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召公为何重建燕文化

文:王候

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岁在甲子,子夜,木星(岁星)正上中天,地平线高达78度,用肉眼看起来格外明亮。
聚集在牧野的周军和诸侯部队,在周武王一声令下之后,“周公柄大鉞,召公柄小钺,以夹武王” 杀奔商都朝歌,和殷纣王指挥的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交战,双方在空旷的牧野厮杀起来,竟至“血流漂杵”,本来厮杀的难分难解,殷商部队中的一部分工匠突然阵前倒戈,纣王阵脚大乱,兵败回城,见大势已去,穿戴整齐,配珠宝玉器,纵身火中自焚而死。

一 燕文化熏陶下的燕人坚决反抗
周武王举大军入城。
迎降的事宜由负责外交联络事宜的召公负责。
原殷商王公大臣纷纷迎降,纣王的儿子禄父也投降了。
可是,却有一百个燕人坚决不降,他们中间包括妇燕、燕贞和被后人视为奴隶身份的工匠。他们还在和周军恶战。周军不断加派力量,才打败了他们。
据《逸周书》记载,这一百人,是来自“燕地”商朝“北土”的方国燕国的。他们各怀技艺,有的善于烧制陶器,而且能够挂釉,有的能够制造当时极为少见的漆器,当然最擅长的是会铸造铜器,还能铸出精美的“燕鸟”,在当时被称为“玄鸟”。
这一百以“燕”为名的臣僚在被逮捕后,周武王是很想招降他们的,但是他们誓死不屈,最后被全都被处死了。
周召公目睹了全过程。

二 燕文化的前两次高潮
燕文化第一次浪潮是第七代始祖王亥和第九代始祖上甲微掀起的。王亥以成型的牛骨占卜技艺和巫术,进入有易部落,被有易族长杀害夺走卜牛。而这是玄鸟族(燕族)的第一次扩张,是用文化形式的扩张。六年后,王亥的儿子上甲微找到河伯,据理力争,得以“执中”,据李学勤主持的研究,这里的“中”,就是经过商讨后的“法”,公平的议定法,凭着“执中”,有易的部落长伏法了。
这就是后世所说的燕文化的第一道闪光。
惩戒了有易部落后,上甲微率领玄鸟部族开始沿着太行山东麓向南进发。留下的人继续称为燕族,玄鸟部。在学界称为燕地土著文化,更具体的称为“保北文化”,和古燕国,有近百处遗存。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市房山区的拒马河畔的从9000年到战国时代的遗址——镇江营塔照遗址。
上甲微率众向南迁徙到漳河旁。“漳”、“滳”、“商”相通,这个民族在此时得到很大发展,有大部分族群定居于此,从此时起名为“商”族了。在古文字中更多的写作“滳”。在夏朝后期,他们联络各个部落,在部落长“汤”的率领下,赶走了夏王朝,建立了商朝。
古燕国和商王朝的关系是联邦和加盟的关系,燕国尊商朝为“王”,自己为酋邦。派一优秀女子出任商王妃,称为“妇燕”;再派一优秀贞人参与占卜,称为“燕贞”。另有100名工匠参与商都的建设等工作。当然,这种酋邦有很多,如妇好,妇豳等等。但是,妇燕和燕贞很突出,卜辞中能找出数十篇燕贞的刻辞。妇燕则留有妇燕之青铜器,著名有妇燕壶。也就是说,燕文化在商代是继续发展的,到了武王克商时,燕文化所孕育出来的燕人以其壮烈,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也是燕文化的第二次高潮。
而之后,周朝并没有实行商朝的治理方式,他们向燕地派出了姬姓燕候,而这燕候身份非同小可,是姬姓大臣中的二号人物,召公。
人们开始对燕国和燕文化产生了一隐隐的忧虑。

