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文化二元特征探索

作者:冯石岗许文婷 更新时间:2017-1-7 15:41:30

燕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在灿烂中华文明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黄金台、燕长城、易水河畔都承载着悠悠几千年的文化精髓。由于地域的切合和文化的相似性,燕文化与赵文化被统称为燕赵文化,并成为河北文化的代表,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随着地域文化研究的细化,越来越多学者的研究视角开始从燕赵这一系统文化转向燕、赵、中山、孤竹等要素文化。燕国历史文化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研究方面更加广泛,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在燕国历史渊源、历史事件、“慷慨悲歌”文化精神等方面研究成果颇丰。

关于燕文化,早在韩愈的“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中就有了描绘,但是界定燕文化的特征不应止步于古人的观点,同时要明确区分文化精神与文化特征的区别。文化特征是通过与其他文化的比较才能显现出来,没有比较就无从确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文化精神是那些长期受到人们的尊崇、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并在彼此间不断凝聚和整合的思想观念和固有传统。燕文化是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曲折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复杂矛盾体,在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双重影响下,无论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还是制度文化,无论是燕文化的传承、发展还是创新,无论是与周边文化交流、冲突还是融合,均表现出二元矛盾的特质。

一、燕国风貌的二元结构

文化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和凝结,探讨文化的特质首先要从孕育文化的土壤中去考察其文化风貌和文化结构。文化风貌是指一个地方的历史、风俗、人文等等呈现给人们的最直接的印象;文化结构是指根据文化的不同性质、不同层次进行的类型划分。一般来讲,文化风貌强调外审直观性,文化结构侧重文化层次性。

(一)燕国历史的边缘与多元

1.环境变迁是燕国发展的基础。近几十年来,国际上的大量研究成果揭示出,历史上明显的气候大变动时期均导致了全球范围内多地区的人口波动与迁徙、经济波动、政局治乱变化、社会兴衰事件,甚至发生朝代更替、族群灭亡。商朝以后,我国气候经历了温暖一寒冷一温暖两次大幅度的气候变化过程。气候的南北移动决定了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导致生产方式的南北传播,促进了燕地的农业文明发展进程。

第一次温暖期发生在公元前36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即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初期。在山东龙山文化遗址的灰坑中,发现炭化的竹节;在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中,发现了水牛、大象和熊等典型的热带动物化石,《竹书纪年》里也有“夷王猎于杜林,得一犀牛”的记载。这些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说明当时黄河地区气候相当于今两广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类型,持续了两千多年。等温线、等降水量线普遍北移,处于中温带和寒温带的燕域地区,气候大致属于中温带、暖温带类型。气温较高,雨水丰沛,对于“靠天吃饭”的原始农业是难得的发展契机,燕域在此期间得到迅速发展,成为重要的方国和诸侯国。

第一次寒冷期出现在公元前1000-公元前850年间,即西周中后期至东周早期开始进入小冰河时期。据《竹书纪年》记载,“周孝王七年……牛马死,江汉俱动”,周平王时期“庄伯元年,春,大雨雪”,这种干冷天气与我国的北方寒温带气候特征一致。《诗经·七月》一诗中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二句,从常理上来讲,在河面上切割下来整块的冰,这项工作需要冰层足够厚、天气极其寒冷。这一时期等温线难移,居于北方的燕国气候更加寒冷,少数民族为了争夺生活资料不断南下。而燕国历史资料的断代期正逢此次我国历史上的寒冷期。燕国的断代从侧面说明寒冷期燕国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的影响,综合国力式微。

第二次温暖期出现在公元前770年一公元元年,即东周到秦汉时期。这个时期我国气候普遍转暖。据《春秋》记载,“春正月,公会郑伯于曹,无冰”,公元前698年、公元前590年和公元前545年的冬天,位于秦岭淮河以北的鲁国却没有出现冬季结冰现象,以至于连宫廷王室的冰库也无冰块储存,夏季酷暑难耐。这一时期,物种的分界线普遍北移,在黄河流域生长有梅花、竹子等暖温、亚热带植物《诗经·陈风》中有“墓门有梅”的记载。春秋战国气候转暖,为燕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战国策·燕策一》有“北有枣粟之利,民虽不田做,枣粟之实足食于民矣”,可见当时温暖的气候环境为燕国向东北地区扩大疆域、争霸于七国,提供了良好的物质保障。

燕地处于气候急剧变化的中温带和寒温带的交界线区域,地理环境造就了燕地先民适应能力强,特别能忍耐的民族文化基因。

2.燕国地缘边远影响地位边缘。边缘化是一种抽象概括的说法,是指在群体处于非中心、非主流地位,也可以说是被主流社会、主流群体、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主流趋势所排斥并逐渐被移除。燕文化的边缘化体现在地缘边缘化和政治区位边缘化。

燕国是华夏民族最古老的发源地之一,存在历史相当悠久,相传黄帝时期华夏民族的建立就在于此。但是燕国由于地处最北方,气候寒冷,华夏民族活动中心不断南移,燕国逐渐远离中原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被边缘化。

傅斯年撰《东北史纲》,已明确推断:“商之兴也,自东北来,商之亡也,向东北去。商为中国信史之第一章,亦即为东北史之第一叶。”“商之起源,当在今河北、东北暨于济水人海处。”到了商朝时期,文献记载燕地成为商朝的分封之地,中心已经南迁至冀域南部。从商代考古学文化看,商王朝并非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由以商部落为核心的诸多部落联盟。这些部落联盟与周朝被分封的诸侯国存在明显的不同之处,即诸侯国是由周天子分封给臣子和贵族的,其疆域原本就属于周天子;而商朝的周边部落是与商部落同时存在的,甚至有些还要早于商部落,其与商部落只是合作关系,即使方国臣从于商,也是自愿选择的政治行为,而不是迫于某种政治体系。其国家政治疆域的地理架构基本表现为王畿、四土与四至三个文化范围:首先,王畿地区即商朝的都城及其周围地区,由于商朝最早建都在今商丘地区,后迁都殷墟即今安阳地区,所以商王朝的王畿大概是河南的中北部,其辐射范围包括河北的南部、山东的西部,这一地区是商文化最本土、最核心地区。其次,四土地区是指商部落国土所达最远的疆域。最后,四至是指臣服于商部落,在保留本部落文化的同时接受商部落文化的诸边方国,这些方国一旦被商部落·吞并,就成为四土的范围。至中后期,王畿区变化不大,政治疆域的北土仍达燕山以南、河北中北部的所谓“朔方”地区,西土北侧已越太行山脉,进人晋中汾河两岸,还跨越黄河进人陕北东部地区。燕域严重边缘化,成为分封国中最北一个。

