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后回顾中国地下主教祝圣

 

鼎 2011年 冬季號 第31卷 總第163期 秘密祝聖主教三十年回顧

三十年後回顧中國地下主教祝聖曾祺光著 陳愛潔譯

编者按:二零一一年适值范学淹主教秘密祝圣首批主教三十周年,本刊特邀请多位中国教会观察家撰文探讨此一极具历史意义的事件对中国现代教会的影响。事隔三十年,但许多历史真相仍未为世人所知,本刊仅尝试借此特辑,引发教会内外学者的关注。但多位撰文的学者也许都同意,目前距离能了解事件全貌的日子,相去尚远,有待全体关注中国教会命运的人士一同探究,也期待读者多为此课题发表鸿论。

一九八零年三月廿六日,在陕西省凤翔某地方,发生了不寻常的事件。当地的罗马天主教主教周维道(1905-1983)正在秘密祝圣他的继任人李镜峰(一九二四年生),就是一位在随后三十年里、在其西北省范围内举足轻重的人物。李镜峰主教甚至一度反对被誉为有见识又有胆量的西安主教李笃安主教。

周维道和李镜峰两位主教不知怎么地终于认识了被监禁多年后获释的河北省保定主教范学淹(1907-1992)。双方很快透过中间人建立联系,并且不久之后,这位虚弱的保定主教向他的资深同事建议开始秘密祝圣一些新主教。犹豫了一会之后,双方同意并祝圣了三位新牧。他们是:甘肃省天水教区王弥禄主教(一九八一年一月廿八日晋牧)、河北省正定教区贾治国主教(一九八一年二月八日晋牧),以及河北省易县教区周尚傅主教(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晋牧)。

一封用拉丁文写的便笺解释了那个具争议的决定背后的原因。他们深信,他们不可以信任这个政权会尊重公民的自由。他们二人没有经过正当审讯而被判处劳改多年,以致体力衰弱。他们与很多其他人一样,因为宗教信仰的原因而被定罪,而且事实证明,同样事情当然会再发生。另一方面,他们深信,如果教会没有真正的主教职,是不能维持的。

这是一个在整个教会历史中独一无二(至少就其意义而言)的运动的开始。那个做法虽然产生复杂的后果,但其背后有充份的理由。政府找到足够的动机,试图加以镇压,因为他们担忧最终要面对天主教阵营的「反革命活动」。另一方面,虽然有一大批信徒准备捍卫信仰,强烈地提醒众人,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天主教徒并非只是蒙召重新肯定一项既模糊又久远的教义,而是表现出他们对复活基督的忠诚。而那就要求真正的信仰自由。

这个颇为「有组织」的地下天主教运动与为了填补空缺而祝圣主教相关连。然而,关于它的开始,仍有些矛盾之处。现任香港教区主教汤汉在一九八八年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其后刊登)指出:「当时,陕西省凤翔教区周维道主教致函他(范学淹主教),就未得教宗批准而祝圣主教一事而告诫他。范主教回覆,指出在这特殊情况下,法典赋予这种能力。他的答覆最终抵达罗马,而教宗得知范主教的立场后,同意范主教的做法。教宗私下指示,只要基于重大理由,而候选人的资格经调查并证实满意后,祝圣是合法的。」

然而,这项描述与晋牧日期并不相配。李镜峰于一九八零年三月晋牧,而范主教在一年后,即一九八一年,分别在一月、二月及四月祝圣三位主教。如果这些日子证实是正确的,那么,事件的时序稍有不同。

自此至今,转眼间已过了三十多年。虽然没有寻找运动的利弊,但再探讨一些主要因素也是值得的;这些因素逐渐促使「地下天主教运动」成为一个重要但沉默的运动,抗议党政府在毫无合理动机的情况下入侵个人良知的领域。

在监禁期间,人们(当然还有主教们)对很多事并不知情。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主席(1893-1976)宣称宗教既是过时的而且对人没有益处,所以,谈论宗教是困难而又危险的事情。人们要分辨当局窜改过的消息,其中有什么内容是可信,有什么是不可信。当他们出狱后,更要独自一人面对悲哀的境况。他们不能指望探访亲戚朋友,因为只有少数,而且受到控制。甚至他们的健康,都因为经过多年的劳苦生活,也变得很差。
良知极度痛苦的个案

