为地名,即冀州,又称冀方。《尚书·禹贡》九州之中冀州为首,在东河之西,南河之北,西河之东。所记地名有太原(汾水上游)、岳阳(霍太山以南)、覃怀(汉河内郡怀县,今河南沁阳)、衡漳(漳水)、恒卫(恒山、卫水)、大陆(大陆泽)和碣石(碣石山)。所记居民有鸟夷,郑玄注曰:“鸟夷,东方之民,搏食鸟兽者也。”又引王肃曰:“鸟夷,东北夷国名也。”《周礼·职方》说:“河内曰冀州。”《尔雅》说:“两河间曰冀州”,《吕氏春秋·有始览》同。《说文》说:“冀,北方州也”,《玉篇》同。《山海经》郭璞注:“冀州,中土也。”《淮南子》高诱注:“冀,九州中,谓四海之内。”刘盼遂《冀州即中原说》认为冀州即中原、中夏,马培棠《冀州考原》观点与之相近,从字形近于“夏”字认为冀为“中间一区的农耕文化,自称为诸夏,居地为冀州”。所说不如丁山近实。冀州应为商人之畿服,畿服以商代都城为中心,自然就有了中土、中原的含义。而商代都城在黄河以北,所以此一“中土”、“中原”也自然要稍稍偏向于北方。《禹贡》所说漳水所在的地区,后世认为偏于东、北,但商人却正以为那里就是中土、中原。商人以玄鸟为图腾,风俗信仰与鸟夷相同,也正是东北鸟夷中的一支。《左传》哀公六年孔子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又《逸周书·尝麦解》曰:“有殷之囗辟,自其作囗于古,是灭厥邑,无类于冀州。”陶唐与殷均为北方之族,而称冀方、冀州,亦可证冀为北方之地。《诗经·商颂·玄鸟》说“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商人以河北殷(安阳)、邢(邢台)等地为都城,以周围五百里或一千里地区为畿服(甸服),因而商人心目中的中土、中原便也位居河北了。

斿字亦从子。古人名偃多字游,郑有公子偃字子游,又有驷偃字子游。晋有荀偃(中行偃)字伯游,又有籍偃字游。可知偃与游字义相近。游即斿,小篆从水,为后来所加。其字从█(左方右人)从子,《说文》:“█(左方右人),旌旗之游,█(左方右人)蹇之貌。从②⑧,曲而垂下,█(左方右人)相出入也。读若偃。②⑨,古文█(左方右人)字,像旌旗之游及█(左方右人)之形。”是知旌旗横起飘动称为斿,垂下称为█(左方右人)。甲骨文中有█(左方右人)字,作③⊙形,③①即《说文》所说之②⑧,像旗杆及杆之饰,其羽穗则先横飘后垂下,《说文》与甲骨文正合。旗和矢都是古代人生活的重要标志,故侯伯之侯从矢,方国之方从旗,而氏族之族既从矢又从旗。丁山说:“清太祖起兵建州,‘以旗统众,即以旗统兵’,旗的制度,当是族字从█(左方右人)正解。”又说:《唐书·突厥传》沙钵罗咥利失可汗分其国为十部,号为十设,每设赐以一箭,故称十箭,“箭者,矢也。族字从矢,当然又与部落称箭的涵义相同”。如将族之字义解为射于旗下,同理,斿字本义则为长于旗下,旌字本义为生于旗下,旗字本义为网鸟于旗下。推溯诸字的起源,大概均与商族文化有关。而偃不仅与█(左方右人)字义相近,音亦全同。《集韵》、《类篇》:“█(左方右人),并音匽,与偃同。”

从幺、玄的字: 幼,《集韵》:“一笑切,音要,幼眇精微也。”

幾,《说文》:“微也。”

 █(茲字无艹头),《说文》:“微也。”古文无茲字,█(茲字无艹头)茲同字,█(茲字无艹头)即茲。胡厚宣《释█(茲字无艹头)用█(茲字无艹头)御》说:“█(茲字无艹头),《说文》:‘幺,小也,像子初生之形。’‘█(茲字无艹头),微也,从二幺。’卜辞中无‘茲’字,‘█(茲字无艹头)’则数十百见,均用作茲,皆为兹此、兹今之兹。”兹字后又加水旁为滋,仍为蕃衍、孳生之义。

幽,《说文》:“隐也。”《正韵》:“闇也。”又与黝通,《集韵》:“黝或作幽。”所说隐、闇、黝应为后起之义。幽字从山中█(茲字无艹头),本义当与幺即玄鸟有关。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释幽为:“山之得名为幺所居,”很有见地。《尚书·尧典》中有地名曰幽都,《舜典》中有地名曰幽州,《史记·五帝本纪》作幽陵。幽都、幽州与幽陵由幽山而得名,《山海经·北山经》:“西望幽都之山,浴水(郭注:即黑水也)出焉。”《海内经》:“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鸟、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幽山又称燕山,燕山之称虽为后起,但其字义则完全相同。幽即家燕所居之山,故《尔雅》说:“燕曰幽州。”《史记·周本纪》张守节正义引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所说不确。罗沁《路史》说,燕国以多燕而得名。至今燕地夏季每年仍有大量燕子迁来,低飞鸣叫,给人以特殊的感受。燕国得名本自家燕,燕山得名亦本自家燕,二者的关系是并行的。古代所说燕山山脉自今河北蓟县东南蜿蜒而东,经玉田、丰润,直至海滨,延绵数百里。东晋咸康四年(338年)石虎攻段辽,辽将北平相阳裕率其民数千家入燕山自固,北平郡治所在今河北遵化东。《水经注》庚水:“庚水出右北平徐无县北塞中……庚水径燕山下。”庚水也在今遵化东,所说徐无县北塞即卢龙塞。《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引《五代志》:“北平无终县有燕山。”秦汉无终在今蓟县,唐五代在今玉田。今青龙河古称玄水,为古濡水(今滦河)支流,玄水和濡水是自燕山山脉中段横穿而过的惟一一条大河,《水经注》濡水:“玄水又西南径孤竹城北西入濡水。”由燕山、玄水之名来看,这里大约就是殷商民族最初的发祥地,也是商代子姓宗族所居燕国的中心。沿玄水、濡水出卢龙塞,正是古代沟通燕山南北而使用频繁的一条要道,是燕山南北的中枢。在玄鸟生商的传说中,各书记载都提到有一条河水。《史记·殷本纪》说简狄等“三人行浴”,《史记·三代世表》褚少孙补说“契母与姊妹浴于玄丘水”,《太平御览》引《尚书·中候》说:“玄鸟翔水,遗卵于流。”所说的玄丘水大概就是玄水了。

古代燕山又称冥山。《庄子》说:“南行者至于郢,北面而不见冥山。”司马彪注:“冥山,北海山名。”《西京杂记》述李广射虎事说:“猎于冥山之阳。”李广为右北平太守,右北平西汉治平刚,出卢龙塞东北三百里,东汉治土垠,在蓟城东北三百里,今卢龙县南传有李广射虎石,是知冥山即燕山。又古有水神名曰玄冥,《左传》昭公十八年:“禳火于玄冥、回禄”,杜预注曰:“玄冥,水神。”商先公中王亥之父也名冥,《国语·鲁语》说:“冥勤其官而水死。”冥既由于治水而死,古代的水神玄冥大概就指的他。又《史记·殷本纪》中及《国语·鲁语》等中的冥,甲骨文中作季,王国维谓季即殷之先公冥,为王亥之父。而季字从禾从子,正与玄鸟有关,可知玄冥即燕冥,亦即玄燕。

以上由商族子姓之子为燕卵,燕山和玄水也得名于家燕等数事,可以推测商族的起源地就应在古代燕山和玄水一带。而商代的燕国也得名于家燕,说明它在商代各宗族与支族中,应该就是嫡系所在的一个方国,也是商人最早建立的一个方国,从时间上说,它应该是与商族的起源同时的。后来商朝的都城南迁,而燕国也成为众多方国之一,这时燕国与商王朝的关系大概就像是后世的所谓“留守”,如同北魏迁都洛阳以后之有六镇,金海陵王迁都中都(今北京)以后之有上京(会宁府),元忽必烈南迁大都(今北京)以后之有上都(开平)。《逸周书·作雒》说商灭亡时,“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王子禄父就是商纣王之子武庚,他在商亡时向北逃奔,说明商代在北方有比在东方、南方更为强大的基础,而他向北寻找归宿大概也就像元亡后顺帝之被迫撤回蒙古草原了。

