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地忠贞教会与共匪斗争的光荣史一览

 

当人民自己掌握了政权并决定选择社会主义前途的时候,一直是一个整体的中国天主教会便开始分化:大部分教职人员和教徒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少数教职人员和教徒则听从罗马教廷的指挥,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后者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在其人身自由未被剥夺的那段时间,则以早期“天主教地下势力”的面貌问世。新中国成立前后河北省的情况就很有代表性。1955年7月27日,公安部前部长罗瑞卿在首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发言指出:“潜伏在宗教团体内的反革命分子,披着宗教活动的外衣,也在进行着发展反革命秘密组织的阴谋。1953年5月和1954年3月,河北献县地区和永年地区破获了两起利用天主教名义进行叛乱活动的秘密组织,仅地洞、暗室、夹壁墙就查出了一百几十处,最大的地洞可容一百多人。”

永年教区副主教王子真等秉承罗马教廷旨意以“隐秘”方式传教,使该教区革新组织无法成立;献县教区代理主教张思谦一面策动大批神甫转入地下,一面动用神权处罚革新积极分子,几乎把该教区革新组织摧垮;西湾子教区接替外国传教士就任主教的张可兴不肯与革新组织合作。

河北省政府宗教处1953年1月30日起草的《河北省1953年宗教工作计划》对当时天主教会的状况有如下估计:
“据天主教内1948年统计,河北省有教徒75万余人。据我不完全的专门登记材料为64万多(临清教区在河北省境内的各分堂和支堂及察省新划归河北省地区的10万多均未统计在内),现仍有公开宗教活动的19万多人,秘密活动的无法计算。
“据天主教内统计,河北省(包括察哈尔部分)共有神甫683名,我处现有数字为210人,另已查明的秘密神甫40来人(实际上不止此数)。”
可见当时的天主教地下势力所控制的教职人员和教徒的数量都占了各自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这种情况直到1955年以后才有明显改变。

50年代初期河北省的天主教地下势力是在罗马教廷的直接指挥下进行非法活动的。
1948年3月8日,教皇庇护十二世发布《通谕》称: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地区,司铎可以暂时不守教会的除独身主义以外的规矩。至于做弥撒行圣事,可按“圣教艰难”时的办法即隐秘的办法。

1950年11月30日四川广元县天主教徒发表《自立革新运动宣言》,宣布“坚决与帝国主义者割断各方面的关系,并肃清亲美、恐美、媚美的思想。自力更生,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得到全国天主教界的响应。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则于12月18日在南京向中国全体主教和神甫发表《请看主》牧函加以反对。1951年1月13日,《天津市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发表。黎培里又于2月21日在南京秘密印发由法籍天津教区主教文贵宾起革的《天主教中国全体主教声明》称:“天主教徒倘在某地因环境关系而甘愿脱离教宗,就是脱离了耶稣,脱离了教会。这样的所谓狭义的‘某国天主教’,只是裂教,不是至一至公的真正天主教。”3月31日,黎培里向全体主教发出《敌人的阴谋》牧函,通告废除中国教会“三自”的实施。1952年1月18日,庇护十二世颁布《勖勉中国被难教胞》文告。9月8日,黎培里在南京被驱逐出境。同年,正定教区的传教士在石家庄市天主教革新促进会成立后撰文称:“目前之石市革新会系一裂教性之组织,这是没有丝毫疑惑的。”“革新就是裂教,走脱离教宗的路,结果是死亡。要生活在教宗的教会里就得坚决反对革新。”

