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台现象与燕赵文化

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代,各诸侯国纷纷实行人才战略,其中燕昭王招贤纳士,富国强兵,使燕国迅速崛起,令当时各国刮目相看。昭王的成功,无论在当世还是在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燕昭王同赵武灵王一样,是对燕赵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的人物,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招聘人才和使用人才的成功。此举演变为后世的黄金台和黄金台现象,决非偶然,除了这件事本身就很吸引人外,还有深刻的社会原因。那么黄金台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其与燕赵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怎样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丰富了燕赵文化的内涵?都值得很好地探讨。
黄金台现象的产生和发展
在《战国策》和《史记》中都记载了燕昭王招贤纳士,富国强兵,举兵伐齐的史事,尤其在招揽人才上有异乎寻常的举措,因此达到了良好的效果,各国人才如百川赴海来到燕国。特别是像乐毅这样杰出的人才来到燕国,被燕昭王委以重任,率军伐齐,几乎灭掉齐国,这显赫的功业深为后代士人所向往。但在《战国策》和《史记》中都没有燕昭王为招揽人才而筑黄金台的记载,分别记为为郭隗“筑宫而师之”和“改筑宫而师事之”。可见当时黄金台之名并不存在。由“筑宫”到“筑台”再到“筑黄金台”,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演变过程,而且最初是在文学作品和传说中表现出来的,显然经过了文人士子的加工和想象。此说一旦形成,又为后世的史志类书籍所采纳,似乎成了无可争辩的史实,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
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燕昭王“筑台”说始见于东汉末年,在孔融的《论盛孝章书》中提出“昭王筑台以延郭隗”。到南北朝时期,已演变成筑“黄金台”,并广为人们所熟知。所以南朝宋文学家鲍照在其《放歌行》中吟咏:“夷世不可逢,贤君信爱才。明虑自天断,不受外嫌猜。一言分爵,片善辞草莱。岂伊白璧赐,将起黄金台。”与鲍照同时代的北魏郦道元的家乡位于故燕国腹地的涿州(今涿州市),距离燕国都和下都都不远,郦道元对有关燕昭王的史实和传说自然比较了解。在着《水经注》时,他对燕下都一带进行了实地考察,走访耆老,踏勘故城,听到了一些有关燕昭王的传说,他见到的燕下都的建筑已是凋墙败馆,在有些石碑上镌刻着文字。《水经注》中记载了不少与金台有关的地名,如金台陂、小金台等,并特别提到:金台“陂北十余步有金台,台上东西八十许步,南北如减。北有小金台,台北有马兰台,并悉高数丈,秀峙相对。翼台左右,水流径通,长庑广宇,周旋被浦,栋堵咸沦,柱础尚存,是其基构可得。而寻访诸耆旧,咸言昭王礼宾,广延方士,至如郭隗、乐毅之徒,邹衍、剧辛之俦,宦游历说之民,自远而届者多矣。”从此文中可反映出当时这里有众多高台,而且都各有名称,其中又以金台为中心,台上曾有建筑,因年深日久已倾圮无存,只有柱尚在,可作见证。《水经注》中还引用了傅逮《述游赋》中的一段话:“出北蓟,历良乡,登金台,观武阳,两城辽廓,旧迹冥芒。”其中“武阳”是指燕下都。从这一系列地名和诗文中对黄金台的描述,可证实黄金台的影响已遍及全国。对于燕昭王筑馆招贤之地,也就是黄金台的所在地,后世多有争论,因为传说中的黄金台有多处,然据笔者和有关专家考证,当初燕昭王所建招贤馆,也就是所传古黄金台所在地以在今定兴县的金台陈村为确,因为这里位于燕下都东部不远处,且历史资料记载较多,当地原有高大土台,据载上面还有昭王庙等建筑。
到隋唐时期,不仅有关黄金台的传说内容日益丰富,其影响范围也更加广远,吟咏黄金台的作品日渐增多。唐代一些著名诗人,如陈子昂、李白、杜甫等都有咏黄金台之作,并且对之反复吟咏。铺叙黄金台的唐人赋亦不少,仅见于《文苑英华》的就有七篇。这些诗赋或抒情或叙事,都围绕黄金台而展开。黄金台在历史上是否曾经存在过,它的位置又在哪里,似乎并不太重要,因为黄金台已抽象为一种文化,成为重视人才的象征。此时作为实物的黄金台也逐渐多起来,在蓟(今北京),在徐水、满城、易州都传说有黄金台,这些黄金台大多寄托着人们的某种希冀和期望。这一时期,黄金台还被作为确在的实物写入地方志书中,如成书于隋代的《上谷郡图经》就对黄金台有确切的记载。
