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燕下都瓦当承载的文化信息

作者:吴磬军

【关键词】燕下都;半瓦当;纹饰;燕国;都城营建

【摘要】燕下都瓦当承载着许多历史、文化和社会影响等方面的信息,其纹饰和形制反映了燕国都城建设的发达和文化的繁荣,其最具代表性的饕餮纹饰可从先商及商代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文化背景和燕商关系等方面找到历史渊源,对燕下都瓦当的分期研究可作为探讨燕下都都城营建年代的重要依据。

燕下都瓦当自上世纪初出土以来,历经百余年时间,以其丰富的纹饰种类、深厚的文化内涵、精美的制作工艺以及特有的半圆规制,引起了史学界、文博界和收藏界极大的关注。一些学者从其纹饰种类、内容题材、艺术特征以及地域特色等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就其承载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思想内涵和社会影响等方面的信息却发掘得不够深入。这里就这几方面试作一些探讨,不妥之处,还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瓦当的使用与经济文化的繁荣

考古资料表明,目前发现的燕下都瓦当,按当面纹饰可划分为10余个类别60余个品种,主要有饕餮纹、人面纹、窗棂纹、树木卷云纹、几何凸线纹、菱形纹、龙纹、鸟纹、兽纹、双龙双螭纹、山云纹、山形纹、卷云草叶纹等十几大类。其中,在饕餮纹中又可分为双龙饕餮纹、卷云饕餮纹、三角双螭饕餮纹、双狼饕餮纹、四狼饕餮纹、独兽卷云饕餮纹、山形饕餮纹、山形花卉饕餮纹、山珠花卉饕餮纹等小类,而双龙饕餮纹还可分为双龙背项饕餮纹、双龙背项抵角饕餮纹、双龙背身俯首饕餮纹和双龙团身仰首饕餮纹,卷云饕餮纹按细部纹饰特征也可分为若干小类;龙纹中又有独龙纹和双龙纹,鸟纹中有双鸟纹和双凤纹,兽纹中又可分为独兽纹、双兽纹、双鹿纹、四兽纹和怪兽纹等;山云纹按细部纹饰特征也可分为若干小类。
在形制上,燕下都瓦当硕大、厚重,一般常见瓦当的底径在15~25厘米之间,壁厚1厘米以上;脊瓦和檐前筒瓦当面底径一般在26厘米以上,壁厚在1.5厘米以上,瓦身长在75厘米以上;最大的垂脊筒瓦当面底径达38厘米,壁厚近3厘米,瓦身长达1米以上。这些脊瓦和檐前筒瓦瓦身背表都饰有三段贴压模制纹饰,为山形几何纹和团龙纹相间构图,脊瓦顶背部位又多饰以装饰物及瓦钉,其尺寸之大,花纹之复杂,制作之精巧,都超过了在赵国故都、齐国故都和鲁国故都等地发现的与其同时期的建筑材料。由此推想,承载这些大瓦的构架该是多么高大,它所依附的建筑物又应是多么宏伟!
燕下都故城遗址在今河北省易县县城东南2.5公里处,坐落在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整个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公里,是战国时期各国都城中面积最大的一座。从残存的建筑夯土台基看,城内武阳台东西约140米,南北约110米,高约11米;望景台东西约40米,南北约26米,高约3米;北垣外的老姆台南北约110米,东西约90米,高约12米。也是战国时期诸侯国都城中最为壮观的[1]。
都城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而宫殿建筑可以说是代表统治阶级最高权力的象征。但时至今日,建筑物荡然无存,建筑夯土基址和败落的城墙残垣也随着岁月的流逝日渐缩小乃至消失,而附着在宫殿建筑物上的瓦当则在沉埋地下2000多年后不断出土。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瓦当去考证它所依附的建筑物的一些信息。
燕下都瓦当变化多端的纹样,集中反映了燕下都宫殿、作坊以及居住建筑装饰的艺术成就,瓦当纹饰所蕴藉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使象征王权的宫殿和反映国家实力的都城建筑之宏伟气势又添华美和壮丽。燕下都瓦当与其他建筑材料和构件一样,不但反映了燕国当时的工程技术成就、工艺水平、艺术风格和审美情趣,而且还反映出燕国都城建设的发达和文化的繁荣,折射出燕国的社会意识和民族崇尚[2]。
以上表明,作为战国七雄的燕国,既能保持当地的优秀文化传统,又在社会生产和军事等某些方面具有高出其他诸侯国的水平,并且实际上具备了统一北方甚至称霸中原的实力。方圆15公里的燕下都的规模和规格,就表现出燕国的这种雄才大略[3]。

