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内亚的三重面相

内亚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名词,经常用在从满洲到北印度的广阔区域。本文所指的内亚范围较小,仅限于以下地区:长城和阿尔泰山以西的中国穆斯林地区,即新疆行政区的大部分;继承前苏联的中亚各共和国;高加索地区;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的呼罗珊地区。该地区的共同特点是:大多数种族和宗教群体跨越国境线和行政边界,名义上的管制者部分、甚至主要依靠外来援助支持,民间社会几乎没有自我维持和自我保护的能力,有效管制正在崩溃或濒临崩溃。这些特点使内亚地区变成了无形态战争的培养基,对三种统治秩序构成了潜在和现实威胁。这三种秩序分别是:美国主导的罗马式世界秩序、俄罗斯绥靖南部边疆的帝国秩序和中国正在企图重建的天下秩序。这三种秩序存在内部和相互的矛盾,进一步增加了内亚局势的不确定性。

美国秩序的最高纲领是威尔逊主义,要求政治德性相近的各成员共同维护集体安全,结束势力均衡定期破裂造成的战争。由于各行为主体的政治德性和政治制度相去甚远,威尔逊主义从来没有实现其最高纲领。事实上,美国推动集体安全的努力将世界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威尔逊世界构成世界秩序的核心区,建立在价值观同盟的基础上,实现了北约和其他主要盟国的整合。霍布斯世界由中国、印度、俄罗斯这样的中间层国家组成,延续了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外交模式,不断引起争夺势力范围的局部战争。达尔文世界由名存实亡或名实具亡的外圈国家或地区组成,不能有效地保护或管理其居民。这里的居民依靠亚国家层次的小团体维护自己的安全,暴力通常是小团体相互交流的主要语言。美国对待中间层和外围并无善策,只能摇摆于输出价值观的帝国主义和养痈遗患的绥靖主义之间。内亚的大多数居民处在第三种状态(达尔文世界),尚不具备建立国家的能力。美国及其盟友在这些地区输出秩序,难以发现适当的接受对象。霍布斯世界的三大核心国家,也就是小布什所谓的邪恶轴心,因为没有能力实现集体安全的霍布斯式国家虽然为数众多,只有她们三者有能力、欲望和机会推翻威尔逊世界及其集体安全主义。其他霍布斯式国家,例如印度或印尼,如果能够得到机会,更加乐于加入威尔逊世界,即使做不到,也没有推翻世界秩序的能力或动机。“邪恶轴心国”从三面包围内亚,内亚的动荡直接威胁到这三个国家,却不会直接影响到美国和威尔逊世界。

巴基斯坦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内亚给美国造成的尴尬局面。这个国家除了仇恨印度以外,没有任何足以支持共同体的天然纽带。旁遮普人和信德人以国家机器为战场,发泄他们相互的仇恨。俾路支人和普什图人既不想留在这个国家,也没有表现出自我管理的能力。西北边境部落区的游击战给英印帝国造成的威胁,通过塔利班和基地放大为全球恐怖主义。没有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外交支持,巴基斯坦的整个政治结构就会土崩瓦解。然而这个非北约主要盟国存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美国秩序的破坏者。巴基斯坦军事情报局和二十一世纪伊斯兰恐怖组织的关系,相当于共产国际和二十世纪各国共产党的关系。巴基斯坦民间的伊斯兰化倾向尤甚于政府,威权统治的武断和腐败不断增加民间极端组织的力量。长期维持这样一个国家的稳定,只有冷酷而敏锐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才能胜任,美国政策制定者很少具备这样的特质。鉴于卡特和肯尼迪式的人物周期性出现,巴基斯坦很可能重演伊朗和叙利亚的局面。由于这种崩溃给美国造成的威胁低于给邻国造成的威胁,坚持介入给美国造成的负担多于给邻国造成的负担;表面上的失败实际上比成功更符合美国利益,巴基斯坦作为敌国的危害性实际上低于作为盟国。

阿富汗是另一个没有天然纽带的国家。她的边界和存在本身都是为了满足英俄缓冲国的角色需要,完全不符合当地居民建立共同体的需要,如果当地居民确实有这种需要的话。如果美国的目的在于报复特定的政治势力,她随时都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无需劳民伤财地驻军。如果美国的目的在于将阿富汗改造成合格的民主国家,那么她无论如何都实现不了这样的目的,除非首先解散现有的阿富汗国家,允许各种族集团通过长期流血调整出合理的边界。美国留在阿富汗,主要是降低了中俄两国维护其势力范围的难度,反倒引起了后两者的猜忌和敌意。美国撤出阿富汗,武装团体对中俄两国的威胁就会大大增加,对美国本土安全的影响却不大。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拒绝介入都是美国最恰当的内亚政策。以色列人认为伊斯兰国对自己的威胁低于伊朗和叙利亚,没有必要打击。内亚武装团体与其说给美国造成了威胁,不如说给美国秩序的最大破坏者造成了威胁,同样不能构成美国必须重视的当务之急。

