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帝国、邦国与民族国家的想象

【凤凰主笔谈】刘仲敬:帝国、邦国与民族国家的想象

按:本文为2015年9月20日,刘仲敬先生在凤凰新闻客户端举办的主笔沙龙活动上的讲座。主办方:凤凰新闻客户端;时间:2015年9月20日(周日)16:00-18:00;地点:北京海淀区北四环柏彦大厦3层306室彼岸书店;内容简介:他这次演讲的主题是“帝国、邦国与民族国家的想象”,他认为东亚的帝国源于大清朝廷对宋明天下-华夷秩序的改造和对成吉思汗遗产的继承。从理论上讲,权力是统治者道德修养的自然流溢。统治产生于臣民的教化,随着德教的衰减从中心向边缘递减。从实际上看,朝廷是东亚大陆的秩序交换中枢。皇室通过联姻、契约、继承的方式,整合各封建邦国和部落的秩序输出,对需要输入秩序的十八省顺民行使征服者权力。德教降低了征服者权力的成本,使其无限接近、但永远不能完全实现文治。由豆瓣@高贵的单纯 现场录音、豆瓣@mhb1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mhb1

[00:00:13]古今中外的政治共同体,到现在为止,存在的种类多达无穷无尽,但是基本上讲,你可以用比较简洁的方式把它分为两类:第一种是没有理论基础的纯粹事实的政权,你可以泛泛的把它称之为邦国,任何共同体只要行使了实际上的权力,你都可以把它称为邦国,它不需要有什么特殊条件;另一种呢,它是需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的,它的存在并不能仅仅是事实上的权力就够了,它必须说它是有某种理论基础,根据某种原则存在,或者负有某种使命的。这种比较高级的政治实体也同样包括有很多种类型,其中最主要的两种类型就是帝国和民族国家这两种类型。

[00:01:00]在古代世界,帝国是超越邦国的主要政治形式;而在近代世界,民族国家则是超越邦国的主要政治形式。普通的邦国在通过建立道统的过程中升级为正规化的帝国或者是民族国家,它可以得到一定的利益,就是说是,它在众多只有事实权力的邦国中间,就可以显得比后者优越一些,可以申索某些后者没有也不认为自己有资格产生的权利。这种抽象的权利往往可以一方面在正常情况下加强邦国内部的政治整合,另一方面可以使邦国在没有物质存在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自身延续下去,在适当的时间内恢复它的存在。你可以说是,等于说是较为高级的、有道统的政治共同体的形式,是把邦国平时积累起来的政治资源加以储蓄,在某些情况下能够给它续命,在某些情况下能够使它复活。例如像是罗马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像是远东的天下,就是这样典型的概念。即使是原有的实质性政治形态已经灭亡,但是罗马帝国这样一个称号却比罗马本身维持的时间更长久。在它实质上的政治身体已经毁灭以后,仍然有众多接二连三的企图复辟罗马或者是根据罗马的天下观念重建罗马体系的人。这个努力维持了一千多年。虽然它没有完全成功的建立罗马式的天下国家,但是还是把古典世界的许多政治品质输送到了近代世界。

[00:02:49]民族国家,它的依托就不再是帝国那样横向的东西,而是在于一个同样属于虚拟、但是也有其超越现实生命力的国民假想的概念。国民这个[概念]假定在一块固定土地上的所有居民通过共同的政治参与,形成了一个超越个人的公共意志。这个公共意志可以形成一个共同体,然后在这个共同体内部才可以形成各种各样的宪制。它的特点跟帝国恰好相反。帝国强调的是横向的整合,帝国能够把本质上是地方性和特殊性的各个邦国以横向的方式整合起来。帝国将各种异质的共同体通过上层精英阶级组合,形成一个超越地方性和特殊性的普遍主义的精英阶级,依靠这个精英阶级来把本质上是不适合于联合起来的各种异质体联合在一起。例如罗马,罗马在西方的意义是什么呢?它就是超越地方性邦国的普遍性权力。地方性邦国是什么身份?它代表了某个特殊地点,叙拉古城邦或者说是波西米亚的公国或者王国,只代表某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而如果你自称为罗马,无论是奥古斯都的罗马皇帝还是神圣罗马皇帝,那你就等于说是,你必须是超越地方利益,而根据更高的、普遍性的观念实施一种大公无私、一视同仁的统治。因此你提供的正义比起地方性邦国提供的秩序来说,具有更高层次的整合。

[00:04:21]帝国的精英阶级无不具有跨国性的特征。但是,跨国精英阶级的整合也同时意味着牺牲地方性的纵向整合。如果你要讲高卢、西班牙和小亚细亚的精英阶级,通过拉丁语的共同文化和罗马法的共同管制方式,集合在普世性的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那就意味着你牺牲了另外一种机会。这些讲拉丁语的高卢人确实可以来到罗马的元老院,讲拉丁语的西班牙人可以变成图拉真皇帝,开创自己的王朝,但是他们跟本地的讲地方性方言的本地土族居民的联系,就没有办法深化和建构了。横向建立普世帝国统治的代价就是,纵向的国民共同体会因此瓦解。跨国的精英阶级在跨国范围内的交涉中排除了障碍,但是本地精英和本地草根阶级的天然联系一定会受到严重的损失。这是罗马帝国的显著特点,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东方的天下国家,明清帝国,共同的显著特点。

[00:05:27]而民族国家恰好相反,我们可以说是,它走了一条纵向整合的原理。法兰西的精英阶级或者是英格兰精英阶级不再到罗马去,根据共同的天主教信仰或者共同的拉丁语语言建立共同的体制;而是把法兰西语言变成是法兰西精英阶级和草根阶级共同沟通的纽带,利用语言、文化和共同的历史记忆,把草根和精英组合起来。在理想的国民共同体中,统治者、精英阶级和草根阶级的分歧被抹煞或者是忽略了,大家被假定为是具有高度同质性的国民共同体。这是一个假定,因为从来没有哪一个国民共同体或民族共同体曾经实现过、或者哪怕是基本实现过国民内部的同质性。但是国民共同体所建立的民族国家这种假想,本身就是建立在同质想象的基础上。即使他们不是完全平等的同质,政治理论必须假定他们是完全平等的同质,在这个同质的基础上共同体才得以建构。纵向整合完成之后,就是横向整合扩大之死。

[00:06:32]国民共同体的建立,它必然的会有两种后果:第一就是,本土的、地方性的草根阶级扩大了他的参政权;第二就是,精英阶级原有的国际性联系遭到削弱和斩断。在民族国家兴起之前,讲拉丁语或者法语的各个精英阶级本身是密切无间的。他们即使发生战争也是有一定规范的少数精英分子和职业军队的战争,它跟地方性的草根群众没有关系。草根群众在这些战争和交涉中的地位,就像是足球场外的观众看场内球员的比赛。但是国民产生以后,那么战争就不再是法兰西国王和英格兰国王之间的战争,那就是法兰西国民和英格兰国民之间的战争,那就是全体法国人和全体英国人之间的战争。因此过去那种精英战争和费厄泼赖游戏规则在新的形势下就不可能实现了。国民与国民的战争就是总体战,它比精英和精英的战争要残酷得多,破坏性大得多。它斩断了原本存在的国际主义纽带,使民族国家的世界变成一个充满着激烈冲突和战争的世界。民族化的代价之一就是战争的升级。这就是国民共同体这个概念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副产物。

[00:07:48]我们回顾国民共同体和帝国的此消彼长,那你可以发现这个关键时刻发生在十六和十七世纪之间。十六、十七世纪之前,无论是欧洲还是欧洲以外的地区,占压倒优势的道统形式就是帝国。如果你对地方性的正义或者说是习惯法秩序表示不满的话,那么你只能到罗马的观念、或者到基督教的普世主义观念去寻找安慰。像但丁或者其他什么的,在政治上遭到失败以后,他就只能写《论世界帝国》这样的篇章,希望超越弗洛伦萨这样的邦国和党派斗争的、普遍的、一视同仁的、理想的世界帝国,能够制止战争和冲突,能够伸张地方性邦国和朋党斗争所无法伸张的更高级别的正义。

[00:08:36]帝国的特点是什么?它是至高权力和唯一权力。从理论上讲,帝国是普世的,世界上只有一个完美无缺的正义,只有一个完整的正义,这个正义的体现者就是通过基督教会和罗马帝国、继承了宗教和世俗双重意义的神圣罗马皇帝。但是帝国虽然有至高性和唯一性,但它没有独断性。帝国的至高权力和唯一权力之下,不排除而且也不可能排除各种次级权力机构存在。事实上帝国之所以能够实现它的普世主义,就是因为帝国的包容性甚大,它在帝国之下能够容许大量的次级权力机构,或者说是准主权政治实体存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政治实体在它们内部可以形成各种的特殊的契约和网状的交涉结构,因此帝国的最高当局的统治必然是流于形式的。它如果一定要把这个统治变成排他性的统治,那么它就只能够在其一部分核心土地上实行统治,这种情况就会使帝国的普世理想遭到严重的损失。如果要坚持普世理想,实行一视同仁的统治的话,那么它的统治在哪个方面都不能深入,它在任何一个地方,包括是在他皇帝驻节的核心地方,都不可能实行太深入和太武断的统治。这个悖论是帝国本身所无法解决的。

[00:10:03]所以经过中世纪长期、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建罗马帝国、重建罗马正义的努力失败以后,十七世纪的作者就开始产生出另一种新的君主型的理想。它首先产生了一个事实的权力,就是地方性君主国。像英格兰国王和法兰西国王这样的地方性君主,原本也就是众多君侯——各种公侯、公爵、伯爵、大公之中的一员。但是在他的权力相当强大以后,他就开始希望自己不再仅仅是一个没有道统的地方性权力,他希望也能够获得像教皇和皇帝一样的道统。于是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之间,各国的法学家开始为这些正在羽翼丰满起来的新君主寻找理论上的说法,使他们已经掌握的事实权力通过这样的重新诠释以后,变成一种有道统的更高级别的权力。

[00:10:56]在英格兰王国,这就是都铎王朝(1485~1603)的帝国理论。尽管英格兰在法律上讲是王国,从理论上和实际上它都只是一个等级君主制的国家,但是都铎的法学家仍然提出,英格兰王国的国王在其实施内部统治的时候,它是一个帝国——empire。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它不是玩儿这种纯粹无聊的文字游戏,觉得皇帝这个称号比国王要好听一些,想把国王换成皇帝。不是的。英格兰国王仍然是英格兰国王,帝国是说明他权力的性质,就是说英格兰国王在他的境域之内应该享有至高权力。这个至高权力是不简单的东西。从传统上来讲,它是由皇帝和教皇[掌握]的。例如约翰国王之所以被迫签署大宪章,就是因为它的至高权力掌握在教皇手里面。而教皇和他的代表在这次关键性的冲突中站在了贵族一边,没有站在国王一边。如果约翰国王能够声称他拥有至高权力的话,那么大宪章也许是不会签署的。

[00:11:58]都铎王朝攫取最高权力的过程,从现在的角度来讲,就是英格兰民族国家构建的第一步。民族国家最先的凝结核就是夺取国王和教皇普世权力、然后把这种权力加以地方化的新君主。经过这样重新解释以后,英格兰国王以及法兰西国王在类似时期,在他境内所行使的这种至高权力,丧失了原有的教皇和皇帝享有的至高权力的普世性质。因为它的法律术语就说得很清楚了:国王在他的境内享有帝国权力。于是这样一个帝国权力就失去了普世性的意义,只保留了至高权力的意义。“新君主享有帝国权力”的意思就是说,他在自己境内要享有罗马皇帝一样的最高权力,不再跟其他自称是基督教世界最高领袖的皇帝分享。但是为了避免引起国际纠纷起见,他并不声称他这种权力是跨国的,他的权力并不超出他国界的范围。因此,君主权力出现了:既是至高权力、又不是跨国权力,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划分边界的需要。

[00:13:11]在至高权力模模糊糊的属于皇帝和教皇的时代,各国君主以及大公和其他封建领主无需明确的说明他的权力的边界。事实上大多数领地都是交错纵横,跟普通农民的田地一样。如果你到某一个英国或法国的农村去,你可以看出,他们所有庄园或者所有自耕农的土地都是支离破碎的,他们在这一个地方拥有这一片土地,在另外一个村社或者是某一庄园又拥有另外一些土地,这些土地都根据古老的契约联系在一起。而国王或者是各领主之间的领地也是这样,它们通常是错综复杂的。英格兰国王在大陆拥有很多领地;而苏格兰国王呢,又在英格兰境内拥有很多领地。他本人通常是兼任着各种领主的头衔。像哈布斯堡的皇帝,他同时也是萨尔茨堡和其他地方的公爵,同时也是匈牙利国王和撒克逊在特兰西法尼亚各城市的保护者。瑞典国王不仅兼任了瑞典和芬兰的国王,同时也是英格里亚和爱沙尼亚各地的领主,对库尔兰行使保护权,又根据三十年战争的权利,对德国的新教诸邦行使教会的保护权。每一个封建领主或者封建君主的头衔都有一长串,因为他拥有各式各样的散碎在欧洲各地的领地,而对这些领地所行使的权力也是支离破碎,大大小小,对有些领地他自称是国王和君主,对有些领地他只能自称是保护者和宗主,对有些领地他只是行使了抽取某些封建租税的特权。这些权利是极其复杂和散碎的。这也是中世纪法学传统为什么如此发展的关键。