带有“亚④”铭文的商代燕国铜器,在河南安阳、凌县、洛阳、上蔡,陕西岐山,甘肃平凉也都有发现,但仍以燕山南北北京琉璃河和辽宁喀左出土的居多。说明商代燕国的活动地区主要还是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发现于河南、陕西、甘肃等地的“亚④”铜器可能是燕国进献给商朝的礼物,或者是在商末周初流散到各地的。古代在国家灭亡时,战胜者一方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收缴礼器。商灭夏时,曾“俘厥宝、玉,作《宝典》”。周灭商时,武王分封诸侯,曾经“班宗彝,作《分器》”。齐湣王伐燕时,曾夺取燕国的礼器,而燕昭王伐齐,也“尽取齐之宝藏器”,“大吕陈于元英,齐器设于宁台”,同时也使“故鼎反于历室”。“亚④”铜器的流散大抵皆如此类。

对商代燕国的存在和重要性有了充分的肯定之后,对于其他相关问题的探讨就较易于展开了。

甲骨文中有“妶”、“█(左女右隹)”等字。若依人名及国、族名解,“妶”为以玄鸟为图腾的国、族之女,与《玄鸟妇壶》铭文的合文“█(左玄右鸟)”含义相同。隹即鸟,“█(左女右隹)”亦为以鸟为图腾的国、族之女。

商代金文中也有大量从子从鸟的徽号文字,如《子隹冉鼎》“隹子冉”三字合文既从子又从鸟,冉或许可释为孤竹的竹,大抵均与商族的起源有关。

商人的始祖为契,契又作偰,又作禼,又写作卨。甲骨文中有③②、③③字,见《前》四、一七、五等,卜辞作:“丁巳卜,贞帝③③。贞帝③③三羊三豕三犬。”③③字王襄、胡厚宣释为雉,胡光炜释为犧,郭沫若、陈梦家释为鸿,杨树达释为禼,谓即商契之契。就字形而言,③③字确像禼,其形则像鸟,与商族鸟图腾标志相合。又禼字与离字相近,古有鸟名離朱,又有鸟名长離。《山海经·海外南经》:“狄山有離朱”,郭璞注:“今图作赤鸟。”《汉书·司马相如传》引《上林赋》:“前长離而后矞皇”,颜师古注:“长離,灵鸟也。”《文选》张衡《思玄赋》:“前长離使拂羽兮”,注曰:“长離,南方朱雀神也。”与離字从隹即从鸟相印证,可知离字本义即为鸟,后于离上又加鸟旁写作離,《说文》:“離,黄仓庚也,鸣则蚕生。从隹,离声。”仓庚鸟即鹂鸟。而禼与离字形接近,可能都由本作鸟形的字写定。此可为契即卜辞之帝③③及本作鸟形的一个旁证。

《史记·殷本纪》说:“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世本》又记载有髦氏、时氏、萧氏、黎氏。是知商人的族姓有宗族与支族之分。但是由这些支族所建的方国多已不能尽考,唯有目夷氏所建孤竹国因为有齐桓公灭孤竹的事和出了伯夷、叔齐两位君子,尚能引起人们一些注意。孤竹国,《史记·伯夷列传》司马贞索隐引应劭曰:“伯夷之国也,其君姓墨胎氏。”《括地志》也沿用应劭之说,说:“孤竹故城在平州卢龙县南十二里,殷时诸侯孤竹国也,姓墨胎氏。”梁玉绳《汉书人表考》据《北周书·怡峰传》“本姓默台,避难改焉”考证说:默、墨古通,胎则为台字之误。墨台之台应读为怡,墨台与目夷读音相同,所以邹衡等学者认为墨台即目夷。目夷就其宗族之“姓”而言为子姓,就其支族之“氏”而言为目夷氏,这在《史记·殷本纪》中已很明确。此外《左传》隐公元年正义引《世本》也明确说,目夷为子姓。但是《路史》却认为墨台为姜姓,说:“禹封炎帝后姜姓于台,是为默台。成汤元年正月三日丙寅析封孤竹。”梁玉绳进一步弥缝说:“盖姜其姓,默其氏,台是夏所封国台,其后复封孤竹,遂以默台为氏耳。”这就一错再错了。孤竹国为子姓,为目夷或墨台氏,又与“亚长”在铜器上同文出现,同时“亚█(上己下其)”、“亚④”、匽侯也同文出现,这说明商人确实可能是在实行同姓内胞族通婚的制度。各方国之间长期保持共同签署国名的关系,在商代,最大的可能是表明他们之间是互相联姻、有血缘关系的,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才进一步形成政治和军事上的联盟关系。只是到后来,在商末周初,像子姓亚④与姬姓匽侯之间的关系才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联盟,而就“亚④”与“匽”铭文联署的时间上限在周初来看,单纯的政治联盟确实难以长久维持。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在唐尧虞舜之际北方的方国中还有一个发国,说:帝舜“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司马贞索隐谓此一段记四夷之名简有错乱,西戎上少一西字,山戎下少一北字,长字下少一夷字,又南方之北发当为北户之误。《史记》中的这段记载源于《大戴礼记·五帝德》,据《大戴礼记》、《尚书·禹贡》、《左传》等书,析枝又作鲜支,渠廋又作渠搜,息慎又作肃慎,鸟夷下又有羽民二字。由此,《史记》中这段记载应重新整理为:“南抚交阯、北户,西西戎、析枝(鲜支)、渠廋(渠搜)、氐、羌,北山戎、北发、息慎(肃慎),东长夷、鸟夷羽民。”其中,北发、长夷在《大戴礼记》和《史记》中都记为单字的发和长,更近于原始记载,经司马贞整理后记为复合词的北发和长夷,则作为方国之名的含义更加明显。长夷因与鸟夷连载,在鸟图腾信仰方面与商人相同,应同出于上古风姓太暤部族。又因亚长与孤竹同文联署,应与孤竹同为子姓,同为商人的支族之一。而对于发国,以往学者未甚注意,记述不多。就以上所论商人起源于古代燕地以及北方方国分布密集的背景来看,发国似乎不可能不与商人具有某种联系。从时间上看,发国的存在与长夷的存在以及契作司徒的时间是同时的。从地域上看,司马贞明确肯定说:“又案《汉书》,北发是北方国名。”今检《诗经·商颂·长发》中有“濬哲维商,长发其祥”,又有“幅陨既长”、“遂视既发”。长、发二字,郑玄笺谓“长,久也,久发见其祯祥也”,朱熹《诗集传》谓“长,久也,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发见也久矣”,读之似有不通处。疑长、发即长夷、北发,长发为二方国名联署,二国为商族创始时期的重要方国,故与玄鸟、有娀并提。再检卜辞中所记四方风名:“东方曰析风曰█(上劦下口),南方曰因风曰长,西方曰夷风曰彝,北方曰丸风曰█(左阝右殳)。”所说风名多为鸟名及古方国名。东风中,析(《山海经》作折),方国中有析枝,即鲜支。█(上劦下口),《山海经·北山经》记幽都之山与浴水(即黑水)东有錞于毋逢之山,“其风如█(左风右劦)”,疑█(上劦下口)即通此█(左风右劦)。《山海经·大荒东经》又记东方风名曰俊,夋亦鸟名,又写作鵕。南风中,因,《山海经》中有困民国,即因民国,困为因之讹。长,即长氏、亚长、长夷。西风中,夷,即夷狄之夷,《山海经》作石夷。彝,又称鸡彝,为鸡型礼器,与杀鸡祭祀的风俗有关,《礼记·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鸡夷,殷以斝,周以黄目。”郑注:“夷读为彝。”知鸡彝的起源与夷人有关。北风中,丸即卵,即子。《山海经》作“北方曰█(上鸟下宛),来之风曰█(左犭右炎)”,宛亦为卵义。█(左犭右炎),《说文》无,也不见于其他典籍。今本《山海经》中只一见,但在《山海经》逸文中又出现过一次。《山海经·大荒南经》:“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东,有兽,左右有首,名曰█(左足右术)踢。有三青兽相并,名曰雙雙。”郭璞注曰:“出█(左犭右炎)名国。”郝懿行《笺疏》说:“█(左犭右炎)名国未详所在,疑本在经内,今逸也。”此█(左犭右炎)字疑为狄字的讹写。依据有二,第一,《说文》:“狄,赤狄,本犬种。从犬,亦省声。”从字形方面狄从亦,但至金文已讹写为从火。从字义方面狄之本义为赤狄,赤字亦从火,《说文》:“赤,南方色也,从大从火。”赤字的古文写法又有从炎从土者。因此,狄字初讹为从火,再讹则又自赤字中再衍一火,成为█(左犭右炎),郭璞注曰:“音剡”,是自炎得声。第二,█(左足右术)踢音黜惕两音,显然由怵惕而来。惕古文又有变体作悐,俗又作█(左忄右狄),《汉书·王商传》有“卒无怵悐”,可证。█(左足右术)踢既同于怵悐,又出█(左犭右炎)名国,亦可证█(左犭右炎)本为狄字。又雙雙或以为兽名,或以为鸟名,杨士勋疏引旧说云:“雙雙之鸟,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随便而偶,常不离散,故以喻焉。”由雙字从二隹即二鸟来看,以作鸟名为近。█(左阝右殳),《说文》所无,依四方风名多与鸟名方国名相关之例,也应为方国名,疑即发国。甲骨文“█(左阝右殳)”字从卩从殳,“卩”像人席地而坐之坐姿,有跪坐祭祀之义,字形作“③④”。而甲骨文“弓”字有时作“③⑤”形,至小篆则作“③⑥”,与“③④”十分近似。因此“█(左阝右殳)”后即讹写为“█(左弓右殳)”,又加“癶”为“發”(简体字为发)。甲骨文中无發字,恐即由此之故。《说文》:“發,█(左身右矢)(即射字)發也,从弓,癹声”,未必是。又發字所从之“癶”像二足相背,义为撥,《字汇》:“从二止相背”,《六书本义》:“两足张有所撥除也”,此亦即《诗经·商颂·长发》“玄王桓撥”之本义。检《山海经·南山经》中有發爽之山,汎水所出,在渤海北,汎水南流注于渤海。《北山经》中有發丸之山,在今山西阳城之王屋山东北三百里,与今安泽之盐池为近。《北山经》中又有發鸠之山,郭璞注谓在上党郡长子县西,为漳水所出,其地正是商人活动的中心地区。發鸠之山有所谓精卫填海的传说,说:“發鸠之山……有鸟焉……名曰精卫……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述异记》又说:“昔炎帝女溺死东海中,化为精卫,偶海燕而生子,生雌状如精卫,生雄如海燕。今东海(有)精卫誓水处,曾溺此川,誓不饮其水。”似此,發鸠应即鸟名,亦即精卫鸟。精卫填海的传说似乎暗示了古代居住在此地区以發鸠为图腾标志的氏族曾沿漳水东入于河,又东入于海,在沿海与以燕为图腾标志的氏族世代联姻。