三 周召公的统战作为
周武王率军攻占了殷都朝歌后,召公在文王时期就是干的外交统战工作,此即他干的是接受原商朝“干部”的工作,有两件事特别为后人称道,一个是释放箕子,并重用他;另一件事是修筑比干墓。
箕子是商的子姓贵族,殷纣王的首席大臣。他目睹微子及比干因犯颜直谏遭到迫害,“箕子懔,乃徉狂为奴,纣又囚之”。召公随大军攻进朝歌城后,以公卿礼遇到监狱迎奉箕子,将他介绍给了周武王,箕子向武王陈述治天下的大法,这就是《尚书洪范》篇的由来。
就在释放箕子后不久,召公又主持修建了忠臣比干的墓,赢得了商贵族和城市平民的爱戴。
根据箕子“存亡国”的建议,周武王将纣王的儿子禄父按照商朝继承顺序的排列命名为“武庚”,继续商朝的祭祀。而将自己的三位叔叔(管叔、蔡叔、康叔)封在武庚禄父的周围对他进行监管。
灭商时的武王已58岁,回到周地后的第二年便逝世了。幼主成王践祚,14岁的孩子无力控制复杂的政局,这时的召公出面拥戴周公摄政,迅速稳定大势。
不久,指责周公篡权的流言四起,监管武庚的“三叔”在王室贵族间制造分裂,煽动武庚乘机叛乱。在这关键时刻,召公与周公“内弥父兄,外抚诸侯”,周公毅然率军东征。
周公的东征战争持续多年,第一阶段“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以“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结束。
周公摄政七年时,成王己年及弱冠,还政成王的条件已成熟。召公又因势利导,促成了周公归政、成王即位。不久周公也逝世了。这时在周朝的北部又发生了一起以纣王的孙子殷葺为首的叛乱。

四 周召公参与周成王领导的平叛后到了燕地
殷葺(QI契)是在著名的余簋中出现的一个人,是笔者经过反复研读后认定的。2009年发布。可能是因为文献没有记载的原因,人们一直没有注意他。
笔者解读:殷葺是武庚的儿子,殷纣王的孙子,对殷商贵族有一定号召力。殷葺之北窜,成为了周王朝在北方的隐患,由此成王北征,诏令召公参加追击殷葺、开拓北疆的战事。
传世的余簋铭文反映了成王北征,令召公出征的史实。
“王伐汞(禄)子葺,又氏(厥)反,王
降征(徵)令于大(太)保,大(太)保克
芍(敬)亡盥(遣),王永大(太)保易(锡)休
余土,用兹(兹)彝对令(命)”
这段铭文的意思是:殷葺造反,周成王要亲征讨伐殷葺。下诏给太保召公,召公及时地赶到战场,受到周成王的称赞并为此延续了对太保的封赐。
召公进军的速度很快,每日开辟新的疆土达到百里(合现在50里)。
《诗•大雅•召曼》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
那么,召公为什么进军如此之快呢?
据常征先生(原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考证,原来,召公带了个得力的助手箕子。一路上,召公能够招降纳叛,迅速推进,就是因为箕子到各个邦国和部落宣召。箕子在商朝具有很高的威信,极富辩才,所以,由他出面,自然就一路顺风了。
召公在箕子的辅佐下,率领由周军、归顺的殷商部队组成的军团,顺着太行山东麓,一路北进。殷葺则带领殷遗民一路北逃,渡过拒马河到了古燕国,得到了充足的人员和给养,又一路向北,渡过了永定河,穿越了军都山,燕山,沿着渤海边进入了东北地区。召公到达土著燕国,也就是自己的封国后,留下了,让箕子带着诏书前往追击殷葺,希望他能够归顺新的王朝,并请示成王将朝鲜封给了箕子。
箕子于是继续前进,也进了东北。

五 从“留召”到燕都
当然,召公并不是开始便到了燕地(镇江营和琉璃河一带),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废涞水县在(易)州北四十二里……按,县地即周公封召公于此也。”
这个地方今天称为“永阳”,在《魏书》地形志中即有记载。现在的名称为永阳村,位于涞水县西界,再向西一里就是易县的县界,向东20多公里是拒马河,渡过拒马河就是北京房山界。就在拒马河畔,是镇江营——塔照遗址,也就是土著燕国主体聚落所在地。妇妟、贞人燕、燕国工匠都是从这里去的商都。
《辽史.地理志》也有记载,说永阳在“易州东北四十里”,和《太平寰宇记》的记载是一致的。《易州志》记载,易县的东界也就是拒马河畔有古村落曰“留召”,还有元代立的碑刻,记载的就是这里的人民留恋召公,不愿让他离开。估计,召公在这里虽然是临时驻扎,也实行了“甘棠之治”,所以才有了留召村落的产生。这个村落发展的很快,现有东西南北四个“留召”村,离永阳都不过500米的路程。在留召的周围还有很多以坟为名的村庄,说明古代曾经许多贵人埋葬在这里。
召公之所以在“留召”居住了一个阶段,是他深深知道燕人不怕死的精神,他不想和燕地的土著发生战争,要和平地接管燕地。所以委托箕子等人到燕地做说服土著燕人工作。后来谈判成功,他和平地才渡过军事要塞拒马河。他没有占领土著燕国聚落,而是继续东进来到了一个称为“韩城”的地方,也就是来到了琉璃河董家林一带。到了这里,他主持了划定建城的位置和城市的布局。前此,为了便于对中原地区的管理,在距商都不远的地方营建洛邑,召公先后两次到现场进行勘察(堪舆),确定了建设方案,此时营建燕都,是自己的封邑,当然他更要认真了。建城的方案制订了之后,他还进行了“籍田”等仪式,建立了以自己的长子舞(或为“克”,学术界说法不一)为主的周朝姬姓的政权,这个政权中吸收了此次随他到来商的贵族和遗民参加,也吸收了燕地土著参加,使燕地土著第一次进入如此之大的城堡。他将自己此地的方国称为“郾”,即那个以(“L”半围日和女之偃)。
在这里,召公推行的政策是“田其田,宅其宅”和封酋邦中的首领以封爵为条件,和平地占有了燕地,而后实行的“启以商政,缰以周索”的管理(统治)方式。所谓的“启以商政”,即原来的部落机构不变,也就是说,土著燕文化和殷商文化达成的邦国统治方式保留,明确的国名就是“燕”,而殷商时代是“亚燕”。在琉璃河燕都遗址一带,出土的土著燕人的坟墓大约占三分之一强,燕文化的传统并没有因为新统治者的到来而改变。