宋元明清时期,黄金台现象的文化积淀愈加丰厚,其影响历久不衰。一是对黄金台的题咏日益增多。在咏黄金台诗文的作者中,不仅有普通的文人士子,也有封建君王,如清朝康熙、乾隆皇帝等。大量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抒发作者的情怀和对史事的评价。这是燕赵文化广为人们所接受的显证。二是黄金台在史志类书籍中有了更广泛的记载,而且在全国性志书,如《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中都有对黄金台的记述,凡是在传说中有黄金台的地方,毫无例外都被列为当地的知名景观,如北京的“燕京八景”、易县的“易州八景”、定兴县的“定兴八景”中,都有“金台夕照”这一景观,满城县有“贤台夕照”,也是这一翻版。
在当代的地方史志类书籍和大型辞书中也不乏对黄金台的记载和描述。大量与之相关的地名也涌现出来,如定兴县有金台陈村,附近还有银台村,北京有金台路,保定古称金台顿,设有金台驿,至今仍有金台驿街,保定市内的人民广场主雕塑被命名为“金台旭日”,其他以金台命名的事物也不胜枚举。可视为人们的一种黄金台情结。
燕赵文化的基本特征
燕赵文化是产生于古燕赵区域的一种地域文化,其地域范围包括北起今内蒙古南部、辽宁南部,东至渤海,西起山西东部和北部,南至黄河的广大地区。20世纪90年代,随着地域文化研究的兴起,燕赵文化的概念逐步形成,并被人们认同为一种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随着研究的深入,一批学者不断发表有关燕赵文化的论文,并出版专著,如张京华所著《燕赵文化》、成晓军主编的《燕赵文化纵横谈》等。这些论著对燕赵文化的起源、形成、特征,及其发展、影响、对现实的作用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对燕赵文化的基本特征,张京华先生认为是以“慷慨悲歌”为主基调,而燕文化和赵文化又有所区别,他说:“赵国文化中有两个最为显著的特点,一是勇武任侠,二是放荡冶游。”“赵地的文化是由社会经济的繁荣而导致的一种文化。燕地正相反,山高水寒,承商朝亡国之乱,又承西周初兴之弊,猥琐而局促,卞急而狷介。燕地的文化是苦寒文化,是由政治经济的相对落后而导致的激变,又由激变导致出的一种文化。”此后论者也多持此说,不过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尚值得探讨。
从地域来讲,燕赵是战国七雄中最靠北的两个诸侯国,赵国接近中原,其文化也更与中原文化相近,而燕国更接近北方游牧区,处于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会处,两种文化既有冲突,又有融合,两种文化对燕文化都有影响。但就燕文化的基本特征而言,所接受的华夏主体文化成分较多,构成燕文化的主基调。在先商时期,燕国区域即是商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具有深厚的文化渊源。文化上如此,在政治经济上,燕国在当时也很难说是处在落后状态,单从燕下都的营建规制看,在战国时期的列国都城中是比较大的,没有较强的综合国力,难以支撑如此宏大的城市建设和城市生活。从燕下都出土文物来看,其建筑材料的工艺水平和冶铁技术在当时属先进水平。虽然燕国在列国中较为弱小,但是称其为“相对落后”却难以让人认同。
战国时期,对燕赵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莫过于燕昭王和赵武灵王,在他们当政时都对内进行了改革,开疆拓土,使国势强盛。当然两人的作法又有不同,形成各自的特点,这是由当时不同的国情所决定的。燕昭王即位时,燕国因为刚刚经历了三年内乱,又遭到齐国的入侵,国都曾一度被齐军占领,只是由于燕国人的反抗,齐军才退去。经历这场劫难,燕国实力大减,人心离散,国家已残破不堪。燕昭王得从头收拾旧河山,而此时燕国最缺乏的就是治国的人才,所以他卑身厚币广招贤才,他访到国内的贤士郭隗,向他请教治国之策,郭隗向燕昭王讲了古君王千金买马的故事,并告诫昭王,要想招聘到真正的人才,君王必须折节下士,诚恳地对待人才。然后郭隗说:“君王一定要招揽贤才,就先从我郭隗开始吧。”于是燕昭王即拜郭隗为师,并为他建造了高大精美的屋舍。这件事传开后,乐毅自魏国来,邹衍自齐国来,剧辛自赵国来。燕国集聚了一大批人才,燕昭王在这些人才的辅佐下,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经过二十八年的恢复和发展,燕国国力强盛,士卒乐战,燕昭王拜乐毅为上将军,又联合赵、魏、韩、秦军队共同伐齐,在济西打败齐军。乐毅独率燕军深入,一举攻下包括齐国都在内的七十多座城池,报了齐国侵燕之仇。此举令当时列国为之震动。
燕昭王成功招贤的故事,成为各国招聘人才和使用人才的典范,在传说中不断增添色彩,以至演变为后世的黄金台现象,成为重视人才的象征,这是燕文化的一大特征。
