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戏的观众和认同的时代

尼迪克特·安德森以思想界的哥白尼著称,也就是说他提供了重新组织材料的范式和思路。“想象的共同体”以民族发明学著称,其实同时暗示了两种并非民族的共同体。第一种仍然是基于想象的共同体,但想象的出发点并非民族。我们其实非常熟悉这种共同体,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共同体和列宁主义的先锋队共同体就是其中的典型。第二种共同体并非基于想象(人为),而是基于事实(天然)。天然共同体无所不在,例如家庭、部落、地域共同体。各种想象的共同体(不限于民族)都不是必然存在或无所不在的,有赖于特定的条件。天然共同体的瓦解,构成所有条件当中最重要的一种。资本主义的发展,构成天然共同体瓦解原因当中最重要的一种。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族群和方言,经过资本主义洗礼以后就会变成国族和国语。
想象共同体的产生和天然共同体的瓦解,存在感情上和社会上的隐秘联系。近代资本主义解构天然共同体,释放了大量的原子化个体。温情脉脉的面纱撕开了,孤立无援的个人面对非人格化的社会。原有的家人、亲人和乡邻或者不复存在,或者远在天边。感情的需要和现实的需要点燃了共同体饥渴,毕竟谁都不能仅仅依靠面包生活。婴儿离不开抚摸,成年人离不开社区纽带。人类一旦失去了天然的纽带,就会不由自主地追求人造的纽带,犹如缺钙的小孩啃食墙皮,自己都不一定知道原因何在。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雇佣劳动者没有祖国,意思就是资本主义斩断了他们原有的天然共同体纽带。无产阶级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用虚拟的纽带和虚拟的目标将这些流沙重新组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的末世论想象以此为基础,深信历史将会站在自己一方,然而报喜天使加百列似乎犯了一个错误,没有唤醒各阶级的共同体意识,却唤醒了各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民族共同体和阶级共同体产生于同样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征募或组织同一批对象,天然构成生物学所谓竞争性抑制。捷克作家恰佩克借助《罗瑟姆的万能机器人》,委婉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发明学。万恶的资产阶级(人类)首先发明了通用机器人,结果面临机器人造反的威胁,然后往了分化瓦解和挑拨离间,试图发明民族机器人。人类(资产阶级)的阴谋没有得逞,最终被觉醒的机器人(无产阶级)彻底消灭。恰佩克寓言的深刻程度较奥威尔寓言有过之而无不及,蕴含了作者对“人类生存处境”的更大绝望,大概正因为如此,才没有像《动物农庄》那样家喻户晓。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中,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同一个概念。根本不存在什么无产阶级民族主义,无产阶级本质上就是没有国界的共同体(国际主义)。资产阶级发明虚假共同体(民族),就是为了防止无产阶级发现真实共同体(阶级)。阶级自觉一旦唤醒,民族自觉就会不攻自破。正如我们所知,后来的历史发展似乎恰好相反。民族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
列宁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概念,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就是阶级斗争的国际化,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居民的斗争体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殖民地居民通过发明民族而要求独立,实际上配合了宗主国无产阶级的反帝斗争。其二就是承认无产阶级没有天然的共同体觉悟,只能依靠先锋队的外在灌输。先锋队的边界只能依靠看不见摸不着的革命立场划分,没有经济(阶级共同体)和语言(民族共同体)这样的客观标准。列宁主义者的斗争格外残酷,就是因为他们区别“敌我矛盾”和“内部矛盾”的困难格外大。无论如何,列宁主义能够有效地解释民族发明的链式反应。不宁唯是,他们格外积极地推动了民族发明的进程。台湾共产党将台湾地主资产阶级的台湾本土自治运动变成了台湾民族解放运动,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催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经典范例。这种模式在亚非殖民地的民族发明史当中一再出现,最近又在香港重演。草根民粹力量本来可能构成阶级斗争的主力,通过民族发明变成反帝独立运动的主力。阶级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既然吸收同一批原材料,自然此消则彼长。