二、瓦当半圆规制与姬燕政权的稳固

燕下都瓦当,从其产生、使用到战国末期被秦统一,皆为半圆形规制,从未见过整圆形的,故学者、专家多称其为“燕下都半瓦当”。它既不像赵、韩、楚等国的瓦当仅见圆形,也不像齐、秦、中山等国的瓦当既有半圆形又有整圆形。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平常的特征,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学术课题,承载着重要的政治、文化信息。
中国古代的房屋建筑由“茅茨”发展到瓦屋是在西周早期。当时瓦的基本形制有两种,即筒瓦和板瓦,二者俯仰扣合以覆盖屋顶及檐前部位。檐前部分的筒瓦常向外探出,以蔽护枋木和墙壁。西周中晚期,这部分筒瓦开始在底部施以半圆形当,即瓦当,起初的当面是素面,后来才设计纹饰图案以装饰美化[4]。生产力水平和建筑结构设计决定了瓦当的形制,随后才是在半圆的空间内设计纹样,而这些纹样的构成则是由社会崇尚来决定的。到了战国时期,一些诸侯国如秦、齐、赵、中山等有了圆形瓦当。瓦当变为圆形,更利于束水吐溜。而到了汉代,瓦当基本上均为圆形的了。我们从建筑学角度考察,当板瓦的弧度几近消失,支撑板瓦的椽头部位直露于外,这就需要比半圆再大一些的面积来遮护它,因此更为实用的圆形瓦当便应运而生。在圆形瓦当上设计纹样,自然要比半圆形的余地大得多了。
如果我们对瓦当由半圆形向整圆形过渡、变化的分析是顺理成章的话,那么探讨的焦点就出现了。前边提到,战国时期燕下都都城的规模、规格都大于或高于其他诸侯国,其宫殿建筑也应更加宏大壮观,其建筑技术和能力也不会低于其他各国,但是在燕下都宫殿建筑上乃至整个都城的作坊、居住建筑上,却始终未出现圆形瓦当。难道说燕国的工匠就不知道圆形在遮护椽头、纹样设计和装饰建筑等方面优越于半圆形吗?关键在于,半圆瓦当一经产生,在其当面上设计纹样时起,燕先民就赋予了它某些特定的意识。或者说,这半圆形的空间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几何图形了,它的确在象征着什么。
燕国从初封到灭亡,周姬政治一直延续到底而未发生改变,其政治改革较为薄弱。从召公初封到燕王喜三十三年灭于秦,其在位的40余位国君大多表现平平,如燕昭王之雄才大略者甚少,故不能使国家长盛不衰;而昏庸丧国如燕王哙者也甚少,才没有使燕国灭亡或异姓当权。燕国的人民不愿意亡国,其他诸侯国的合纵、利用也没能使其亡国。另外,也一直没有形成像田氏代齐和韩、魏、赵三家分晋那样的政治局面。从而使燕国的政权始终保持在姬姓君主手中,而未在政治变革上出现更加剧烈的动荡[5]。
燕国北面为尚未开化的蛮貉,虽然随时受到其威胁、侵扰,但直到为秦所灭,却未先亡于北蛮,也可见燕国在“尊王攘夷”方面的贡献。在燕国国君心目中,他们“于姬姓而独后亡”,始终是正统的周的嫡系,他们从周那里继承、延续下来的半圆规制与保持商周青铜器饕餮纹遗风一样牢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燕先民以这半圆规制象征天地,姬燕政权则和这天地一样长久、稳固、庄严,而又不容倾斜和倒置。不论是对内的“诸侯争霸”,还是对外的“尊王攘夷”,它都是周的化身。