[00:14:51]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他们的权利和利益都只跨界分布在如此广泛和零星的情况下,因此契约和法律对他们来说是格外重要的。很少有哪些领主或者是国王,甚至是普通的农民能够不依靠法官和律师,去为了他们的领地或者是为了土地的使用权、河流的使用权、磨坊的使用权,去打各式各样的官司的。这样做就是说,这种统治体系之下,等于是法学家变成了主要的政治代理人阶级。在其他的政治体系,非欧洲的政治体系中间,法学家和契约的作用就没有这么重要。这对后来欧洲的历史路径的特殊性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00:15:37]散碎的统治体系之上,就有理论家来产生普遍的帝国观念。帝国观念是整齐而统一的,足以弥补人民和知识分子对这种散碎权力所造成的威权粉碎和政治混乱的不满。但是,普世帝国一而再再而三的建立又重新瓦解,因为它没有办法对付境内这些多层次的复杂的权力结构。皇帝的权力处于虚悬着,地方性君侯的权力往往比他们理论上的领主更强大一些。于是产生出了强大的君主,用我刚才的描绘方法分割了威权以后,通过过渡性的新君主体制不自觉的建立了地方性的国家。对于这些新君主来说,他首先就要确定,他跟他领地内的贵族和领主和臣民都不一样。那些贵族和领主的权力,跟中世纪早期的国王一样,仍然是散碎的和多层次的。但他要跟这些人划清界限,就是要说,英格兰国王和法兰西国王跟国内的公爵、伯爵或者说是各层次的永业所有者和自由民或者是承租人不一样:你们的权力都是有限度的,是多重所有权中的一个层次;而我有我这个国王的权力,我像古代的罗马皇帝一样,是绝对和排他的。只有在这一步骤走完了以后,我们现在所谓的nation,所谓的国家才能够出现一个雏形。但这个步骤走到最后一步的时候,国王本身也因为他毕竟还是封建主义的一个遗留,他尽管通过他的手,把国王变得跟普通领主和贵族和农民不一样,通过他的政治身体建立了新的国家体系,但这个国家体系建立以后,国王本身就变成了封建主义的一种残余,本身变得不需要了。于是他自己就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相继退出历史,由国民的概念取而代之。

[00:17:33]国民取代国王,是因为是过去的效忠契约,至高权力和排他性权力是集中在国王身上的,在国王退场以后,只有发明出一个虚拟的国民的概念。国民和国家是一体的,nation既是国民又是国家的意思。在失去国王以后,理论上讲,国民应该自己统治自己。高度同质下的国民共同体应该产生出自己的共同意志,通过这个共同意志,它不再需要有体现于人身的——无法摆脱特殊主义遗痕的国王或者是其他具体的人的统治意义。新的统治者被假定为是国民的代理人,他的权力来自于国民,又要回到国民当中去。这就是我们现在所众所周知的人民主权论的起源。人民主权论其实是由帝国概念,通过绝对主义君主国,最终转化为国民共同体的这个三阶段论的最后一步。国民既然被假定为一个能够自我治理的共同体,那么它的效忠对象也就具有了自身的抽象和普遍的性质。边界必须划定,在边界以内,原先即使是有差异,也要被抹煞。像布列塔尼人或者是洛林人跟法兰西岛的差异,因为为了构建共同体的缘故,就必须尽可能的淡化和抹煞。边境之外的差距必须尽可能的夸张和放大。阿尔萨斯人本来跟德国西部人的差异,要比他跟巴黎或法国南部人的差异要大得多,但是以后我们就要发明出法兰西民族性格、法兰西民族特征、法兰西民族文化这样的特征来,使法兰西跟德意志、跟英格兰区别明显化。内部的区别消了,外部的区别强化,这样国民共同体才能稳固。

[00:19:32]对于英法这样,历史比较早,通过封建体系直接转化为国民共同体的政治实体来说,这样做的困难是比较少的。但是对于东欧和第三世界,那么模仿性建构的问题就要引起很大的冲突了。这些地方,它们要么是处在传统式的邦国状态,由一系列没有法统和道统的小邦统治。这些小邦统治的依据,只能是由来已久,原先我们就是这样统治的,而没有什么道统上的依据。要么就是由抽象和普遍的帝国统治,而这些帝国的形式,在国民共同体这种新型的统治形式之前显得不够强有力。高度同质化的国民共同体在动员能力和认同方面,比起只有少数上层精英阶级组成的帝国结构或者是完全没有道统概念的普通邦国来说的话,都显得是更加强大,团结力更强,动员力更强,各方面在政治生态场的竞争中间取得明显的优势,因此不可避免的把它的模式传播到更广大的地方。但对于这些后发的地方,它们在改变原有的政治共同体建构中,就要面临着非常痛苦的选择问题。因为他们的原有政治基础的转型就有一种多种可能性的路径。

[00:20:48]像日耳曼这样的地方,你可以说是:要么我们把神圣罗马帝国的这个帝国结构拿来作为转型的依据;或者是把撒克逊或者普鲁士这样的地方性邦国变成是英格兰王国和法兰西王国的匹敌,以它们为种子,建立类似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地方性领主;或者还可以通过文化的共同性,通过德语文化的共同性,通过日耳曼文化的传播和日耳曼文化相对于其他文化的差异性来建立一个基于文化的共同体。这就产生了建立近代国家的三种路径:一种是基于泛文化基础的跨国的泛日耳曼主义;一种是基于神圣罗马帝国传统的大德意志主义;一种呢,就是依托地方性邦国,像普鲁士、撒克逊这样的小邦国的小民族主义。这三种民族主义在英法这样的先发国家当中是没有冲突的,因为法兰西国王和英格兰国王的实际统治地区,也就是他们在国内实行帝国权力或排他性权力的实际地区,同时也是法兰西语言和英格兰语言所能够达到的地区。文化的认同、地方性君主的认同和帝国的法律权利,三者在英法两国是结合得很紧密、指向同一个目标的,因此它的民族国家的建构不会发生分裂。但对于日耳曼、斯拉夫,或者是其他在政治建构方面比较后发的地方,这三种建构方式就像是克雷洛夫寓言所说的天鹅和梭子鱼拉车一样,三种不同的建构方式彼此矛盾,指向了不同的地方。

[00:22:33]像德意志,它就明显的出现了,如果你根据神圣罗马帝国作为建构的种子的话,那么你就应该以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皇室为中心,逐步的削平各地的地方性邦国和诸侯,把神圣罗马帝国转化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把神圣罗马帝国那种本来是普世的、基于欧洲基督教全体的权利,当作它自己自古以来的历史权利。但是这样一个建构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一方面是,奥地利皇室的实际权力,它的物质资源不足以支持如此巨大的野心;另一方面,这种建构方式也为威斯特伐利亚以后的国际体系所不容。因为神圣罗马帝国,既然它在历史上看是一个普及到基督教欧洲范围的超国家的实体,那么它能够援引的历史权利实在是太多,容许它按照这种方式建国,明显的会破坏欧洲国家的权力平衡。英格兰王国可以索要它的排他性权利,因为它的权力从来都是只限于它的那个地方。它即使有边界冲突或者其他冲突,那个冲突也是局部的。法兰西也是同样的问题。但是如果神圣罗马帝国直接转化为民族国家,那就出现一个问题,它可以根据历史权利,可以宣布:土耳其以西的所有基督教世界在某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它的藩属,就像是大清帝国可以说是朝鲜、越南全是它的藩属一样。这样它的申索权会变得无边无际,它可以说是,凡是信奉基督教的地区,都理所当然的是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权利所及的地区。

[00:24:04]这样一来,整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就要遭到破坏。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特点就是说,它是依靠各个地方性邦国所构成的一个多元体系。而帝国体系,它建立的就是一个一元化的结构。帝国体系在前现代阶段之所以能够容忍,就是因为帝国权力在它的内部不是排他性的,它内部可以容许多层次的、半主权的和部分主权的成分存在。但是民族国家的特点是,它不能容忍它的境内有半主权的势力存在。如果帝国也获得了民族国家的权力,那么它就会形成一种令人在时间上、在地理疆界和内部统治方面都无远弗届的超级权力,这种权力肯定会立刻破坏欧洲的权力结构。英国、法国或者是任何小国都不愿意看到这样一个超级的大德意志的出现。他们对德国内政的干涉不断的煽动起像巴伐利亚和萨克森这样的小邦来反对奥地利这样的大邦,阻碍了德国政治建构的进程。同时德国自己的精英阶级也陷入了严重的自相矛盾之中:文化精英比较青睐以德语为基础,建立一个泛日耳曼共同体的概念;而政治精英呢,根据他们各自的、当时和局部的利益,或者是拥护以帝国概念进行转型,或者是拥护以普鲁士这样的地方性邦国为核心进行转型。

[00:25:21]结果日耳曼各国在分裂和动荡中耽误了一百多年,最后导致了俾斯麦的武力统一。而俾斯麦的武力统一所导致的后遗症,还是使德国在中欧的地位不能稳定,直接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希特勒为什么不在法国和英国产生,而在德国产生?归根结底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只有德国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直接继承人。英国和法国,或者是波兰和瑞士,从来没有能力使负担加在它身上。德国人无法认同,德意志这个共同体应不应该存在?如果应该存在,它的边界在哪里?它应该在欧洲处在什么地位?这些问题,德国本身无法解决。由于德国本身无法解决,又带累了它周围的整个欧洲,最后还是必须在欧洲以外的美国和俄国的势力干涉之下,最后才通过肢解德国的方式,实现了德意志问题的最终解决。最后是小德意志的建构战胜了大德意志和泛日耳曼的建构,但是这也是付出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德国化为废墟的巨大代价才实现的。

[00:26:24]在德国之外,凡是拥有帝国传统的地方,都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它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间,甚至还不如显得比较简陋的邦国来得容易。地方性的邦国,因为它本身原先没有普世概念,原来就不是帝国继承者,它可以直接把原先没有道统的邦国通过发明民族的过程中间,用一个虚拟的方式,通过普及教育和近代公立教育,或者是统一的电台、印刷之类的方式,通过把方言建立为国语的方式,把它原有的地方性邦国内部的居民重新整合为一个新的共同体,然后它就可以在没有负担的情况下宣布它这个共同体就是一个民族。然后把历史上曾经统治过的那些地区的王朝和政治体制,全都看成是这个新的政治共同体的先驱。这样它就可以完成发明民族的过程,很顺利的进入西欧已经建立的国际体系中间。但是在已经有帝国结构的地方,例如像俄罗斯、土耳其这样的地方,它的形势就比较接近于神圣罗马帝国的问题了。俄罗斯帝国,它自称是继承了拜占庭的法统,它也是一个普世帝国。土耳其帝国呢,由于它继承了伊斯兰世界哈里发的职位,所以土耳其苏丹可以自称为,他不仅是土耳其帝国实际统治领土的主人,而且也是全世界所有穆斯林社团的最高的宗教和民政当局。这样一来,于是我们刚才描绘的日耳曼人曾经面临的三种建构之间的矛盾,也就自然而然的在俄罗斯和土耳其出现了。

[00:28:05]俄罗斯在十九世纪末期就面临着三种选择思路:你是要一个小俄罗斯呢,还是要一个大俄罗斯帝国呢,还是要一个泛斯拉夫联盟呢?泛斯拉夫联盟就是一个很接近于泛日耳曼的概念,它要求俄罗斯的波兰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这些在古代原初共同斯拉夫文化的各个群体,重新改变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在俄罗斯沙皇或者其他领袖的统一之下团结起来。这样做肯定要打乱原有的国际体系。如果想避免打乱原有的国际体系,那么你可以说是,根据俄罗斯帝国现有的统治范围,根据沙皇能够实际行使现实统治的范围,把沙皇统治下的各个族群统一起来,建立一个大俄罗斯民族。这样做你就不需要重新改组国际体系了。似乎是很好。但是,沙皇境内的波兰人或者是亚美尼亚人或者其他族群愿不愿意接受这种建构方式,愿不愿意忘记自己原有的传统,虚构一个大俄罗斯民族,通过共同效忠于沙皇建立新的共同体?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问题。

[00:29:16]还有第三种建构是更加简化的手段,既然大俄罗斯帝国的现实统治范围内存在着很多无法同化、无法建构的族群,那么我们可以索性实行分离主义,根据可以同化或者可以建构的界限,能够建立和认同俄罗斯人的那一部分,我们建立一个小的俄罗斯民族;实在不愿意认同和没办法接受俄罗斯语言文化,没有办法纳入普希金精神子孙的那些人,我们让他自己滚出去,建立他们自己的波兰共同体、爱沙尼亚共同体或者格鲁吉亚共同体,通过这种方法使大俄罗斯帝国解体,但是产生出来的一系列小邦本身都能够毫无困难的摆脱帝国的负担,融入西方的国际体系。当然这样一种看法,你在泛斯拉夫主义的角度来看,这就肯定是充当西方势力的俄奸,企图分裂我们古老的斯拉夫文明。在大俄罗斯帝国看来,这种做法肯定要损害俄罗斯国家利益:如果交出爱沙尼亚的话,就丧失波罗的海附近的许多良港;如果交出格鲁吉亚的话,那么就要丧失高加索的险要。为了使各个族群获得更加符合西欧标准的形式,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沉重了。

[00:30:27]三种路线相互交错,彼此冲突,谁也不能说服谁。于是,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苏联[建立]和苏联的解体,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解体。像列宁所设计的苏联概念,其实就是企图克服大俄罗斯弱点的一种尝试。大俄罗斯帝国被激进派抨击为各民族的监狱,那么解决这种问题的办法就是联邦制,希望各个族群,包括那些拒绝被俄罗斯同化的族群,根据自己的语言和习俗,建立自己的小共和国,然后小共和国再建立一个大联邦,通过双重效忠来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是一个乌克兰人,乌克兰的爱国主义者;但是你也是苏维埃联盟的公民,你有一种国际性的苏维埃的爱国主义。通过这种双重爱国主义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但它这样做,实际上的后果,不但没有说是把地方性的爱国主义整合到苏联的统一的爱国主义之中,反而是通过小共和国的、加盟共和国的法统建立,进一步刺激和促进了原先还没有明显成型的各民族共同体的出现。

