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海之地的晨星 | 冬川豆

大海的港口取代了草原的港口,财富和技术随之转移。近千年来第一次,他们不再掌握军事技术的优势。辛亥革命给满蒙联盟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开启了蒙古部落建构近代化民族的进程。

亚大平原西起匈牙利,东及辽河,在信息和技术的传递当中,一度发挥了相当于近代海洋的作用。大平原象海洋一样,产生了自己的港口。北京和布达佩斯之间的交流速度,经常快于北京与大理之间。大平原的主人往往给人留下片面的印象,仿佛他们只是强悍善战的征服者。其实,他们同样经常扮演贸易和技术经纪人的角色。何况即使貌似纯粹的军事活动,背后也少不了技术支持。谁占据了信息流动金字塔的顶端,谁就会经常留下征服者的名誉。殷商的战车垄断构成了霸业的基础,他们的技术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老文明关系密切。周人在陆海通道的上游崛起,在牧野之战中打破了殷人的战车垄断。战国群雄的角逐在长平告一段落,并非偶然。赵武灵王通过胡服骑射,打开了通向云中(战国时属赵国,由赵武灵王置。秦代治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辖境约是今日的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以东,大青山以南,卓资县以西,黄河南岸及长城以北)的路线。邯郸王室的收获肯定不限于“昆山之玉”的贸易,李牧和代北武士大大推迟了六国的末日。秦人占据了周人遗留的位置,比关东大多数诸侯更容易接触西亚早已成熟的方阵技术。唐人从朔方到沙陀,一直都在输入中亚的武士和战马。蒙古帝国的征服不仅依靠成吉思汗的军事能力,也要归功于草原统治者的地缘优势。他们先天就比丧失内亚通道的宋金朝廷更容易收集中亚和西亚的炮手和技师,甚至中原王朝的核心科技——天文历法——都被他们输入的穆斯林天文学替代了。近代史学家经常提到耶稣会天文学家引起的文化之争,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所谓的东西之争其实是回回历和西洋历之争。汉唐历法到底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杨光先(1597-1669,以反对汤若望等人的新历法著称,名言是“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和他的祖辈也不知道。

辽《东丹王出行图》局部

rrrrr大航海时代给陆海之地以致命一击,超过了以前所有的战争胜负。大海的港口取代了草原的港口,财富和技术随之转移。上海和香港取代了北京和张家口,但泽和圣彼得堡取代了利沃夫和莫斯科。近三百年的历史给大多数人带来了繁荣和财富,却使蒙古部落陷入了无所适从的处境。近千年来第一次,他们不再掌握军事技术的优势。大清朝廷越来越多地依靠装备西洋武器的南方军队,改变了“内北国以临华夏”的传统政策。辛亥革命给满蒙联盟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开启了蒙古部落建构近代化民族的进程。外蒙王公依靠沙皇的暗中支持,拒绝接受民国的统治。1919年,呼伦贝尔蒙古人成立了“达乌里临时政府”。他们发布的文件《蒙古与中国之关系》宣传说,蒙古人应该成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谓蒙古为中国之蒙古,犹如谓中国为日本之中国。”他们将民国政府制定的《蒙古待遇条例》称为“第二日韩合并条约”,有违五族共和的精神。威尔逊主义的民族自决原则促使五四学生反对日本殖民主义,也促使他们反对北京政府和张作霖的东三省自治政府。他们致电巴黎和会,要求“根据民族自决之宣言,承认蒙古恢复其故国。”北洋政府镇压了东蒙的反抗,却被苏联Hong军赶出了外蒙。苏联随即通过外蒙武器运输线,扶植了亲苏的冯玉祥势力。李大钊在冯玉祥的保护下,组建了内蒙古人民党,试图以苏联社会主义大联盟的形式,处理五族共和似乎无法解决的蒙古问题。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在兴安四省成立了蒙古自治政府。国民政府的中央集权倾向虽然比北洋政府强得多,在外蒙和东蒙相继丧失的情况下,仍然不得不在硕果仅存的西蒙采取收揽人心的措施。1934年2月,经蒋介石认可,国民政府颁布了《蒙古自治八项原则》、《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组织大纲》和《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暂行条例》,并由政治会议议决通过,指定何应钦为指导长官,监督实行“蒙古地方自治”。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与产国际代表合影。前排左起:金永昌、福明泰、郭道甫、白云梯、乐景涛、包悦卿、李丹山;后排左一为宝音鄂木合,左二为丹巴道尔吉,左三为奥齐罗夫(共产国际代表)。