三、饕餮纹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

我们通过对燕下都瓦当的分期研究发现,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末年,饕餮纹贯穿了燕下都瓦当使用的全过程,其瓦当纹饰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饕餮纹以及由其演变而成的纹饰,或是含有饕餮纹遗意的纹饰,非常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这种从商周青铜器上直接承袭下来的标准的饕餮面像,在燕下都乃至整个燕国的瓦当上沿用了400多年的时间。“作为战国时代标志性的瓦当面装饰在各国都有新题材出现,唯燕国仍保持了以标准的饕餮面像为基本题材,不仅在燕下都而且在燕山以北辽西地区战国遗址也普遍发现有饕餮纹瓦当。这种商周青铜器上的主体花纹从西周中期以后,在中原地区的青铜容器上逐步消失,而在战国时期燕国仍流行。这说明,作为三代传统的文化因素,原在燕山南北地区有着浓厚的历史渊源。”[6]的确,同是春秋战国时期,秦、齐、鲁、赵、楚以及中山等国的瓦当上很少有饕餮纹的使用,而整个燕国瓦当却一直把饕餮作为主体纹饰使用,而且出现最早,消失最晚,保持得十分牢固、凸显和久远。这一现象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又产生着怎样的作用?这里,我们从商周青铜器的发展和燕山南北地域文化特征的角度作一考察。
关于商周青铜器的饕餮纹饰,自北宋《宣和博古图》沿袭《吕氏春秋》中“周鼎著饕餮”之说,称之为“饕餮纹”后,一直沿用至今。关于饕餮这一概念,古代文献如《左传·文公十八年》、《吕氏春秋·恃君览》、《神异经·西南荒经》、《淮南子·兵略篇》等都有记载。所谓饕餮一词,包括两个方面,一为族群贪得无厌者,一为周鼎所见的一种艺术兽面纹饰。有学者称,古代中国(华夏)人以饕餮称异族或为异族之动物祖先,后来战胜异族并图于器物以表胜利[7]。这样便把族群和图像二者联系成为一体。
据史载,夏商周三代有象征国家政权传国之宝的九鼎。 “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在九鼎上铸“百物”之像有着享神避邪的宗教力量,但就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夏鼎象物的图像无从可见,夏代的陶器、玉器上也未曾见到“百物之备”的纹饰。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确有一种简意的兽之正面头像的意味。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彩绘陶罐,器身上以红、白色绘出饕餮纹,与以后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图案有着某种关系。
殷商时代的青铜器出土数量之大、品种之多、分布地域之广、冶铸技术之高、制作工艺之精前所未有,但凡礼器、兵器、食器、乐器等,几乎无不铸有繁缛的纹饰。 这一时期的饕餮纹以器物“棱鼻”为中心,两个侧面的兽形对接,构成一个尖角翻卷、双目圆瞪、龇牙咧嘴的正面狰狞形象,成为当时流行的一种主体纹饰。 这种图案化的形象就是宋儒依据《吕氏春秋·先识览》所说的饕餮,它是凶狠贪婪的象征,也是权力和力量的标志。
周人淡化神权,确立了以“敬天”、“明德”为基本内容的政治教化思想,以宗法为根本的国家政治制度,以礼乐为核心的社会规范等,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备的国家运行机制。“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一种不同于殷商神秘主义的新文化逐渐产生并发展成熟。在青铜礼器及艺术风格上的继承虽然看似一种简单拿来和照搬,但对饕餮纹赋予了一种崭新的意义——戒贪,使原本就有的祈福避邪的狞厉美又添上了一种“廉明”的德行色彩。这便有了《吕氏春秋》“周鼎著饕餮,食人未咽,害及其身”的说法。西周所封的燕国原本就是商的属地,这种殷商青铜器饕餮纹的延续也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大致了解了青铜器饕餮纹饰的历史渊源和沿革变化。可以这样认为,到了周代,饕餮纹已经成为集震慑、凝聚、恤惜、戒贪、廉明于一身的祈福避邪的美好载体,以庄严狞厉、尊贵华美的象征继续在青铜器以及其他类别的重要器物上流行使用。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当这种贞祥的纹样在其他诸侯国的使用已日趋淡化并在青铜礼器上逐渐消失时,为什么在燕国却堂而皇之地转移到了象征王权的宫殿瓦当上,而在其他诸侯国的瓦当上却毫无痕迹呢?这里,我们试从先商及商代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文化背景、燕商关系和西周以降燕文化的发展影响这三方面寻找原因。