[00:31:34]在沙皇统治的末期,你可以说是波兰民族已经表现出很难同化的特征,但是小俄罗斯人,也就是现在的乌克兰人,跟大俄罗斯人之间的区别还不明显。像果戈里这样乌克兰本地的作家,他们在当时还认为是,俄语是比较标准的文学语言,而乌克兰语则是一种乡下的土话,没有资格做文学语言。你从果戈里的情况来看,小俄罗斯是会发育为独立的乌克兰民族,还是最后被吸收为大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可以说还处在一种混沌的状态,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在乌克兰的加盟共和国建立以后,很明显的,乌克兰民族就建构起来了。就因为它有一个哪怕是纯属名义上的自治机构的存在,那么新的民族的凝结核和架构就已经存在了。这个凝结核和架构一旦成长和完善以后,苏联本身、还有南斯拉夫本身的架构就要瓦解了。苏联和南斯拉夫都是处在同样的处境,走向了同样解体的道路。

[00:32:31]从欧洲的角度来看,也只有解体以后,欧洲的国际共同体关系才能理顺。要不然你可以想象,一个过分强大的德国,无论是在威廉皇帝还是在希特勒领导之下,都不可能建立欧盟的。因为它周围的国家必然会害怕它过于强大,会构成吞并的压力,会团结起来结成联盟来对抗它。只有它自己解体以后,变成一个小德意志以后,对周围国家的威胁基本解除以后,欧盟的建立自由平等联盟的这个理想才能够实现。同样的道理,只要苏联或者俄罗斯帝国存在而没有解体,那么它是不可能有什么机会加入欧盟的。只有在解体以后,西部那些小邦,爱沙尼亚人才有可能加入北约和欧盟,乌克兰人现在可以提出加入北约和欧盟。而俄罗斯本身仍然是因为太大了,帝国负担太重了,仍然不具备有加入欧盟的资格。

[00:33:23]你可以想象,假如列宁在当时划定边境的时候,把俄罗斯也像普鲁士一样拆散了,像联邦德国拆散普鲁士一样,把俄罗斯拆散成类似乌克兰的若干个小邦,产生特维尔和梁赞这样的加盟共和国,那么在苏联解体的时候,特维尔、梁赞或者诺夫哥罗德或莫斯科这些加盟共和国重新融入欧洲是没有多大困难的。俄罗斯尽管在摆脱了它的十四个加盟共和国以后,卸下了很多负担,但是俄罗斯的帝国核心仍然是承担了太过分的帝国重负,以至于在苏联解体以后的短暂的动荡的真空期结束以后,处在边界地区的各共同体就处在举棋不定的状态了。你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欧洲意义上的国民共同体,然后通过加入欧盟把自己变成西方的一部分;也可以重新加入普京所设想的欧亚联盟,通过欧亚主义,实质上重建拜占庭和莫斯科的超民族的帝国。而乌克兰就是在这种认同分裂的状态中间,导致了内战和俄罗斯的干涉,弄出现在这样的局面。

[00:34:27]土耳其的问题跟俄罗斯也非常相似。它肯定的面临着三种选择。一种是泛突厥主义,要求土耳其境内的突厥语民族和境外的突厥语民族团结起来,首先就是中亚细亚的突厥语民族。第二种选择就是奥斯曼主义,相当于大德意志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它不要求修改国境,只要求把奥斯曼苏丹目前统治之下的所有的各个族群整合起来,构成一个叫做奥斯曼民族的新民族,这样就省掉了重组边界的麻烦问题。第三种主义,实际上就是最后实施的凯末尔的小土耳其主义。它跟小俄罗斯主义和小德意志主义是相同的,就是说在大的整合——在奥斯曼主义的整合过于困难、泛突厥主义的整合又不可避免的要引起国际战争的情况下,通过奥斯曼帝国的解体,把纯粹穆斯林组成的讲突厥语的安纳托利亚构成一个单独的民族国家,把那些难以同化的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统统赶出去。属于泛突厥系的各个民族,不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泛突厥国家,而是建立各自的小国,例如像土库曼、哈萨克和土耳其这样的兄弟之邦的小国。

[00:35:42]土耳其帝国的问题同样也存在于波斯、印度和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它实际上是通过英国人留下来的联邦制度,暂时的拖延或者妥协了这个东西,否则印度在独立的同时,是很可能面临解体的危险的。但即使通过联邦制缓和了矛盾,通过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压力加强了团结,它内部的分歧仍然是非常大的。南印度各邦对北印度始终怀有猜忌之心,他们始终担心过于强势的德里中央政府毁灭他们的独特文化。他们在英国人走后,比北方更加坚持要使用英语,更加坚持向西方开放的政策,产生了他们自己的独特的小民族主义。印度的官方语言有十几种,包括像是泰米尔语和其他几种语言,南方的各个小邦都有它们自己的土语。像锡克教徒这样的宗教性团体,也想根据民族构建的一般原理建立自己的特殊性邦国,他们不断的跟印度中央政府冲突,最后导致了英迪拉·甘地(1917~1984)的被刺,最终把锡克教徒所居住的地区划出了独立的旁遮普邦。还好,印度是一个联邦国家,所以这种划分方法还可以在不明显影响印度宪法结构的情况下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但即使是如此,你可以想象这种地方性认同将来还是会引起巨大的张力。

[00:37:07]现在没有引起重大的问题,主要还得感谢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存在。像锡克教徒,他之所以没有脱离印度,与其说是印度的中央政府足够强大,或者是印度的法统足够坚固,不如说是因为巴基斯坦的存在。历史上讲,锡克教徒和伊斯兰教是世仇,已经有过长期的征战,如果锡克教徒脱离印度而独自建国,他就要独自面临巴基斯坦压力的危险局面。这样做它还不如留在印度之内,印度对它发挥一个保护作用,可以使它免遭巴基斯坦的威胁。同样的道理,印度分离的各个小邦,为了避免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威胁,多多少少宁愿维持印度联邦这个他们其实并不太喜欢的、带有帝国遗产形式的历史遗留。如果将来有朝一日,巴基斯坦和中国对它的威胁解除,由于国际形势的压力,构建的向心力解除的话,那么完全可能,1945年印度讨论独立方案时所担心的事情仍然可能重演,印度仍然可能像巴尔干半岛一样,通过语言共同体建立一系列新的民族国家。

[00:38:13]伊朗的问题其实跟印度非常相似,只不过伊朗没有经过正式的殖民统治,它更多的沿用了原有的帝国结构,因此就体现为位于德黑兰和大不里士的什叶派少数派,对阿塞拜疆人、俾路支人、土库曼人和其他周边少数民族的强制统治。这种强制统治既体现于部族之间的冲突,又体现于语言之间的冲突,同时也体现于宗教和教派之间的冲突。伊朗如果失去了它的阿塞拜疆地区、库尔德地区、阿拉伯斯坦地区、俾路支地区和土库曼地区,那么它就会丧失百分之六十的土地和人口,以及绝大部分的石油收入。因此仅凭这一点,伊朗的政治结构就会非常困难,任何实行民主化的企图,都会释放地方性的分离主义。像俾路支这样同时存在于巴基斯坦和伊朗的跨国族群,很可能会利用这样的机会,重演东欧的建国经验,建立自己新的民族国家。因此,中东地区就因为这样的帝国遗产的存在,它的政治体系仍然处在高度不稳定的状态中。

[00:39:18]但是,最不稳定的潜在问题,其实还是在中国。中国它继承了大清的体系,因此也就像是奥斯曼土耳其和德意志帝国一样。帝国的遗产给它造成了三种路径的选择。它可以根据汉语,根据古老的华夏文化,建立一个泛华夏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想象,在清朝末年就已经产生了。在孙中山和章太炎他们讨论未来建国方案的时候,他们就曾经讨论过,华夏文化显然是跟朝鲜人、跟越南人的关系比较近,而跟蒙古人、满洲人的关系比较远。将来他们推翻满清以后,可以考虑把长城以北、具有中亚游牧民族特征的这些族群统统赶出去,然后把韩国、越南这些分享着儒家传统和华夏文化的邦国整合进来,制造一个泛华夏的共同体。实际上这种方案,从性质上来讲,它跟泛日耳曼主义、泛斯拉夫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性质是非常相似的。它要求打破大清的边界,把法律上讲不属于大清的领土——实际权力上讲大清没有能力统治、但是从文化上讲跟古老的华夏文明有非常密切亲缘关系这些地区统统整合起来。

[00:40:35]第二种解决方法就是梁启超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中华民族概念是针对中华帝国概念而提出的。它就相当于是奥斯曼主义或者大俄罗斯主义、大德意志主义。为了减少转型的痛苦,它希望保留大清帝国的现有边界。但是这个边界就有一个问题:大清帝国像俄罗斯帝国和土耳其帝国一样,一方面,它把某些斯拉夫人、[奥斯曼]人和华夏文明的后裔留在了俄罗斯皇帝、奥斯曼苏丹和大清皇帝的管辖范围之外,比如说像是朝鲜、塞尔维亚或者是土库曼这些人,他们不在帝国的统治范围之内,但是从文化上和语言上讲跟帝国非常亲;另一方面,帝国境内又保留了很多从文化上和语言上来讲,跟帝国一点都不亲,但是实际上根据历史的原因,确实已经被帝国统治的地区,例如蒙古、满洲,或者像是波兰、亚美尼亚这些地区。他们在国际法的意义上讲,是属于大清、大俄罗斯和土耳其帝国的无可争议的领土,但是从文化角度来讲,它跟帝国的主流差异非常大,比起朝鲜或者是土库曼这样的境外亲邦还要疏远得多。

[00:41:53]还有第三种解决方法,就是小华夏、小型华夏解决方法,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些有异质性的族群都排除出去,以便减少建国的困难,把华夏解释为纯粹的华夏,把历史上因为蛮族入侵而遭到污染的那些族群,例如是在清朝和元朝都曾经被中亚游牧民族带入的山东士大夫,把他们的华夏资格剥夺,根据华夏文化的狭义理解,只把例如是吴越地区坚持抗清那些士大夫的后裔,或者是广东地区坚持三合会、三联会、洪门那种反满革命的那些族群当作华夏文明的种子,通过这些真正的种子排除那些假冒的种子,建立一个小范围的共同体。这个小范围的共同体,因为完全摆脱了帝国的负担,所以建构起来就会比较容易。这种具有广东特色或者是具有吴越特色的地方性的皇汉主义,是清末民初思想界的一个特色。像蔡锷或者杨度这种人,为了解决这方面的矛盾,就提出用一种联邦加邦联的方案,把地方性的共同体建构和帝国性的共同体的建构调和起来。这种建构方式其实就很接近于列宁的苏维埃联邦观念,或者是阿德勒(Victor Adler, 1852~1918)的奥地利联邦观念。

[00:43:24]他们的要求就是,像是例如湖南,它可以把中国当作一个大德意志,把湖南当作大德意志中间一个特别上等的邦国,例如普鲁士,要未来的湖南共同体的公民体现双重的爱国主义。一方面他们是湖南的爱国者,一定要强调湖南自从王夫之以来、自从湘军以来,自从革命复国以来,都在华夏文明和中国这个大共同体之内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一个骄傲的湖南人,应该可以看出,是他们的武力,从太平天国中间拯救了江浙一带,他们比华夏其他的邦国都更加骄傲和自豪,更有实行军国民主义的资格。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根据华夏文化的共同性,仍然要提携其他各邦,建立一个更加广泛的联邦国家,就是中华民国,或者是联省共和国。这种双重理想,最后产生了1912年宪法所规定的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

[00:44:24]但它跟土耳其或者是俄罗斯的类似情况一样,也没有真正解决族群的认同分裂问题。后来中国、日本和俄国围绕满洲的争论,围绕着外蒙古,围绕着新疆、西藏和其他特殊共同体,应该整合还是独立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围绕着这一点展开的。波西米亚人,他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时代,臣服神圣罗马皇帝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普世帝国的统治是流于表面的,它不是排他性的。普世帝国下面容许有各种次级权力实体,因此波西米亚仍然可以有自己的贵族、公国什么的。外蒙古或者西藏这样的地方,在大清帝国统治下,也享有类似的权利。大清虽然形式上是的一统,但是不会排除说是,组成大清的各个政治实体,保留有自己的特殊统治形式:外蒙古可以有不同于内蒙古的统治形式;内蒙古可以有不同于十八省的统治形式;十八省内部,那么各行省和土司和世袭性的封建领地之间,也可以有不同的统治形式;甚至江浙和大运河区的统治形式仍然可以与华北内地区的统治形式有所不同。帝国可以保证内部的多元,因此可以允许这些多元实体的存在而不产生明显的冲突。

[00:45:45]但是民族国家的建构,它对同质性的要求就要高多了。波西米亚人可以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长期维持一个高度自治的、或者半自治的邦国地位;但是在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之内,那就容不得这样的邦国存在了。他们要么是放弃自己原有的民族特色,融入德意志民族,把自己的语言变成是德意志语言的一种方言;要么你就是干脆连德意志帝国这种松散的形式也不要,自己建立自己独特的捷克民族。在神圣罗马帝国解散和重组的过程中间,日耳曼文化的这些边缘地带,都要面临这样痛苦的选择。你必须选择。你原先的这种自治和半自治的地位不能维持了,你要么是彻底独立,另外建立一个新民族;要么就是放弃自己那些半像民族、半不像民族的特点,索性规划为德意志民族。

[00:46:39]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土耳其和俄罗斯帝国的边区。对于爱沙尼亚这样欧洲化非常强烈的民族还不是问题,他可以接着说他一直是欧洲人。对于乌克兰这样的群体来说,它就很难说它到底是跟俄罗斯比较亲呢还是跟欧洲比较亲。对于希腊人来说,它也许可以说它是比较接近于欧洲的;但是对于保加利亚人或者像叙利亚人来说的话,他到底是更接近于欧洲还是更接近于土耳其,就很难说了。对于华夏来说,你也可以说是,尽管小华夏的核心是在吴越或者是粤东,但是湖广或者是四川明显是更接近于这个传统的。但是西藏和蒙古,到底是更接近于华夏的传统呢,还是更接近于内亚的传统?这同样也是一件很难说的问题。这些边缘的群体必须面临着长期的犹豫,在各种相互矛盾的建国理想之间相互折腾和挣扎。