周武灭商以后,大封子嗣和功臣,按照宗法制的亲血统规定,王世血统子嗣被分封在镐京周围,功臣被封为边远之地。召公爽作为王室成员受封于燕,当时燕为西周东北边境,不可为不重要。其周边小国综合实力都不及燕国,但对燕国的发展有制约作用,大都被燕国所并。与燕国并存的周边国家有代、蓟、无终和孤竹。代国是帝国最北方的诸侯国,比燕国还要靠北,都城是平城(现在的大同),一向是“胡汉杂居”,人民剽悍尚武,盛产优秀士兵,也不缺乏马匹,地处塞外,与匈奴非常接近,是防御匈奴的第一道屏障。自然环境恶劣,一直有向南扩张的野心,对接壤的燕国有威胁。建国于商朝,系黄帝部落之后裔的蓟国是一个弱小的“宾服”之国,西周时,蓟国《礼记·乐记》载:“武王克殷返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周本纪》载:武王褒封“帝尧之后于蓟”。蓟国都城在今北京西城广安门一带,约公元前7世纪为燕国所并。无终国紧邻燕国,积极推进与晋国的亲和关系,一度成为诸戎国中的首领之国。三家分晋后,在赵、燕两国互相征伐中,燕国占据了原无终国领地。诞生于商朝初年、滦河之滨最早的奴隶制诸侯国孤竹国,公元前664年与燕争斗,被增援燕国的齐桓公所灭,孤竹国领地划归燕国。

战国时期,七雄争霸,战争不断,然而燕国除了面对其他六国的威胁,最大的困扰还在于北居的山戎,燕国与山戎的战争时间长久,甚至燕国差点被山戎覆灭,在齐国的帮助下燕国最终战胜了山戎,并收复了所有丧失的疆域。当前的史料并无燕、蓟两国的交战证据,但《韩非子》曾记载日“燕襄公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说明在燕襄公以前原先的蓟国已经被燕国吞并,并且成为燕国的都城之一。此时期,燕国地域不断向北扩展,一直到辽宁半岛地区,基本确定了战国时前燕的疆域范围,也是历史上燕国国土最为广泛的时期。

燕国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且弱”的国家。这种边缘地位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方面,燕国作为老牌大国,历史资料缺乏,甚至出现断代,足以说明燕国当时社会发展不够繁荣,文化影响范围有限,没有引起史官足够重视。另一方面,当前诸多史料记载中均流露出对燕国的鄙夷之意,如《战国策·燕策一》中燕王对张仪说“寡人蛮夷辟处”,司马迁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也说“燕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同时,燕国地位边缘化还表现为被儒家所不齿。孔子周游列国的诸多事迹,唯燕国发生的事迹不见其后人进行整理记载;孟子在提到燕国时用“今燕虐其民”,表示对其不满;诸子百家中燕国的本土学说未见记载,而当时最主要的儒、墨、法、道并未在燕域取得显著成就。究其原因,秦之前,东西周的政治中心和重心在中原,围绕中原的四大边缘国家,北燕东齐南楚西秦,其中齐、楚、秦均为富强之国,唯有燕国要顶住北方游牧部落的压力,且为苦寒之地,齐晋两大国又在其南,令其发展空间小了不少。所以燕国穷弱人口少,信息不畅、始终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综而言之,这一时期的燕国不可谓不重要,然因地理位置居于周王朝的最北端,受周边诸国的限制,难以取得迅猛发展。虽然与西周时期相比,在大的诸侯格局中燕国仍然是战国七雄中的一个诸侯国,但因离镐京最远,远离权力争斗最激烈的中原地区,加之匈奴对燕北边境的时常侵扰,燕的多数兵力部署在抗匈上,无暇抽身参与激烈的争霸战争,故后来退化为非核心、非主流之地。

3.农牧副渔并存的多元风貌。生产方式决定文化方式。燕域早期主要包括今北京市和河北省的北部、中部部分地区,还有辽宁省的西南部,其南面与赵国接壤,东北与少数民族部落相接。燕昭公时,秦开伐东胡,进一步拓宽了燕地的范围,西起今山西省东北角,北到内蒙古南部,东到辽宁省,南到河北省中部保定一带。该区域燕山以北为游牧区,出产牲畜、皮毛;燕山以南为农耕区,盛产多种农作物;西南有高大的太行山脉,山地有矿产资源;东有宽广的渤海海域,沿海有渔盐之利。燕山附近和冀东地区同时具有农业、牧业和山地林业,经济部门相对同时代的其他地域来说比较齐全,铁农工具在各地普遍使用,水利工程设施完善。多种生产方式在燕国存在,多种文化在燕国汇集。商业活动和战争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为多元文化覆盖区域,有水陆交通之便,燕地成为中原物产、沿海渔盐与北方动物皮毛等商业活动的核心区域。燕国北部山戎、西部中山两族生存条件恶劣,为了争夺生活生产资料,多次对燕发动战争。民间商业交流与民族战争频发,极大的促进了燕地多元文化接触、碰撞、融合。