在商代,漳河流域、易水流域、燕山南北可能是商人最为活跃的地区,也是全国社会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从这个角度上回过头再来探讨“燕亳”这个名称,也同样会有更加切实的理解。《左传》昭公九年,周王使大夫詹桓伯辞于晋曰:“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左传》中记载燕国史事不多,燕亳之称仅此一见。对“燕亳”这一名称,历来多疑惑不清,学者往往不能肯定燕国何以又会与“亳”的称谓联系起来,于是多以燕、亳为二地,这都是由于不了解在商代以至商先燕国已是一个重要方国的缘故。其实,西周初期武王灭商时,并不能使周初的疆域再有所拓展,它只是全部地接收了商朝的统治权,这种接收甚至很大程度上还是名义上的,实际情况在商朝时如何在西周初时依然照旧,方国的君主换了,但是臣民、名物全是旧的。因此,西周初期周朝的疆域也就是商代后期商朝的疆域,西周初期和春秋时期仍然偶尔使用的“燕亳”的名称也就是商代燕国的名称。罗泌《路史·国名纪》说:“燕,召公初封,春秋之燕亳。”他以《左传》中的燕亳为周初的燕国,是十分正确的,不过还应进一步说明,周初的燕国实即商代的燕国。亳这一称谓是商人所特有的,其意为京都之京,在字形上亳与京、高(郭)也都相似。商汤时有三亳、四亳之说,亳均指都城。丁山《商周史料考证》解释说:“凡是殷商民族居留过的地方,总要留下一个亳名,可见亳字最初涵义应是共名,非别名也。”“《春秋左传》所见的薄、博或蒲的地名,所在皆是,虽不尽是成汤故居,我认为至少是成汤子孙殷商民族所留下来‘亳社’的遗迹。”这个解释应是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的。丁山并且列举了甲骨文中“亳”字的五种写法,说亳字像小城之上筑有台观和草生台下形。据此,如上所述,燕国既然是商族创始之地,是宗族、本族所在,是留守的旧都,那么它当然也就可称为亳了。燕、亳连称,为一地,意即燕京。燕亳为一地,在考古资料中也已得到明确印证。《美铜器集录》著录传世《陈璋壶》铭文,据陈梦家释读为“隹王五年……陈璋内伐匽亳邦之获”,考订为齐宣王五年(前314)齐田章伐燕所获的燕器,铭文为后来所加。其中“匽亳邦”亦即燕亳。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又指出在《录遗》六十五母癸组器中,有“亚█(上己下其)④亳作母癸”的铭文,说:“铭中有一③⑦字,与甲骨文③⑦、③⑧字很相似,后者释亳,前者亦当为亳之繁体。”“此字不是人名,应属上读,这样便成为‘燕亳’二字,或者竟是国(都)名了。”陈梦家并且列举了九条史料,说明燕地与殷商的关系颇为密切,以印证燕亳为商人在燕地之亳。九条史料为:1.《左传》昭公九年称“燕亳”。2.周初邶、鄘、卫之邶在涞水县。3.箕子封朝鲜。4.古本《竹书纪年》载“殷王子亥宾于有易”。5.有易之易即狄即翟即代,春秋时在齐北燕境。6.《路史·国名纪》引《续志》称鲜虞即中山为子姓。7.孤竹国墨胎氏即目夷氏,为子姓。8.《博物志》记徐偃王卵生、孤独母有犬救之故事,徐可能为与易水相近之徐水,偃与燕有关,孤独与孤竹是一,犬与翟犬有关。卵生故事为商族秦族及满族所共有。9.齐桓公伐山戎次于孤竹,山戎亦为子姓,由《尚书·康诰》“殪戎殷”、《国语·周语》“戎商必克”、《逸周书·商誓篇》“肆伐殷戎”、《世俘篇》“谒戎殷于牧野”可知周人称殷商为戎,而商人也自称其女祖先为有娀氏。邹衡也认为④即燕,由玄鸟即家燕而得名,燕之称燕早在召公奭元子受封以前,至少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存在了。燕亳的所在地,陈梦家认为春秋时的燕亳当指易水流域的燕下都,邹衡认为更可能是琉璃河商周古城。丁山认为燕亳应在濡水支流蒲水的源头蒲阳山附近(今河北完县北),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契居蕃的“蕃”就是燕亳的“亳”的音讹,如此则蕃与燕亳为一地,燕亳就是商民族创始中的第一座都城。丁山认为燕亳就是“近于幽燕之亳也”。契居蕃的“蕃”在滱水支流的博水,而濡水也是滱水支流,博水出望都县(今河北望都)西北,与蒲阳山近在咫尺。同时北京初名█(左契右阝)县,其得名显然由于契,自█(左契右阝)丘南至博水不过二百余里。昭明所居之砥石在今隆平、宁晋间,相土商丘在漳河流域,王亥有易在今易县,以上各地都分布在黄河以北华北平原的中部、北部,这种局面于考古于文献都较为近实。以燕亳为近于幽燕之亳这一思路,确实是十分卓越的。

最后再顺便说到蓟。《史记·周本纪》说封“帝尧之后于蓟”,张守节正文引《水经注》云蓟城内西北隅有蓟丘,说“因取名焉”,则是以蓟为国名,而蓟国之得名又是由于有蓟丘。郦道元《水经注》:“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然而蓟丘又缘何而得名,则史无确载。“蓟”字从草,一般均以蓟为草名,《尔雅·释草》说:“杨,枹蓟”,又说:“术,山蓟。”术又作█(上艹下术),《山海经·中山经》泰室之山“有草焉,其状如█(上艹下术),郭璞注曰:“█(上艹下术)似蓟也。”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五说:契丹“大蓟茇如车盖,中国无此大者,其地名蓟,恐其因此”。就是认为蓟丘由蓟草而得名。但检《山海经·中山经》:敏山“上有木焉,其状如荆,白华而赤实,名曰葪柏,服者不寒”。 葪,郭璞注曰:“音计。”郝懿行笺疏曰:“《玉篇》云:‘葪,俗蓟字。’《初学记》二十八卷引《广志》云:‘柏有计柏。’计、葪声同,疑是也。”据此,则蓟又为柏名,写作█(葪改为竹头)柏、葪柏、计柏或蓟柏。而柏树正是殷商民族所尊崇的一种树木,《论语·八佾》:“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以柏”旧注说是社神的神主即牌位要用柏木来制作,然而社庙的建筑用木,以及宗庙、宫寝、楼台、墓葬的建筑用木可能也以柏木的最为讲究。因此,以草名解释蓟丘意义甚小,不如以柏名解释蓟丘,与殷商民族对树木的观念相符合,从中可以看出蓟丘的得名亦与殷商民族有关。

总之,殷商民族起源于春秋战国旧燕之地,时间约当虞夏之际,到商代晚期这一地区仍然有众多方国密集分布。燕亳是有商一代诸多都城中的第一座都城,燕国则是众多方国中由宗族而留守的一个方国,是最重要和居于核心地位的一个方国。到周初召公奭姬燕出现,商人子姓燕国存在的时间由夏商两代积年相加,大约已有九百六十余年之久。