[00:47:37]在这个过程中,你很难说,选择哪一种途径就是真正的爱国者,选择另一种途径就是卖国贼。你就很难说是,你想,对于蒙古人来说的话,他到底是坚决跟着蒋介石走,把蒙古民族变成是大中华民族的一个宗族算是正确呢;还是跟着德王走,坚持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大蒙古民族国家对呢;还是跟着苏联走或者是日本走,把蒙古变成是苏联势力范围或者日本大东亚共荣体系中的一个成员来的合适呢?每一条路线都是有优有劣的。像德王所主张的那种大蒙古,它能够最大限度的维护成吉思汗的遗产,把泛蒙古地区所有讲蒙古语言、具有游牧生活方式的民族整合起来,看起来是非常美好的,但它要跨越中国、俄国和日本所构成的各个势力范围的边界,不可能不引起重大的战争。表面上看是为了蒙古民族好,但是在这个战争的过程中,蒙古民族必定会遭到十分重大的损失。所以实际上很可能反而是害了蒙古民族。

[00:48:38]如果你按照呼伦贝尔那些东蒙王公的理想来说的话,他们可以整合进入日本人所主持的大东亚共荣圈去。由于日本是这个地区经济最发达、政治最文明的政治实体,你跟着日本人走,可以说比跟着苏联人和跟着国民政府走: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待遇更好一些,发展的机会更好一些,你可以很快的跟着日本人投资和工业建设,迅速的进入近代社会;另一方面日本的政治也比较宽和一些,它虽然不是完全不搞镇压,但它的镇压程度和歧视程度都比国民政府和苏联要轻微得多。蒙古贵族在它的统治之下,能够比较多的维护自己的传统特权,而普通蒙古民众所经受的革命和重复的折腾也要稍微少一些。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都是很明显的。但是顺着这条道路上发展下去,很可能一个完全独立的蒙古国家都没办法存在,你顶多能够存在几个具有蒙古地方特色的自治区。

[00:49:38]如果你根据苏联那种建构,就是以外蒙古这个小小的边区建立一个纯粹的蒙古国家,而蒙汉杂居的内蒙古整个放出去给中国,或者是蒙古人、朝鲜人和日本人杂居的东蒙完全放弃给日本。这样的好处就是,你制造出来的共同体比较同质化,而民族国家建构的首要条件就是要同质化。同质化的程度越高,民族国家的建构就越顺利。但这样做就付出了重大代价。大多数蒙古人是居住在蒙汉杂居的内蒙古和东蒙地区的,只有大概四分之一的蒙古人是居住在外蒙古。外蒙古虽然是蒙古民族比较集中和纯粹的地区,但是按照这种集中和纯粹的方式来建国的话,那么你等于是把许多蒙古人抛弃在了境外。而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接受了小土耳其和小俄罗斯的概念以后,也不可避免的面临这样的痛苦。它不得不不断的抗议,俄罗斯人有很多人留在了独立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他们要抱怨这些国家对俄语采取种种歧视性的措施。有很多俄罗斯人留在了克里米亚,另一些俄罗斯人留在了哈萨克,他们不断的抱怨说是要求回归祖国。

[00:50:46]希特勒之所以能够得势,原因在于哪里?就是因为有许多原来是日耳曼人、但是谈不上是德意志人的族群,留在了德意志的边境之外。这种做法你不能说是侵略或者不是侵略,因为在中古的政治伦理中,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伦理中间,族群和统治权力本来就是分离的,但是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间,国民共同体就要求族群文化、语言和国家建构的合一性。那么,留在波兰的日耳曼人怎么样呢?如果德国人不管他们的话,他们就要被波兰当局强迫着学波兰语,最后渐渐忘记自己是日耳曼人的子孙,自己变成波兰人了。日耳曼人应该容忍这些事情吗?他们留在苏台德的这些日耳曼人是不是将来也应该学捷克语,把自己当作斯拉夫人的后代?

[00:51:31]如果说波兰人和捷克人历史上讲是比德国人更强大和更繁荣的国度,这样的同化还比较好说,因为已经有很多日耳曼人移民到美国去,被同化为美国人,没有引起重大的争议,因为大家都觉得进入了美国,一方面你是自由平等的美国公民,另一方面你是进入了一个更发达更繁荣也更自由平等的地方,等于是你升了一级。升级的同化是没有多少人反对的,但是降级的同化就有很多人反对了。日耳曼人如果说,同化为美国人大家心服口服,甚至是阿尔萨斯人和洛林人同化为法国人,也勉强可以心服口服;但是要我同化为波兰人或者捷克人就太难忍受了,因为历史上讲,波兰人和捷克人一直是没有日耳曼人繁荣,没有日耳曼人强大,各方面都不如你的族群,你要这样同化,那你会感到非常痛苦。所以希特勒之所以要发动战争,而战争之所以不可避免,也是有它的必然性的。

[00:52:28]而战争的解决方式也是非常残酷的,就是说,要强迫各民族根据它实际边界的分布,原先居住在东欧国家的日耳曼人必须强制的迁回本国,他们在苏台德、在西里西亚、在东普鲁士的祖烈就被彻底扫清了。哪怕在非日耳曼人的地方,比如像在波兰和乌克兰这些地方,也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边界调整:住在边界东边的波兰人,必须背井离乡的回到西部的波兰;住在边界西部的乌克兰人,也必须背井离乡的回到东边的苏联。希腊人和土耳其人能够解决他们的长期问题,最后也还是依靠种族清洗。通过战争的方式,小亚细亚的希腊人背井离乡的逃到希腊,而居住在伊庇鲁斯的土耳其人也必须背井离乡的逃回土耳其的。不要说别的,凯末尔本人和他周围的青年土耳其党的核心军官,他们大部分并不是出生在安纳托利亚,而是出生在色雷斯、出生在亚德里亚堡这些地区,这些地区的大部分都被划给了希腊,他们自己就是流亡者。而希腊也同样的接纳了伊兹密尔和其他传统上属于希腊城邦的地区。民族国家的模式被接受了以后,以后每一次同化边缘都要面临着类似的惨剧。最近的惨剧就是波斯尼亚的问题。波斯尼亚必须得瓦解成为塞族共和国、穆族共和国和克罗地亚族共和国,然后原先的杂居,因为住在边界错误一边的居民必须遭到强制的清洗或者主动移民,才能够造成一个比较纯粹的共同体。这就是制造国民共同体所必然会带来的副产物。

[00:54:06]像是中国在清末民初以来,就要面临着这样的同样残酷而痛苦的选择。在它的边界上,在它的杂居地区,像插花一样嵌入当地主流民族中间的少数族群。甚至这个插花也可能是双重插花:例如内蒙的某些蒙古人可能是在汉族的多数派的包围之下;但它的内部,又可能有一些回民的更少数派,插入他们中间。这样一层一层的嵌套结构,将来应该怎么样处理呢?稍微一个处理不当的话,就只有依靠大屠杀的方式来解决了。但是敷衍了事的方法则很可能只是把忧患留给未来,就是说是,你终归还是没有办法建立现代社会处于主流地位的民族国家模式。不管你怎么样折腾,建立起来的东西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帝国的痕迹在里面,它多多少少都是继承了大清这种天下国家的理念,因此你必须制造出双重民族主义的概念,试图将地方性的效忠、族群性的效忠、文化性的牵引力和政治性的效忠打散、混合起来,构成一种很模糊的状态。而这种模糊的状态导致了权利和义务都没办法兑现,共同体的宪制、界限没有办法完整。

[00:55:29]我们要懂得,所谓的民主,实际上是在民族国家建立以后才实施的,因为国家建构最核心的就是一个主权者问题。什么叫民主?民主是附属于国民而来的概念。如果统治的形式是帝国的形式,那么统治精英显然是一个跨国的少数群体,根本不可能也不应该实行民主。大清帝国如果实行民主那怎么能行呢?那么这个民主是蒙古人的民主、满洲人的民主,还是江南士大夫的民主,还是山越人、苗瑶人这些族群的民主?共同的意志是怎么可能形成的呢?不同的异质性的居民必然会产生出他们自己的不同的代理人,而这些代理人或者精英阶级在经过这样的公议整合以后,就很难维持一个国际主义的整合。神圣罗马帝国要存在,我们必须说是,我们完全不讲语言和风俗的差异,本着拉丁语,本着基督教的信仰,本着这两种跨国的元素,组织一个超国民共同体。大清帝国或者是中华帝国如果要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根据国际主义的儒家思想或者是方块字这样超越方言和语言共同体的认同,把我们组织成一个国际性的士大夫精英阶级。这个士大夫精英阶级并不特别认同于某一个地方,而是抽象的效忠于某个共同的皇帝和我们共同的孔子思想,用这种方法把各地整合起来。

[00:56:56]这种整合的前提,就像我刚才讲的,它是一种帝国式的整合。它能够维持的前提条件就是,精英实行横向的整合,同时把纵向的整合的渠道切断,把草根阶级永远保持在草根阶级。一旦草根阶级开始参政,这种整合方式就完全维持不下去了。因为草根崛起和参政的时间表是参差不齐的。例如是,波西米亚人觉醒的时间表,就要比保加利亚人和斯洛伐克人要早得多。首先觉醒的那些地区,不可避免的要发现他自己的特殊性,他感情上就不愿意跟比较落后的族群联系在一起或者同化在一起。要同化只能向上的同化,很难向下同化。具体的说就是,比如说,上海人如果到了美国的话,那就像是日耳曼人迁移到美国一样,他很容易同化到美国当中去,因为对于他来说只是迁移。但是上海人如果支边到了新疆的话,你要想让他改信伊斯兰教,把自己变成哈萨克人或维吾尔人,那他绝对会认为这是对他的严重侮辱,绝对侵犯他的权利。他肯定像是文革后的下乡知青一样,不顾死活的,要么让我回到上海,要么让我虽然留在新疆,但是我一定要坚持我的特殊文化认同,我绝对不可能去讲少数民族的语言,融入少数民族。这个道理其实就跟但泽的德国人绝对不愿意融入波兰,而纽约的德国人却很愿意融入美国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这差不多是一个普遍性的自然规律。你无论给予任何政策上的优惠或者政策上的调整,都改变不了这种与阶级结构相联系在一起的族群认同。

[00:58:31]族群认同一旦跟经济和政治利益和阶级结构联系在一起,就会非常难以打破。你要想让上海人或者哪怕是苏州人,跟河南或者是安徽的流民发展出一种共同的认同,这就已经是极其困难了;你再让他跟蒙古人或者是穆斯林或者是藏族人再搞一个认同,这个困难很可能就要加倍。假如一个国家的疆土过于广阔,像日耳曼或者是土耳其,或者像俄罗斯一样,它既有面对欧洲的先进部分,又有深入亚洲内地的落后部分,那么仅仅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时间表不同,就足以使处于发展不同层次的各个族群产生出自己的特殊意识来。

[00:59:16]波西米亚人为什么要忘记自己是斯拉夫人,不承认自己是日耳曼人?因为波西米亚是中欧最早的工业化地区,它比奥地利的农业区要富裕,比匈牙利的农业地区要富裕。它不可避免要觉得,波西米亚的居民就算是在过去曾经是斯拉夫人,或者曾经是奥地利帝国的一部分,就凭波西米亚是中欧的工厂这一个事实,它独立以后完全可以建立一个西欧式的工业化的民族国家,而其他国家则还没有这样的条件。就算是独立出来了以后,也顶多可能建立起军事独裁者统治,或者是保守的君主国,或者是其他比较落后的政治形式。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波西米亚的精英发明出捷克民族的概念,流亡到巴黎,依靠英国和法国的支持,把波西米亚从哈布斯堡帝国中划出来,把它从斯拉夫民族和日耳曼民族中间分割出来,建立自己独立的群体。而当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进一步波动,进一步向内部深化的时候,匈牙利人又要觉得,我比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要先进;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就觉得,我应该比希腊人和土耳其人要先进得多。

[01:00:23]南斯拉夫之所以解体,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比较德国化和欧洲化的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觉得自己跟比较亚洲化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很难合在一起,他们觉得这些人是亚洲人,而我们是欧洲比较先进的族群,十分希望[自己]能够并入欧洲,而把那些比较落后的、难以并入欧洲的族群甩在一边。而乌克兰的分裂归根结底也就是因为,乌克兰西部的人觉得,我跟波兰和欧洲很接近,如果顺着我们的道路走,我们可以跟着波兰人的脚步加入欧洲;而东部的人跟俄罗斯近,跟亚洲比较近,它要加入欧洲,受前苏联的帝国传统影响比较多,那么它的包袱比较重,它要加入欧洲应该是没有希望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分割开来,能够加入欧洲的地方自己去加入;不能加入欧洲那部分在俄罗斯的压力之下,暂时跟俄国混在一起。

[01:01:16]但是你不要忘记,俄罗斯本身的帝国结构也不是如此强大。不要说别的,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它就始终是对莫斯科和亚洲内地不服气。圣彼得堡跟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一样,他也觉得他自己是欧洲人,他觉得他留在俄罗斯境内是自己白白耽误[前途]。但是新西伯利亚就肯定没有这样的观念,喀山肯定就没有这样的观念。俄罗斯顺着它自己亲欧洲和亲亚洲的不同层次,顺着自己受欧洲影响比较大的地区和穆斯林影响比较大的地区,自然而然的也就形成了不同的认同驱动:比较亲欧洲的地方,也就是自由派比较强大的地方;比较亲亚洲的地方,穆斯林移民比较多的地方,那么它就是欧亚主义比较盛行的地方;而核心地方则可能是东正教和原有的大俄罗斯主义比较盛行的地方。

