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燕赵诗风

夏传才

内容提要 燕赵诗歌是《诗·国风》和汉乐府所开拓的现实主义诗歌艺术的直接继承和发展,伸张正义、锄恶扶弱的豪侠精神,抗敌御侮,建立和平、开明、统一之国家的政治理想,是燕赵诗风的最突出的主旋律,“慷慨悲歌”堪称燕赵诗风独特的格调;其语言风格刚健遒劲,简洁明快。

关键词 燕赵大地 诗歌 风格 慷慨悲歌

释“燕赵”

 

“燕赵”,是历史地域名称,顾名思义,是古代毗连的燕国和赵国疆域的合称。历史上的行政区划不断变动,很难用现今的行政区划完全准确地对应,现略作考察。

燕国,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载,燕是公元前十一世纪西周初期召公姬之子奭的封国,在战国时期成为“七雄”之一,其封疆相当于今日河北省北部、内蒙古自治区南部、辽宁省西南部、山东省西北部,国都蓟(今北京),下都在易(今河北易县)。为“七雄”之一时,疆域扩展至今山西省东北部和辽宁省东部。燕国于公元前222年被秦国攻灭。在燕国旧地设右北平、渔阳、上谷、代、广阳、辽西六郡。汉代全国13州,这个地域统归幽州。所以古代又“幽燕”并称,或“幽代”并称。两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族慕容氏两次建燕国,史称前燕(公元337—370年),都蓟;后燕(公元384—409年),都中山(今河北省定县)。

赵国,初建于西周中期,周穆王封造父于赵(今山西省赵城县),只是晋国世卿。据《史记·赵世家》记载,公元前403年,赵与韩、魏三家瓜分晋国,赵迁都邯郸(今河北省市治),为“七雄”之一。它以强大的军事实力扩展疆域,强盛时期占有今山西省中部和北部、河北省南部和中部、陕西省东北部、山东省西部以及河南省北部的广大地域。赵国在陕西和山西中部的土地,在战国中期相继被秦国占领,南部疆界也时有变动,秦国于公元前228年灭赵,建立郡县。两汉时赵地归属冀州,所以河北省简称冀。西晋匈奴族刘渊建赵国,都蓟,史称前赵(公元304—320年);东晋十六国时期羯族石勒建国,史称后赵(公元320—350年),都襄(今河北省邢台市)。冀州自古称“九州”之一,原指“两河之间”,范围较大,汉代的冀州大部在今河北省以及山东省西端和河南省北部,治所设在今河北省冀县。曹操建魏国以邺(今河北省临漳县)为都,赵国和燕国旧地全属魏国。

历史上行政区域虽屡有变动,但燕赵的基本地域不变,这就是西倚太行,南抵黄河,东濒渤海,北过燕山,长城随燕山群山峻岭在北部穿越而过,分出塞内塞外。这里两面是连绵险峻的高山,一面是汹涌的黄河,一面是浩瀚的大海,中间是千里平原,即今日的华北平原。北京市和天津市,是燕赵的明珠。北京古称燕京。燕山山脉由天津市蓟县东向至海,而且天津市曾长期是河北省省会。

燕赵大地曾经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北京市房山县周口店相继发现距今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化石;2001年在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又发现200万年前的古生物化石及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文化遗存。这说明在200万年以前,我们人类的祖先就在这块大地上开始创造文化。河北省新乐县历史悠久的的伏羲台、涿鹿县的黄帝城,都是史前传说的遗迹,传说着先民团结一心战胜凶恶敌人,换取和平生活;也传说着先民用劳动开发土地,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从近年考古发现的资料来看,1979年以来陆续发现河北蔚县夏文化和早商文化遗址,这里曾是商族几个封国的地域;1973年在石家庄市藁城县台西村发掘商代遗址,证明在公元前14世纪,商代的冶金、漆器、陶瓷、丝麻纺织、医药等技术已有相当发展。商族从这里走出去,后来又迁都回来。从易县、藁城等地出土的铭器和其他文物看,原赵国旧地(即河北省中、南部)属于殷商的“千里王畿之地”,是殷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域。

在两汉时代,燕赵大地经济繁荣,邯郸和燕京是黄河以北两大工商业都市。邯郸是北方与江淮陕晋的货物集散地,燕京是北方各民族贸易中心。在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必然造成财富集中、土地兼并,广大人民沦为赤贫。于是每个朝代都曾发生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这些斗争都可歌可泣。燕赵大地为中国诗歌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说燕赵诗歌