十五、始画八卦,世掌天官——殷商民族溯源及其文化特点

明确了殷商民族起源与燕国的关系以后,就可以对殷商民族的创始进行更前一步的追溯,同时对于殷商民族文化上的若干特点以及商末周初燕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有更进一步的阐释和说明了。

商人的第七代先公王亥曾经在有易部落中活动,见于《竹书纪年》、《易经》和《楚辞·天问》等书。商人的女始祖简狄为有娀氏女,这个有娀部落应该就是有易。娀即戎,戎与狄、翟义同,所以有娀也可称为有狄,《楚辞·天问》“昏微遵迹,有狄不宁”,有娀即写作有狄。由此可知简狄的名字中“简”是其名,“狄”是其姓,也就是其所在部落之名。而狄、易二字古代音同可以互通。《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以及《管子·小称》、《韩非子·二柄》、《韩非子·难一》中所载齐桓公大夫易牙,《大戴礼记·保傅》、《法言·问神》、《论衡·谴告》记作狄牙。《说文》中逖字或体作逷,惕字或体作悐,均以狄、易互通。简狄之狄,《史记·殷本纪》及《楚辞·天问》作狄,司马贞索隐及《路史》注作易。索隐说:“旧本作易,易狄音同。又作逷,吐历反。”颜师古也作逷。《稷契考》又作逖,《淮南子·坠形训》又作翟。数事都可证明简狄母家的有娀正是王亥后来活动的有易。

有娀的地望,张守节正义据《史记·殷本纪》“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的记载,认为鸣条在蒲州安邑西,则有娀之虚也应在蒲州,但此有娀之虚与夏初有娀的居处当非一地。《淮南子·坠形训》说:“有娀在不周之北。”不周为山名,《淮南子·天文训》中载有共工怒触不周山的著名故事,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关于不周山的所在,诸书多不载。高诱注曰:“不周山在西北也。”《淮南子·坠形训》又说:“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门。”可知不周山在北方,且与幽都为近。检《山海经》,先后两次记载有不周山之事。《山海经·西山经》长沙之山及泑水“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北望诸█(左囟右比)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泑泽,河水所潜也”。《大荒西经》:“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负子。有水曰寒暑之水,水西有湿山,水东有幕山,有禹攻共工国山。”泑泽《水经注》谓即蒲昌海,今新疆罗布泊,似此则不周山与有娀的地望更远在西北的新疆,尤不可信。疑所谓不周山在西北,应指太行山麓的北端,泑山、泑水、泑泽之泑从幺,负子之子为殷商子姓之子,均与华北平原北部众多商族的同姓方国背景有关。长沙之山可能是长氏方国和沙丘台,而不周山则很可能就是后来的中山。郭璞注不周之山曰:“此山形有缺不周匝处,因名云,西北不周风自此山出。”中山,《山海经》不载。战国时有中山国,即春秋时白狄所建鲜虞国,都城在今河北正定北。春秋时,鲜虞与晋国往来征伐,互有胜负。战国初,赵襄子灭中山,中山武公又复兴。魏文侯再灭中山,中山桓公又复兴,自顾迁都灵寿。直到公元前296年,赵主父(武灵王)才最后灭亡中山。中山抵抗赵人的攻伐,“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表现十分英勇,同时也反映出他们擅长冶铁和制造金属器物。鲜虞的都城在今河北正定北,中山桓公的故城在今河北定县,灵寿在今河北平山三汲乡。在鲜虞、中山周围还有几个较小的白狄国家,在南面的是肥国,都城一说在昔阳(今山西昔阳),一说在肥累城(今河北藁城西南)。在东面的是鼓国,都城在今河北晋县。在北面的是代国,都城在今河北蔚县。中山国中的重要城邑,有中人和井陉。中人在今河北唐县西北,赵伐中山、中山伐燕都曾大战于中人,裴駰集解引徐广曰:“中山唐县有中人亭。”《括地志》说:“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唐县东北四十一里,春秋时鲜虞国之中人邑也。”井陉为中山国西太行山上的要塞,又称井陉山、井陉口,唐称土门。《穆天子传》“天子猎于铏山”, 铏山即井陉山,注曰:“燕赵谓山脊为陉。”宋白《续通典》说:“镇州石邑县有井陉山,甚险固。”胡三省《资治通鉴》注说:“井陉之口,赵之西界山险道也。”又说:“自太原使中山,经井陉之道。”中山与井陉的得名,都是由于山形独特。中山的得名,《水经注》、张曜《中山记》、杜佑《通典》都说是因为山在城中,“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中山虽为城邑名,但仍由山而来。井陉的得名,胡三省说:“陉山在县东南十八里,四方高,中央下,如井,故曰井陉。”从字义上说,铏山的铏本义亦为平,是则井陉山的山形是山峰平坦,甚至于向下低凹,与一般山形不同。这就尤其符合不周山所谓“山形有缺不周匝”的特征。由此而论,不周山很可能就是《穆天子传》中的铏山,太行山中段的井陉山。

有易是契的母族,在当时一定是一个显赫的大部落,但是到上甲微以后,有易这个名字就不再被提起,而它消失的原因,当然就是上甲微联合河伯对它的讨伐。《古本竹书纪年》明确记载这件事的经过,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在《周易》的《大壮》六五爻辞和《旅》上九爻辞以及《楚辞·天问》中,也都记述了王亥被有易所杀、上甲微为其复仇的故事。一般认为王亥被有易所杀的原因,是他行淫享乐,但是实际情况恐非这样简单。有易就是有娀,是契的母族,王亥之于有易是外孙辈。他“宾于有易”、“托于有易”,可能就是前去投奔他的外亲、诸舅。他淫于有易,可能又是商代先公自契以后原来就有与有易之女世代通婚的传统。有易为鸟图腾部落,商为玄鸟图腾氏族,二者本来血缘关系就十分密切。《楚辞·天问》记载这件事时,文义古奥,颇不易详考,然而其中“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一句,大概指的就是有易的鸟图腾和商旅的子图腾也就是玄鸟之卵图腾。所说“负子”,亦即《山海经》不周负子之山的“负子”。《周易·旅》上九爻辞说:“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所说之“鸟”也是由于图腾标志的原因而代指有易。古代两氏族既决定联姻,其事必定十分郑重,为氏族中每一成员所必须遵守,但是具体到哪一男性成员与哪一女性成员配偶,则不甚讲究。所以像简狄生契这件事甚至于无法找出他的生父来,简狄与契的父亲应属古代“野合”一类。又如《周易》所记“乘马班如,匪寇,婚媾”、“白马翰如,匪寇,婚媾”那样一种于黄昏时抢婚的风俗,在夏商各氏族部落间应该也是很常见的。王亥之所以被杀,可能不在于他淫于有易之女,而是他违背了两氏族间的某些特殊的规定。

上甲微复仇时,借助了河伯的力量。河伯为氏族名,应是由于这个氏族居住在河水左近并且擅长于行船或者治河而得名。然而河伯之“河”所指并非黄河,而是滹沱河。古黄河入海处已不可考,《礼记·礼器》中说:“晋人有事于河,先事恶池。”恶池即滹沱,祭祀黄河时先要祭祀滹沱河,说明古代的滹沱河与古代的黄河可能是相连接的,滹沱河可能即古黄河故道,古黄河经由滹沱河由河北北部入海。从字音上看,滹沱急读即河。由战国时河伯娶妇的故事看,当时祭祀河伯之处仍在漳水岸边,称为祭陌、紫陌。《水经注》浊漳水过邺县西,“又北径祭陌西,战国之世俗巫为河伯取妇,祭于此陌”。《太平寰宇记》相州邺县条也说:“浊漳水在县东北,有永乐浦。浦西五里,俗谓紫陌河,此即俗巫为河伯娶妇处。”古代黄河经由滹沱水道入海,漳河起初由商河入海,后也改道滹沱。可知古代河伯氏族所居之河与滹沱河、漳河、商河均有关联。丁山又引证甲骨文的资料说明上甲微与河伯的史事说,《佚》八六八有“辛巳卜,贞,王亥、上甲即于河”,“即于河”即祭王亥、上甲于河,可证上甲微假师河伯之说确自商人传之。而所说河水的位置,决不会远在濮阳。河水及河伯所在的位置是在滹沱河、漳河流域,正与有易、不周、中山相距不远。