其一,考古资料表明,在商代青铜器上大量使用饕餮纹之前的先商时代,分布于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绘陶器上,就出现了以饕餮纹为代表的各种类似商代青铜器的花纹,它们从单元母题、基本组合到在器物上的布局,三方面都与商代青铜纹饰有相对应之处。由于红山文化已经出现了被认为与饕餮纹起源有关的兽面纹饰,彩绘陶器在辽西出现较早,其上设计的饕餮纹可能是商文化饕餮纹的前身[8]。夏家店下层文化由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发展演变而来,与商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商晚期,即夏家店下层文化后期,在京津地区,两种文化已经与先燕文化交融在一起了。当夏家店下层文化进入华北平原北部以后,就逐步地融汇于先进的燕文化之中了[9]。如果说夏家店彩绘陶器的纹饰图案与商周青铜器上的纹饰风格存在着多层次的祖源关系的话,燕下都乃至整个燕国瓦当上饕餮纹饰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根基也正是在这里。
其二,通过考古资料还可以看出,商人在燕山南北地区势力很大,影响很深,当地的传统文化与商文化有着很深的关系。北京琉璃河和辽西出土的商周时期燕国青铜器铭文都有当地殷遗服事于燕侯的记录,包括商钜族侯在内。周王封权势持重的召公于燕,就表明了周王朝对北方的重视。据研究,商文化的起源与燕山南北地区有关。除上述谈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组合上的饕餮纹与殷商铜器上的饕餮纹特征相一致外,还有与商王族关系密切的殷墟中的贵族人骨具有北亚、东亚蒙古人种相混合的特征等,都证明了这一点。在河北北部保定地区的易水流域,有早在商先公王亥、王恒时期就与商人发生过联系的有易氏,后被商先公上甲微所征服。而在与北京接壤的河北涞水,清末曾出土了北伯、北子铜器,说明这里可能是卜辞所记“北方”部族所在地,这也说明了商人和商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和影响。
曹定云先生《商族渊源考》说:“燕山是燕人之山,燕人乃玄鸟氏族之先民也,燕山为商族的发祥地。商族根于太族部落,商文化源于红山文化。”[10]另据文献关于“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和“燕亳”的记载,燕、商可能是同祖。在燕下都的布局上,都遵循以东北为尊的规律,公墓设在城内宫殿区附近。从商以后战国时期的燕国继续强烈地表现出来的这一特征看,燕、商很可能共祖。
燕山南麓是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及其后续文化的分布区,而红山文化和夏家店文化也都有一个由北向南移动的趋势。这是燕国形成和发展自身文化的先决条件,也是燕国立国的基础,所以自周初封燕一直到秦统一,燕国都城都建在燕山南麓。据此分析,在燕下都和燕国各地战国城址普遍使用饕餮纹瓦当,应该是当地从红山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发达的兽面纹延续下来的传统。
其三,周初封燕之后的燕文化,既不是周文化的简单传播,也不是商文化的直接嬗递,而是当时社会统治集团在兼并过程中,尊重当地燕族文化并相互交融,从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化——姬燕文化。姬燕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和关中周文化的联系逐渐减弱,而和太行山东麓在商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的西周文化关系密切。新近在河北易县七里庄遗址的考古发掘说明:“土著燕国文化发展到西周初年,与周武王分封形成的燕国文化相互纠缠、碰撞、融合,逐步形成一种新的燕国文化。”[11]亦即我们前面所说的“姬燕文化”。在以后整个周朝时期延绵不断的发展中,这种新的燕国文化便成了以后燕文化的源头。七里庄遗址距燕下都故城遗址不足5公里,呈西北—东南方向,由此可见,燕下都的修建有其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燕国自西周初年封国后,以燕山南麓为基础,其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连同它的文化,逐步向东北地区扩展。河北北部—北京地区—东北大部不仅是燕国控制和开拓的领域,而且是燕文化的大背景。
苏秉琦先生曾说:“认识到了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我国北方地区,在我国古代文明缔造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都集中地反映在这里。”[12]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无论是在有关我国文明社会的到来,还是在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都起着“脊梁”的作用。在整个燕国疆域内,中原农业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相互交错、碰撞、融汇,燕文化则在这种背景中不断发展变化。故此,在燕下都和整个燕国疆域内的瓦当主体纹饰饕餮纹,以及由其演变而成的其他纹饰,既有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根基,又有对商代青铜文化的直接承袭,还有对北方草原文化吸收而表现出的新面目。