六 建设燕都,缔造了燕文化的第三次浪潮
建燕之后,召公返回周都,继续辅佐成王,因为此时周公已经向成王归政,不久逝去,召公成为第一辅政大臣。
按照有关文献记载考订,成王八年召公东征,那么到了燕地至少一年之后才能进行建设,如果公元前1046年武王克商,二年后去世,再八年召公东征,和公元前1046年比较,应该是减去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1034年是规划建城燕都的时间。
在燕都遗址,灰坑H108地层关系明确,也是琉璃河最早的西周遗存,出土的遗物都是西周偏早阶段,采样进行碳14测定,年代在公元前1053——前954之间。《诗经.大雅.韩奕》有诗曰:“浦彼韩城,燕师所完。”今本《竹书纪年》载“周成王十二年,王师燕师城韩。”二重印证,今燕都就是当年的韩城,燕都建城应在成王十二年。
从上述过程来看,燕地的土著文化在和平的气氛中,和召公带来的周文化以及降服了周的商朝的一种文化一起共生存,经过不断的衍变,三种文化混合成为一种文化——这就是影响至今的燕文化。
这就是燕文化的第三次浪潮。
这第三次浪潮,就是周召公接纳了殷商文化和燕地土著文化,融合三种文化建立了新的燕文化开始,这里说的是开始,而不是“标志”。因为这种文化后面的发展具有更加动人的色彩,流传后世的因素也非常多。