说燕赵诗歌,首先要从《诗经》说起。

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是与希腊史诗、莎士比亚戏剧鼎足而立的古代世界文学三大杰作之一,它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艺术的光辉源头,中国诗史是从《诗经》开始的。《诗经》中的《国风》是15个国家和地区的地方乐歌,共160篇,占全部《诗经》305篇的一多半,也是《诗经》中价值高的部分。《国风》中有《邶风》、《鄘风》、《卫风》三风,是用这三地的地方乐调歌唱的。西周前期邶、鄘二国并入卫国,行政区划是一个卫国。但三地乐调未变,所以编诗的人编为邶风、鄘风、卫风。今本《诗经》中《邶风》19篇,《鄘风》、《卫风》各10篇,共39篇,约占《国风》的1/4的。据郑玄《诗谱》考证:

邶、鄘、卫者,商纣畿内方千里之地,其封在冀州太行之东,北逾衡、漳,东及兖州桑土之野。……自纣城(朝歌)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

朱熹《诗集传》也有相同的解释,而且说得更具体:

邶、鄘、卫,三国名,在禹贡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衡漳,东南跨河,以及兖州桑土之野。

他们都说明这三地在古九州之一的冀州之内,西为太行山,向北过衡水(由今河北省南部流经今河北省中部)、漳河(今河北省与河南省的界河),东南跨河即跨黄河两岸,东与兖州平原接壤,地理说得很清楚。王国维氏据《北伯鼎》等金文考证说:“北,盖古之邶国也。今之殷之故虚得于洹水,大且、大父、大兄三戈出于易州,则邶之故地则不得不于其北求之。”由此可见,邶、鄘、卫之地本来是古冀州之地,其大半是战国时赵国之地,这片地方不能用现在的行政区划来理解。

把这39篇诗分为三风,只是因为用了原邶国、鄘国、卫国的乐调,所用的歌词(即诗)并无三地的分界。编《诗经》时三国已合为一国,为某一篇诗配曲,哪个乐谱合适便用了哪个乐谱,如《泉水》、《载驰》、《竹竿》三诗,据传都是卫国许穆夫人作的,但分属《邶》、《鄘》、《卫》三风。所以,我们无须、也不可能按现在的行政区划一一区分哪篇是现在河南省的,哪篇是河北省的,只能统称它们是产生在燕赵这一历史地域南部的歌诗。

燕赵又是《诗经》传播的故乡。《诗经》是由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赵国人荀子传授的。汉代传《诗》主要有鲁、齐、韩、毛四家不同的版本和解说,其中《韩诗》是燕人韩婴所传,《毛诗》是赵人毛公所传,今河间有毛苌传《诗》遗迹,如诗经村、君子馆、毛公墓和祠、毛公书院。现在传的《诗经》是《毛诗》,河间是《毛诗》的发祥地。《汉书·儒林传》说:“燕赵间好诗。”燕赵历代都有经学大师,都有大诗人。

流传最广的是战国时期的《易水歌》。荆轲往刺秦始皇,燕太子丹送别于易水边,荆轲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两句诗表现了为正义慷慨赴死的献身精神,锄强扶弱的豪侠气概,秋风易水,壮士长别,情景交融,衬托出悲壮苍凉的气氛。

汉代乐府诗是《国风》之后又一文学瑰宝。《汉书·礼乐志》记:“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汉书·艺文志》也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乐府保存的各地民歌,《汉书·艺文志》说有160篇,但它存目而不存辞,只记其中有“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我们现在不可能把它们从160篇中甄别出来,据史书,只能知道它们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可以“观风俗,知薄厚”的现实主义诗歌。乐府有民间乐府诗和文人乐府诗两大部分。文人们利用乐府曲调创作的乐府歌辞,在两汉数百年之间,数量超过采集来的民间乐府诗,而且在汉末建安年间达到诗歌艺术的一个高峰,这就是以三曹为首、以建安七子为骨干的建安文学集团,他们的创作形成“建安风骨”,推动中国现实主义诗歌兴盛发展。

曹操于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占领邯郸、河间、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相继平定冀州全境以及幽、代和辽西、辽东,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就任魏王,建都于邺,在这里度过生命中最后的16年。邺城是当时中国北方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文学活动中心。三曹和七子的许多作品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我们今日站在铜雀台遗址上,可以想像曹操父子雅集文士赋诗唱和的盛况;举目眺远,又可想像当年魏武率师出征横槊赋诗的英雄气概;我们到秦皇岛,面对浩瀚的渤海,耳边会响起魏武东临碣石时的豪迈诗声。

