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文化,一个北方平原地区汉族旱地农耕文化的历史(上 篇)

此书为《中国地域文化丛书》之一,张京华 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1998年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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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草木畅茂,洪水横流——上古生态的辉煌梦境

二、我黍与与,我稷翼翼——旱地农耕作业的兴起

三、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北方经济的繁盛

四、天有其时,地有其财——农业发展的极限

五、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大一统的政治传统

六、斗转星移,山川不再——经济重心的南移与政治重心的北移

七、金戈铁马,气吞如虎——战争对文化的影响

八、百川归海,江汉朝宗——北方民族大融合

中 篇(金文、甲骨文摹本对照表

九、太暤宓羲,始称三皇——上古风姓、姜姓、姬姓三大部族及其北徙

十、召公之治,得兆民和——有关周初召公封燕的疑问

十一、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民族的鸟图腾标志

十二、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商代的北方方国与历代都邑

十三、燕燕于飞,差池其羽——商代子姓燕国与周初姬姓匽国

十四、枕藉燕山,居有冀州——燕国在殷商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十五、始画八卦,世掌天官——殷商民族溯源及其文化特点

下 篇

十六、博戏驰逐,好气任侠——赵地文化的形成和特点

十七、壮士不还,悲歌慷慨——燕地文化的卑弱和激变

十八、道德风范,经史文章——燕赵士大夫与经史学术

十九、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燕赵的文学艺术及其风格

二十、父老群祭,骏奔有仪——隋末唐初的山东豪杰

二十一、余音遗响,不绝如缕——明末清初的北方学者

附录一 燕赵历代人物简表

附录二 燕赵历代著述简表

部分引用和参考文献

后 记

一、草木畅茂,洪水横流棗上古生态的辉煌梦境

在北方行走,常常可以见到许多条干涸、宽敞的古河。在太行山东麓、燕山南麓的各个山脚,在华北平原的腹心地带,河道常有数百上千米宽。有时在开阔的河道中间还存留着一道小河,成为河中之河,但是多数地方在多数季节滴水皆无。废河道上碎石层层堆积,小路沿着河道中的硬土带弯曲向前,有时河道上完全是干燥的散沙浮土,就根本没有路,步行非常艰难。坚厚的长桥空空架在无水的河滩上,附近的农民在河底翻砂。在山脚河谷中,往往可见河岸的断壁上显露着河卵石与河砂陈陈相因的沉积层,一般都有两三米高。史书上载,至少在一千年以前的唐代,北方地区还是林深草杂,虎狼熊罴出没,如今这里只有干旱,只有衰老。在很久以前的上古之际,史载“河菑衍溢,害中国,故禹抑洪水,导河自积石,历龙门,南至华阴,东下砥柱。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九州既疏,九河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而今大河纵横流水滔滔的丰沛生机早已不见,所剩下的只有毫不掩饰地裸露着的英雄的晚年。历史上的燕赵不是后世所见到的这种状况。古代燕赵地区流传着两个极具魄力的传说,一个是沧海变桑田的传说。它说陆地每千万年就要变为沧海,沧海每千万年又要变为陆地。晋葛洪的《神仙传·王方平传》中说,神仙麻姑和王方平相会,麻姑自称从上次相见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这真可以说是阅尽沧桑了。这个传说虽较后起,但是形象、清朗,不陷于神,不失于玄。沧海桑田的传说虽是一个神话,但是其中也有虚有实。最早对沧海桑田神话作出科学解释的是北宋人沈括,他在《梦溪笔谈》中指出:“太行山以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状。此乃昔日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根据现代地质学的描述,在最古老的太古代和元古代,河北平原正是一片浩瀚无垠的沧茫大海,没有飞鸟,也没有游鱼。古生代以后,又过了几亿年,海水逐渐变浅,海洋生物开始繁殖。 到距今四亿年的时候,河北大陆才从海水中显露出来,出现了两栖动物和原始森林,但初生的大陆经常出现间歇性下沉,海水时走时来,海陆交替频繁。在距今两亿多年的中生代,又经过剧烈的地壳运动,北部和西部的燕山、太行山多次抬升,河北大陆的地貌方始初具现在的雏形。这一时期气候湿热,雨量充沛,陆地上森林茂密,森林中生长着巨大的食肉恐龙和鸟类的祖先始祖鸟。在河北省张家口的南天门曾经发现过食肉恐龙的化石。

另一个传说是大禹治水。传说在尧舜时期黄河中下游曾经发生过大洪水,黄河分裂为九条支河,播散开来流过华北平原。《尚书·益稷》说当时“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连山陵都淹没了。战国时形象生动地追述大洪水的有《孟子》和《吕氏春秋》,《孟子》中有“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之说;《吕氏春秋》中有“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之说。孟门山在今陕西宜川、山西吉县之间,龙门之北,绵亘于黄河两岸。古书中所记夏禹的活动多在南方江淮流域如涂山、会稽等地,所疏导的黄河的关键之处是孟门、龙门、砥柱等地,但是河水所泛滥的地区即九河流经之处却正当燕赵区域。《尚书·禹贡》记载当时黄河流至下游平原地带以后,“又北播为九河”。据《尔雅·释水》解释,九河是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絜、钩盘、鬲津九条河,全都覆盖在华北平原的东部。《禹贡》中提到燕赵区域的地名还有衡漳(衡水漳水)、恒卫(恒山卫水)、大陆(大陆泽)、碣石(碣石山)、太行(太行山)等多处。《史记·夏本纪》还记载说:“禹行自冀州始。”《尔雅·释地》:“两河间曰冀州。”今黄河下游所经为古代济水的河道,古代黄河经龙门南流过王屋山以后北流,经今海河河道自天津入海,冀州之地在济水、黄河二河之间,正包括了今河北平原之地。

先秦汉初禹治洪水的传说流传极为普遍,记载其事的不仅有《尚书》、《左传》、《国语》、《史记》等史籍,还有《管子》、《墨子》、《论语》、《孟子》、《庄子》、《荀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诸子,以及《诗经》、《楚辞》、《山海经》等诗歌和神话著作。一般来说古代史书和儒道墨法各家的著书态度都是比较客观谨严、具有清醒理智的,但是现代学者对此多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疑古派学者顾颉刚认为禹是在殷周期间流传于长江流域民间神话中的神,由于长江流域特殊的地理条件,即森林、野兽、沼泽的威胁与洪水灾害,特别是钱塘江的洪水灾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治水的急迫要求,就产生了关于禹和洪水的传说。黄耀能《中国古代农业水利史研究》(1978)也说:“夏禹治洪水说颇可怀疑。”然而,上古时期黄河流域的气候正是大致类似于现在长江流域的气候,这也为不少学者所承认。所以至今也还是有一些学者(如孙淼)认为在古代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洪水为害,可能是事实。

大洪水是作为严重的水灾加以记载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那却是一个很优良的生态环境。大河条条纵横,宽阔的两岸河水注满,草木畅茂,禽兽繁殖。水灾的影响是短期的,生态环境的影响却是长期的、根本的。古语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丰沛的水源给大地带来了蓬勃的生机,使大地充满了活力,也促进了人文文化的产生和繁荣。

禹治洪水的事迹遽难落实,然而换一个角度,从古地质和古气象等方面探讨燕赵区域的上古生态环境,却是可能的。根据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及国外古地质古气候学者的专门研究,在距今大约一百万年以来的第四纪更新世,出现了几次冰川期。两次冰川期之间为间冰期,间隔约为十万年。冰川期与间冰期轮番交替,冰川期时气温异常寒冷,间冰期时气温转暖,冰川融化,这时就有可能产生洪水。目前我们正处在现代间冰期中,向未来新的冰川期过渡。最近的一次冰川期大理冰川开始于九万六千年以前,在距今大约一万二千至一万年之间冰川期已经结束,温度开始上升。距今一万年至五千年间温度上升较快,在距今五千年左右达到高峰。此后温度曾缓慢下降,与现在的温度相比约下降有两三度。值得一提的是,1954年在北京石景山发现了冰川遗迹,系在第四纪初期由冰川夹带块石运动摩擦而成,这是在中国北方首次发现的冰川遗迹。另外据美国学者对世界气候曲线的研究,就最近七万年的气温总趋势而言,最近五千年的温度较全期平均温度为最高,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的结果相一致。

据斐文中等人的研究,在距今七十至五十万年以前的更新世中期,生活在北京周口店地区的北京猿人所处的生态环境是:在周围高高低低的山丘上,生长着密布朴树、紫荆的丛林。东面有一条宽阔的河流,河的近旁有水草丛生的沼泽。沼泽的东南面是广阔的平原,平原上有草地,也有干旱的沙地。在山丘中生长着众多的食肉类和丛林类动物虎、豹、狼、熊、梅花鹿、野猪和大猕猴。在河边和沼泽生长着巨大的水牛以及水獭、河狸和水龟。在平原草地上一年四季都有成群的野马、野牛、野羊和扁角肿骨鹿。在干旱多沙的地方有骆驼和驼鸟。总之这里既有干旱草原型动物,也有喜湿热的丛林动物,气候比现在湿润温暖。其后到距今二十万年的新洞人时代,仍发现有象的遗骨化石。到距今约二万年的山顶洞人时代,各种动物种类的化石仍有五十余种之多。

又据周昆叔等人对北京平原泥炭沼中孢粉谱的分析研究,并参考燕山南麓和小五台山留存的部分原始植被,在距今数千年以前的华北北部平原地区,草原上既有旱生的干草原类型植被,也有中生的草甸草原类型植被,在一些低湿地区还有湿生和沼泽生的植被。在森林中湿凉的常绿针叶林与温暖的落叶阔叶林兼而有之,同时也保留了一些热带起源的科属如栾、柿、黄连木、黄栌等。 张光直等人甚至认为在更新世的晚期,冰川时代之后,经过一个板桥侵蚀期,黄河流域的温度逐渐上升,并保持温暖直到数千年以前为止,有一段“气候的高潮”。这时,在华北平原的高地上不少地方可能生满密林与灌木丛,林内林间,沼泽密布。胡厚宣据甲骨卜辞统计,在商人居住的今河北省南部地区,当时全年都可能降雨,包括现在的冬季几个月也同样是降雨时期。

以上描述在古代文献记载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尚书·禹贡》说到兖州(包括河北南部平原)的植被状况是:“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所描述的景象很像是草甸区,其土壤因丰富的草原植被腐蚀而变黑。《诗经》中的卫风、邶风和鄘风(代表河北南部平原)有“瞻彼淇奥,绿竹猗猗”,“作于楚室,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等诗句。《战国策》说燕国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而枣栗之实足食于民。《史记·货殖列传》说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楸。《乐毅列传》乐毅报燕惠王书称“蓟丘之植植于汶篁”。说明喜湿热的丛竹可以沿着淇水顺利生长,其他树木也很密集。燕赵地面上的湖泊也相当多,最大的一处为大陆泽,正当平原的中部,在今河北隆尧、巨鹿、任县三县之间,太行山区的河流都汇注于此。大陆泽到唐代还有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的面积,到清末仍然存在,分为南泊和北泊,北泊又称为宁晋泊,直至20世纪初才最后干涸。有众多的湖泊也就易于生长茂密的森林,在大陆泽南面的巨鹿郡的得名即由于当地有大面积的森林。“鹿”通“麓”,《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应邵说:“鹿,林之大者也。”有茂密的森林也就易于生长大型的动物。在动物生态方面,地质、考古和文献资料都证明在殷商时期华北还有象存在,多时一次可猎象七头,商人甚至还学会了驯服大象。在西周时期黄河流域还有犀牛(古称犀兕)存在。

竺可桢总结说,近五千年以来自仰韶文化开始,我国的气候大体上是温暖多雨的,除西北地区属半干旱区外,黄河流域气候大致类似现今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地区,属北亚热带气候型。在西安仰韶半坡遗址中,发现有亚热带动物獐(又名河麂)和竹鼠的骨骼。在河南省黄河以北的安阳殷墟遗址中,除獐和竹鼠外还发现有貘、水牛和野猪的骨骼。在殷墟甲骨文中有种稻和猎象的记载,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家竹、梅等亚热带植物在《诗经》和《左传》中经常提到。当时的年平均气候比现在约高摄氏两三度。冬季较短,正月平均温度比现在高三至五度,平均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上。年平均气温高出两三度,幅度虽然不大,但在植被和动物种类上已有明显的反映,并使人们很容易觉察。周初气温曾一度下降,春秋时期又回升,直到战国、秦和两汉时代气温仍比现在为高。只是到北宋时期,华北才不知有梅树。南宋时期,公元1111年冬,太湖全部冻结,洞庭山上的柑橘尽数冻死,杭州暮春之季尚在降雪,运河不开。在12世纪,中国气候始加剧转寒。

由此可知,古代黄河以北平原地区确实曾经有过河湖密布、水源丰沛、森林茂密、禽兽繁多、气候温暖的生态环境,这种局面到唐代还有所延续,到宋代才开始急剧变化。从文献记载中看,战国至唐代燕赵区域虎和狼的数量就很多,确实称得上是“虎狼成群”。战国初赵简子喜爱畋猎,而赵国境内多狼,后来由此演化出著名的《中山狼传》传奇和杂剧,唐代姚合、宋代谢良、明代马中锡、王九思、康海先后就同一题材进行过创作、修改和改编。西汉时飞将军李广任右北平太守,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羽。后知是石,再射,终不能射入石中。李广以善射闻名,每次遇敌或出猎,即使情势危急,不到数十步之内从不发射。估计有可能射不中就宁可不射,射即应弦而倒。李广在其他时候曾用此法射死猛虎,他自己也曾被猛虎抓伤。西汉右北平郡治所在今辽宁凌源,东界在今北京平谷与河北蓟县之间,今河北卢龙县南有李广射虎石遗址。唐代李肇《唐国史补》记载,唐人裴旻为龙华军使,驻守北平。北平多虎,裴旻善射,曾经一日射虎三十一只,足见虎的数量之多。唐代北平在今河北完县。燕赵区域出土的历代器物也多以虎、豹、牛等动物形象作装饰,渗透出本地特有的艺术风格,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器物迥然不同。如北京琉璃河出土的西周燕国青铜器伯矩鬲(又称牛首鬲),器身、器足、器盖、盖钮都采用牛面为纹饰。其中器足上的三个牛面浮雕与立体雕刻相结合,牛吻部内收而额部前倾,作斗牛状。牛面有鼓起的大鼻,如铃的巨目,两支粗壮的牛角向斜上方翘起,与相邻的牛角两两相对。西周燕国的其他青铜器还常以虎面、象面为器足。青铜武器刀、剑、匕首、头盔则常以鹰首、马首作为装饰,与北方草原游牧部落的风格相一致。周初燕国青铜器在其他方面具有与中原一致的风格,但以虎、牛等形象为器足,以鹰、马等形象为器首,则为燕国所独有。

河北平山战国中山遗址出土的一套三件屏风插座,一为错金银虎噬鹿,一为错金银铜犀,一为错金银铜牛。这三只动物头部昂起,角、耳直立,鼻孔扩张,巨目向前瞪视,四足微微下蹲,尾巴平抬,作准备腾跃状,十分威猛生动,身上的错金银斑纹显示出其周身毛色的活泼灿烂。在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两件铜博山炉,一件底座为三条蛟龙腾出海面,一件底座伏一海兽背驮力士。炉的上部和炉盖铸出海中仙山“博山”,山峰峻峭,层峦起伏,山峦间有熊罴虎豹出没,猕猴嬉戏,虎扑羔羊,猎人肩负弓弩追捕猛兽,或驾牛车在山道上往来,显示出当时当地的生态状况和狩猎场面。

东汉末曹操《苦寒行》诗说:“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提到太行山上有熊罴虎豹,当非虚写。战国秦汉时期北方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正是沿着现在燕山南麓,西南到达恒山之下,再西越过太行山到达汾水上源。如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所述,从碣石到龙门之间构成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曲线,曲线以西以北为丛林、游牧区,曲线以东以南为平原、农耕区。战国和汉代的中山、西汉的右北平、唐代的北平都位于这条曲线附近。

洪水横流所带来的草木畅茂、禽兽繁殖的状况是农业发展的一大阻碍,但是丰沛的水源和活跃的生态同时也是农业发展以至整个人文文化发展的最基本的原动力。尽管这种生态环境本身还不是文明,本身并不构成一种人文创造,而恰恰是人类文明的阻碍,但是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活跃的环境,提供了一个挑战的对手,提供了一个标志。洪水横流的生态环境给人们带来了有待于整治、开辟的艰难和逆境,也给人们带来了一种特殊的蓬勃生命力,它是燕赵区域特殊的蓬勃生命力的象征。有了这种生态,文化的发展就兴盛、强健。没有这种生态,文化的发展就扭曲、衰竭。

古代燕赵区域的生态环境山高水深,遍地丛棘,猛兽出没,时来急雨,必然要影响到这一区域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心理情感,影响到这一区域的风俗习尚以及学术文化。这种生态环境在全国各大区域中是独具特色的。与西面的黄土高原相比较,仰韶半坡文化遗址和西周的发祥地都在黄土高原上。黄土高原上的黄土是“经典型”的黄土,仰韶文化也以西安半坡文化为典型,西周又是燕赵等诸侯国宗法和文物制度的直接渊源,黄土高原上的文化较华北平原开始得更经典、更成熟。尤其是在农耕方式的开创与选择上,黄土高原由于其土壤的原因和干燥气候的原因,最早选择了旱地农耕作业这种生产方式,选择了当地原生物种小米(包括粟、黍和稷)作为主要粮食作物,从而脱离采集业、游牧业,开创了以“小米群”为基础的农业文明。华北平原是由次生黄土所覆盖的冲积平原,它的特点是相对暖湿。它既没有“经典型”的黄土,也没有干旱的气候,没有驯化原生的小米,因而也就没有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的地位。

黄河不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但是它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根据已经发掘的上千的华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分布来看,这些遗址大都是沿着黄河的支流或是支流的更小支流建立的,而且都是高出河面十余米到数百米的黄土台地或小丘冈,距离水源虽近,但地势较高,可以不受水患。在甘肃、陕西、山西、河北甚至淮河和长江流域都是如此。这一事实说明了中国古代的农业与黄河没有直接的关系,中华文明起源于众多的小河流域而不是黄河的冲积平原,这与中亚的两河、埃及的尼罗河、南亚的印度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相比迥然不同。但是即使如此,黄河仍然不失其象征的意义,它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它的奔腾东归象征着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生生不息。大禹治水的传说意义也在于此,它是一个英雄史诗般的开端,是燕赵文化丰沛生命力的象征。“智者乐水”,水就是活力。洪水滔滔,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这就是燕赵文化的灵魂象征。纵观黄河以北平原地区古往今来的历史,如果除开北京人、山顶洞人以及磁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不论,就有史以来的记述来看,恰恰是大禹治水成为了它文化上的重要开端。此后再到战国时期,最终奠定了它以“燕赵悲歌”为标志的稳定特征。如果没有活跃的近于原始自然状态的生态环境,就不能产生出“燕赵悲歌”的文化特征。没有洪水就没有治水,没有猛兽出没就没有李广、裴旻的射虎和《中山狼传》。

燕赵人治水的结果,就是在唐代时使其农业经济的发展达到了鼎盛。农业的发展改变了原有的生态环境,但是二者相互比较,农业经济的兴盛对于燕赵文化的影响似乎还要小些,倒是那种原始生态意义上的丰沛活力更深地积淀在了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的独特内涵之中了。这样一种丰沛的活力,在它旺盛时期,为燕赵之士所深感自豪,为四海之士所憧憬仰慕,而在它的衰颓时期,又为天下所有的士人所追怀,所叹惋。唐人沈既济著传奇《枕中记》,叙述卢生在邯郸客店遇见道士吕翁,自叹穷困,苦于久不得志。吕翁授与青瓷枕,谓用此枕可偿其志。卢生倚枕而寐,梦中果然一切如愿,登第拜相,历尽富贵荣华。及醒,主人炊黄粱尚未熟。卢姓为河北大族。沈既济有史才,德宗时任史馆修撰,撰有《建中实录》十卷。唐德宗时唐王朝与藩镇的冲突最为剧烈,成德、魏博和幽州卢龙三个节度使力量最强,号称“河朔三镇”,建中二年(781)更有五镇连兵的叛乱,而唐德宗锐于治事,对藩镇的裁抑也最为果断。由此看来沈既济的《枕中记》不无所指,其中所说卢生自叹穷困、苦于久不得志很典型地体现出了河北士人对于生命力源泉和古代优良生态环境的希求与无望。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如今燕赵文化的状况离开唐代已逾千年,燕赵区域的气候经过宋代的急剧变化日趋干冷,亦已近千年。山水流变,追述古代的种种记载和传说,遥想孟子所述“草木畅茂,禽兽繁殖”的种种情景,令人不禁生出宛若一梦之感。

二、我黍与与,我稷翼翼——旱地农耕作业的兴起

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充分发展的新石器文化就是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的分布十分广阔,其中也包括河北平原地区。但是仰韶文化的中心区,是在陕西的渭河流域以及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

如前所述,第四纪更新世冰川期和间冰期轮番交替,气温的几度激烈变化产生了强烈的大风,大风吹起黄土,最终形成了甘肃、陕西和山西西部高原上的黄土堆积。更新世气候的总趋势是渐趋干燥,黄土高原的黄土是在十分干燥的气候环境下形成的。这种风成黄土的矿物成分复杂,但成分及颗粒十分均匀,在形成过程中曾经得到高度混合,被称为“经典型”黄土。不像华北平原上的黄土主要是由冲积而成的,气候环境也较为湿润,被称为次生黄土或黄土状岩石。

黄土高原的气候较河北平原地带为干旱,生态资源较为缺乏,土质为风成的“经典型”黄土,文化遗址全都是建立在大河支流附近高出河谷的台地上。各种自然条件综合在一起,决定了这一地区的农业必然要选择旱地耕作的方式。然而农耕方式的选择是一回事,要想使这种方式成功、健全地长久保持下去,不断地有所发展,并进而扩大和影响到周围的其他地区,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旱地农耕作业较之大河流域中下游三角洲冲积平原上的农业经营,自然要困难得多。黄土高原的旱地农耕作业所以能够创立和长久保持,至少依靠了两方面的有利条件,一个是黄土土质,一个是原生物种。黄土高原旱地农业的自然环境在许多方面都是严酷的,但是在这两个特殊的方面却非常有利。

黄土一般呈浅黄色或浅灰黄色,有时也微带粉红色。黄土的特征之一是具有垂直的柱形纹理,特征之二是未经风化。一般土壤都由地表岩石经长期风化,再加上岩石内的矿物质与水及动植物、微生物的长期化学作用而形成。但黄土的颗粒一般都风化程度微弱,所以颗粒中的大量矿物质,包括比较容易溶解流失的碳酸盐,大都未溶解流失。

最为重要的是黄土在与一定量的水分结合之后,会呈现出一种极为特殊的性质。19世纪后半期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E.F.Richthofen)曾在中国西北诸省考察,首先揭示了这一问题。他观察到,黄土吸水犹如海绵,黄土的柱形纹理和高孔隙性有很强的毛细管吸收力,能使蕴藏在深层土壤中的无机质上升到顶层,为农作物的根部所吸收,黄土因此而具有了“自行肥效”的特殊能力。由于黄土中含有丰富的苛性钾、磷和石灰,一旦加入适当的水分,它就成了极其肥沃的土壤,这一点已为后来的许多地质学家一再证实。要使黄土能够呈现出“自行肥效”的作用,关键的一个环节是“适当的”水分。黄土高原虽属半干旱型气候,降雨量十分有限,并且集中在夏季,但即使是这十分有限的雨量已经能够使黄土至少在最低限度内呈现出其自行肥效的优异品质了。这一点对于史前居民来说极为重要,因为当时不可能在建立农耕方式之前先期解决施肥、灌溉等一系列问题。

对此,何炳棣于1976年精辟指出:由于热带地区刀耕火种的制度主要取决于土地如无长期休耕期就不能恢复土壤的肥力这一事实,还由于中国的黄土本身就以其肥沃性闻名,所以从农艺学的观点看,仰韶时期的农业制度很显然不是通常意义的刀耕火种,可以认为它从一开始就是自给的农业。在我叙述仰韶时期农业耕作法之前,为了谨慎起见,曾同杰克·哈兰博士交换过意见,他是普通作物史的杰出权威。我问他,从农艺学和比较原始农业学的角度看,他对仰韶时期农业耕作法有什么想法,但事先丝毫没有告诉他关于载于周代文献中的休耕制度。他毫不犹豫地说,仰韶时期耕作法与刀耕火种制度的方法不同,后者至少需要每年实际耕种面积的八倍的土地,长期休耕才能行得通。而仰韶时期的耕作者需要的土地可能不超过每年实际耕种面积的三倍,仰韶时期的耕作者耕种的部分土地需要两年的休耕期。最后又指出,黄土的优越的保墒能力能够毫不困难地连续耕种小米。他最重要的结论是,刀耕火种制的关键问题是土壤的肥力,而仰韶时期农业的关键问题则不是土地的肥力而是湿度。这是迄今专门研究中国的考古学家很少能了解的。

在物种方面,其他几个古代文明埃及、印度和两河文明的农业主要是种植小麦和大麦,只有中国种植的是小米。小米是一种通称,凡是颗粒比较小的粮食作物都可以称为小米,严格地说小米中包括有粟、黍、稷等多种品种。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已经发现有储藏的实物粟。《西安半坡》发掘报告说:“当时种植的谷物是粟,即现在华北盛产的小米。我们发现好几处储藏粮食的例子,尤其是第115号窖穴所藏已腐朽的皮壳达数斗之多,如果没有一定面积的种植和一定数量的获量,是不会有这样多的储存的。我们推测,当时人们主要种植粟类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种作物比较耐旱,宜于黄土地带生长;耕作的技术比较简单,与当时的生产水平也相适应;同时它的产量多,成熟期短,且久藏不坏。由于这些特点,所以它就成为最适合于当时生产条件与生活需要的作物。”

除西安半坡外,在华北的其他许多地区,包括河北磁山等地,也都发现有大量粟的灰烬,说明在史前时期华北各地已普遍种粟。在非洲的阿比西尼亚河流域生长着一种原生小米,是世界上若干种小米的原始品种,但这种小米的种属不是粟和黍稷,而是龙爪稷,与中国无关。 印度也种植稷,但在印度从来没有发现过稷属的野生种,而且其种植年代要比中国黄土高原的粟属和稷属晚二千年左右,说明印度的稷是从中国传入的。在大约公元前二千年左右欧洲意大利、瑞士的史前滨湖居民遗址中,曾发现粟和黍稷的颗粒,19世纪的瑞士植物学家狄堪道(Alphonese de Candolle)经过野生植物生长区、语言学、考古及古今文献的综合研究认为,这也是由华北经由亚欧大陆的草原区而传入的。此外,在台湾龙山文化遗址的陶片上发现有小米的印痕,说明大约在公元前二千年以前小米已由华北辗转传入台湾及东南亚各地。种种迹象表明,小米中的粟属和稷属都是华北地区的原生物种,在中国的驯化和种植年代比其他品种的小米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种植要早很多,印度、东南亚各地、亚欧大草原以及东欧、中欧的粟属稷属都是由中国传入的。