(二)燕国官民文化的两极异构

1.燕地民间崇武尚鬼的俗文化。这里“俗”是取通俗之义。俗文化是一种由生活在底层社会的人们创作并产生的原生态文化,包括民间谚语、神话传说、民风民俗。由于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因此,俗文化往往最能反映当时的历史趋势和民心向往。燕域是殷商的重要封地之一,由于远离中原变革中心,也成为商朝遗风保留最完好的地区之一。有学者指出,燕文化继承的是商文化而非周文化,虽然此观点存在争议,却从另一方面表明商文化在燕域风土人情中表现充分。燕域的俗文化表现最明显的是崇武、尚鬼。商朝人不讲“德”性,殷商人心目中的上帝既主宰自然,又主宰社会,但却没有德的属性。在《诗经》中,收录的殷人诗歌大多歌颂的是先王的武力功业,而不言其德,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之类,这说明商人在价值观上有明显的尚力倾向。殷商文化的另一个明显表现是尚鬼神,《札记·表记》有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说明商代的宗教观点,是上帝崇拜和祖先崇拜。这种敬鬼神的原始宗教思想在燕地延续并不断发展。邹衍入燕以后,将阴阳五行之说发扬光大,更影响了一批宣传信奉之士。“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燕、齐沿海地区出现了一批讲神仙术的方士;历史上更有秦始皇、汉武帝将燕域视为求仙问道圣地。辽宁朝阳市出土的匮侯盂证明了燕是周初分封的诸侯,盂体纹饰精美,通体以云雷纹为地,布满夔凤纹。云雷为自然现象、夔凤为人们想象的神鸟,这种装饰文脉普遍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在商朝后期已经出现较少,而燕域在西周以后仍然以这种图像作为装饰,可见当地仍保留原始崇拜遗风。这种遗风保留时间至少到秦统一之前。从出土的瓦当来看,齐国出土的瓦当是双骑士纹饰,体现出人们的注意力从原始自然转移到人文现实。而燕国出土的瓦当纹饰是兽面纹,其崇拜自然的风俗可见一斑。燕域的崇武风俗最明显体现在钱币上。秦统一六国之前,各诸侯国钱币形状不一,并在各诸侯国内流动,从目前考古挖掘的钱币种类来看,齐国有布币和刀币、秦国有环币、楚国贝币,在燕国出土最多的是刀币,其形状与山戎、北狄等北方游牧民族渔猎、军事用的武器极其相像。与齐国形态优雅、雕刻精致、艺术色彩浓厚的刀币相比,燕币棱角更加鲜明,做工略显粗糙,然而却具有一种深厚的武器风格,简洁锋利、率直生动。而燕域内出土的古遗址与墓葬中,又以武人性质者偏多。

2.燕国贵族礼德兼备的雅文化。雅文化也并非指高雅文化,这里的“雅”是指合乎规范。古代社会的雅文化指的是在统治集团中流行并为统治阶级认可的文化。雅文化不是自然产生的,其根源于俗文化,经过统治阶级有目的的挑选和推崇而形成的能反映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文化。雅文化主要由政府推广,依靠文章、书籍和正规的教育渠道广泛传播。燕地地缘远离周朝都城镐京,周人进入幽燕地区,具有一定的移民性质,但这与一般意义的移民不同,他们作为周王室的大贵族领受周天子的分封命令,到幽燕地区建立一个新的诸侯国,周人作为统治者来到幽燕地区,推行周人文化。

周朝文化的一个特点在于“礼”“德”的形成。在周朝人看来,皇天是佑德者,“惟德是辅”,因此敬德成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中心问题。《礼记·礼器》有云:“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可见,王公贵族们使用酒杯的规定依据身份的高低贵贱而进行严格区别,并不能僭越。在当时,无论天子还是群臣使用青铜器皿不仅是为了饮酒,而是反映了一种“仪式”,这种仪式就是礼。古代社会认为人死后会转回到另一个世界,因此生前的用具均需陪葬到墓地,在未知世界享用。这些陪葬品种类齐全,包括祭祀用具、生活用具、生产工具、战争武器等,这些陪葬品的材质包括陶、瓷、玉石、青铜,反映出当时先进的手工技术。其中以鼎为核心,用鼎的多寡标志着墓主人社会地位的高下。在北京琉璃河遗址的墓葬群挖掘的陪葬品中就有大量的鼎、尊、鬲、爵、觯等礼器,其中有l鼎2尊,6鼎4尊等差别,而在小型墓内陪葬品以陶器和装饰品为主,很少有显示身份的礼器出现。周王推行德政,具体表现在重赏慎罚。《尚书·康浩》日:“惟乃王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鳃寡。”在燕国遗址挖掘的礼器中部分刻有铭文,从“匽侯赐伯君贝”“匽侯赏复贝三朋”的文字可以读出,这些器具是匽侯仿效周王,对诸侯君臣施以优礼、广交人才的信物。史料关于燕王推行德政的记载也是颇为丰富,据《史记》记载燕国的第一任封侯燕召公虽位居高官,但是极其简朴,巡行之处不住豪华殿宇,不扰民宅,只在甘棠树下办公,不分日夜。这种不扰民的施政作风为各阶层怀念,并有《甘棠》诗留世。甘棠之思也成为表达对德政官员的怀念之思,并为燕国后代君王效仿。《史记·燕召公世家》有载:“鹿毛寿谓燕王:‘不如以国让相子之。人之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有让天下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于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属国于子之。”燕王哙追求“德政”而上演了禅让的闹剧。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而广泛修筑黄金台。但是由于生活在燕国的周人只是少数,燕王施政之前必须接受尊重当地文化,因此燕国历代君王既成为周文化的弘扬者又成为商文化的继承者,进而形成一种异形文化。

二、燕文化的正负二向性

一种文化的形成是在复杂、变动的历史环境下产生,并随着历史的变化不断进行自身调整的,这种非直观、非静态的过程,需要从人与社会的互动出发,用现代人的思维,站在历史背景的立场,进行文化判断。