古书有“燕客”之说,指燕国来人或客居燕国的人。一些人曾经在燕赵大地上工作和生活,创作了与燕赵有关的诗篇,这些诗篇属燕赵诗歌。

两晋十六国时代,后赵、前秦曾先后建都于邺;北朝的北魏、北齐也曾先后建都于邺。鲜卑族建立的北周统一了北方,燕赵全境都归北周。所以魏晋以后的北朝乐府民歌,其中包含有燕赵民间歌诗。有两个例证可以证明:一个是晋代乐府曲有《燕歌行》,燕地是边塞地区,此题曲多写边地行役之苦之怨,今存北朝乐府同题多篇。这一乐府古题,直至唐代,边塞诗人仍然采用。二是北魏时(公元386—535年)产生的民间乐府叙事长诗《木兰诗》,它是在北朝许多短小民歌的基础上连缀并扩充而成的,今存北朝民间乐府歌辞《折杨柳歌》等,与《木兰诗》部分段落的字句完全相同,就是明证。从诗的内容看,北魏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所以皇帝称“可汗”,建都邺(今河北省临漳县邺城镇),燕赵全境亦归属。诗中“不闻耶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旦辞黄河去,暮宿黑山头”,这里的“黄河”指河套,燕山是燕地的山脉,黑山头指今北京市昌平县境内的天寿山,诗中主人公转战12年凯旋,“天子坐明堂,赏赐百千强”,正是班师回邺都。所以,《木兰诗》是燕赵大地流传的民间叙事歌诗。代父从军的女英雄花木兰是个艺术形象,表现了中国妇女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情操。范文澜《中国通史》评价说:“北朝有《木兰诗》一篇,这足以压倒南北两朝的士族诗人。”

在两晋十六国混战的174年间(公元265—439年),著名的燕赵诗人有:

刘琨(公元271—318年),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省安国县)人。任西晋大将军,志在为保卫国家建功立业,今传《扶风歌》、《答卢谌》、《重赠卢谌》三诗,慷慨激昂,是抒写壮志未酬、英雄末路的悲歌。锺嵘《诗品》称其“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刘勰《文心雕龙》评其“雅壮而多风”。卢谌(公元281—351年),范阳郡(今河北省涿县)人,擅诗文。

张载、张协(? —307年)、张亢,世称“三张”,西晋重要文学流派太康体的代表诗人,安平(今河北省县治)人。他们的创作注重炼字锻句,以艺术实践推动诗歌语言艺术的进步。

邢劭(公元469—?年),河间莫阝人(今河北省任丘县人)。其诗与温子升并称“温劭”。

庾信(公元513—581年),字子山,原籍南阳新野,长于江陵、金陵,前期在梁朝以绮艳轻靡的宫体诗名世,42岁出使北魏被扣,故后期诗风大变。他先后仕魏仕周26年,后半生完全在北朝度过。北魏邺都在今河北省临漳县,北周才由邺迁都洛阳。庾信的《燕歌行》、《出自荆北门行》、《西门豹庙》、《寄王琳》等,抒写了故国之悲、乡关之思、生民之苦、个人之忧,是一曲曲慷慨凄凉、气魄宏伟瑰丽的悲歌。刘熙载《艺概》说:“庾子山《燕歌行》开初唐七古。”他沉郁悲凉的诗风、精工的对仗艺术,都直接影响杜甫的律诗。杜甫《对为六绝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他是集魏晋六朝诗歌艺术大成而继往开来的大诗人。

卢思道(公元535—586年),范阳郡(今河北省涿县)人,隋代诗人。传世诗作有《从军行》、《听鸣蝉篇》。前者用乐府旧题写征夫久戍和思妇幽怨,多用汉典;诗句雄劲而清丽流畅,多作偶句,开初唐七言歌行之先声。

魏征(约公元580—643年),馆陶(一说曲阳)人。唐初他以政治家名世,而其诗作《出关》、《咏西汉》均为传世名篇。慷慨激昂,显示了庶民知识分子献身国家统一事业的志愿和积极进取精神,同时反映了战乱中的社会面貌,笔力雄健,一扫南朝文人诗的脂粉气,开唐代一代风气。

