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发明学与蛮族性 | 刘仲敬

曼西·阿卜杜拉发明马来民族,理由是非如此不足以摆脱东方君主製造成的一潭死水状态。他非常清楚,英语是一切智慧的源头。他的同时代人林则徐睁开眼睛看世界,相信可以用大黄禁运憋死英国人。民族发明学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反映了所在社会接触欧洲思想发源地的时间梯度,后者大体上等价于文明歧视链。东亚无疑是大型文明当中最落后的一支,坐井观天的性质体现在方方面面。他们如果承认西方的优势,就会觉得自己非常开明,关于自己相对于其他非西方文明的劣势,连基本信息都没有。
约翰逊博士借阿比尼西亚王子之口,说欧洲统治世界的理由类似人类统治动物的理由,因为前者了解后者,而后者并不了解前者。汉字世界的士大夫似乎真是约翰逊博士定理的最佳负面样本,自古以来。他们落到现在这种下场,确实跟自己的愚昧关系匪浅。
李光耀这种人完全可以视为海峡殖民地华人当中最有判断力的一类,但他们也就是有一点点了解英国统治者而已,对于自己经常接触的马来同侪和竞争者,仍然充满了自欺欺人的妄想。他们的无产阶级在六十年代的叛乱当中,仍然相信土著是生番。他们的菁英目睹自己的失败,相信责任在于英国人保护土著的特殊政策。两者的共同之处就是相信英国人有过人之处,但绝不相信马来穆斯林有什麽了不起的。
问题在于马来穆斯林并不是英国人玩弄手段的消极工具,而是善用英国因俗而治的高明政治家。马来苏丹在英国顾问和参议会的咨询之下,本来是只有同意权的。联邦议会禁止外邦人享有土地产权的法律,最迟到二十世纪最初十年已经完备。英国人对这些活动的责任,并不明显大于他们对印巴分治和以巴分治的责任,也就是说以忠诚仲裁者自居,尽可能同时满足各族群相互矛盾的诉求。
马来人成功,是因为他们更擅长利用英国政治习惯。穆斯林的判断力更强,是因为穆斯林的菁英更有国际视野。十九世纪后期,各邦的神学家通常都有爱资哈尔大学或麦加的留学经历。他们争论的问题与其说是神学,不如说是宪法。传统派强调君权神授的原则优先,试图将印度教色彩浓厚的习惯法纳入伊斯兰造法传统。原教旨派强调神法高于人治的原则优先,认为习惯法纵容了针对统治者个人的崇拜,违反了古兰经反对偶像和维护公义的精神,是马来社会堕落的根本原因。
同时代的华人苦力社会,充满了唯物主义的精神。无产阶级唯一的组织力量,仍然是他们的黑社会。有产阶级依靠英国人的保护,刚刚从无产者兄弟当中产生,迅速发展成我们非常熟悉的原子化肉猪,不仅比无产者更缺乏组织纽带和自我保护能力,还把这种脆弱的状态当成进步和高级的象徵。马来王公贵族和神学家对联邦宪制施加影响的关键时期,这些苦力保持了唯物主义和经济动物的完美形象。
苦力社会发现自己的真实地位,已经是在先机丧失三十年后,而且他们从一开始,就选择了错误的路径。间接统治的本质是属人主义和司法统治,英国保护人尽可能鼓励被保护者培养自己的法律体系和司法菁英。华人苦力使用自己习惯法、民法、家庭法的机会,一点都不比土著部落和穆斯林少。马来的沙里亚传统不是在穆斯林王国时期形成的,而是在殖民时期形成的。各部落通过习惯法的普通法确认,也就奠定了过渡时期和后殖民时期的宪法主体地位。华人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费拉性格太强,理解不了通过习惯发现法律的思维方式,不能把帮会或家族的习惯总结成法律,用自己的法官统治自己。他们更不能将各种方言总结成国语,为相应的群体争取法人的地位。
他们为时太晚地培养菁英的时候,仍然摆脱不了士大夫模式,通过国民党组织的发展和中华民国中小学课本的普及,成功地强化了外邦人的身分认同。这种体制成本甚高,在宪法当中却找不到接口。任何猎头部落都能依靠习俗和语言的特殊性,实现自己的宪法身分,然而世界上最成功的华文教育,不能为自己培养的菁英和菁英所在的社会提供出路。这种出路即使在理论上也不可能存在,除非中华民族的发明成功,然后将闽南和潮汕在槟城的移民,变成中华民国马来亚行省的居民。
没有出路的士大夫注定会变成激进派,马来国民党也是注定要变成马来共产党培养基的。光华日报从同盟会的机关报变成匪谍报,就是这一历史定理的体现。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英国人倒真是开始利用穆斯林算计华人了,但是李显龙之所以没有在革命的下一阶段牵著李光耀的鼻子游街示众,也是多亏了英国人的压制。李家父子属于费拉社会或无德性无判断力社会当中最精明的人,至少明白应该感谢英国人,新马华人能够体面失败,有他们一份功劳。
至于那些将英国人的压制倒推到十九世纪的理论,说服力非常差。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都有发展习惯法社团的机会,但习惯法本身就有蛮族亲和力。蛮族性越强,就越容易产生自己的司法和语言传统。费拉性越强,就越容易难产。英国人提供了放任自流的试验田,不同的种子自然会长出符合自身德性的果实。
今天的情况恐怕仍然是这样,费拉知识份子有强烈的恋尸癖。他们总是偏爱蛮族性最弱的一方,也就是士大夫、官僚和输家所在的一方。今天的许多舆论领袖受不了希拉里的失败,与其说是因为理论偏好或实际利益的关系,不如说是因为无意识的阶级本能。他们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反对,也隐含同样的失败者气息,因为反对和支持本身并不重要,反对或支持的理由才重要。苏联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太右,美国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太左。不同出发点的反对,预示了反对者的不同生命力和不同命运。
今天,汉字圈的穆斯林反对者普遍有两个特徵。一是他们的硬知识就非常差劲,心裡投射却很强,勉强忍受西方优越论也就罢了,实在受不了穆斯林也比自己强,坚持伊斯兰复兴是因为贫困,其实这是自己阶级地位的换位想像。二是他们并不理解自发秩序或演化体系的危险含义,直接了当说就是知识份子、官僚、大公司管理人员和国家纪委的培养方式和思维方式是非常接近的。然而,演化体系更接近蛮族性或围绕死亡-生育的芜杂和残酷。他们容易接受伊斯兰理性和专制的部分,反而不能理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隐含的宪法主义和造法传统。后者的根须所及,远远超出了他们想像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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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omdionysius

罗马天主教徒,教名雅各·比约,奉行传统主义,追随圣庇护十世司铎会。幽燕独立运动发起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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