古代一个部族从肉体上完全消灭另一个部族是十分困难的,比较常见的是杀死或者流放它的首领。杀死或流放了它的首领,就打散了这个部族,也就等于是灭亡了它。上甲微借助河伯的力量灭亡了有易,杀死了有易之君,有易这个名字从此以后消失了。但是有易部族的成员还有遗存,根据《山海经》的记载,他们应该是转移了,转移之后又重新建国,但是更改了部族名称。这个重新更改的名称应该就是鲜虞,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国。《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帝舜生戲,戲生摇民。”其中“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一句,甚可玩味。王念孙谓“河”下当增一“伯”字,河即河伯。郭璞注曰:“言有易本与河伯友善。上甲微殷之贤王,假师以义伐罪,故河伯不得不助灭之。既而哀念有易,使得潜化而出,化为摇民国。”所说有易本与河伯友善可能是事实。而有易在河伯的帮助下转移,最可能的就是借助河伯部族的行船技术,经由滹沱河、漳水而逃。如果顺河而下,则距商族的中心燕亳更近。溯流而上,由易水转入滹沱河,就恰好来到了后来鲜虞、中山所在的地区。《山海经·西山经》:“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北望诸█(左囟右比)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泑泽,河水所潜也。”河水不是暗河,则此所谓河水所潜应即河伯帮助有易所潜化,与《大荒东经》的记载相互印证。又,《西山经》记不周之山西北有钟山,“其子曰鼓,其状如人面而龙身,是与钦█(左丕右鸟)杀葆江于昆仑之阳,帝乃戮之钟山之东曰█(摇字扌改山)崖。钦█(左丕右鸟)化为大鹗,鼓亦化为鵕。”所记似为有关鼓国的一段重要古史。《北山经》北次三经太行之山中有鼓█(左囟右比)之山,肥水出焉,南流注于床水。有石山,鲜于之水出焉,南流注于滹沱。肥水应即肥国所居地,鲜于即鲜虞,鲜虞族因鲜于水而得名。春秋时鲜虞国及其附属的鼓国肥国为白狄族,子姓,由此更可以确定鲜虞与商族均同出于有娀亦即有易。上甲微所杀有易之君名绵臣,春秋晋荀吴所俘肥国之君名绵皋,滹沱河上游流经井陉的支流有绵曼水,均带“绵”字。《山海经》鼓化为鵕,春秋晋荀吴所俘鼓国之君名█(哉字口改鸟)鞮,均从鸟旁,似非巧合。再反观《楚辞·天问》所说“平胁曼肤,何以肥之”,“击床先出,其何所从”,与《山海经》所记肥水、床水似乎所在均有暗合。 再说到有易部族的文化渊源。有易部族在文化上最明显的两个特点,一是以鸟为图腾标志,一是擅长观测日月星象以定历法。由此而言,有易部族的文化应是渊源于风姓的太暤帝宓羲氏的。有易渊源于太暤族,商民族当然也就是渊源于太暤族。由此而解释商民族的文化和风俗上的许多特点,往往可以得到更深一步的理解。

吴其昌《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指出,《山海经》困民国之“困”为“因”字之误,因民、摇民与嬴民为一音之转,因民国与摇民国即《海内经》“有嬴民,鸟足”中的嬴民,以鸟为图腾,与秦同祖。据《史记·秦本纪》:“秦之先柏翳(即伯益),舜赐姓嬴氏,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大廉玄孙曰孟戲,鸟身人言。”所说孟戲与《山海经》“戲生摇民”之戲同名,当是同一人。嬴氏之祖伯益,有说其为颛顼之后,姬姓,其说与《山海经》帝舜生戲、《史记·殷本纪》简狄为帝喾次妃等说一样均为假托,不足信。伯益又称大费。其父为皋陶,皋陶又称大业。《史记·秦本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大费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对此,司马贞索隐明确指出:“女修,颛顼之裔女,吞鳦子而生大业,其父不著。而秦、赵以母族而祖颛顼,非生人之义也。案《左传》郯国,少昊之后,而嬴姓盖其族也,则秦、赵宜祖少昊氏。”由此可知有易潜出改称的因民国、摇民国就是以鸟为图腾标志的嬴氏,其文化渊源出自少暤。另由女修之族与简狄之族都有吞食玄鸟卵的习俗,也足证有易与嬴氏同为少暤之后。

秦、赵的祖先伯益还与商族的胞族箕氏有关。《孟子·万章上》:“禹崩,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吕氏春秋·本味》说:“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甘栌焉。”在箕山一带居住的以青鸟为图腾的氏族的存在,当与伯益曾经避居有关。

《山海经·大荒西经》:“在不周负子之山、禹攻共工国山,有国名曰淑士,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女娲为太暤宓羲氏朝代中的一代君主,风姓。宓羲又称包羲、庖羲,而女娲也又称█(左女右包)娲。有人认为女娲为妇人名,又以为为宓羲之妹,不确。大概暤族的文化中,女性在一些方面占有非常特殊的位置。

《山海经·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又《大荒西经》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日月山,日月所入。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黎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所谓生十日、生十二月的说法,与吞玄鸟卵生子一样,都是一种象征的说法。生十日和生十二月是表明由这一部族所执掌测定的历法,提出了由甲至癸十天干和由子至亥十二地支,以此来测定日月运行的周期。在观测和核定历法的过程中,大概有女性参加了重要工作,而浴日与浴月则是观测中或者观测前祭祀活动的一个步骤。据《尚书·尧典》,羲和这一族在东南西北四境都有分布,在北方幽都居住的是和叔。竹书《穆天子传》载周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自来学者都以为昆仑丘在西域,唯独谯周《古史考》认为在代北,说:“余常闻之,代俗以东西阴阳所出入宗其神,谓之王父母。或曰地名在西域,有何见乎?”据此可知北方到很晚以后,还确实流行有幽都和叔一支所传下的遗风。 羲和、和叔都是太暤宓羲部族的后裔。宓羲之宓,又写作虙、伏、包、庖、炮、句、█(左包右阝)、泡。羲又写作█(左亻右羲)、犧、戲、█(戲字戈改亏)。宓羲之名从字义上解释,宓有北方之义。《尚书·尧典》和叔居幽都“平在朔易”。《尚书·大传》及《史记·五帝本纪》作“便在伏物”,司马贞索隐说:“使和叔察北方藏伏之物,谓人畜积聚等冬皆藏伏。《尸子》亦曰:‘北方者,伏方也。’”伏又有服义,《尚书序》疏及《易·系辞》孔疏都说:“言圣德伏物,教人取犧牲,以供庖厨。”据此可知宓羲之得名与北方及服牛马、服鸟兽有关。

简狄之简从竹从间。《路史》又作柬狄。古文间作閒,俗字作間。《说文》:“閒,隙也。从門从月,会意。”徐锴曰:“门夜闭,闭而见月光,是有閒隙也。”古文柬通閒,柬又作闌,简化作阑,从门从柬,但金文中又有繁写,作█(上柬下間)、④⊙、④①,柬字在閒上,柬旁以至于再加一月形,如河南安阳后冈10号杀殉坑出土商代后期戌嗣子鼎铭文中的两个阑字都是如此。由字形看,阑字也与月象有关,门已闭而见月光为閒,夜又深月升在门上为阑,閒与阑分别为表示月象变化到不同程度的两个字。简狄之名依此命名,说明她所从属的氏族和生十二月的常羲族一样,是以擅长于占月著称,世世代代主察日月星辰之度数行次的。

宓羲擅长伏物取牺牲,商民族也以这方面的擅长著称。《世本·作篇》说:“相土作乘马。”相土是商人的第三代先公,作乘马的意思是说他首先发明了乘马。《周礼·春官·校人》中有秋祭马社的礼仪,在秋季马肥盛可乘用时祭祀始作乘马者,这个被祭祀的人就是相土。至王亥时,《古本竹书纪年》说他宾于有易、河伯“仆牛”,《楚辞·天问》说他前往有扈“牧夫牛羊”,王国维、丁山均解释为游牧。《世本·作篇》说:“胲作服牛”,胲即王亥,他应该是最早发明服牛的人。迟至西周初年,周公旦在《尚书·酒诰》中还说到商遗民是“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史记·殷本纪》司马迁又引孔子曰:“殷路车为善。”就此而言《周易·系辞下》所说“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一事,应归功于商民族为是。

古代擅长驯服鸟类的民族也一定擅长驯服兽类,鸟兽不分。从犬之狄与从鸟之翟二字通用。《山海经·大荒东经》说蒍国、中容国、白民国都是“使四鸟:虎、豹、熊、羆”,郝懿行笺疏说:“经言皆兽,而云使四鸟者,鸟兽通名耳。使者,谓能驯扰役使之也。”再以嬴秦的祖先印证来看,大业是女修吞玄鸟卵而生的,是鸟图腾氏族,至其子大费则擅长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大费之子大廉号鸟俗氏,其玄孙孟戲、中衍为“鸟身人言”,仍带有明显的鸟图腾标志,但是他们都担任了帝太戊的御者,再到后世玄孙造父时,仍“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周穆王),得骥、温骊、骅駵、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再到后世玄孙非子时,“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所以,商民族既以鸟图腾为标志,也就一定是擅长于驯服牛马,在这方面与太暤宓羲部族的特点完全一致。《山海经·大荒东经》说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又说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为国于兽仍是为国于鸟,有易食兽与王亥食鸟是一致的。