卢照邻(约公元635—689年),范阳郡人,“初唐四杰”之一,代表作《长安古意》,通过对封建贵族骄奢淫逸生活的讽刺而深寓感慨。

李颀(公元690—751年),赵郡(今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人。唐代诗人,七言律诗为一时之冠,以边塞诗成就最大,《古从军行》、《古意》、《塞下曲》等都脍炙人口。

高适(约公元702—765年),蓨(今河北省景县)人。唐代边塞诗派的重要代表。他一生两次出塞,长年在燕代边塞驰骋沙场,曾远征辽东。长期的战斗生活,抗敌御侮、安国定边和为国家建立功勋的理想,熔铸出他的边塞诗。在他的诗中,壮丽的燕赵边塞景色,昂扬奋发的斗志,战士的英勇牺牲,士卒的乡情,思妇的幽怨,以及对和平生活的向往,都十分动人,名篇名句至今传诵。

刘长卿(公元709—780年),河间郡(今河北省县级市)人,擅律诗,尤工五言。其《逢雪夜宿芙蓉山主人》、《送灵彻上人》、《听弹琴》等,至今仍是读诗必须背诵的名篇。他的诗语言清雅简练,如《逢雪夜宿芙蓉山主人》一诗仅20个字,纯用白描手法,以四幅画面组成,描绘了北方旅途的特有景色。

李华(约公元715—774年),赞皇(今河北石家庄市元氏县)人。唐代著名散文家,但他的散文是辞赋体,形象生动,对偶工整,节奏铿锵,骈散结合,实际是散文诗。代表作《吊古战场文》千古传诵。

贾岛(公元779—843年),范阳郡(今河北省涿县)人。他终生贫困沉沦,曾有“郊寒岛瘦“之说,谓其诗多孤绝寒苦之辞,然亦有述志之作,如《剑客》:“十年磨一剑,霜刀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诗人以剑和剑客的形象,托物言志,抒写自己铲除社会不平的壮志豪情。名作《寻隐者不遇》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他的诗语言平易,形象鲜明,简洁凝炼。这种平易、鲜明、精炼,得之于他锤炼词语的苦功,“推敲”的典故就来自他的诗句。

卢仝(约公元795—835年),范阳郡(今河北省涿县)人。家贫,破屋数间,图书满架,有诗名,不仕进。他的诗多反映民生疾苦和政治腐败。

崔护,博陵(今河北省定县)人,官岭南节度使。少年作《题都城南庄》传世。

唐末社会动乱,紧接着五代十国战乱,最后形成宋与契丹族耶律代所建的辽国(公元907—1125年)对峙,大致以保定一线为界,原赵地属宋,原燕地属辽,以今之北京为辽之南京。以后女真族完颜氏所建金国(1115—1234年)灭辽,又灭亡北宋,燕赵全境归属金国统治,以今北京市大兴县为中都。蒙古族建立的元朝(1206—1368年)统一中国,以北京为大都。从辽宋对峙到元末共四百多年,燕京基本上是辽、金、元三朝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宋辽对峙期间,诗人在北宋统治区域活动,出身于燕赵的诗人只有刘筠(大名人),他是宫庭诗人,西昆体代表。柳开(大名人)是文论家,邵雍(涿州人)是哲学家,他们有诗集,并不出色。在辽国统治区,辽道宗皇帝耶律弘基(1031—1101年)爱好汉族文化和文学,创作汉诗,任用汉族文人李俨等雅集唱和,但作品价值不大。

宋金对峙期间,文学中心南移,金国统治区域相当于半个中国,女真族统治者曾积极推行汉族文化,如金世宗之孙完颜王寿(1173—1232年),成为用汉字写作的第一位女真族诗人。据元好问编辑的金代诗歌总集《中州集》,收录金国251位诗人的作品,其中燕赵诗人有高士谈(燕京)、路铎(冀州)、蔡王圭(正定)、蔡松年(正定)、王菽(玉田)等;《中州乐府》所收金词,有刘著、宇文虚中、吴激等人作品,他们是南方人被扣留而降金的,他们的词作流露了亡国之音和乡土之思。

金国的大诗人是元好问(1190—1252年),号遗山,鲜卑族后裔,汉化,世居忻州(今山西省东北部,原燕赵旧地)。他生于金国,忠于金国,金亡不仕元,以遗民自居,创作了一批浸透爱国思想的“丧乱诗”,反映了金代后期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被誉为“诗史”。他的诗继承建安诗歌传统,内容充实、质朴刚健又清新自然。