1953年12月8日,罗马教廷发布关于1954年为“圣母年”的通谕,鼓动中国神职人员做“最好的儿子”,“和中共最残暴的政权做斗争”。河北省15个教区中有12个接到该通谕后制订了“集体朝圣”的计划。保定教区塑像、造亭,指定西关教堂为朝拜“圣母堂”,规定星期六为“朝拜日”。永年教区亦于1954年1月开始“朝圣”活动。石家庄市天主堂修了圣母祭台、圣母山,每逢星期六均有百余名教徒进堂“朝圣”。正定教区元氏县殷村发生“圣母泪土治病”的谣言。永年、西湾子、安国、赵县等教区也都出现“圣母显现”等谣言。保定、永平、西湾子等教区均宣布了“圣母年大赦条例”,进行“避静”活动。西湾子副主教、代理主教宋连德号召教徒:“无论什么新花样的名目都是变相革新。要坚持信德。”显然,在这时特殊背景下搞大规模“朝圣”,是天主教地下势力贯彻罗马教廷的旨意,公开反对“反帝、爱国、爱教”的群众运动的政治行为。

河北省1953年12月举行的宗教工作会议决定:“掌握控制教会核心,发动群众,使圣母年的‘朝圣’成为正常的宗教活动。发现朝圣活动后,施以压力,缩小其规模,限制在教堂内,务必防止其大搞,影响生产、治安。……堂外朝圣应视为非法,坚决予以制止平息。”随着永年教区副主教王子真等秘密传教案和其他“反革命”案件被破获,河北省有组织的天主教地下势力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就天主教问题指示各地将“革新促进会”改称“爱国会”,可以承认教皇,但要求教皇必须承认爱国会。这意味着中央对待罗马教廷的政策有所调整。
同年9月,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公布,其中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10月7日,庇护十二世发表《致中国总主教和其余教区司铎及服膺宗座的信友》通谕,对我国天主教“三自”爱国运动横加指责。1955年6月19日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教区副主教李君武致函河北省人大代表、献县教区副主教田凤廷,请他向省宗教事务处提出并作具体研究,如何更好地使河北省各地区干部正确地执行宗教政策,并且向有关机关申请准许在省会设立一“河北省教会办事处”,由田率人常驻,以办理一切有关天主教会的各项事务。此事虽无结果,却反映了教会人士对宗教活动正常化即使之符合教规要求的愿望。次年7月,38名教会人士(其中河北省有5名)发起成立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备委员会,同时部分教区开始酝酿按教规推选主教,以恢复正常的教务活动。面对这种形势,献县教区主教、前北京总主教区代理主教赵振声(发起人之一)担心这样产生的主教可能不听罗马教廷的话,便在1957年4月与临清教区主教李本良联名写信向教皇请求在中国各教区随意祝圣主教的特权,数年后罗马教廷把该特权授予赵振声。

1957年7月27日,中国天主教第一次代表会议通过《对梵蒂冈教廷否认上海教区合法代理主教张士琅的抗议》书,并通过决议说:“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教会的前途,中国天主教会必须彻底改变旧中国时代帝国主义带给我们教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实行独立自主,由中国神长教友自己来办,在不违反祖国利益和独立尊严的前提下同梵蒂冈教廷保持纯宗教的关系,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服从教宗。但必须彻底割断政治上、经济上和梵蒂冈教廷的关系,坚决反对梵蒂冈教廷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内政、侵犯我国主权、破坏我们正义的反帝爱国运动的任何阴谋活动。” 赵振声等主教坚持教皇有任命主教的绝对权力的观点,反对自办教会,受到严厉批判,被迫认错。8月2日,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1962年改名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在北京成立,从此中国天主教界开始了是否应该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道路的争论,赵振声被选为该会副主席。1957年12月14日,河北省天主教友爱国会在保定成立。1958年4月20日,河北省永年、宣化、西湾子、永平4教区自选了主教,次日举行庆祝大会,大会口号之一是“坚决与梵蒂冈割断一切联系”。在随后举行的省天主教友爱国会第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与会者着重讨论了中梵关系问题。已担任河北省天主教友爱国会主席的赵振声在闭幕词中说:“在讨论中大家认为:中国天主教与梵蒂冈的关系,是两个根本对立的政治立场问题。”“我们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与它割断一切关系,就连在人事上和宗教事务上也必须与它割断一切联系,认真贯彻独立自办方针,实行自选自圣主教。”6月29日,庇护十二世颁布《宗徒之长》通谕,重申任命主教的权力为教皇所独具,任何未经教皇批准而举行的主教祝圣礼,主礼者与受礼者“可能”受到自科绝罚,称爱国会为“非法”。该通渝邮寄给了赵振声。据赵回忆,庇护十二世说:“你们这样祝圣的主教,虽然不能说不是真主教,但他们没有管理教区之权,因为不是我所委任的。”1959年,包括教廷传信部长在内的一批天主教资深人士在香港聚会,认为中国祝圣的主教有效,但不合法,中国并非裂教。1962年11月26日,教皇若望二十三世表示不再使用“裂教”这个字眼形容中国教会的情况。这样,从1957年8月直到1966年8月,河北省天主教会基本上统一于爱国会,地下势力无法东山再起。尽管根据教皇授权,1962年6月29日赵振声曾把献县教区经民主选举的副主教王峻德秘密祝圣为主教,但由于政治形势所迫,未予宣布。

