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燕文化的形成

文:侯坤
谈谈燕文化的创始人:
目前国内学者谈燕文化,往往从源头说起。讲到一位名为简狄的女子,因吞吃了燕卵生下了燕族(燕子为图腾的民族)祖先——契。又称“子契”、閼伯、燕亳。这是文献屡屡记载的。
考古证据存在于镇江营——塔照遗址、琉璃河燕都遗址以及易县北福地等遗址。有同期的先商文物出土。在2011年以来,学者们已经将保定北部的近百个遗址称为“保北文化”,认为是先商文化的遗存。而其中先商文化内容最为丰富的就是镇江营遗址。
这确实是后来强大的商文化的源头,但是,还没有到文化的层次,有燕卵、燕子、鳦被考证为燕,这些只能证明燕族的发轫以及以男性为序纪年的开始,这时的“燕文化”什么样,说不清楚。
子契的之后的第七代,称为王亥,此时,燕文化的初始形态形成了。
但是,这是距今有3700——3800年左右的历史。和人们通常理解的燕文化不但时间间距长,形态也大有不同。
《山海经》、《世本》等史料记载王亥协助父亲“冥”治水立功。对于“冥”这个人,在叙述习惯上认为是王亥的父亲,笔者则认为,更大的可能是异母哥哥。这个问题王国维诸先贤有过讨论。王亥在继承燕部落的部落长之后,不久,带着弟弟王恒,怀孕的妻子,也许还有一些随从,从镇江营聚落出发,去往距离一百多里的、有着族婚关系的有易部,河伯部一带。燕文化的最初的可考的萌芽就是在此行萌发的。

燕文化形成时期的三大特征:
1 巫舞(还是需要知识技能才可以担任首领,血缘关系占次要地位。)
2 骨占(专业技术一定要精通,并且善于使用。)
3 执中(守法。在公认的不成文法框架内活动。)
最初的燕文化有何种表达形态呢?且看王亥的作为

1 王亥到有易部落做了什么?
从记载来看:
第一是跳舞:《楚辞·天问》载:王亥“干协时舞,何以怀之?”
王亥进入有易部落后,跳起了“干协时舞”,从字面上看是一种流行的“现代舞”,有的解释为持着盾牌跳舞。所以引起了屈原的怀疑,你来这里跳这种舞,你要干什么?曾经有人分析,王亥是凭籍此舞引诱有易部落女巫的,正是如此才引起了有易部落首领绵臣的怀疑,直至发展到杀害。更为直接的记载是说,王亥跳舞果然在有易部落引起了轰动,许多女子由此对他产生了好感,爱慕,乃至居然幽会通奸,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部落长绵臣的夫人对王亥产生了极好的感情,而爱上了王亥。
王亥进入到有易部落中去,跳舞的举动确实可疑。契之后,隔有六代,两个部落相距不远,是否有来往不知道。王亥等于是回到自己的高祖母简狄的出生地,是要寻找失落的简狄玄鸟文化的一次重大文化行为。
这些解释都不确切,王亥之舞,就是一种巫舞,是一种巫术行为。
有易部落是中国最早产生歌曲的地方。简狄和她的妹妹共同看见了燕子产卵后飞走,唱出了第一首北方风味的民歌“燕燕于飞”。
那轻盈的燕子啊,你就这样的飞走了?
可以肯定的是,由王亥独舞开始,后来发展为有易部落女子参加,“载歌载舞”,其乐也融融。
舞蹈作为一种“巫术”,他起到的作用是和有易部落巫师特别是女巫师沟通的作用。

2 王亥在有易部落干的第二件事
这才是最重要的活动,这个活动就是占卜,或称为“骨占”。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叁篇·试论夏文化》总结说:在夏文化遗址中,比较普遍地发现了卜骨。但在伊洛和郑州等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址中,除了极个别地点外大都还没有发现卜骨。显然,夏文化中的卜骨是外来的。在龙山文化中,以山东龙山文化的城子崖遗址所发现的最多,不过在河北、陕西的龙山文化以及甘肃齐家文化中也都有发现。这样,夏文化作为占卜的创始者的可能就被排除了。因此李济和胡厚宣就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山东的龙山文化。李济在《城子崖发掘报告》(1934)中提到了卜骨与中国早期文字演进的密切关系,说:“构成中国最早历史期文化的一个最紧要的成分显然是在东方——春秋战国期的齐鲁国境——发展的。”
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1944)认为山东龙山文化首先发明了占卜,而后商人又加以改进,说:“当殷以前之‘黑陶时期’,虽已普知占卜,然皆用牛骨,绝不用龟。及殷人袭东方之黑陶文化,仍行占卜,并大加革新,因与南方已有繁盛之交通,乃广取龟甲而用之。”
原始部落时期,神权才是具有极大权威的话语权,有威慑力,号召力。当时的部落长或者族长的权利,除了辈分之外,第一,是要勇敢,在部落争斗中冲锋在前,获取更多的以食物为主的战果或者地盘。土地观念或曰地盘观念在动物中就普遍存在。不论是狩猎为主,还是采集为主乃至后来发展起来的驯养和种植,都要依靠土地。地盘观念从此就深扎在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人群中。为了维护地盘或者获得新的地盘,族群就要战斗。这种战斗是生存的手段。最能战斗的人,就被选为族长,或者被“老奶奶”任命为族长,部落长。这是后来国家元首的雏形。所以,在西方历史学中,将这一历史阶段称为“英雄时代”。也是氏族社会的末期阶段。
而为了号召整个部落,单单勇敢还不行,还要有文化的手段。这就是最早的宗教行为诞生的土壤。而最早的宗教形式莫不是占卜,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那蒙昧的时代,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尚处于朦胧的阶段,谁能解释这些现象,谁就具有了话语权。聪明人善于观察总结,并且开始利用占卜的形式形成自己的权威。所以,早期的部落长除了具有作战勇敢的特征外,还要会占卜,或者养着占卜的神婆或者神汉,来加强和维护自己的权威,早期,养着占卜人员比较少。大多数还是部落长自己占卜。而所有的占卜者,除了逐步形成的一些规矩外,基本上还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解释卦象,征兆。
这里面有个技术问题,就是占卜用具的制作。善于制作用具的,无疑就能取得最好的位置。
最初的占卜使用蓍草类,过于简单。不断地发展到利用动物骨骼进行占卜的时代,对这种技术的要求无疑就更高了。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占卜用具的占有就是对权利的占有。从《山海经》留下的图来看,王亥善于进行动物的骨骼处理,《山海经》中绘制的是他在处理一架鸟的骨骼(不一定是吃鸟)。当然,重要的还是处理牛的骨骼。王亥处理过的牛腿骨肩胛骨居多,处理之后才可以作为卜骨,这种卜骨,在镇江营就出土了完整的样本。经过处理的牛骨(卜骨)就成为了承载神灵意志的神物,谁具有了这些神物,谁就有了话语权,就能领导指挥一个部落。从出土的占卜用的牛肩胛骨看,用于灼烧的洞,圆度十分精确,即便是早期的,刻辞也是精美秀丽清晰的。
《史记·龟策列传》对占卜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论述:“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
自古以来,建立国家,圣王接受天命,做大事业,都是靠占卜来助推。唐尧以上没有见到记载,而在三代,就是夏商周,他们的兴起都是根据贞人卜者测出的祯祥,而取得天下。在涂山占卜得到吉兆,夏朝建立了。卜筮简狄吃掉飞燕(玄鸟)的卵,得到吉兆,殷商兴起来了。周朝是卜得百谷丰登,而王天下。凡是王者遇到遇难问题,以蓍草为卜,问命与龟骨,是所有王者不变的道理。
这一段话是司马迁做的总论,不是褚少孙后来补写的,意在说明占卜在古代社会政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古代占卜的重要性,由殷墟出土的大量卜辞已可证明。《左传》有“遇黄帝战于坂泉之兆”等,可知古代一些著名的卜例是有专人专书收集记载的,司马迁所说夏商周三代由占卜而兴的话是可信的。其中“飞燕之卜顺故殷兴”一句非常重要,所指可能是在商契时代与燕子燕地有关的一次重要的占卜。大概商民族的兴起就是始于这样的一次占卜。
《山海经·大荒东经》:“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
这里的仆牛,《天问》就写成朴牛,有的版本为卜牛。也就是说,王亥住在有易部落和河伯部落的时候,就是利用牛骨进行占卜。
于是,有易部落的首领绵臣看到了王亥处理的这些占卜用的牛骨,看到王亥如何用这些牛骨,传达神的旨意。由此,导致部落民众越来越倾向他,甚至自己的夫人也倾慕他。于是,他想,把王亥的牛骨拿到,就免去了威胁,而自己掌握占卜和解释权(神权),地位会更加巩固。结果有易部落的首领绵臣为了取得这些牛骨竟然将王亥杀害了。
当时,最为重要的实物财富就是能够和天帝相通、预测吉凶丰欠、可行与不可行等等占卜用的牛骨。
此前有人解释这段话的时候认为是有易部落是贪图王亥的群牛,将“仆牛”解释为牛群,还有的认为是王亥开始驯服了野生牛。这两个解释不确。牛的驯养早在一万多年前就完成了,按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徐钦琦教授的说法,牛与马的驯养可以提前到4——5万年。所以,不存在将野牛驯服的问题,牛和够、马一样,已经是家畜了。
古籍和甲骨文都记载:商族大事在于“祀与戎”,其它部落也差不多,就是将占卜求神的事情看得最为重要,制作占卜所用的骨板也是最为重要的工作,也是最大的财富,是话语权。甲骨文中有“王亥服牛”的记载,后人考证说是王亥驯服了牛,有些历史科普读物上也是这么写的,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这种读物。这从原理上来说是错误的,驯服牛,不如说是杀掉它们,取得适合占卜用的卜骨。当时的金属工具即位罕见,基本上是用石器杀牛,用石器制作卜骨,所以,牛骨当然十分珍贵。王亥时期还没有使用从遥远的南海获得的龟甲占卜,于是,卜牛(占卜能够使用的牛骨)卜鹿(鹿骨)成为最神圣之物。有易部落是为了贪图王亥的“卜牛”,或者是害怕他的“卜牛”而杀害了他。
王亥通过占卜,自己代替神灵说话,使有易部臣服于自己的部落,或者是以联盟的名义,向自己的部落缴纳钱财,都是可能的。所以,有易部落的族长绵臣产生了夺取卜骨,杀掉王亥的念头。