(一)忠义和合的厚道精神

1.荆轲、苏秦展示忠义基因。(1)忠、义是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忠是指人正直、诚恳厚道、尽心尽力,坚持真理、修正谬误,特指忠于他人、君主和国家;义指公正、合理、合宜的道德行为。忠、义是两个独立的道德准则,在考古发掘的商周时期甲骨文、铭文等文字记载中并不存在“忠”字,但是其诠释的诚恳正直、尽心尽力的道德精神在西周时期已经存在。春秋战国以后,“忠”字逐渐被儒家引入并成为君臣之间的道德准则,后也适用于所有存在上下等级制度的关系中,核心是下级对上级忠诚。“义”字在甲骨文中已经存在,原义是指祭祀活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义逐渐被解释为由统治者制定的,被全体被统治者内化的道德行为准则。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专制政体,国家是统治者个人所有,除了统治者以外,其余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均要讲究义字。

(2)游侠仗义式忠义。忠义作为一种价值标准与儒家的“仁”、老庄的“道”同样深刻在人们的伦理观念之中,固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说,而用行动诠释忠义精神的典型代表则是这一时期特有的游侠。由于礼崩乐坏,社会处处存在竞争、不公,游侠阶层承担起扶危救困、见义勇为、除暴安良的任务。他们“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只要有正义在的地方,即使千军万马阻挡也会义勇直前。燕国在诸侯国中势力最为弱小,却成为诸侯国中游侠最为集中的地区,邹衍、剧辛、乐毅、荆轲、高渐离等都是游侠群体中的典型代表。他们坚守忠以报国、义以待人的价值观,勇于用一躯之力除暴安良、扶弱抑强,对恩人以肝脑涂地,救国家于水火之中。他们的结局弗非圆满,但无论未卒先死,还是远走他乡,均始终履行君臣诺言。游侠并非唯一身份,他们也经营生活,与百姓接触紧密,如邹衍在燕国主管农业,高渐离为屠狗者,荆轲经常放歌、纵酒于市井之中。在日常生活中,游侠的一举一动必然传播着其忠义观念,在百姓之中产生深远影响。

荆轲是忠义的典型人物。《史记》载荆轲“好读书击剑”“荆轲虽游于酒人,然其为人深沉好书”“体烈骨壮,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像这样的人物必然存有某种人格的闪光点,那就是忠义。荆轲易水送别时已经知道此行必败,否则不会有如此慷慨之声,然而毅然前往,探究其心理活动在于报太子丹的知遇之恩。荆轲此行于公在于忠君思想使然,于私在于知音之情驱动,这里的知音之情就是“义”。可见荆轲集忠、义于一身。从荆轲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情怀,但荆轲承担了刺秦的使命,其中固然含有对太子的回报之情,我们也不能否认,在秦王赢政统一六国已经势不可挡的情况下,荆轲承担起了为解救燕国之困,更是为解救六国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

当然荆轲也是历史上颇受争论的人物,有人认为其为勇士,有人认为其为莽夫,甚至有人将燕国的灭亡归罪于荆轲的鲁莽激怒了强秦。对于“勇”或者“莽”,我们尊重评价者的个人价值取向,但是将燕国的灭亡归咎于荆轲刺秦,这是与历史唯物主义所违背的观点。秦国统一六国具有历史必然性,统观六国,无论其是否派遣了刺客,最终均是灭亡。荆轲只是在历史统一的洪流中一个闪掠的身影,其行为更多的是自我意志,而不能作为历史的更改者和承担者。

(3)奉献智慧式忠义。苏秦应燕昭王发出的“求贤令”到了燕国,燕昭王多次接见苏秦问强燕攻齐之计。苏秦同燕昭王反复密谋策划,形成了苏秦“阴出使”于齐,开展“促齐伐宋、弱齐强燕、离间齐赵”三大间谍任务的弱齐强燕战略。所谓“阴出使”,就是从事秘密的间谍活动,推波助澜,促齐攻宋。燕昭王封苏秦为武安君,爵位上卿。苏秦行燕国相位之权,位高任重。苏秦独入虎穴的勇敢和智慧,包括知识准备,包括忠君报恩,更包括苏秦的远大理想、智慧和抱负。他一生忠于燕国并矢志不渝,用飞蛾扑火般的精神,被车裂于齐,以一已之死助燕昭王赢得伐齐成功。然而同商鞅一样,苏秦的死并非代表其主张的失败,苏秦去世后,在乐毅一等忠臣勇将的努力下,苏秦献给燕昭王的谋略最终实现,成就了燕昭王的霸业。苏秦的忠义堪称奉献智慧式大智慧之忠义,真英豪者也!苏秦的智慧式忠义还表现在政治思想上,抛弃了儒家保守的不合时宜的仁义思想,主张根据具体局势灵活应变的思维。《战国纵横家书》载:“信不与仁俱彻,义不与王皆立……仁义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自复之术,非进取之道也。”苏秦认为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思想是用来自我约束的,而不是帮助有抱负的人施展谋略的武器。在大争之世,弱肉强食,迂腐、禁欲等仁义思想只会阻碍有抱负的君主称霸天下。这一主张显示了一个进步阶级代表的睿智进取精神。

2.和合精神源远流长。“和”本身已经包含了“合”的意思,就是由相和的事物融合而产生新事物[IO]。和合精神一贯被认为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而燕文化正是和合文化的最正统继承地域。燕文化在时间上萌发于多部落融合、华夏文化初立时期,典型事件是釜山合符发生于此;形成于奴隶社会残余仍存、封建社会元素已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空间上,燕文化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的交接带,山地文化和海洋文化的过渡区。燕文化的衍生过程就是华夏文化确立时期多元文化的融合过程。

历史上决定华夏集团成立的阪泉之战发生在河北涿鹿以东,今燕域境内。据西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述:“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11]该次战役的结果是黄帝和炎帝结成同盟,并逐步形成了华夏这个新的部落族群。这一时期的华夏部落并非现在的华夏族。当时除了华夏以外,还存在诸多部落,这些部落与华夏部落大多交流频繁,并且臣服或者归属华夏,然而也有另一部分部落臣服于蚩尤,在蚩尤的带领下与中原华夏部落争夺资源,并引发长期的战争。最具有决定性的战争是发生在今张家口地区的涿鹿之战。涿鹿战争是部族之间的一场大规模战争,结局是炎黄帝战胜了强大的蚩尤,并收复了中原各个部落。此次战役以后,蚩尤南逃,华夏部落又进一步征服了其他小的原始部落,形成了统一的中原华夏族。