随着数以千计的人获释,在人们心里激起对更美好前景的希望。更大的鼓舞是来自党中央领袖,尤其是最高领导人邓小平(1904-1997)所正视有关中国政治前途的初步讨论。他坚决奋力争取彻底改变,因为这国家正陷于破产边缘。各阶层都提到两个神奇的词语,就是改革和开放。时间证明邓小平至少在某程度上是正确的。

信徒反问自己,「宗教」会否被包括在改革开放之中。所有教派都问,旧有的宗教政策会否恢复。事实上,这是一个敌视宗教的政策,目的是透过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来控制和消灭宗教。至于爱国会这个组织,正如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二零零七年发表的致中国教会书里所形容的,是一个与天主教会无关的机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开始时,毛主席宣布「压制」爱国会。一九七八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创新的改革开放政策,让很多人期待国家的未来有新的意念和指示,包括宗教在内。

然而,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傅铁山(1932-2007)在北京南堂由两名非法的主教杨高坚(1914-1995)及张家树(1893-1988)和合法的呼和浩特教区王学明( 1910-1997)祝圣为主教。傅铁山在未有得到教宗的正式任命下晋牧,造成很大的震惊。他由统战部和宗教事务局任命而被「自选」的。他得到很少数主教、神父、修道人和教友支持;这些人在多年前被毛泽东免职,现在要利用这次机会重返他们的圈子。这关乎重新赢得「饭碗」和分享权力。
萦绕于心的往事

傅铁山的晋牧给整个天主教会(包括国内和其他地方的教会)带来极大的打击。或许这变成祝圣「正统」主教的决定性理由。他们清楚明白政府很快要求他们同意先前已做的事;因此,他们急须在政府采取此举和再次拘捕天主教阵营的活跃领袖之前迅速行动。另一方面,从前不公义的宗教政策显然会继续,尽管有不少相反的宣布。

刚过去的日子充满痛苦的回忆,既不能忘怀也不能低估。人们必须正确理解政府的各项声明,因为威胁和暴力干预成了无辜百姓的司空见惯的事。

那个往事追溯到一九五零年代,当时中国政府公开决心压制(还有别的)任何失控或会失控的现实。在天主教阵营,党清楚知道要打击什么地方。主教和修会会长只有表面的权力,并要赞同改革运动,要求一个「自主独立的」教会。

在这前提下,爱国会于一九五七年成立,并获授全权控制天主教会,而且很快之后实践各项步骤,导向强制的「自选自圣」主教。那些敢于反对或提出异议的人纷纷失踪,数十年甚至永远不复出现。少数主教却与党合作。

其结果是不容忽视的。在一九五八年,二十四位主教接受非法祝圣;其中十一人于一九五九年祝圣;一九六零年有六人;一九六二年有七人;一九六三年有三人。在六年内共非法祝圣五十一位主教。相比之下,最后一位获教宗「公开」正式任命的主教于一九五五年晋牧,在此之前,于一九五一年有九位,一九五零年有两位,一九四九年有七位。这十九位主教在随后的岁月里,各自面对艰苦的环境和待遇。在这十九人当中,有四人确实公开与党合作,组织自主独立的教会,他们是:皮漱石(1897-1978)、李道南(1902-1971)、李伯渔(1908-1951)(琪按:应为1908-1981)和王学明(1910-1997)。
转捩点

一九八零年的确是一个转捩点,经过一年的反省和祈祷,才决定做什么。问题环绕着迫切需要较年轻的主教来服务中国教会和保存其公教真确性。为此,他们需要得到教宗同意,但当然仍未得到,因为对中国的天主教神父或主教来说,出国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人认为自己在某程度上是与真正的天主教会连接,他们不准备把这特权让给那些转投共产党阵营的人。

显然这些主教和他们的未来继任人也有充份理由来解释他们的犹豫不决。他们绝对不知道,在罗马,当局正研究给予中国教会「特权」,就是授权与罗马共融的主教可以选拔和祝圣主教,作他们的继任人,或出任邻近教区的主教。