从美国自己利益和基本价值观出发,美国的世界秩序就是两者的最大保障。美国要维护世界秩序,就不应该将有限的资源和注意引向内亚。内亚在有能力建构名实皆备的国家以前(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既不具备补充和支持威尔逊世界的可能,也不具备给威尔逊世界制造重大危险的可能性。在种族和宗教复杂的地区建立有效管制的国家,只能是充满血腥的过程。俄罗斯帝国或其他不受民主价值观束缚的政治势力承担这种任务,远比美国人及其盟友合适。斯大林的残酷清洗将波兰变成了近乎单一民族的国家,才使这个国家具备了加入北约的条件。否则一个建立在天主教徒残酷迫害乌克兰、白俄罗斯东正教徒基础上的国家,随时都会因为排犹暴行引起媒体的关注,非但不能成为美国秩序的得力助手,反而会构成西方核心地带的不稳定因素。何况内亚的社会生态之恶劣,远非一战前的波兰可比。

美国改善自己和盟国的长期安全和利益,最经济和最有效的手段应该是放弃没有真正国家的外圈,集中改造存在国家组织的中间层。美国秩序面临的仅存挑战者,全都来自中间层。有能力制造局部战争、侵略弱小邻国的威胁,全都来自中间层。可能像昭和日本或韩国一样民主化、补充和强化威尔逊世界的潜在优等生,同样全都存在于中间层。美国无论是扶植和改造印度、印尼、库尔德这样的潜在协助者,还是遏制中国、俄罗斯、伊朗这样的潜在挑战者,都有巨大的利益和迫切的必要。内亚是以上三个挑战者的重大负担和致命危险,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威胁却明显低于三大挑战者本身。因此美国即使无需运用支持苏联反对德国、支持红色高棉反对越南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也没有必要帮助挑战者解除后顾之忧。

伊斯兰国在肥沃新月地带的崛起,为内亚周边三帝国(俄罗斯、伊朗、中国)播下了毁灭的种子,对美国和以色列却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形势。以色列人立刻发现,伊斯兰国损害最多的对象恰好就是以色列主要的敌人。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是伊朗和巴基斯坦的核扩散威胁,其二是庇护恐怖主义的威权国家。伊斯兰国虽然同样反以色列和推行恐怖主义,却把技术水准降低到远低于真主党和哈马斯的程度。以色列安全部门丝毫不必畏惧这种威胁。伊斯兰国排除了叙利亚统一的可能性,使得以色列根本没有必要追求和平条约了。伊斯兰国制造了一个碎片化的中东,比任何戴维营协定更能保障以色列的安全和利益。历史上与此最类似的情况大概是:虽然文化大革命在意识形态上比正统的斯大林主义更加反美,在现实政治意义上却非常符合美国利益。斯大林主义的军事-工业建设能够对太平洋前线施加实际的军事压力,文化大革命却使这种威胁降低到了更接近义和团的水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煽动性和社会腐蚀性主要损害了苏联和苏联模式的追随者,对资本主义世界几乎毫无杀伤力。

美国决策者如果不能充分利用伊斯兰国造成的机会,就只能证明他们没有理解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断力。涉事各国的无能证明了罗马秩序和罗马权力的必要性,足以推动美国仲裁权的程序化和正规化,至少也能积累更加有利的先例。这些先例是构建世界安全体系必不可少的,还可能构成世界宪制的雏形。罗马秩序的输出不是没有代价的,不可能不以消耗美国国内政治资源为代价,万国购买罗马秩序的条件和程序势必构成未来世界的重要宪制问题。虽然第一次海湾战争以后,各国都在积累这方面的惯例,但这些惯例仍然是具体和个别的,没有形成世界性协调的规范。这次反恐战争构成了极好的契机,促使这方面的规范明确化,构成万国宪制和世界秩序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由于伊斯兰国对美国本土安全几乎没有任何威胁,解除美国本土以外的安全威胁只能通过国际协调;美国不必要、也不应该采取单边行动,或是派出地面部队。伊斯兰国的打击已经而且将会继续清扫美国的敌人和不适合建构的政治共同体,使能够通过考验的新政治共同体要么对美国更加友好、要么更加符合健全共同体的条件,实际上都会有利于中东和全世界的良治和安全。国际协调反恐机制能够理顺万国在世界秩序中的权利和义务,抑制不负责任的搭便车者和绥靖者,解放日本和波兰这样负责任和有能力的盟友,培养蒙古和库尔德这样的潜在优等生,促成世界秩序的良性循环。尤其重要的是:协调机制能够有效地暴露边界,将伊斯兰国的庇护者(她们同时也是美国秩序的仅有挑战者)置于万国的愤怒之下,建立有效的庇护者惩罚机制,在以后的国际协调中不断强化。即使美国不能充分利用机会,仅仅满足于无所作为;她仍然是伊斯兰国最难损害的国家,仍然是伊斯兰国损害内亚稳定(也就是损害内亚周边三帝国)的间接受益者。