[01:02:07]过去俄罗斯的三种路径,即使在苏联解体之后,在目前的俄罗斯仍然存在,而普京政府在整合方面同样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例如梅德韦杰夫周围的人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叶利钦时代留下来的俄罗斯内部的欧洲道路派的后裔,他们至少可以抱有希望,在梅德韦杰夫的保护之下,[等到]普京退了以后,他们可以重新把俄罗斯领向欧洲道路。像索尔仁尼琴那种人,他明显就是所谓东正教和大俄罗斯派:一方面他主张坚决的要把伊斯兰教地区赶出去,要允许欧洲化的爱沙尼亚和波兰自己独立出去;但是也同样坚决的要求,把同样属于斯拉夫的东正教传统中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留下。同时普京本人和他现在的顾问,主要是欧亚主义者,他们要求说,俄罗斯既是欧洲的、又是亚洲的,用这种方式保留住车臣、高加索和中亚留下的大批帝国遗产。如果不考虑欧亚主义因素的话,就很难说俄罗斯作为一个地跨欧亚的超级国家的版图能不能够维持下来的问题。

[01:03:12]我们了解这样的思想背景,然后再回过头来考虑中国近代史的问题,就要明白,所谓的帝国主义侵略,或者说是什么国耻教育给你树立的这个历史框架是有严重问题的。实际上,不仅是中国,也包括韩国、日本,包括蒙古,包括越南、东南亚的各个族群和居民,在二十世纪以来,它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在以西方为中心,逐步扩散到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的国民共同体建构这个浪潮来到远东的情况之下,远东的居民和各族群应该怎样选择自己的身份,应该怎样产生自己的政治共同体形式。

[01:03:54]比较单纯的小国在这方面反倒比较简单,例如像是韩国。韩国就占了一个小国的便宜,它没有帝国的负担,它一旦脱离了大清和日本的[干涉],它就可以干脆的说,把以前的李氏朝鲜、王氏高丽,甚至是很难说是现在朝鲜始祖的高句丽都算是自己的祖先,然后编造出自己的民族神话,产生自己的檀君神话和其他神话,然后宣布,它自己是一个单质性的国民共同体。从种族、历史和文化来讲,这其实不是真的。因为朝鲜北部的朝鲜王国有浓厚的通古斯血统,跟中原王朝的关系比较紧密;南部的三韩跟日本的关系比较紧密。血统也有很大的差别。你要真从基因角度来看的话,那你也可以说,韩国其实也不是什么单一种族国家。但是,韩国不是单一种族国家,但它是单一民族国家。种族是天然形成的自然因素,但是民族是人为建构的产物。你只要所有的韩国人都认同于韩国,产生强烈的认同,把中国和日本对它的压抑转化为认同的基础,通过共同的教育和共同的文化把他们团结起来,发明出一套共同的历史,让他们统统相信,至少是假装相信他们有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历史。那么发明韩国民族的问题就清楚的解决了。尽管朝鲜半岛北部和南部的居民其实仍然是差异很大的,但是就因为它人口比较少,地域比较小,同时在国际社会中的处境比较单纯,它这个发明民族的过程就会显得难度非常之低,至少比起继承了大清这个奥斯曼式遗产的庞然大物的中国要简单得多。

[01:05:36]日本的问题也比较简单。它在仍然染指亚洲大陆、企图建立泛亚主义国际体系的时候,问题非常大。日本对亚洲大陆,照中国和韩国的说法是侵略,但照日本的做法来说,它等于是在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压力之下,亚洲国家已经纷纷倒下,只有唯一的日本能够站得住脚,所以日本是出于理想主义,出于提携小兄弟的理想,尽可能把日本已经行之有效的明治维新经验普及到亚洲大陆,让亚洲大陆在日本的领导和保护之下,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帝国主义的新路,解放亚洲的各民族。日本人发挥的是一个老大哥的带头作用,或者说这是一种泛亚主义的国际体系。他们希望能够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之外,能够建立一种不同于西方道路的东亚国际体系道路。这就是日本深入亚洲大陆的基本原因。从他的角度来看,满洲国也好,蒙古国也好,都是那种比较符合日本人建构理想,他们愿意支持追随日本人,跟随明治维新的道路,跟着日本去对抗西方;而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则非常糟糕,背叛了黄种人的共同理想,跟着西方国家去打日本,结果断送了亚洲人从西方国际体系中得到解放的最后机会。

[01:06:48]顺便说一句,俄罗斯人就是这么看波兰人。像普希金就是这样的人,波兰独立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就痛骂波兰人是斯拉夫人的叛徒。因为情况很明显,世界上的强势文化是欧洲文化,东方,日耳曼人已经完全抵抗不住欧洲文化的侵略了,只有俄罗斯人才能站得住脚。斯拉夫人如果不倒下去,只有依靠俄罗斯人。而波兰人他明明是斯拉夫人,却偏偏接受了欧洲文化,当欧洲人的走狗,做斯拉夫人的叛徒,跟俄罗斯人作对,这不是叛徒是什么呢?德国人看待波西米亚人,土耳其人看待亚美尼亚人,也是这样看待的。

[01:07:25]这种做法到底是谁对呢?你说到底波兰人是斯拉夫人的奸细,这就好像说是德王和川岛芳子是汉奸一样。但是波兰人完全可以说,他们自己那些[独立运动]的领袖人物才是他们真正的民族英雄,跟着俄罗斯人走的那批精英分子是背叛波兰民族主义的卖国的汉奸。到底谁对谁错?如果你是一个火星人的话,我想你肯定得不出个结论来说到底是谁对谁错,你只能说双方都有道理。如果波兰这个独立民族最终建立起来了,那你就可以[确定]的说,毕苏斯基或者是柯斯丘什科这样的反对俄国、支持波兰的是民族英雄;主张波兰同化于俄罗斯、建立斯拉夫共同体的这些波兰精英,包括他们的国王本身都是波兰的叛徒。但是如果波兰失败了呢,被俄罗斯和苏联征服了呢?那么是非就得反过来。他们是不是也就像是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一样,说是毕苏斯基和特劳古特(Romuald Traugutt)这种人,就相当于德王和川岛芳子一样,是大斯拉夫民族的叛徒和斯拉夫奸细,把斯拉夫民族出卖给西方。这一点是完全没有办法判断的。如果你采取了某种判断,那实际上就说明是,你已经有了一种认同,你选择了立场,你的立场确定了你的判断。但是如果你不是属于冲突中任何一方的话,要制造出一个完全准确和公正的判断,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01:08:48]东亚的民族建构,在整个二十世纪,始终是通过流血冲突的方式不断的展开,到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没有完全解决的原因也跟俄罗斯没有完全解决,而德国人和土耳其人接近于解决的方式差不多。德国人和土耳其人,他已经是处在一个小德意志和小土耳其完全胜利的局面:在境外的德国人和土耳其人基本上不存在了;边界上那些认同模糊的地方,像波西米亚这些地方,已经确立了新的认同。而在俄罗斯、伊朗和中国这样的地方,这样的认同划界仍然还不清楚。像韩国和日本,在古代华夏文明和帝国边缘的地区,它已经明确了自己的独立认同。我们可以说在汉代的时候,华夏文明毫无疑问是包括日本的。日本的亲魏倭王之类的,其他什么国王或者酋长,在按照汉朝或者是魏晋的标准来看,甚至是按照六朝、宋齐梁陈的标准来看,他们就是中原王朝——是洛阳王朝或者建康王朝的藩属国。它们的地位跟这些王朝的边境是没有重大区别的。像朝鲜、韩国这样的地方,如果我们按照大唐的标准来看,它毫无疑问是华夏文明的一员。尽管突厥和中亚可能是内亚居民或者是印度居民的一部分,但是韩国、暹罗毫无疑问是属于华夏文明的一部分。直到明朝的时候,它也可以说是,李氏朝鲜是华夏文明的一部分。但是现在,日本和韩国都毫无疑问的要发明自己历史,重构自己的国民共同体。同样的情况,通过殖民主义,也发生在越南。但是边界的暧昧地区仍然处在妾身未分明的[地步]。

[01:10:29]梁启超的理想通过很吊诡的方式体现在现在。尽管梁启超的理想是为大清设计的,国民党在革命时期曾经坚决反对它,要求把长城以北的各个族群赶出去;共产党在革命的时候也坚决反对它,坚决要求按照苏联的方式使各民族和各族群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或者加盟共和国。像毛泽东本人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同情地方性独立运动的先驱者,他还在年轻的时候,就一再的支持上海、湖南的联省自治,支持台湾人建立自己的台湾民族和台湾共和国,支持西藏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府,支持外蒙古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府。基本上当时在中国境内出现的大多数争取独立的倾向都曾经得到过他的支持。但是他在上台以后,也就重新玩儿起了梁启超为大清帝国转型设计的中华民族的衣钵,实行一种非常类似于奥斯曼主义的中华民族建构。

[01:11:31]这个建构延伸到现在,就体现于我们教科书的国耻教育和中华民族的爱国教育。这种爱国教育的产生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说,它不可避免的像大俄罗斯主义、大德意志主义和奥斯曼主义一样,使中国将来很难融入国际秩序当中,因为这个体系它容纳了太多异质性的团体,它很难建立一个均质化的国民团体。由于均质化的国民团体难产,因此它也就没有办法通过国民团体的建构实现民主化。大俄罗斯主义的最大尴尬是什么?你一旦实现民主化,你没有搞出一个自由民主的大俄罗斯共和国,反倒首先搞出了一个爱沙尼亚独立运动、格鲁吉亚独立运动,或者诸如此类的运动。而且更加尴尬情况就是,你发现爱沙尼亚如果独立了,它建立的民主体制比你在莫斯科建立的民主体制要优质得多,因为他们更接近于欧洲文化。土耳其要实行民主化,那么它就肯定会尴尬的发现,克罗地亚或者是特兰西法尼亚这些居民,如果独立出去加入欧洲,建立的民主体系比你在土耳其本土建立的民主体系更好。中国一旦面临民主化的问题,那你还没有面临民主化问题就可以看到了,在香港和台湾这些局部地区实行民主化的成绩比你要好。但实行民主化的同时,也就自动的产生了国民共同体构建的理由。当地的居民在争取民主的同时,也就自动的形成了一个秘密共同体的概念,要求建立香港和台湾的特殊的国民团体。而他们要重新发明的这个国民团体,跟梁启超所发明的中华民族是无法重合的。你如果真的要实现全国的民主,那么同样的情况也肯定会出现在新疆、西藏,甚至可能会出现在广东、东北这样的地方。

[01:13:25]这些地方即使是现在还没有明确的地方性认同,一旦实行民主化以后,只要是出现政治经济演变的速度参差,那么这个利益差异就迅速转变为认同差异。例如你在驻马店搞民主成绩很差,但在台湾搞民主成绩就很好。那么台湾和香港已经建立起来的这些自治政府就会自然而然的像波西米亚和爱沙尼亚的自治政府一样,它觉得与其留在莫斯科或者是维也纳的帝国内部,让你们这些落后的地区拖后腿,它还不如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小邦,直接跟美国和日本建立联盟,对它来说还更加有利一些。如果将来实行民主的过程中间,上海或者宁波的自治政府会发现,他们这个单独的自治政府会像是新加坡和香港一样,通过自己的财政,能够过上接近于欧洲水平的优质生活;而一旦跟驻马店或者是跟四川联合在一起,它就必须拿出大笔的金钱去支持这些内地的穷省,而且这个支持还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呢。爱沙尼亚人如果留在苏联,可能他们直到今天都没办法加入欧盟,他们很可能会被新西伯利亚或者哈萨克拖低;而一旦脱离了苏联,他们就可以迅速进入欧洲,把自己拉升到接近于德国和芬兰的水平上。这两条路径谁优谁劣,利益关系是非常明显的。

[01:14:51]只要你仍然维持一个超民族的帝国体系,这个矛盾可以继续压下去;但是你一旦实行民主,那你就要涉及一个国民共同体构建的问题。民主的核心就是主权者的构建,首先要有人民才有民主。但是谁是人民呢?只有极少数得天独厚的国家,像美国,才会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它的国民构建是出于历史的特殊原因,是很容易的。但是即使是美国,它也有它的黑人和印第安人问题,只是这个问题比较边缘,所以不大突出,影响不大,不会影响他们的主流政治传统的构建。但是对于像奥斯曼和波斯和中国这样的地区,这个矛盾就会强大到难以克服的局面。一旦你实行民主,各个地区根据它自己发展程度的差距和必然会出现的自制能力相差很大的情况。自治能力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不可避免的要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一、两代人的时间,能足够培养出自己的特殊认同,然后,你原有的帝国结构是维持还是不维持?