何炳棣通过美国植物学家对多种陆种粮食作物所作的水分蒸散系数及水分利用率实验指出,在粟、高粱、小麦、玉米、大豆等五种粮食作物中,粟的水分利用率最高,高粱次之,玉米又次之。这三种作物都可以算作是耐旱作物。至于小麦,即使是耐旱品种,其需水量也几乎是粟的一倍,而大豆的需水量几乎是粟的三倍。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粟和黍稷是半干旱的黄土高原最适于生存的粮食作物,也是惟一得天独厚的粮食作物。而且小米的成熟期也比较短,最长的不过四个月,早熟的仅需两个半月。这就为史前居民建立最初的农业文明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终先秦之世,由粟、黍、稷组成的“小米群”始终是华北农耕作业的基础,这一点所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由于这一选择,才使在半干旱的黄土地带从事农耕作业成为可能;农业经济一旦确立,人们就开始定居生活;出于对农业区的保护,从而突出了政治(包括宗法、军事等)和城市的地位;耕作者不得不遵守一定的程序,并注意观察四季、气候、日月星辰,从而产生出了天文、历法、算术、符号和文字,产生了高度的文明。而且尤为重要的是,从今天来看,和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相比,旱地农耕方式的选择和确定竟至奠定了中华文明所以异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最根本的一点,这就是保持其自身在血缘和文化两方面的长期性和稳定性。由耐旱到耐苦耐劳,到忍受周围的一切严酷环境,由此而铸造出了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和独特性格。过去,土壤的盐碱化和河洪淤积,生态环境的破坏和随之而来的食物资源的缺乏,加速了两河和印度河流域古代文明的衰亡,只有中华文明以旱地农耕方式为基础,成为全人类历史中最持久的文明。

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是十分严酷的。自然环境只给予史前居民以极少的特殊机会,这极少的特殊机会就是黄土和小米。在这极少的机会之中,究竟是否必然会产生出农业和比较高度的文明,很难肯定。仰韶时代的人们居然能够充分利用这极少的机会,创立了“中华型”的农业,产生出灿烂的彩陶文化,这都是由于他们特殊的天才和果毅,由于环境、人事和机缘的多方配合。这里所说的天才和果毅可以分析为两重意义,一是具有长久生存的坚强自信心,二是随时准备坚决地消弭所遇到的一切冲击。既不是绝对不能生存,也不是绝对优越。能够生存,因而使人具有积极、乐观的精神;境遇艰难,故此需要时刻保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警惕。

在此以后,由黄土高原开始的旱地农耕经营方式成为一种基本的方式,逐渐向东适用到华北平原的山麓地带,继而又再推广到平原以及沼泽的边缘。

迄今为止已经发掘的河北平原上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主要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磁山文化等几种类型。其中仰韶文化的遗址主要分布在磁县、邯郸、武安、永年、邢台、石家庄、平山、蔚县、涿鹿、正定、曲阳、怀来等地,证明仰韶文化对河北平原地区有很大影响。龙山文化的年代较仰韶文化晚,二者在年代上不构成冲突。这里比较让人感到困难的是磁山文化。磁山文化以在河北武安磁山村首次发现而得名,于1979年发掘。就河北平原地区而论,这无疑是自北京猿人、山顶洞人之后的最重要发现。磁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不同,其遗址主要分布在河北省南部和河南省中部一带,所发现的遗址不多,分布也远不及仰韶文化广泛,未能突破地区的界线。但其所测定的年代,却较仰韶文化为早。仰韶文化的年代据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4515至公元前2460年,树轮校正为公元前5150至公元前2960年,延续的时间较长。磁山遗址的年代经碳十四测定有三个数据,其上下限在公元前5405至公元前5110年之间,距今已有七千多年。特别重要的是,在磁山遗址中发现有粮食堆积的遗迹。在四百多个长方形灰坑中,有八十个发现有粮食堆积,堆积高度在两米以上。这些粮食出土时,部分颗粒清晰可见,不久即风化成灰。据标本灰象分析,发现有粟的痕迹,估计这些储存的粮食很可能都是粟。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古代粮食遗物。出土的器物也十分丰富,有陶器、石器、骨角器共二千多件。其中石器有三百多件,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工具有石斧、石铲、石磨盘、石磨棒等。同时出土的还有猪、狗、羊、鸡等家畜骨骼,说明当时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农业。 就目前的情况分析,磁山遗址的农业也还不是最早的,因为它具有很明显的进步性,而不是最原始的农业状态。在它之前,还应该有一个起源和发展的过程。磁山文化早于仰韶文化,问题很可能是出在二者的绝对年代测定上。而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它就可以成为探讨农业起源的一条重要线索。

除去磁山文化这个因素之外,总体看来目前可以认为在黄土高原选择和创立了旱地农耕经营方式的时候,河北平原地带受其影响,也在大约同一时代开始了旱地农耕作业。在一些大的方面二者是共同的。共同的经营方式,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天文、历法、文字、制度,共同的耐苦耐劳的精神品质。旱地农耕方式既是黄土高原地区文化的基础,也是河北平原地区文化的基础。

但是在一些具体的细微之处,二者又存在着差异。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黄土高原的旱地农耕作业是“典型”的,而河北平原的旱地农耕作业不是典型的。黄土高原的土质是风化成的“经典型”黄土,河北平原的土质是冲积而成的次生黄土,缺乏“经典型”黄土自行肥效的能力。终先秦之世,河北平原所种植的粮食作物也以小米群粟黍稷为主。小米是耐旱型作物,即使在半干旱的黄土高原上也能顺利生长,河北平原地区虽然气候较为湿润,降雨量较多,却不能使小米生长得更好。二者相比,黄土高原的有利条件“经典型”黄土是河北平原没有的,而河北平原所具有的有利条件湿润气候却无法发挥更大的作用。与此同时,河北平原上的不利条件土地较硬、植被茂密、不利于耕作等等,却都显露无遗。结果就是河北平原地区的旱地农耕作业较黄土高原要非典型一些和相对落后一些。

燕赵文化的初始状况对于它后来的发展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河北平原地区并不能创造出与中华文明的中心地带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文化,它和中华文明的中心地带相比始终处在同一文明线上,处在同一文化圈内。但是它从一开始就相对落后一些,微弱一些,这一状况自始至终也没有改变。无论是在东周时期中华文明的中心地带重新东迁到中原地区以后,在曹魏时期水陆交通可以横贯河北平原东西两条边缘以后,在南北朝时期北方门阀士族兴起以后,还是在南宋时期政治重心北移以后,都没有改变。

三、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北方经济的繁盛

燕赵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内涵各个方面是不平衡的。从仰韶时期直到西汉,全国经济与政治的中心区都在黄土高原和中原一带。这一时期燕赵区域虽然在旱地农耕方式和宗法血缘等方面都属华夏系统,但是和中心区相比它又是比较落后的,尤其是在农业经济方面比较落后,远未达到成熟饱满的程度。但是在战国时期,燕、赵侧身于战国七雄之列,燕赵区域的经济都会燕、涿、沙丘、邯郸、中山与中原、关陇、齐鲁、吴越、荆楚、巴蜀等地的经济都会并驾齐驱,最终凸显出了“慷慨悲歌”的文化特征,形成了与中原文化、关陇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其他区域文化迥然不同的燕赵文化。 从东汉到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兴起。世家大族是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地方宗法组织,在中古时期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因而又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世家大族的兴起标志着燕赵区域在政治上已趋于成熟,和其他地区的门阀士族相比,燕赵区域的世家大族非常具有典型意义。

隋唐时期,燕赵各地已得到全面开发,粮、丝产量在全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全国农业基本经济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燕赵区域的农业经济至此达到历史顶峰。

宋元明清时期,全国的政治中轴线由东西走向转为南北走向,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经济重心南移至长江流域,政治重心北移至燕赵区域,燕赵成为京畿之地。但是京都的政治政策代表着全国的普遍利益,而不只是代表燕赵地区的利益。于是政治压倒经济,燕赵区域的经济因受到政治的压制而再度处于相对落后的境地。与此同时传统的黄土高原经济区因为没有充分的水利灌溉的支持,生产潜能难以有新的突破,也相对趋于衰落。而长江流域的农业经济则得到了长足发展。

由此可知,燕赵区域的文化内涵迟至战国时期才最后确立,而其政治上的成熟又要迟至六百年之后,其农业经济更要迟至一千年之后才充分展开。

除西安半坡、河北磁山遗址以外,在中国北部的其他许多地区,如陕西邠县、华县、宝鸡、临潼、户县,河南洛阳、淅川、临汝、郑州,山东胶县等地,也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粮食作物的遗迹。农业生产在华北地区不仅出现得时间早,而且分布得很广泛,说明华北地区从新石器仰韶文化、磁山文化以来就已成为中国最早的农业区之一。

从先商考古上看,殷商民族的活动范围至少可以上溯到河北的漳河一带。商王祖乙曾迁都于邢(今河北邢台),商王盘庚时期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在黄河以北),定都达二百七十三年之久。到商朝末期,商朝的王畿再次向北扩展,商纣王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殷商的农业文明程度已经很高,此时燕赵区域特别是它的南半部的经济较全国其他区域似应有其独到之处。

信史时期燕赵区域的农业经济状况最早可以上推到西周时期所实行的井田制度。井田制度的疑点虽然很多,但是对井田的描述也并不是儒家经典所独有的。结合春秋时期初税亩、初租禾、作丘甲、作丘赋等史实,和《诗经》中“南东其亩”、“雨我公田”等诗句,以及殷商甲骨文、金文中的记载和“田”字的造型来看,井田制是普遍存在的。它的产生甚至可以上溯到商代,下至春秋时期仍存有遗迹。

井田制是一种具有综合性能的社会经济制度,它兼有耕作方式、租税制度、宗族制度、军事组织和自然村落形式的综合内容。井田的平整性和沟洫制度,说明它是一种比较集约的耕作方式。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说明它处在劳役地租的阶段。孟子说:“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由井田制而区分出国人与野人、君子与野人的差别,其区分标准就是血缘,即同族人实行井田,异族人不得享有此种待遇。军赋以井田为单位提供,《汉书·刑法志》说井田“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因井田而制军赋”。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一甸共六十四井,出“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说明井田制具有寓兵于农的性质。井田制的劳役地租率是什一,八家实际上经营公私田共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为水井、屋舍、菜田所占地。孟子说:“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每家八口,八家共六十四口。这些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从而以公共水井为中心组成一个自然村落。

以往对井田制的怀疑多认为它是儒家编造和虚构出的一个理想制度,认为当时的生产能力不可能达到那样高的水平。但是,如果将井田制度与当时所实行的畿甸(五服)制度结合起来看的话,井田制的存在就不难理解了。西周实行分封制度,灭商以后,虽然控制全国,但各个诸侯国之间是不连续的,它只呈现为遍布全国的若干个点或者小区,小区的中心是诸侯国的都城,亦称“国”。国之外谓之郊,郊之外谓之野。《周礼》注:“去国百里为郊,郊外谓之野。”《尚书·禹贡》又称国以外五百里为甸服(又称畿服),甸服外五百里为侯服,侯服外五百里为绥服,绥服外五百里为要服,要服外五百里为荒服。周人对小区的控制,也必定是以城市为中心层层向外扩散的。在都城周围一定的范围之内,比如畿甸之内,就有可能实行井田制。周人是一个擅长于耕稼的民族,脱离了游牧方式以后一向以擅长耕稼为荣耀。井田制是一种比较进步的和十分美好的制度,它不可能是战俘奴隶所能享受的,也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行,而必定为周之同族人所独享。周初召公奭所封的燕国虽然地域偏远,但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封国。从理论上推测,召公奭及其族人不可能不恪守井田制这种综合的经济与社会制度,他必定会将这一制度带到新封的燕国中去。 从新石器时代下迄殷商、西周、春秋时期,粮食作物的品种一直是以小米群粟、黍、稷为主。据于省吾对殷商甲骨文的统计,黍字在卜辞中有一百零六例,稷有三十三例,麦有六例,禾有二十一例。又据刘毓瑔对《诗经》的统计,黍字有二十八例,稷有十六例,黍稷连称有十六例,粟有十例,菽有九例,麦有十一例,稻有六例。但从战国以后,以小米群为主的作物品种结构发生了变化,这就是菽的生产不仅超过了黍、麦、稻等作物,而且与粟并驾齐驱,成为人们的主要粮食。据《孟子》、《荀子》、《晏子》等诸子及《战国策》等史籍分析,当时的习惯是以菽粟二物连称,而不再以黍稷连称。菽就是大豆。所说的粟可能就是殷周春秋时期的稷,称粟而不称稷只是名称上的问题。而传统的黍除了在北方寒带地区外,已经很少有人种植。《孟子》中说:“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赵岐注说:“貉在北方,其气寒,不生五谷。黍早熟,故独生之。”

到了战国末年和秦汉时期,粮食作物的品种结构再次发生变化,主要粮食作物由菽粟变为粟麦,占据主食地位的菽又被麦所取代。中国是野生大豆的原产地,尤其是在华北、东北等雨量比较丰沛的低湿地带,野生豆种很多。从营养的角度上,粟、麦等粮食作物的成分主要是碳水化合物,大豆的成分中却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可以弥补缺乏肉类、鱼类的不足。麦不是中国原生的物种,而是原生于高加索山脉西麓及西南亚、地中海一带,中国是后来引进的。但这一引进过程在史前时代晚期已经完成。至今中国新石器文化遗址已发现数千处之多,但均未有小麦的确切物证。到了殷商和西周时期,在卜辞和《诗经》中已经有“麦”字。 从字形上看,谷类作物名称均从“禾”旁,惟独麦类从“来”旁,也反映出麦类是从外间传入的。

大豆和小麦的种植特点是需要更多的水,这一点对于华北平原来说要相对有利。大豆的需水量比粟高,几乎是粟的三倍。小麦(冬小麦,汉代称为宿麦)是两年生植物,秋冬春三季都需要相当均匀的水分。这两种作物都不适于黄土高原的半干旱型气候,所以直到西汉董仲舒时仍有“关中俗不好种麦”之说。而河北平原地带东面靠海,西面靠太行山,海面上的湿润空气至此抬高,遇冷凝聚,易于降雨。河北地区的年平均降雨量在500至750毫米之间,比黄土高原的年平均降雨量250至500毫米几乎高出一倍,恰好能够弥补以小麦取代粟黍的不足。即使河北平原的降雨多集中在夏季,分布不均匀,其总的气候条件也还是要比黄土高原有利许多。同时,河北平原上沼泽湖泊很多,这又十分有利于大豆的生长了。战国秦汉时期主要粮食作物品种结构的改变无疑对河北地区的农业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铁制农具和牛耕的运用是具有普遍性的,而河北平原地带的湿润气候却是独特的。

不过,单从降雨量这一点,还不能对河北平原的农业生产估计过高。因为到了战国时期,对于农业生产有巨大影响的另一因素灌溉也同时出现了。说起来最早实行人工灌溉的地方还是在河北平原上,但是随之而来的宏大和持久的灌溉工程却以关中、巴蜀和淮河流域为重点。 中国古代农业灌溉的记载,一般认为始于《诗经·白华》中的“滮池北流,浸彼稻田”一句。到春秋时期,《左传》中最早有关灌溉的记载是襄公时期郑国子驷、子产的“为田洫”和使“田有封洫”。另据《淮南子》记载,春秋时期还有楚国的孙叔敖“作期思之陂,而灌雩娄之野”。不过这三条记载都不明确,过于简略。

中国古代的农田水利灌溉开始得特别晚,较西南亚的古印度文明几乎要晚四千年,在世界上其他主要古文化中灌溉的起源也以中国为最晚。在史前、殷商和西周的考古遗址中,至今未发现灌溉的痕迹。古代先民所居住的地方均为台地或小丘冈,在有效地防止水害的同时已难以再从事灌溉。即使是在灌溉云起以后,中国的水利事业也常常是为了许多其他的目的,比如漕运和交通、以邻为壑、防治水患等等,许多是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直到战国时期,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才骤然开始。

所以,也有学者(如黄耀能)认为,到战国初年西门豹引漳水溉邺,才是“中国古代凿渠引河水灌溉农田的最早记事,也是中国古代北方经营渠水事业的开始”。据《史记·河渠书》记载,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邺为魏文侯时都城,其地在今河北临漳西南,北距后来赵国的都城邯郸仅六十里。河内为地区名,春秋战国以黄河以北,漳水、太行、王屋山以南为河内。褚少孙在《史记·滑稽列传》中又详细补记了西门豹发民开凿十二渠的经过,同时也生动叙述了西门豹惩治河伯娶妇恶俗的著名故事。又据《吕氏春秋》记载,梁惠成王(魏襄王)时,上距西门豹治邺已近百年之久,所凿十二渠荒废,所以又有史起继为邺令,重新加以疏通。《汉书·沟洫志》、《水经注》、《括地志》等书都曾论及此事,左思《魏都赋》中也有“西门溉其前,史起濯其后”之句,说明到汉魏时该渠仍然存在。至于十二渠的成效,《水经注》说它所流经的地区“咸成沃壤”,《吕氏春秋》中并且有“终古斥卤,生之稻粱”的记载,说明它成效显著。

以后,灌溉技术由魏国西传到秦国。秦国相继兴修了都江堰和郑国渠两个水利工程,掀起了战国秦汉兴修水利的高潮。西门豹所凿十二渠的长度不超过二十里,而郑国渠连接泾水和洛水,自西向东绵延三百余里,灌溉面积有四万多顷。渠水所经之处咸成沃野,每亩所收高达六斛四斗。汉武帝时,“用事者争言水利”,先后开凿了漕渠、河东渠、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灵轵渠、成国渠和湋渠等。这些水利灌溉工程大都处于黄土高原地区,特别是集中在关中一带。与此同时,淮济之间的鸿沟、邗沟古运河水系,河南及淮汉流域的陂水事业也日益开辟和完善。特别是由东汉庐江太守王景所修复的芍陂(又名期思陂),周回百二十余里,尤为著名。而河北平原地带终战国秦汉之世,却很少有人再度开发。不仅没有开发,而且反而增添了黄河在馆陶、灵县等地的多次决口,使得魏郡、清河、信都、渤海等郡倍受其灾。 由于有铁器、牛耕和水利灌溉等新因素的介入,到战国秦汉时期,北方的农业已由过去比较粗放的经营转为比较集约的经营,由过去遍布各地的分散的点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统一的农业基本经济区了。战国秦汉农业基本经济区的范围包括陕西的关中、山西的汾水下游、黄河以北的河内以及河南和山东的大部分地区。也就是说,关中、中原、齐鲁这三大区已经连成为一片。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1936)解释“农业基本经济区”的含义是:不仅农业生产较其他地区优越得多,呈现出高度的自给自足,而且还处在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直接控制下,是国家政治的强有力支柱,“以致不管是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

这一时期燕赵区域的农业经济也已由春秋时的燕都蓟城一个比较发达的点,发展成为近乎连成一线的若干个点。据《史记·货殖列传》和《盐铁论》等记载,这时期燕赵区域的经济都会有燕、涿、沙丘、中山、邯郸、卫、温和轵。燕即蓟,涿在今河北涿县,沙丘在今河北广宗,中山在今河北定县,邯郸在今河北邯郸。卫即周初康叔及殷民七族所建之国,曾建都朝歌(今河南淇县)、楚丘(今河南滑县)、帝丘(今河南濮阳)和野王(今河南沁阳),此指野王。温在今河南温县,轵在今河南济源。野王、温、轵三地均在当时所称的河内境内,位于黄河以北。这些经济都会除沙丘的位置比较靠东以外,基本上是沿着太行山西麓南北排成一线。北端偏向东延伸到燕山南麓,南端偏向西延伸到太行山、王屋山南麓。

虽然如此,对于战国秦汉时期河北平原的农业经济,并不能估计得过高。在全国范围的农业基本经济区内,只有北部边缘的河内是在黄河以北,而且河内虽然处在河北平原地带,与赵都邯郸相毗邻,但在文化上,它以及在东面的濮阳,与黄河以南的梁、宋、洛阳关系十分亲近,受到中原的较大影响。在以蓟和邯郸为中心的广大燕赵区域,农业发展的水平很不乐观。在《周礼·职方》和《史记·货殖列传》中,始终没有提到这一区域的粮食作物。而在其他地区,却有许多诸如关中“膏壤沃野千里”,“好稼穑,殖五谷”,齐国“膏壤千里,宜桑麻”,鲁国“颇有桑麻之业”,梁宋“好稼穑”的记载。《周礼·职方》只说幽州“其利鱼盐”,“其谷宜三种”。旧注三种为黍、稷、稻,劳干认为当改作黍、稷、麦。《史记·货殖列传》中同样只是说到燕地的物产是鱼盐枣栗,并有“中山地薄人众”的话。由此可知当时河北平原的中部和东部,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上古以来沼泽遍布、丛棘茂盛、猛兽出没的自然生态。

到东汉时期,就郡国的设置来看,河北平原的西部一线自北向南设有广阳(即原燕都蓟城)、涿郡、中山、常山(今河北元氏)、赵国(即原赵都邯郸)、魏郡(即战国魏国邺县)和河内(今河南武陟)七个郡国。平原中部一线设有河间(今河北献县)、安平(即西汉信都郡、今河北冀县)、清河(今河北临清)和东郡(即原卫都濮阳)四个郡国。平原东部一线设有渤海(今河北南皮)和平原(今山东平原)两个郡。郡和侯国的治所既是地方性的政治都会,也是农业水平比较高和人口比较稠密的地方。郡国设置由西向东逐渐减少,说明在东汉时河北平原的东部和中部尚未开发到与平原西部足以相提并论的程度,也说明直到东汉时期,河北平原的农业仍仅限于若干个点或南北走向的三条直线上。

史念海《战国至唐初太行山东经济地区的发展》(1962)一文指出,事实上自秦至东汉以来,河北平原的东部和中部虽有南北纵贯的陆路交通存在,但相当偏僻。平原东部只有渤海、平原两郡为支点,实际上也很难构成一条通道。除了战国时燕、齐两国交聘用兵及后来秦兵由燕国南下灭齐可能使用过这条道路以外,很难认为它会吸引各地的商贾自由往来。秦时秦始皇最后一次出游归来,由齐地北行,至平原津而病,崩于沙丘平台。平原津即平原郡跨越黄河的渡口,秦始皇过平原津后,就折向西行,并未北上,说明平原东部的南北道路很难行走。平原中部的境况也相差无几,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未建国时,北行至蓟,适值卜者王郎在邯郸起兵,蓟城响应王郎,刘秀经芜萎、饶阳、下曲阳、下博和信都一线南逃,仓皇落荒而走。史书称其“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时寒,面皆破裂。至滹沱河,无船,适遇冰合,得过,未毕数车而陷。进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之”。充分说明了这条道路的荒僻。

河北平原地区农业的发展,以汉魏之际曹操的经营河北,开凿白沟渠、利漕渠、平虏渠、泉州渠各渠为转折点。曹操在与占据邺城的袁绍征战时,为了进军运粮的便利,首先开凿了白沟和利漕渠。白沟由今河南浚县境的淇水入黄河之处,引淇水北流入洹水,入口在今河南内黄县境。利漕渠进一步引洹水沟通漳水,其南口在今河北丘县,北口在今河北曲周。这样再经漳水上溯,就可以一路到达邺城。袁绍败亡之后,其子袁尚、袁熙北依乌桓。曹操为了灭绝后患又移师北征,在北征过程中开凿了平虏渠和泉州渠。平虏渠沟通滹沱河和泒水,其地在今河北饶阳县境。泉州渠沟通泃水和潞水,其地在今天津武清县境。滹沱河与漳水下游是相通的,因此平虏渠和泉州渠虽然较短,却得以将河北平原上的主要水系贯通起来,形成一条由南到北的水上通道,从而对河北平原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白沟渠的南口称枋头,因建渠时曾使用大枋木作堰遏制淇水使入白沟渠而得名。东晋时前燕慕容垂都邺,桓温北伐前燕,即曾进至枋头,后因时届暮秋船运不继而退兵。平虏渠的南口称虏口城,石赵和苻秦曾据以为博陵郡的治所。一说唐代姜师度所开平虏渠即曹操平虏渠旧迹,可见诸渠影响之远。白沟渠等渠的开凿,使得漳水上的古都邺城更加繁荣,与洛阳、许昌等处并列为五都之一。同时起初为西汉十二刺史部之一的冀州刺史的治所,也由高邑(今河北柏乡)和邺城东移至信都,并且自北魏以后始终不再改变。北魏隋唐时期四大山东(太行山以东)士族崔、卢、李、郑之首的崔氏也是依据博陵起家。信都和博陵郡都位居平原的中部,说明这一时期河北区域政治和经济的繁荣已经触及到了平原中部的腹心地带。

到了隋代,隋炀帝在河北平原地区开凿了永济渠,使之与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共同组成贯通全国的水陆联网,更为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势所必然的形势。大业四年(608),隋炀帝调发军民百余万开凿了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全长二千余里。永济渠的作用和曹操开凿的白沟诸渠相类似,但是它规模更大,影响更为长久,地理位置也更加偏东。到了唐代,在永济渠的附近又开凿了许多小的支渠。如贝州经城有张甲河,镇州获鹿有太白渠、大唐渠、礼教渠,冀州南宫有通利渠,堂阳有堂阳渠,衡水有羊令渠,赵州平棘有广润陂和毕泓,宁晋有新渠,昭庆有沣水渠,柏乡有千金渠,瀛州河间有长丰渠。据《新唐书》记载,唐代江南道兴建水利共七十四项,居全国各道之首。河北道为六十二项,居全国第二位。但是唐代江南道的范围极广,而河北道的水利兴建又几乎都集中在永济渠的两岸,因此河北平原地区水利兴建的规模和效果十分可观。

这些水利的兴建增加了永济渠的水量,便利了交通运输,同时也有利于农田灌溉和土壤改造,二者都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不过比较而论,便利交通运输上的意义显得更加重要。纵观一千年间河北平原区域迟缓的农业发展历程,农田灌溉和土壤改造虽然为集约化经营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然而交通运输的发达似乎更使这一区域的大规模开发成为可能。如前文所述,灌溉起初对于河北平原不似对于黄土高原那样为旱地农耕之首要,因为二者的初始条件不同。水利之于河北平原,首先起着一种命脉贯通的作用,它通达周流,是生命活力的象征。从汉魏之际的白沟诸渠到隋唐时代的永济诸渠,是畅通的流水激发了河北平原的农业潜力。