3 王亥的占卜水平相当高
《山海经·海外东经》中载有“竖亥步天”的故事,说:“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竖亥。一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
丁山《商周史料考证》认为这个步天的竖亥就是王亥。算又作筭,《说文》:“筭长六寸,计历数者。”
计量程路、阴阳历法和推演八卦都需要使用算。《吕氏春秋·勿躬》所说“尚仪作占月”中的“占月”,也可说成是“算月”,算应是古代世掌天地之官又发明了八卦与文字的太暤宓羲氏这一部族最常用到的一种器物。而《山海经》所说“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的形象,正是占卜望天的形象,一手持算、一面侧头而望。《山海经》中时常作出一些静态的动作描述,如说“手操两鸟方食其头”,“有女子方浴月”,“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以及“有女子跪据树呕丝”,“有女子方进杯食”等等,所述情景都像是某一氏族最显著的特征,也就是展示它的氏族徽号,进行占卜、问天。
正因为如此,导致王亥被杀“有易杀王亥,取仆牛。”
一个多才多艺强大的以燕为图腾的部落首领,不但会制作卜骨,还能跳美妙的巫舞,最重要的是能够代神传言或者代表祖先传话,这当然会对绵臣造成极大的威胁。杀戮就是难免的了。
按照司马迁的纪年,王亥的出生日期为公元前1854年,遇害日期是公元前1803年,49岁,正当盛年。
这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
这也是笔者反复研究了大量的资料得出的结论。

4 王亥为何“淫乱”?
王亥“淫乱”其实是为壮大自己的力量。 商部落的王亥(商朝第7世先祖)到十渡河以西约百里的有易部落“牧夫牛羊”,因为他行淫享乐被杀。在《周易》的《大壮》六五爻辞和《旅》上九爻辞以及《楚辞天问》中,都记述了王亥被有易所杀、上甲微为其复仇的事。《古本竹书纪年》明确记载这件事的经过,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王亥被杀后,其弟弟王桓日夜兼程逃回到镇江营。四年后,王亥的儿子上甲微,请隔在有易与商部落之间的河伯部进行裁判,结果是河伯认为上甲微有理合法,将代表法律的“中”交给了他,他执中见了绵臣,绵臣服气,被杀。
这是2008年发现的《清华简》记载的,也是中国最早的司法事件。
在网上还有一种说法:是绵臣的妻子看上了王亥(难道是因为王亥的舞姿?),而招惹王恒的嫉妒。于是王恒联合一位卫士,准备暗杀王亥。某一天,王亥醉醺醺地回房睡觉。而刺客趁机拿着斧头从后门潜入王亥的房间,最后把他的身体切成了八块。没过多久,刺客被某位宫女发现。然后里面的士兵捉住他,给有易君处置。当绵臣知道王亥的死因时,决定把王亥带来的牧人和动物,通通归自己所有;然后把其尸体和王恒赶出有易国。
这个种传说明显不是事实,而是后人杜撰的,有人推测是绵臣的后人杜撰的。
如果王亥是这样死的,那不就死的应该了,河伯也不会管闲事,也不会对其行使司法权。如果是上述传说成立,王亥的儿子上甲微找到河伯,要为王亥报仇,河伯就不会答应了。河伯答应联合上甲微给王亥报仇,看来是河伯知道,王亥的死时无辜的,是对三家联盟的破坏。
关于王亥之死《竹书纪年》记载: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
这个记载是说有易部落的人来杀害王亥的时候,怀孕的王亥的妻子“有易女”简狄从窗户逃跑,逃归了夫族。还有人推测,王亥被杀死后,王恒逃跑了。王亥的夫人确认王亥死了,便嫁给了王亥的弟弟王恒,王恒继承了部落首领。
对于王亥之死,《左传》记载别有一说,襄公九年说“商主大火”。郝懿行辑《燕子春秋》说:“十一月,慎火。昔人爇火烛巢,巢焚,火其屋,因厦成而戒之。”
所说“昔人焚巢”的故事就是王亥被杀于有易的那一件事。《周易·旅》上九爻辞叙述王亥被杀之事说:“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解释这段话说:“鸟焚其巢,喻旅客之居宅被焚。号咷,大哭。易,国名,此记殷之祖先王亥之故事。此爻辞言‘鸟焚其巢’,谓绵臣杀王亥之时焚其居宅。‘旅人先笑后号咷’,谓王亥先逞淫乐,后临被杀而大哭。‘丧牛于易’,谓王亥失其牛于易国。‘凶’,谓王亥遭遇凶祸。”
据上所论,这段解释应该有所修正和补充。首先,王亥在有易并非一般的旅居,而是来到其外家。其次,王亥在有易并非行淫,而是依二族世代通婚之例求偶,惟规矩有所不合,以至不见容。
再次,王亥所丧之牛,为朴牛,即占卜所用之牛。最重要的,依“鸟焚其巢”语,鸟为商民族的图腾标志,也就是商民族的隐语和代名词。鸟焚其巢是王亥在危困中自己焚毁居室并且自焚而死。《燕子春秋》所说有人“爇火烛巢”并延及其屋,故事中正表现了商民族与有易氏亲族相残玉石俱焚的情形,因而足以见“慎火”之意。也就是说,有易部不但杀人还放火,烧掉了燕图腾的代表人物。
总之,王亥死在有易部落了。他是为了实行部落扩张联盟,甚至是为了推广新的文化和技术而死的。他的后代后来张开燕翼,沿着太行山东麓南下,在滳水变成了商朝,统一了中原,称王了,对他的祭祀列入“三祖”(另外两祖是帝夋、子契)之中。
王恒逃回燕地即位后,也出门,而且还去了有易部。一直过了四年还没有消息。上甲微,也就是王亥的大儿子继承王亥王恒成为燕族的首领,他为了给父亲报仇,找到河伯诉说一番,河伯当然知道是非曲直,给予了上甲微有利合法的裁判,杀掉了有易部落的首领绵臣(杀害王亥的主谋)。但是,河伯虽然帮助了商族上甲微,他们和有易部也有很好的关系,“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就是说,河伯和有易部落还是有着很友好的感情的,将有易部落一些人放跑了。跑掉的这些人到了一个野兽横行的地方菜扎营设寨,靠狩猎为食。建立的国家(部落)称为摇民,后来又称鲜虞。再后来就是著名的中山国了。
也有人关心河伯部落的下落。在考古发现里,有活动于漳河附近古黄河地段的“河伯”族的因子,应该就是随同上甲微迁徙过去的。就处于漳河型下七垣文化的中心地带。在甲骨文中也有“高祖河”的称呼,也就是说在甲骨文时代商人是把河伯族的族神列入了商族自己祖先神的行列加以祭祀的,这表明商族与河伯族是具有特殊关系的,这种特殊关系,就是合作灭掉了有易,并且一起沿着太行山东麓向南迁徙。尽管如此,二者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族团,文化上也是两个面貌。至于,在漳河一带由燕部族变为商部族,河伯部族是否参加,这是个待考的问题。
思文认为王亥被杀害后,简狄又嫁给了王亥的弟弟,这是典型的和亲的行为。即便是如此,也不影响男系氏族社会确立这一历史过程。当时,部族之间的通婚是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种族择优的考虑。和亲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应该是自汉朝才开始的。