人类自有历史以来,共同体与外人的斗争就比共同体内部的斗争残酷得多。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两者不在同一层面。共同体内部矛盾才有左右之分,敌我矛盾根本无所谓左右。政治光谱分析的混乱,大抵出于不同层面的混淆。不同层面的混淆,对读者理解力的危害远远大于同一层面内部的误差。许多半知识分子喜欢谈论极左、中左、中右、极右的光谱,其实多半只是证明了自己的扁平思维无法理解真实世界的不同层次。这类人经常说:极左和极右本质上相同,因为他们都喜欢采取逾越底线的暴力手段。中左和中右虽然价值观和政策诉求不同,但双方都是有共同底线的。所以,共同底线比左右重要得多。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做好“爱与和平”(也可以改用普世价值或其他词汇)的传教士,让所有人都学会依据共同底线做事,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美好。这种基于“共同底线”的“共识政治”在1990年代的欧洲确实存在过,但那是在付出了一战、二战和冷战的惨重代价之后。“爱与和平”的鼓吹者通常会吸引大量免费午餐的爱好者,可惜世界不是按照他们的想象构成和运作的。
你谈论“底线维护者”和“底线破坏者”的区别,其实已经无意中暴露“内外有别”的潜意识。你试图论证左派或右派的好处或坏处,其实已经下意识地假定他们都是自己人。你会跟妻子讨论同一笔钱应该用在她喜欢的化妆品上面,还是花在你喜欢的茶壶上面,实际上就是假定你不会抢她,她不会杀你。如果有人进门抢劫,论证就是多余的。你只能自己打他,或者雇佣保安公司打他,或者纳税养警察打他。在后面两种情况下,你的共同体就扩大到了保安或警察身上,你相信他们是自己人。同时,你不相信强盗是自己人。如果你说极左或极右破坏了共同底线,实际上就是在说他们不是自己人;然后你又要企图分析他们的暴力行动属于左派还是右派,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除非你打算借此机会把外人的暴行赖到自己人当中的不同派系头上,现实中的情况经常是这样的。右派倾向于论证外敌属于极左,实际上的目标是要抹黑左派的对手。左派倾向于论证同一个外敌属于极右,实际上的目标是要抹黑右派的对手。
同一个人在处理同类的事件时,会根据内外之别做出大相径庭的反应。华盛顿总统对印第安部落联盟的态度,属于左派还是右派?属于联邦派还是州权派?当然都不是。和平时期,印第安部落是外邦。战争时期,印第安部落是敌国。合众国的总统对美利坚国民的政策,才有道德上的正确或错误之分;对外邦或敌国的政策,只有高明或愚蠢之分。华盛顿将军不可能迫害印第安人,他只会打败印第安人。印第安武士和柏高英将军都没有指责美国人迫害他们,因为这是战争的一部分。为什么今天的美国人要讨论所谓的原住民历史责任问题?因为今天的印第安人是美国国民的一部分,虽然他们的祖先不是。为什么今天的美国人不讨论他们的祖先驱逐保王派同胞的历史责任问题?因为保王派的传统和记忆属于今天加拿大历史的一部分,并不影响美国国民共同体的塑造。民族国家为了维护所有国民对共同体的认同,开发了泽及枯骨的意识形态。认同政治在共同体和外邦人的边缘地带最为敏感,早期黑人和各少数族裔的早期移民处在类似的生态位:介于“外邦人”祖先和“自己人”子孙之间。所谓的底线问题,一般都发生在共同体边界改变的地方。当时人对待外邦人的正常态度,如果用在自己人身上就算迫害或歧视。当事人都有自己的道理,历史责任的追究者倒是经常头脑不清。
希特勒为什么迫害犹太人(以及其他各种团体)?因为第三帝国改变了魏玛共和国的共同体边界。犹太人以为自己以前是魏玛共和国的国民,以后理应是新共同体的一员。希特勒认为他们非但不是自己人,反而是外邦人和敌人。认知错位导致了最大的悲剧,因为牺牲者最初甚至想不到抵抗或逃跑。如果你企图杀害一个陌生女人,她肯定会反抗或逃走。如果你企图杀害妻子,就可以利用长期信任的习惯一击毙命。一个局外人惊叫道:“他是疯子,居然杀自己的妻子!”另一个局外人惊叫道:“他是坏人,居然杀自己的妻子!”希特勒认为自己是英明领袖,认出了冒充妻子的强盗。他认为自己没有迫害或歧视任何人,而是在对雅利安人的天地行使战争权力。其他共同体并不反对战争权力,只是反对希特勒划分共同体边界的新方式。苏联对资产阶级、富农或其他受害者的屠杀同样基于划分共同体边界的新方式,只是用阶级取代了种族。共产主义通过统一战线,开发了纳粹不太重视的认知错位,有意识地利用和收割伪造的共同体(国家),鼓励外人或敌人为俄罗斯母亲出力,然后将他们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敌人消灭。