到唐代中期,河北平原的农业开发终于达到鼎盛。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遍布各地的郡县建置和人口的增加,据《新唐书》记载,开元二十八年(740)河北道位于平原地带的州郡有怀州河内郡、魏州魏郡、博州博平郡、相州邺郡、卫州汲郡、贝州清河郡、邢州巨鹿郡、洺州广平郡、镇州常山郡、冀州信都郡、深州饶阳郡、赵州赵郡、沧州景城郡、德州平原郡、定州博陵郡、易州上谷郡、幽州范阳郡、瀛州河间郡、莫州文安郡、平州北平郡、蓟州渔阳郡等二十一个,属县一百四十八个,人口九百四十七万,平均每县人口为六万四千人。据梁方仲测算的唐十五道人口密度,最高的为都畿道,每平方公里平均人数为58.70。河北道仅次于都畿道,每平方公里平均人数为56.76,其中尚包括属于山区的部分。河南道居第三位,每平方公里平均人数为38.20;江南东道居第四位,每平方公里平均人数为31.14,与河北道均有较大差距。

众多的州县治所和稠密的人口业已严密地覆盖了整个平原地区。其中人口最多的州为魏州,总数在一百一十万以上。贝州、冀州二州也很不少,总数超过了八十万。以每县的平均人口论,瀛州、沧州、贝州三州每县的平均人口均在十万以上,说明平原中部和东部的人口已显著增加,有的地方甚至超过了西部。人口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因素,人口的多少并不直接等同于文明程度的高低。明清时期河北平原人口密集,对农业发展造成极大压力,表现为极高的土地生产率和极低的劳动生产率。但是在唐代以前,它却是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地方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极大地改变了战国秦汉时期“地踔远,人民稀”的状态。

河北平原的农业,北魏时已有“魏之资储,唯借河北”之说。《隋书·地理志》更是遍列信都、清河、河间、博陵、恒山、赵郡、武安、襄国为重要的产粮区。唐初贞观时曾诏令洛、相、幽、徐、齐、并、秦、蒲等几个比较富庶的州设置常平仓,其中相州和幽州都在河北。开元天宝时期(713-756)是唐朝最强盛也是全国积粟最多的时期,各道正仓所储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关内道四道都超过了一百万石。天宝八载(749)河北道为一百八十二万石,居全国第三位。义仓所储,超过一千万石的仅有河北道、河南道两道,河北道为一千七百五十四万石,居全国第一位。常平仓所储计一百六十六万石,也居全国第一。屯田仅自幽州至榆关(今山海关)就有二百零八屯,天宝八载屯粮四十万石,占全国屯粮总数五分之一以上。唐前期每年运到长安的漕粮不过二十万石,数目不大。开元时裴耀卿主张多运江南粟米接济长安,而在他主持漕运时,实际上却是“益漕晋、绛、魏、濮、邢、贝、济、博之租输诸仓,转而入渭”。这八州中,魏州、邢州、贝州、博州四州在河北道,而如果是以现在的黄河而论,则濮州和济州二州也在黄河以北。裴耀卿三年间共漕运粮食七百万石,为当时所称道。稍后,韦坚治汉隋运渠,仍是“通山东(太行山以东)租赋”,一年之中“漕山东粟四百万石”。由此可知当时的漕粮并不完全输自江南,其中河北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唐朝中期,全国并有大量的兵甲衣帛钱粮聚集在河北的清河,当时号称“天下北库”。

与关中、中原及汾晋等相邻区域相比较,《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说中原、汾晋“夫三河在天下之中,土地小狭,民人众”,《新唐书·食货志》说“唐都长安而关中虽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都已指出关中、中原及汾晋虽然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与政治优势,但却同样要受到地狭人众的限制。河北平原起初虽然曾有河湖密布、丛棘遍地、野兽出没的忧患,以至它的经济发展一度甚为迟缓,但是最终却可以以其土地的宽敞辽阔而颖出于时,显示出其后来者居上的深厚潜力,一跃而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农业经济区之一。唐代长安的粮食供应主要依赖于关中、河北、河南、江南几个产粮区,其中河北十分明显地已处于不可或缺的地位。河北不仅在其自身的文明发展中已趋向饱满,而且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局势中也已占据一鼎之足的地位,跳出了其地区性的局限。其得失进退,足以影响全国大局,正符合了冀朝鼎所概括的全国“农业基本经济区”的含义。

可以想见此时河北平原的景观已经一改林莽茂密、猛兽出没的原始生态。城邑星罗棋布,人户繁滋,闾阎相望,桑麻翳野,水陆道路四通八达,田野粟麦一望无际。以往水泽丰沛的景象并未改变,只是人工开凿的水道已将天然的河流一一引领贯通。以往青翠碧绿的地貌也并未改变,只是成片的桑林取代了野生的丛棘。自秦汉至隋唐的一千年间,农业基本经济区的中心先是在关中、中原、齐鲁一线,自唐后期至宋代又南移到长江流域。但是在这一转变中间,全国的经济重心还确曾向河北平原倾斜。这一过程虽然短暂,但却不容忽视。尤其是河北平原农业发展的最盛期竟与盛唐这一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发展的最盛期相同步,从其本质上的联系到其外在的象征意义都很值得作一番思考。

四、天有其时,地有其财——农业发展的极限

目前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探讨古代文化和农业社会,其目标最终都要归结到使古代文化和农业社会实现从古代到现代的变革这一点上。本书由主题所规定,不直接探讨实现变革的问题,而着重论述古代文化和农业社会本身;不过其中仍然含有探讨使古代文化和农业社会实现从古代到现代变革的途径与模式的寓意。

中国古代的农业在没有现代科技和工商因素介入的情况下,也足以获得社会的稳定。广义上的文明的含义与经济发展的程度没有直接的关系,有一种存在方式就有一种文明样式,但是成熟的农业确实可以创造出高度发达的文明,这也是不容置疑的。不过,这种高度发达的文明不能获得经济上的持续增长,它不具备这种性质,它是有限度的。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社会是和谐稳定的社会,但同时也是封闭静止的社会。

农业社会的发达程度是有限度的,但是人们对于财富利欲的需求是无限度的,这是一个难于解决的矛盾。决不能认为古代的哲人没有看到这一点。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这个问题有普遍的关注,从对财富和人性的阐述一直上升到了对宇宙本体的分析。接受农业文明是许多人经过一番现实、理性的选择之后的共同结果。或者选择农业文明,获得和谐稳定同时接受封闭静止;或者顺从人们对财富利欲无限度的需求,而使华夏文明毁于一旦。不具备充分满足的客观条件,不可能和谐稳定与持续增长二者兼得,也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供选择。实际上从仰韶时代直到春秋战国,选择都是惟一的。

在选择了农业文明以后再探讨持续增长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对农业文明进行选择时,就已经探讨过并且放弃了这个目标。农业文明不具备维持社会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而且也不承担这个责任。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主要探讨的是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秩序棗也就是选择的问题,而在秦汉以后人们只是继续探讨如何维护这种社会秩序棗也就是具体操作的问题了。在这时农业文明所承担的责任只是利用有限的财力物力使其自身保持良性循环,而不是出现恶性循环。

在先秦诸子中,道家中的老子首先指出了天道与人道的矛盾对立。老子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庄子也说:“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天道之与人道,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还说:“人心(人道)排下而进上。”道家本来是认为天道与人道相一致的,只有一个天道,人道取法于天道,不承认在统一的天道之外还存在另一个人道。但是现实考察的结果确实证明了有一个独立的人道与天道对立。人道损不足奉有余,排下进上,使多的更多,少的更少,而天道平均。人们对财富利欲的无限需求与和谐有序的宇宙截然对立,所以庄子进而指出:“由是观之,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批评人类社会是“倒置”,是“往而不返”,说:“无以人灭天。”道家未能实际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但是其对矛盾的揭示直到现在仍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

儒家一派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采取了现实的态度。孔子主张“敬鬼神而远之”,荀子主张“明于天人之分”,实际上是化简去了对宇宙自然的思考。宇宙自然的终极原因是人类难以得知的,人类社会的事情宇宙自然也同样难以主宰。所以荀子说:“唯圣人为不求知天”,“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明于天人之分就是天人分治,天有天职,人有人事,二者互不相干。其中所包含的意义可以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说人类可以完全顺从自己对财富利欲无限度的需求,而向自然界毫无顾忌地拓进;一方面是说人类与自然界难以沟通,对客观环境的优劣无可奈何。荀子在其《天论》中起初确曾有过开拓自然的意境,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但是最终荀子还是放弃了这一方面的思考,而专心于建立一种封闭的和独立于自然界控制的社会秩序,即礼制。

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其中所说的贫与不贫、寡与不寡,并不是实有形态的绝对数值,而是概念思辨和心理上的含义,是如果社会财产分配公平则无所谓贫与不贫、寡与不寡的意思。这和近代《英轺私记》中“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贫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胜为强”的思考方式是一样的。荀子也说:“天下害生纵欲,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物不能赡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又说:“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固有余足以衣人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所说的足以食人、足以衣人也是就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方面而言的。孟子在描述其王政理想时,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虽然认为可致富足,但其所达到的程度十分有限。儒家一派在论述社会经济时,对于富足程度的描述往往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而不具有绝对的意义。 荀子在《天论》中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已经明确指出了自然界财富的有限和不足性。此后,如汉代贾谊说:“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唐代陆贽说:“地之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也都明确提到了农业生产的极限问题。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有助于对传统农业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所面临的困境作出恰如其分的估计。

以下就粮食产量、土质、植被、物种四方面作一探讨。

粮食产量。《汉书·食货志》记载战国初期李悝在魏国“尽地力之教”时的粮食产量是:“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一石半。”据吴慧计算,此亩为战国时周亩,合今0.328市亩。石为汉代大石,合今0.333市石。折成今量为亩产205.8市斤。《管子·轻重甲》又说:“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百亩之收,不过二十钟。”一钟为12.5小石,合7.5大石,说明战国时齐国的产量与魏国相同,都是亩产一石半。

西汉时期的粮食产量,据《汉书·食货志》从荀悦《前汉纪》所记晁错之语,百亩之收为三百小石粟或一百大石米,折成今量为亩产281市斤,较战国时略有增加。

土地的潜力和限度,据《孟子·万章下》和《礼记·王制》记载:“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就是说每户农民平均两名劳动力耕种一百亩土地,中等情况可以供应九人,较高的限度可供十一人,较低的下限则降到七人。《吕氏春秋·上农》也说:“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管子·揆度》则说:“上农挟五,中农挟四,下农挟三。”综合看来,其最高的上限指数为十一,最低的下限指数为五。其跨度为相差一倍稍多。

在两种情况下粮食产量可以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其一是精耕细作。中国古代精耕细作的传统开始得很早,到战国时已相当成熟,在辨土、审时、深耕、除草、通风、培本、治虫、施肥等各个环节,特别是在人工灌溉保墒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吕氏春秋·审时》中说到:“得时之禾,长秱长穗,大本而茎杀,疏穖而穗大,其粟圆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强。得食之黍,芒茎而徼下,穗芒以长,抟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噮而香。得时之麦,秱长而茎黑,二七以为行。而服薄(禾旁羔字)而赤色,称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泽且有力。”已经细微到分辨粮食的色香味并注意到它的营养价值和美容价值了。李悝在魏国行“尽地力之教”,是典型的精耕细作经营,其成效“上熟其收自四,中熟自三,下熟自倍”。也就是说它的产量可较一般亩产多二至四倍。《荀子·富国》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再获也是二倍。西汉时赵过发明代田法,成帝时氾胜之发明区种法,也都是典型的旱地集约经营,区种法甚至要求在大旱时节“负水浇稼”。实行代田法后,“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善者倍之”。实行区种法后,“一亩常收百斛”,“十亩收千石,岁食三十六石,支二十六石”,“胜之试为之,收至亩四十石”。其产量是一般耕地亩产的55至14倍,成效尤为显著。然而区种法的要求甚高,实际上难于大面积推广。

其二是引水灌溉。汉代王充《论衡·率性》追记战国魏国的灌溉说,魏之行田百亩,邺独二百,西门豹灌以漳水,使成膏腴,“则亩收一钟”。战国时秦国开凿郑国渠,灌泽卤之地四万余顷,也是“收皆亩一钟”。一钟为十小石,产量约当今亩产千斤左右,为一般亩产的三倍多。《汉书·沟洫志》载贾让上书总结水利灌溉的成效说:“若有渠溉,则盐卤下湿,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概括说来,战国到西汉时期的粮食产量要超过一般产量的一倍,还是比较常见的。在用力特勤或比较特殊的情况下,也可以达到一般产量的四到五倍,超出十倍的情况则极为少见。《荀子·富国》说:“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超出中等产量一百倍是不可能的,“百倍”与“不半”相对称,“百”为虚词,实际上仍为一倍。

汉代以后各代粮食的产量,西晋北魏时仍为汉小石三石即今每亩281斤的水平。唐代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又有提高和改进,亩产粟平均为一石。李翱《平赋书》说:“一亩之田,以强并弱,水旱之不时,虽不能尽地力者,岁不下粟一石。”唐一石合汉亩汉量为每亩3.81石,较汉代增加27%。水田的产量较旱田为高,南宋时江南地区亩产稻谷四石,合汉亩汉量为亩产4.288石。元明清各朝粮食产量变化不大,以清代论,平均水田亩产复种为二石,一季单产近三石,合今制每市亩292到438市斤。北方麦粟复种及粟豆单产均为每亩二石,合今制约为每市亩303市斤。所以,吴慧等学者认为,在历代粮食产量中,汉代的亩产三小石可以看成是一个基数,其后产量即使有所提高,相差也不会太远。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1985)说:“在封建社会生产力无突出变化的条件下,城乡平均每人耕地四市亩,五口之家的农户耕地二十市亩,亩产281市斤,每个农民月食米40市斤,是一个常率。”

据中国古代的史实而言,在当时条件下,旱地农耕或者包括江南水种在内的自然经济,要想大面积持久地提高经营效率是有困难的。局部地区和一定时期内即使集约化的程度再高,粮食产量的增加仍不过是李悝、氾胜之等人的估计,高者一倍,再高至四五倍。极言之,最高不得超过十倍。中国古代称十为大数、极数、满数,十倍之数已到极限。传统农业的经营充其量是有限的。《荀子·富国》说,如果“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这样的情况是可以达到的,西汉时期曾有“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的事实,但即使是这样,也仍然改变不了自然农业经济不能持续增长的本质。土地中所出产的财富虽然可以有很高程度的积累,可以年年再生,但是每一次再生产都必须回到前一基数上重新开始,逐级递进。这一点就决定了古代社会的经济和文化也只能是前后相因,朝代更替循环不已,封闭于有限的限度之内长期停滞不前。

土质。全国各地的土质有很大不同,黄土高原的土质是经典型黄土,具有“自行肥效”的功能。河北平原的土质是次生黄土,这种土质保持肥效的途径不是靠“自行肥效”,而是靠“自行更新”。河北平原是冲积平原,直到今日,每当夏季暴雨过后,还可以见到大量的挟带泥沙的急流自山上奔泻而下。由洪水挟带产生的泥沙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含有丰富的肥料。

西汉时在关中的泾水流域已经有“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的记载。唐初大臣长孙无忌也说过:“白渠水带泥淤灌田,益其肥美。”在河南的颍水、洛水,山西的玉河、涑水,也都有同样的记载,说它们:“夏秋淫雨,辄泛涨弥漫,溃决难防。然浊流一奔,所过即为沃野。”“田亩一经灌溉,肥饶倍长。”“河砂平滩,一二年间,淤成膏腴。”有关文献同时还记载说,有时河水数年不溃决,两岸土地即硗薄,百姓为了增加土地肥力,往往私自挖开堤防。 河北平原也是一样。清代大臣陈仪、陈宏谋、孙嘉淦和方苞等人都曾说到永定河“填淤肥美,秋禾所失,夏麦倍偿”,“永定浊泥,善肥禾稼,所淤处变瘠为沃,其收数倍”。并具体说明当河流流经固安和霸州时,河堤淹失,两县一二百里间一片汪洋。而在十天左右之后,洪水退消,淤沙之地肥美异常,俗称之为“金铺地”。 据科学计算,中国北部夏季洪水中泥沙的重量约占14%~22%,表明每一次降雨,就要随着山上泻下的洪水中带来数千吨肥饶的淤泥。洪水对社会的影响是具有两重性的,它一方面造成了经常性的洪涝灾害,另一方面又周期性地不断更新土质,保持土壤的肥力。秋粮夏补,上游损失下游补,危害与收获大体上持平。洪水在沿河地区所造成的灾情固然是悲惨的,然而这里的土壤有生命力,新鲜而且宜于耕种,还可以周期性地更换其自然状态。所以,中国的农民总是有着具有生命力的和属于处女地的土壤。即使因为人们的连年耕种,其肥力有降低的倾向,那也只要采取一般的施肥措施,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由于有黄土高原土质“自行肥效”的功能和河北冲积平原土质“自行更新”的功能,曾经有人如西姆柯维奇(V.G.Simkhovitch,1921)称中国的农业为“持久农业”,指出即使不科学地补充无机质肥料,这种存在于很狭小的地面之上的集约农业,也能够无限期地维持下去,这就是古代罗马文明所以衰落而中国文明得以长期延续的原因。

然而,这里所说的持久延续、无限期的延续,同时也正是一种有限度的延续。因为在每一次洪水泛滥的周期之内,土质的肥效以及基于此的粮食产量都要重新回复到前一周期的最低水平,由此重新起步,周而复始。

植被。先秦法家一派如商鞅、韩非等人都认为,上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故刑法不用,甲兵不起;近世人民众而禽兽寡,故争,内行刀锯,外用甲兵。从上古到近世,在耕地的开垦方面,也同样会有一个从耕地少荒地多到耕地多荒地少的转变。先秦时期,郑国初封时是自启宇土,“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黎,而共处之”。楚国初封时,“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姜戎自称其所封地是“狐狸所居,豺狼所嗥”。可知当时许多诸侯国都是在人烟稀少或者渺无人烟的基础上建国的。到了战国后期,全国已有大量的荒地开垦出来,同时原有的耕地也多转入精耕细作的方式。苏秦到魏国时,说魏国庐田庑舍的众多、农业耕作的普遍,甚至没有刍牧牛马的地方,可见当时土地的开垦程度。 先秦时期河北平原地区的原始植被和农田开垦状况,也当与此相类。此后,在漫长的十几个世纪中,原始的自然状态的植被逐渐遭到了破坏。在气候、土壤和农耕方式一定的情况下,原始植被的破坏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战争,二是耕地开垦。和其他地区相比,黄土高原的原始植被远不如河北平原的繁盛茂密,而长江流域的植被则至今仍保存得较为完好,可以不必讨论。只有河北平原地势平坦开阔,早在盛唐时期已开辟殆尽,同时兵燹所及,也以此地为甚,向为军事要冲,因而原始植被状态的变化最为剧烈。战争对农业经济的破坏是直接的,而垦田与农业经济的关系则有一个逐渐反馈的过程。最初垦田的增加与农业经济的增长成正比,而一旦到荒地开垦殆尽,原始植被完全被破坏,生态平衡失调,引起气候和土质变迁,这时它才要反过来影响农业的发展。

古代先民获得耕地的主要办法是放火焚林,孟子曾追述这种情形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中国。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这段追述清楚地说明了当时原始生态与农耕制度的矛盾,同时也表明了火焚方法的重要。此后到西汉许慎作《说文解字》时,仍将“焚”字解释作:“焚,烧田也,从火烧林意。”直到北魏贾思勰编写《齐民要术》时,也还是说:“凡开荒,山泽田,皆七月。芟艾之草,干即放火,至春而开垦。其林木大者,(罃旁刂)刈之,叶死不扇,便任耕种。三岁后,根枯茎朽,以火烧之。”也就是说最初先不急于将树木完全焚去,而是先割断树皮,使树木干死,这时已可开始耕种,三年以后,树木完全枯朽,再最后焚尽。在伐木工具比较落后的古代,这确实是一种简便易行的办法。

战国时期,原始植被的破坏和农业发展是同步展开的。在关中、中原、齐鲁等农业基本经济区内,当时已普遍出现了地狭人众的记载。不过河北平原地区如前文所述,直到两汉时期农业发展的程度还不是很高。魏晋时期,北方经过战乱,人口锐减,耕地荒芜,于是曹操将汉代行之于边郡的屯田制度转行于内地。由于有大量的无主荒地,才能将土地收为国有,强制军民从事军屯和民屯。所以,曹操推行的屯田制实际上就是一种荒地开垦的政策。稍后,到西晋时期的占田法,和屯田制一样也是一种荒地开垦政策,是以土地私有来鼓励农民发挥垦荒的能力。占田制规定,男子一人占田限额是七十亩,女子是三十亩,不论耕种面积多寡,男子只有五十亩田地必须缴纳租税,女子则只有二十亩,多余土地全归私有。

北魏和北齐实行均田法,其性质也和屯田、占田相同。政府将土地以丁口为单位授给农民,男子受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麻布之土则受麻田四十亩,女子受露田二十亩;奴婢和良民一样也可以受田;在授予露田时实际亩数都按应授亩数加倍授予,“三易之田”休耕二年,再加一倍。这说明在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农业水平尚有明显的粗放色彩,均田法主要目的不是均田均地,而是要使有限的人口尽可能充分地占有大量的荒地。

唐代的前期仍然实行均田制,但是到唐玄宗时期,应该授给的耕地亩数实际上已很难足数授予。于是耕播方式也发展为麦和粟二年三作的套播,农作技术由粗放趋于精细。这一方面是由于人口的增加,另一方面则说明了新开垦的土地日益广阔,而未经开垦的荒地棗至少是平原地区的荒地已经不多了。元结《元次山文集·问进士》说:“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正是由于北方的荒地已开垦殆尽,所以到盛唐以后,对于江淮地区山田的开发(畬)才骤然开始。

耕地开垦的过程同时也是植被遭到破坏的过程。垦荒之后,原始生态环境中所孕含的活力也耗散一尽。由于原始生态失衡,原有的大陆性气候的不利影响更加突出。高山裸露,地表对雨水的存含能力降低,使春季少雨季节更加干旱。夏季雨量集中,上游是严重的水土流失,下游造成洪水泛滥。田地被冲毁,下游排水不良的地方土质盐碱化,严重的地方积成沼泽,酿成蝗灾。自汉代到清代,河北平原上有记录的旱涝灾害连续不断,总数在一千次以上。旱涝有时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地点同时发生,有时甚至在同一地方春季遭受旱灾,夏季又遭受洪涝。历代政府都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以修筑堤防,防治水患。从宏观的气候变迁上看,生态失衡更加助长了这一地区近五千年以来的气候由温暖湿润向寒冷干燥的转变。植被的恢复周期很长,气候的转变周期更长,这一点尤其使河北平原地区总的生态景象呈现出不乐观的阴影。农业的发展破坏了生态的平衡,而生态环境又反过来从最根本一点上使农业的继续发展成为不可能。事实上从唐代中叶以后,河北平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就盛极而衰,呈现出日渐衰微的征兆。

物种。河北平原地区数千年以来的农业发展,作物品种中最重要的变化首先是丝与棉的代换。中国是桑和丝的原产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丝帛实物发现。在河北平原地区范围内,殷墟商代甲骨文中已有蚕、桑、丝、帛等字,武丁时期占卜省察蚕事的卜辞有九次之多。1972年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中出土的觚、爵、戈等器物上,发现有附着的丝织品痕迹,据观测为蚕丝纤维,并且大体上可辨认出有五种不同的规格。台西村遗址的年代比殷墟更早,属于商代前期。在甲骨文中还记载有蚕神,称为“蚕示”,祭祀时要用三牛或三羊等,典礼十分隆重,同时在殷墟的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玉蚕,与甲骨文的记载相印证。《尚书》中说帝太戊时“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七日大拱”。《帝王世纪》中说:“商纣王多发美女,以充倾宫之室,妇女衣绫执者三百余人。” 到了周代,《诗经》中如鄘、卫、郑、魏、唐、秦、曹、豳诸风以及周颂、鲁颂,都提到蚕桑。在《诗经》所列全部木本和草本植物中,以出现篇数论,桑居第一位,涉及到河北平原地区的主要有淇水流域的卫(今河南淇县)和鄘(今河南汲县),其中以鄘风中的《桑中》和卫风中的《氓》二首最为著名。《桑中》诗说:“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氓》诗说:“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又说:“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桑中为地名,但亦应为其地多桑林而得名。西汉常山郡亦有桑中县(今河北灵寿),也应是此类。《诗经》十五国风中没有燕风,但据《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燕、代田畜而事蚕”。荀子为赵人,也曾写有一篇《蚕赋》,说蚕“食桑而吐丝,喜湿而恶雨,功被天下,为万世文”。说明直到战国汉初,不仅在河北平原南部的赵有桑蚕,而且在北部的燕和西北部的代也都以桑蚕著名。

东汉末年战乱时,袁绍在河北乏粮,曾利用桑葚补充军队的给养。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也记载当时黄河以北富裕人家由于种桑甚多,收藏桑葚多至百石,少的也有数十石,饥荒时有很多人借以活口。魏晋时规定的行之于北方的户调制度是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可见当时户户都产绵织绢。《三国志·杜畿传》并且说冀州是“户口最多,田多垦辟,又有桑枣之饶,国家征求之府”。北魏太和中规定进贡绵绢的州一共有十九个,其中冀、定、相、怀四州都在河北平原上。冀州和定州所征的绢,每年在三十万匹以上,故当时有“国之资储,唯藉河北”之说。后赵石勒曾任右常侍霍皓为劝课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劝都尉陆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又建桑梓苑于襄国(今河北邢台),所植桑树至北魏犹存。顾炎武《历代宅京记》引郦道元《水经注》说:“漳水又对赵氏临漳宫,宫在桑梓苑,多桑木,故苑有其名。三月三日及始蚕之月,(石)虎帅皇后及夫人采桑于此。今地有遗桑,墉无尺雉矣。”北齐曾在冀、定二州设置绫局、染署和桑园部丞,掌管桑蚕及织造。颜之推由江南来到北齐,惊叹说:“河北妇人织紝组紃之事,黼黻锦绣之工,大优于江东。”