此篇文章为《燕都》季刊的约稿,栏目为专家“眼中的房山”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9f692d0102v4p7.html

 

燕图腾部落的联盟

王亥去有易部和河伯部干什么?
我们说王亥要“吃掉”一个也是以鸟为图腾的部落,这里的意思是形声的,形象的。并不是现代意义上消灭。如果用现代词语去表达,是去寻求联盟。作为燕部族当时确实需要和临近的部落进行联盟。根据对镇江营——塔照遗址包括易县燕下都的文化层孢子粉分析,当时是处于雨水丰沛的时代,或者说就是洪灾频发的时代。对于治理洪灾,绝不是一个部落所能承担得了的。
这是一个面对的现实。
当时,是否有货币出现不可考。而物物交换应该是已经很发达了,周公旦在《尚书·酒诰》中说到商遗民是“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虽然说的商朝灭亡之后的事情,但是,殷商民族善于经商是不容置疑的。
《史记·殷本纪》司马迁又引孔子曰:“殷路车为善。”就是孔子记载了殷商民族善于在路上驾车经商。所以,《周易·系辞下》所说“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一事,应归功于商民族为是。
在没有以货币为媒介的物物交换时代,究竟应该怎样比价,如何交换,特别是大宗贸易,需要事先的的协商。而且要几个部落互通有无。
还有怎样分配牧地,怎样划分采摘的山坡,当然也有婚配问题,刚刚从部落女性氏族社会转化过来,许多婚娶的制度还不成熟,从有易部的简狄嫁给帝夋,生下子契,多说了只有七代,以后两族是否还通婚,以何种形式通婚,这都需要商议。最后,要达成协议,形成联盟,要有个盟主。可以合理推测,王亥是要当这个盟主的,因为他不但有部落资本,也有个人的资本。
于是,踌躇满志的王亥,头顶装饰分叉的燕羽,离开了镇江营塔照为中心的燕部落,带着弟弟王恒和怀孕的妻子,或许还有几个随从,特别是带的物品,使他充满信心。就这样来到了只有百多里的有易部落和河伯部落。目的是三个部落结成联盟关系,最重要的是他要做一件类似于现代的传教士一样的事情——推广新法占卜。
对于王亥前往有易部和河伯部,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大多数人认为王亥是出于贸易的原因到了有易部落,是驾着牛车,驮着货物去的。或者说是赶着牛群去的。有的说是开辟新的牧场。《古本竹书纪年》说他宾于有易和河伯“朴牛”,这个“朴牛”,有人就考证说是利用牛的肩胛骨占卜。《楚辞·天问》说他前往有扈“牧夫牛羊”,就是放牧。王国维、丁山均解释为游牧。《世本·作篇》说:“胲作服牛”,胲即王亥,就是训练野牛,使其能够驾车。
从字面上看,“宾于有易”和“托于有易”大不一样。宾于有易是临时的,有可能就是做贸易去的。托于有易,则是一种投奔,是要长期居住的意思。历来大多解释就是如此。但是,笔者认为,这三条解释都是片面的,不论是去占卜、寻牛还是放牧,都是为了结盟而去。这从他到了有易部后的变现可以看出来。

有易部落的来历
从现有的文献和文物资料看,中山国的前身为白狄族鲜虞国,鲜虞国的前身就是有易部落。有据可查的易牙属白狄族;中山君曾到魏国为相;中山国末代国王尚逃齐国,为齐臣,后被秦国起用。
“易”字也曾被解释为大鸟,吉林大学的赵锡元教授就曾由此一说,笔者之一的王德恒亲耳所闻。《燕赵文化》一书就认为:有易部族在文化上最明显的两个特点,一是以鸟为图腾标志,一是擅长观测日月星象以定历法。由此而言,有易部族的文化应是渊源于风姓的太暤帝宓羲氏的。有易渊源于太暤族,商民族当然也就是渊源于太暤族。由此而解释商民族的文化和风俗上的许多特点,往往可以得到更深一步的理解。
“赐”古文作“易”,由有易之易转化而来,原意应为由有易氏所赐,后来成为普遍性的动词。“赏”古文作“商”,即殷商之商,原意应为由商王而赏,后来也成为普遍性的动词。由此看来,经商也应该是有易部落的长项。
但“易”字的本义为交易、变易,除用作“赐”以外,《周易》之“易”也是它的意义,学者一般公认用的是变易的本义,据此估计有易之易用的可能也是本义。也就是说,有易部族可能是由于其擅长掌握变易之术,善于说教和解释。
而在历史上有一公案,说明有易部落是非常难于对付的,经常违忤部落联盟首领的调遣,乃至破坏阳奉阴违部落间的协议。
《史记》记载:“舜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
司马迁说的这个北狄,就是有易部。试想,共工就是不服黄帝,后来竟然发生战争,失败之后才服从了统一的部落联盟。当然这里的共工不是和黄帝作战的那个共工,而是后数代的公共部落的首领,是桀骜不驯的一族,而且肯定也是侵犯了以舜为首领的部落的利益了,否则不会流放他。而舜竟然让这样一个人(一个部落)来改造有易部,可见,在大范围的部落联盟中,有易部肯定是个不好惹的刺头儿。
而王亥竟然来到有易,要和他们结盟,这就是那句话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那么河伯部又怎样呢?
河伯为氏族名,人们比较熟悉,是从西门豹篇中知道的。但那是后一千多年的事情了。
在先商时代,河伯应是由于这个氏族居住在河水附近并且擅长于行船或者治河而得名。《穆天子传》中所说“河宗氏”,吉林省集宁出土高句丽《好太王碑》中所说“母河伯女郎”,都应当是此一氏族。这个氏族后来发展的很庞大,从现在的易县,一直到河北的漳河,河南的黄河,都有他们的身影。往北可在高句丽扶余的族群中看见他们。
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丁山引证甲骨文的资料说明上甲微与河伯的史事说,《佚》有“辛巳卜,贞,王亥、上甲即于河”,“即于河”即祭王亥、上甲于河,可证上甲微假师河伯之说确传自商人。
从河伯的事迹及其发展来看,这个部落是厚道并且守信用的,而且是积极支持部落间进行联盟的,这可能和他们主要经营河道生意有关,但是,不是奸诈之徒。可以推测,王亥来到有易部和他们的部落,应该是先和他们商量好的。
王亥来到后,按照当时的规矩,三个部落协商了联盟事宜,然后,王亥住到了有易部落。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9f692d0102uyn7.html