华夏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之处突出表现在涿鹿之战后华夏民族高超的和合统一智慧。涿鹿之战的结果,不是西方式你死我活地一方吃掉一方,然后形成经久不断的世仇血恨而世代征战,而是通过战争尊重对手,战后不以胜败论英雄,胜方从组织到感情上进行统一整合。据文献记载,蚩尤虽然战败,但仍然与炎黄二帝并列为中华“三祖”,在我国多地都设有三祖祠,而当前我国苗族等少数民族更是奉蚩尤为祖先,可见蚩尤、华夏两个部族群体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族源。蚩尤死后,炎、黄、蚩三部族结成一体,定居在桑干盆地,从此,华夏、东夷共同融为后来华夏族的核心,并日益强大,继而经过合符釜山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雏形。

合符釜山是继阪泉之战、涿鹿之战后我国多民族统一的文化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又一重要历史事件。“合符”是指不同的原始部落结盟的一种仪式。涿鹿之战后黄帝认识到团结、统一、稳定的环境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于是在今涿鹿县釜山地区,黄帝与其他各部落召开了一次类似于“武林大会”的联盟大会,并成为盟主。釜山合符标志着华夏民族的正式形成,标志着中华文化的开端。而需要特殊指出的是黄帝成为首领之后并没有把自己部落的地位高高凌驾于其他部落之上,为了体现各部落地位平等,体现中华文化的统一性,创造性的发明了新的图腾、尝试创造统一的新的文字,研发新式工具,从思想认同到行为习惯,无不体现出和合精神。

今涿鹿地区大概为燕所辖范围,后因同为华夏民族统治的中原地区物产更为丰富,发展更快,中原成为华夏的代名词。燕域由于物产不足,地域偏远,逐渐被人们淡忘,并发生十几个朝代无史料记载的现象。然而燕域民风传承着这种“和合大同”的精神。70年代在北京发掘了西周时期燕国墓葬,出土的器物非常丰富,既有与河南、陕西出土的相似的车马饰物,也有殷商时期常见的器物,还有形状具有强烈北方草原文化风格的鹰手剑、马首剑等。上述这些现象,反映了幽燕地区的各族人民在文化上相互吸收、相互影响、逐渐融合的精神。

(二)守旧消极的轻率性格

1.迂腐的因循守旧观念。大争之势,列国伐交频频,强则兴,弱则亡。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封建社会早期,土地和人口是衡量综合国力强大与否的重要因素。各诸侯国为了提高经济实力、增加人口、充实国库,取得争霸战争的胜利,陆续开展变法改革,并取得了鲜明的成果。经济迅速发展和政治管理有序,直接促进了兼并战争的胜利。

首先进行变法改革的是魏国。魏文侯即位后,任用李悝进行变法,因此在战国初期成为最强盛的国家。继魏改革的是楚国,楚悼王即位后,励精图治,奋发图强,任吴起主持变法,使楚国由弱转强,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所载“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13]的强盛局面,各诸侯国均为之震惊。赵国在赵武灵王时,改革军制,推行胡服骑射,模仿游牧民族骑兵的服饰和武器装备,改革赵国的军队。通过改革,赵国的武装力量迅速壮大,并很快灭掉了中山国,一度成为仅次于秦、齐的军事强国。齐国在齐威王时,任用邹忌进行改革,修订法律、选贤任能、赏善除恶,使齐国政治有序、人心凝聚、官风谨慎,成为东方强国。战国时期变法改革最成功的是秦国,秦孝公先后两次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建立了封建社会的制度模型,帮助秦国实现富国强兵。

燕国世居北隅,遵循旧制,只求稳固朝政、理顺朝野,力求廉政护国、守制安民。守旧势力极为强大,缺少改革动力,别国是向前改革变法,燕国却搞出了复古的闹剧。‘姬哙让国事件虽然是燕国某一历史阶段上的一个事件点,但是确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其一,中国最尊重先人的国家,这种思想在国家制度存在时就已经产生。早期社会,人与自然对抗处于弱势,人们积极寻找各种成功的方法,于是前人偶有的胜利成为后世效仿的重要素材。《苟子·修身》曰:“以善先人者谓之教,以不善先人者谓之谄。”作为统治者,为了取得政通人和的局面,努力寻找成功典范,而“尧舜禹”则必然为统治者所追捧。在诸侯争霸时期,燕国地域边缘的客观条件不能改变:为了努力改变政治边缘化的现状,在没有积极踊跃的改革家的推动下,尊重先贤的统治者必然将眼光回聚到过去的历史人物身上,重复旧制。其二,燕国因循守旧的风习不仅在君主之间存在,在普通文臣武将之间也表现充分。《吴起兵书》中有“燕性悫,其民慎,寡诈谋,故守而不走”耵的记载。可见从兵家作战来看,燕国军队善于防守不善谋略进攻,不善变通。

2.轻薄的浪漫主义取向。轻薄的浪漫主义色彩是燕国从君到民各阶层均具有的特征。所谓轻薄的浪漫主义也就是理性微弱的理想主义,善于运用主观情感去调控世界。燕文化的轻薄浪漫主义特点在于行事极端、举止轻薄、眼界狭窄。司马迁认为燕“民雕捍少虑”;褚少孙说“燕土硗,北匈奴,其人民勇而少虑”;朱赣说燕民“愚悍少虑,轻薄无威”;南宋学者称“燕人少思虑,多轻薄”等等。这些无不表明幽燕民众具有少虑、轻薄的秉性[15]。轻薄的浪漫主义在燕域的典型事件一是姬哙让国,二是荆轲刺秦,三是杀太子丹献秦。