[01:15:50]如果要强制维持,你肯定要损害这些先进地区的[发展];如果不强制维持的话,那你就要面临一个普京式的难堪局面:愿意留在你这一边的人,基本上就是原有帝国的落后地区,先进地区一个个都向外跑。你让他们跑了,那你就[没办法维持落后地区]。分裂出去的这些小邦,不可能实现一个统一的帝国复兴梦,它们肯定会分别以西化的小邦的方式,加入西方已经存在的国际体系。那么,你从清朝末年张之洞和梁启超的时代,通过蒋介石和戴季陶的时代,构筑的这个在西方侵略之下东方文明暂时受到挫折但是终会复兴的这整个梦想,注定是要完全落空的。如果你按照常规程序推动民主的话,这样的结局不可避免的将会出现。如果你要锁定路径、避免这种结局出现的话,那你就要面临很尴尬的情况,就是说,你将不得不利用落后地区的力量来羁绊先进地区,把大家都统统拖到一个比较落后的水平上。这样做你虽然能够避免先进地区的脱离,但是由于你整体上讲,是用落后地区的规范和文化来逆向规训先进地区,不可避免的会把整体文化都拖进去。

[01:17:02]这种局面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尼德兰在过去的中世纪是一个帝国之下的半独立的政权的情况下,安特卫普是比阿姆斯特丹更发达的地区。但是在西班牙政权加强它的中央集权的情况下,低地国家原来的半独立、半自治各邦,就要面临选择了:要么呢,你留在帝国体系之内,丧失你原有的自治权,在丧失自治权的同时,你不可避免的就丧失了你的资本主义萌芽和经济上的先进性,最后被拖低到跟西班牙内地差不多的水平上;如果你要避免这种被拖累的效应,那你就像荷兰一样干脆独立出去,把半独立变成完全的独立,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变成阿姆斯特丹,继续发展你的资本主义,变成一个具有经济上和政治上都非常先进的小邦。尼德兰南部和北部各自做出了选择——说“做出了选择”其实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的选择有一部分是由于地缘形势和国际形势做出的,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不是说你想选择什么就选择什么。但是造成的结果就是,因为南方的安特卫普最后落到了中央集权的绝对君主国的手中,它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城邦自治都慢慢的被消灭了。安特卫普在半独立时期是欧洲的经济中心,但是在最后被哈布斯堡王朝整合以后,逐渐的退化成为一个落后的天主教地区;而阿姆斯特丹原先并不是一个先进的发达地区,但在独立以后,吸引了安特卫普流出的资本和难民和人才,最后变成一个自治城邦结构,成立了荷兰共和国,变成了现在资本主义的[国家]。

[01:18:45]这两种选择哪一种更有利?这主要是你价值观的问题。我想,如果你的价值观跟近代以来汉语世界推行的主流价值观差不多,就是电影黄飞鸿、霍元甲这些武侠片灌输的价值观,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华民族要崛起的话,你就应该选择安特卫普的道路,跟欧洲大陆的帝国结合在一起,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帝国,使这个帝国足以抵抗英国和荷兰所建立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海上文明,当然这样做你也就选择了落后的道路。或者呢,你就选择阿姆斯特丹那种道路,这就是意味着,你把中华民族要崛起、蒋介石的理想、梁启超的理想完全抛弃到一边,而以重新的理解方式去看待德王,去看待满洲国,看待李登辉和陈水扁这种人,把他们的做法看成是一种按照荷兰方式或者按照爱沙尼亚方式在东亚建立资本主义新国家体系的一种努力。按照这种方式努力,你很可能,至少是在东亚的沿海地区建立一系列类似新加坡和香港的城市国家,或者建立一系列类似于荷兰和爱沙尼亚的小型的资本主义国民共同体。但这样做你也要面临选择,你这样做肯定就会最终摧毁了大清留下的帝国遗产,让这个帝国遗产复活最后的机会消灭,让曾经有可能存在的中华民族像大俄罗斯民族和大奥斯曼民族一样,永远的变成历史上的南柯一梦。而新建立起的这些邦国,无论它们内部多么发达和先进和民主,归根结底,它们只能是西方国际体系中的一个附属。波兰永远不会取代美国成为国际体系中心的。但它如果变成斯拉夫帝国的一部分,这个总体性的、包括波兰和俄罗斯在内的斯拉夫帝国,说不定能够变成美国的匹敌。

[01:20:41]具体怎么选择,那是很难说的事情。但是无论你选择哪一条道路,你都需要损失一部分有利因素,去换取另一部分有利因素。天下就从来没有哪一条道路能让你把所有便宜都占到了:它不可能让你既像荷兰和新加坡一样享受资本主义的自由治理和繁荣;又像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一样,享受广土众民的帝国普世主义的强大。你总得在两者之间选择其一。如果你梦想像英国和美国一样,我既是威震世界的巨大帝国,又是自由邦,那么我可以准确的说,这条道路不存在。就算它曾经存在过,因为这样的生态位在历史的黎明时期,在资本主义产生的那个关键性的窗口期,已经被英语民族占领了。所以英语民族能够既在本国建立自由体制,又能够在海外实行帝国权力。而后发的挑战者国家,则不可能两者兼得:要么你模仿英美建立资本主义小国,你自己就变成英美建立的国际体系的附庸部分;如果你想挑战,建立竞争性的国际体系,那么你建立出来的必然是一个以大陆体系为基础,是一个跨民族、超民族、以官僚专制主义为基础的整合体系。这种体系不可避免的使依附这个体系的所有居民都享受不到资本主义意义上的自治和自由。

[01:22:04]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来看,国民共同体和民族发明的过程,基本上是围绕着英美为核心的这个资本主义体系发展和延伸的不同层次,把发展不同层次的居民——较高层次和较低层次的其他居民区别开来的手段,用这种手段建立起来的小共同体,能够准确的体现这些居民距离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的不同层次。而一个大帝国,可以通过它专制的平等来打破这些层次,以向下拉平的方式打破这些层次的差别,把本来已经建立的这些小共同体重新整合成为一个帝国。但这个帝国,也必须付出它的代价。没有不付出代价的道路。关键在于你付出了你的代价之后,你不能够走在一条路上,同时又向往能够得到另一条道路的好处。

[01:22:58]例如,具体的说就是像上海这样的地方,你不能一方面看着大阅兵,享受着大国复兴的梦想;另一方面又觉得上海人应该像新加坡人或者香港人那样,把上海人的钱留下来给上海自己用,把安徽和河南的那些难民统统给我赶出去。你排除不了山东、河南和安徽的难民,这就是你享受大阅兵和大中华民族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香港,你如果选择新加坡那种道路,你是可以把这些人赶出去,就像是新加坡人把马来西亚或者是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赶出去,但是你也就不要再做你帝国的美梦了。无论如何,你还应该感到幸运,因为你至少还有选择的机会。有很多地方,我想,比如说像驻马店或者像是兰州这种地方,连这样的选择的机会它都没有。谢谢。

提问部分(所有问题均经过精炼)

[01:24:15]提问人A:第一,拉美在西班牙殖民者来临之后,基本上都是西班牙人,为何最后却分成了十几个国家?第二,王船山的思想中好像有一种原生的种族主义色彩,他的思想在当时是否是主流?西方的民族主义在晚清进入中国后,与这种原生的种族主义是如何衔接的?

[01:26:50]刘仲敬:拉丁美洲,它在殖民主义时代继承的是西班牙王室实行的帝国结构。也就是说,西班牙王室在征服了阿兹特克和印加两个帝国以后,它把这些帝国作为一种附属于西班牙王国的帝国来统治。墨西哥城有一位总督,它的头衔是副王,也就是国王的代理人,他的爵位是亲王,继承了阿兹特克的领地。在新格兰纳达,就是南美的北部,就相当于后来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的那个地区,设置了另外一个副王。它这个副王体制的意义就是,它不采取英国人在北美所设计的那种自治社团体制,而是沿袭了帝国和吏治国家的统治方式。拉丁美洲在独立以后,一开始的时候是顺着殖民主义的边界划分所设计的,所以它就产生了墨西哥帝国和大哥伦比亚这样的超级国家。墨西哥帝国的边界不仅包括现在的墨西哥,而是一直延续到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的边境上面。中美洲的小国当时就属于墨西哥帝国的。而玻利瓦尔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也是继承了西班牙过去新格林纳达的整个总督辖区。

[01:28:03]按道理说是,如果大民族主义,相当于是大德意志主义或者中华民族这样的建构是能够行得通的话,那么我们就得说,没有理由不形成一个大的墨西哥民族或者大哥伦比亚民族。因为他们形成民族的基础,至少是像中华民族一样。他们全都是天主教徒,他们全都是西班牙人的直系或者旁系的后裔,只有一些需要同化的种族,但是按照人口比例来说的话,也不见得比汉族在江南地区所需要同化的粤语[人口]或者其他什么的要多。而且这些原住民的文化比较简陋,完全没有办法跟欧洲的天主教强势文化相比,似乎完全可以把他们吸收进来,建立一个大民族,而不应该分裂出来,建立一些按照地方性边界建立出来的小民族。像巴拿马共和国和哥斯达黎加这样的小国独立,对于它们来说的意义,就等于是湖南共和国或者云南共和国从中华民国中间独立出来一样的道理。

[01:29:02]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精英阶级考虑这样的问题。后来之所以搞成分裂状态,是由于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出现了,就是说是,地方性的精英阶级,尽管他们在文化上面还同样是西班牙天主教徒,甚至也没有独立的愿望,但是就是因为是争夺事实权力的缘故,你上台就没有我的位置,玻利瓦尔看中的胡亚雷斯这样的继承人本身站不住脚,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其他地区都不断的发生军事政变。地方上的军人和绅士结合了起来,抢夺了很多政权,形成了事实上的割据状态。事实上的割据状态并不代表当地的精英有强烈的独立欲望,他们实际上像是湖南军阀或者广东军阀一样,他事实上要割据,把湖南和广东的钱和军队握到自己手里面,但是从理论上来讲,他并不想脱离中华民国而独立。玻利瓦尔辞职以后,他留下的大哥伦比亚的那个状态就是这样的,各地军阀各立山头,各自为政,但是他们没有哪一个人想要把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废掉。

[01:30:07]但是这只是最初阶段。经过后来几十年的博弈,各路军阀就发现是谁也吃不掉谁了,而且各路军阀在地方上的统治也渐渐趋于稳定。委内瑞拉的军阀跟当地的土豪和绅士之间,渐渐形成了财政上的合作体制,由我出钱养你的军队,这种体制渐渐的结合起来以后,他们就越来越不愿意跟其他地区的绅士和军人分享他们的权力。最后在事实上的边界足够稳定以后,大家已经慢慢的相互承认了。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渐渐这样分离出来了。根据同样差不多的程序,拉布拉多联邦最后分离出了乌拉圭,墨西哥也就分离出了中美洲各国。这些国家,它们就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精英,它们的独立精英其实原先都是本国的一个党派。乌拉圭争取独立所谓的三十三人运动或者其他什么人,其实就是阿根廷红党和白党斗争的一个失败的派系。失败的派系渡过乌拉圭河东岸,在这个地区就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国家。巴西也有类似的情况,巴西的本国的失败者在里奥格兰德宣布独立,像乌拉圭一样建立了里奥格兰德共和国,招募了一批志愿者打仗。

[01:31:18]其实就当时十九世纪的情况来看,里奥格兰德共和国独立的可能性是跟乌拉圭共和国或者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是一样的。至于最后为什么哥斯达黎加共和国和乌拉圭共和国站住了,而里奥格兰德共和国却偏偏站不住?答案只能说出于偶然。乌拉圭共和国的精英阶级搞外交平衡,和巴西、阿根廷两个大国之间的平衡搞的比较好,于是它就像泰国一样生存下来了;里奥格兰德共和国搞平衡搞得不太好,单方面挑战巴西,结果就自己就没有站得住脚。结果,哪一个国家能够独立,哪一个国家不能独立,其实这个道理就像是,为什么是宋朝灭了南汉,却没有办法把越南灭掉?其实越南和南汉都是残唐的节度使,为什么灭了这个没有灭那个?那就是出于偶然现象。统兵的将领军事才略差了一点,政治才略差了一点,而那些割据势力本身,政治组织好一点,或者军事组织好一点,这一点点差别就构成了后来巨大的路径演变[差别]。结果就是越南变成了藩属,而广东则变成了直接统治的地方。最后演变到近代,本来其实跟广东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同样是帝国边境地带的越南,使用了拼音文字,它就变成了自己的独立民族。时间越远,分化就越大。

[01:32:34]拉丁美洲各个小邦也就是通过这样的程序,在它们独立的开始的时候,它们其实只是割据政权,还谈不上独立政权,根本谈不上是独立民族,因为它们的语言和宗教都跟它们分离出来的母国是一模一样的。独立的理由就是,事实上的本地精英阶级不高兴跟其他地方的精英阶级分享实际利益,就因为这样的理由。但是割据的架构时间一旦长了,割据就慢慢变成独立了,非正式的割据就会变成实际上的独立,再取得美国英国的外交承认以后,割据变成独立就变成了既定事实。最后在国家已经存在的情况下,然后根据国家的存在再反过来捏造民族、发明民族。这就是拉丁美洲各国产生自己独立民族的基本路径。

[01:33:20]可以说,它们的独立过程,在最初的几十年,跟清末民初那二、三十年的格局是差不多的。它少了什么呢?它就是少了国共两党。如果是中国近代历史没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你让各路军阀,让陈炯明、谭延闿、吴佩孚、张作霖这些人乱搞下去,最后搞出来的结果就跟玻利瓦尔死后的美洲是差不多的。张作霖要想完全打败吴佩孚,那是不可能的;孙中山要完全打败陈炯明,也是不可能的;陆宗舆和唐继尧是谁也吃不了谁,而且他们谁也没有办法完全吞并四川和湖南。最后的结果就是,各地的军阀都各自为政,形成事实上的割据政权,然后他们也会像张作霖和冯玉祥那样,各自私自跟列强搞自己的外交活动。最后,迟早会有某一个割据军阀宣布,它这个政权就是事实上的独立政权。其实张作霖已经那么宣布了,他的安国军政权和东三省议会联合会这样的组织,实际上就已经是委内瑞拉和乌拉圭独立的那种先决条件了。李顿调查团所设计的那个东北自治政府,实际上已经是很像是挪威或者乌拉圭独立前那个过渡阶段。

[01:34:26]如果没有国民党和共产党,没有苏联干涉的话,你可以合理的设想,各路军阀的结果就是,谁也服不了谁,中央政府慢慢的瓦解,至少这个体系的边界地方会产生出很多类似于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的小国。这些小国会在英美的保护之下慢慢变成爱沙尼亚这样的独立国家,加入西方国际体系。但是由于有苏联和日本的强势干预,把中国变成一个战场,使它们各自的代理人以国共两党战争的形式建构的这个体系,最后把列宁主义体系引入了这个场域,最终改变了中国历史命运,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保留了原有的帝国结构。