元代的燕赵诗歌出现了新的风貌:诗词有传世之作;少数民族诗人兴起;元曲为一代杰出之文学。

南宋的民族志士文天祥在燕京狱中写出了浩气磅礴的《正气歌》。列为“元诗大家”的虞集(1272—1348年),原籍四川,宋亡后仕元,在大都官至奎章阁学士。虽然有一部分是向元朝统治者歌功颂德之作,但真实的抒怀作品还是表露了对现实无法抗拒的哀伤和苦闷,尤其是名作《挽文山丞相》,追悼爱国志士,寄托故国之思。

另一位大诗人赵孟頫(1254—1322年),本是宋皇室后裔,为元朝征召,在大都任职30年,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他是我国历史上的著名书画家,有诗集《松雪斋集》,传世七律《鄂王庙》,悲凉缠绵,浸透着无限历史沧桑感和内心的痛苦。

刘因(1249—1293年),容城(今河北省徐水县)人,是元诗中成就最大的诗人。他的诗将建安风骨与宋诗的理趣融合,风格雄浑,隐晦曲折地抒发遗民的故国情思。

一些少数民族人士接受汉族文化,爱好汉文诗词,学习和掌握汉族语言文字,创作诗词作品。他们将北方异民族的文化素质作为新的基因带进以汉族文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学,灌注了新的活力。少数民族诗人的优秀代表是耶律楚材和萨都剌。

耶律楚材(1190—1244年),契丹人,原是辽国皇族后裔,被成吉思汗征召,元初官至大丞相,在朝中努力推行汉制和封建文化。本人对汉文学有深厚的修养,其诗作境界开阔,笔力雄健,描写塞北风光,一反历代描绘的荒寒凋残景象和苍凉情调,而写得气象宏大,突出北地山川的雄伟莹澈。

萨都剌(?—约1300年),蒙古族人,原籍燕赵故地代州,曾供职大都,又游历东南各地,终生以诗词创作为志。他的诗作雄伟雅丽,寄兴高远,描写塞北风光凸显民族和地域特色;写生活场景,又轻快流丽。他的词作续宋词豪放派之余韵,如《满江红·金陵怀古》、《念奴娇·登石头城》,吊古寓今,意象阔大,深沉豪迈。

元曲,是元代最有特色,也最有成绩的一种文学样式,它是元杂剧和元散曲的总称。杂剧是一种歌剧,其中的唱词就是诗。散曲,是用杂剧的唱腔和流行曲调配词而独立成篇的诗歌,较宋词要宽松灵活,所以有人说它是“词的解放”。元曲是中国诗歌的又一种体裁。元曲的活动中心,前期在大都,后期以真定(今石家庄市正定县)为中心之一。元杂剧作家,大多同时也是散曲作家,都是出身于社会下层的贫穷知识分子,身受民族歧视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聚集在大都从事创作和演出。元曲繁荣时期,80—90%的作家是燕赵人。元曲的奠基者关汉卿,祁州(今河北省安国县)人,代表作《窦娥冤》深刻地表现了在黑暗政治和封建势力压迫下人民的抗争,窦娥在法场临刑前激越扬厉的歌唱,发出了慷慨激昂的最强音。王实甫(大都人)的《西厢记》,用悲剧形式表现了反封建的主题,歌颂了追求自由的叛逆精神。白朴(真定人)的《墙头马上》,成功地塑了为争取婚姻自由而勇敢斗争的青年妇女形象。马致远(大都人)的《汉宫秋》,立足于当时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表现了那个时代具有现实意义的爱国主义主题。纪君祥(大都人)的大悲剧《赵氏孤儿》,以高昂的基调,歌颂为挽救无辜的被迫害者而勇于献身的精神。众多的元杂剧用一曲又一曲的慷慨悲歌,为被压迫、被损害的人民群众鸣不平,用高亢之声呼唤正义,呼唤自由,呼唤用抗争改造社会。那些散曲的优秀篇章具有同样的思想艺术价值,有一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燕赵大地的现实生活和风土人情。关汉卿是元曲作家的最大代表,他生活与创作的时代早于莎士比亚三个世纪,而他创作的艺术成就决不逊色于莎士比亚,所以关汉卿当之无愧地是被全人类纪念的世界文化大师。

元曲是燕赵大地土生土长的艺术形式。从魏晋以来,燕赵曾是多民族生息和争战的地区,当然传入了各少数民族音乐。明徐渭《南词叙录》说:

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日用。

这种歌曲和燕赵原有的“慷慨悲歌”相结合,形成新的乐曲体系———北曲。据明·魏良辅《南词引正》:元杂剧的唱腔有冀州调和中州调,它们都属于北曲体系,渗透到大量在民间传唱的“俗谣俚曲”,然后逐渐发展和提高,形成元曲的各个曲调。生活在燕赵的关汉卿等下层知识分子,他们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学修养,又与社会下层人民大众有着密切的血肉联系,对这些曲调进行加工利用,填写唱词,便产生了元曲。元曲是燕赵大地的诗歌,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燕赵诗歌的高峰。

散曲在格律上是词的解放,在人民中流行甚广,后也有文人采用这种来自民间的诗体。元代文人中著名的散曲大家卢挚(涿县人)、刘秉忠(邢台人)、王和卿(大名人)等,都是燕赵人,他们的作品也带着燕赵的乡土气息。

散曲在明代仍盛行不衰,不过完全变为文人的一种诗体,成就较大的散曲作家是薛论道和赵南星。

薛论道(约1531—1600年),直隶定兴(今河北省县治)人,长期从军,由下层累功升至副将,30年驰骋疆场,创作散曲十卷共千首。他的作品意境开阔,风格豪迈,描写边塞景色和军旅生活,可与唐边塞诗媲美,是燕赵诗风的继续发扬。

赵南星(1550—1627年),直隶高邑(今河北省县治)人。官至吏部尚书,东林党人,被陷害死于戍所。他有散曲集《芳茹园乐府》,其中优秀的作品抨击政治黑暗,酣畅淋漓,慷慨陈词,正气浩然,亦有燕赵风。

明、清两代的封建文化专制封锁言论,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禁锢了士人的思想。应试是读书人的惟一出路,而作诗联对也是必备能力;因此,明清的知识分子差不多都会作诗。康熙、乾隆两朝一百多年,这两位皇帝都附庸风雅,自己都有御制诗一万多首,可惜没有好诗。他们身边每年都聚集一批御用文人,制作众多的应制诗、御览诗,数目难以统计,其中也没有好诗。出身于燕赵而可称诗词名家的,只有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1655—1685年),字容若,满洲贵族,大学士明珠之子,有《纳兰集》传世。他的词清新隽永,不事雕饰,自然流畅。梁启超评论说:“容若小词,直追后主。李后主有亡国苦痛,容若有时代衰音,因此二人为词,眼界大而感慨深。”

北京是明、清两代首都,许多著名诗人曾在北京供职或长期生活,在这里进行诗歌活动。明代的诗人有“前七子”领袖李梦阳、何景明,“后七子”领袖王世贞、李攀龙,“升庵体”代表杨慎,公安派代表袁宏道等等。清代大诗人有吴梅村、查慎行、赵翼、陈维嵩、朱彝尊、张惠言等等,都曾长期或较长时期寓居北京。至于他们的作品,有哪些写在燕赵或是写燕赵的,还需要研究鉴别。不过,据现有资料,明代有两位民族英雄,清代有两次诗歌活动,都值得注意。

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1528—1587年),曾总理蓟州(今天津市蓟县)、昌平(今北京市昌平县)、保定(今河北省市治)三镇军务、坐镇蓟门16年,捍卫北部边防。长城起点今澄海楼(俗称老龙头)就是他督修的。在这里他写了不少诗,收入其诗集《止止堂集》。他的诗雄健有力,涌动着保卫国家的豪情;其被谗调离战场时的诗,又有无限悲慨,无限苍凉。他作品的风格,是燕赵诗风在16世纪的代表。

另一位是于谦(1398—1457年),在北京累官至兵部侍郎,外放山西巡抚,“土木事变”英宗皇帝被蒙古族俘虏,他受命于危难之中,回京任兵部尚书,经略京师防务,拥立景帝即位,屡经血战大败敌寇,迎回英宗为太上皇。英宗复辟,竟以“大逆”罪将于谦处死。他是长期在燕赵工作、战斗的英雄,也是作品中充满浩然正气的诗人。