 

多才多艺的燕部首领之死

王亥到有易部落做了什么?
从记载来看:
第一是跳舞:《楚辞·天问》载:王亥“干协时舞,何以怀之?”
王亥进入有易部落后,跳起了“干协时舞”,从字面上看是一种流行的“现代舞”,有的解释为持着盾牌跳舞。所以引起了屈原的怀疑,你来这里跳这种舞,你要干什么?曾经有人分析,王亥是凭籍此舞引诱有易部落女巫的,正是如此才引起了绵臣的怀疑,直至发展到杀害。更为直接的记载是说,王亥跳舞果然在有易部落引起了轰动,许多女子由此对他产生了好感,爱慕,乃至居然幽会通奸,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有易部落的部落长绵臣的夫人对王亥产生了极好的感情,而爱上了王亥。
王亥进入到有易部落中去,跳舞的举动确实可疑。契之后,隔有六代,两个部落距离不远,是否有来往不知道。王亥等于是回到自己的高祖母简狄的出生地,是要寻找失落的简狄玄鸟文化的一次重大文化行为。
有易部落是中国最早产生歌曲的地方。简狄和她的妹妹共同看见了燕子产卵后飞走,唱出了第一首北方风味的民歌“燕燕于飞”。
那轻盈的燕子啊,你就这样的飞走了?
可以肯定的是,由王亥独舞开始,后来发展为有易部落女子参加,“载歌载舞”,其乐也融融。
当然,学者们指出,舞蹈就是一种“巫术”,他起到的作用是和有易部落巫师特别是女巫师沟通的作用。

王亥在有易部落最重要的,也是最主要的最为是第二个活动,就是占卜。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叁篇·试论夏文化》总结说:在夏文化遗址中,比较普遍地发现了卜骨。但在伊洛和郑州等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址中,除了极个别地点外大都还没有发现卜骨。显然,夏文化中的卜骨是外来的。在龙山文化中,以山东龙山文化的城子崖遗址所发现的最多,不过在河北、陕西的龙山文化以及甘肃齐家文化中也都有发现。这样,夏文化作为占卜的创始者的可能就被排除了。因此李济和胡厚宣就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山东的龙山文化。李济在《城子崖发掘报告》(1934)中提到了卜骨与中国早期文字演进的密切关系,说:“构成中国最早历史期文化的一个最紧要的成分显然是在东方——春秋战国期的齐鲁国境——发展的。”
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1944)认为山东龙山文化首先发明了占卜,而后商人又加以改进,说:“当殷以前之‘黑陶时期’,虽已普知占卜,然皆用牛骨,绝不用龟。及殷人袭东方之黑陶文化,仍行占卜,并大加革新,因与南方已有繁盛之交通,乃广取龟甲而用之。”
原始部落时期,神权才是具有极大权威的话语权,有威慑力,号召力。当时的部落长或者族长的权利,除了辈分之外,第一,是要勇敢,在部落争斗中冲锋在前,获取更多的以食物为主的战果或者地盘。土地观念或曰地盘观念在动物中就普遍存在。不论是狩猎为主,还是采集为主乃至后来发展起来的驯养和种植,都要依靠土地。地盘观念从此就深扎在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人群中。为了维护地盘或者获得新的地盘,族群就要战斗。这种战斗是生存的手段。最能战斗的人,就被选为族长,或者被“老奶奶”任命为族长,部落长。这是后来国家元首的雏形。所以,在西方历史学中,将这一历史阶段称为“英雄时代”。也是氏族社会的末期阶段。
而为了号召整个部落,单单勇敢还不行,还要有文化的手段。这就是最早的宗教行为诞生的土壤。而最早的宗教形式莫不是占卜。在那蒙昧的时代,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尚处于朦胧的阶段,谁能解释这些现象,谁就具有了话语权。聪明人善于观察总结,并且开始利用占卜的形式形成自己的权威。所以,早期的部落长除了具有作战勇敢的特征外,还要会占卜,或者养着占卜的神婆或者神汉,来加强和维护自己的权威,早期,养着占卜人员比较少。大多数还是部落长自己占卜。而所有的占卜者,除了逐步形成的一些规矩外,基本上还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解释卦象,征兆。
这里面有个技术问题,就是占卜用具的制作。善于制作用具的,无疑就能取得最好的位置。
最初的占卜使用蓍草类,过于简单。不断地发展到利用动物骨骼进行占卜的时代,对这种技术的要求无疑就更高了。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占卜用具的占有就是对权利的占有。从《山海经》留下的图来看,王亥善于进行动物的骨骼处理,《山海经》中绘制的是他在处理一架鸟的骨骼(不一定是吃鸟)。当然,重要的还是处理牛的骨骼。王亥处理过的牛腿骨(从出土的卜骨来看肩胛骨居多),就成为了承载神灵意志的神物,谁具有了这些神物,谁就有了话语权,就能领导指挥一个部落。从出土的占卜用的牛肩胛骨看,用于灼烧的洞,圆度十分精确,即便是早期的,刻辞也是精美秀丽清晰的。
《史记·龟策列传》对占卜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论述:“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
自古以来,建立国家,圣王接受天命,做大事业,都是靠占卜来助推。唐尧以上没有见到记载,而在三代,就是夏商周,他们的兴起都是根据贞人卜者测出的祯祥,而取得天下。在涂山占卜得到吉兆,夏朝建立了。卜筮吃掉飞燕的卵,得到吉兆,殷商兴起来了。周朝是卜得百谷丰登,而王天下。凡是王者遇到遇难问题,以蓍草为卜,问命与龟骨,是所有王者不变的道理。
这一段话是司马迁做的总论,不是褚少孙后来补写的,意在说明占卜在古代社会政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古代占卜的重要性,由殷墟出土的大量卜辞已可证明。《左传》有“遇黄帝战于坂泉之兆”等,可知古代一些著名的卜例是有专人专书收集记载的,司马迁所说夏商周三代由占卜而兴的话是可信的。其中“飞燕之卜顺故殷兴”一句非常重要,所指可能是在商契时代与燕子燕地有关的一次重要的占卜。大概商民族的兴起就是始于这样的一次占卜。
《山海经·大荒东经》:“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
这里的仆牛,《天问》就写成朴牛。也就是说,王亥住在有易部落和河伯部落的时候,就是利用牛骨进行占卜。
于是,有易部落的首领绵臣看到了王亥处理的这些占卜用的牛骨,并用这些牛骨,传达神的旨意。由此,导致部落民众越来越倾向他,甚至自己的夫人也倾慕他。于是,他想,把王亥的牛骨拿到,就免去了威胁,而自己掌握占卜和解释权,地位会更加巩固。结果有易部落的首领绵臣为了取得这些牛骨竟然将王亥杀害了。
当时,最为重要的实物财富就是能够和天帝相通、预测吉凶丰欠、可行与不可行等等占卜用的牛骨。
此前有人解释这段话的时候认为是有易部落是贪图王亥的群牛,将“仆牛”解释为牛群,还有的认为是王亥开始驯服了野生牛。这两个解释不确。商族大事在于“祀与戎”,其它部落也差不多,就是将占卜求神的事情看得最为重要,制作占卜所用的骨板也是最为重要的工作,也是最大的财富,是话语权。甲骨文中有“王亥服牛”的记载,后人考证说是王亥驯服了牛,有些历史科普读物上也是这么写的,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这种读物。这从原理上来说不错,驯服了牛,才能杀掉它们,取得适合占卜用的卜骨。看来在王亥时期还没有使用从遥远的南海获得的龟甲占卜,于是,卜牛(占卜能够使用的牛骨)卜鹿(鹿骨)成为最神圣之物。有易部落是为了贪图王亥的“卜牛”,或者是害怕他的“卜牛”而杀害了他。
是有这种可能的,王亥通过占卜,自己代替神灵说话,使有易部臣服于自己的部落,或者是以联盟的名义,向自己的部落缴纳钱财,都是可能的。所以,有易部落的族长绵臣产生了夺取卜骨,杀掉王亥的念头。
王亥的占卜水平相当高。
《山海经·海外东经》中载有“竖亥步天”的故事,说:“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竖亥。一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
丁山《商周史料考证》认为这个步天的竖亥就是王亥。算又作筭,《说文》:“筭长六寸,计历数者。”
计量程路、阴阳历法和推演八卦都需要使用算。《吕氏春秋·勿躬》所说“尚仪作占月”中的“占月”,也可说成是“算月”,算应是古代世掌天地之官又发明了八卦与文字的太暤宓羲氏这一部族最常用到的一种器物。而《山海经》所说“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的形象,正是占卜望天的形象,一手持算、一面侧头而望。《山海经》中时常作出一些静态的动作描述,如说“手操两鸟方食其头”,“有女子方浴月”,“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以及“有女子跪据树呕丝”,“有女子方进杯食”等等,所述情景都像是某一氏族最显著的特征,也就是展示它的氏族徽号,进行占卜、问天。
正因为如此,导致王亥被杀“有易杀王亥,取仆牛。”
一个多才多艺强大的以燕为图腾的部落首领,不但会制作卜骨,还能跳美妙的巫舞,最重要的是能够代神传言或者代表祖先传话,这当然会对绵臣造成极大的威胁。杀戮就是难免的了。
按照司马迁的纪年,王亥的出生日期为公元前1854年,遇害日期是公元前1803年,49岁,正当盛年。
这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
这也是笔者反复研究了大量的资料得出的结论。