唐代前期实行租庸调制,其中的“调”是每丁每年输绢二匹,绫絁二丈,绵三两,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河北平原地区多输绢而不输银,实际输纳时还常常以绢代“庸”,另加六丈(一匹半)。开元年间关中地区蚕桑少,庸、调都用粟米折算,而河北许多地方则用绢代租,租庸调三项都用绢输纳,以与关中地区互补,可见丝绢产量之大。不仅百姓家家有桑,官署职田中也有桑田,所产用以补充官府开支。当时河北道各州大都以丝织品作为贡赋,丝织品的种类包括绵、绢、绫、绸、锦、丝布、罗、纱、鄘、纩、缣、縠等十二类。 定州所贡丝织品有罗、绸、细绫、瑞绫、两窠绫、独窠绫、二包绫、熟线绫等八种,数量达一千五百余匹之多,堪称全国第一。仅定州人何明远一家所拥有的织机就有五百张。但定州所产丝绢在河北道各州中还不是最好的,唐代贡赋丝绢共分八等,定州仅为第四等。同为第四等的还有洺、邢、恒、赵、莫、瀛、深、沧等州,其他冀、德、贝、博各州所产还在第三等,更要高出一等。 宋元明时期北方的桑蚕事业终于衰落,至北宋末年,经过长期战乱,河北地区经济大幅度下降,《宋史·食货志》说当时“河北衣被天下而蚕织皆废”。而棉花则恰在此时引入中国。棉花古称吉贝,系由印度语音译,宋人多称木棉。植棉技术约在宋元之际分别由南方海上和西北陆路传入中国,经元代大加提倡,至明代而大为推广。元代王桢《农书》叙述棉花的优势说:“其幅匹之制,特为长阔,茸密轻暖,可托缯帛。且比之桑蚕,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由于棉花较桑蚕成本小,周期短,因而很快得到普及。河北地区到明末时期也广泛种植棉花,即使是比较落后的东北部地区的蓟州和滦州,也已于嘉靖和万历时期植棉,中部和南部地区的保定、河间、真定、大名和广平则植棉更多。到清代,黄可润《畿辅见闻录》记载嘉庆年间“直隶、保定以南,以前凡有好地者多种麦,今则种棉花”。又说:“冀、赵、深、定诸州属,农之艺棉者什八九。”“新棉入市,远商翕集,肩摩踵错,居积者列肆以敛之,懋迁者牵车以赴之。”至道光年间,有些地方的棉花种植已超过主要粮食作物的种植,如查州(今河北高唐)境内“种花地多,种谷地少,一遇灾歉,即至束手无措。贫者无借贷之门,富者惧爬墙之害,均粮滋讼,合境不安”。可知此时棉花种植之盛,已完全取代了桑蚕之于盛唐所具有的那一地位。

棉花和桑蚕相比,至少在纤维的品质和维持自然生态两个方面,都不如桑蚕。棉花是一年生草本植物,而桑树却是木本的。古代北方的桑树与明清时期江淮、岭南地区种植的桑树又有很大不同。明清时期江南、广东地区所种的桑树都是低干丛灌型的,称为地桑、拳桑。“望之如拳,谚所谓桑拳是也。”“自平地至圆顶,能持剪剪之,最为相宜,所谓一人一手高也。园里墙外,不过高与檐齐,至高仅及一丈上下。”“桑之大利,总以七年为期。”而宋元以前北方的桑树却是高干乔木式的,后世称之为树桑。清代莲池书局所刻《树桑养蚕要略》比较地桑与树桑的优劣说:“按地桑惟无树桑之处可取用。其叶大津厚,究不如树桑。若树桑,三年已成树,可采叶饲大蚕。地桑出较早,可兼取饲小蚕。树桑培养得法,可支三十年。”《韩氏直说》又说北方地区只有在“近井园处,方可种植地桑”。

古代文献中所提到的北方桑树,都是高大的乔木型。《左传》记述春秋初年晋公子重耳在齐,跟从他的狐偃、赵衰等人密议离开齐国,谋于桑下,却不防被树上的采桑女听到。如果不是桑树高大茂密,一定不致如此。《诗经·鄘风·桑中》等诗中说情人约会是在桑林之中,如果这桑林只是低矮的桑田,岂能隐蔽行迹。汉代有一首著名的乐府民歌《陌上桑》,说:“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致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罗敷坚辞拒绝使君邀请,态度十分高昂,并不仅仅是由于“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的缘故,其中与罗敷高踞桑树枝头,使君虽乘五马之车反而低在裙下、可望而不可企及的位置也有很大关系。另据《古今注》记载,乐府民歌《陌上桑》正是创源于河北的邯郸。“《陌上桑》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后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引酒欲夺焉,罗敷乃弹筝作《陌上桑》歌以自明。”西晋初偏安江左,人们率以桑为晋之祥瑞,傅咸《桑树赋序》中说:“世祖为中垒将,于直庐种桑一株,迄今三十余年其茂盛不衰。”陶渊明《拟古九首》诗中的咏桑一首亦述此事,说:“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由其中“三十余年”、“三年当采”数语可知,这株桑也正是乔木型的树桑。南北朝时,后燕慕容农在列人(今河北肥乡)起兵,“斩桑榆为兵”。如果不是高大的乔木,也不可能充作兵器。

只有高大的乔木型的桑树才有浓密的树荫,才真正可以称得上是“桑麻翳野”。汉唐之际河北平原上桑麻翳野、家家绿树柔条、户户采桑织帛、一州之丝至数千上万匹的情景,是可以想见的。桑蚕对于北方社会最直接的意义是经济上的,其更深更远的意义则表现在生态上和文化上。从《诗经·鄘风·桑中》到汉乐府《陌上桑》,桑蚕实际上已经和粟黍稷等小米作物一样成为华夏文明的象征,成为浪漫诗人笔下特定的意象了。顾炎武说后赵的桑梓园到清初仍“地有遗桑”,至今在河北平原地带仍可偶见高大的单株桑树,树干虽枯老,春夏时节仍然绿叶满枝,令人蓦然惊忆它早年的风姿。

除桑、棉以外,其他作物品种也发生了变化。小麦由于产量偏低,成为较为珍贵的“细粮”,玉米和高粱广泛种植,成为主要粮食作物。玉米是由外国引进的高产作物,但易受水害,明末已在山东直隶种植。高粱为中国原生物种,但在元代以后始多种植,因此也有人认为元代在西征时引进了高粱的新品种。高粱的产量也较小麦稍高,但它最重要的优点是耐涝。另外一项重要的变化是甘薯(白薯)的种植。甘薯在明末经菲律宾传入福建,又经缅甸传入云南,清乾隆年间德州开始种植,并很快传到直隶。甘薯的产量较谷物高出甚多,陆耀《甘薯录》说:“蕃薯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当时直隶天津很多人靠甘薯生活,乾隆帝也曾下谕说要“使民间共知其利,广为载种,接济民食”。然而实际上甘薯的成分约为三分水一分固体,每四斤甘薯才相当于一斤谷类。甘薯的种植与棉花相似,最重要的是要追求即时效益,为了追求即时效益,久远的农作传统以及作物的品质问题只有权置不顾了。

桑蚕一去,木棉一来,毫无疑问是数千年以来河北平原地区农业经济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也是燕赵区域社会与文化发展变迁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其变化之大,以至于在现在的河北大地上,早昔桑林翳野的遗迹已难于辨识。人们对于燕赵文化中的这一景象早已淡忘,偶一追及,反觉陌生了。

五、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大一统的政治传统

随着农业文明的发展,必然要产生出对于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核心的要求。《韩非子·五蠹》中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谁能对人们提供保护,谁能使人们的生活得到改善,谁就会被推举为当然的领袖。这种领袖的权威不是先期规定的,而是自然产生的。中国古代早期先民在选择了旱地农耕作业的生产方式以后,紧接着也需要得到一种对其自身生产方式的保护。和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不同的是,中国古代政治一经产生就有一个非同一般的特点,这就是在古往今来的数千年中,它曾经从各个方面一次又一次不断地得到强化。

如前所述,大自然所提供给古代先民的生态环境是十分苛刻的,仅止于不致完全断绝生路而已。所以西周初年周公旦作《尚书·无逸》训诫成王说:“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又说殷商自祖甲之后立王,“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其中“不知稼穑之艰难”一句训诫态度异常严厉,最为典型。一直到战国晚期的农家著作《吕氏春秋·上农》中,还有“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后妃率九嫔蚕于效,桑于公田。敬时爱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等许多警诫。这些近之于怨毒的话,在后人听来,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其实中国古代生态环境的苛刻性还不仅仅是在气候、土质和物种上,威胁还来自周边的少数民族,这就是“四夷侵陵中国”。位居中原的华夏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根本上仍然是农耕生产方式与游牧生产方式的冲突。要想克服四夷的不断侵凌,一方面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保护,另一方面就是要更加严谨地恪守旱地农耕的文化传统。《吕氏春秋·上农》即曾明确指出:“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国民生计的第一要义是务农,然而务农的意义并不单纯是为了务农,而同时也是为了守战。只有比游牧生产方式更高的农耕方式才能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产生出更高的农业文明。这个农业文明需要政治的保护,政治保护不是外来的,而是产生于农业文明的内部。农业文明的发展越是完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才越是强大,对农业文明的保护才越是有效。《吕氏春秋·上农》中简短的几句话,概括了农耕事业与政治和军事三者的关系,同时也说明了政治因素所具有的双重作用,这就是对内对农业生产进行组织和管理,对外对不同类型文化之间的冲突进行防范和抵御。

殷商和西周实行分封制。如前所述,西周所实行的耕作制度井田制不可能是全国规模的,而是遍布在全国若干个点或小区上面,黄土高原的关中和冲积平原的三河是其中最大的两个小区,都城丰镐和雒邑是最大的两个政治中心。其他封国齐鲁燕晋宋卫等是次一级的小区,封国的都城是次一级的政治中心。大夫的封邑分布在各小区内,是第三级的政治中心。古代城市的主要作用就是居于经济区的中心行使政治功能。

春秋战国以后,几个主要的小区连成一片,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农业基本经济区。与之相呼应,全国的政治也趋向于统一,分封制的局面被打破。如刘向《战国策序》所说:“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道德大废,上下失序,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全国政治的统一趋向与全国农业基本经济区的形成紧密相关。在以后的各朝各代中,随着农业经济的兴衰,经济区的范围也有所改变,但统一的农业基本经济区始终存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政治也以统一为常态,以割据为非常态,其意义和作用就是为了对经济区内的农业文明实行有效的政治保护。

从农业基本经济区到四境外的游牧区,农耕文化及其政治势力的影响以基本经济区为核心,逐渐向外延伸,构成一个个放射状的同心圆。这种圆当然不是数学意义上的绝对的圆。两种类型的文化互为消长,大略说来,在西北方面,第一级是在西域,第二级是在关陇;在东北方面,第一级是朝鲜辽东,第二级是幽燕。西汉和唐朝国力大张,首先要进占的就是西域和辽东。东周和东汉国力衰微,迫不得已,关陇也是可以放弃的。汉光武帝对西域使节所说的一句话,“若各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最为诚恳。一旦关陇和幽燕沦丧,中原经济区就失去了最后的保护屏障,这种危险在以往数千年中也是经常要面临的。 诸子百家兴起以后,对于周围环境的压力认识得最为深切的,要算是儒家。儒家产生的时候,正是农业基本经济区正在形成,而全国的政治统一尚未实现的时候。新的政治统一尚未实现,而旧有的分封制下的天下共主东周朝却先已名存实亡了。于是群龙无首,上下失序,全国在政治上呈现为开放的状态。孔子考察当时的政治状况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在诸侯挟天子之后,又有陪臣执国命。在陪臣执国命之后,又有庶人议国政。政治权力日趋分散,几乎已经下降到最低点了。果然就在这时,公元前771年西夷犬戎攻杀周幽王的大仇还没有报,公元前664年,北夷山戎又已侵凌到了燕国、邢国和卫国。周平王东迁时,大夫辛有前往伊川,见披发而祭于野者,说:“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果然,公元前638年秋,原居住于秦国、晋国西北的陆浑之戎就内迁到了伊川。

更有甚者,春秋以后百家之学竞起,各自抱着自己的主张,莫衷一是,在思想上也呈现出分散的趋势。于是在“政教不一”之后,又出现了“道德不一”。《庄子·天下》叙述当时的情况说:“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孟子也说当时的情况是“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尤为严重的是在各个学派内部,包括儒家在内,甚至也各有异同。较孟子晚出的荀子说当时的儒家有大儒、雅儒和小儒、俗儒、腐儒之分,指责孟子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韩非也曾指出儒家自孔子死后,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

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学者感到自身的责任特别沉重。孔子本是一个好学的人,但是稼穑他不讲,军旅之事他不讲,性与天道不讲,怪力乱神也不讲。只有一件事是他坚持不移的,这就是他的仁政理想。有所为,有所不为,为了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孔子作了极大的让步。齐国的齐桓公和管仲君臣二人,齐桓公承继齐国的奢淫之风,“前事则杀兄而争国,内行则姑姊妹不嫁者七人”,管仲有贪贿之嫌,“朱盖青衣,置鼓而归,庭有陈鼎,家有三归,富拟于公室,其侈偪上。”齐桓公使管仲治国,管仲对曰:“贱不能临贵。”桓公以为上卿,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对曰:“贫不能使富。”桓公赐之齐市租,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对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为仲父。司马迁指出管仲在政治上也有假借仁义而行私欲之处,说:“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但是因为二人在春秋初年尊王攘夷,救燕救邢存卫,孔子就加以盛赞。子路问:“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未仁乎?”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问:“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孔子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荀子也力赞齐桓公和管仲有“天下之大节”。他主张效法后王,后王指春秋五霸,其中第一霸就是齐桓公。

孟子也同样具有很强的忧患意识,自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以统一诸家学说为己任,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怕。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他说杨、墨是无君无父、洪水猛兽、率兽食人,对于不同的学说流派几乎到了放口谩骂的程度。为了统一大局,可以说是不择手段了。

儒家学说是以春秋战国开放的社会政治环境为背景而产生的,这样一个起点就决定了儒家学说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是要追求政治统一。儒家早期的三个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所持的具体政治主张经过他们各自的调整,实际上已经互不相同。孔子主张仁政,孟子主张王政,荀子主张兼王霸。而且,这三个互不相同的具体政治主张,哪一个也没有实现。这三个代表人物所共同具备并且又为后世实际继承下来的,只是他们所提出的人道实践的精神。儒家的核心概念是“仁”,仁就是人,就是人道、人文。

儒家人道实践精神有三个特点。第一,注重政治实践。儒家学说有很强的政治针对性,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荀这一系儒统中,有六人是帝王,一人是宰相。孔、孟、荀三人虽然都以学者立名,但是初衷都是入仕。后来逢时不遇,退而求其次,才著书立说,教授门徒。如果后人完全以学者看待儒家,就转失其真意了。第二,注重现实的原则。孔子说:“事求可,功求成。”荀子说:“人不与天争职。”“当务之为急。”与现实距离遥远的事情,无论大小,都无意义;与现实距离切近的事情,无论巨细,都有意义,一切都以人们的现实生活为中心。对现实的关注有时甚至超出了人的情感和是非善恶:事之必然,即使是自己所厌恶的也势在必行;事非切要,即使是自己所钟爱的,也必须舍弃。孔子说:“鸟兽不可与为群,吾非斯徒之为与而谁与?”就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第三,独断的认识论。儒家虽有孔子的“举一反三”,孟子的“善辩”,但从严格的逻辑意义上说,儒家认识论是独断的,不遵循严谨的逻辑推理,一项主张可以随时随地赋予许多次新的解释。最明显的一个例证就是孟子和荀子对人性的不同论断。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孟子为了强调仁义,所以深自树立,高自标榜,以求激励人心,因此提出人性本善。而荀子较孟子晚出,生当战国末年,人人争于利欲,君子与小人同恶,所以不宜再倡言人性本善,于是只有深明其恶,以求人能反躬自救,深自鞭策,厉行改造。其实孟荀二人都认为人的本性是可以改造的,所以,所谓性善或性恶,原本无所谓善恶,性善或性恶只是逻辑推论的不同前提而已,它的分歧在于二人所处时代的前后不同。主张性善的强调后天努力而保持本性,主张性恶的强调后天改造而恢复本性,性善性恶的观点表面上看虽然相反,其实二人的人道主张是一致的,强调后天实践是一致的,而且逻辑推论上同属独断也是一致的。

诸子百家之中以儒家学说最为典型。除儒家以外,诸子百家中的大多数学说也都和儒家一样抱有政治实践的目的和实现统一的愿望。正如《庄子·天下》和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所指出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各家都是“务为治者也”,是“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关系。所不同的,只是各家所选择的具体途径不同,“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各家学说都有其长处,又都有其短处,不可以相互取代,而可以相互接替,由此共同组成一条政治的阶梯。以诸子百家中最突出的道家、儒家、法家三个流派而论,道家道德的政治主张最适用于休养生息,即战乱平定后秩序正在恢复的建国初期,儒家仁政的政治主张最适用于守成即秩序恢复后的发展时期,法家法治的政治主张最适用于救败,即社会矛盾激化的危急时期和改朝换代的兼并战争时期,在和平时期则为变法,在战争时期则转化为兵法家。 由于诸子百家的政治主张呈阶梯递进的关系,汉武帝时实行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实际上不可能真正落实。独尊儒术以后,表面上看是百家均被罢黜,独存儒家,实际上只是百家各自隐藏了自己的名号,而以儒家为共名。在儒家的共名之下,百家得以继续保存,而儒家则变成了一个包罗百家的庞大体系,其中许多因素都可以追溯到百家的渊源之中。

儒家以及其他诸子所追求的政治统一,既包括国土的统一,政令的统一,也包括学术思想的统一和道德观念的统一,甚至还包括在哲学本体论上的论证和对人的内心情感的控制。

道家认为宇宙万物统一于“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雕琢复朴,复归于一。儒家认为天者高之极也,地者下之极也,无穷者广之极也,圣人者道之极也。易简之善配至德,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以人世、君臣配应天象,称之为“应天”。法家认为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法立而弗敢废。道、儒、法各家对于“道”、“一”、“太极”等抽象概念的讨论,实际上都以他们对现实中政治统一的追求为背景,对“道”、“一”、“太极”等抽象概念的讨论又反过来使得他们对于政治统一的追求更趋绝对化。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统一在理论上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不允许有任何其他因素在其体系之外存在,如果有其他因素在其体系外存在,那么这个统一的体系就还不是绝对封闭的体系。《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说到:“太公望东封于齐,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矞、华士昆弟二人者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于营丘,使吏执而杀之,以为首诛。周公旦从鲁闻之,发急传而问之曰:‘夫二子,贤者也,今日享国而杀贤者何也?’太公望曰:‘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无求于人者,是望不得以赏罚劝禁也。且无上名,虽智不为望用;不仰君禄,虽贤不为望功。不仕则不治,不仕则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禄则刑罚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则望当谁为君乎?是以诛之。’”这种无求于人、爵禄刑罚均无所加、独立于政令之外的人,至少在理论上是不被允许的。物莫大于阴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君主对臣下的控制也是绝对的。无论是在公门还是在私室,无论是言论行事还是内心情感,臣下也都绝对地归属于君主,生杀予夺都完全听由君主。如果和正常状态的夫妻关系相比较,妻子对丈夫的依属是爱,臣下对君主的依属是忠,二者就情感的依属一点而言是完全相同的。由于有大一统的政治传统的影响,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臣下在很大程度上是将他与妻子的双向的情感依属逆转为对君主的单纯的情感依属,一如妻子对他的情感依属一样。《孟子·万章上》说:“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已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认为一般男性的情感依属可以划分为幼年慕父母、少年慕年轻少女、已婚慕妻子、出仕慕君主四个阶段,其中第四个阶段出仕慕君主和前三个阶段一样,同属于一般男性情感发展的正常状态,而且是在已婚慕妻子的阶段之后,这一点无疑揭示出了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一个很大的问题。男女之间的情感依属应该是双向的,但是在中国古代实际上是单向的,女子依属于男子,男子是主动的,女子是被动的。这种男女之间情感依属的关系转到君主与臣下的关系上,也同样适用。君主与臣下的关系,君主是主动的,是阳性的;臣下是被动的,是阴性的。《孟子·滕文公下》说:“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周易·坤卦》也说:“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在古人看来,地道、妻道、臣道这三者是同一的。妾妇对于丈夫是以顺为正,臣下对于君主也是以顺为正。妾妇是阴性,臣下也是阴性的,因此在个人情感上臣下自然也要完全依属于君主。

《左传》隐公四年记载,卫国有公子州吁之乱,弑卫桓公而自立。卫大夫石碏之子石厚参与弑乱,禁之不止,于是石碏设计假手陈桓公抓住二人,并派卫国的右宰前去杀死了州吁,又派自己的家宰杀死了石厚。史官评论说:“石碏,纯臣也。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纯臣就是在所有方面都合于臣的身份,是绝对的臣。从其情感依属上看,纯臣的含义就可以理解作纯阴、绝对的阴。像石碏这样的事例在历朝历代都屡见不鲜。司马迁曾经抱怨汉代的太史令官职是“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这种情形其实也来自久远以来的政治传统。在战国秦汉所流传的一些民谚中,如李克曾引“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司马迁曾引“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阮瑀诗引作“士为知己死,女为悦者玩”),以至《礼记·大学》中所说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都有把国和家、臣和妻同等看待的观念,“国家”、“臣妾”并称,国与家不分,臣与妾不分。中国古代的忠君观念,“忠”的含义就是发自内心的诚敬,专指内心情感而言。忠君爱民一语,忠与爱同义而用法有别。忠指下对上,阴对阳。爱指上对下,阳对阴。自国君而言,爱民自然也包括爱臣在内,可知君臣之间的忠爱完全与男女之间的正常情感相对应。司马迁自称其“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像这一类话语原本就是古代士大夫常常挂在口上,而并不以为羞耻的。

周代实行宗法制,在所有制和分配形式上依照等级层层划分。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论述说:古代“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按照周代的宗法制度,周天子为天下惟一的共主。周天子立嫡子为继承人,分封其余庶子为诸侯。诸侯立嫡子为继承人,封其余庶子为大夫。大夫立嫡子为继承人,其余庶子则为士。士立嫡子为继承人,其余庶子则为庶人。周天子居全国为大宗。诸侯对大夫为大宗,对天子则为小宗。大夫对士为大宗,对诸侯为小宗。士对庶人为大宗,对大夫为小宗。上面的一级只直接臣属下面与之相近的一级,隔了一级的臣下称为“陪臣”,不直接臣属。周代的宗法制是一种严整的政治制度,如果从情感依属上看,这种政治制度同样也具有一种严整的情感依属的形式,即:周天子居全国为阳,诸侯对大夫为阳,对天子则为阴;大夫对士为阳,对诸侯则为阴;士对庶人为阳,对大夫则为阴。在周天子之上还可以有一级,即周王为“天之子”,对天而言仍为阴。不过“天”是纯抽象的概念,为纯阳,虽然有时与“日”具体对应,但实际上的纯阳身份仍是周王。在庶人之下也还可以有一级,那就是他的妻子,他对他的妻子为阳,他的妻子对他为阴。于是政治制度中的情感依属就和在一般社会中个人天然的情感依属衔接起来。

荀子入秦,秦相范雎问他:“入秦何见?”荀子说:“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又说秦国的百姓:“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说明古代确有严格的上下归属的传统,这种归属关系只表现为上下级的纵向结构,而不发展同等身份的横向联系。

政治上的情感依属常常会产生出与男女之间的正常情感相同的现象。臣下对君主表明心意称为陈情,臣下对君主的冷落不满称为怨望,臣下对其他同僚的排斥称为妒贤嫉能。另一方面,妻子也可称丈夫为君,女子有美色也可称为有才。政治上的情感依属和男女之间的正常情感一样也有破裂的时候。孟子说:男子“已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臣下对于君主不可一日不忠,君主对于臣下则有时宠幸,有时不宠幸。屈原为楚怀王左徒,上官靳尚与之同列,争宠。屈原被谗、流放,虽流放而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其经过和表现,与一女子被谗休弃而恋怀不舍,毫无二致。屈原最后怀石自沉汨罗江而死,其后又有贾谊被谗被黜,哭泣岁余而死,司马谈不得参与封禅典礼,滞留洛阳,发愤而卒。究其原因,都不是简单的殉职而死,而是政治情感破裂所致的殉情而死,所谓“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正是发自内心的失恋之态。

臣下对于君主的政治情感实际上常常会由于各种原因受到阻抑,这时就会出现政治情感的移情。《孟子·尽心上》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由得于其君与不得,也就有穷达进退之两途,达则兼善天下是顺其正情,穷则独善其身是移情别恋。中国古代自《诗经》时代以后多不重视发展男女之间的正常情感,所以一般士大夫政治情感受到阻抑的结果,并不是使其情感依属由君臣关系恢复为夫妻关系,而是另有移情。或放浪琴酒,或流连山水,或属意诗什,或埋首著述,医卜禅玄,棋钓书画,以至走马击剑,赌博畜倡。苏秦说齐国临淄“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史记·货殖列传》说赵国中山“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新唐书·文艺传》称李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傲放不自修,与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八仙人”,又称杜甫“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汙,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做是政治情感的一种移情。

中国古代虽不重视发展男女之间的正常情感,但是却往往在政治情感受到阻抑之后,以男女之间的情恋故事为依托以自喻,形之于言词,从而使得爱情因素、哀怨因素在诗文中而不是实际生活中大为充溢。在故事中讲述的是男女之间的正常情感,实际上抒发的却是君臣之间的政治情感。屈原在其作品中以君子喻楚怀王,而自喻为美人,有时又以美人喻楚怀王,而自喻为香草。王逸《离骚经章句》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比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男女之情与君臣之情间的借托、比喻关系,均有蛛丝马迹可以追寻。移情一方面是要借以表达自己的心意之诚、忧虑之深,另一方面便是在君主仍旧不悟的情况下,由虚转实,真的要在移情中另行建立自己的情感关系。这也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仍然维持自己对上一级的阴性身份,二是重新恢复自己对下一级的阳性身份。崇佛崇道、走马击剑、饮酒服药、诵读经史多属前者,即按一般观念看来,马、剑、酒、药及经史为阳性,自己则为阴性。游玩山水、诗词书画、垂钓鸣琴、弹棋六博多属后者,即按一般观念看来,山水花草、诗词书画、游鱼钓杆、琴瑟棋博等为阴性,自己于此则为阳性。狎妓畜娼则更是对方为阴性,自己为阳性,此事尤为古代士大夫所常习。