赵武灵王的改革是从变革风俗开始的,当时赵国东有齐,北有燕、中山、东胡,西有楼烦、秦、韩,对赵国都有威胁,尤其是胡人作战多用骑兵,往来如风,经常袭扰赵国北疆。而赵国军队多穿长服,乘战车,动作迟缓,难以与胡骑相敌。赵武灵王看到胡人短衣骑马非常利于作战,决定改革服饰,实行“胡服骑射”。然而改革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当时服饰是区别蛮夷和华夏的重要标志,在人们看来,以夏变夷顺理成章,而以夷变夏则大逆不道。改革越是在上层阻力越大,赵武灵王的叔父公子成就极力反对,甚至为此称病不再上朝。但赵武灵王决心已下,他说:“制国有常,利民为本﹔从政有经,令行为上。”然后亲自上门向公子成陈说赵国面临的形势和胡服骑射的必要性,公子成口服心服,次日便胡服而朝。将军赵文、赵造、周绍、赵俊也不赞同,赵武灵王对他们说:“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古。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且圣人利身谓之服,便事谓之礼。”解除了这些阻力,赵武灵王正式下达“胡服令”。经过胡服骑射,赵国兵势强盛。数年间,赵国开疆拓土,数伐中山,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
雁门,筑长城,自阴山至高阙为塞,这是赵国的全盛时期。后来赵武灵王将王位让于王子何,即赵惠文王,武灵王自号“主父”,身着胡服率将士在西北与胡人作战,曾计划从云中、九原向南袭击秦国。为了察看秦国的地理形势和了解秦王的为人,赵武灵王自己扮成使者入秦,秦昭王当时没有看出来,随后觉得赵国来使状貌不俗,定非常人,急忙命人追赶,赵国使者已出关而去。经询问知道来使正是赵武灵王,秦昭王听说后吃惊不小。此后赵武灵王又约燕、齐共灭中山,尽有中山之地。
正是由于燕昭王实行的人才战略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使燕赵两国由弱变强,确立了大国的地位。燕昭王和赵武灵王的举措无论是在当世还是在后世都有突出的影响,也是燕赵文化走向成熟和形成特点的一种标志,可以说重视人才和锐意改革构成了燕赵文化的两个重要支点,既具有时代性,又对后世有不容忽视的借鉴作用。
黄金台现象对燕赵文化的作用
上面已经提到,历来论者多用“慷慨悲歌”来概括燕赵文化的特点,认为这就是燕赵文化的基本特征。此说的形成与燕末发生的荆轲刺秦王有直接的关系,易水送别那悲壮的一幕和秦王殿上那惊心动魄的刀光剑影,足以憾人心魄,所以人们对之难以忘怀。《史记·货殖列传》中又称邯郸、中山、沙丘“丈夫悲歌慷慨”。唐代文学家韩愈在《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一文中称“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使“慷慨悲歌”这一说法基本定型。历代相沿,又有“仗气任侠”、“刚直慷慨”、“忠信慷慨”等多种相近的说法。即使是今之学者也多持此观点。故可认为这是燕赵文化的一个特色,但认为这就是燕赵文化的本质特征,恐怕失之偏颇。当代学者梁勇先生在其所著《河北古代民风刍议》一文中论述说:“’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是战国后期诸侯没落的一种文化反映,后来成为民族危亡时期的一种人文精神,而不是河北古代的主流民风。”这一观点无疑是对燕赵文化的一种新的阐释。
笔者认为从黄金台现象的出现和演变,可深切地反映出燕昭王招贤复国中兴对后世的影响是多么巨大。燕昭王的礼贤下士,昭王拜郭隗为师的诚恳,昭王与乐毅的君臣相知,乐毅的显赫功业,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理想典范,黄金台成为重视人才和爱惜人才的代名词,对古今的人才观都有重要启示。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曾自比为管仲、乐毅,而涿郡(今河北涿州)人刘备认为得到诸葛亮是“如鱼得水”,与燕昭王之得乐毅有异曲同工之处,可视为一种历史的契合和传承。
应该说透过黄金台现象,更能使人们体味到燕赵文化所表现出的积极意义,那就是重视人才,珍惜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由燕昭王招贤复国而演变出的黄金台现象比之慷慨悲歌更具有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对中国士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心理影响更为明显。因此可以认为,重视人才是燕赵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燕赵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贡献。

原文:http://www.people.com.cn/BIG5/paper81/9356/867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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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omdionysius

罗马天主教徒,教名雅各·比约,奉行传统主义,追随圣庇护十世司铎会。幽燕独立运动发起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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