第三是“淫乱”:实是壮大自己的力量。 商部落的王亥(商朝第7世先祖)到黄河以北的有易部落“牧夫牛羊”,因为他行淫享乐被杀。在《周易》的《大壮》六五爻辞和《旅》上九爻辞以及《楚辞天问》中,都记述了王亥被有易所杀、上甲微为其复仇的事。《古本竹书纪年》明确记载这件事的经过,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王亥被杀后,其弟弟王桓日夜兼程逃回。王亥的儿子上甲微闻讯后借助隔在有易与商部落之间的河伯部落的力量,兴兵讨伐有易氏。杀了有易之君绵臣。
在网上还有一种说法:是绵臣的妻子看上了王亥(难道是因为王亥的舞姿?),而招惹王恒的嫉妒。于是王恒联合一位卫士,准备暗杀王亥。某一天,王亥醉醺醺地回房睡觉。而刺客趁机拿着斧头从后门潜入王亥的房间,最后把他的身体切成了八块。没过多久,刺客被某位宫女发现。然后里面的士兵捉住他,给有易君处置。当绵臣知道王亥的死因时,决定把王亥带来的牧人和动物,通通归自己所有;然后把其尸体和王恒赶出有易国。
这个种传说明显不是事实,而是后人杜撰的,有人推测是绵臣杜撰的。
如果王亥是这样死的,那不就死的应该了,河伯也不会管闲事。但后来,王亥的儿子上甲微联合河伯部落,为王亥报仇,河伯就不会答应了。河伯答应联合上甲微给王亥报仇,看来是河伯知道,王亥的死时无辜的,是对三家联盟的破坏。
关于王亥之死《竹书纪年》记载: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
这个记载是说有易部落的人来杀害王亥的时候,怀孕的王亥的妻子“有易女”简狄从窗户逃跑,逃归了夫族。还有人推测,王亥被杀死后,王恒逃跑了。王亥的夫人确认王亥死了,便嫁给了王亥的弟弟王恒,王恒继承了部落首领。
对于王亥之死,《左传》记载别有一说,襄公九年说“商主大火”。郝懿行辑《燕子春秋》说:“十一月,慎火。昔人爇火烛巢,巢焚,火其屋,因厦成而戒之。”
所说“昔人焚巢”的故事就是王亥被杀于有易的那一件事。《周易·旅》上九爻辞叙述王亥被杀之事说:“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解释这段话说:“鸟焚其巢,喻旅客之居宅被焚。号咷,大哭。易,国名,此记殷之祖先王亥之故事。此爻辞言‘鸟焚其巢’,谓绵臣杀王亥之时焚其居宅。‘旅人先笑后号咷’,谓王亥先逞淫乐,后临被杀而大哭。‘丧牛于易’,谓王亥失其牛于易国。‘凶’,谓王亥遭遇凶祸。”
据上所论,这段解释应该有所修正和补充。首先,王亥在有易并非一般的旅居,而是来到其外家。其次,王亥在有易并非行淫,而是依二族世代通婚之例求偶,惟规矩有所不合,以至不见容。
再次,王亥所丧之牛,为朴牛,即占卜所用之牛。最重要的,依“鸟焚其巢”语,鸟为商民族的图腾标志,也就是商民族的隐语和代名词。鸟焚其巢是王亥在危困中自己焚毁居室并且自焚而死。《燕子春秋》所说有人“爇火烛巢”并延及其屋,故事中正表现了商民族与有易氏亲族相残玉石俱焚的情形,因而足以见“慎火”之意。也就是说,有易部不但杀人还放火。
总之,王亥死在有易部落了。他是为了实行部落扩张联盟,甚至是为了推广新的文化和技术而死的。他的后代后来张开燕翼,沿着太行山东麓南下,在滳水变成了商朝,统一了中原,称王了,对他的祭祀列入“三祖”(另外两祖是帝夋、子契)之中。
王恒逃回燕地即位后,也出门,而且还去了有易部。一直过了四年还没有消息。上甲微,也就是王亥的大儿子继承王亥王恒成为燕族的首领,他为了给父亲报仇,找到河伯诉说一番,河伯当然知道是非曲直,和上甲微进攻有易部落,取得大胜,杀掉了有易部落的首领绵臣(杀害王亥的主谋)。但是,河伯虽然帮助了商族上甲微,他们和有易部也有很好的关系,“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就是说,河伯和有易部落还是有着很友好的感情的,将有易部落一些人放跑了。跑掉的这些人到了一个野兽横行的地方菜扎营设寨,靠狩猎为食。建立的国家(部落)称为摇民,后来又称鲜虞。再后来就是著名的中山国了。
也有人关心河伯部落的下落。在考古发现里,有活动于漳河附近古黄河地段的“河伯”族的因子,应该就是随同上甲微迁徙过去的。就处于漳河型下七垣文化的中心地带。在甲骨文中也有“高祖河”的称呼,也就是说在甲骨文时代商人是把河伯族的族神列入了商族自己祖先神的行列加以祭祀的,这表明商族与河伯族是具有特殊关系的,这种特殊关系,就是合作灭掉了有易,并且一起沿着太行山东麓向南迁徙。尽管如此,二者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族团,文化上也是两个面貌。至于,在漳河一带由燕部族变为商部族,河伯部族是否参加,这是个代考的问题。
思文认为王亥被杀害后,简狄又嫁给了王亥的弟弟,这是典型的和亲的行为。即便是如此,也不影响男系氏族社会确立这一历史过程。当时,部族之间的通婚是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种族择优的考虑。和亲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应该是自汉朝才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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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文化的分途