《晋书·阮籍传》说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又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阮籍所作《咏怀》诗中再三叙写夕阳将逝之景,给人以一种恐慌与渴望之感,如说:“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忽忽朝日隤,行行将何之”?“于心怀寸阴,羲阳将欲冥”,“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灼灼西隤日,余光照我衣”。同时仍多借托美人抒发伤感,如说:“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悦怿未交接,晤言用感伤”;“出门望佳人,佳人岂在兹?三山招松乔,万世谁与期”?由此足以看出中国古代士大夫在政治情感的移情中,心灵上往往经受到很大的震动。 屈原是由于政治情感受到阻抑才行吟泽畔的。司马迁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上述诸人所遇到的困阻,多来自于政治方面。所说的“意有郁结”,即由政治情感所生之情结。所说的发愤而作,即由政治情结所引出的移情别恋。中国古代由于这个缘故,使得历代士大夫均在很大程度上将政治情感移情在诗文山水之上,这是形成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特别发达局面的主要原因,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政治传统所触及的层面之深。

以上从政治起源、诸子学说体系和政治情感依属几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大一统就是绝对的统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语确实具有从土地到人民、从人的言行到人的内心情感的绝对含义。从古代生态环境和旱地农耕方式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文化就是小米文化、桑粟文化、农业文化。从大一统的政治传统上看,则也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文化是以旱地农耕为基础的、突出政治、以政治因素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了。

和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相比,很少有哪一个文明能够像中国这样历久不衰,在民族血缘、农耕方式和思想学术各方面都世代继承,保持不断。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古代的政治实现了它最初的目标,它是成功的和有巨大贡献的。不过,由于在以往的数千年间,不断地遭受到内忧外患的刺激,不断地被强化,也终于使古代政治日渐成为了一个近乎绝对的因素。于是反本为末,本末倒置,政治和农业经济的关系从最初的政治是对农业经济区的保护,转变到高踞于农业经济之上。明代张居正有“攘外必先安内”之说,由起初的攘外是为了安内,到攘外必先安内,表明政治因素的地位已起了变化。起初攘外是为了安内,安内是指安定内地的旱地农耕方式。明代攘外必先安内,安内是指维护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在政治与经济相协调的时候,经济服从于政治。在政治与经济相冲突的时候,经济让步于政治,为维护政治利益而作出牺牲。

政治因素绝对化所造成的弊端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政治因素和农业经济二者比较,政治利益远远大于经济利益,由此而对农业经济产生出不利影响。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5))指出:19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的河北农村,以自耕农为主,农业经营可以分为家庭式农场、经营式农场和出租地主三种类型。家庭式农场主要为自家的消费而生产,经营式农场在一定程度上为追求利益而生产,主要种植经济作物棉花。经营式农场是农村中最成功的经营方式,但是它的最佳规模是100至200亩。因为一个农场必须以雇佣劳力为主要劳力才能发挥效益,也只有达到一定的最低限度的面积才会在自身劳动力之外使用雇佣劳力。但是,一旦超过一定的最高限度的面积,经营式农场的效益也不再能显示出来。因为在农业系统之上,还有一个更高层的政治官僚系统,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仕商之途可得的利益远高于农业。19世纪一个经营式农场主全年收入可能有200两,而一个总督平均一年估计有18万两,一个知县3万两。在由政治官僚和捐纳商人构成的上层社会中,一个家庭只需在几代中有一次入仕机会,便可以拥有一般经营式农场主不可思议的大量的土地。于是成功的经营式农场主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和社会身份,或为了享受都市生活的闲暇和舒适,就放弃经营农场。他可以改为投资于下一代的教育,通过科举考试而加入上层社会,也可以改为经商,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原有土地即转为出租,在此后因仕宦或经商致富时他还会不断购买土地,但仍不再经营,只是出租,过着不在村的地主生活。经营式农场于是无可避免地再度转化为小农经济的地主经营,而无法发展到可以改造现存生态条件的投资规模。河北地区的经营式农业并没有发展到具备资本主义企业最主要特征的阶段,即成为一个为积累资本而积累资本的单位,从而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双方面的新的突破。在此之中,是国家的政治体制有力地支持了这种循环性的农业社会经济变化,妨碍了经营式农场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由于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政治传统是在周秦之际分裂与战乱的开放环境中形成的,所以就特别注重于从乱到治的过程,而不擅长处理已治而持续增长的问题。在实现了王朝统一以后,对于如何维护统一,特别是如何促进政治和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往往束手无策。长于进取,而未能守成。治世能臣少,乱世奸雄多。秦在结束了二百年的战国纷争之后建立了第一个官僚制的郡县政权,只维持了十六年。隋在结束了二百七十余年的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纷争之后实现了全国统一,只维持了三十七年。秦、隋二世而亡的教训引起后世的极大注意,汉初汉高祖、贾谊、陆贾君臣,唐初唐太宗、魏征君臣都曾总结、讨论其速亡原因,引以为鉴。贾谊总结秦亡的教训说:“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取和守是两个绝不相同的过程,秦和隋不懂得取和守的不同,未能完成由取到守的转变,所以失败了。陆贾就曾明白指出:“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唐太宗、魏征君臣也曾经仔细讨论“创业与守成孰难”的问题,认为创业虽难,守成更难,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于是汉、唐惩秦、隋之败,在实现了王朝统一以后,都很快地由逆取转为顺守。但是,这里的所谓顺守,实际上却又意味着政治走向封闭。

通过实行官僚郡县制度,政治权力统一地集中在中央,除了君主以外,任何人的权力都是相对的,没有根据的,只有君主的权力才是绝对的和有根据的。从理论上说,甚至连君主也没有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属于抽象的君主的“名位”。《周易·系辞》说:“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通变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备物设用、立功成器莫大乎圣人。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又说:“圣人之大宝曰位。”君主的名位,其根据来源于天道。一切权力都被集中到君主的名位上,最后收缩在君主的名位这一个点上。这是一个抽象的点,是数学意义上趋于无限小的一个奇点,政治权力由这一个点而归于完全封闭。然而宇宙是开放的,封闭的宇宙观对自然界的描述是不真实的。封闭的思想体系将开放的宇宙看做是封闭的宇宙,将它人为地封闭起来,这就与开放的思想体系完全不能相容,因此也没有能力处理由开放性而引起的问题。在人为封闭的政治体系之内,一件寻常小事也足以赋予最严重的政治意义,而任何一个开放性的因素,也都可以引起它全系统的紊乱。

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是由分裂而追求统一,然而在获得了统一以后,却又只会统一,不知其余,不知道在开放中求得有序,在开放中求得持续增长、持续发展。一统就死,不统就乱。中国古代虽然有许多雄才大略成功有为的帝王,并且也都非常注重身后的王业继承问题,但是几乎所有帝王又都处理不好王业继承。究其原由,就是由于这些帝王长于创业而不长于守成,长于封闭而不长于开放。在统一局面形成以后,人人都幻想能够长生,希望能使自身的名位和功业长久保持,永恒不变,但是最终也抗拒不了自然的生死规律。封闭的主观愿望与开放的客观规律相冲突,其结果就是在王业继承问题上频频失误。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用管仲为相,救邢存卫,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至其晚年,易牙、开方、竖刀三近臣用事,郑姬、卫长姬争立太子,五公子相攻斗,齐国大乱。齐桓公死后,竟至无人料理,“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赵武灵王在位二十七年,胡服骑射,抗击东胡、林胡、楼烦,北拓地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曾便装诈称使者到秦国,观其地形及秦王为人,使秦人大为惊怖。至其晚年,将王位传给宠姬吴娃之子王子何,又封长子章于代,自己做太上皇,居于沙丘行宫。长子章起兵与王子何相争,兵败逃到沙丘宫,被王子何追杀。追兵不解围,赵武灵王探鸟雀而食,三月余而饿死。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兼并六国,一统天下,至其晚年,于出游途中病重,遗书公子扶苏回咸阳会葬,有令扶苏为太子之意。书未发,被宦者赵高扣下,死后,丞相李斯秘不发丧,小子胡亥诈为遗诏,自立为太子,将公子扶苏赐死,袭位之后又将公子将闾昆弟三人赐死。秦始皇棺载于輼凉车中,暑热发臭,诏令从官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汉高祖以布衣起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至其晚年,数次想改立宠姬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犹豫不决,致使在他死后吕后留四日不发丧,专权用事,杀戚夫人与赵王如意母子及淮阳王友和梁王恢二子,朝野大乱。在此之后,汉武帝在位五十二年,晚年则有戾太子被害、卫皇后自杀之事。曹操自中平六年起兵,征战三十年,死后曹丕、曹植二子相互嫉恨,致使曹植忧郁而死。隋文帝在位二十四年,晚年废太子勇而改立杨广,致使杨广弑父自立。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晚年则有太子承乾被废,魏王泰得罪被黜,太子李治即位而懦弱多病,武后专权,杀李氏子孙殆尽。唐玄宗在位四十六年,晚年遭逢安史之乱,皇太子强行即位,自己被逼为太上皇,窜身失国。欧阳修《新唐书·太宗纪赞》曾经评论说:“唐有天下,传世二十,其可称者之君,玄宗、宪宗皆不克其终。盛哉,太宗之烈也!”历代王朝中具有唐朝这样大成就的已经不多,唐朝传世的二十位皇帝中又仅有三位可称,三位皇帝中又有两位未能善终,而即使是唐太宗这位惟一能保善终的皇帝,他的晚年又岂能说是如其所愿。就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来看,人为的封闭政治体系最多只能持续二三百年,就必然趋于崩溃,重新回到分裂、开放的局面,然后再归向统一、封闭。统一与分裂、封闭与开放循环不已,又始终不离开原来的起点。

第三,全国各地区与中央政权的关系,由于有大一统的政治传统,中央政权常常要在各地区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权衡轻重,或者有所倚重,或者任其作出牺牲。对此,燕赵区域有着特别深刻的感受。自古以来,燕赵就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相互接触的交点,是民族大融合的缺口,是两种文化在冲突和对抗中的战场。就全国的整体利益而言,常常要由某些个别地区作出牺牲,才能够保障中心地区农耕文化的顺利发展,才能够满足更大背景下的不同文化与不同民族间的融合的需要。就作出牺牲的个别地区而言,它虽然属于农耕文化的一部分,但却又往往得不到中央政权的保护,所承担的压力尤为沉重。由于不同文化与不同民族间的融合是一种常态,自炎黄二族的上古传说直至清代始终存在,因此,在此过程中作出了牺牲的个别地区和压力较轻的中心地区相比,不如说这些个别地区在汉民族农耕文化的数千年发展中更具有特殊意义。燕赵区域正是这种具有特殊意义的个别地区之一。南北朝时期,北周北齐向突厥称臣,北周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北齐亦倾府藏以给之。突厥他钵可汗说:“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耶?”《旧唐书·杨志诚传》又载,杨志诚为幽州马步都知兵马使,太和五年(831)正月,幽州军乱,军帅李载义被逐,唐文宗以李载义输忠朝廷,召群臣问曰:“幽州今日之事,可奈何?”牛僧孺曰:“此不足烦圣虑。且范阳得失,不系国家休戚。”又说:“自安史之后,范阳非国家所有。前时刘总向化,以土地归阙,朝廷约用钱八十万贯,而未尝得范阳尺帛斗粟。且范阳国家所赖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今若假志诚节钺,惜其土地,必自为力,则爪牙之用,固不计于顺逆,臣因曰不足烦圣虑。”唐文宗大喜曰:“如卿之言,吾洗然矣。”在政治势力控制着北方时,政治上虽然代表燕赵,经济上却仍要依赖于南方,因而并不注意北方的经济发展。在政治势力控制着南方时,燕赵是其阻止北方游牧势力南下的一道屏障,其经济上的发展同样得不到重视。燕赵文化之所以具有慷慨悲歌的独特性格,与大一统的政治传统所带给它的这种沉重压力有很大关系。

六、斗转星移,山川不再——经济重心的南移与政治重心的北移

宋元明清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农业基本经济区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论述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转移指出,秦汉时期是以泾水、渭水、汾水和黄河下游为基本经济区,三国、晋和南北朝时期四川与长江下游逐渐得以开发,隋唐至元明清时期长江流域迅速地充分地发展,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同时大运河也得到迅速的发展,从而将首都与基本经济区连接起来。

长江下游地区的人口在西汉时不过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到唐开元时期也只占百分之四十,而到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已经占到全国人口的半数。如果再加上上游的四川,就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宋人袁褧《枫窗小牍》记载,北宋初,承接后周版图,全国总户九十六万七千五百五十三,至太祖开宝末年并吞南唐、南汉、荆湖、后蜀以后,增至二百五十万八千六十五户,太宗并吞吴越、北汉时,又增至三百五十七万四千二百五十七户。此后逐年递增,至徽宗时有一千八百七十八万之多。及南宋渡江以后,江淮以北悉入虏廷,高宗时户数仍有一千一百七十万五千六百余,生息之蕃较徽宗宣和以前仅减七百万户,说明两宋时期的人口始终以南方为重心。在郡县建置上,北宋神宗时全国共二十三路,南方有十五路。全国人口超过二十万的大郡共四十四个,南方有三十三个,其中江浙就占二十三个,而北方只有十一个。汉代全国的县数南方不超过十分之二,这时却大大超过北方,说明南方已比北方稠密。

在农耕方面,福建、江西、湖南等多山地区用畬田、梯田的形式开垦了大量山田,用龙骨翻车和高转筒车汲水灌溉,使山顶上也可以种稻。江浙地区河渠、湖泊、港汊遍布,就采取圩田(围田)的形式,沿湖修筑堤坝,将水逼退,与水争田。堤坝上修有斗门,可以开闸引水灌溉。每一圩方圆数十里,仅从宣州到池州就有一千以上的圩田。在太湖周围,直到沿海,到处也都有圩田(沿海则称为涂田)。在兴修水利方面也十分显著,著名的如江北捍海堰、江南海塘、钱塘江堤、西湖苏公堤,既可防制水患,又可增垦良田。宋人郏亶说:仅苏州一地,“古人治水之迹,纵则有浦,横则有塘,亶能言者总二百六十余所。”抗旱早熟的水稻品种占城稻也由越南引进江淮流域。在两浙、吴中,水稻可种两季,每亩产量可达二至三石,以至“田值浸贵,故多田讼”。

宋代江南种桑养蚕已极普遍,同时新兴的棉花也已引进到闽广一带。李觏描述当时的盛况:“平原沃土,桑柘甚盛。蚕女勤苦,罔畏饥渴。茧萡山立,縔车之声连甍相闻。非贵非骄,靡不务此,争为纤巧,以渔倍息。”

所以,还在唐朝中期,安史之乱以后,已有“赋之所出,江淮居多”,“军国费用,取资江淮”,“兵食所资在东南”,“天下以江淮为国命”,“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等许多说法。唐人梁肃说唐后期的常州:“常州为江左大郡,兵食之所资,财赋之所出,公家之所给岁以万计。”杜牧说三吴是:“国用半在焉。”说越州是:“机杼耕稼衣食半天下。”到了南宋,就又有了“苏湖熟,天下足”,“苏常熟,天下足”等民谚。唐后期每年漕运到长安的粟米有一百多万石,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江南。

宋代时,“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米百五十万石。其他财赋供餽,不可胜数”。“西北二虏岁币百万,朝廷军国经费千万,多出于东南”。宋代的手工业和商业,在茶叶、纺织、制瓷、酿酒、采矿、造纸、印刷、造船等方面,南方也都超过了北方。唐代的长安和洛阳城内,坊巷只是住宅区,商业活动集中在市里,黄昏后坊门锁闭,禁止夜行。宋代的各大城市已经出现了夜市,商铺邸店遍布街巷,打破了坊和市、白天和夜晚的界限。出现了纸币和行会。对外贸易也十分繁荣。所以《宋史·食货志》说:“高宗南渡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富商大贾之家”,资产达百万的很多,十万左右的比比皆是。他们“北客随南贾,吴樯间蜀船”,“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尚奢靡,性轻扬,喜虚称,侈繁巨丽,甲于天下”。富人的奢华是南方繁荣景象的突出显露。

而在此同时,北方由于长年战乱,包括河北、河东直到北宋都城汴京周围地区在内的经济状况明显衰落,人口流失,土地荒废,天灾流行,出现了严重的经济逆转。宋太宗至道年间陈靖上书述说当时的情况是:“今京畿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才十二三,税之入者十无五六。”《宋史·食货志》说北宋末年:“陕西上户多弃产而居京师,河东富人多弃产而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蚕织皆废,山东频遭大水而耕种失时。”北宋中叶欧阳修出使河北,回来后描述当地的情景说:“河北之地,缘边广信、安肃、顺安、雄、霸之间,尽为塘水,民不得耕者十八九。澶、卫、德、博、滨、沧、通利、大名之界,东与南岁岁河灾,民不得耕者十五六。沧、瀛、深、冀、邢、洺、大名之界,西与北咸卤大小盐池,民不得耕者十三四。又有泊淀不至监马棚牧,与夫贫乏亡逃而荒弃者,不可胜数。”欧阳修还指出:“从来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患者盗贼,今盗贼起矣。所忧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赖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须者财用,今财用乏矣。”此时北方的经济是处在遭受破坏和试图恢复的状态,已谈不上发展。北宋时的情形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宋室南迁以后辽金元占据时的残破了。

与经济重心南移同时出现的,就是全国政治中心的北移。经济重心南移问题已是人所习知,而对于政治中心的北移及其对北方文化的影响,以往论述尚不充分。

如前所述,河北平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在盛唐天宝时期达到高潮,成为全国农业基本经济区的一部分,与齐鲁中原连成一片。安禄山所以敢于在河北起兵,未尝不是依仗着河北经济区的农业作为他粮源兵源的基础。只是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长安的粮食供应才完全依靠南方,安史之乱成为全国经济重心南移与政治中心北移的一个转折点。

一方面,在唐朝都城长安失陷以后,唐玄宗虽然逃避到了蜀郡,但是唐朝的规复却是靠唐肃宗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来实现的。灵武是朔方节度使的治所,唐肃宗在灵武即位说明当时的政治重心已偏向北方。稍后,唐德宗曾经一度避居到终南山以南汉水上游的兴元府(梁州,今陕西汉中),在淮路不通的时候,江南的漕米也由汉水水路和山西陆路北运,但这只是临时性的,当时的政治重心仍未离开关洛一线。

另一方面,唐后期的一百五十年间始终处在长期藩镇割据之中,节度使的建置一度几乎遍布全国。“大盗既灭,而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而藩镇割据的核心正是“河朔三镇”,其中兵马最强大的是幽州节度使。唐玄宗时,设十节度使,安禄山一人兼领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平卢节度使治所在营州(今辽宁朝阳),肃宗时南迁青州(今山东益州),号淄青平卢节度使。范阳节度使治所在幽州(今北京),又称幽州节度使,后兼领卢龙。代宗时,为收抚安史余众,于恒州(今河北正定)设成德节度使,又名镇冀节度使;于魏州(今河北大名)设魏博节度使。幽州、成德、魏博三节度合称“河朔三镇”。其中幽州更三姓,传五世;依附后再叛,传十二世;有九州。成德更二姓,传五世;依附后再叛,传六世;有四州。魏博传五世;依附后再叛,更四姓,传十世;有七州。节度使的职位皆出其自身拥举,不由王命,实同世袭。唐文宗时,杜牧论当时局势,说河北之地的藩镇“王者不得不为王,霸者不得不为霸,猾贼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王朝内部的权力之争,而不是农耕方式与游牧方式间的华夷之争。河朔三镇等节度使独立行使地方军权、政权、财权,土地民赋非天子所有,号令征伐非天子所出,实际上处于地方割据的状态。《新唐书·藩镇传》说魏博:“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新唐书·兵志》说各藩镇与中央的关系:“故兵骄而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在这种情况下,河朔三镇的一举一动都足以引起中央乃至全国的震动。在藩镇与中央的关系中,藩镇实居于主动地位,中央则反居于被动地位,政治上军事上的压力以河朔三镇为核心向长安辐射。所以,在唐朝后半期,全国的政治军事重心实际上已经移到河朔三镇所控制的北方。最足以说明这一点的是在唐朝后期,不少考取进士的士人在长安得不到任用,纷纷转投河北藩镇。韩愈《送董邵南序》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足见在政治上与文化上,河朔三镇影响之大。即如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所指出的:“当时大唐帝国版图以内实有截然不同之二分域,长安天子与河北镇将为对立不同之二集团首领,安禄山之霸业虽不成,然其部将始终割据河朔,与中央政府抗衡。”

唐后期的藩镇割据后来演成了五代十国的局面。五代十国有一个十分巧合的现象:十国中除北汉外都居于南方,其中大部分是各自割据一地,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平行发展,只有吴和南唐、前蜀和后蜀二例是取而代之的承接关系。各国在统治时期,又颇能注意发展经济,如吴和南唐鼓励农桑,吴越发展水利,楚国注重贸易,闽国“轻徭薄敛,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故此南方虽然处在分裂割据之中,农业经济却有很大发展,奠定了宋代南方经济超过北方的基础。而五代则居于北方,其间的关系却是前后承接,前者依次被后者所取代。无论其中哪一朝代又都是疾于征战,对经济的破坏极为严重。而且在梁唐晋汉周五代的兴替中,几乎全都是从太原起兵,而到洛阳或者汴梁(今河南开封)定都。

洛阳有黄河、虎牢之险,汴梁则全然是一个经济都会。北宋时范仲淹与宰相吕夷简论建都事,明白表示:“洛阳险固,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阳。”汴梁位于南北大运河的中枢,便于沟通和控制南方,唐李勉重修汴梁城时曾说:“汴州水陆一都会。”后晋石敬瑭也说:“大梁天下之要会也”,“舟车所会,便于漕运”。后唐虽都洛阳,而郭崇韬也曾表示:“汴州关东冲要,地富人繁。”汴梁处在洛阳的东面,虽不甚远,却具有比洛阳更重要的经济地位。不过它的军事地位却无从谈起。五代虽建都汴梁,并因此而获得了经济上的便利,但其政治军事优势却也因此损失极大。而在这一时期在政治军事上居于主动地位的,正是北方的军镇太原。凡是先行南下定都汴梁或者洛阳的王朝,都避免不了在不长的时间内遭到被继之而起的太原军事势力攻灭的命运。

早先在唐末时,沙陀人李克用即曾占据晋阳(太原)屡次助唐平乱,中原之兵难与争锋,因此在公元895年被唐昭宗封为晋王。公元907年,黄巢部下朱全忠(朱温)灭唐自立,建都汴梁,并因此定国号为梁,十六年后就被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攻灭。公元923年,李存勖建立后唐,定都洛阳,十三年后被河东节度使(治所在太原)石敬瑭攻灭。公元936年,石敬瑭灭唐自立,定都汴梁,建立后晋,十一年后被契丹攻灭。公元947年,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建立后汉,后定都汴梁,三年后即被后周攻灭。刘知远之弟刘崇原为太原留守,此时自立为帝,建立北汉。北汉至二十六年以后,才被宋太宗灭亡。在短短五十余年中,就有前后四支军事力量在太原兴起,建立政权,麾军南下,屡次控制中原大局,主宰汴洛的政权归属。五代十国时期政治重心的北移,于此显见无疑。

两宋时期中国的政治格局实际处于三足鼎立的状态,先是北宋与辽、西夏的并立,后是南宋与金、蒙古的并立。虽然两宋的都城是在汴京和临安,但就全国而论,最有力的政治影响仍来自北方。两宋与辽、西夏、金的关系,始终是辽、金等北方政权居于主动。公元1141年南宋初绍兴和议南宋称臣于金“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时固然已是如此,公元1004年北宋初澶渊之盟北宋与辽国“相约为兄弟”时也是如此,公元1006年和1004年北宋册封西夏皇帝德明为西平王、册封元昊为夏国王时还是如此,兄弟之约与册封的形式都不足以掩盖辽与西夏居于主动,北宋居于被动的事实。辽国以今北京为南京析津府,金国以之为燕京,说明当时的政治重心已从唐后期的河朔三镇、灵武、五代时的太原,重新转移至北京以及北京以北一带。两宋与辽、金、西夏虽为敌国,但从当时的外交和征战中仍可清楚看出全国经济与政治重心南北分置的倾向。其中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两宋对辽、金、西夏的纳贡关系。澶渊之盟以后,北宋每年向辽国纳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庆历四年(1044)和议以后,北宋每年向西夏纳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三万斤。绍兴和议以后,南宋每年向金国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北宋方勺《青溪寇轨》中又说当时“西北二虏岁币百万,朝廷军国经费千万,多出于东南”。仅辽与西夏每年接受纳贡就有银绢七十二万到一百万两匹,再加上金国就达到一百万两匹以上,宋朝自己在北部边境地带所花的经费更高达一千万,而唐代中后期每年漕运到京师长安的漕粮也只不过才有粟米一百余万石。这些财物所需大多赖给于东南地区,这就明显说明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轻重倾向是北方居政治优势、经济劣势,南方居经济优势、政治劣势。北方居政治优势,故可以强制索求;南方居政治劣势,故所求不得不贡。

元明清时期全国实现了统一,政治重心位于北方更成为定局。元明清三朝均定都于北京,其中元朝和清朝都因兴起于北方,入主中原以后,即停留在河北平原的北端。明成祖初封为燕王,戍守北方,授有兵权,节制沿边兵马,曾多次率军打败蒙古。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主要出于有利于抵抗蒙古骑兵南侵的军事上的原因,把都城从南宋迁到北京。元明清三朝南方北方没有分裂割据的和战问题,一条大运河鲜明具体地将北方的政治与南方的经济联通起来。克服全国政治经济重心南北分置的困境,全要依赖这条三千里一线孤单的运河,所以疏通运河就成为三朝政府职能范围之内的一桩大事。元初由郭守敬等人多次修治黄河,并在北京开凿通惠河,在山东开凿会通河。明代由潘季驯督修黄河,筑堤塞决,使黄河不再南流入淮,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而漕船也可直达北京。清康熙时以靳辅为河道总督,用疏导和筑堤法修治十年,使得淮黄故道次第修复,而漕运大通。由元明清三朝对黄河、大运河的重视程度,即可以印证出全国政治经济重心南北分置的严重。

唐中期的安史之乱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重心北移,遂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大转折。在此以前,全国的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一向都是沿着黄河及其支流渭河作东西向移动,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两者基本上是重叠吻合的。在此以后,则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相分离,形成南北纵向的结构以及两个重心的两极化局面。