清代北京有两次重要的诗歌活动:宣南诗社和“诗界革命”。

宣南诗社是张维屏(1780—1895年)、林则徐(1785—1850年)、龚自珍(1792—1841年)、魏源(1794—1857年)等人于19世纪30年代在北京建立的诗歌团体,这些人都是当时先进的政治家、思想家,也都是著名诗人。他们的集会既是唱和切磋的雅集,又是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讨论会。他们的创作表现出热烈的爱国思想和社会改革理想,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后的社会现实,展现了先进人物的精神风貌。宣南诗社应该是燕赵大地诗歌活动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19世纪后期寄寓北京的几位诗人发起了一次诗歌革新运动,这就是当时著名的爱国诗人黄遵宪(1848—1906年)、丘逢甲(1860—1912年),维新志士谭嗣同(1865—1898年)和梁启超(1873—1929年)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和“新派诗”。他们主张中国诗歌与时俱进,在题材、风格、词汇诸方面突破传统禁忌,反映迅速变化的现实生活。黄遵宪提倡“我手写我口”,梁启超提倡“新意境”、“新语句”,都是要求诗歌内容和形式的革新。这次运动在理论和实践上虽然成效不大,但是这几位诗人都是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的作品气势雄劲,意境壮阔,意气飞扬,反映了19世纪后期中华民族的危亡和先进人物的爱国热情,为中国古典诗歌画上最后的浓色重彩。

说燕赵诗风

所谓“诗风”,指诗人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格调特色。刘勰《文心雕龙》把风格列为八体十二种;司空图《诗品》把风格列举为二十四品,都说明风格的多样性。风格既表现于作品的内容,也表现于作品的形式,它是由作者的生活环境、经历、思想、气质、艺术修养和审美追求所形成的。一位成熟的作者,在他的一些作品中表现出共同的格调,便形成了他的风格。在某一时代,或某一地域,或某个创作集团,许多作品表现出共同的或相近的格调,便成为某个时代、地域、流派的诗风。所谓燕赵诗风,就是在我国古代燕赵大地上历代诗人优秀诗作所呈现的共同或相近的格调。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这句名言使我们自然地想起《易水歌》,凝炼的15个字,刻画了慷慨悲壮、为正义勇于赴死的烈士情怀;也使我们想起震荡在长城内外抗敌御侮、前仆后继的边塞诗,想起为反抗民族压迫、阶级压迫揭竿而起的窦建德、单雄信等豪杰,所以熟语又说“燕赵多慷慨激昂之士”。这种格调表现在先秦古诗、汉乐府和建安诗歌里,也表现在唐代边塞诗以及元曲里。后世以“燕赵风”代指刚强不屈的气概。

既然把这种慷慨悲歌的格调称作“燕赵诗风”,“燕赵”是个定语,说明它与燕赵的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燕赵大地独特的格调。

燕赵的自然环境是大山、大河、大海和莽原,诗歌必然出现壮阔、奇峻、荒漠、苦寒的抒情背景和悲怆、苍茫的气氛。如《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如曹操《苦寒行》“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萧,北风声正悲。”诗人的抒情与燕赵特有的景色融合而构筑了苍凉的格调。

几千年来,燕赵大地上不断进行侵略与反侵略的民族战争,民族混战、军阀混战,以及农民战争和残酷的血腥镇压,长期战乱给生产力造成严重的破坏,出现许多诗篇描写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生活在燕赵的诗人,必然以战争和人民苦难为创作的泉源,抒写所见所闻,也抒写个人在这种环境中的遭遇、理想和抱负,这些构成燕赵诗歌的基本主题和题材。

燕赵诗歌是《国风》和汉乐府所开拓的现实主义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诗歌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通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和典型情感,反映现实面貌和时代精神。从汉乐府到北朝民歌,从两汉文人乐府到建安诗歌,从刘琨的慷慨悲歌到庾信的悲怆抒怀,都滚动着那个时代金戈交击和人民的苦难呻吟,从而表现了伸张正义、锄恶扶弱的豪侠精神,抗敌御侮、捍卫边疆的爱国意志,建立和平、开明、统一的国家的政治理想。这是燕赵诗风的最突出的格调,是它的主旋律。

无论是对不义战争和黑暗势力的谴责,还是对人民苦难的同情,无论是为正义而献身,还是为实现理想遇到挫折而悲伤,表述它们当然会发出激昂慷慨、悲壮怆凉之声,表现出刚健遒劲、简洁明快的语言风格。它与南朝齐梁诗歌的纤曲、柔弱、华靡、雕镂乃至晦涩的语言,有明显的不同。

诗三百篇的“风雅比兴”,汉乐府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建安诗歌的“风骨”———“风清骨峻”,即高尚健康的思想与刚劲凝练爽朗的语言艺术的统一,是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燕赵诗风正是这些传统与燕赵大地独特的历史文化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影响并不仅限于燕赵地域,而在中国诗史上发生长远而广泛的影响。