上甲微实现了父亲没有完成的愿望,占据了有易部落,并从这里继续向南发展,一直到汤建立商朝。而留下的部分继续留在保定北部一带,镇江营——塔照、易水北部和七里庄一带,成为土著的古燕国。
上甲微领导开始的燕部族开始沿着太行山东侧,向南进发。迁徙过程,一路播撒着燕文化,并通过巫师贞人口耳相传,将本族的产生,播迁、发展(也就是父系氏族社会发生和成长的历史),用讲故事的方式和祭祀的方式传播下去。这种传说传了数百年,一直到形成系统文字和规范的祭祀仪式的产生,以及青铜器铸造技术的完善,才开始出现在甲骨文和青铜器上面,有的也记载在竹简上。吕不韦前后和司马迁前后的时代,还有很多流传,被他们记录了下来,使我们今天还能透过神话和传说的色彩得以窥见当时生活的一斑。特别是甲骨文、《竹书纪年》等发现,使我们得以将文物和文献结合起来,逐渐复原真相。使我们这种有历史癖好的人一次又一次的惊喜万分。
上甲微带领一部分人迁徙,留下的人们还要生活。相信此时的有易部落河伯部落和燕部落的联盟又在运行,三个部落三种图腾,三种祭祀也都在进行,互相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断反映在制作陶器上面,逐步趋于统一。这种过程,同样也发生在迁徙的人群中。那时的迁徙,并不是我们现在这样,有固定的目标,联同运行方式都事先设计好了,而是试探着走,不断放弃,不断开辟着行进。遇到水草丰茂的地方,就住上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上百年也不罕见。这就为我们今人留下了“遗址”。他们扔掉的垃圾,被我们如今的考古人员发掘出来称为“灰坑”,探宝一样的分析研究。寻找当时文化、生活、生产的蛛丝马迹。有时,当时曾经相遇的部落,友好相处,技术互相交流,两种文化就这样碰撞了,两种甚至多种的陶器产生了。令我们今人遐想无限。这样的遗址,灰坑,包括墓葬,在拒马河通往漳河和安阳的路上,也就是今人所说的太行山东麓有着上百处发现,和早期燕文化相关的叫做“保北文化”——保定北边的遗址遗留。镇江营——塔照遗址白保北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于是,大范围的古燕文化的范围基本确定,就是保定北部。
在这个范围内,关于有易至古燕国的地望,《淮南子·坠形训》说:“有娀在不周之北。”又说:“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门。”因为这种记载都来源于中原地区,可知不周山在北方,且与幽都为邻,如同幽都的大门一般。山海经同时记录了太行山、不周山及水寒之水(古易水),说明三者相距不远,目前只知道古易水起源于太行山东侧,太行山东侧恰恰是大防山。大房山的东侧偏北的幽都自古以来就是指的北京小平原,此处说的“不周山”则很可能就是拒马河十渡、野三坡一带的山岭,乃至包括大房山在内,也就是今天太行山的余脉。这里的山,就是现在看着也“不周”,地理变迁一般至少以10万年计算,我们所说的古燕文化,最早也就四千年左右的时间,山形应该变化不大。过了不周山,也就是过了拒马河,进入幽都之门,就进入了北京地界。
历史的叙述本该止于此。但是后来生发出来许多事情,值得一记。
为什么王亥和上甲微要联盟,要迁移?而且迁移绝不仅仅是游牧式的少量车马,换一块草场。几乎是一个部落成千上万的人在迁移。因为当时半农半牧,传至王亥已经是第七代,镇江营一带的资源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农业手工业原始文化宗教都有了长足的发展,部落向外发展和迁移是必然的事情。还有两个重要的事情是霸占耕地和寻找铜矿,如果没有耕地和铜矿,农业和手工业都发展不起来。
是否类似后来的部落那样,迁移时,只是青壮年有战斗力的人带走——鲜卑从大兴安岭迁出时就是只把青壮年带走,而且走一段时间,寻找到可以放牧之处,再留下一批老弱病残。笔者看来是应该这样的,为了民族的发展空间,和意识到的理想形态,采用这种手段是最佳的选择。

这种迁徙辗转迁徙,大约经过7代才完成,才灭夏建国。司马迁的《史记. 殷本纪》记载的先商时期的十四位先公世系列下:
契、昭明、相土(土)、昌若、曹圉、冥(季)、振(王亥)、微(上甲)、报丁、报乙、报丙、主壬(示壬)、主癸(示癸)和天乙(成汤)
这里,“振”(王亥)是以地支为名字的最后一人,微(上甲)是以天干为名字的第一人。从这姓名中可以看出,上甲微是第一位离开玄鸟生蛋的古燕地的首领。
先商“八迁”所经历的地区的遗址,在考古学上称为“下七垣文化”以及这种文化交叉的文化,保北地区属于其中的一种。向南过了保定,迁徙的范围不出冀南和豫北地区,而这些恰和下七垣文化分布范围的中心地带,即漳河型下七垣文化的分布范围相一致。
之后是商汤的征战和迁徙,建国。
《诗·商颂·长发》所说的“韦顧既伐,昆吾夏桀”。《孟子·滕文公下》说成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但“韦――顧――昆吾――夏桀”大体勾画出了成汤从亳地出发的经略路线。成汤与东夷的联盟以及“韦――顧――昆吾――夏桀”的经略,与下七垣文化向豫东的发展以及郑州地区出现含有岳石文化和下七垣文化两种因素的南关外下层类型相吻合。
也大约就在此时,燕部族放弃了燕图腾,自称为“商”。而在甲骨文、传说中出现的燕,主要是指上甲微离开后的镇江营塔照以及相类似的保北文化,中心店应该是北易水、拒马河直至燕都。虽然燕都的城址不过是西周前期的,但是,发掘时还能看出有明显的叠压着更早的城址(建筑物)。