上古传说中的部族大都不是沿着渭水向东迁移,就是沿着黄河向西迁移。到夏商周三代,大体是夏朝的政治中心范围在中,商朝在东,周朝在西。在较早时期的部族和王朝中,以周人和秦人的迁移过程在史料记载上最为清晰。周秦时期,周边游牧部族的冲突主要来自西面,周人和秦人一方面为了使自己及早脱离近于游牧的生产方式,一方面为了抵抗游牧部族的侵逼,都曾一次又一次地自西向东迁移,直到最后定居关中和中原为止,二者的迁移过程竟也十分雷同。 周人的祖先弃居邰(今陕西武功),公刘之子庆节时迁居到豳(今彬县),太王古公亶父时又迁到渭水上游的岐(今岐山),周文王武王迁到丰镐(今西安),最后定居下来。周人在公刘时尚处在“戎狄之间”,到古公亶父时“乃贬戎狄之俗”,大力发展农业,后来成为以擅长耕稼而闻名的民族。

秦人都邑的迁徙前后共有十一次之多。初期的都邑西垂、犬丘、秦三处都在陇坻以西,西周的东迁给秦人以很好的发展机会。于是秦人越过陇山而东,沿渭水而下,到达了周人最初的居地,建都于汧渭之会的平阳(今岐山)和雍(今凤翔)。战国时再次向东发展,先后迁至泾阳(今泾阳)和栎阳(今临潼)。栎阳“北却戎狄,东通三晋”,处在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界上,于是到秦孝公时又再次迁徙,最后定都在咸阳,此时上距周人定都丰镐已有近七百年。随着都邑的东迁,秦人也由原来被中原各国“以戎狄视之”的偏远诸侯,发展成为注重耕战、堪与中原各国争霸的强盛大国。

周、汉、唐三朝的政治中心均在长安至洛阳一线上。西周都丰镐,东周都雒邑;西汉都长安,东汉都洛阳;唐以长安为西京,以洛阳为东都。三朝的情况大体上是国家强盛富庶时都长安,不强盛不富庶则东迁洛阳。东周是由于躲避戎寇和王室衰微而东迁的。西汉初,高祖欲建都洛阳,娄敬进言劝阻,比较洛阳和关中一带的形势,说洛阳的“形势弱”,“居天下之中,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关中的形势为“全胜”,“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如遇山东有乱,退则易于自保,进则可以“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张良也认为洛阳虽有东成皋、西殽渑、北黄河、南伊洛的险阻,但“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则东有殽函,西有陇坻,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汉高祖听后,即日发车驾前往关中。到东汉建立时,国力明显不如西汉强盛,远不足保有西域,近不足克制西羌,以至一度使关陇尽失,因而只有建都洛阳。在唐代,一旦关中地区遭到天灾,供给不足时,皇帝照例要率领百官到洛阳就食。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关中饥,斗米百钱,群臣多请车驾幸东都。韦后家本杜陵,不乐东迁,指使巫觋对中宗说:“今岁不利东行。”后复有言者,中宗怒曰:“岂有逐粮天子耶!”乃止。直到唐玄宗时,国力强盛富庶,漕运成效显著,这一情形才得到改善。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南北纵向结构和政治经济重心南北两极化局面的出现,说明自古以来已有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冲突至此变得更加剧烈了。宋元明清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或者南下侵凌,或者入主中原,此起彼伏,构成了中国古代最后一次也是最大一次不同生产方式间的冲突浪潮。如前所述,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和政治重心的北移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其结果,虽然传统的农耕方式仍旧得以维持,但是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经过多次强烈的外部刺激,使得政治权力更加集中,使以往的政治传统更加保守和封闭。就全国情况而言,在南方是已临近极限的农业经济,在北方是更加封闭的政治传统。就燕赵区域而言,便是代为承担了政治经济两极化困境所带给全国的压力。

燕赵区域辽以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以檀、顺、涿、易等六州十一县为析津府。金初以幽州为南京,海陵王时改为中都,以辽析津府为大兴府,以雄、霸、保、遂等州为燕京路,后改为中都路。元初仍设大兴府、燕京路,并于河北东、西路设行尚书省,于河北、山东、山西地区设中书省,谓之“腹里”。后定都燕京,称为中都,“腹里”地区直接隶属中央中书省管辖。明代时,永平、保定、真定、河间、顺德、广平、大名诸府仍直接归中央管辖。清代以保定、河间、大名、真定等八府为直隶省。历代在燕赵区域内建都和设置直属于中央的府、路、行省的结果,首先是使燕赵一向处于政治中心以外的边地的较为单纯的文化风格就此中断。其次,京都虽建于燕赵区域之内,但京都文化是“五方杂居”的文化,它代表全国,而不代表燕赵区域。受京都文化的影响,在京都周围又附生出了近畿文化,但近畿文化也不等同于燕赵文化。第三,此时的燕赵文化既与京都的政治重心无关,又与南方的经济重心无关。在南北方政治经济两极分置的局面中,燕赵文化既不属南,也不属北,处在为政治经济两弃之的地位上。

从理论上说,“文化”一语具有两类不同的含义。其一是指某一特定地区在某一特定时期所具有的行为方式和观念信仰,这个意义上的文化不能作相互间的高低比较,因为在政治发达的地区固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固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文化,而在贫瘠落后的地区同样也会产生出贫瘠落后的但却与之相适应并且具有其独特风格的文化。其二,它常常用来指人们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科技等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这个意义上的文化是可以作相互之间的高低比较的。然而,不论在哪个含义上,全国政治重心的北移都没有给燕赵文化以积极的影响。

就前者而言,燕赵文化在战国时期形成和成熟,在北朝时期由于地方士族制度的盛行而使其在政治上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在盛唐时期则有农业经济达到鼎盛。但是到了宋元明清时期,燕赵文化所独具的若干明显特征就日渐趋向于平淡,其自身发展所依据的旺盛的原始生机已渐渐耗尽。

就后者而言,从南宋时期开始,北方人在哲学、史学、文学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已明显没有南方人多。以南宋时期为例,南方在哲学、理学方面就有以程颢弟子杨时为代表的“洛学”,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陆学”,和以吕祖谦、陈傅良、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在史学方面,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王偁《东都事略》,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胡宏《皇王大纪》,熊克《中兴小记》和《九朝通略》,吕祖谦《大事纪》,陈均《宋九朝编年备要》,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王应麟《玉海》和《通鉴地理通释》。在文学方面,著名的词人有陆游、刘亮、刘过、向子諲、杨无咎、张元幹、张孝祥、范成大、姜夔、高观国、吴文英,著名的诗人有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徐照、翁卷、徐玑、赵师秀、姜夔、刘克庄、周必大、萧德藻、洪迈、叶适、朱淑真、严羽、刘过、刘仙伦等。南渡的北方词人诗人辛弃疾、史达祖、王安中等尚未算在内。说明在宋元明清时期,北方人在可作比较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哲学、历史、文学等各个方面,成就亦显寥寥,没有出现过一个自身发展的辉煌时期。其间虽也不断有人才涌出,终究非南方之比。

七、金戈铁马,气吞如虎——战争对文化的影响

中国古代先民的最早记载可以上溯到炎黄时期。春秋以后中原民族自称为华夏族,汉以后称为汉族,后世子孙都尊奉炎黄为自己的祖先,自称“炎黄世胄”、“炎黄子孙”。黄帝和炎帝是远古时期两个氏族部落的名称。黄帝部落为姬姓,从今陕西北部向东迁徙,沿着北洛水南下,在今大荔、朝邑一带渡过黄河,又沿着中条山和太行山西麓向北,最后沿着桑干河走出山岭,在今河北北部涿鹿、怀来境内的平原上定居。炎帝部落为姜姓,从今陕西西部沿渭水向东迁徙,沿着黄河南岸到达今山东境内,又从山东渡河北迁,与黄帝部落相遇。两个部落在阪泉地区发生激战,史称“阪泉之战”。战争的结果,黄帝族臣服了炎帝族,两个部落融合为一。《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此事说:“轩辕之时,炎帝欲侵陵诸侯,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黄帝号轩辕氏,是一个具有游牧性质的部族。《史记》称其“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炎帝号神农氏,以经营农业为传统,诸书多记载炎帝始教民播种五谷。阪泉之战的结果不是一个部落消灭另一个部落,而是两个部落的文化叠加在一起。部族联盟的名以战胜者一方的名号命名,称黄帝而不称炎帝;在生产方式上,黄帝族则接受了炎帝族的农耕文化,彻底改革了以往的游牧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部族之间的血缘融合和统一兼并战争,这三个重要的因素同时反映在“炎黄”这个最久远的传说上,不是偶然的。炎黄的传说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以后数千年中国历史发展长久不变的基调。而炎黄阪泉之战的发生,恰是在河北平原境内,这一巧合同样别有寓意。自初民以来,由于农耕与游牧不同生产方式间的冲突和部族之间的血缘融合而引起的战争,尤以河北平原地区最多和最为剧烈。

阪泉之战后,在河北平原地区发生的远古时期的战争还有黄帝与九黎部落蚩尤的战争,史称“涿鹿之战”。尧舜时期有帝舜与共工的战争,共工战败,帝舜将共工流放到北裔幽陵,“以变北狄”。《括地志》载:“故龚城在檀州燕乐县界,故老传云舜流共工幽陵,居此城。”到了夏代,有太康失国、少康依靠母家有仍氏(在今河北任县)攻灭寒浞、恢复帝位的战争。在商代,有商先祖王亥为有易氏(在今河北易县)绵臣所杀,王亥之弟王恒及子上甲徽为之报仇,杀死绵臣的战争。商末有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战争,周武王率领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商纣王亦发兵七十万人,双方战于商都朝歌南郊的牧野(在今黄河以北淇县境),纣师前徒倒戈,周师攻于后,纣师败北,血流漂杵,史称“牧野之战”。周初,有周公旦讨伐武庚及邶、卫、鄘三监叛乱的战争,周公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三年而毕定。

春秋时期北方戎狄异常活跃,纵横侵扰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腹地,燕、邢以至郑、卫等国都受到极大威胁。前706年,山戎越燕伐齐,齐乞师于郑,战于齐郊,大败戎师,获其二帅大良少良,甲首三百。前697年,燕桓王即位,受山戎侵逼,南迁临易(今雄县)。前664年,山戎侵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今卢龙),山戎败走。前662年,赤狄伐邢,两年以后又侵入卫国,与卫懿公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邢为周初周公旦之庶子所封国,都城在今邢台。卫为周初周武王之弟康叔所封国,都城朝歌在今淇县。管仲对齐桓公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暱,不可弃也。”于是救邢,迁邢于夷仪(今邢台西),封卫于楚丘(今河南滑县),“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赤狄、白狄被晋国攻灭以后,战国时期,北方又有林胡、楼烦、东胡继起。赵、燕二国强大后,开始对胡族进行反击,拓地渐广。前300年赵武灵王时,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置云中、雁门、代郡三郡,迫使林胡和楼烦向北迁移。前273年赵惠文王时,东胡叛赵,驱略代地人众。此时又值匈奴继起,至前243年赵悼襄王时,任李牧为将,居代郡、雁门以备匈奴,使匈奴不敢入赵边。前283年燕国在燕昭王时,也任用秦开为将,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国的疆域向东北扩展到辽东,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相互征伐不绝,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并大兼小,遂相吞灭。《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春秋初年见于史书记载的一百多个封国先后被攻灭,到战国时只剩下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在河北平原地区,前664年齐桓公灭令支,其地在今滦县。前635年,卫国灭邢。前530年晋国灭肥,俘肥王绵皋;前520年又灭鼓,俘鼓王鸢。肥、鼓均为白狄所建国,肥地在今蒿城,鼓地在今晋县。前476年晋赵襄子灭代,杀代王,兴兵平代地,其地在今蔚县。中山国是鲜虞人所建,都城顾在今定县,境域东至衡水、南至永平、西至井陉、北至保定,用铁制甲兵,筑长城,与各国频繁交往或征战,势力强大。前489年晋赵襄子等屡伐中山,中山消亡。前414年,中山武公复起,至前406年战国初期,魏文侯用乐羊攻灭之。前380年中山桓公又起,迁都灵寿(今平山),至前296年为赵武灵王所灭。秦国势力崛起以后,于前209年灭卫;于前228年攻下邯郸,灭赵;于前226年攻下蓟城,灭燕。

赵国、燕国灭亡以前,在燕齐、秦赵、燕赵之间有七次规模较大的战争。

第一次:燕惠公多宠姬,欲去诸大夫而立宠姬宋。姬宋父兄执政专权,引起诸夫不满,诸大夫共诛姬宋。燕惠公惧,出逃至齐,燕人立悼公。齐大夫高偃请晋侯共伐燕,送惠公归燕,晋侯许之。前536年,十二月,齐晋联兵讨伐燕国,送惠公归燕。师入燕境,惠公至燕而死。次年春,燕齐盟于濡上,齐晋师退,燕立悼公。 第二次:前314年,燕王哙让君位于相国子之。子之专断,国事皆决于子之,国大乱。燕太子平与将军市被结党围公宫,攻子之,为子之 所杀。燕国由此“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齐宣王乘机出兵伐燕,杀燕王哙及子之,“毁其宗庙,迁其重器”。中山国也参与伐燕,得燕地“方数百里,列城数十”。齐师久不退,燕人叛,齐不得已退兵。赵武灵王立公子职为燕昭王。

第三次: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二十八年间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至前284年,燕国殷富,士卒乐轶轻战,于是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韩、赵、魏五国合兵伐齐,大败齐师。燕兵独自深入,攻克临淄,尽取宝器,烧其宫室宗庙。齐湣王逃至莒,后被杀。燕兵攻下齐国七十余城,尽设为郡县,属燕。所不下者,唯有聊、莒、即墨三城。

第四次:燕兵对齐国的占领持续了五年,到前279年,燕昭王死,子惠王即位,猜忌乐毅,使骑劫代之为将,乐毅逃往赵国。齐将田单乘机反攻,杀死骑劫,燕兵败退,齐国失地全部收复。

第五次:前262年,秦将白起、王龁攻赵,赵孝成王派廉颇拒秦,秦赵军队在长平(今山西高平)对垒,相持三年。秦施反间计,赵孝成王以赵括代廉颇为将。秦王亲至河内,悉征十五岁以上丁壮增兵长平。赵军四十万人被围绝粮。后降秦,尽被白起坑杀,仅放二百四十名年幼战俘归赵。

第六次:前257年,秦军进围邯郸,魏、楚谋救赵,魏将晋鄙率十万军不敢进。魏公子信陵君窃符救赵,击杀晋鄙,选精兵八万击秦。楚将景阳亦率军救赵,秦军大败,主将郑安平率军二万降赵。

第七次:前251年,燕王喜以为赵国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于是发二军、车二千乘、士卒六十万人攻赵,被赵将廉颇、乐乘击败。赵杀燕将栗腹,虏卿秦、乐间,逐北五百余里,乘胜进围燕都。

西汉时期,在燕赵北部边境常有匈奴的侵袭。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以后数年,匈奴多次侵入代郡(治代县,今蔚县)、上谷(治沮阳,今怀来)、渔阳(治渔阳,今密云)及辽西(治阳乐,今辽宁义县)诸郡,杀代郡太守恭及、代郡都尉朱英,败渔阳太守,杀辽西太守,每次略民数千百人。汉朝派李广为右北平(治平刚,今辽宁凌源)太守,被匈奴称为“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汉武帝大举反击匈奴时,曾派霍去病、李广、李息、张骞自代郡、右北平一路分兵合击。到东汉时期,在燕赵北部边疆又有乌桓、鲜卑、辽东高句丽和南匈奴的侵扰,终东汉时期屡犯不绝。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45),由于乌桓、鲜卑、南匈奴的连兵侵袭,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与辽西五郡一度空虚,百姓流亡,边陲萧条,无复人迹。光武帝遣将修筑堡塞,或空置太守令长,以招还人民。又置护乌桓校尉、护匈奴中郎将,常年防守。西羌侵占关陇、益州,势力强盛时也曾东达赵魏,汉安帝曾诏令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缮作坞堡六百一十六所以避羌。

西汉时期的著名战役,有楚汉之际的秦楚巨鹿之战和韩信破赵之战。

秦末,大梁人张耳、陈余奉赵公子歇为赵王,被秦军打败,困守巨鹿城(今平乡)。秦将王离、苏角、涉间率军十万围巨鹿,章邯率军二十万从后接应,自巨鹿南筑甬道输饷于王离。陈余北收常山兵得数万人军巨鹿北,张耳之子张敖北收代兵得万余人,齐将田都、燕将臧荼也各率救兵屯巨鹿旁,但都不敢击秦。楚怀王派上将军宋义及项羽救赵,宋义怯战不前。巨鹿兵少,食尽,数求救。于是项羽晨起见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之。项羽已杀上将军,威震楚国,于是悉引兵渡河,破釜沉舟,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至则围王离,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呼声动天,九战,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自杀。章邯引兵退居棘原,项羽军漳南,派蒲将军与秦战,再破之。项羽自引兵击之汙水上,又大破之。章邯降楚,项羽虑其生变,尽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人。巨鹿之战,秦军主力丧失殆尽。

后张耳、陈余反目成仇,陈余收赵地,复立赵王歇为赵王,赵王歇封陈余为代王。刘邦派韩信、张耳率兵三万北举燕赵,陈余聚兵井陉口迎战,号称二十万。广武君李左车对陈余说:“韩信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粮食必在其后。愿借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不出十日,则两将之头可致麾下。”陈余不听,韩信引兵出关,背水为阵。赵军逐韩信军,韩信军皆殊死战,不可败。韩信又出奇兵二千骑袭赵营,赵军大惊,兵遂乱。韩信军前后夹击,大破赵军,斩陈余汦水上,擒赵王歇。破赵以后,韩信又用李左车之策,缓兵不进,休息士卒,而派辩士奉书于燕,摄以威势,燕地果然从风而靡,遂定燕赵。

在楚汉相持最胶着的时候,燕人还曾出骑兵“枭骑”助汉击楚。汉灭楚后,君臣细论所以取胜之由,却未曾论及此事。其实燕人出骑兵助汉,加入汉郎中骑兵队列,乃是汉最终胜楚的最关键一环。项羽曾经说:“吾起兵八岁,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项羽所说近乎事实。就刘邦与项羽二人才力而论,项羽击刘邦从未曾败,刘邦击项羽从未曾胜。在项羽军中,骑兵最称难当,其中最为勇武的号称“楼烦将”。楼烦为北方游牧部落名,分布在今山西宁武等地,以精于骑射著称。赵武灵王于其地置楼烦县,故楼烦又为县名。裴骃《史记集解》引李奇说:“其人善骑射,故以名射士为楼烦,取其美称,未必楼烦人也。”可知当时项羽的骑兵或者多用楼烦人为将,或者已堪与楼烦人的骑射相媲美。值此之际,就有燕人的枭骑前来助汉,从而使楚汉之间的攻守之势骤然改观。《史记·灌婴列传》:汉二年,汉王至彭城,项羽自齐回师,大破汉王。“汉王遁而西,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李必、骆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灌婴虽少,然数力战,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大破之”。《汉书·高帝纪》:汉四年秋八月,“北貉、燕人来致枭骑助汉”。荥阳战胜之后,灌婴所部骑兵多次受命打败楚骑兵,曾经迂回楚后绝其粮道,至齐追齐相田横至嬴、博、千乘,渡淮击楚后方至广陵,攻克临菑、彭城诸重镇,杀楚大将司马龙且、薛公,虏柱国项佗、亚将周兰、车骑将军华毋伤,前后斩楚楼烦将十七人。在楚汉垓下决战中,追歼项羽于东城的也是这支骑兵,将帅五人共斩项羽,皆赐爵列侯。项羽死后,灌婴又曾渡江破吴,还定淮北。刘邦即位后,灌婴为车骑将军,曾击破燕王臧荼,擒楚王韩信,击韩王信于代,从击陈豨于曲逆,破黥布于淮北,北击匈奴于武泉、楼烦,纵横南北,无所不在。

东汉时期的著名战役,有东汉初光武帝刘秀徇河北之战。光武帝刘秀起于河北而建立东汉,在他平定河北的过程中,燕赵的精骑再一次起到了关键作用。 刘秀是南阳人,新莽地皇四年(23),更始帝刘玄以刘秀行大司马事,持节收徇河北,号召各郡县,使其归附更始。刘秀经邯郸至真定(今正定)。汉宗室赵缪王之子刘林任侠于赵魏间,多通豪杰,邯郸人卜者王郎与之亲善。王郎诈称汉成帝之子,于是刘林与赵国大豪李育、张参等立王郎为天子,占据邯郸,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望风而从。刘秀至奴卢(今定县),正值上谷太守耿况遣其子耿弇南下,准备至长安与朝廷联络,发上谷渔阳“突骑”助平天下,见刘秀,相约北归。适值汉广阳国(治蓟县,今北京)王之子刘接起兵响应王郎,悬赏缉捕刘秀。刘秀南北受制,逃至河北中部的饶阳,往南渡过滹沱河,“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时寒,面皆破裂”。经下博至信都(今冀县),幸而得到信都太守任光和和成太守信都人邳肜的支持。从者多主张由信都之兵送刘秀回洛阳,被邳肜阻止。刘秀因信都兵弱准备投奔当地“诸贼”城头子路、力子都军中,被任光阻止。恰在此时,耿弇等人率领渔阳、上谷突骑数千投奔刘秀,“所过击斩王郎大将、九卿、校尉以下,凡斩首三万级,定涿郡、中山、巨鹿、清河、河间凡二十二县”。突骑是燕地所特有的一大军事力量,因此在刘秀进退维谷之际,渔阳与上谷却可以从容坐拥控弦万骑,详择去就。刘秀与王郎战于巨鹿,不利。纵突骑击之,追奔十余里,死伤者纵横,遂大胜。刘秀说:“吾闻突骑天下精兵,今见其战,乐可言邪!”于是攻下邯郸,杀王郎。公元25年,刘秀在鄗南(今高邑)即皇帝位。更始时南方有童谣说:“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至此果由河北而兴。

“枭骑”,应邵说:“枭,健也。”张晏说:“枭,勇也,若六博之枭也。”西汉初燕人的“枭骑”到东汉初即称为“突骑”。“突骑”,颜师古说:“言其骁锐、可用冲突敌人也。”枭骑和突骑之称都有勇健骁锐、冲突凌厉的意思。自两汉以后,燕地就以精良的骑兵著称,并成为燕赵文化中的一大特色被一直保留下来。直到唐代,这种情况依然如故。刘禹锡说:“大河之北,地雄兵精。”杜牧说:“冀之北土,马之所生,马良而多,人习骑战。” 刘秀收徇河北,还有二事甚可注意。一是刘秀初至河北,曾与刘林等燕赵豪侠大族接触而未能相合,致使王郎得志一时。后刘秀至信都,吸取教训,宋子(今赵县)豪族耿纯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来附,刘秀就接受了,说明此时燕赵豪侠大族的势力已不可小视。二是当时燕赵境内已多有“诸贼”武装,依山据险,所在寇掠。或以山川土地为名,或以军容强盛为号,有铜马、大肜、高湖、重连、铁胫、大抢、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十五支以上。铜马首领是东山荒秃和上淮况,大肜首领是樊重,尤来首领是樊崇,五校首领是高扈,檀乡首领是董次仲,五楼首领是张文,富平首领是徐少,获索首领是古师郎。他们各领部曲,众数十辈,辈数十百万人,合众数百万人,习于征战,所向无前。为了征服铜马等部,刘秀再次发幽州十部突骑,恩威并施,经过激烈征战,“悉破降之”。封其渠帅为列侯,降卒分置诸将,兵力遂至数十万人,以至关西一带即称刘秀为“铜马帝”。但是在此后很长时期,铜马等诸贼的余众犹在。直到建武十六年(40)天下平定以后,燕赵之地仍是“郡国群盗处处并起,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说明燕赵流民结盗已成风气。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争,先有巨鹿人张角的太平道起义,其中心在巨鹿(今鸡泽)、广宗(今威县)、下曲阳(今晋县)。与之同时,河北还有博陵张牛角、常山褚飞燕以及黄龙、左校、白雀、五鹿等多支流民武装。褚飞燕众至百万,号黑山军(黑山在今沙河北),其余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人。至汉献帝初平年间,关东州郡以讨董卓为名,一时俱起。在黄河以北起兵的有渤海太守袁绍、幽州将公孙瓒、冀州牧韩馥、东郡太守桥瑁,各路义军咸推袁绍为盟主。涿郡人刘备先依公孙瓒、后依袁绍,用东郡人关羽、涿郡人张飞为将。常山人赵云率本郡吏兵先归公孙瓒,后归刘备。又至建安五年(200),曹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与袁绍决战,以不满一万的兵力打败袁绍十余万人,又收降河北黑山军张燕所部十万余众,随之北出卢龙塞,大败辽西乌桓蹋顿单于,据有青、冀、幽、并四州之地,奠定了立足中原的基础。建安九年曹操领冀州牧,十三年为丞相,十八年汉献帝以冀州十郡封曹操为魏国公,定都邺城,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

东晋时期,北方匈奴、羯、氐、羌、鲜卑等五胡纷纷南下,建二十余国,主要的有十六国,其中控制河北的有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北燕六国。河北之地自刘渊建汉至北魏灭北燕,一百三十余年间无年不战。六国中唯有后赵石勒一代尚能劝课农桑,讲经崇儒,政教颇有可观。

在此期间,河北的豪侠大族往往依据堡壁险塞以自守。公元308年石勒经略魏郡时,服堡壁五十余垒,选其强壮者为军士,得五万人,可知当时各堡均有数千人的规模。

各国往来征战,政局虽乱,河北名士却多能依委其间,为其创设典章制度,谋划军国大略,态度十分积极。如赵郡人张宾少好学,博涉经史,但不为章句,阔达有大节,自比于西汉张良。石勒至幽冀,张宾提剑入见,被用为谋主。张宾教石勒定都襄国,朝政典制多出其手,封濮阳侯,人称“右侯”。范阳人卢湛才高行洁,博通经史,世为范阳大族,五世祖卢植、四世祖卢毓、祖卢钦、父卢志世代为官,此时也归依后赵任中书监。石勒对汉族名士、大族也十分推重,曾下令军中:“克敌获士人勿得擅杀,必生致之。”此种情形到了北魏以后更为突出。

北朝时期河北历经北魏、东魏、北齐三个朝代。北魏时局势本已趋于稳定,但在北魏末年,镇守北方防御柔然的六镇发生叛乱。叛乱平定后,其降者二十万人被分徙到冀、定、瀛诸州就食。河北之地自东晋以来就一直有众多的流民聚集,称为“乞活”,同时各国在征战中所虏获的柔然、高车、丁零、氐、羌族人也多安置在冀、定、相一带为奴,称为“营户”。六镇是北魏重兵所在,也是北魏汉化程度最轻的部分。六镇降卒与河北流民、营户会在一起以后,兵乱再起,北魏由此分裂为东魏西魏。又过了不久,六镇中柔玄镇一支以高欢为首取代东魏建立了北齐,都邺。沃野镇一支以宇文泰为首取代西魏建立了北周,都长安。由六镇兵变到东魏建立,战乱持续了十年。