今天的俄罗斯是一个衰退的、负担过重的帝国,像她的母体拜占庭一样,丧失了判断国家利益必需的自知之明。俄罗斯的根本问题在于无法治愈列宁主义留下的致命伤。苏联的解体没有恢复她的经济活力,她仍然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上沃尔特。东正教的复辟也没有恢复她的社会活力,她的人口仍然急剧老化和衰退。与此同时,高加索和中亚的穆斯林移民不断涌入俄罗斯。穆斯林人口构成俄罗斯人口唯一迅速增长的部分,占据了年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只会有增无已。今天开斋节的莫斯科,比巴格达更像巴格达。或者更正确地说,比君士坦丁堡更像伊斯坦布尔。俄罗斯的穆斯林不同于欧洲的穆斯林,来自俄罗斯的世仇,仅仅因为俄罗斯的武力才屈从俄罗斯,有理由认为俄罗斯的大片领土曾经属于他们。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卷入针对西方的冲突,肯定会给自己带来最糟糕的未来。普京政府坚持的时间越久,俄罗斯就越有可能在戏剧性的崩溃中解体。

苏联留下的中亚各共和国在前共产党人-社会工程学派官僚集团的统治下,没有找到合理的国家建构方式。社会工程学派官僚集团的倒台意味着有效治理的崩溃,各种教派组织和武装团体获得最大的利益。这种情况首先在塔吉克,然后在吉尔吉斯出现。乌兹别克仍然维持了强人统治,然而代价是伊斯兰极端组织挤占了温和派和世俗派的社会空间。该国总统卡里莫夫实行既反美又反俄的奇特政策,酷似齐奥塞斯库生前的罗马尼亚。由于该国的极端组织即使在威权政府打压下仍然比吉尔吉斯的同类组织强大得多,卡里莫夫以后的乌兹别克肯定会沦为暴力活动的主要输出者。哈萨克在纳扎尔巴耶夫的统治下尚称太平,但他的继承权问题同样无法解决。由于哈萨克三大部落的不平衡关系和总统家族软弱的腐败,哈萨克在后纳扎尔巴耶夫时代将会面临吉尔吉斯化的重大危险。只有人口稀少、油气丰富的土库曼没有明显的危险。苏联解体后二十年,北高加索的俄罗斯人口从当地人口的半数萎缩到接近于零。普京政府依靠招安穆斯林军阀,打击其他军阀派系的手段维持统治。这些军阀对普京继承人的忠诚,未必会超过杜达耶夫对勃列日涅夫继承人的忠诚。苏联留下的各国边界几乎没有设防,来自高加索战场和乌兹别克的武装分子可以来去自如。

 与此同时,中国在新疆的统治正在面临危险的转折点。大清对今天属于新疆的各地区实施间接统治,利用蒙古贵族压制六城地区的穆斯林农民,利用西藏僧侣羁縻蒙古各部落。这种统治方式即使没有其他的优点,至少极低的成本不会给内地造成重大负担。部分由于英俄势力深入内亚,部分由于大清本身由部落征服者向吏治国家转化,北京朝廷在平定阿古柏以后,决定对新疆实施直接统治。新疆行省造成的主要后果就是削弱了蒙古王公的力量,使帝国官僚机构和穆斯林群众直接接触,从而埋下以后几十年冲突的种子。二十世纪初叶,两大事件促成了穆斯林居民的民族建构。其一是中华民国的成立和五族共和理论,迫使穆斯林居民必须发现自己的共同体定位。其二是土耳其的民族建构运动经过俄罗斯鞑靼人的民族文艺复兴,渐次传入新疆的穆斯林社会。这些因素发酵的结果,就是1920年代维吾尔民族的建构。从此以后,新疆的冲突格局极大地改变了。1920年代以前,迪化的文官利用穆斯林顺民牵制蒙古贵族的独立倾向。1920年代以后,他们开始利用非维吾尔的其他民族牵制维吾尔人的反叛倾向。

