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卷残编:民族史观纲要

尽可能把诸夏的历史写出来,例如滇史。第一步是把材料搜集丰富,然后用小共同体自发秩序的史观组合。
三种资料非常重要。
第一是各地的考古学资料,积累甚多而善于以适当框架容纳的人不多。
第二是各族群的史诗歌谣传说,尽管在冒充大一统士大夫的过程中损失很大,但残余的部分其实已经比诗经楚辞传统资源丰富得多,足以构成创造国族历史的充分依据,比大多数东欧和拉美国家强得多。
其三是西方传教士和殖民主义者留下的纪录,包括窝匪污蔑他们的黑材料。好的历史学家有能力从假材料看出真背景,因为人在说谎时都会暴露不由自主地自己和环境的许多信息,甚至信息量大于真话。任何事情都会在当事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留下蛛丝马迹,只怕泯灭不怕伪装。

考古学材料还有一个重要性,就是不可避免地证明大多数非中原的文明群体其实在物质和艺术上更加丰富。南方各文明的水稻产量比北方的鼠尾草植物例如黍米高出几倍到几十倍,时间领先两千年到几百年。从汉武帝到康熙,征服者一直依靠被征服者输入技术。西戎秦晋对中亚技术的吸纳,包括小麦食物的开发,始终领先于中原,直到唐代仍然如此。西南族群链对印度-南喜马拉雅-北缅甸路线和巴蜀-夜郎-红河流域-南洋-印度路线也有类似的特殊重要性。

僵化的士大夫文化其实只限于极小圈子,不能完全掩盖土著群体的独立。这就是所谓的礼俗之别,士大夫和吏治国家从来不能统一俗的层面。例如汉袭秦制,但民间层面齐和楚迅速吃掉了关中的残秦文化。西汉末年和东汉的北印度输入已经极为明显,波及从墓葬饮食到流行歌曲的方方面面。

历史学家的问题是,还没有想到将孤立的材料组合到适当的体系。现在的大一统体系跟材料不能相容,造成了越来越大的混乱和矛盾。解决问题的范式革命,实际上确实是非要以解体论为纲不可。与此相矛盾的一切说法,全都可以视为民科或别有用心的政治煽动。

较之树大叶茂的解体论史纲,从梁启超到戴传贤的奥斯曼主义发明学只能说是极其单薄,只有数量极少的炎黄神话,仅仅数量级就不如巴蜀一个小族群的千分之一,而且事后拼接的痕迹极其严重。至于窝匪的历史发明学,那就应验了老笑话,首先我没有借钱给你,其次我早就还给你了,将国民党的奥斯曼主义和黄俄的反国族主义放在一起,过猫与狗的生活。即使你除了中国革命史以外从来没有看过任何材料,也无法注意不到两者的水火难容。这样就只能依据国际惯例,将民族发明学放在1848年以后,回到奥斯曼主义、泛突厥主义和解体论民族发明学的三元竞争。从日耳曼、拉丁、斯拉夫、阿拉伯、突厥的先例看,解体论始终是胜利者。而且奥斯曼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胜利都是暂时和可逆的,只有解体论的胜利是不可逆的。所谓公孙谷主武功,难练易破,就是指错把帝国当民族。现有的大多数民族,都是通过帝国解体,在最近一百多年,甚至几十年内发明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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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omdionysius

罗马天主教徒,教名雅各·比约,奉行传统主义,追随圣庇护十世司铎会。幽燕独立运动发起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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