1965年“四清”运动中,河北省政协常委、省天主教爱国会秘书长、1958年7月自选自圣的保定教区主教王其威(在范学淹任主教伊始曾被委以第二副主教)协助四清工作队动员徐水县安家庄等教徒聚居村的教徒退教。
在献县教区总堂全体教职人员以生产队建制成为人民公社社员已达7年之际,赵振声以天津教区为榜样,宣布解散献县教区修女会。

“文革”期间,河北省各地各级天主教爱国会解体,爱国会成员一度受到比其他教职人员和教徒更为严重的冲击;各教区及其男女修院均被解散,一些修女被迫结婚。但使用行政手段并不能消灭天主教,教徒和被遣返原籍的教职人员在自己家里偷偷念经祈祷,其中一些人认为“教难”已经来临,信仰更趋坚定;部分-原爱国会成员痛悔自己走错了路;许多教徒聚居地区一再出现“活圣母”、“活耶稣”、“活圣女”、“活圣人”之类群众性突发事件。天主教活动完全处于地下状态,成为影响河北省安定团结局面的极大隐患。

1970年7月,范学淹被解除劳教,回到原籍清苑县小望亭村。作为全省惟一享有人身自由的由教皇直接任命的主教,范立即开始秘密行使主教职权。1977年5月,范召集甘肃天水市教徒王泰、保定市教徒张国彦等9人在张国彦家起草《罗马教会纲领》,向全国各地寄发,同时将王泰祝圣为神甫(王早年曾修过道)。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以此为起点,中央开始在宗教问题上拨乱反正,一方面调整宗教政策,一方面平反宗教界的冤、假、错案,一批正在服刑、被劳教或管制劳动的天主教专职人员和教徒重获人身自由。同年6月27日,罗马教廷趁机发布《将以下权力及特权颁给居留在中国大陆之神甫及教友》的指令,其要点有二:一是将主教处理教会日常事务的大部分权力下放给神甫,同时简化了许多宗教仪式,放宽了部分教规;二是把充任神甫的条件实际上简化到“忠于伯铎”(即忠于教皇)和“愿守独身的男性”两个,特别提出“即使未有正式的神学教育”。这是向坚持反对独立自办教会而又享有人身自由的神甫、主教发出的重新控制教会领导权的动员令,也是给中国大陆天主教徒一个判定教职人员是否合格的基本标准,是对50年代从教会的角度看以割断与罗马教廷的一切联系和教职人员结婚为外部特征的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的全盘否定,与大多数教徒深藏于心的想法一拍即合。然而我有关部门对此指令的险恶用心估计不足。直到1979年6月20日中共河北省委才下发《关于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认真做好宗教工作的几点意见》,批准年底开放6座天主教堂,而对教堂开放以后如何实施有效的管理未提出成熟的意见。1980年5月22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第三届会议在京召开,会后立即举行中国天主教第一届代表会议,河北省王其威、常守彝、潘少卿3名主教出席并入选会议产生的中国主教团。10月举行全省天主教界的代表会议,恢复了省天主教爱国会并成立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由王其威任两会副主席(副主任)兼秘书长。1981年底自选自圣了刘景和(唐山教区)、范文兴(衡水教区)两位主教,1982年自选自圣了刘定汉主教(沧州教区)。至此,全省经重新划分的8个教区才有了4名合法主教(另一位是张家口教区潘少卿主教),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出现主教虚位。