不过,服鸟与服牛马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服牛马可以引重致远,服鸟却不能。商民族服鸟以及以鸟为图腾标志究竟有何种作用?就所见史料分析来看,服鸟不像服牛马那样是使牛马驯化,服鸟是指人们善于和鸟类相处,了解较多的鸟类知识和擅长捕捉鸟类。鸟类中特别是候鸟可以帮助人们标示历法,由此而又提高为不同氏族的图腾标志,如少暤族中以二十四个氏族世掌二十四种官职,掌测定春秋分的氏族和官职就以玄鸟为标志,掌农事的氏族和官职就以九扈为标志,其中又以春扈促民耕种,夏扈促民耘苗,秋扈促民收敛,冬扈促民盖藏等等,《说文》:“雇(扈),农桑候鸟。”绝大部分鸟类也可以捕捉来食用,其中也包括玄鸟即家燕。郝懿行辑《燕子春秋》说:“髀雋。燕之美在髀。雋,肥肉也。秋虫丰美,食之而肥。”又说在应龙出没时,“燕肉能致之”。《吕氏春秋·本味篇》记伊尹对商汤问说肉之美者有“雋燕之翠”。翠,《礼记·内则》注曰:“尾肉也。”字又作█(左月右翠),《玉篇》曰:“鸟尾上肉也。”据尤仁德《商代玉鸟与商代社会》(1986)引卜辞材料,商代可能有猎燕和用燕祭祀的情况。用燕祭祀称作“燕用”,应该是在祭祀中将燕宰杀,然后用为牺牲。对此需要作出解释的问题是:家燕既是商民族的图腾标志,就应该是加以崇拜和保护的,何以又可以捕猎和宰杀?在褚少孙补《史记·龟策列传》中,曾经讲到江上平民杀龟而得祸、宋元王杀龟而得福的故事。据其所述,宋元王得神龟,既为神龟,杀之吉还是杀之凶,在当时已有很大争论。神龟能见梦于宋元王,而不能自出渔者之笼;能令人战胜攻取,而不能自解于刀锋,免剥刺之患。这已成为一个哲学问题,在《庄子》中有所讨论。《龟策列传》所作的结论是:“人民与君王者异道。人民得名龟,其状类不宜杀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圣主皆杀而用之。”就此而言,家燕在商代也应该是可以由君王捕猎宰杀而不可以由平民捕猎宰杀的。平常情况对家燕是要加以崇拜和保护的,但祭祀是君王的重要活动,自然是可以用燕的。在金文中常见到有一氏族的徽号,于鸟形下作一网罗形,其字有释作毕,有释作罗,说明商代有些氏族是世代以捕捉鸟类著称的。除图腾标志家燕以外,大量捕捉到的鸟类主要用来作了食物。在作为食物方面,除了直接食用鸟肉,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食用鸟卵。食用鸟卵应该是服鸟的更为主要的一种表现,对于鸟图腾信仰而言也显得更为温和和谐调一些。古代有些部族是从来不食用鸟卵的,而有些部族则一向有食用鸟卵的习俗,甚至于可能以鸟卵为一种重要的营养来源。《太平御览》引《括地志》及《博物志》记述嬴秦的祖先孟戲时,都说:“夏后之末世,民始食卵。孟亏(孟戲)去之,凤凰随与止于此。”说明在夏代以前,有些部族还不知食用鸟卵。《山海经·海外西经》又说:“此诸夭之野,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凰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百兽相与群居。其人两手操卵食之,两鸟居前导之。”《大荒西经》说:“有沃之国,沃民是处。沃之野,凤凰之卵是食,甘露是饮。”《吕氏春秋·本味篇》也说:“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凤之丸,沃民所食。”可知当时确有一些部族具有特别偏好食用鸟卵的习俗。就此而论,简狄与女修吞食玄鸟之卵的事情就不是偶然的,不是偶得之,误吞之,而是素来有此传统。鸟类还有一个实际作用,就是用其羽毛。直到《荀子·王制》时,鸟羽都还是一种有价值的重要地方特产,“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曾经以十分惊喜的语气,记述周穆王北游中获得大量鸟羽的史事,说:“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千里。”“北至广原之野,飞鸟所解其羽,乃于此猎鸟兽,绝群,载羽百车。”《山海经·大荒北经》也记载说北方有一“大泽,方千里,群鸟所解”。周穆王北征,回来时“载羽百车”,要这么多羽毛作何用?主要是作装饰用。《山海经》等书中所说的“鸟首”、“鸟身”,意即用鸟羽来装饰人首、人身。而最为重要的装饰作用则在于装饰旗帜。甲骨文方国的方、旌旗等字的方旁、妇(婦)某之帚,都像旌旗形。方字旗向下扬,帚字旗向上扬,都作斜飘之状。斜飘之物在上古时,最便利的就是用鸟羽来制作。标明某方国或某妇族的旗帜最不可少,制作旗帜的鸟羽也就不可或缺了。

在文化上,太暤宓羲部族是许多事物最早的发明者。《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孔安国《尚书·序》也说:“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这就是说,太暤宓羲部族是八卦的创始者。八卦和占卜的关系密切,和文字的关系也密切,所以太暤宓羲部族也是占卜和文字的创始者。从考古资料上看,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叁篇·试论夏文化》总结说:在夏文化遗址中,比较普遍地发现了卜骨。但在伊洛和郑州等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址中,除了极个别地点外大都还没有发现卜骨。显然,夏文化中的卜骨是外来的。在龙山文化中,以山东龙山文化的城子崖遗址所发现的最多,不过在河北、陕西的龙山文化以及甘肃齐家文化中也都有发现。这样,夏文化作为占卜的创始者的可能就被排除了。因此李济和胡厚宣就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山东的龙山文化。李济在《城子崖发掘报告》(1934)中提到了卜骨与中国早期文字演进的密切关系,说:“构成中国最早历史期文化的一个最紧要的成分显然是在东方——春秋战国期的齐鲁国境——发展的。”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1944)认为山东龙山文化首先发明了占卜,而后商人又加以改进,说:“当殷以前之‘黑陶时期’,虽已普知占卜,然皆用牛骨,绝不用龟。及殷人袭东方之黑陶文化,仍行占卜,并大加革新,因与南方已有繁盛之交通,乃广取龟甲而用之。”在这些研究的引导下,许多人都认为商文化是在东方的环渤海地区渊源产生的。不过,张光直《殷商文明起源研究上的一个关键问题》(1980)对此提出了疑问,认为卜骨虽以山东龙山文化中发现最多,但在整个华北龙山期文化中确为常见的习俗;使用龟甲进行占卜并非由商人改进首创,在山东、苏北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早已经开始。张光直说:在大汶口文化的花厅村期文化中,主要包括江苏新沂花厅村遗址(1952年发现)和山东泰安大汶口村遗址(1959年发现),发现有多处墓葬龟甲。这些龟甲都是背腹甲共出,上面多穿有圆孔,有的还涂有朱彩,甲壳可能是用皮带或织物系成甲囊作为容器使用,其中多发现盛有小石子、骨针和骨锥,龟甲放置的位置多在人架的腰侧,起初应是挂在腰间的。张光直指出,殷人用龟甲占卜,可能是大汶口花厅期龟甲文化的扩大,另外大汶口文化中有显著特点的白陶与殷墟的白陶也不无关系。“殷商文化有不少非常重要的特征,在河南龙山文化里不见或罕见的,很清楚的可以在花厅文化里找到祖型或原型:1.厚葬。2.木椁及二层台。3.龟甲。4.若干陶器形制与白陶。5.骨匕、骨雕、松绿石嵌镶及装饰艺术中的纹样”。所以,早商文化“可能是接着花厅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一线下来的”。

如上所述,商民族源于有娀(有易)部族,有娀(有易)部族源于太暤帝宓羲部族。如果推测古文献中所记载的风姓的太暤帝宓羲氏、姜姓的炎帝神农氏、姬姓的黄帝轩辕氏三大部族,是与考古发现中以白陶为显著特征的大汶口文化、以彩陶为显著特征的仰韶文化、以黑陶为显著特征的龙山文化相对应的,那么商民族所渊源的太暤宓羲部族就正是张光直所注意到的山东、苏北大汶口文化。不过,李济、胡厚宣、徐中舒等人都认为以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为代表的中晚商文化,它的早期应追溯到东方的山东境内。张光直也认为殷商文化的祖型应追溯到山东、苏北的大汶口,早商文化应是以河南东部和山东西部为中心展开,再后则发展到郑州和安阳的中晚期。张光直并且预言说:“真正的‘早商’文化恐怕还埋在豫东与鲁西地区的地下,尚待将来的发现。”而本书认为商民族在渊源于东方太暤宓羲部族、大汶口文化的过程中间,还间隔着迁徙到北方的有娀、有易部族的一段,并且先商期从契到汤(相当于整个夏代)的约五百年也是在北方展开的,甚至于以后的早商期和晚商期各约二百五十年其中心地区也在今黄河以北。