主流意识形态反对种族或阶级共同体,因为认同才是理想的共同体边界。共同或相近的宗教、血缘、历史、地缘、价值观、国际政治、现实利益和未来预期都是强化认同的因素,但都不是唯一或决定性的因素。认同基于共同的政治习惯,其中大部分要依靠不成文的配合默契。流俗所谓的自由民主,大多是游士对配合默契现象的歪曲解释。如果前述的各种因素非常薄弱、甚至各自指向相互矛盾的方向,建构共同体的认同基础就会异常脆弱而虚假,只要遭遇细微的风吹草动就会瓦解。虚假共同体的瓦解通常会暴露真实共同体的存在,因为共同体最可靠的鉴定标准莫过于经受考验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国族神话经常以灾难或流亡为题材,仿佛神庙的祭祀离不开祭品。游士对共同体的重要性普遍估计偏低,尤其喜爱混淆边界。原因一方面在于他们培养的方式,另一方面在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书面知识训练会削弱当事人对地方性知识和不成文习惯的敏感性,而后者却是政治德性和良好判断力的主要源泉。他们通常不是所在社会的秩序(包括武力和资金)输出者,浸染边缘人固有的解构倾向。边缘人天然热爱免费的普世性爱与和平,然而他们的真实处境恰好相反。他们最容易一厢情愿地自居所有共同体的“自己人”,同时却被所有共同体视为“外人”。
民主只能存在于边界清晰的共同体内部,从来不能限制共同体对敌人和外人的战争权力。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都分辨不清,就说明认同政治还没有完成划清边界的历史使命。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经以泰国华人为例,解释认同和政策的区别:“很多年前的一个清晨,我乘出租车前往机场。车程漫长,出租车司机是一个来自中国城的老先生,他很友善。我和他聊起当时的政治局势,我问他支持谁,他说:‘我支持红衫军领袖他信。’我问道:‘那你一定是欣赏他信的政策吧,比如说,他为穷人提供了许多社会支持和医疗支持?’司机回答道:‘当然不是。我支持他信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客家人。我也是客家人。我们是泰国为数不多的实诚人,我们勤劳工作,勇敢地同满族人抗争,从不虐待我们的妇女,不狂妄自大等等。’然后我问道: ‘那黄衫军的领袖阿披实呢?你支持他吗?’ ‘什么?’司机说道,‘他真该死,这个福建人!他们令人生厌、懒惰、不可靠、投机取巧、对其他人很刻薄。所以,不,我不支持他。’当时政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这个人叫做Sutai。‘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我问道。‘不行,他是个海南人。海南人很脏,他们从不洗澡。他们无知、愚蠢、残暴。永远不要信任一个海南人。’接着,我问起另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国王普密蓬,我问他:‘你是否支持国王呢?’他依旧回答说: ‘不。他也是个该死的人,机会主义者。他总是拍那些来自显赫家族的人的马屁。这些人来到泰国,只因为他们无法在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这些国家继续生活下去,他们怯懦地选择留在这里,因为这里或许更加安全。’”泰国政府根据《想象的共同体》所谓的官方民族主义,试图培养涵盖所有族群的泰国认同,显然不太成功。

《想象的共同体》引证的几种官方民族主义,最终都是通过解体完成认同政治的。民族觉醒对安德森的意义,相当于无产阶级觉醒对马克思的意义。他为了促使自己的预见尽快实现,一再背离观众的立场。他作为“入戏的观众”,否定殖民帝国和中华民族的态度是前后一贯的。他不会觉得大英帝国应该选举甘地为首相,给参加泰米尔语统考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加分。迄今为止,他的预言仍然比马克思的预言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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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omdionysius

罗马天主教徒,教名雅各·比约,奉行传统主义,追随圣庇护十世司铎会。幽燕独立运动发起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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