[01:35:04]其实这种历史发展本来跟墨西哥是差别不大的。墨西哥在独立以后,帝国逐步解体,南方各小国独立,本国发生国民革命,这个程序和中华民国是非常相似的。唯一不同就是,美国人能够罩得住拉丁美洲,它能够通过门罗主义强迫欧洲列强不准介入。如果拿破仑三世按照他的理想,率领他的军队介入墨西哥,在墨西哥建立一个墨西哥帝国,然后又跟墨西哥共和军打仗;然后苏联呢,再跟那些不甘屈服的打了败仗的共和军一些援助,假定胡亚雷斯政府被马克西米利安打的没处跑了以后,也像孙中山一样,求英美的援助求不到又跑到苏联那儿去,从斯大林那儿得到援助,带着苏联军火打回去,把墨西哥变成苏联和日本两国代理人的势力交战的话,一方是苏联支持的共和派,另一方面是拿破仑支持的满洲国,把墨西哥变成这样的战场,那么我们也可以合理的推断,无论是谁赢谁输的话,墨西哥肯定会重新建立一个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帝国。

[01:36:05]之所以没有这样,原因就是很简单:威尔逊主义通过保护美洲,也保护了美洲这些多国体系的形成。在它最脆弱和最幼弱的阶段保证了它们的安全。而威尔逊总统本来也是打算在远东殖民主义撤退的时候,在远东也搞一个类似的体系,但是列强没有跟他配合好,结果在远东殖民主义体系垮台的同时,威尔逊主义的新体系没有建立起来,远东出现了一个青黄不接的政治真空。在这个政治真空当中,苏联和日本的势力插入了,把中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没有这些势力插手的话,那么中国很可能会瓦解成为一系列比较接近于缅甸、泰国或者老挝这样的小国。这就是本来另外一种可能发生的历史。它主要的动力源其实不在中国本身,也不在拉丁美洲本身,而是在于中国和拉丁美洲——或者更正确的说是东亚和拉丁美洲——在国际体系中必然所处的不同位置。拉丁美洲是占了靠近美国的便宜,而东亚则是吃了远离国际体系中心的大亏。这就是它们重大的[差异]。它们的命运发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就在这儿。

[01:37:14]像是王船山那种人,其实我们现在看的历史,是清末以后重新建构的历史。如果按照儒家本身的传统,王船山其实是一个挺边缘的人。儒家的基本传统是礼法为中心,而不是以种族或民族为中心。所以他判断异族或者夷狄,他是看你讲究不讲究礼乐制度。满人的问题是,他不尊重礼乐制度。如果他像是鲜卑人,例如像是北魏和隋唐一样,大家都知道唐太宗自己就是鲜卑人,但是他比较愿意接受华夏礼乐;而蒙古人和满洲人,他来的[时间]比较晚,他对华夏文明已经不像是五胡乱华时期的鲜卑人或匈奴人那么融入。匈奴人一定要说,我是汉朝的后代;鲜卑人一定要模仿汉魏鸡冠(注:鸡冠形风帽)、改汉姓。但是蒙古和满洲人则公开说是,我们蒙古人和满洲人的文化才是最高贵的,你们南人反而是低贱民族。也就是说他不肯像是鲜卑人和匈奴人那样完全同化,而是要坚持以内亚为核心,统治南方的这种基本策略。这种策略使华夏文明的坚持者感到很不爽。

[01:38:21]当时的主流并不像王夫之这种人,而是像朱舜水这种人。从他们的角度来讲,华夏文明才是标准,而不是民族是标准。满蒙入侵中夏之所以不对,不是因为他们是异族,而是因为他们不接受礼乐。相反,朝鲜和日本,他们按照种族来说,其实朝鲜人的种族跟满蒙是很相似的,至少北部的朝鲜人通古斯血统是很重的,跟满蒙的血统是有很多交叉的。但是他是坚持华夏礼乐的人,所以朝鲜人自己说自己是小中华,大明灭亡、华夷变态以后,中国已经不是中国了,但是朝鲜仍然是中国。日本人在朱舜水那个时代也有类似的看法。越南人也是,对北京他自称国王,对安南各地是自称皇帝。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它在面临占城的时候就把占城称为宗主。如果他把安南国王的女儿嫁给了占城国王的王子,安南国那些信奉儒家思想的大臣就要痛哭流涕,说这样的耻辱就像是汉朝把汉朝公主嫁给匈奴一样的可耻。不是说是嫁了公主就有多么可耻,而是说你嫁了公主,如果你嫁给儒学的信徒,那就没有什么可耻;但是嫁给不遵守儒学的野蛮民族和异质文明,那就很可耻了。如果你是嫁给朝鲜国王的女儿这样的,那就没有什么可耻的。越南人认为他们是儒家在东南亚的代理人,要通过他们的征服战争,他们的征服战争本身就是把儒家文明扩散到中南半岛南部,排斥印度教文明和佛教文明的过程。

[01:39:49]这你就可以看出,中古时代的政治伦理是怎么样的。它跟近代的国民共同体或民族共同体的概念是根本不同的。它根据的是文化边界,对于明代的遗民来说,大多数的思想曾经和朱舜水一样,认为占领了北京和南京的满清,它已经不是中国了;但是汉朝和唐朝从来没有直接统治过的日本和安南反倒是中国。(程吉忠?)跑到安南去住,终老在那里。而朱舜水呢,在安南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安南国王很想让他做官他不做,最后他跑到德川幕府去,接受德川幕府的招揽。他认为安南和越南这些国家,跟过去的大韩一样,是属于华夏文明。这个看法实际跟朝鲜国王和日本儒生和越南国王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你是不是中国,中国是一个文化概念,有衣冠礼乐,那你就是中国,或者是中夏,或者是华夏,因为这些概念大致上是相当模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换用的;如果你没有衣冠礼乐,即使占领了这个地区也不是华夏。

[01:40:48]王夫之是这个传统中的异类,因为他提出了一种在正统儒家看来是非常离经叛道的观点,就是说是,满族这个种族从根本上讲是不可同化的,它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华夏衣冠,因此这个种族是该消灭的。无论如何,对这些种族,连儒家最基本的信义都不能讲。他在他的文章《读通鉴论》上就公开讲说,信义这个事情,只有对我们儒林才适用的。例如像汉时期的傅介子那样,对楼兰国王不讲信用,那是没有什么错误的;如果你对孔子的门徒不讲信用,那是[问题很大]的。楼兰国王本身是那种蛮夷,所以你欺骗他、谋杀他,这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这种看法绝对不是司马光的看法,也绝对不是主流儒家的看法。司马光在论证西羌战争的时候就很明确的表示,像段颎这样的汉朝将领是应该谴责的。虽然他为汉朝打了胜仗,屠杀了大批羌人,但是,站在儒家伦理的角度上,他搞的是非正义战争。因为羌人虽然在各方面跟洛阳人或长安人不同,但是他们好生恶死,有家庭观念,在最基本的人性方面跟中原居民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顶多就是没有受到礼乐教化。所以段颎虽然为汉朝立了大功,是一个成功的军事家,但他残酷的杀害了这些土族居民,从儒家的道义观点来看,应该受到严厉的谴责。但是王夫之的看法就恰好相反。司马光认为,汉家的将领杀了羌人就是坏人;而王夫之则认为,汉家的使者背信弃义杀了楼兰这样一个弱小国家的国王,这是值得赞赏的事情,因为信义这件事情不适用于他。

[01:42:32]你可以用同情的方式来理解王夫之,因为他是在崇祯皇帝和永历皇帝相继殉难以后,对大明朝的灭亡感到痛心疾首,已经很不想活了,处在那种心理状态中,他自然要说出一些极端的话来。他可能觉得,仅仅是谴责满洲人是没有礼乐文化的野蛮人已经不够过瘾,他还要进一步说得更刻薄一点,就是说,把满洲人看成是不可救药的、连同化资格都没有的、彻彻底底的野蛮人。一般的野蛮人还可以接受衣冠礼乐,像唐太宗一样变成华夏文明和孔子的门徒,而他要根本上剥夺满洲人的这种资格,他要把满洲人变成根本无法同化的、连学儒家思想都学不进去的那种野蛮人。这一点当然不是事实。我们都知道,后来满人的后代中间,出了很多儒家学者,其中有许多儒家学者的造诣是比江南的士大夫更高,而清朝皇帝中间也有一些人在相当程度上,至少是部分接受了儒家学说的熏陶。所以你得说,他这方面:第一,后来的历史发展并没有支持他这个判断;第二呢,他这种判断确实是不符合当时后世的儒家主流观念。你只能够说是,他等于说是在现实政治方面已经吃了亏,没办法报复,只有通过过嘴瘾的方式,用纸上谈兵的方法来给自己取得一种虚拟的胜利,用这种方法来给自己找点心理平衡。所以这样的话是很难认真对待的。

[01:43:58]但是王夫之在近代以后,却受到了过分的重视,尽管他在当时是很边缘的小儒。在清朝末年,有很多人替他出书,这是有心理投射的原因。因为这些人渐渐的感觉到,满蒙统治集团对江南士大夫的待遇是不公正的,特别是在湘军起来以后,大家都能看得清楚,北京的朝廷不仅在财政上主要是依靠江南的财税,而且甚至在军事方面都要依靠湘军、淮军的战斗力。你以前可以说是,尽管大部分税收是来自于江南,但是满蒙贵族提供了主要军事义务,你维持统治[对我们来说]还有一定的利益;但是现在你们满蒙贵族已经变成摆设了,已经变成一个纯粹的象征物了,出钱是我们江南士大夫出,出兵出力也是我们江南士大夫出,一切都是我们出,你们还要特别的地位,这太不公平了。

[01:44:46]有这种不公平的感觉,他们就要为自己寻找理论依据。于是他们就自然的找到了有比较极端色彩的王夫之的理论,把他的理论重新复活出来,翻译出来。翻译他的理论主要就是左宗棠、曾国藩这一类人的功劳。他们在年轻时代,在湘军还没有起家的过程中间,对清廷是非常不满意的。虽然后来湘军起来以后,清廷部分的满足了他们的政治欲望,使他们在权力结构中有了一定的地位,不像以前那样一无所有,但他们实际上在思想文化阵营上还没有完全[站得住脚],他们要在思想文化阵营中一个更大的份额,其办法就是,重新把王夫之这种人的著作翻译出来,大众化的发行。

[01:45:25]发行的结果就是,培养了晚清一代的革命者。像章太炎和他同时代的人,像徐锡麟,像蔡锷这些人,他们都是读王夫之这些人的著作长大的。对他们来说,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情,莫过于南方的士大夫受到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奴役。这些思想观念都是受王夫之这些人的熏陶塑造出来的。可以说是,如果没有他们这些文化宣传运动,几十年以后的辛亥革命不一定会发生,或者说至少不一定会按照我们所知道的方式发生。这是思想文化以间接和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历史的一个例证。它不能直接改变历史,因为它没有这种力量,但是它可以通过熏陶和影响,通过影响后来人,在漫长的未来,在王夫之本人已经死过很多年,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以某种方式实现了王夫之报复满清的这个理想。

[01:46:23]而在国民党时期,王夫之的地位又受到了进一步的拔高。这个就不是出于民间自愿的,而是教育部的专家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专家搞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想要把它自己的新三民主义和近代的民族国家建构运动结合在一起,然后,要达到这个目的,古代的儒家思想具有太强的和平主义和普世主义色彩,跟国民党所强调的具有强烈的排外主义和国耻教育的民族建构路线有点不合,他们的仇恨色彩不够强烈,而且明显的表现得种族意识不够强。而国民党需要一种种族意识比较强,排外性质比较强,能够煽动起国内居民的仇恨和斗争意志的学说。因此他们对王夫之的评价特别高,特别强调,其他的儒生都没有走上孙中山所开辟的那种政治上正确的道路,他们把民族解释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这种解释是错误的;只有孙中山先生很英明的发现了,真正的民族建构应该是以种族和血统为依据的,而只有极少数伟大的先驱者,像王船山这种人,才能跟孙中山先生暗合。

[01:47:30]但是,如果你不是国民党的精神党员,也不是三民主义者,你也可以说是,孙中山这种种族建构理论跟他的出身环境很有关系。他是广东人,广东的族群主义是格外强大的。客家人、潮汕人、广府人之类的,无论在哪个朝代都是彼此之间掐得一塌糊涂。如果说东亚有什么具有强烈的排外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群体,那肯定就是他们。潮汕人、广府人和客家人在相互打架的时候,绝对像欧洲的民族主义打架一样忠心耿耿。梁启超早就说过了,大清朝的士兵是不爱大清的,只为了军饷打仗,你不可能指望他们像欧洲的爱国者那样为国牺牲;但是,广东那些乡愚,为了自己的宗族打仗的时候,一个个表现得跟欧洲的爱国者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是梁氏宗族的那些年轻子弟和王氏宗族的年轻子弟打架,那么他们就表现出,好像是王家是波兰,而梁家是俄罗斯一样,所有的爱国主义情绪都用在这些地方了。由于小共同体的效忠和大共同体构建的脱节,所以大清不可避免的变成东亚病夫和一个受列强欺辱的存在。他就设想,如果重新建构起来的新民能够有日本军国主义者那种爱国主义,能够把广东乡民保卫自己小族群那种爱国主义转移到大的中华民族这个目标上,那么这个设想的新国民的大中华民族一定可以雄立于列强之间。可惜他的设想始终没有实现过。