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隋炀帝远征高丽,兵至一百一十三万,号称二百万,四方兵马以及馈饷皆集于涿郡。同时各地反隋的豪杰义军,也自河北始兴,漳南窦建德和孙安祖、蓨县高士达、清河张金称、平原郝孝德、河间格谦、渤海孙宣雅、上谷王须拔和历山飞等一时俱起。其中声势最大的有窦建德、刘黑闼部,一度占有河北大部。窦建德和刘黑闼都是贝州漳南(今故城东)人,少时为友。窦建德据乐寿(今献县),称夏王,死后,余众推刘黑闼再起,据洺州,称汉东王,多次大败唐军。

窦建德、刘黑闼等史多称之为“山东(太行山以东)豪杰”。据陈寅恪论证,“山东豪杰”是一胡汉杂糅、善战斗、务农业的有组织集团。窦建德等人“世为农”,“素寒贱”。并且北魏曾改鲜卑姓纥豆陵氏为汉姓窦氏,以姓氏论,窦建德、刘黑闼均出自胡族。隋末唐初“山东豪杰”这一农民武装集团,正是北魏六镇戍卒、营户的后裔,故而素有工骑射、善战斗的传统。“山东豪杰”在隋末唐初王朝鼎峙竞争之际具有举足轻重之势,常为当时政治上敌对的双方所争取。李建成、李元吉曾收服“山东豪杰”人物,因此而成为李世民争夺皇位的劲敌。魏征所以甚见重用,也因为他本为魏州人,与“山东豪杰”素有来往。而李渊则视“山东豪杰”为唐室勍敌,竟至考虑要“尽杀其党,使空山东”。

“山东豪杰”这一农民武装集团虽然来源于北魏六镇,但在河北之地亦称颇有根基。隋末唐初的“山东豪杰”与东汉初铜马等“郡国群盗”及东汉末黄龙、左校、白雀、五鹿、黑山军,亦可视为一脉之传,风气相投。再向前推溯,甚至也与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尚武、燕昭王与太子丹的养士风气,有着重要的渊源,所以韩愈至中唐时作《送董邵南序》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吾知其必有合也”、“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全以战国时事为诠解。而在隋末唐初以后,“山东豪杰”的影响也并不因为窦建德、刘黑闼等人的战败身死而泯灭。后至唐文宗时期,上距窦建德之死已逾二百年,魏州书佐殷侔尚闻山东河北之人追怀其事,且为之立祀。过其庙下,见父老群祭,骏奔有仪,“夏王”之称犹绍于昔,“知其名不可灭”。殷侔承父老之请,为撰《窦建德碑》一篇。安史之乱以后,河北演成藩镇割据的局面,也与隋末唐初“山东豪杰”农民武装集团的情况颇相类似。唐懿宗咸通年间袁郊所作《聂隐娘》、《红线女》二篇传奇,为唐代侠义传奇中的翘楚之作。其中《聂隐娘》以聂隐娘为贞元中魏博大将聂锋之女,以魏博、陈许二节度使间事为背景;《红线女》以红线为潞州节度使薛嵩养女,以潞州、魏博二节度使间事为背景,所述侠义故事全以魏博等藩镇之武勇、跋扈为依托。

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战争是有其必然原因而频繁发生的现象。战争对于古代社会的影响是两方面的,它既是社会文明的产物,又对社会具有极大的破坏。从区域文化的角度上看,与燕赵地区有关的战争,其两个方面的影响不是均匀发生的,而是分为前期、后期而各有侧重。前期与后期的界线,就以唐代中后期至两宋间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政治重心的北移为标志。在此以前,战争对于燕赵文化的影响大多是积极的、正面的,有助于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特征的形成和发展,并且通过一次又一次不断的强化维护和重新陶铸了“慷慨悲歌”的特征。如上述列举出的战争大多即是由燕赵人士积极大量参与或者主动发起,在其间具有重要作用或者主持操纵、与燕赵人士的意愿相符合也与他们的传统性格相符合的战争。但是在此以后,战争对于燕赵文化的影响就多是消极的、反面的了。战争虽然在燕赵区域内进行,虽然有燕赵人士参加,但是大多并不代表燕赵人士的意愿而是代表全国的意愿,不是具有区域性的意义而是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也难以由燕赵人士主持操纵发挥作用。在这时期的战争中,燕赵大多是被动的,至多是在很少的特定环境下,能够引发起“慷慨悲歌”的传统特征对于外部环境刺激的一些回应。

唐代中后期北方藩镇割据的局势以及由此开始的全国政治重心北移已见前述。在唐藩镇割据的局势中,燕赵之地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其自主性。“河朔三镇”的将帅中,有不少人世居河北,并且能够保持自古以来尚豪侠、工骑射、务农业、崇儒学的文化传统。如田承嗣,平州卢龙人,以豪侠闻,既得志,使老弱耕,壮者在军。田悦,轻财重施,剽悍善斗冠军中,开馆宇礼天下士。罗弘信,魏州贵乡人,善骑射。罗绍威,少有英气,性精悍,多聚书,至万卷。江东罗隐工为诗,绍威厚币结之,通谱系昭穆,因题己所为诗为《偷江东集》。刘怦,幽州昌平人,少为范阳裨将,积功至雄武军使,广垦田,节用度,以办治称。李济,游学京师,举进士第。李载义,自称恒山愍王之后,性矜荡,好与豪杰游,力挽强搏斗。张仲武,范阳人,通《左氏春秋》。李匡威,范阳人,性豪爽,恃燕蓟劲兵处,轩然有雄天下意。刘仁恭,深州人,为人豪纵,多智数,有大志。燕赵之地胡汉的影响是双方面的,既有胡化的一面,也有汉化的一面。河朔三镇中的胡族将领固然普遍工于骑射,而世代久居燕赵,娶妻生子,受汉人影响,居然也能披读汉籍。如李宝臣,本范阳内属奚人,为范阳将张锁高义子,其子李惟诚尚儒术,其孙李铢好学多识,有儒者风。王廷凑,本回纥阿布思族人,自曾祖为成德将,喜读《鬼谷》、兵家诸书。藩镇割据由安史之乱演变而来,起初曾有屯兵防御外患的意图,但到其后则多与燕赵之地的好武风气及豪杰之士的推波助澜有关。起初虽也有胡族入侵的因素,但燕赵之地自古以来就是地边胡、数被寇、其民“羯羠不均”、“雕捍少虑”。胡化、汉化同时存在,有一定程度的胡汉杂糅,固然也是燕赵文化中原本就有的一大特色。

但是到宋元明清时期,这种情形就完全改变了。这一时期在河北地区发生的战争主要是在民族融合而非地方割据的背景上出现的,并且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又比以往规模更大,进行的过程更快,农耕生产方式与游牧生产方式间的差异更为显著,冲突更为剧烈。从北方游牧民族的方面来说,战争主要是掠夺式的,而不是地方割据或统一兼并式的,因此它首先就表现为极大的破坏性。 公元946年9月,契丹耶律德光引兵南下占领后晋都城大梁,翌年春在大梁举行即位仪式,改契丹国号为辽,改元大同。但契丹人并没有在大梁留下来,而是尽载府库珍宝回了北方。同样,1126年金兵南下占领北宋都城汴梁,也没有停留,而是搜刮府库官民金银币帛、皇宫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铜人、漏刻、书籍、府州县图,裹挟徽钦二帝、后妃、皇子皇女、贵戚、倡优、工匠等共三千余人,一并北去。说明在这一时期,北方游牧族军事力量的发展很快,而生产方式上的汉化过程则要缓慢得多。这一情形到元、清两代更为明显。蒙古和满族都是在初次进入华北平原以后不久就能够麾兵直入,几乎不经过反复,很快就可以控制包括长江流域在内的所有版图。蒙古占据河北和灭金,时间都很短,灭南宋只用了四十年。清兵自入关至俘桂王不出二十年。和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的情形相比,南方这时已失去南北对峙的政治军事实力,而游牧族在实现了军事统一以后,也是以征服者战胜者的姿态出现,不让平原地区汉族原有的农耕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蒙古在占领河北以后,大臣别迭等人甚至提出了“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主张。

这一时期战争对燕赵文化的影响,首先表现为掠夺式战争对于经济、文化巨大的直接的破坏。耶律德光占据大梁时,赵延寿请给契丹兵颁发廪食,耶律德光说:“吾国无此法。”乃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谷草”,自东西两畿及郑、滑、曹、濮数百里间财畜殆尽,城市和村落受到极大破坏。庄季裕《鸡肋编》说:“自古兵乱,郡邑被焚毁者有之。虽盗贼残暴,必赖室庐以处,故须有存者。靖康之后,金虏侵陵中国,露居异俗,凡所经过,尽皆焚燹。中原之祸,自书契以来未之有也。”元好问《遗山文集》说赵州在蒙古攻金的战争结束后,“焚毁尤甚,民居官寺,百不存一”。房屋之外,树木特别是极具经济价值的桑、枣等树也遭到彻底毁坏。《辽史·兵卫志》说辽军作战,“必先砍伐园林,然后驱掠老幼,运土木填壕堑。又于本国州县起汉人乡兵万人,随军专伐园林,填道路。沿途民居园囿桑柘,必夷伐焚荡”。战争还造成人口锐减,《清世祖实录》说清初直隶“极目荒凉”,“百姓流亡十之六七”。

其次是在游牧族占领初期,政策上仍具有很强的军事化性质。耶律德光时契丹实行胡汉分治的制度,部落之事归北面宫,汉人租赋之事归南面宫,“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蒙古早期也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人之分。州县一级政权,辽有“头下军州”,以所俘掠的人口封赏契丹贵戚功臣而置,蒙古在河北时,仍是将州县作为“投下”封地分封给诸王功臣,所掠人口实际上具有官奴隶的性质。在土地政策上,金人内徙后将其原有的军事组织“猛安谋克”转为屯田军,计口给田,以充口粮。清初也令满人圈地,近京各县圈地总数达十六万六千七百九十四顷之多。旗人索保住在宛平县“横霸一方,田连阡陌,所招佃户,供其驱使”。焦国栋在宝坻县“横霸田土千余顷”。猛安谋克所占耕地又多不肯亲自耕种,或者佃给汉人,坐收租课,或者役使奴婢,金元所用奴婢多有二三百至上千者。更有甚者,则听由良田荒芜,砍桑伐枣,以为刍薪,经营上极趋粗放。土地荒芜之后,再重新圈占汉人良田,不二三年仍旧荒废。由此造成荒地日旷,即使在风调雨顺之年,田之荒者也动至百余里,“草莽弥望,狐兔出没”。蒙古初期还专占民田以为牧场,“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又往往在所占据的汉地抓丁派役,《金史·兵志》称:“金之兵制最弊,每有征伐及边衅,辄下令签军,使远近骚动,民家丁男若皆强壮,或尽取无遗,号泣动乎乡里,嗟怨盈于道路。”不平等的民族压迫政策也给经济、文化带来极大破坏。

再从南方农耕地区方面来说,由于生产方式的不同,南方政权的性质和功能不同于北方游牧族政权,因而这一时期双方发生在河北地区的战争实际上具有两种不同生产方式间的冲突的意义。对于南方而言,虽然战争发生的地点是河北,实际上却具有保卫全农耕地区的意义,而并不只是关系着河北一区的利益。如北宋时期的两次大战,第一次由宋太宗亲自指挥围攻幽州,第二次由曹彬率兵出雄州,田重进率兵由定州出飞狐,都是倾全区之力以赴。特别是在这一时期,由于经济重心已经南移,河北地区对于全区的作用就是以河北确保南方经济区的安全,于是河北之地又进一步作出牺牲,纯粹沦为战场。最足以说明这一点的是在北宋第二次攻辽失败以后,便取守势,为了遏制北方兵马,竟至在河北平原上挖掘河堤,使西起保州(今保定)、东达泥沽海口(今塘沽)的屈曲九百里之地,遍布塘泺,使得“河北之地,缘边广信、安肃、顺安、雄、霸之间,尽为塘水,民不得耕者十八九”。北宋对于河北地区的经济利益已无力相顾,和唐代中后期以前中央对于河北地区的态度已完全不同。

又就河北地区内的情况来看,自外而来的战争使本地区在文化上心理上均难于承受,表现出很大的被动性。战争期间虽也有农民武装出现,如南宋时燕人赵恭在庆源府(今赵县)五马山聚众至十余万,王彦“八字军”在怀、卫、相州一带聚众也在十万以上,但其活动方式已不是劫盗任侠,而是带有反对异族压迫的直接目的,和唐代中后期以前不同。北方豪强大族的影响尤为微薄,比较著闻的辽代有韩氏、刘氏,元代有大兴史氏、易州张氏、真定董氏,不过寥寥数家而已。

总之,唐代中后期以前战争对燕赵文化的影响多是积极的,战争是燕赵文化内涵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与燕赵文化慷慨任侠的特征融为一体。而在宋代以后,战争对于燕赵文化的影响多是消极的,集权政治的重压与频繁和剧烈的破坏性战争是造成宋元明清时期燕赵经济、文化衰落的直接原因。

八、百川归海,江汉朝宗——北方民族大融合

中国古代自上古至先秦时期,经历了三次大的变革。一次变革是在商周之际,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而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再一次变革在战国秦汉之际,赵冀《廿二史劄记》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条说:“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至战国则布衣起而游说,又起而为将,汉初则一时将相皆出布衣,为前所未有。汉以后废分封,诸侯王惟得衣食租税,除吏皆自天子,行征辟、选举、科目以选官,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法荡然净尽,为前所未有。在这两次变革之前还有一次大的变革,就是炎黄之际的变革。中国古代华夏民族的起源以及很多文物制度和创造发明的起源,均可以上溯到黄帝,因此炎黄时期的变革可以说是古代社会中最早的一次变革。在这次变革中,产生出了古代民族融合的最早模式。据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1937)研究:“炎黄之战乃民族之战,黄河流域争夺之战。”

炎帝族较黄帝族进入黄河流域即中原区、华夏区的时间为早,是在黄帝族到来之前的土著民族。据《帝王世纪》等书记载,在黄帝族到来之前,炎帝族自神农氏以下,经帝承、帝临、帝明、帝直、帝来、帝里、帝榆罔,至少已经传了八世。炎帝与黄帝并不同为少典之子,年限也不同时,是可以肯定的。炎帝族为姜姓,姜即羌,羌本羊。《说文》:“羌,西戎牧羊人,从人从羊。”炎帝族起源于西部的羌族,炎帝神农氏曾在今陕西扶风、姜阳一带的姜水居住。姜水亦名羊水,因西部地多产羊,以牧羊为主,即以羊为氏族名称,又以氏族名称为所居地名和水名。炎帝族最初也是游牧民族,族人头上戴羊角为饰。但是自神农时起,炎帝族开始耕稼,进入中原居陈留、修武、长治一带为中心后,即以农业为主,素有擅长农业的传统。

黄帝族在与炎帝族接触时,仍以游牧为主,擅长狩猎征战。《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族“以师兵为营卫,迁徙往来无常处”。游牧的黄帝族与农耕的炎帝族发生冲突,战争十分激烈,大规模的战争有三次。阪泉之战是黄帝与炎帝族中末帝榆罔的战争,是第一次。榆罔战败后,同族中的强项者蚩尤起而与黄帝相抗,战于涿鹿之野,三年九战,被黄帝擒杀,是第二次。此后到帝喾、高辛时,炎帝的族裔共工据冀方与高辛争帝,壅防百川以敌黄族,被斩于中冀之野,是第三次。其余较小规模的战争尚有多次,史称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凡五十二战,天下大服。

黄帝族以武力征服炎帝族以后,对于被征服的炎帝族采取了几个措施。一是将炎帝族中的桀骜部落驱逐出黄河流域,流放到边远地区。这些部落分居于中原的东南西北各边区,总名为邾娄,又称为夷,也分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后来山东的邾、莱、莒,山西的潞氏、赤狄、白狄,陕西的姜戎、陆浑,江汉的三苗诸蛮等等,均为其后裔。邾娄族的分布十分广泛,以黄河以北地区而论,蚩尤被斩于浊鹿,其地在今黄河以北的河南修武,是当年炎帝族居住的中心地带。浊鹿即邾娄,二者音义相同,以炎帝族所居而得名。王子年《拾遗记》称黄帝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迁恶者于有北之乡,所说迁到有北之乡的一支即被迫居于今河北涿县的一支,以族名为地名,仍称浊鹿,山称浊鹿山,水称涿水。浊鹿又写作独蜀、蜀鹿、涿鹿,同音通用。在蚩尤转战及迁徙的途中,所到之处多有炎帝族的后裔遗留下来。在冀州等地多有蚩尤祠,当地设坛为祭,祭祀蚩尤神。于每年十月祀之,谱以乐章,象以戏舞。祭祀时,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称之为蚩尤旗。又以彗星为蚩尤旗,见之必动干戈。黄帝还曾画蚩尤像以威天下,后世遂以蚩尤为战神。除蚩尤祠、冢外,今河北平谷有独乐河,娄、乐音转,独乐河亦即邾娄河,为古炎族所居。今河北巨鹿战国时为赵巨鹿郡,楚灭邾封其君为巨鹿侯,巨鹿亦即邾娄。今北京通县西汉为路县,东汉改作潞县,路即娄一音之转。榆罔初都空桑(今河南陈留),后被徙于今山西长子,其地春秋时为赤狄潞子国,后称潞州,与此例同。今河北吴桥东汉为重平侯国,邾重双声音转,重即邾。今河北良乡东北旧有夷宾州,今河北邢台西春秋时有夷仪,夷即炎帝族的总名。今河北邯郸为战国赵都城,邯即甘,为炎帝族“地”部落之名,地又作土,即殷商时的土方。郸即单,又作墠,为炎帝族“墠”部落之名,墠又作町、田。甘、单二字加邑作地名合为邯郸。今河北大名、南乐一带有赵献侯都城中牟,牟即炎帝族“牟”部落之名,春秋齐亦有牟夷,与此例同。今河北安新有战国燕葛城,葛即炎帝族“葛”部落之名,葛即介,又即根,春秋齐有介葛、介根,为东夷部落名。今河北卢龙有古孤竹国,孤即介音转,邾竹音通,孤竹为族名合称,亦即炎帝族“介”部落之名。今河北高阳有古高阳,高即句,亦即介。朝鲜高句丽之高亦即介,为古炎帝族部落所迁往,与此例同。今河北玉田有春秋山戎所建无终国,无为牟音转,终为邾音转,无终犹言牟邾,为古炎帝族“牟”部落之名。据王献唐论证,可知在今河北平原地区多有古代夷族亦即炎帝族的遗迹,早在炎黄时期这里已是古代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区。

二是黄帝族与炎帝族实行通婚的制度。黄帝族男子娶炎帝族之女为妃,如帝喾所娶四妃为姜嫄、简狄、庆都、常仪。姜嫄为有邰氏。简狄为有娀氏,娀即戎。庆都为陈酆氏,陈为炎帝之都。常仪为陬(女旁)訾氏,陬(女旁)訾又作邹屠,即邾娄,可知四人均出自炎帝族。与夷族通婚的习俗直到春秋时仍然十分盛行。

黄帝族与炎帝族所生之子往往又被分封在其母族所居地,以其族女子所生还制其族。最初是以此求得怀柔的效果,但久而久之,则被母族所同化。最初其土著族为炎帝族,君主则为黄帝族,久则不可复分,所以后人有称为黄帝后者,又有称为炎帝后者。如黄帝元妃嫘祖为炎帝族女,生龙苗,传至卞明,降居南方,生白犬,为蛮人之祖。黄帝次妃嫫母生苍林,苍林生始均,居北狄,为狄人之祖。黄帝之子帝鸿,釐姓,炎族所出,生白民,为夷人之祖。少昊之子般,炎族所出,传至虞帝,投之幽州,为阴戎之祖。

炎帝族在农业及社会文化许多方面都较黄帝族先进。炎帝族的风俗是被发(披发)、左衽,或用黑巾裹头,周秦时称平民为黎民、黔首即来源于此。脚下穿屦,汉以后发展为履。携带重物时,男子用肩负,女子用头戴,即顶在头上。头戴时用竹条编结成篓装物,至战国秦汉时仍有夫负妻戴的习俗,后则传至朝鲜、安南。居室架木为巢,称为重屋,后发展为楼榭。炎帝族的乐舞名为株离,乐器用土烧制成土鼓,即后来所称的缶。炎帝族的起源与羊有关,至秦汉间讹传为牛,将蚩尤神化为牛耳、牛脚、牛蹄、鬓如剑戟、以角抵人的形象,后演变为冀州民间的蚩尤戏即角抵戏,其人头戴牛角两两相抵,此为体育、杂戏的起源。古代称俳优为侏儒,古有乐人亦名伶侏,侏儒即邾娄,因炎帝族人擅长乐舞而身材矮小,故以之命名。古代术士也称为儒,儒也因炎帝族而得名。古代在年终时设祭称为腊,腊有八神,首为先啬,次为司啬,先啬即神农,今腊八节由此而来。古代又有祭饮食之神的膢,楚地在二月,冀州在八月,腊与膢均为炎帝族的遗制。婚葬之俗,黄帝族不重墓葬,墓葬不封不树,祭祖均在宗庙、宗祠或家中进行,炎帝族则注重野祭,今仍有墓祭之俗,即源于炎帝。古代炎帝族多美女,所以形容女子美貌的字多出炎帝族,如姝,即邾。姝又转为刍(女旁)、婤、媌、婥。又如姿,即訾;娇、媛,即奄。古代婚娶最初为劫婚,婚从昏,即昏暮,而娶又写作陬(女旁),即邾,说明劫婚的风俗曾在炎帝族中流行。又妻字与夷同音,妻之姊妹又称为姨,姊妹同嫁之俗与妻、姨等字也因炎帝族而得。炎帝族信神习巫,跳神祭神都源于炎帝族。八卦、易经、历算及本草等医书最早也都溯源于炎帝。天文中的十二分星之说与二十八宿之名也起源于炎帝。在天有十二分星,在地为十二域,每一星主一域,叫做分野。如鲁在十二分星中为降娄,在二十八宿中为娄和奎,娄即邾娄,鲁国封域本为炎帝族所居,因此其上所对应的星名即为娄。卫的分星为陬(女旁)訾,陬(女旁)訾即邾娄。燕的分星为析木,析訾音转,木牟音转,析木犹言訾牟。燕在二十八宿中为尾,尾夷同音,尾即夷。燕地本是炎族旧居,因此其上所对应的星宿也以炎帝族名命名。

黄帝族征服了炎帝族以后,有些文化渐归淹灭,有些则被继承下来 ,在继承的同时,又对炎族的文化进行了改造和发扬。

最能说明炎帝黄帝二族文化之间继承和改造关系的是农业问题。中国古代农业发明的传说有两支,一支为炎帝族的神农,一支为黄帝族的后稷。炎帝族发明农业自然较黄帝族为早,族人中除神农外又有炎帝柱,为烈山氏之子,曾周历名山,辟田垦土,兴于谷帛,化于市鄽。而黄帝族在继承了炎帝族的农业传统的同时,又推举出自己的族人后稷,称他为农业的发明者,在名位上与炎帝族相齐。后稷名弃,母姜嫄,为有邰氏之女,帝喾元妃。姜嫄即炎帝族之女。后稷封于邰,从其炎帝族的母家学会农艺,因此在虞舜时,典司农事,有“后稷”的称号。黄帝族为了泯灭炎黄的界线,一再推崇后稷,最初则有炎帝神农为先啬、黄帝后稷为司啬的腊祭,其后则传出两个后稷。《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再后,到《诗经》、《尚书》、《史记》诸书,就完全改宗后稷弃,而不宗炎帝柱,炎帝族发明农业的史实反而湮没无闻、追溯不清了。

由此可知,炎黄二族的融合方式,不是由黄帝族消灭炎帝族,而是炎黄二族文化叠加在一起。最初是由游牧的比较落后的黄帝族,通过战争征服农耕的比较先进的炎帝族,其后是黄帝族放弃落后的游牧方式,接受炎帝族先进的农耕方式,但是在名分上却要推崇黄帝族,抵拒炎帝族。简言之,就是以黄帝族之名、炎帝族之实,或者说以黄帝族的政治统治、炎帝族的农业经济二者融合。到后来则由炎黄二族的世代通婚,在血缘上进行融合。最后则是氏族的界线归于泯灭,何者为黄,何者为炎,已难于分清,唯有并称为炎黄。

传世的史书如《帝系》、《五帝德》、《尚书》等,都是黄帝族世系的史书,是黄帝族的一家之言。《史记》称“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可见百家之书有的还能沿用炎帝族的传说,故记载黄帝当时之事虽猥琐卑下但却属实。而到《五帝德》等书,黄帝却被描述成是天生神明的人。黄帝族本为游牧民族,到后来却以先进的农业民族自居,而被其所征服、流放的炎帝族反而被指责为乱德失礼的夷狄异类。正统的名分是政治统治的最好依据,故自黄帝以下,颛顼、帝喾、尧、舜、禹等均出自黄帝一系,并从而维护《五帝德》等改造过的史实。

炎黄民族的这一融合方式,在后来的周秦各代多次沿用。周人、秦人最初僻居西陲,与戎族杂居。周人后来征服了先进的殷商,反而以崇好稼穑自居。而在周人的史籍中,殷商文化的真实面貌亦不见记载。或许在后来周人的文化中原为殷商文化,而为周人冒名顶替的就有不少。秦人征服较为先进的山东六国,自以为功盖三皇五帝,足为万世法式,六国史书均下令焚毁,唯留《秦记》,目的即在于掩盖史实。

自炎黄以后,各个时期的民族融合还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注重华夷之分,中原各国为黄帝后裔,自称为华夏,而称周边各游牧族为戎狄蛮夷。其实这一时期戎狄蛮夷与华夏虽有饮食、衣服、贽币、言语的不同,却已没有种族上的区别。如姬姓、姜姓诸戎本亦炎黄之后,与中原各国同族;白狄为姬姓,应为黄帝后裔;北方的匈奴族尧时称荤粥,周称猃狁,其先祖为夏禹的后裔。戎狄蛮夷与华夏之分,归根到底是游牧生产方式与农耕生产方式之分。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指斥“蛮夷猾华”,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提出“明夷狄之分”、“尊王攘夷”、“内诸夏而外夷狄”、“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当时人们心目中华夷对立的观念和后来五胡乱华时期一样,确实已到了“怨恨之气,毒于骨髓”的严重程度。不过,在确定华夷之分的标准时,中原各国实际上并没有从一族一姓的狭隘方面作出衡量。当时人们已经知道,此时不管是什么民族,谁进入中原,谁接受农耕生产方式,谁就是华夏族,否则就是夷狄。夷狄可以进而成为华夏,华夏也可以退而成为夷狄。孔子说:“夷而进入中国,则中国之。”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实际上则既可有用夏变夷的一面,也可有用夷变夏的一面。如周人和秦人,在接受了农耕文化进入中原以后,照例都由夷狄之俗转为华夏之礼,由“逆取”转为“顺守”,以农耕文化自居,转过头来对于尾随其后试图靠近中原的戎狄部落,即使是其原来的同族,也极力抵斥,划清界线,“贬戎狄之俗”,而“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