民国政府颁布的《蒙古待遇条例》

rrrrr1934年2月28日,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成立。阿拉善、额济纳和青海各盟旗都派出代表,承认秘书长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1902-1966,1908年袭札萨克多罗杜稜郡王爵职,1913年北洋政府授为札萨克和硕杜稜亲王,1919年执掌旗政。1936年德王任察哈尔蒙政会副委员长,2月10日在日本关东军支持下成立蒙古军政府任总司令、总裁。1937年10月27日,在归绥市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宣布蒙古自治,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领导权。1936年2月12日,德王在百灵庙升起红黄白三色旗。蒙政会成立自治军,启用成吉思汗纪元。蒙军的扩张很快就引起了傅作义和归绥移民社会的不满,后者的存在和发展都有赖于传统牧场的农耕化。蒙政会非但没有缓和两种社会的冲突,反而迅速将西蒙推向关东军的怀抱。晋绥军和蒙古自治军的战争导致了蒋介石的西安大点兵和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加速了全面抗战的爆发。1937年10月,日本和德王的联军进占归绥市。德王和他的朋友们随即在归绥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宣布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938年,蒙古、察南、晋北政权并入“蒙疆联合委员会”。1939年9月1日,“蒙疆联合委员会”改称“蒙古联合自治政府”。1944年,内蒙古东西部联合成立“蒙古自治邦”。自治邦不能建国,主要是因为日本人顾忌汪兆铭政权的反对。日本战败后,蒋介石下定决心不让历史重演。他将德王软禁在北平,撤销了内蒙和东蒙自治的所有遗迹。东蒙划入东北九省,内蒙划归宁夏、绥远、察哈尔三省。问题在于国民党政府根本无力控制华北,更不用说长城以外的地区。苏联占领关东以后,在呼伦贝尔成立了自治政府。内蒙古人民党在张家口成立了另一个自治机构,但实际控制范围没有超出察哈尔的边界。美国大使馆的官员相信国民党会不择手段地报复蒙古人的亲苏倾向或独立倾向,如果他们有这种能力的话。(Dean Acheson to U.S. Embassy in Moscow, 30 July 1946, GRDS: 893.00 Mongolia/7-3046; Walton Butterwort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9 August 1946, GRDS: 893.00 Mongolia/8-946)

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成立大会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仪式。照片右上角有“德王”两字

rrrrr 1947年初,蒙古青年联盟加入了这场游戏。他们没有任何军事力量,却具备前面几个组织所没有的优势。他们符合威尔逊主义的标准,希望建立非共产主义的民族民主国家。美国大使馆的报告说:他们不与“国民党蒙古人”和“TG蒙古人”为伍,但又认为在和国民党或TG合作的蒙古人当中也有“真英雄”;在他们眼里德王是唯一能把全内蒙团结在一起的领袖,日本占领时期是一个“蒙古民族主义崛起”和蒙族社会向现代进步的“黄金时代”。(U.S. Embassy in Nanking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13 October 1947, enclosure: Ruth F. Bean to Mr. Perkins and Mr. Ludden, 3 October 1947, GRDS: 893.00 Mongolia/10-1347 ; Lewis Clar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6 April 1948, enclosure: R.F. Bean to F.D. Schultheis, 14 April 1948, GRDS: 893.00 Mongolia/4-1648.)他们的宣言说:“日本的控制抚育了蒙古人的自觉和独立情感,同时防止了蒙人中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喇嘛教在此时开始衰败,教育也得到了广泛传播。除了西蒙一小块仍被中国政府控制的地区外,蒙古的面貌完全改变了,她摈弃了陈腐的过去,迎来了一个新时代。”联盟试图向美国人请愿,要求在内蒙实施威尔逊总统的原则,谴责苏联是压迫蒙古民族的“红色帝国主义国家”,称赞美国精神是“除强扶弱”。宣言请求美国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迫使它改变政策,回报是一个可以在中亚与反美的苏联、军国主义的日本、靠不住的中国相抗衡的“亲美、民主、和平、独立的蒙古民族”。美国大使馆对他们的同情并不少于五四时期对学生的同情,甚至打算以利益的名义推行价值观外交:“鉴于民族主义思想在蒙人中的增长和汉人权威在边疆地区的衰落,[蒙古青年]同盟具有极大的潜在影响。因为它的方针是亲美反苏的,又因为蒙古人占据着重要的战略地区,这个组织的活动与美国的利益关系至巨”。(Lewis Clark (for the Ambassado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20 August 1948, and enclosure, “The Significance and Hope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ngolian Youth League,” GRDS: 893.00 Mongolia / 8-2048. )