四、瓦当分期、影响与燕下都的地位

公元前11世纪中叶,武王灭商建立周王朝,并实施了利用诸侯国拱卫王室的分封制。召公受封后,仍留在镐京辅政,以其元子就国,在姬燕和商郾的奴隶主联合的基础上建立了燕国政权,以商郾的国都为都,其故址在今北京市房山区的琉璃河董家林一带。当时,今河北中部及辽宁西部地区分布着燕亳、蓟、孤竹、肃慎等商朝的属国,这些属国在武王灭商中的政治态度各不相同,使得这一地区的政治、军事力量错综复杂,其地理位置也因与周王室所封的齐、鲁、卫、晋等国在军事上遥相呼应、互为犄角之势而显得特殊和重要。西周初年,周王朝两次东征,为燕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环境,燕国凭借着周王朝的军事威势统治着这一地区。
春秋时期,周王朝的军事力量衰弱,燕国北部戎狄各部兴起,南部的鲜虞、中山也逐渐强大,燕国经常受到戎狄各部的侵扰,北边的戎狄还在燕国疆域内建立了无终、令支、山戎诸国。公元前706年,山戎越燕伐齐,齐公与山戎战于齐郊。在山戎强大的威势下,燕桓公时(前697~前691年)迁都于临易。但此后并未能免遭戎狄各部的袭扰,到春秋中期,燕国几乎濒临于灭亡。燕庄公二十七年(前664年)山戎侵燕,齐桓公救之,并集结重兵对北部的戎狄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历时将近一年征服了戎狄各部,燕国北部的疆域才得以巩固。但由于南部和西南部的鲜虞、中山的威胁,在齐桓公打败山戎之后,燕庄公就开始营建上都——蓟,并逐步迁都于此。至燕襄公时(前657~前618年),以蓟为上都,临易为下都。到了春秋晚期,北方戎狄各部又逐渐强大,不断南侵,迫使燕国又一次迁都于易。大约从公元前514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于太原”后,燕国才摆脱戎狄各部的威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军事力量的增强,为了加强南部疆域的军事力量和争霸中原的需要,燕国逐渐加强了对南部都城——易的建设。大约从这时起,到燕王喜二十九年(前226年)的300多年间,易一直是燕国的政治中心[13]。
目前史学界和学术界对“临易”和“易”的所在地尚有争议,一说为今河北省容城县的南阳和古贤村一带[14],一说为今河北省易县燕下都遗址[15]。在考古学领域,燕国自北京琉璃河西周燕都迁移以后的去向、上都的变迁与下都的关系、以及“临易”、“易”的考察,远远没有被揭示清楚。目前,尚没有新的田野考古资料能够把整个燕国发展的本真面目展示在世人面前,我们有理由遵从文献所提供和被考古资料所倾向的一种观点进行思考。不管史学界和学术界关于燕下都的营建年代、历史地位和“临易”、“易”在什么地方的争论有多激烈,燕下都故城在春秋时期有纹饰瓦当的出现和战国早期大量纹饰瓦当的使用,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在以上两个问题的研究中的考古学意义和价值,必将会引起史学界和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
在有关燕下都的文献中,虽未能见到对春秋早期燕桓公营建下都的有关记载,但我们从考古学和历史学对先秦时期城市乃至都城的观点来看,营建都城必须有一定的条件,如自然环境、地理状况、文化背景、居民人口、历史沿革、经济实力以及建筑土木基础等。史学界有这样一种观点:在战国时期,饕餮纹半瓦当久被公认为燕宫常用的瓦屋构件[16]。而燕下都瓦当却最早使用在居住和作坊遗址建筑上,这就给我们研究都城建筑和燕下都的营建历史提供了新的启示。
从考古工作者对燕下都作坊和居住建筑遗址发掘出土瓦当的时限上,我们得到了一些启示。郎井村13号作坊遗址出土有春秋早期素面瓦当和战国早、中期饕餮纹以及其他纹饰的大量瓦当,还发现有战国早、中期的大量板瓦、筒瓦,说明这里在春秋和战国早、中期已有高等级的建筑。在东沈村6号居住遗址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的地层里,出土有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和铜兵器及骨器、玉器装饰品等高级遗物。考古资料证明,从春秋中期起始有卷云饕餮纹、双龙纹半瓦当和玉玺等的出现,战国早期除饕餮纹瓦当外,始见铁制生产工具和带陶文的陶器。从东沈村6号遗址的发掘情况看,这里从商末周初始有人居住,出土的陶器具有中原地区商、周文化和北方夏家店下层文化、张家园文化的特点。这些与新近考古发掘的易县七里庄遗址的地层文化关系是一致的。
以上燕下都作坊和居住遗址春秋早期起始见瓦当使用,春秋中期出现纹饰瓦当,战国早期大量使用纹饰瓦当的情况,如果还不能证明燕下都在春秋至战国早期始建都城的话,那么,一则我们应该在它以外的地区去寻找都城,而这个都城应该晚于琉璃河西周初都而早于燕下都遗址,那里的瓦当无论从规格上、数量上都应该超过燕下都;二则瓦当作为燕宫建筑构件使用的常论就要被推翻;三则在燕下都的作坊和居住建筑上使用瓦当就是超越礼制。
在建国以来近60年的考古发掘中,除燕下都以外的燕国疆域内其他一些遗址也出土了一些半瓦当。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广安门、周口店蔡庄古城遗址出土战国瓦当;70年代,北京房山区黑古台遗址、宣武区韩家潭发现战国半瓦当;天津市大任庄战国遗址、张家窝战国遗址出土战国瓦当,宝坻县石桥乡辛务屯村南秦城战国晚期遗址和武清县兰城遗址都出土了大量战国瓦当。另外,唐山东欢坨战国遗址、内蒙古的赤峰冷水塘和凌源安杖子城战国遗址出土了大量瓦当,保定地区的徐水县空城战国遗址和涿州市长沟战国遗址也出土了不少瓦当[17]。北京地区的战国遗址虽然出土瓦当不多,但瓦当纹饰内容和风格与燕下都瓦当极为近似,应为一个体系。其他战国遗存的瓦当纹饰内容、形制特征、艺术风格无不受燕下都瓦当的影响,只有少量的战国晚期瓦当受到齐国瓦当风格的影响。以上所述这些战国遗址出土的瓦当是直接受燕下都瓦当影响而传布、使用的,这也说明,这一时期燕下都作为燕国政治、文化中心,一直在辐射、影响着广大燕国疆域的政治和文化的发展。
虽然我们不能把燕下都瓦当的使用情况作为燕下都都城营建年代的唯一依据,但就目前田野考古成果来看,它应该作为重要依据之一而被重视。燕下都瓦当在燕国疆域内的使用是最早的,在整个先秦时期,它也仅晚于陕西扶风召陈西周宫殿建筑遗址出土的瓦当,而早于其他任何一个诸侯国和地域的瓦当,它亦不应该首先使用在一些作坊和居住建筑中,而不使用在重要的宫室建筑上。为此,笔者认为,燕下都在战国时期的地位和作用远非一个陪都所能涵括,对其营建年代的探考应继续深入下去。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孔之见,我们期待着新的田野考古发现,也希望引起对燕下都瓦当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研究的重视,以获得更多的启示。

