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话的变迁

1 北京话的变迁

[400年前的北京话:吴语]
北京自建城以来经历过了许多个朝代的变迁,自古以来北京话有过多少变化?如何变化?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真正考证过。从历史上讲,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从意大利来的传教士利马窦曾用罗马拼音记录了大量的当时的北京话,这些记录至今尚保存着。从利的记录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当时的北京话是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zh、ch、sh等翘舌音的语言。这说明了当时的北京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也不是现在的普通话,因为无论北京话还是普通话都不具备这些特徵。同时也说明了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历史都超不过400年,400年前的北京话是明朝的官话(考证为吴语)。

[北京出现第二语言:满语]
满人入关进驻北京后,为了社区的安全等政治因素,满人把紫禁城周围10里之内的汉人全部赶走而专属满人居住,这个范围称为北京的内城,而10里之外称为外城。于是,北京城出现了两个社群:满人社群和汉人社群,这是阶级、语言和居住地域等都十分分明的两个社群,北京城也就出现了两种语言:明朝官话和满语。任何语言都是跟人群一体的,当时北京的两种语言的地域差别是:内城说满话,外城说明朝官话。

[满语的分化——满式汉语]
满清在入主中原的初期,曾将保持”国语骑射”作为维护统治的一项基本国策,要求满人说满语写满文,并在北京城内设立学校,意在推广满语满文,但由于满语是一种北方民族的语言,满人草原、丛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满族短暂的历史文化局限了满语的成熟水平,至入关时满语仍旧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它的发音和语法都十分的原始不成熟,词汇量更是少。满人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却不得不面对要使用语言的生活政治现实。
对于常年累月生活在山林的满人,在北京很多普通平常的东西对他们来说也成了新鲜事物。满语也难以满足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在满人和汉人之间是这样,在满人跟满人之间也同样无法把日常生活所碰到的东西表达清楚,至于象汉人的建筑工程用语、艺术语言、医学及其它科技用语等高级语言使用则更加无法表达,当时的形势是满语在北京面临无法交流的危机。
面对有几千年历史的千锤百炼而成的汉语,满人虽然夺取了中国的政权,然而其语言却难以胜任统治中国的使命。此时,面临着如何统治汉人这个大难题的八旗贵族,又遇到了一个比汉人的抵抗更为头痛的问题–语言危机。徵服可以使用屠刀,统治就不能只用屠刀了,为了巩固统治满足政治需要乃至生活需要,满人迫切的需要一种能够很好的表述自己想法的语言,想在短时间内改良丰富满语显然不现实。
至此,学讲汉语成了满人唯一的选择,于是八旗贵族们开始他们邯郸学步的模仿历程。小至为了自己日常生活的表达,大至为了统治中国的政治需要,满人都迫切需要一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周围生活的语言。因此,套用北京汉人的语言(包括词汇和语音)成了唯一的选择,满清这种虚心学习,绝对不是他们所鼓吹的推崇汉文化,实在是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无奈之举,是一种”工作需要”,完全属于不得已而为之。

[第三种北京话的形成——内城北京话(mandarin)]
北京城里的很多东西,小到一种普通动植物、建筑、日常用品等,大到宏伟建筑和旖旎风景,用满语都无法表达!因为满族人的祖先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植物,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日常用品,这就是当时统治中国的满族人所遇到的严酷的语言现实。满语要继续说下去,除了直接使用北京外城汉人的语言的词汇和模仿他们的语音之外再也没有第二种可能!北京内城的满人开始了他们艰难的模仿汉语的历程。

2 普通话的来源与汉语的正统性
但是满语对比汉语有它先天的残疾,首先,入声字一下子就全丢了,这就是汉语同音字增多最根本的历史原因,用满语套学汉语的发音更是不伦不类,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发音最糟糕的汉语。这种情形非常类似外国人说汉语,而当时八旗贵族说的汉语并不比老外。但是,历史就是这么残酷,满人的这种蹩脚汉语比起老外的蹩脚汉语要幸运得多了!随着使用人口的增加,这种让当时的汉人老百姓笑掉牙的蹩脚汉语成了清朝统治阶级的“共同语言”满人学讲的蹩脚汉语(暂且把这种语言叫做满式汉语)——这就是早期的普通话(暂时使用英语的称谓把这种语言称为mandarin)。

[内城北京话的发展——走出北京内城,形成“官话”]
随着北京内城的“mandarin”这种蹩脚汉语的形成,在北京内城形成一个固定的说“mandarin”的人群。这个人群就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团体——八旗贵族。“mandarin”成为地地道道的清朝统治者的官方语言——“满清官话”。从“满清官话”的形成史看,“满清官话”受满语的影响主要在语音方面,这是一种不成熟的蹩脚的汉语语音系统,而在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影响则十分有限,从语言的本质上将,“满清官话”还是应该归属于汉语的一种方言而不应该归属于满语的一种方言,不过这是最糟糕的一种汉语方言。