▋1939-1945蒙疆聯合自治政府旗—— “七条旗”,以代表大和族的红色粗条为中心,依次团结回(白细条)、蒙(蓝中条)、汉(黄粗条)民族人民。

rrrrr国民党对这种拆台举动非常愤怒,为美国代表准备了几场波将金式的演出(波将金是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他为了使女皇对他领地的富足有个良好印象,不惜工本地在女皇必经的路旁建起一批豪华的假村庄。“波将金式”遂成为做表面文章和弄虚作假的代号)。军统事先警告他们训练的蒙古演员,不准在友邦面前暴露国民政府的阴暗面,但他们控制社会的能力远不及苏联同行,未能防止这些蒙古人通过信件否定自己在公开场合的表态。(Division of China Affairs memorandum by K.C. Dougall, 5 November 1947, RDCA, box 11; U.S. Embassy in Nanking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13 October 1947, enclosure: Ruth F. Bean to Mr. Perkins and Mr. Ludden, 3 October 1947, GRDS: 893.00/10-1347.)司徒雷登背着东道主,接见了这些不受欢迎的人士:“我荣幸地报告有关内蒙和外蒙的一些问题。外蒙现在是一个不情愿地附属于苏联的卫星国。中国人正在试图用同样的策略强迫内蒙的蒙古人也变成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可是在这两个地区似乎都存在着对一个统一独立的蒙古国的强烈渴望。我们美国人对这类愿望有出自本能的同情。从其它更实际的原因来考虑,一个自治的蒙古将可以遏制苏联向南扩张。可是现在中国人员的做法会把蒙古人驱向中共甚至俄国TG。和它所有类似的压迫政策一样,中国利用头脑简单的蒙古人反对那些被称为“民族派”的蒙古人,这实际上是在CC派指导下的警察国家的惯用手法。参加国民代表大会的蒙古代表会见了我本人和使馆其它官员。通过这些和其它场合,我们与蒙古“民族派”建立了联系。我个人的印象是,这些人所进行的事情是有价值的,他们对自己事业的说明既合情理又有合乎尊严的节制。根据各方面的消息,内蒙古民众的经济困境已到了十分糟糕的地步,这种情况自然更增加了那里的危险。如果中国的领导人能够与蒙古民族协商,把中国自己所寻求的独立同样赋予蒙古人,那么国民政府就能与蒙古人结成某种形式的联盟。可是,鉴于中国领导层目前的状况,大概没有希望说服他们进行这个正义的事业,或采纳能使蒙古人自愿效忠的有效做法。只有一个更进步的领导集团才能被说服改弦更张。考虑到这个问题的种种方面,对我们政府来说更可行的是对中国当局做一番友好的、未经邀请的忠告。如果放任自流,他们肯定会让事态继续恶化,直到最终不可收拾的地步。”(Leighton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8 May 1948, GRDS: 893.00 Mongolia / 5-1848.)

rrrrr事态的确正在迅速发展,最终使得国民党无法收拾。蒋介石不得不宣布下野,李宗仁随即释放了德王。后者逃到定远营(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巴彦浩特镇),单方面成立了“西蒙自治政府”。国民党的国防部长徐永昌痛骂他们“乘人之危,迹近要挟中央。”这场最后的斗争没有胜利者,双方很快都踏上了逃难的路程(1949年12月,德王等进入蒙古国乌兰巴托,寻求政治避难。1950年春,中苏、中蒙友好条约相继签订,同时公布德王等为战犯,随即被蒙古政府逮捕入狱。同年9月18日德王等被引渡回国,后与溥仪一同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63年春同时获准特赦出狱)。西部各盟旗并入了内蒙古自治区,后来构成了其他几个自治区的样板。陆海之地分别纳入苏联、中国、蒙古三国,没有建立欧洲式的国族。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内亚通道步入冰河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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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omdionysius

罗马天主教徒,教名雅各·比约,奉行传统主义,追随圣庇护十世司铎会。幽燕独立运动发起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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