太暤宓羲部族发明占卜和文字,在有娀(有易)和商代历史中,犹能找出种种痕迹。甲骨文是目前所见最早有系统和成熟的文字。在大汶口文化中,也发现有一些陶文符号,唐兰认为大汶口文化就是少昊文化,认为这些陶文符号就是中国进入文字的文明时代的开始。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1978)也认为“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跟古汉字相似的程度是非常高的,它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大汶口文字符号与古汉字的一脉相承关系,也就是与商代甲骨文的一脉相承关系。

大汶口文化的显著特征是白陶,殷墟遗址中也发现有白陶,白颜色正是商民族所崇尚的一种颜色。《史记·殷本纪》据《礼记》引孔子说:“殷人尚白。”商民族崇尚白色的传统可能就源于大汶口文化亦即太暤宓羲氏的文化。

宓羲创制八卦时,有所谓“观鸟兽之文”。这是因为太暤宓羲氏是风姓,风即凤,是鸟图腾信仰的标志。这个民族本有擅长于服鸟以及驯服兽类的特点,特别是鸟类的活动从飞翔轨迹到爪痕既多变又繁细,因此为八卦与文字的创造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有娀(有易)和商民族也是鸟图腾信仰的民族,因此占卜和文字能在这个民族中得到继承和创新。

《周易》一书与商人有很大关系。传说周文王在商末时“演周易”,那时的周文化本就受着商文化的极大影响。容肇祖《占卜的源流》统计《周易》的卦辞、爻辞中有人名的故事一共有六个,即:殷先王亥、殷高宗、帝乙、箕子、享岐山、周康侯,其中五个故事属商代史事。《周易》可能是精选的商代(包括先商期)有征验和重要的卜辞的汇编,就此而言其中由于未记载人名而一时难于考实的古史还应该有不少。

《周易》中贯穿有很多重要的概念和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易”,其次就是“简”。《周易·系辞上》说:“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系辞下》说:“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系辞上》又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易简之善配至德”,德即得,易简才有德,亦即有得。“易”“简”并称,犹如乾坤并称、阴阳并称。十分巧合的是作为商人先祖的有娀氏,它的氏族名恰为有娀,亦即有狄、有扈、有易,它氏族中的女子则恰为简狄、娀简。特别是有易这个名字,尤其耐人寻味。“易”字的本义为交易、变易,除用作“赐”以外,它的引申义不多。《周易》之“易”,学者一般公认用的是变易的本义,据此估计有易之易用的可能也是本义。也就是说,有易部族可能是由于其擅长掌握变易之术即八卦和占卜之术而得名。

商始祖契的“契”字有契刻、书契之义,这似乎意味着他是契刻与书契的最早发明者。契又写作卨,其字从卜,似乎意味着他擅长占卜。王亥在有易的活动,《山海经》说他“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仆牛”二字《楚辞·天问》作“朴牛”,《世本》、《吕氏春秋》又有王亥“作服牛”。作服牛可能指王亥发明了驯服野牛,而仆牛或朴牛则可能专指王亥与有易之间纠纷中的一件事,仆牛或朴牛均当做“卜牛”,意即占卜所用之牛。商人占卜使用最多的是龟甲和牛胛骨,当时已有专为占卜而畜养的牛羊并且还引起了王亥与有易之间的争夺纠纷这种情况是可能的。1979年在河北省磁县下七垣先商遗址中,已发现有牛、羊肩胛骨的卜骨,上有钻灼的痕迹,同时在《周易》爻辞中也有“丧牛于易”和“丧羊于易”两种记载。  在此方面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在甲骨文和金文的“④”字中,在像燕又像人形的双翼(双臂)下,或在左,或在右,有一个“④②”形,斜出的短线连在双翼(双臂)下面。这一“④②”形,罗振玉《殷墟书契》认为是杖形,字像人扶杖仰首旁顾,释为“疑”;王献唐《黄县█(上己下其)器》认为是一根棍,字从大从口,本义为张口而叹,即“唉”本字;韩嘉谷《燕史源流的考古学考察》认为是手中所操之刀,字释为“屠”,为戎狄部族之一。其实这一“④②”形应即占卜之“卜”,原物可能为牛羊的肩胛骨,也可能是占算及排演八卦所用的一种算筹。从考古上看,大汶口花厅期文化墓葬中所发现的龟甲,都是位于人架腰侧,与“④”字中“④②”形所在位置正同。从文献上看,庚甲时代卜辞中有贞人“④②”,说明商代燕国确有人在王朝执掌占卜。《山海经·海外东经》中载有竖亥步天的故事,说:“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竖亥。一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丁山《商周史料考证》认为这个步天的竖亥就是王亥。算又作筭,《说文》:“筭长六寸,计历数者。”计量程路、阴阳历法和推演八卦都需要使用算。《吕氏春秋·勿躬》所说“尚仪作占月”中的“占月”,也可说成是“算月”,算应是古代世掌天地之官又发明了八卦与文字的太暤宓羲氏这一部族最常用到的一种器物。而《山海经》所说“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的形象,正与“④”字所表现的一手持算、一面侧头而望的形象符合。《山海经》中时常作出一些静态的动作描述,如说“手操两鸟方食其头”,“有女子方浴月”,“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以及“有女子跪据树呕丝”,“有女子方进杯食”等等,所述情景都像是某一氏族最显著的特征,也就是它的氏族徽号。又,《史记·龟策列传》太史公曰:“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这一段话是司马迁做的总论,不是褚少孙后来补写的,意在说明占卜在古代社会政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古代占卜的重要性,由殷墟出土的大量卜辞已可证明。《左传》有“遇黄帝战于坂泉之兆”等,可知古代一些著名的卜例是有专人专书收集记载的,司马迁所说夏商周三代由占卜而兴的话是可信的。其中“飞燕之卜顺故殷兴”一句非常重要,所指可能是在商契时代与燕有关的一次重要的占卜。大概由于商民族的兴起是始于这样的一次占卜,所以在以后凡是“④”字出现时手中就加有像占卜的“④②”形了。

由此进而印证商民族文化和风俗上的特点。商民族的文化与鸟、与日、与火、与车马、与龟、与白颜色都有特别的关联。

甲骨文记载的星名中,有鸟星(《乙》六六六四)、商星(《前》七二六·四、七三六·三)、火星(《后下》九·一、三七·四)。商星的商写作“█(左鸟右商)”。鸟星与█(左鸟右商)”星应看成是以商民族名字命名的重要的星。

在殷墟出土的许多雕成动物图案的玉器中,属于鸟类的有玉燕雏、玉鸮、玉凤、玉鸽、玉鹰、玉鹤、玉鸬鹚、玉雁、玉鹦鹉以及玉怪鸟、虎头怪鸟、玉鸟龙等等。有学者认为这些玉器不仅仅是一般装饰品,而且也是祭祀用品。

《左传》襄公九年说“商主大火”。商主大火不仅是说商人以火星纪时,用作纪时标准的星之所以为火星,与商民族为太暤宓羲氏后裔擅长用火有关。郝懿行辑《燕子春秋》说:“十一月,慎火。昔人爇火烛巢,巢焚,火其屋,因厦成而戒之。”所说昔人焚巢的故事似有所指,以古史考之,应该就是王亥被杀于有易的那一件事。《周易·旅》上九爻辞叙述王亥被杀之事说:“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解释这段话说:“鸟焚其巢,喻旅客之居宅被焚。号咷,大哭。易,国名,此记殷之祖先王亥之故事。此爻辞言‘鸟焚其巢’,谓绵臣杀王亥之时焚其居宅。‘旅人先笑后号咷’,谓王亥先逞淫乐,后临被杀而大哭。‘丧牛于易’,谓王亥失其牛于易国。‘凶’,谓王亥遭遇凶祸。”据上所论,这段解释应该有所修正和补充。首先,王亥在有易并非一般的旅居,而是来到其外家。其次,王亥在有易并非行淫,而是依二族世代通婚之例求偶,惟规矩有所不合,以至不见容。再次,王亥所丧之牛,为朴牛,即占卜所用之牛。最重要的,依“鸟焚其巢”语,鸟为商民族的图腾标志,也就是商民族的隐语和代名词。鸟焚其巢是王亥在危困中自己焚毁居室并且自焚而死。《燕子春秋》所说有人爇火烛巢并延及其屋,故事中正表现了商民族与有易氏亲族相残玉石俱焚的情形,因而足以见“慎火”之意。至商末,商纣王败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其事与王亥自焚事极其类似,疑商民族擅长用火,本有火崇拜及自焚的传统。又,周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商纣王死后,周武王斩其头,悬之大白之旗,斩商纣王二嬖妾之头,悬之小白之旗,均由商民族崇尚白色之故。