注释:
[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年。
[2]石永士:《关于燕下都故城宫殿建筑几个问题的探索与研究》,《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3][6][8]郭大顺、张星德:《东北文化与幽燕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4]李仲均、李卫:《我国古代制造、使用砖瓦的历史》,《文史知识》1990年1期。
[5][14]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7]滕固:《燕下都半规瓦当上的兽形纹饰》,《金陵学报》1936年6卷10期。
[9]李恭笃、高美璇:《试论燕文化与辽河流域青铜文化的关系》,载《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10]曹定云:《商族渊源考》,载《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11]段宏振、任涛:《河北易县七里庄遗址发现大量夏商周时期文化遗存》,《中国文物报》2006年12月8日。
[12]苏秉琦:《1983年7月在辽宁朝阳召开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物》1983年12期。
[13]石永士:《姬燕国号的由来及其都城的变迁》,载《河北省考古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年。
[15]韩嘉谷:《燕史源流的考古学考察》,载《北京文物与考古》,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
[16]赵正之、舒文思:《北京广安门外发现战国和战国以前的遗迹》,《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7期。
[17]刘德彪、吴磬军:《燕下都瓦当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

(摘自:文物春秋)
本站编辑:练洁
发布:2011年7月26日
http://www.sdmuseum.com/show.aspx?id=4259&ci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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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omdionysius

罗马天主教徒,教名雅各·比约,奉行传统主义,追随圣庇护十世司铎会。幽燕独立运动发起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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