大叛乱从1930年代开始,连绵不绝。民国在新疆的残余力量既没有能力抵抗苏联的干涉,也没有力量镇压穆斯林的叛乱。如果斯大林愿意,完全能够将新疆变成第二个蒙古;但他猜忌中亚的穆斯林,不愿意给后者提供独立的希望。他支持中国共产党推翻民国以后,就出卖了曾经支持过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推行了类似内地的革命政策,夺走了当地有产阶级的土地和财产,安置内地的强制移民、军事屯垦团体和矿产开发机构,1960年代的大饥荒又迫使大量自愿移民进入新疆,使非穆斯林人口从百分之十增加到百分之四十。由于穆斯林社区的组织没有像内地儒家士绅的组织那样完全崩溃,反弹是不可避免的。直至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索取1950年代强征土地的冲突仍然没有停止。1990年代以后,民族主义势力相对于伊斯兰主义的优势日益削弱。与此同时,内地移民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回流不断增加,新移民逐渐枯竭。这些因素和周边安全环境的恶化相结合,导致了2009年以后的冲突升级。

 加强镇压的措施实际上发挥了促使局势恶化的效果,因为打击不可避免地落在民族主义头上,因为他们通常是当地的有产者或有声望者,目标甚大无法逃避,很少落到伊斯兰主义者头上,因为他们往往是缺乏乡土纽带的国际主义者,很容易流动和逃避。打击精英必定会造出大批失去社会纽带的散沙群众,后者在绝望中自然会投向组织能力最强的势力。然而官僚组织不可能做出其他选择,因为两者同样都是敌对势力,打击前者安全而有利可图,打击后者危险而无利可图。安全措施对移民社区意味着持续不断的侮辱和骚扰,加快了精英和青年人口回流的速度。在损失百分之五精英的情况下,维持高质量生活必须的社会支持系统就会相应地恶化,于是导致更加严重的回流。乌鲁木齐仅仅由于外州移民社区的集中,勉强避免了人口萎缩。然而南疆的人口结构已经完全车臣化,北疆也仅仅是时间问题。鉴于内地老龄化的速度,城市产业对农业人口的吸引力大于新土地,补充新移民的可能性日益降低。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反恐战争意味着向上级转嫁财政压力的机会。这些经费和增派军队的军饷一起流动,冲垮了本来就极为狭窄的市场,导致物价飞涨,没有资格领取政府津贴的居民更难谋生。为振兴新疆经济而投入的大项目,实际上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在社会普遍解体的情况下,极少数拥有组织和信仰的小团体就会显得格外强大。如果这些团体拥有外援和境外基地,就会像民国时代的共产国际一样无法根除。

随着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安全形势的恶化,中国西部边界正在面临类似越南战争的形势。1996年的阿克苏被视为汉人的城市,如今已经形同围城。2012年以后,吉尔吉斯边界哨所不断遭到攻击。即使不计暂时仍然安全的哈萨克边界,从吉尔吉斯到瓦罕走廊的边界已经比1972的南越-高棉边界复杂得多。1990年代以后,乌鲁木齐一直是亚洲第二大毒品贸易中心。来自阿富汗和费尔干纳的毒品轻易地越过只能在纸上画出来的边界,通过乌鲁木齐前往香港。东南亚的经验早已证明,毒品运输线可以轻易转化为武装组织的军火运输线。如果大规模战争尚未出现,那仅仅是因为缺少相当于苏联的强大外援,然而伊斯兰国的存在可以改变这一切,或者不如说已经改变。拉卡的政权正在发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卢蒙巴大学的类似功能,吸引通过中亚和东南亚前来投靠的干部和军官。这些人经过叙利亚战争的训练以后,就会返回家乡扮演核心干部和暴力专家的角色。地方政府不大可能抓到流动性强、经验丰富的核心干部,也缺乏这样的动机,因为轻易地围捕外围群众足以造成胜利的假象,而且更安全和便宜,上级机关很难对这两者做出有效区别。对于老游击队员而言,外围群众是非常廉价、极易招募的原材料。