燕赵诗风是许多诗人创作中共同表现出来的基本格调,共性是从众多个性概括的,而个性是有差异的。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个性,每位诗人由于时代不同,生活经历、性格气质、思想水平、艺术修养不同,他们作品的体裁题材、语言修辞以及审美追求又各有差异。因此,燕赵诗风实际上包含着各种个人风格的差异性。古代众多的燕赵诗歌,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呈现丰富多彩的风貌。

《诗·邶风》19篇,是用邶地,即后来的赵地地方乐调歌唱的歌诗,其中有悼亡诗、送别诗、弃妇诗、送别诗、怀母诗、思妇诗、士兵诗、爱情诗以及对上层统治阶级的怨刺诗。汉乐府民歌同样多姿多彩,或写战争:“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口,白骨无人收。”或写豪侠:“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或写贫苦:“公死姥更嫁,孤儿甚可怜。”或写爱情:“郎在十重楼,女在九重阁,郎非黄鹞子,那得云中雀。”这些作品“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绘制了多姿多彩的生活画卷。

燕赵的风物民情,历史遗迹,流传成为成语、典故,也为出身燕赵或曾壮游燕赵的诗人所吟咏,所运用。如燕昭王招贤的黄金台简称“燕台”,“千金市骨”的典故简化为“燕骨”。李白诗:“谬忝燕台召,而蹈郭隗踪。”(《江上答崔宣城》)高适诗:“题诗碣石馆,纵酒燕王台。”(《酬裴员外以诗代书》)李商隐诗:“此时闻有燕王台,挺身东望心眼开。”(《赠四同舍》)他还有《燕台诗四首》传诵一时。赵地尚豪侠,习称豪侠之士为“赵客”。李白诗:“赵客缦胡缨,吴钩霜月明。”(《侠客行》)这是对赵国武士胡服骑射的赞美。燕赵的风物和历史文化遗存,在中国诗歌中的影响是深远的,如现代朱德诗:“从来燕赵多豪杰,驱逐倭儿共一樽。”(《太行春感》)陈毅诗:“抗日旌旗战云开,太行东出薄燕台。”(《闻八路军大捷》)这类诗歌让我们感受到燕赵乡土气息和特有的风情。

燕赵诗歌还有不少描写美女、歌舞的作品。《诗经》中的《硕人》描写一位卫国美女,是中国最早的美人图。春秋时代的卫国已经合并邶、鄘,位于燕赵平原的最南部。自古有燕赵多美女之说,如《古诗十九首》:“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燕赵美女能歌善舞,古人习称美女为“赵女”、“燕姬”,如李白诗:“赵女长歌入彩云,燕姬醉舞娇红烛。”(《幽歌》)古人甚至以“燕赵”代指美女,称美妙的音乐为“赵瑟”,美妙的歌唱为“赵讴”,称美妙的歌舞为“燕歌赵舞”,如卢照邻诗:“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长安古意》)这些诗写美女歌舞,并不流于狎邪,没有南朝齐、梁的靡靡之音、脂粉之色,而表现出清新、优美、自然。晋民间乐府《平调曲·相和歌辞》有《从军行》旧题,内容多写边地风光和远戍之苦,北朝庾信、唐朝高适等多位诗人,都用这个曲调写出传世名篇。由此可见,燕赵歌舞之中有阳刚、悲壮之音调。

中国诗歌从来不是千人一面、万口一腔的,即使基本风格相近,不同的作者也会创作出各具个性的作品。一个时代,有主旋律,也有各种声调;一个流派,有相近的风格,也有各自的个性。燕赵诗歌的众多作品,反映了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燕赵诗风不排斥多种多样的风格;而且,它与时俱进,因时代变迁而进行内容和形式的革新。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灿烂的中国诗史。

燕赵诗风是中国优良的诗歌传统之一,它不仅仅是燕赵人的,而是属于全民族的。事实上,燕赵诗风在古代就曾深深地影响唐诗,影响了宋词、元曲直至现代。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让我们继承现实主义艺术传统,为全民浩浩荡荡的大进军,为日新月异的新生活,唱出充满阳刚之气的激昂慷慨的时代之歌。

[作者简介]夏传才(1924—),男,安徽亳县人,教授,中国《诗经》学会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原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5月第27卷第3期

Advertisements

作者: Domdionysius

罗马天主教徒,教名雅各·比约,奉行传统主义,追随圣庇护十世司铎会。幽燕独立运动发起者之一。

发表评论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Connecting to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