1980年1月20日,范学淹获释回原籍。1月26日,刚被解片劳教的原保定教区神甫姬永贤、曲警凤受范学淹派遣分别到徐水县安家庄、坟台、椿木峪、师庄等村和清苑县东闾村一带活动,主要是让未遭逮捕的曾参加过爱国会工作的神甫当着广大教徒的面做“明补赎”(即当众悔过)。2月16日,范学淹在东闾村先于他近一个月获释的苏敬贤神甫住处过春节。17日,安家庄3名年轻教徒向范拜年,跪下说:“求主教赦罪!”范答:“你们回去先把大堂要回来!”安家庄教堂原本在河北省核定的首批开放教堂之列,但这项由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郑重宣布的决定却遭到该村一些人的抵制,因为他们不承认王其威的保定教区主教身份。从此保定地区便刮起一股强占教堂的邪风,影响及于石家庄等地区,改革开放中以范学淹为首的河北省天主教地下势力开始形成并引起了有关部门的警惕。

1981年1月,范学淹将清苑县田各庄教徒苏志民、徐水县安家庄教徒安树欣和另外3名教徒秘密祝圣为神甫,在此前后还将原正定教区神甫贾治国、原易县教区神甫周善夫和王泰分别祝圣为“正定教区”、“易县教区”和“天水教区”“主教”,并委托贾治国代表他祝圣原赵县教区副主教闵庆昌为“赵县教区”“主教”(因闵去世未行)。消息传到罗马,教皇若望·保禄二世致函范学淹称:“你的此举完全合乎我的意思。为此我给予你宗座遐福,并给予你特权:在一切事上,你可先行裁决处理,而后再向我汇报。”以后周善夫、贾治国又先后“祝圣”11名“主教”或“助理主教”,分别挂名于原保定、易县、安国、献县和顺德教区。1985年11月2日,被解除劳教人员张浩德在清苑县东闾村自家院内擅自设立与合法堂口对立的祈祷场所,地下“主教”、神甫麇集该地,使之成为地下势力兴风作浪,煽动宗教狂热,向人民政府发难的据点之一。在索要教产的名义下,1988午10月,肖立仁煽动数百名教徒将邢台市驻军营区的围墙推倒,后强占营区库房达半年之久;1989年4月,石家庄市栾城县油通村地下神甫裴荣贵煽动近千名教徒强行在村小学校内搭建祭台聚会念经,致使该校停课80多天,县公安局干警奉命前往驱散,遭到抵抗,负伤干警达70余人。

1982年4月15日范学淹第三次被捕,1987年11月17日获假释。1988年1月3日,他向一位来访者以答问的形式全面阐述了对中国教会现状的看法,被整理成《十三条》,在教会内部(不仅在受地下势力控制的部分)广泛流传,至今仍为河北省地下“主教”们所坚持,其核心内容是强调主张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爱国会教职人员己经完全丧失了神权。1989年11月,全国天主教地下势力骨干经罗马教廷驻香港代办费罗尼同意,在陕西省高陵县张二册村秘密集会,策划成立“完全接受教宗的领导,维持其与整个天主教会的彻底共融”的“中国大陆主教团”,拟议中的领导成员均为河北省地下“主教”。

1992年4月13日,范学淹在监养中病死。地下势力乘机发难,到处散发关于范氏反对爱国会的主要言行的传单,将其曝尸9天,聚众数千,向政府示威。此时被劳教或收容养老的陈建章、刘树和、刘悌芬、师恩样、刘冠东、李振荣、肖立仁、贾治国以及苏志民等相继回到原住地。河北省天主教地下势力或重新集结,或从秘密转向公开,开始形成新的组织体系。