在这种可悲的情况下,通过新疆、吉尔吉斯、乌兹别克、伊朗和叙利亚的新丝绸之路很像黑色幽默。如果这种纸上谈兵的真正付诸实施(幸而这是不可能的),只能意味着拆除内亚目前还存在的最后一条边界,制造出类似美军撤出越南以后的局势。然而从更深的层次看,该计划只是延续了上海合作组织确定的战略。该战略实际上要求中国以俄罗斯和中亚为大后方,面对太平洋上的美国及其盟友。蒋介石在1935年曾经有过类似的战略:以苏联为大后方,面对日本。最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海军建设就是根据这种战略展开的。如果这支海军的目标仅限于保护沿海安全,现有的规模和造舰计划都是无法解释的。在整个布局当中,内亚只是太平洋的次要从属部分。也就是说,无论内亚的局势多么不适合某种计划,只要中国追求国际新秩序的长时段布局有此需要,仍然不会妨碍该计划的实施。而中国对国际秩序和自身使命的理解,归根结蒂仍然取决于她通过历史经验形成的认知图景。

中国政治核心的认知图景包括两种关键元素:中国革命史叙事和大国复兴叙事,两者相互构成对方的合法性基础。前者是弱者(中国共产党)依靠高明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征服其前任盟友和保护人的故事。弱者首先要取得强者的保护,但不能诚实地忠于强者,而要在表面忠诚的掩饰下,寻找强者的弱点和敌人,利用保护人的敌人攻击保护人的弱点,再利用双方两败俱伤的机会,推翻或取代原先的保护人。从北京的角度看,国民党、苏联和美国相继扮演了愚蠢的保护人角色。他们首先以国民党附属势力的身份,争取到生存的权利;然后利用国民党的弱点和日本对国民党的进攻,在苏联的保护下取代了国民党。他们仍然以苏联附属势力的身份,依靠在朝鲜战场和其他地方为苏联服务,争取了独立政治实体的身份;然后利用苏联的弱点和苏美斗争,在尼克松和里根的保护下推翻了苏联的霸权,尽力将苏联势力从第三世界驱逐出去,直到苏联解体。他们最后以美国合作者的身份,以免费搭车方式分享反恐战争和世界贸易的利益,用韬光养晦掩护了大国崛起的战略;同时以机会主义的方式联络美国敌人,即使这些势力同时也是中国的敌人,例如2001的石原慎太郎和塔利班,当然还有失败的俄罗斯,希望这些势力的反美活动能够给自己提供更多的机会,修改近代以来一直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从北京的角度看,九一一事件、克里米亚战争和伊斯兰国都有效地发挥了牵制美国的作用。这种策略极其有效,将中国共产党由没有寸地尺天的小团体变成了割据一方的诸侯,再变成东亚大陆的统治者,如今又要变成平行世界体系的创造者。

  只有至高无上的目标才能为这些马基雅维利的手段辩护,大国复兴叙事构成了这种目标。这种神话宣称:西方势力在十九世纪深入东亚以前,远东的文明或天下体系曾经是世界的中心。西方中心的近代世界夺走了中国应有的地位,其存在本身就是对中国的侮辱和伤害。远东文明即使没有引进西方的因素,同样有能力自己实现近代化。天下体系体现了家长制的温情主义,比利益本位的西方国际体系优越。中国负有改造国际体系的天然使命,只是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韬光养晦。实力一旦充足,大国崛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大国崛起的目标是恢复天下体系,其标志就是周边小国的臣服和丝绸之路的复兴。因此复兴的中国必然会在内亚和太平洋推行扩张性政策,即使一切形势都对她不利。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马基雅维利能力才能实现天下体系的复活,其他势力或原则都不可能做到,因此中国只能由中国共产党统治。因此大国崛起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正当性和统治合法性的最终验证,放弃无异于承认自己不仅无权统治中国,而且为篡位犯下了各种大逆不道的罪行。如果这种认知图景是无法改变的,内亚未来的悲剧就是无法避免的。从美国的角度看,越过霍布斯世界,深入内亚的达尔文世界,即使不是得不偿失,至少也是事倍功半。相反,如果美国抛弃内亚,集中力量维护太平洋和东南亚的盟国,实际上无需增加额外的负担,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在可以预期的未来,无论美国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内亚必定会沦为各种极端武装势力的战场,最积极干涉内亚的势力必定会付出最为惨重的代价。中国无论有没有意识到,或是愿不愿承认这种代价,都肯定会在内亚采取积极政策,甚至很有可能因此而损害中国核心地区的有效统治和太平洋方向的扩张性政策,不到资源枯竭迫使她修改认知图景,就不可能结束。在此期间,内亚的不稳定因素实际上构成抵销太平洋不稳定因素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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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omdionysius

罗马天主教徒,教名雅各·比约,奉行传统主义,追随圣庇护十世司铎会。幽燕独立运动发起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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