古文语法中虚词“唯”字用在一句话的开头,为发语词,无实际意义。“唯”又作“惟”,甲骨文及金文中作“隹”,从口从心的偏旁是后来加上去的。隹即鸟,鸟为长尾,隹为短尾。商民族以鸟为图腾标志,据此推测“唯”在甲骨文时期的语法作用并不是无意义的虚词,而是使用此种语言的民族的图腾标志在文字中的显示。特别是在卜辞及金文中“唯”字常常用在一句话的开头,紧接着又说到商王如何,“唯”与“王”二字连用时,赫然给人的印象就是“鸟王”。对此,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阿马萨里《中国古代文明——从商朝甲骨刻辞看中国史前史》第五章《中国的思维结构》中也说:“现在可以分析中国的思维结构中的第一种结构了,这些结构在甲骨文中都有反映,这第一种结构就是同隹字(④③)相联系的结构,④③即鸟字,它是一系词,即等于‘是’、‘存在’,应当认为,它是同神的创造及其存在相联系的。……中国的系词‘隹’同一系列的概念结合体有关,这些概念包括上帝、生物和系词。同《圣经》相比可以看出,全能的神后来的新名字YHWH的词根是hwh,即生物,同未完成时第三人称单数时的存在相同。因此,在中国,由神权的象征,即鸟,过渡到上述系词,即生存的象征(‘隹’),是属于一种宗教传统的逻辑范围之内的,这种宗教甚至同《圣经》是平行的。……胡厚宣认为,在此之前的武乙时代,同王亥之名相结合的不是‘隹’,而是‘鸟’。这位著名中国学者的这一结论,即在康丁时代,鸟已为王冠取代,证实了如下设想:鸟是上帝的主宰的象征,而上帝即是王。”王亥的亥字甲骨文中有时写作“④④”,有时写作“④⑤”。写作“④⑤”时与《山海经》中“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的描述完全对应。这二者都是氏族徽号和图腾崇拜的一种显示:“两手操鸟,方食其头”是在故事传说中的显示形式,“④④”字是在文字中的显示形式。王亥之名《竹书纪年》称其为“殷王子亥”,“子”不能解释为父子之子,王亥当时的身份并非“王子”。“子”是子姓之子,意为鸟卵,也就是鸟。“殷王子亥”就是殷王鸟亥。“④④”字可作合文看,简写作“亥”,也可以分开来,写作“隹亥”,也就是“鸟亥”。同样的道理,作发语词的“隹”与“王”字连用,可以看做是合文,读单音作“王”,也可以分开来,读双音作“唯王”,也就是鸟王。商以后,隹作鸟的实际含义消失,于是逐渐转成虚词。“赐”和“赏”字的使用和演变也和“唯”字相同。“赐”古文作“易”,由有易之易转化而来,原意应为由有易氏所赐,后来成为普遍性的动词。“赏”古文作“商”,即殷商之商,原意应为由商王而赏,后来也成为普遍性的动词。

商民族起源于燕地,商代的音乐也创源于此。《吕氏春秋·音初篇》说:“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有娀氏二女即简狄与建疵,作歌一终犹作歌一阕。“饮食必以鼓”,尤其表明有娀(有易)素有喜好音乐和擅长击鼓的传统。文献中所记最早发明鼓的人就是鼓,或称为鼓氏族。《山海经·海内经》:“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通)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这段记载与《西山经》“钟山,其子曰鼓”所载为一事。鼓是伯陵后裔所分化出来的一个氏族,由氏族名则称为鼓,由居地名则称钟山,都是由于其发明了钟鼓而得名。《海内经》称其“始为钟,为乐风”,钟即钟鼓,单称钟是省略的说法。伯陵,《国语·周语》韦昭注及《左传》昭公二十年杜预注均称其为“殷之诸侯”。鼓,甲骨文中有“壴氏”,即此鼓国,其字像鼓形。丁山《殷商氏族方国志》认为壴、鼓本一字,甲骨文中壴氏即春秋晋荀吴所围白狄之鼓国,其地即《水经注》浊漳水所说下曲阳之鼓聚,在衡漳流域、漳水支流的祗水上。蔡运章《夏商顾国试探》甚而认为壴氏即鼓国,亦即顾国、雇国、有扈,并且也承认顾国的一支向北发展,在今河北晋县建立了鼓国。鼓国的族姓,《山海经·海内经》称其为炎帝后裔、姜姓,可能是假托。由春秋鼓国看,鼓国是白狄部族,子姓,应是商之同族、有娀(有易)之后裔。《尚书·舜典》有契“作司徒,敬敷五教”,丁山谓“司徒掌邦教,而音乐为本”,此亦可以与商族有鼓国及有“饮食必以鼓”的传统相印证。《吕氏春秋·音初篇》又说,覆燕卵以玉筐。玉筐当是商族箕国国名及徽号的文学描述和隐语。

商周以后的朝鲜国,据北宋末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在文化上有以下一些特点:一,“素知书明道理”(卷三),“衣冠礼仪,君臣上下,烂灿然有文法以相接”(卷二十一),“其男子出于礼义,妇人由于正信,饮食以豆笾,行路者相逊”(卷四十)。二,“城邑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闾;高堞周屏。入其境,城郭岿然”(卷三)。三,“拘忌阴阳之说”(卷三)。徐兢评论说:朝鲜与其他四夷之国全然不同,“抑箕子旧封,而中华遗风余习尚有存者,实未易鄙夷之也”,是很对的。

朝鲜在文化上受到内地汉文化的巨大影响,并不始于汉唐,可能在商代就已开始了。特别是商民族为太暤宓羲氏后裔,擅长八卦占卜及阴阳五行之术,箕子胥余在周初时曾向周武王详细传授《洪范》,讲解五行、历数和卜筮,这与后来高丽风俗拘忌阴阳之说尤其有关联。再从制度上看,据甲骨文“田”字的几种写法,商代已有井田制存在已可基本确定。徐中舒《井田制度探原》引清韩百谦《箕田说》说朝鲜到清代仍为箕田制,箕田制也就是井田制。“丁未(乾隆五十二年)秋余到平壤,始见箕田遗制,阡陌皆存,整然不乱……其制皆为田字形”。箕田之得名,传即出于箕子,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引郑开阳《朝鲜图说》:“井田在平壤府外城内,箕子区画井田,遗迹宛然。”朝鲜有箕田制,正与《汉书·地理志》“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和《后汉书·东夷传》“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的记载相符。

朝鲜在文化、制度上与商相近,与前文所做箕子封于朝鲜的论述是可以互相印证的。

关于商代燕国的历史状况最后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释。

第一,商民族各支族、侯国之间常常相互征战,但这并不能构成认为商代一些重要侯国之间具有血缘关系的障碍。甲骨文中固然有多次武丁派遣子商征伐基方的记载,文献中也有商先公征伐有易即有娀的记载。但是春秋战国时同样也有晋伐虢、秦伐赵的史实。古代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各同姓侯国之间发生征战以至于灭国的情况也是常见的。

第二,商代屡次迁都的原因,就商代各诸侯国在河北地区的密集分布和长期经营来看,可能不完全是重新修筑都城,而后商王携同王族百官自旧都迁往新都。商代屡次迁都的原因已有很多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孔安国、孔颖达、蔡沈的避水患说,柳诒徵、郭沫若、丁山的游牧说,冯汉骥、王玉哲、傅筑夫的游农说,张光直的追寻青铜矿源说,黎虎的王位纷争说等等。现在看来,屡次迁都的原因可能主要与王位继承有关。商代实行兄终弟及制,较之父子继承制王位的代换就要频繁得多,争夺王位的斗争也就更为激烈。从中丁到阳甲九世之间,出现了“九世之乱”,《史记·殷本纪》说:“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比九世乱就是接连九世乱。丁山《商周史料考证》据甲骨文资料印证说:由兄终弟及制又引出了兄弟之子的争位,“这在甲骨文的祭典里,也颇见其痕迹。……弟兄叔侄之间争夺王位如此的激烈,这就是有名的‘九世之乱’。”直到春秋时期宋国的政局也是各国之中最不稳定的,其主要原因仍是宋国在延用商人一贯的兄终弟及制。屡次迁都与王位斗争激烈的现象是同时存在的。一代新王在争得王位以前,由于实行分封制,他当时的身份可能已经是一国诸侯,是一支支族的首领,拥有自己的封国和城邑。那么在他争得王位时,就有可能并不前去旧都即位,而是在自己的封国内自立为王,所以到他的王位得到众人承认时,商朝的都城也就自然而然地迁到了一处新都。都城虽是新定,城邑却可能是旧有的。群臣虽有迁徙,商王却可能并没有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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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omdionysius

罗马天主教徒,教名雅各·比约,奉行传统主义,追随圣庇护十世司铎会。幽燕独立运动发起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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