商朝建立后的燕文化

当商朝建立后,古燕地的这个以燕为图腾标志的部落,上升为“邦国”,或曰“酋邦”,成为商的重要的联盟国。
能够使用甲骨文的时候,作为土著的以“燕”为图腾的民族酋邦开始见诸于甲骨文的记载。
这个范围包括,从北易水——距马河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与先商――早商文化的分界。早商时期,早商文化的一支曾一度向北推进到壶流河流域,但很快退回到了距马河附近,形成了张家园上层文化,这就是以镇江营上中层文化为代表的。
至晚商时期,张家园上层文化向南有所扩展,这一带基本上仍然是其晚商文化交错分布的地区,但是,能够看出文化上面的明显进步,其青铜器铸造技术和中原文化相比较,虽然落后一些,但是也有自己的特点。
大抵在商朝兄终弟及时代中期,当地土著的燕文化产生了一个人物,他就以本族的名称——“燕”,在商朝担任了“贞人”。而当时的贞人是参与商朝王室甚至决定商朝王室事物的重要成员。“燕”是代表他的聚落或者是酋邦进入的商朝上层,由于他权势在朝中越来越大,他终于得到了“亚”字的徽号。
前人一直将这个“亚”看成是商朝的一个很高的武职,没有实际的证据。笔者认为,此“亚”字应该读为“地”,通“缔”,乃至“帝”,正确的读法应该是“那块土地”。(下详)
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关于“亚燕”的解释(《社会科学战线》1983、1)认为,“亚”字没有疑义,但认为“燕”为人张口的形状,许多人同意这个观点。只有吴大澄释为“燕”(下面用*代替)。柯昌济释为“亚疑”,认为亚是古代诸侯的爵次,和唐兰的意见一致。但是,没有说明为什么是“疑”。日人高田忠周释为:“擬”,是沿袭释“疑”而已。于省吾质疑:没有手,怎能为“擬”?于省吾当时(1983)认为只有吴大澄释为“燕”,实则,著名的收藏家和古文字学家刘体智也释为“燕”。系统论证“*”为“燕”的本意本体的是今人北大教授葛英会。他认为,在北京地区或者说在房山有一个土生土长的“燕国”,和商朝以及后来的秦有图腾方面的渊源关系。后来,周代商,周召公“封偃”,逐步以“偃”代“燕”,至秦统一之后,才恢复“燕国”之称。颇有道理。笔者之一的王德恒在1982年所写的《北京燕山区命名的历史渊源》(发表在《地名知识》)也持此观点。起码有六十多件传世的铜器和琉璃河西周遗址和其它遗址出土的铜器所证实。对镇江营的发掘,可以证明在商汤建国之前,和后来周召公封燕之前,房山、涞水、易县这一带确实有一个土生土长的历史很长的“聚落”,以“燕”为图腾,在商朝后期强大起来。于是,在商朝朝廷出现一个贞人“燕”,参与朝政。也就是从此时开始,图腾的“燕”字开始有了“亚”,“亚”或者作为框,或者顶在燕的头上,后来在亚的内里或者上下左右内容越来越多。于省吾先生最后认定,“亚燕”或者“燕亚”是一个部族的名称。当然,他是将“燕”训为“疑”的。而葛英会先生经详细论证,认为“燕”和“疑”是同一个字。于省吾在行文中也从发音上认为“燕”、“疑”同音。而且“疑”的左半部分,就是“燕”字。
对于“亚”如何解释,古文字界其说不一。笔者多方查取资料,认为研究古代天文学的人解释的颇有道理。他们认为,在新石器时代出土了诸多八角形的器物图案,是当时人们对地理方位的认识。大写的“亚”就是八角形的文字化了。同时,也有烘托中间内容,自己次之的意思。于是,“亚”就是“东、南、西、北”以及“偏东”、“偏南”、“偏西”、“偏北”八个方向,称为“八方”。这种关于方位的认识是和天上能够看得到的星辰对应而形成的。“八方是由四条直线构成的方位坐标,两条叫二绳,另两条叫‘四维’。二绳互交,构成东、西、南、北四方,四维互交并叠合于二绳之上,构成东北、西北、东南和西南。由于受盖天说的影响,二绳与四维被想象成了固定天穹的四根绳子。五位是以四方为基础而产生的平面概念,或者说是四方的平面化,当两个矩形互交而成五宫时,二绳交点的平面化便形成了中宫,商代的亚字形正是这种观念的完整体现。”(见冯时著《星汉流年——中国天文考古录》四川教育出版社)。另有艾兰:《“亚”形与殷人的宇宙观》也论证了“亚”字的来源是源于对天文的观测而产生的方位观念。
那么,这个亚字究竟读什么呢,笔者以为,一是读“地”,或者“大地”。这个“地”和“缔”是相通的,表明了从血缘家庭联盟组成的氏族关系集团向地域关系集团的转化过程。图腾的出现本身就是地域关系为主的聚落和酋邦形成的产物,标志血缘集团开始有了联盟,利益共享,共同对付敌对势力。其中还有很重要的一条是实行族外婚姻,通过婚姻关系来加强联盟。二是,读“次”,次序的次,仅次于中心的位置。晚商时期许多青铜器的亚字标签,就是指的联盟的部落,或者是次一级的长官。
那么,后来通行的“偃”应该怎么读,怎样解释呢?笔者以为,此“偃”字,从甲骨文到金文,都是从“日”,从“女”,原意通“宴”,这个“宴”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和“饭”通用的。同时,“偃”还通“安”。即有饭吃,有房子住,为“安”。周召公北上,被封为“偃”,那时的“偃”字,只有“日”、“女”加一个“L”,意思就是说,让召公封燕(偃),为了保住周王朝北部的江山(周武王称为“北土”)安全。所以,笔者认为,初期的“偃”应该读为“安”。安为张口呼,燕为闭口呼,上膛音,两字没有音转之说,所以,“偃”应该一直读安的,但是,司马、班氏直至后世“小学”皆训为燕,皆错也。问题发生在“燕”、“偃”相混。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偃”改回“燕”是很有道理的。估计是李斯的主意。
保北的土著文化在召公封燕之前,经过了原始的血缘集团,后来形成以地域为基础的聚落,大约在这个时代,为了表示聚落联盟的关系,出现了图腾标志。房山的这个聚落图腾和商朝是联盟关系,所以都使用“玄鸟”(燕子)作为图腾,也把女子嫁给商王,甲骨文有多处记载“妇燕”。其中最著名的是《三代吉金文存》所载的“玄鸟妇”壶。这把壶是燕地的女子出嫁给商王而作的媵器,就是陪嫁用品。上面即生动地刻画了玄鸟的形象,也把“亚燕”标在了壶的左耳和右耳上。
以“汤”为首的部族强大起来,占领了中原,建立了规模庞大的神权奴隶制国家。但是,很多地方的聚落和族团并不是由它来封邦建国的,比如位于京西房山为主的这个地区的聚落,只和商朝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当土著的“燕”在这种历史变革中,由聚落发展而成“酋邦”,就是有了联盟长之后,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势力,他们和商朝的关系发生了转变,成为商朝认可的一个邦国。当“燕”以自己的族名进入朝廷担任贞人,燕国的女子成为商王妇之后,得到了“亚”这个土地封号。从此开始,“燕”和“亚”便开始结合在了一起。