[内城北京话的发展——落地生根,形成“国语”]
“满清官话”形成后,随着满清政权在地域上的延伸,操着“满清官话”的八旗贵族也就从北京的皇家内城走向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各地的第一行政长官的口音又成了当地的标准口音。并在当地的上流社会向平民社会不断地渗透壮大,最终使“满清官话”成为中国的“国语”。
从地域上来讲,中国的北方是满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也是满语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而南方的个别地区,象两广、福建等地则由于“山高皇帝远”而受到较少的影响,入声字在这几个地区也得到了较好的保留并直至今日,这也是南方诸语言读唐诗宋词比普通话更压韵更亲切的根本原因,也是清代中国没有着名诗人的根本原因。
有一点要说明的是,mandarin是从北京内城绕过北京外城直接向全中国渗透而形成满清的“国语”的,所以,北京的外城话并不是真正的“国语”——普通话,虽然“外城北京话”一直受“内城北京话”的影响并不断演变,但是,正如北京的内城贵族和外城平民百姓是两个互不相容的两个社群一样,“外城北京话”和“内城北京话”是跟阶级差别一致的互不相同的两种语言。所谓的“北京话”一直是两种:“外城话”和“内城话”,而各地方所称谓的“北京话”实际是指“内城话(即mandarin)而不是外城汉人所说的“北京话”。外城汉人所说的“北京话”实际是对中国其它方言没有影响的小语种。

[内城北京话的发展——汉语代表语言地位的确立]
mandarin经过满清王朝200多年在中国的统治,再经过孙中山政权以一票之优势对“国语”地位的表决,再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宪法上“国家代表语言”条文制订,普通话——汉语代表语言地位已经是坚不可摧。
“国语”地位的表决是不能用选举投票的政治办法(就算投票吧,也要充分了解后再投),科学要用科学的方法。

[内城话北京话在北京的消失]
从语言史上讲,普通话不是北京话,而只是北京的内城话,随着满清王朝的解体,北京内城的贵族群体也就在北京城里消失了,因而普通话的真正母体在北京城也已经不复存在了。把普通话硬说成是什么北京话,这在100多年以前可能还有一半正确,但是在今天还这样说大错特错了,因为“北京话”这个概念变了,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北京话”了。
北京历经换代杀戮,普通话的语音词汇与清朝入关前后满清旗人学的汉语有关。我们知道普通话的前身叫“官话”,现在见到“官话”一词的最早的书是传教士利玛窦的书。利玛窦、罗明坚16世纪到中国,找到了跟中国人交际最方便的明代官话,记在他们写的葡汉辞书《宾主问答辞义》里,现在我们把它的词语音标翻译出来,是吴语。吴语顶着“中原雅音”之名,一直在北京的皇宫里作为官方标准语使用到干隆十七年,辽东、幽燕官话的后裔直隶音取得了清代宫廷语音的正音地位。(在日本到1876年才确定把中国语从吴语改为北京语。)实践中也没有任何个人或任何语言学家群体是真正的普通话之父,在中国的近代语言学者们要努力创造中国的国语——普通话之前,满清的统治者们如:道光、慈禧等就已经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真正的普通话之父就是他们——满清北京内城的皇亲贵族。

3 普通话的来源与汉语的正统性

[普通话和北京话]
明白了普通话的历史,普通话的概念也就清晰了,其它的“满语”、“官话”、“国语”、“普通话”、“北京话”和“mandarin”、“汉语”、“方言”这些概念也就不会搞混淆了。从历史上看,普通话从来就不是现在的北京话,普通话有它自己的历史。而现在的北京话虽然跟普通话比邻并一直受普通话的影响和向普通话不断靠拢,但它从来就没有真正跟普通话成为一体过,说这两种话的人也从来都是生活在两个鲜明不同的社会,所以它们是有区别的两种汉语方言。
普通话的历史最直接的史料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国语”一词是清朝末年提出来的。吴汝纶 被认为是最早提到国语这个名称的学者。1909年(宣统元年),资政院议员 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定名为“国语”。这些能清清楚楚地说明普通话是满族人的一种正腔,并且是只有满族人而不是其它方言区的人所说的一种正腔,中国没有任何一种方言比满族人所说的语腔更接近普通话。
普通话在总体语音特徵上更近于幽燕辽宁话,而不是北京话,离河北冀鲁方言则更远。美国语言学教授郑锦全曾将《汉语方言词汇》(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词语用电脑统计,结果是普通话的词汇与沈阳话距离最近。
现在的普通话是对汉语发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全面破坏。推广现在的普通话实际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对文化的再度摧残。我古汉语是一种高级的语言(是普通话让他变成古汉语,而实际还是活生生地在我们汉方言中,现在的普通话不改革就真的要令他作古咯),在方言中的很多文言词汇就是一中证明,语言发展到了高级阶段才会有文言这种简洁的高概括性。而现今的普通话以革新目的,逐步地满化,变得粗浅。中国人古有“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说法,在很多方言都中保留了古汉语的一些影子,成为了普通话必须改革的有利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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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omdionysius

罗马天主教徒,教名雅各·比约,奉行传统主义,追随圣庇护十世司铎会。幽燕独立运动发起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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