燕王哙为易王之子,崇尚古人尧舜禹之美德(大禹把国家让出去),听信他人的蛊惑,贪图让贤的虚名,稀里糊涂地把君位禅让给相国子之,并引发内忧外患,几乎灭国。其实以燕王哙的心胸,完全可以找到贤臣后做个甩手掌柜型的霸主。就像齐桓公和管仲的君臣关系,管仲能力强好好干,齐桓公可以打猎喝酒耍美女。既轻松留下贤名,又保持国家稳定。之所以燕国发生了“禅让”这一滑稽戏剧,根源在于燕国几百年的王道正统地位,产生了深厚的迂腐思想和不切实际的自大心理。面对诸国政治的风云诡谲,燕国自认地缘、实力均处于弱势,有图强之心,却无图强之力。唯一能引以为傲的就是其皇室正统血脉,在举手无措的情况下,慌不择食的选择了禅让这一道路。其结果不但没有强盛反而几乎灭国,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荆轲刺秦王历来是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理想主义和游侠勇气结合,形成了固执的浪漫主义和自我实现主义元素。“成就”荆轲“风萧萧分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是太子丹。当时之势,秦国统一天下势如破竹,燕国危在旦夕。燕国统治者既无顺应潮流学秦变法图强的勇气,又无稳妥应对时局的策略。太子丹的老师鞠武曾提出了“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购于单于”以对付强秦的设想。太子丹认为这一计划旷日持久,短时间难以奏效,于是提出了遣刺客荆轲杀秦王,然后再联合诸侯合纵破秦的简便快捷的策略。燕太子丹指使荆轲刺杀秦王的轻率冒险行动,虽不是燕国灭亡的唯一原因,至少也是直接导火索,这一刺杀事件加速了燕国的灭亡。如果说荆轲是浪漫主义者,那么燕国统治者则是鲁莽、浅陋和轻薄。

太子丹指使荆轲刺杀秦王的行为,导致秦王大怒,下令进攻燕国。燕、代联军于易水之西组织抵抗,为秦军所败。秦攻占燕都蓟城,燕王喜及太子丹率精兵东保辽东郡,秦将李信率军尾追。代王嘉给燕王喜写信,提议杀太子丹献秦,以求延缓时日。燕王昏庸靡乱,真派人杀太子丹,献首级于秦求和。这段历史悲剧暴露燕国统治者的轻薄和缺乏骨气,其悲哀、冷酷无情正是轻薄浪漫主义取向的变种。

(三)燕文化的二元性成因

文化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一定区域文化的产生,一定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存在着密切关系,同时任何时代的社会文化,都是在继承前一时代的社会文化前提下产生的,和前一时代的文化成果有密切联系。这种文化继承性在华夏文化这一从未发生过断代的文化体系中表现更为突出。地域文化是一定地域环境中经过长期历史传承与发展形成的具有特色的传统文化体系,其形成包括地域形成期和文化发展期两个时期,前者由自然环境决定,后者由社会历史的演进主导。燕文化的形成包含自然与社会二元因素。

1.生存环境培育多元基因。(1)地广人稀造就性格开放。平原地区,由于土壤肥沃,地势平坦,人们往往从事农耕,土地资源的固定性决定了人们朴实、敦厚、安居乐业的性格;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逐水草而居,人们往往从事畜牧业,人们的性格就像草原一样宽广、旷达,性格豪爽,同时由于草原资源的有限性和季节性,部落之间经常会为争夺资源发生战争,因此游牧民族的人们更具有攻击、掠夺性;生活在沿海的人们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只能从事渔业和采集业,人们往往用鱼、盐换取生活必须品,因此商业贸易发达,长期的贸易交流决定了沿海民族的人们性格开放、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创造力强。

古代有“宁得十里于宋勿得百里于燕”的说法。燕地地形复杂,其境内山川、河流、海洋、平原、高原地理要素均具备。燕域河流众多,燕腹地(今北京、天津地区)有海河水系,中部河北唐山地区有滦河水系,张北地区有桑干河,北部辽宁地区有辽河,南部有保定的易水河。燕国境内的平原有海河水系冲击成的京津平原、辽河平原还有渤海滨海平原。燕国的山地主要包括北部的燕山山脉部分,西部太行山脉部分,东北部长白山山系的部分支脉。燕地丘陵地区不是很多,只在辽宁半岛存在。燕地北部包括内蒙古的一部分,因此燕地的高原主要指内蒙古高原的北部,即现在的承德地区。

亚寒带气候的南北移动和复杂的地形决定了燕地土壤的特色。旱地农耕地区土地平坦,土壤不如河南一带肥沃;游牧地区寒冷,草木不如内蒙古中部地区茂盛;东部海岸线和西部山地地区地理特色均很明显,但由于面积有限,文化特色不够鲜明。总的来说,燕地的地理环境特色就在于,自然资源既非极其贫乏,也非绝对富裕,人们在这种环境下既正常生产生活,又时刻做好抗争的心理准备。因此燕域人们质朴务实,坚强刚毅。

(2)广筑长城防守多于张扬。从广义上燕文化包括了燕国建立前所形成的先燕文化、燕国时期的姬燕文化和后世发展继承的地域文化,距今有三千多年以上的历史;由于一种文化之所以能被后世传承,必须具有对当时甚至当今的影响力,所以学术界广泛认可的燕文化是先秦燕国从建立至秦灭燕这一长达八百多年的时间,作为燕文化的历史时期(姬燕文化)。由于燕国的早期历史失传,《史记》等史学著作对燕国的记载寥寥无比,界定燕文化圈的范围只能从考古学发现的建筑瓦当、青铜冶铁、兵器农具、陶器货币、服饰装饰、车马用具及都城遗址遗迹进行推断。周朝召公受封于燕,当时的燕地在今北京市、河北北部、辽西一带。春秋晚期,《史记》中开始记载燕国的风土人情,当时燕国虽在诸侯国中最弱,但地域广泛,为了抵御少数民族的入侵,燕国北部修筑燕长城,南部修建易长城,南北长城统称为燕长城。燕长城的修筑基本确定了燕国北部的边界和燕域的走向。