到1995年末,河北省地下“主教”累计已达27名(其中已故13名),另有地下神甫160余名,分别挂名于原保定、易县、安国、正定、献县、大名、永年、顺德、赵县、宣化等10个教区,保定、张家口、石家庄、邢台、邯郸五市的大部分传教堂口均被他们把持,受他们控制和影响的教徒达30万人以上。特别是保定市,这部分教徒有7万余人,占该市教徒总数的80%。全省合法主教、助理主教累计仅10名(其中已故2名),邢台、张家口两教区主教出缺;合法神甫则达230余名,大部分是历年河北省和外省市神学院的毕业生。

1996年被公安机关收容的地下势力骨干大部分已先后回到原居住地,受他们影响的教徒或在自己家过宗教生活,或暗中请地下“神甫”主持宗教仪式,却拒斥合法主教、神甫,或不让他们进村,或不进他们主持仪式的教堂。还有一部分地下势力骨干逃到外地继续进行有组织的活动。特别是所谓“易县教区”的组织体系基本无损,其影响己及于山西、黑龙江、内蒙古、北京等省市区以及河北廊坊、石家庄等市。

1996年苏志民以现居罗马的龚品梅为中介请我驻美大使李道豫转交给全国人大一封信,指责河北省的“制非”“违反了宪法”,“发生了许多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和违法行为”。同年7月上旬,一名外国记者先后两次非法秘密采访清苑县小望亭村地下“会长”。1998年4月12日和5月13日,保定市个别教徒聚居村的小股由地下势力策划的非法聚会遭政府制止时,有人大叫“要自由,要人权”,声称“事情闹大了美国不会不管,第二天《美国之音》就会广播”。境外敌对势力对地下势力的支持,一是提供活动经费和建堂资金。二是在地下势力骨干中物色接班人。在罗马廷加紧对合法教职人员“合一”“共融”的背景下,苏志民曾扬言:“爱国会服从政府管理,政府让他们存在;我们也服从政府管理,政府也应该让我们存在。我们慢慢谈,逐渐‘合一’‘共融’。”

省天主教神学院是地下势力后备力量的来源之一。
河北省天主教神学院在读生均出身于数代信奉天主教的家庭,家庭的潜移默化中少不了对义和团运动和“文革”所谓“教难”的痛恨。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对“爱国会”的憎恶甚于健在的老教职人员。
十余年来,该校基本上没有开设中国近现代史课程,时事政治教育在全部课程中所占比重远不及公共教育院校,导致学生缺乏公民意识,漠视《宪法》第36条对“我国的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的规定。在该校十周年庆典上,当五六十年代的省爱国会秘书宣读河北省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历史的发言稿时,学生大半擅自离开会场,庆典结束后又重新集会对该发言提出抗议,会后对该秘书进行围攻。1996年,4名毕业于该院的六品修士晋铎不接受潘德世主教祝圣,而坚持回原籍山西省由从“地下”转为“地上”的当地主教祝圣。廊坊市一名毕业于该院的神甫公开声称赞成罗马教廷以“吃”掉爱国会为目标的“合一”“共融”,并写信向境外教会报告传教情况,索要资助。随着高举“爱国会”旗帜的老主教们不可避免地相继谢世,在来罗马教廷的“合一”“共融”的强大心理压力下,由各神学院培养出来的河北省新一代教会领导人很可能将抛弃这面旗帜。
1986年后,海外中外籍教职人员来访的人次增加,其中不乏受聘任课者,聘期往往达数月甚至一年;1998年该院由香港教会资助建成了颇具档次的校舍暨教学楼,这都使该院与国际天主教会接轨(其实质是向罗马教廷靠拢)的前景日益明朗。