七 再说周召公倡导建立的燕文化
周召公虽然离开了燕地,但是,他和自己的封地保持着经常的联系。燕都出土的著名的“堇鼎”就是燕候克派堇为召公送去燕地的土特产、召公因此奖赏了堇的过程。
召公及其后裔如何重建燕文化的,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先来检索召公和殷商文化的关系。稀罕的汉代石刻,为召公留下了珍贵记载,如:
《尚书君奭》三体书,正始中立,光绪十一年河南洛阳太学旧址出土。存十六行,有界格。首行有“周公曰:君奭” 等字,末行有“保,义有殷,有殷”等字。刻于无逸十六行之后。(《北京大学拓本》)
《尚书君奭》多方残石,存三行,首行存“祗”字,三行存“王至”二字,三行存殷字。马衡藏石。
证明姬奭和殷的关系非同一般。
又有小臣鼎铭文:
(召)公垦匽(燕)休
于小臣赐贝五朋,
用乍(作)宝嶟(尊)彝。
小臣鼎记载的“召公垦燕”,应是召公临燕监国藉田视察的记录。
但不久,召公就回朝辅佐成王,而以元子就任第一代燕候。1193号大幕就是召公长子之墓(有人根据其规格为王墓,认为就是召公的墓葬)。
召公亲自制定的统治方式也就是燕文化的建设方式,是将商周和土著燕文化结合在一起。
西周成康时代的青铜器,有许多反映召公封赏燕贵族的材料,其中不乏对殷商贵族的封赏。《高卣盖铭文》记述了一个名“高”的贵族,在参加周王的裸祭和饮酒礼后受到召公的赏赐。铭文括于亚字内,说明高属于商的箕候亚彘氏,是商的贵族。鼎的制器人,也是商的族姓。众多的商贵族屡屡得到召公的赏赐。反映了召公很注意对燕国境内商贵族的召纳争取工作。无疑会对燕国的稳定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由于召公的维系,燕国与中央王室的往来极为频繁。琉璃河西周贵族墓葬中出土的伯矩鬲、伯矩盘制作精美,是商器的风格,表明伯矩是到达燕地的原商贵族。传世的伯矩铭铜器尚有十五件,其中有一伯矩鼎,铭文曰:
“白(伯)矩乍(作)宝
彝,用言(歆)王
出内(入)吏(使)人”。
此鼎为伯矩款待王室来使而制。燕国为了处理繁忙的迎送中央使者的事务,设置专司。伯矩从姓氏看,亦为商贵族,充任了掌管燕国礼宾的官员。伯矩制器之多,足见燕候对殷商贵族的重视,也同时使他们的文化得以继续发挥。
当然,周朝的新文化是重点提倡的。从目前来看,主要是排斥殷商的鬼神文化,以贞巫定案文化。在发掘的七十多座墓葬中,殷商文化的墓葬约20座,早期大多殉人,小贵族也殉人,士兵殉狗。后来殉人的越来越少,直至杜绝了殉人。周朝新文化强调血统关系,宗族之礼,推广周礼,实行礼制。提倡教育。
1989年对镇江营的发掘出土了西周刻字卜骨。这片卜骨编号F2T022,出土在的地层属于西周燕文化范围,年代相当于西周中期。
这是一片牛的肩胛骨,全片卜骨略呈三角形。骨臼由于折损已经不见,估计也做过较大的处理,反面靠近骨颈的地方有两个圆钻,仅存一半,但可以看见钻内一侧有窄凿,和陕西扶风齐家村出土的卜骨骨形相似,典型的周朝卜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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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不合格的卜骨被扔掉,当年王亥进入有易部落带的就是这种卜骨,有易部落杀他也是为了抢夺这种卜骨
这片卜骨正面钻的左下方,刻有粟米粒大小的两条筮数:
六六六六七七
七六八六五八

转写为《周易》的卦,可理解为临之蒙,系三爻,所用揲蓍法是甲种。
从字体上看,卜骨筮数中的“七七”中央是用笔连贯写的,这种写法也见于周原凤雏的卜骨,这说明,已经有从周原来的卜师到了镇江营和燕都,或者是当地土著向燕国周之宗族中的官员学习得来。
关于卦义,在解释《周易》的各种书中,笔者以为相传为孔子所作被称为“十翼”的《易传》卜得比较接近本意的卦辞。按蒙卦为:“山下出泉(卦象),蒙(卦名),君子以果行育德(卦义)。”这一卦卜得很有意思,“果行”,“育德”,一为行为,一为结果。“果行育德”是一种思维方式,行事作风,很值得我们当代人借鉴。育德就是一种教育。

而且,这一期间此处的文化很发达,出土的器物品种多,还有完整的锅灶(现存于房山文物管理所)。生活生产方式以土著文化为主,而实行统治的则是周朝的人。这从这片甲骨中就可以看出来。当时,能够进行占卜有占卜解释权利的人,就是统治者本身或者辅弼之人。所以,房山当地的土著文化到了西周的中期基本上和周文化商文化融合了。并显露出来自己独特的地域个性特征,那就是被后人称为“燕文化”这样一种文化体系。关于土著文化如何逐步融入新的燕文化,在发掘报告中没有理论分析,只有殉葬器物的对比,日用品的变化,特别是陶器逐步的是以当地的土著为主了。东周之后,在燕地形成的燕文化已经是以忠贞、克己和宁死不屈为基础,内容庞杂丰富,从玄鸟之燕,变为“姬燕”。燕庄公曾经师法过齐桓公和管仲,后来的代表人物是燕王哙、燕昭王、苏秦、乐毅、秦开、太子丹、荆轲、高渐离乃至卫满等了。但是,召公制订的原则未变。很有史料价值的《燕丹子》记载:
光所知荆柯,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为人博闻强记,体烈骨壮,不拘小节,欲立大功。尝家于卫,脱贤士大夫之急十有余人。……太子欲图事,非此人莫可。
……置酒为寿,夏扶再问:“何以教太子?”荆柯回答说:“将令燕继召公之迹,追甘棠之化。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
这说明,召公建燕是为后世儒家学者所尊重和承认并大加赞赏的。
召公在开拓北部疆域,传播周燕文明上贡献斐然。正如司马迁所赞“(燕)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岂非召公之烈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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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omdionysius

罗马天主教徒,教名雅各·比约,奉行传统主义,追随圣庇护十世司铎会。幽燕独立运动发起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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