2.社会存在决定文化多元。(1)周朝专制,殷商遗风与其存在冲突。周人原来活动的地区在西方渭水流域,距离幽燕地区较远,两者在文化上联系不多,也可能没有联系。根据文献记载,周人与幽燕地区的联系是从西周初年武王灭商、分封诸国开始的。召公爽是有强大经济、政治实力的大贵族,他受封于燕,后派儿子克到燕地为王,克带来数量可观的奴隶、器皿、工匠、财物等,大量传播了周文化。作为统治者,他不可能推行商人的文化,也不可能推行燕地土著各族创造的文化,主要推行燕文化。当然,周人也不可能把曾经在当地流传很久的商文化以及幽燕之前的土著文化全部取代。

有史记载,殷商时期,幽燕地区有一个小国叫孤竹国,孤竹君之子伯夷叔齐是商的忠实拥护者,其“不食周粟”的典故广为流传。但西周建立燕国以后,孤竹国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继续存在,直到齐恒公北伐山戎时才灭孤竹。可见孤竹作为商文化的弘扬者,在长期的一段实力时间里发挥着传播商文化的重要作用。殷商文化与周文化虽然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但是由于推广的阶层不同,两种文化必然产生碰撞,从而引发阶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专制统治下讲究的是政通人和,阶层矛盾突出则容易政令不达、民意不满,这种情况下,很难创造出繁荣的盛世景象。

(2)战争多发,少数民族文化在此融合。燕文化区域是民族融合的前沿,民族融合是两种及以上不同民族群体通过互相选择、学习、吸收,最终合为一个整体的过程。它有多种形式,在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经常是伴随战争而来,或通过武力来实现。俗语说“春秋无义战”,这一时期的战争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游牧民族与中原民族的入侵与反入侵战争,一种是中原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与统一战争。其中第一种战争具有持续性和频发性,更具有影响力。燕地处于不同生产方式的过渡地带,不同的生产方式对农业有着严格的要求。春秋和两宋时期,由于环境由温暖转向寒冷,随着对资源的需求,游牧民族不断南下,导致该地频发由不同生产方式引起的战争。生产资料的掠夺性战争,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为了维护稳定生活环境,燕地百姓更加尚勇、好武。可以说,由争夺自然资源引起的战争对燕地民风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据记载,召公封燕前后,燕曾经多次与山戎、匈奴发生战争;西汉时期,燕北部边界常有匈奴侵袭;东汉时,燕北部边地又有乌桓、鲜卑、高句丽等少数民族的侵袭;北宋时期辽金、契丹南下,元朝时期蒙古族进入中原,这些少数民族战争过程均是民族融合的过程。

战争只是民族融合的众多手段中的关键性一种,除战争以外民族融合的方式还包括民族迁徙、边境贸易、政策命令等。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族在历史上均曾入主关内,建立自己的政权。为了保持政权的稳定性,统治者用行政命令要求本族人民散居在汉族中,学汉语、汉字,着汉族服装,遵汉族民俗,过汉族节日。据不完全统计,生活在燕地的历史上少数民族达到10个左右,各民族频繁碰撞、交流,不断吸收新鲜血液,有利保证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同时,各迁居燕地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生产生活,逐渐接受并传播了汉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博大精深文化,也促进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加速了少数民族封建化的进程。

(3)华夏正统,自大又自卑的矛盾心理。燕国作为老牌国家,一直为其正统地位陶醉。在宗法制的先秦时期,正统则位尊,在文化心理上形成了自大意识。然而辩证来看,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老牌国家的优势下也导致了实力落后的劣势,血统自豪与国力自卑意识同时存在。《史记·列传·张仪列传》载燕王日:“寡人蛮夷僻处,虽大男子裁如婴儿。”[17]在诸多鸠鸠老国中,能够保留最久、最完整,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这种“不容易”的思想则孕育出了小富即安、温饱即满的观念,不思进取,思想守旧。“惟然,故重家族,以族长制度为政治之本,敬老年,尊先祖,随而崇占之念重,保守之情深”[18]。

在变法图强的时代,保守必然落后,更何况燕国的自然条件并不是十分优越。因此,燕国逐渐变成“弱”国。对内,燕国虽有“鱼盐枣栗之饶”,但经济实力并不强大,政治制度上与变法后的六国相比也较为落后。如时人所称:“燕,弱国也。东不如齐,西不如赵。”对异族,燕国在与少数民族的战争中大多处于被动地位,燕恒侯为了躲避山戎曾经弃都城逃到山里;燕庄公时,燕几乎被山戎所灭,后求救齐国才得以保全。这种自大又自卑的矛盾心理下,燕域君主时而卑躬屈膝礼贤下士,时而傲慢无礼决策轻浮;燕域百姓既坚持本土文化,又谦虚接受外来文化。

二、燕文化的二元基因特征

“文化基因”假设最早在上世纪50年代由美国人克罗伯和克拉克洪提出。他们将生物遗传这一概念引入到人类学,并提出一种文化体系是否在其内部存在类似于生物基因的遗传因子,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独立发展,并构成文化体的独有特征。在一定地理隔离的条件下,逐渐累积形成,从而文化特征变得更加明显。20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查理德·道金斯提出“模因”概念,认为模因是文化传递的单位。随后英国学者苏珊·布莱克摩尔、美国学者威尔逊、罗贝均对文化基因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进行了研究和深化。近几年国内不少学者开始了对地方文化基因进行实证研究:赵鹤龄等以古滇国文化基因为例对文化基因的谱系图构建与传承路径进行了研究;章尚正从人口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精神结构四方面研究了徽州人与地、人与人、物质与精神的互动特性,概括了徽州文化新与旧二律背反而共存的特质;毕明岩以苏州市水文化、桥文化、古村落文化为例,提出了基于基因遗传学的乡村文化传承理论框架;刘沛林创造了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及其图谱研究的“基因识别”和“基因图谱”建构方法,从景观基因的视角,提出了景观基因的“点一线一网一面一体”等五个层次;曹婷围绕张谷英村聚落景观分析了文化基因、文化基因的组合与布局。总之,国外重视文化基因的基础理论研究,国内研究更加全面,尤其重视中国地方特色文化基因研究。综合各位学者的观点,文化基因是一种文化在分裂、延续、变异过程中洗刷下来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是保持文化现在和未来正统性的核心。