在我党第三代领导集体于十四大实现顺利接班以后,罗马教廷对华政策有所改变,除继续坚持不批淮所谓“大陆主教团”并于1990年停止地下“主教”任意祝圣“主教”的权力外(实际上并未起作用),其重点已放在争取拉拢我合法主教上。现河北省合法主教、助理主教中,有三分之二已在本人用某种方式提出申请后获得教廷批准;地下“主教”被转化为合法主教,教廷更乐观其成。1996年12月3日,若望·保禄二世对台湾“中国主教团”驻罗马的代表发表《致在中国的教会》的谈话,将罗马教廷传统的对爱国会的组织上的攻击改变为仅在观念上的攻击,称:“今日所有中国天主教徒,都要坚持他们所接受的信德,不可与一个与救主耶稣的旨意、天主教会的信仰和极大多数的中国天主教徒的心情不符合的教会观念妥协。”“我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主教会,虽然有其苦楚及其特有的经历,却愿意是个真正的天主教会。那么,自然应该与基督,与伯多禄的继任人,与普世教会,特别通过与圣座共融主教们的服务,而保持合一。”“主教必须以言以行明白表示他所代表的共融。”他重申天主教会“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基本特征。他表示期待“在救主降生二千年的前夕见到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仰见证及其对福传的贡献的完全彰显”,希望有朝一日“亲自前往中国”。这是给已被教廷承认的合法主教的一颗定心丸,同时也是要求他们放弃50年代开始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传统的一个暗示。河北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主办的《信德》报全文转载了这个谈话,编者的动机是表示爱国会工作人员对教皇“首席”地位的承认,以争取受地下势力控制的信教群众,但就结果而言,其负面效应是不难想象的。罗马教廷不仅要求我国大陆教徒“不能否认两面主教”,“对政府划定的教区可以让步”,还特别要求地下势力骨干“应该用明智的判断.尊重罗马圣座已经承认的合法主教”。

到1999年3月,河北省共有天主教徒约60万人;有合法主教8名(其中退休1人)、助理主教2名,共10名;有合法神甫254名、省神学院在校生140名;还有修女约500名。全省现有仍未转化的地下“主教”13名,地下“神甫”约140人。近三年来全省未发生由地下势力操纵的大型活动,但相当一部分教徒仍暗中邀请地下“主教”、“神甫”主持宗教仪式。据有关部门估计,受地下势力控制的教徒有约16万人。

河北省数百个天主教徒聚居村党的组织建设从历史上看基础就不够扎实。
在河北省,受地下势力控制排斥合法主教、神甫的天主教徒聚居村的党组织或软弱涣散,或孤掌难鸣。在保定市的81个教徒聚居村中,有60人既是共产党员、村干部,又是天主教徒,有的甚至是地下势力骨干。这些人明靠政府,暗靠天主教地下势力,使所在村政权机构成了不折不扣的“维持会”。

河北省有关部门对此早有清醒的认识,曾在1992年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中明确规定在天主教徒聚居村要选好会长,以“服从政府和爱国教会的领导”和“接纳爱国神职人员主持圣事”为被地下势力控制的会长转化的标淮,但收效甚微。近年来石家庄市创造了以转化“会长”为彻底解决天主教地下势力问题的突破口的成功经验。保定市已将原来的267名“会长”撤换了134名,但多数教徒聚居村不接受合法主教、神甫的现象尚未得到根本改变。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河北省天主教地下势力分别具有不同的特征:50年代初期是有组织地直接受罗马教廷指挥,阻止广大教徒走社会主义道路,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其性质是效忠罗马教廷,反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政府;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是个别地间接地受罗马教廷指挥,反对爱国会,特别是反对自选自圣主教,伴以游离于教会团体之外的个别传教和与海外势力的秘密联系,不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但或明或暗地对抗党和政府的领导;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是在全国性“消灭宗教”的背景下积蓄能量,伺机再起;70年代末以来即改革开放以来是由间接受罗马教廷指挥,到直接受罗马教廷指挥,逐渐发展为挟教廷以自重,自行其是,甚至更多地依靠教廷以外的国际反共反华势力,有组织有预谋地向合法教会争夺神权,以种种貌似“合法”的名义不断挑动事端,瓦解基层政权,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时以此为筹码,使自己成为全国天主教地下势力的指挥中心。

Advertisements

作者: Domdionysius

罗马天主教徒,教名雅各·比约,奉行传统主义,追随圣庇护十世司铎会。幽燕独立运动发起者之一。

发表评论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Connecting to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