春秋战国时期以农耕方式作为划分华夷的界线的观念是进步的,实际的。即使到了汉代以后,在汉民族与北方匈奴、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纥、昭武九姓胡、契丹、女真、蒙古各族在血缘和体貌上的差别重新显著起来以后,这一观念的影响也仍然存在。

华夏族的概念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开放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都有新的因素加入其中。关键是看谁能更好地完成农耕方式的转变,谁能对农耕文化有所维护、发展和创新。这就真好比是河海容纳百川,汪洋澎湃而不厌其多了。

到秦汉时期,北方匈奴曾一度强盛,但并没有进入内地。匈奴仍然保持着其原有的游牧传统,如《史记·匈奴列传》所说:“汉人得匈奴地,则泽卤不可耕;匈奴得汉地,亦终非能居之”,且匈奴“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说明匈奴人与汉人在物质利益的需求上是互相排斥而不相通容的。在汉武帝三次主动出击以后,匈奴举族西迁,经西域过葱岭到达中亚,连带着月氏、乌孙各族也都西迁而去。这一时期汉族与匈奴族的融合只是以少量部族和单个人的方式进行的。

东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融合的特点是先接受汉族的影响,再逐渐融合;先汉化,再进入中原。南匈奴自从东汉初内附,世居今山西忻县一带,与汉人杂居,逐渐转向农耕生活。刘渊曾作为匈奴侍子住洛阳多年,随汉儒习经史、用汉名,建国后自称大单于,又称汉王,以刘汉正统自居。羯族役属于匈奴,称为“匈奴别部”,西晋时已入塞,在今山西榆社一带与汉人杂居。石勒曾被汉人捕卖于山东茌平,取汉名,建国后称赵,推崇儒学,战乱中将汉族士大夫编在一起加以保护,名为“君子营”。慕容鲜卑西晋时在今辽宁锦州一带从事农桑和畜牧,永嘉以后很多北方士大夫和汉族百姓前往避难。慕容廆重用士人,创设制度,讲授经学,至其子慕容皝时建立前燕。氐族和羌族在西晋时多已移居关中、益州,不少人散处中原。公元329年,后赵迁秦雍氐羌十五万落于中原,后由氐人苻健率领西归,回到长安建立了前秦,重用汉人王猛,劝课农桑,提倡儒学。后来到羌人姚苌建立后秦时,仍能讲经论道,提倡儒学。拓跋鲜卑世居盛乐(今内蒙托克托),后迁平城(今山西大同)。拓跋珪在建立北魏前后,曾强徙山东六州汉族吏民等三十六万口到平城,配给耕牛,计口授田,重用汉人崔宏、张兖等人,同时向北极力防御游牧的高车和柔然。

五胡及北魏在进入中原建国前后,已普遍接受农耕方式,普遍重用汉族士大夫,其经学水平之高,就是正朔所在的东晋南朝也未能远过。自西汉以来兴起的北方门阀士族在此时期也发展成熟,以其不同的特点而与南方士族分庭抗礼。这就大大减轻了五胡乱华中民族冲突的一面。因此,到公元383年淝水之战前秦与东晋的对峙,公元450年瓜步之战北魏与元嘉之治下的刘宋对峙,以及东晋的数次北伐,都已不是民族战争,而是统一兼并战争。后来隋、唐两个政治集团都源出于北方,也说明正是五胡比较深入的汉化和比较深入的民族融合,为后来农耕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奠定了基础,迎来了转机。

正是由于北方五胡汉化的程度较为深入,以至出现了胡人忧虑汉化速度过快的现象。与此同时,汉人则又往往主动安排胡人内徙。早在西汉初期,投奔匈奴的燕人中行说就曾比较胡汉的短长,提醒匈奴说: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但逐水草而居,无冠带之饰,阙庭之礼,事简易行,宽则人乐无事,急则人习骑射,是匈奴之所长;汉族礼义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极,生力必屈,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功,缓则疲于作业,是汉人之所短。曹魏时,拓跋鲜卑力微之子沙漠汗留质洛阳,居住了八年,回国时部落大人害怕沙漠汗变革旧俗,所以在归途中将他杀死。拓跋珪之子拓跋嗣继位后,曾急于迁都邺城,崔浩担心拓跋族汉化程度太快,会失去所长,因此极力阻止,说:“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我轻骑南下,百姓望尘慑服,此国家所以威制诸夏也。”到公元495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用汉语、汉服、汉姓,改代人籍贯为河南洛阳籍贯,死后葬洛北邙山,并任用汉人儒士,于是宗室及族人往往不乐,以至发生了太子元恂和大臣穆泰、陆叡等人的谋反和叛乱。孝文帝曾经对陆叡说:“北人每言北俗质鲁,何由知书,朕闻之,深用怃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顾学与不学耳。朕修百官,兴礼乐,其志固欲移风易俗。朕为天子,何必居中原,还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乃广博。若永居恒北,复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耳。”其深思熟虑及坚毅决心,正与战国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相类同。所不幸的是,北魏自迁都以后不出三十年,由于北方汉化程度最轻的六镇发生兵变,终使北魏被后起的政权所推翻。北方各胡族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做出了很大贡献,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隋唐时期的民族融合值得注意的有两个方面,其一是蛮夷更盛衰,其二是河北地区的胡化。《新唐书·四夷传》总序说:“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凡突厥、吐蕃、回鹘以盛衰先后为次,终之以南蛮。”陈寅恪称“蛮夷更盛衰”为“外族盛衰的连环性”。所谓连环性就是唐朝与各游牧民族的盛衰,既与其内部的天灾政事有关,与对立民族的攻守强弱有关,也与第三方面民族的强盛有很大的关联。隋末唐初突厥强盛,李渊、窦建德等均曾向其称臣,请求兵援,而贞观年间唐将李靖大破突厥,则与回纥(回鹘)、薛延陀的兴起侵其北境有关。吐蕃自唐太宗贞观时兴盛,至唐武宗时瓦解衰弱,唐朝得以恢复河湟失地,则与其北邻党项、南邻南诏、西邻黑衣大食的兴起与夹攻有关。回纥在唐肃宗时最为强大,侵扰唐境,到唐文宗时衰落,则又与坚昆黠戛斯的崛起侵其外有关。吐蕃的衰弱,又给南诏的扩张提供了机会,致使南诏入掠成都,西川大困,自唐宣宗直至唐亡成为唐朝南部的严重边患。在东北方面,唐太宗征讨高丽所以失败,唐高宗征讨所以成功,则与先从水陆征服了高丽后方的百济有关。征服高丽之后不久又失去,所置安东都护府的治所从平壤又内迁到辽东(今辽宁辽阳),最后由幽州兼领,则是因为西北方面吐蕃开始入侵。而吐蕃的入侵、高丽的衰亡及唐朝在东北边境上的退守政策,则又促成了新罗和渤海的强盛。

河北地区在隋末唐初已有“山东豪杰”农民武装势力的存在。“山东豪杰”即北魏迁徙到冀、定、瀛、相诸州的六镇兵民的后裔,在当时是最擅长作战和汉化程度最弱的一个集团。安史之乱以后河北的藩镇割据局面,即上与北魏六镇及隋末唐初“山东豪杰”相衔接。河北藩镇不仅直接任用蕃人为将领和具有擅长征战的特点,并且在军队的组织上也采用游牧民族酋长即父兄即将领、部众即子弟即兵卒、以血缘相结合的形式,通过实行义子制使军队部落化、血缘化。如安禄山曾养“曳落河”即义子八千人,魏博田承嗣择军中强力子弟一万人为牙军,父子世袭,姻党盘互,当时有“长安天子,魏府牙军”一语,可见其势力之盛。不仅蕃将习于此制,汉人将领也习于此制,如田承嗣、薛嵩等人虽是汉人,实同蕃将。其军队不论是何种族,实亦同于胡人部落,所以称之为“胡化”。在胡化状态下,已不能以种族作为区分胡汉的标准,而只能以其所接受的文化作为标准。不过也应指出,“胡化”概念是在河北地区本为汉化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唐代的藩镇自安禄山时即特别重视农桑,大力发展军屯,这本是藩镇得以长期割据的基础。“胡化”是与“汉化”相对而言的,是在汉化之中又保留有胡族的若干特征,而不是完全成为胡族。唐代河北的藩镇可以说是汉族农耕经济与游牧族部落军事制度的结合。

由此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唐代与周边游牧民族的势力基本处于均衡状态。就夷夏盛衰连环性而言,截长补短约可均衡。就胡化与汉化而言,二者亦称折中。

但是到宋元明清时期,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是先进入中原,再逐渐汉化;先军事和政治统一,再恢复和发展经济。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出现了蒙古汗国那样空前绝后的强大势力,达到了高潮,而汉地的官僚政治统治却日趋僵化,由盛转衰。

在此以前,汉地对北方游牧民族一般都采取和亲、册封和使其内附的政策。在此时期,已不再和亲,除北宋曾册封西夏为夏国王和明朝任满人为建州卫都指挥使外也很少册封,像后晋称臣于契丹、南宋称臣于金的情况以前从未有过。南北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失去均衡,北宋与辽长期对峙在燕云十六州一线,幽燕以南千里之间地平如砥,自古以来素无险阻,于是宋人决通河陂,依水为寨,据守瓦桥、益津、高阳三关,这种情况以前从未有过。契丹和金攻克后晋和北宋的都城汴京,金攻克南宋都城临安,长驱直入又迅速返回,这种情况以前从未有过。北方游牧民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进入中原腹地,像蒙古和清更是以游牧民族在汉族农耕区内建立统一政权,这种情况以前从未有过。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将金国都城建在华北北部的燕京(今北京),以后历朝也都在此建都,这种情况以前也从未有过。

女真在1115年建金国,1129年就已完全控制了河北地区。1133年,金下令从东北地区迁徙女真人于华北汉人地区,“命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到华北后,便“棋布星列,散居四方”。但是到1214年遭受蒙古的攻击南迁开封时,仍有屯田军及其家口百余万人相随而往。女真族屯田军长期以来不耕不战,“得地不能以自活”,全靠金政府供应的口粮维持生活,其融合之缓慢,上距进入汉地已有八十余年。

契丹在907年建辽国,936年即已取得燕云十六州之地。至1125年辽亡,其间一百九十年,契丹族人仍主要居住在以上京临潢府(今内蒙林西林东之间)为中心的宜牧地区,以渔猎畜牧为主,幽燕地区基本保持汉族人农耕的原状,官吏也多由汉人担任,胡汉分治,二族在血缘与农耕方式上的融合并不显著。 蒙古自1215年攻占燕京,至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其间将近半个世纪一度处于异常混乱和黑暗的状态。掳掠人口,重税勒索,许多州县被分封给贵族、功臣作封地,封地内的人民被看做是封主的私产,不得任意迁徙。元世祖即位后政策虽做了很多调整,但元朝的民族融合仍十分缓慢。元代的皇帝自忽必烈到元顺帝,没有一个通汉文。元人、色目人官吏也“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元朝的民族矛盾也是历朝中最为尖锐的,迟至1368年元亡前不久,伯颜等人还提出要杀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姓,而汉人也提出了“北人是主南是客”和“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

满清的崛起是最为迅速的。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建立后金,两年后开始向明朝进攻,五年后攻取了辽东七十二城,十八年后控制了长城以北广大地区,二十八年后借助李自成灭明的机会攻占北京。攻占北京以后二十年内就攻灭了福王、鲁王、唐王、桂王以及其他各支抗清势力,并于1683年攻下台湾。 满清在先进入中原、先军事和政治统一再逐渐汉化和血缘融合一点上,最为典型。

在以上所概述的数千年的民族融合过程中,河北地区是中原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相互接触的重要前沿。特别是在宋元明清时期,更是成为了北方民族大融合的一扇大门。

据《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述,战国至西汉时期中国北部农耕地区与游牧地区的分界线,是在碣石到龙门一线。从东部起由滨海的碣石(今河北昌黎)向西偏北,沿着今燕山南麓西行,再折向西南,经过恒山(在今河北唐县西北)和汾水上游,循吕梁山而至龙门(在今山西河津、陕西韩城之间)。河北地区的渔阳、上谷和代郡都处在这条农牧分界线的边缘。代郡最初在今河北蔚县,西汉以后才逐渐移向西北,东汉时移至今山西阳高,北魏时移至今山西大同,隋唐为代州,在今山西代县。在代郡附近的还有种和石,种在唐为蔚州,即今山西灵丘,石即石邑,在今石家庄西南。南方多清江,北方多雄关。在燕山、恒山和太行山北端排列着有许多关隘和塞道,从东向西有渝关(隋筑,今山海关)、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居庸关(又名蓟门关、军都关)、紫荆关(又名五阮关、金陂关)、常山关(又名鸿上关,今倒马关,有飞狐口、飞狐道)、井陉关(又名土门关)等等。这些边邑关隘和塞道都是联系汉地农耕地区和北方游牧地区的门户,对于全国的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历史上河北地区人口的几次大规模流动和大幅度增减,大都是在北方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进行的。河北地区的原住居民为了躲避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一次次地向南迁移,将河北地区的生产技术、生活习俗和文化信仰带到南方,与南方的风俗文化汇同在一起。进入河北地区的游牧民族,最终要接受汉化,在血缘上与汉民族相融合。经过一次又一次反复的迁移、融合,后浪推前浪,不间断地脉脉相传,最后的结果就像远古时期黄帝族与炎帝族的融合一样,谁为黄族,谁为炎族,已不复可分。但是概括地说,河北地区的人口中各民族血缘融合的成分,在全国各区域中应当是最高的。北方游牧民族与汉地农耕民族的对峙与融合,在其对峙时期可以看做是汉地农耕文化所处的特殊生态环境的一部分;在其融合时期,又成为继承和发展汉地农耕文化的主体。就此而言,北方民族的大融合实为对燕赵文化影响极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春秋初卫国受到狄族的侵袭,由朝歌南迁楚丘,又迁帝丘,这是有明确记载的较早的一次人口迁移。汉武帝时,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设乌桓校尉,职同太守。东汉初,匈奴侵袭上谷、中山,“杀略钞掠甚众,北边无复宁岁”,“边陲萧条,无复人迹”。可知从很早时起,汉族人口的减少、南移与北方民族的内迁、融合这两个方面一直都在陆陆续续地进行着。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民族融合和中原汉族人口南移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从公元313年到公元450年,全国由北方南移的人口有户籍可查的有九十万人左右,占南朝官方统计人口的六分之一,占北朝人口的七分之一,其他无户籍的客寓流民可能还有一百万人以上。

河北地区的汉族人口,多先迁移到山东、淮河一线,再由山东、淮河迁移到长江以南地区。西晋时,由河北南部进入山东南部的有五六万人。永嘉时,“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淮北流人相率过江淮”,“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祖逖原居范阳遒县,为北州旧姓,及京师大乱,“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后又从淮泗徙居丹徒京口。

《晋书·王导传》说:西晋“洛京倾覆,中州仕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魏书·食货志》说:“晋末天下大乱,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其幸而自存者盖十五焉。”南移的有十分之六七,剩下的人口中死于战乱的又有十分之五,未死的幸存者再陆续南移。整个过程持续了一百三十年,最终使得北方“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

游牧民族的内迁方面,当时“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地区则“戎狄居半”。东晋刘裕北伐至关中时,三秦父老流涕诉道:“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

北方游牧民族及其他地区的人口大量流入河北地区。羯人石勒灭亡建都长安的匈奴政权前赵以后,迁其文武百官、关东流民、秦雍大族近万口于襄国。氐人苻坚灭亡建都邺城的慕容鲜卑政权前燕以后,又迁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到西燕慕容恒自长安东迁时,随从的鲜卑男女又有四十万人之多。这些人行至闻喜,为后燕慕容垂所败,尔后仍流入河北。在苻坚淝水战败政权崩溃时,丁零、鲜卑、扶余、乌桓、屠各、东夷等人一时俱叛,其中汉人则只有士族王腾一家,可见当时游牧族所占人口比例之大。又如公元316年河东大蝗,流民从河东迁到冀州的有二十万户。慕容廆在辽东时,政局比较稳定,各地流民前去避难的也很多,“司、冀、并、兖州流人数万户在辽西,迭相招引”。慕容廆将各州流民设郡编户,冀州人编为冀阳郡,豫州人编为成周郡,青州人编为营丘郡,并州人编为唐国郡。这些迁到辽西的流民随着前燕的迁都邺城,最终还要回到河北。

这一时期的河北地区,大略说来,初期以匈奴人和羯人居多。石勒最初隶属于匈奴刘渊任辅汉将军,经略河北,部下应有不少匈奴人。到冉闵建立魏国时,大杀羯人二十余万,可见当时羯族人口之多。在此时期,石勒曾经迁徙关中氐羌流民十余万落于冀州,不过后来又都自己返回了关中,建立了前秦。到前燕时期,河北地区的北方游牧民族主要是鲜卑慕容部落。鲜卑慕容部落的汉化程度较深,所以在当时被称为“山东杂汉”。到北魏时期,游牧民族则又以鲜卑拓跋部落居多。北魏的都城起初曾建在大同,后来又迁至洛阳,但河北实为其腹心之地。而在六镇兵变被平息后,即有二十多万沃野镇兵民被安置在冀、定、瀛三州落籍为农。

这一时期河北地区的豪强士族,南迁到江南的有范阳卢氏、祖氏,渤海刁氏等。但也有许多留下来的,如范阳卢氏、博陵崔氏、赵郡李氏、河间邢氏、渤海高氏等。许多豪强士族都与北方游牧民族互通婚姻,北魏孝文帝即曾娶卢、崔等士族之女入宫,又强令六个兄弟聘士族之女为正妃,其中元雍聘娶了范阳卢神宝之女。

在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中,还有一件非常要注意的事情,就是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不仅改鲜卑服为汉服,鲜卑语为汉语,还改了鲜卑人的籍贯和姓氏。皇族拓跋氏改为元、长孙二姓。其他大姓丘穆陵氏改为穆,步六孤氏改为陆,贺赖氏改为贺,独孤氏改为刘,贺楼氏改为楼,勿忸于氏改为于,纥奚氏改为嵇,尉迟氏改为尉,与皇族二姓合称为“八氏十姓”,最为显贵。此外,依附北魏的原游牧各族三十六国改为三十六姓,各部落大人九十九家改为九十九姓,《魏书·官氏志》中所记载的改姓总数在一百以上。在此以前,各游牧族人赐汉姓、改汉姓的情况都是零星发生的,这一次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举族改姓。所以,元初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时感慨说:“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在隋唐皇室的血统中,就多有鲜卑民族的混血,如隋文帝皇后独孤氏是鲜卑显族,唐高祖李渊之母独孤氏、之妻窦氏,唐太宗李世民之妻长孙氏,也都是鲜卑显族。但这尚只限于有迹可寻的,其他无迹可寻的必定更在多数。在后来的汉姓中,独孤、长孙、尉迟等各姓还保留了若干游牧族旧姓的特征。至于刘、陆等姓,因其与原有的汉姓完全吻合,那就只能在有族谱明确记载的情况下,才可认定其出自鲜卑拓跋“八氏十姓”,否则就根本无法逆推。一经年代长久,自然就要混迷不清,无迹可寻,不复可问。隋唐时期居住在北方的人口,族为汉族,姓为汉姓,实际上却有许多是西晋以来北方游牧民族的后裔。只因时日已久,就连自己也不复知其究竟,偶尔经人提起,反会凭添惶惑了。

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在接受汉族农耕文化的同时,也对汉地原有的生活习俗产生了很大影响。西晋时,洛阳贵族“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又以毡为絔头及络带、裤口”。北齐时,颜之推说中国南北方音是:“南染吴越,北杂夷虏。”自两晋时起,中国古代衣食住行中一些最具特色的部分都发生了变化。如坐卧由用席、跪坐变为用床用椅,烹饪由以烹为主变为多用炙法,服饰由宽口变为紧袖,语言由古雅变为白话。宋代用床、凳已很普遍,朱熹等人的著述也已接近现代白话。这些新的生活习俗大多源于两晋,经隋唐至两宋趋于定型,而沿袭至今。然而自殷周至两晋以前中国古代的生活习俗,却大多不是如此。

唐代的安史之乱造成了北方人口的又一次大变动。在安史之乱发生的数年间,“天子去蜀,多士南奔”,“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新、旧《唐书》记载当时人口流失的情况说:“东周之地,久陷贼中,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今河南武陟),经于相土(今河南安阳),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函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关中北至河曲,人户无几。”

所说北方人口的流失变动,也包括河北在内。如《全唐文·博陵崔府君神道碑》就记载了博陵大族崔氏在安史之乱发生时举族南迁一事,说:“天宝时末,盗起燕蓟,公超然脱屣,遂以族行,东游江淮。”不过,唐代这一次人口变动主要限于战乱发生的数年之间,其规模自应比两晋南北朝时期要小。有人引李白的话说安史之乱中“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认为这一次人口迁移可以与“永嘉丧乱”、“靖康之难”相比,但是李白所说往往言过其辞,不足以作为史实的依据。并且安史之乱中受破坏最大的主要是在洛阳、陕州、函谷、关中一线,河北地区的人口变动是有限的。在安史之乱及此后长期的藩镇割据中,河北地区的人口不可能上升到很高的水平,但也不至下降到洛阳、关中的水准。比较充足的农业人口以及兵源,正是河北藩镇得以持久延续的重要基础。

除了一定限度的人口数量的变动外,在河北地区出现的“胡化”现象中也包含了血缘融合的因素。当时河北之地的“胡化”,是将汉地农耕文化与胡族部落血缘军事制度兼容并包,并上承隋末唐初“山东豪杰”的尚武传统,但其中也不无血缘的融合。安史之乱的首领安禄山、史思明等就多为胡人,安禄山为“羯胡”或“柘胡”,羯胡就是昭武九姓胡,本月氏人,以曾居祁连北昭武城故名。唐史中又称昭武九姓胡与突厥族的混血为“杂种胡”,安禄山父是昭武胡人,母是突厥人,故又被称为杂种胡人。史思明也是杂种胡人,其余各游牧部落胡人如契丹、奚、高丽、渤海等还有不少。安禄山用来作战的精兵有曳落河(同罗、奚、契丹降卒)和六州胡(河曲六州突厥)数万人,到史朝义兵败逃回范阳时,随从的胡骑只剩下数百人,其余大部分如果不是战死,就是留在各州郡中了。唐陈鸿祖《东城老父传》说:“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有胡人子胤又从而萌发胡心,说明胡化程度已很深入。此一点,河北之地较之人物荟萃的长安,应不相上下。所以唐史中称:“彼幽州者,近染禄山、思明之风,”“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陈寅恪称河北之地是“胡化深而汉化浅”。

宋元明清时期,契丹从黄河以北等地强迫迁往关外契丹故地的汉族人口有一百万人左右。辽国人口总数为三百三十万,汉族人口为二百四十万,占辽国人口总数十分之六以上。女真族的情况也是一样,本族人口稀少,地域数千里,人口仅十余万,有金一代强迫迁徙出关的汉族人口有数十万人。在关内方面,女真人进入中原以后,仅在河北、山东、关西安置的屯田军户就有一百三十余千户(每一千户为三百人),总计迁入的屯田军户有一百多万人。女真人喜欢穿“绛色紫衣”,引起杭州一带也盛行胡服,称之为“番紫”。女真人还强制汉人剃发易服,从其习俗,“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发式是古代汉族的又一重要特征,汉族居民改变发式即由此时开始。元代把全国人口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色目人是对蒙古族以外的西北各族、西域以及欧洲各族人的统称。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列举色目人有三十一种之多,清钱大昕《元史氏族表》中列有二十三种。蒙古族内迁以后,众多的色目人也相随留居内地,明人邱濬《区外畿甸降夷》文中说到明代初期,“国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处诸州者,多已更姓易名,杂处民间。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也”。在“汉人”中也有八种名目,契丹、女真、高丽等都算做“汉人”,狭义的汉族人则称为“南人”。契丹等“汉人”的血缘融合自然更不会后于色目人。清初满族人举族入关时,人口总数约为九十到一百万人,其中除满族八旗外,还包括一部分与之相邻的东北北部土著民族,如黑龙江索伦各部、奴尔干人、古鞑靼人、“鱼皮鞑靼”(即赫哲族)等。延续至近现代以来,满族人与汉族人的融合同化最为完全。

大体说来,在每一次北方游牧民族与汉地农耕民族的战争冲突之后,汉族地区特别是河北地区,都要经历一次汉族人口相对减少、北方民族人口相对增多的过程,战争平定以后,再逐渐地增殖。每一次反复之后,都有更多的北方民族血缘融合进来。不出数十百年,移居汉地的北方人口一旦更易姓名,就很难再加区别,积习一久,两相忘怀。只有个别地方,经过专门的社会调查之后,才会有一些蛛丝马迹发现。如经过社会调查和文献印证,可知现在居住在山东章丘的术姓(术虎氏)、傌姓,河南固始县的祝姓(竹负之后),洛阳孟津、新安、渑池等县的李姓(木华黎之后),平顶山的马姓、宣姓,镇平、内乡、淅川、新野、南召、南阳六县的王姓,福建惠安的出姓,南安的黄姓,都是元代蒙古人或者是色目人的后裔。像这种情况,如果说其中的一些希姓还会引起人们偶尔的注意,那么其中的李姓、王姓,粗略一看,恐怕谁都会以为它们是汉族大姓。又如清嘉庆年间,留居云南的蒙古人与丽江纳西族人融合后,以“和”为姓,时间久了,自己也以纳西族人自居。后来通过其祖坟的塔形蒙古文墓碑的印证,才得知其祖籍原系蒙古,于是将姓氏从“和”改为“元”。像这种尚能得到某种印证的情况,在上古以来的民族融合中自然百不余一,绝大部分民族融合的痕迹都已不复可寻。登台怀古,而物去人非,不仅炎黄之迹不复可识,北朝豪强士族之迹不复可识,就是隋末唐初的“山东豪杰”也都不复得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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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omdionysius

罗马天主教徒,教名雅各·比约,奉行传统主义,追随圣庇护十世司铎会。幽燕独立运动发起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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