燕文化的二元基因表现在,其刚烈而悲壮,苍劲而激越,慷慨悲歌,催人奋进;其鲁莽、任性、迂腐又让人扼腕长叹;其冷静隐忍与热情奔放相呼应。燕文化是在政治、经济、历史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矛盾体,其内部既包含积极因素,又包含消极因素,从而其整体呈现二元对立矛盾特征。

(一)勇猛与鲁莽并存

1.燕域的勇猛精神由来于商周时期。作为殷商的国土,燕承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武力统治天下、稳定社会的手法。燕域一直处于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界地,战争不断,这一时期的勇与战争结合在一起。《竹书记年》中有“周公季历伐燕京之戎,败绩”的记载,《诗经·幽风》中亦有关于战争的诗句记载“我徂东山,慆慆不归”“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勇”上升为一种德性。勇是“气”和“力”的结合。儒家文化的勇必须符合仁义思想,是在遵循基本儒家仁义礼智信基础上的道德的深化,是一种难得的“德”。燕域的勇猛基因激变在战国时期,地理位置上,燕域历史上曾被游牧民族统治,疆域扩大以后,与游牧民族比肩相邻,受草原游牧文化的影响深远,其豪放勇猛的特质深入骨髓。时代特征上,燕域一直是各朝代变更或政治动乱时期的主要战场之一。由于燕域一直是中原朝廷与北方游牧民族频繁发生战争的地区,自古以来,这里从不缺少武艺高强、满腔报国情怀的英勇儿女,也成为众多文人学者描写边疆现状的题材之一。颜延之的《从军行》描写了“闽烽指荆吴,胡埃属幽燕”的场景。孟云卿《行行且游猎篇》:“少年多武力,勇气冠幽州。何以纵心赏,马啼春草头。”

2.勇猛与鲁莽并存的矛盾现象是燕国历史的一个特点。例如,燕太子丹组织剌秦王,凭着侥幸心理和赌徒心态。再如,公元前251年燕赵部之战,赵国以区区数万兵力战胜燕国60万大军,从此燕国国力迅速下降,导致最终被秦所灭。其主要原因是统治者燕王喜在诸多侫臣的逢迎之下,听不进良臣的劝谏,无大局意识,发动了一场侵略扩张的不义之战。本来经过燕昭王的改革,燕国崛起为疆土仅次于齐楚的战国七雄之一。但强大起来的燕国,没有统筹考虑当时合纵抗秦的大局,而是面对赵国长平之战失利之机,趁火打劫,发动突然袭击。因是不义之战,军心涣散,因为盲目乐观,轻率鲁莽,用人不当,仗着数倍于敌的实力而骄兵大败。

(二)忠君与迂腐同在

1.忠义爱国传统。燕文化中,忠君爱国观念相当深厚。理论上讲,忠君与爱国并不是一件事。当君主维护、体现国家利益时,忠君既爱国;当君主的“私利”与国家的“公利”相矛盾时,私利必须服从公利,这时忠君未必对国家有利,愚忠或许误国。所以儒家有重民轻君之说,《孟子·尽心下》讲“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史记》讲“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但是,现实中,古代中国实行的是君主专制,“朕即国家”,君主代表国家的利益。统治阶级把忠君上升到臣民的做人做事的第一准则,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强化和固化。义和忠的共同点在于把对象的利益放在首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其后,甚至为了维护对象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在我国古代的各个阶层中,游侠是最早进行义、利权衡的群体。他们坚持“重义轻利”,反对唯利是图、投机倒把;坚持“忠厚诚信”,反对隐瞒欺诈、勾心斗角。燕域作为游侠的活跃区域,最先传播了这一义利观。奉献精神在社会危急条件下表现为“见义勇为”“舍生取义”“为国献身”等关乎个人生命权利的英勇行为和高尚的爱国品质。燕地作为中原民族防止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的缓冲带,常常为了维护农耕文化的有序发展而做出巨大的牺牲。守卫中原文化与京都文化一脉之源的压力,促使燕域人民形成无私奉献的精神,淘汰了感性、浪漫的情怀,形成了沉着、从容的品质。

2.忠义至极则迂。“忠”思想在燕文化中主要内涵为“报恩”,既可以报好友的知音之恩,如高渐离为报荆轲被杀之仇,刺杀秦王;也可报君主的知遇之恩,如苏秦、荆轲、樊无期、田光的忠君思想。其中,荆轲为报太子丹的知遇之恩而舍身剌秦王,既包括报恩,也内含忠君报国之意。在当时,秦国已经强大到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抗衡,经历了长期的诸国纷乱战争,实现统一已经是民心所向,所以荆轲违背历史潮流而去刺秦,其实是冒了更大的失败风险,荆轲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不可胜而为之,明知不可活而为之,这样的忠君报国精神固然可贵。然而想法非常浪漫和天真,所以柳宗元评价荆轲不在第一时间刺死秦王,却要活捉他的做法“实谓勇且愚”。愚不仅表现在做法,也表现在对太子丹的愚忠。迂不仅有愚的意思,还有说话、行事拘泥于陈旧的准则,不适应新时代的意思,即迂腐。从历史来看,燕域人物李大钊将马克思主义旗帜插到中华大地上,是最脍炙人口的事例,除此以外的重要改革人物和事件均与燕域无关。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主持者王安石为江西临川人,明朝推行“一条鞭法”的张居正为湖广江陵人,戊戌变法的主要任务康有为、梁启超为广东人士。近现代时期,改革开放是最具有时代首创精神的事件,然而开放口岸在东南沿海地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领头地是安徽凤阳小岗村。

[版权归原杂志和作者所有,第一论文网DYLW.NET摘录自《社会科学论坛》,转载请注明出处和作者,仅供学习参考 ]

原文:http://www.dylw.net/shekelunwen/2169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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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omdionysius

罗马天主教徒,教名雅各·比约,奉行传统主义,追随圣庇护十世司铎会。幽燕独立运动发起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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