[01:49:01]而孙中山他就是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他之所以是革命排满这个主张的先驱者,就是因为广东的各个族群怀有高度的、我们可以说是皇汉性质的种族爱国主义情绪。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是纯粹的,没有被满洲和蒙古入侵玷污的族群。不要说是北方了,就是江东地区的士大夫阶级,也通过做清朝的官,跟清朝合作,在某种意义上加入了清朝这个内亚帝国体系。只有骄傲的广东人,他们不去做你的官,不去参加你的科举,他们只搞海外贸易,只参加三合会或者是天地会这样的帮会,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好汉,真正的最后坚持了华夏民族理想的好汉。所以反清的使命由他们来承担,那是再合适也不过了。他们的反清观念是具有强烈的种族色彩的。他们就是认为,他们的族群是纯粹的、没有污染的族群。虽然这一点从历史和血统的观点来说站不住脚,但是从政治神话的角度来讲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脚的。没有哪个国家的政治神话在科学意义上是能站得住脚的。难道波兰人的血统是纯粹的吗?韩国是纯粹的吗?当然都不是。客家人、潮汕人认为他们的血统是纯粹的,当然也不是事实。但是这种神话就产生了神话的力量。它把广东地区建构起来的这些小的族群,构成了非常坚实的共同体,实行着一种血缘排外的[文化]。而孙中山的革命排满基本上就是来自于他所出身的这个环境。他跟江南士大夫阶级是不一样的,跟山东、河南的那些高度同化于满蒙的普通顺民也是不一样的,他认为族群就是应该以血缘方式来构建。

[01:50:41]这一点,从中华帝国的观点来说,恰好说明孙中山本人和广东籍的革命党人和海外的侨民社区,这些在原有的帝国结构中间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不仅在政治上边缘,经济上边缘,甚至在文化认同上也非常边缘。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知,是华夏士大夫所不认可的。但是国民党的成功,不管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缘故,多大程度上是利用国际形势的结果,使这个原本处在边缘的集团暂时的通过攻占南京,占据了政治中心的地位。于是他们就要把他们本来边缘的理论,通过国家建构的力量,变成正统的理论。但在这个正统重新发掘和构建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中国历代王朝古代的思想家,大多数是不赞成他们的看法的,只有王夫之这样的边缘思想家才跟他们有同样的看法。于是他们看到王夫之,自然就有一种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我们孤独了这么久,总算是找到知音了,大多数的人都不赞同我,只有你赞同我,我怎么能不说你好,我当然要把你捧起来。

[01:51:46]所以王夫之的地位升高,主要是近代,受这几种因素共同驱使所产生的[结果]。至于他将来能不能够占据同样的地位,那就要看将来的历史发展了。如果将来占主流的意识形态仍然是孙中山所提倡的那种带有种族色彩、排外色彩的共同体构建理想的话,那么王夫之的地位仍然会是很高的;但是如果将来的种族思想不再是这样的话,那么,比如说,一种类似儒家的国际主义观念上升的话,那么我想,凡是有点国际主义观念和普世主义观念的人,都会觉得王夫之那一套强烈的种族主义的理论,对外邦人完全不讲信义的理论是很难接受的。所以,等于说吧,思想家处在一种很可悲的地位上,你本身在将来的历史地位如何,主要不是出于你自己说过什么,你主张过什么,你这个理论建构的好不好,主要看后来的历史发展是不是符合你希望的方向。如果不符合你希望的方向,无论你的理论建构得再好,质量再高,你终归是会被人忘却和抛弃的;如果未来的历史,阴差阳错也好,还是有什么必然规律也好,终于发展到你所希望的那种方向,那么无论你自己的理论是多么的粗糙和简单,你都会被后人同情,当作偶像。大多数人不会在乎偶像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只要有[这样]的偶像给自己助长声势就行了。这就是王夫之的历史地位之所以会变成现在这样的原因,甚至可以说是,也是古今中外的所有思想家在将来的政治生态位中能够取得怎样的身后之名、能够占据怎样的地位的关键因素。谢谢。

[01:53:34]还是提问人A:您觉得黄宗羲的思想与西方近代思想类似,还是纯粹是晚清后来塑造的产物?

[01:54:04]刘仲敬:黄宗羲那些思想没有什么特别的。黄宗羲那些思想在历朝历代都可以找到类似的东西。近代的人说他是民本,很了不起什么什么,又比附到西方的民主思想上去,其实完全是误解。儒家自孟子时代以来,基本上每隔几十年都要产生出强调民本的思想家。所谓的真正的权力来源来自于民而不是来自于君,这个东西是非常古老的,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历代的儒家主流从来没有完全否认过这一点,多多少少都是赞同孟子在这方面的观念的。黄宗羲他的观念,其实也是明朝末年江浙学派的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不是他个人独创的。你如果说他有什么特殊之处,那也是因为他参加了反清复明的活动,所以历史上把他列入反清复明的志士之列。其他人呢,其实出仕清朝的那些儒生在民本这一方面并不比他差,因为这是儒家的主流观点,大家其实都是主张民本的,但是因为他们是出仕清朝的,所以显得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重新发现明末清初遗民的过程中间,这些人反倒被忽略了。可以说清朝末年重新建构历史的过程,就是把原先的历史评价颠了个个儿:原先占据主流地位的那些人被打入冷宫了;原先处在边缘地位的人又被重新洗洗抬出来了。这个过程很像是苏联解体1989年前后掀起的那场重新评价历史的潮流。在这个过程中间,凡是你沾一点反清复明的边,即使你的思想并不很特殊,你多多少少都会获得比较褒义的评价;如果你沾了臣侍清朝、当贰臣的边,即使你的思想非常正统,你多多少少也会受到贬低。

[01:55:54]黄宗羲还有顾炎武,所谓的三大家这个说法,其实是晚清才产生出来的,在明末清初的众多遗民志士当中,他们三位虽然也是很受尊重的遗民,但是好像没有几个人觉得他们是特别先进的儒家的思想家,比其他学派要先进一大截。他们只是众多遗民和学者中的一部分,直到清朝末年才把他们重新发掘出来。这个发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比附,他们是希望在西方思想强势入侵的情况下,能够证明古老的华夏也曾经产生过具有突破性的思想家。于是他们就按照西方的标准去寻找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跟西方最相近的东西。他们在王夫之那里发现的,是西方十九世纪的民族建构;在黄宗羲那儿发现的,也是西方十九世纪的民族理论。但是这两种相似性都是非常表面的。西方的国民共同体构建,我刚才已经讲到一部分,它的来源跟这些儒家学者的观念是截然不同。你没有办法说,黄宗羲本着孟子传统意义说民贵君轻,就是西方那种民主。西方的民主的意思是,国民共同体行使主权者的权力。这个政治架构的概念,对于任何儒家,包括黄宗羲来说,是闻所未闻、从来没有想到的。所以他的民本思想和西方的民主思想只是形式上有点相似,实质的内容差别很大,而历史来源和发展的脉络是非常不同的东西。谢谢。大概就是这些。

[01:57:37]提问人B:您使用的“分裂”和“附庸”是中性的,还是像我们所习惯的一样带有负面色彩?

[01:58:09]刘仲敬:当然是中性的。为了理性客观中立一点,所以可以把它认为是中性的解释。但是如果你要按照实事求是的历史解释的话,实际上,你把它称之为“分裂”和“附庸”,都是对它们不太公平的。比较正常的表述形式应该是,把它称之为是“独立”和“融合”。“独立”和“融合”都是具有强烈的褒义色彩的东西。像玻利瓦尔这种人,像乌拉圭的三十三人运动这些人,在他们本国的历史中都是被视为是高度正面的角色。他们的分裂活动对于本国的历史学家来说,当然是独立的英雄。他们把拉丁美洲国家,通过依附美国而加入西方国际体系的行动看成是非常自然的。如果他背离整个国际体系,或者说是依附于强大的帝国,对他们来说反倒是一种耻辱。

[01:59:03]把独立和分裂看成是一种坏事和可耻的事情,应该说,在西方世界从来都是非常另类的事情;在当今绝大多数的主流思想中间,其实也是很奇怪的事情。你只有在进入可以说是三十年代国民党重构意识形态以来的这个特殊的话语网络之中,才会把这些东西当成坏事。即使是韩国人或者越南人,都会对这种特殊的污名化活动感到非常诧异。因为他们不可能不敏感的感受到,如果你这套话语体系是站得住脚的,那么韩国和越南的民族英雄全都是分裂分子和败类了。然而你如果到韩国或越南去,他们绝对不会有重新返回中国、当中国一个行省的打算。韩国这种你还可以说它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哪怕是越南,它同样是共产主义国家,而且论经济发展不如中国,它也会毫无疑问的觉得,一个地方共同体只要发展得足够成熟,能够独立建国是一个骄傲和光荣的事情,绝对不是什么耻辱。

[02:00:17]提问人C:您曾经说过启蒙运动是一种消耗。我想问这消耗的到底是什么资源?这与游士对资源的消耗有何异同?

[02:00:45]刘仲敬:启蒙运动实际上就是西方的游士团体制造出来的。他们的生态位跟东方的游士团体是很相似的。但是,他们之所以没有造成同样的后果,是因为西方——这里面的西方就指的是基督教欧洲,它的有机共同体比东方要坚实得多。首先它就体现在教区和社区。中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有两个基本共同体,一个就是教区。教区的有机知识分子就是当地的牧师,社区的天然精英就是当地的领主、贵族。他们跟本地社区的联系是异常紧密的,可以说,他们如果离开了他们的社区,就会完全丧失自己的地位,变成浪子,一般来说他们是不会离开自己的社区的。而相反,东方的士大夫即使是在和平和[稳定]的时期,他要离开自己的社区,放弃自己的社区责任,是比较容易;在乱世,基本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如此。

[02:01:43]即使如此,西方在启蒙主义时代也产生了一些游士,像伏尔泰这种人,他们也是周游列国,像列国君主兜售各种治国理想。他们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呢?他们跟原有的有机知识分子不同,就是他们没有特殊的社区效忠。你要让诺克斯离开苏格兰,或者让加尔文离开斯特拉斯堡或者日内瓦,他就变得什么也不是了。但是伏尔泰呢,他可以在各国宫廷跑来跑去,在法国混不下去了,他就到普鲁士跑一跑,跟俄国的叶卡捷琳娜调一调情,然后在瑞士和法国边境搞一个狡兔三窟。这种做法就很像是孟尝君或者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苏秦张仪这种人,他没有特定的效忠。这一点是很严重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没有特定的效忠和认同,那么他提出的方略和建议也就不大会考虑有机共同体的长治久安。

[02:02:33]而土豪,我所谓的土豪,或者说是有机知识分子,是非要满足这一点不可的。因为你会假定说是,你子子孙孙都住在这样的地方。比如说像柯文哲这样的人,他可以说是,我爷爷多少年以前就已经住在台湾了,我住在这里,我子子孙孙都要住在这里,我考虑台北的利益的时候,就不能像国民党这样的大中央集权主义者,他们只把台湾当成行省,而且是不得已才到台湾的。在台湾混两年,他就可以调到广东去。如果他在台湾混不下去,他还可以把台湾出卖给共产党。而我不一样,我无论是日本人来了、国民党来了,我们家世世代代都在台湾,我是本地的土豪,我跟本地的社区是分不开的,所以我是这里的有机知识分子,我为本地考虑是考虑本地的长远利益,考虑的是他子孙后代的利益。而一个游士,像李敖这样的人,或者像苏秦张仪这样,或者伏尔泰这样的人,也许比我聪明得多、能干得多,但他的聪明才智用的不是地方。他会为高高在上的外国君主效力。伏尔泰即使是法国人,也不会妨碍他对普鲁士君主或者是俄国沙皇效力。他提出的各种理论,不见得对他所在的社区是有利的。他再聪明,再能干,就因为他的效忠不针对他所在的社区,所以他发挥的很可能是解构性和破坏性的作用。

[02:03:48]有机知识分子,无论他是不是聪明能干,但他的主要任务是,他要强化和维护产生他的共同体。没有这个共同体,他什么也不是。而游士,他没有这样的有机性,就是说他没有共同体,他的聪明才智要用在瓦解共同体,释放共同体原有的资源,为共同体以外的君主和强人服务。这两种路径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游士太多,原有的共同体解体,天下必定会大乱。而社会基础能够维持,关键不在于有没有伏尔泰这样特别聪明的人,而是在于有没有默默无闻的土豪。像苏格兰牧师或者是新英格兰的科顿·马瑟这样的人,这些人论才智和著作来说,也许是不比伏尔泰这样的人更聪明,在学术界和思想界的重要性也许比不上伏尔泰,但是,他们能够保护和强化他们所在的社区,而他们所在的社区,苏格兰的社区和新英格兰的社区,最终长成参天大树,是靠他们这种人一点一滴默默无闻的贡献。这些社区没有产生出伏尔泰这样名扬国际的大游士,丝毫也不会妨碍新英格兰农民的幸福,丝毫也不会妨碍苏格兰农民的幸福。而即使你有伏尔泰这样的游士,也没有妨碍法兰西和欧洲大陆的绝对君主国剥夺小共同体的财富和资源,使当地的人民变得更加困苦,使当地享受不到苏格兰人和美洲新大陆能够享受到的自由和繁荣。

[02:05:14]这就是一个价值观念的问题。你到底是秉持才智的个人主义好,还是秉持社区的幸福好?如果你讲究纯粹的个人主义,只要我个人兴旺发达,我个人名垂青史、扬名立万就好,那么你就应该对启蒙主义者给予更高的评价。因为他们虽然不忠于他们的社区,但他们确实是点燃了才智的火焰,把这个才智的火焰以最快的速度加以燃烧了。但是你要是说,知识分子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造福他所在的社区,那你就要说,启蒙主义这些人本身是不合格的,虽然他们是聪明能干,但是他们的聪明能干没有用到正确的地方。那些没有他们聪明、但是忠于乡土的土豪,比他们要伟大得多,只有他们才是真正造福人民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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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omdionysius

罗马天主教徒,教名雅各·比约,奉行传统主义,追随圣庇护十世司铎会。幽燕独立运动发起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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