商王朝的性质
有一点需要说明,商朝不是和后来我们所熟悉的周朝一样的宗法奴隶制国家,她更象一个朝廷掌握强大军队的部落联盟。商王朝内部每隔两代,要更换王位,也就是说,有两个王族族属轮流掌握朝政大权。所以,商王也没有正妇(正宫娘娘,王妃)姬妾的区别,所有商王妇都是平等的。她们是自己所属的酋邦方国的代表,她们甚至掌握军队,如著名的“妇好”,不但有自己的封地和军队,有时在外出作战的时候,其他邦国的军队也归她指挥。
随着燕的强大,北京地区的“蓟”也归于燕的集团,使用同一徽号,所以才有标志着“蓟候亚燕”铜器的不断出土,再后来,另一个土著集团“孤竹”也加入了进来。所以,在“亚燕”的标识下,又出现了“孤竹”。在北京这一方土地上,形成了以燕为主的三个酋邦联盟集团。这就是“亚”和蓟、孤竹的关系,也是当时的人口部族的分布状况。不过,土著“燕”人活动的中心,应该是房山从十渡到琉璃河一带,一直延伸到现在的窦店良乡。
后来,这个在商朝朝廷的“燕”势力发展很快,他所代表的燕族有一百人在朝廷作官或做工,而且和商朝末代帝王纣的关系密切。所以,当周武王率领大军攻进商都后,发生了一次针对“亚燕”官僚集团的大屠杀。《逸周书.世俘》记载,“越五日甲子期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执燕亚臣百人,……武王乃废于纣燕亚恶臣百人。”于省吾考订,可读为:“纣的燕亚臣僚百人已被法办。前文只言 ‘执燕亚臣百人’,执指逮捕言之,《说文》训执为‘捕罪人’,是其证。《逸周书》先言逮捕,后言法办,文意是相通的。”所以,于省吾先生推论,“燕亚是氏族的名称,因为燕亚族臣百人都是商纣亲信臣僚,故先逮捕而后法办之。”
应该说,就在这百人拒绝投降,后来被周武王被“法办”的时候,是土著文化的几次耀眼的闪光,并留下绵长的经久不衰的记忆。
虽然,燕地派往宗主国的“妇燕”、“燕贞”和一百个工匠被杀掉,但土的燕著文化并没有终结。她还在燕地强韧的存在,其精神内涵,一直在其血液中流淌,兴旺于春秋战国时代,乃至延续至今。不但成为文化课题,也是重要的社会课题。

她究竟是怎样流变的,是很值得探讨的另外一个问题。而且,我们看到,燕地的土著文化和后来的诸多文化融合,发展,成长起来,那只小燕子,更加一飞冲天了!

余论:考古学上的一点思考

上承史前时代,青铜时代的中原与北方两大文化区系之间,继续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互动关系。关于两大文化区之间互动的主要通道,或者说联结的主要中间环节,苏秉琦先生曾多次着重指出是以汾河谷地为主线的Y形联结通道(东北通桑干河地区、西北通河套地区)。这种论点毫无疑问。但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广泛和深入,太行山东麓地区作为两大文化区之间的另一重要的互动通道,已经愈来愈得到考古研究的证实。换言之,太行山脉东西两翼地区,均为中原与北方两大文化区系之间的互动的重要通道。不仅如此,太行山脉东西两翼之间,也同时存在着东西向的互动与融合。

如果单从政权中心的角度看,青铜时代的中原似乎即是夏商周三个王朝的先后更替。但如果放宽与纵深历史的视野,青铜时代的中原的实质是一座舞台或熔炉。夏商周可以说是舞台上的先后主角,但他们各自的登台之路不仅漫长,而且充满了曲折的复杂性。对这些复杂性的探寻,其中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面向北方。北方对建构青铜时代的中原付出了巨大的力量,同样,北方在这一过程中也从中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基本上已成为青铜时代中原与北方两大区系各自的一个重要文化内涵。

青铜时代中原与北方的互动,可以说即夏商周文化与北方诸多文化之间的互动。互动的通道主要有二:太行山西麓的汾河谷地、太行山东麓的山前平原。同时,两条通道彼此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其通道主要是桑干河、滹沱河和漳河谷地。中原与北方的互动主体是南北向的,局部同时还存在着东西向的交叉,总体上即呈网格状:南北为主纵筋骨,东西为辅助脉络。

太行山东麓南北狭长的低山丘陵和山前平原地区,可称之为一条走廊,西靠太行山脉,东临古黄河,是南北方陆路交通的重要通道。这条走廊既是地理意义上的一个地貌单元,又是文化意义上的交流地带,其正处于北方、中原、山东三个文化区之间的夹缝地带,也就是说处在不同考古学文化区系间的走廊地带,它直接影响着史前到青铜时代文化的分布、交流,进而影响到文化的内涵与面貌。青铜时代中原与北方互动在这一地区的一个重要表现,即是两种系统的文化在平面格局上的对峙与摆动分布。

夏代时期,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下至拒马河畔,占据了太行山东麓的北端地区,代表性遗址有房山塔照(一期)、涞水渐村等。有学者将永定河流域到燕山南麓一带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称之为大坨头文化,代表遗址有大厂大坨头、蓟县围坊和张家园等。拒马河与滹沱河之间的地区,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下七垣文化南北互动的中间地带,文化内涵与性质介于两者之间,有人曾据此称之为下岳各庄文化,代表性遗址有易县下岳各庄和七里庄、容城午方、唐县北放水等。滹沱河以南的太行山东麓南部地区,则为下七垣文化的领域,代表性遗址有邢台葛庄、邯郸涧沟、磁县下七垣、鹤壁刘庄、淇县宋窑、新乡潞王坟等。事实上,所谓大坨头文化和下岳各庄文化,恰恰正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下七垣文化之间互动的最好证明。而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中原二里头文化之间的互动,则需要通过大坨头、下岳各庄、下七垣这些个中间环节。这其间的复杂关系,恰恰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下七垣文化、二里头文化内涵之中的某些共性的复杂根源。如果单从陶器群的宏观层面观察,从夏家店下层文化、下岳各庄文化到下七垣文化,可以说大致都属于一种鬲甗类袋足器系统文化,其间的差异在于鬲甗形制的细部区别及比例构成等等,此与二里头文化的罐盆类平底或圜底器系统文化形成鲜明区别;而下七垣文化之中占据第二位的罐盆类平底器,可以看作正是中原与北方之间的互动过渡的中间媒介器形。

商代时期,中原的商文化占据了太行山东麓中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在二里岗上层时期可能曾一度拥有了太行山东麓的全部,代表性遗址有定州北庄子、藁城台西、邢台东先贤、邯郸涧沟、安阳殷墟等。太行山东麓北部地区继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是以花边鬲为特征的文化,代表性遗址有房山塔照(二期)、易县七里庄(三期)、涞水炭山等。中原与北方在商代的互动无疑是直接的和面对面的,前期是商文化的势力较强,一度将北方文化驱至燕山脚下,但北方文化很快又卷土重来将商文化南压至唐河流域,这一界限比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南界要向南远得多,说明了北方文化的强势。

西周时期,周人的分封与殖民使得中原周文化迅速进入太行山东麓地区,但周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全面占据经历了一个逐渐拓展的进程,大约在西周末到东周初期中原文化最终在这一地区完全取代了北方文化。这一复杂历程的突出表现是,周文化在北部地区与花边鬲文化遗存之间,存在着一个此长彼消的互动过程,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是燕文化驱赶、融合土著文化的进程,是中原与北方互动的一个具体实证。这一历史进程在考古学上,在镇江营遗址(七期)和七里庄遗址(四期)均有鲜明突出的体现。青铜时代中原与北方文化在太行山东麓地区的互动前沿,主要是在拒马河到滹沱河之间的广大地域,最终是周文化系统的燕文化逐渐扩张而全部占据了这一地区。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9f692d0102uz4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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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omdionysius

罗马天主教徒,教名雅各·比约,奉行传统主义,追随圣庇护十世司铎会。幽燕独立运动发起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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