人们会否视他们的行为跟爱国会的一样,只不过同时声称忠于教会和教宗而已?他们最后会否变成「分裂者」?或者,他们的决定会否使政府对整个教会的态度恶化?人们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尽管有很多极大的危险,但另一方面,要肩负身为主教的责任感。面对教会被摧毁(这是共产党的终极目标)仍保持缄默,就是犯大错。

所以,他们冒着风险,而首三位秘密主教由保定教区范学淹主教祝圣。他们及时通知圣座,但到那个时候,「特权」已在中国教会实行,而当时至少没有明显或严重的后果。

然而,对那些采取那个步骤的主教来说,这必定意味着恳切的祈祷和痛苦的思量。他们众人多年来经历很多痛苦,在社会上被孤立,被关在监狱和劳改营受虐待,对眼前的改变不抱有希望;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其他人却做别的,为了太多的理由而妥协。

然而,在幅员广大的中国,地下和忠诚的主教仍属少数,但他们负起重组教会架构的任务。祝圣主教、准备未来的司铎和修女、重建圣堂和教会产业以及其他许多计划,都是他们要办的事情。

对于国内种种事物迅速迈向较宽松气氛的感觉,正被一种颇为危险的态度取代。在许多天主教徒当中发展了一种倾向,是关于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尤其看待「其他」对怎样与政府交往有不同见解的天主教徒,以及随之而来的处理方法。简言之,天主教阵营越来越倾向把好和坏、「爱国」和「忠心」的基督徒分开,甚至忽视有很多主教和神父是真正寻求各种方法,希望与整体社会、与有不同想法的信徒共存。

这不是仅仅关乎坚持明确立场或以信仰要义来向对方让步。它反而是关乎企图设想一些促进共存的可接受条件。反而,时常弥漫着一种破坏的对抗思想,就是互相指控,却总是忘记什么才真正濒于险境。
祝圣地下主教

重组教区,表示首先要有主教的临在,作为合法的权力。由一九八一年开始,即上文提及祝圣三位地下主教之后,直至一九八八年左右,重组教区成为秘密运动的主要活动。在国内不同地方,有相当多地下主教晋牧和履行职务。

一九八一年有七位:
甘肃省 天水 王弥禄
河北省 正定 贾治国
吉林省 四平 常振国
河北省 易县 周尚傅
河南省 安阳 张怀信
陕西省 汉中 余成悌
甘肃省 兰州 杨立柏

一九八二年有十五位:

河北省 赵县 闵多默
陕西省 周至 范玉飞
山西省 洪洞 孙远谟
河北省 廊坊 宋维礼
河北省 保定 陈建章
吉林省 四平 韩景涛
河北 易县 刘书和
天津 天津 李思德
天津 天津 石洪臣
河北省 易县 师恩祥
河北省 易县 刘冠东
天津 天津 石洪祯
山西省 长治 李维道
山西省 运城 郑守铎
河北省 邢台 萧立人

一九八三年有五位:

甘肃省 天水 陆振声
甘肃省 天水 李新生
河北省 献县 李振荣
河北省 赵县 王宠林
内蒙古 鄂托克前旗 马仲牧

一九八四年有八位:

湖北省 汉口 刘和德
福建省 闵东 谢仕光
湖北省 汉口 杨少怀
广西省 南宁 蒙子文
福建省 福州 叶而适
河北省 西湾子 郝进礼
河北省 保定 朱友三
内蒙古 呼和浩特 李从哲

一九八五年有两位:

福建 福宁 黄守诚
上海 上海 范忠良
一九八六年有一位:

湖北省 汉阳 张伯仁
一九八七年五位:

福建 福州 杨树道
河北省 保定 史纯洁
陕西省 三原 宗怀德
河南省 洛阳 李宏业
贵州省 石阡 胡大国

在一九八八年,地下教会没有祝圣主教,而在一九八一至八七年这七年间,总共祝圣了四十三位秘密主教。事实上,根据一九八一年赋予的特权,这些主教都是合法地祝圣的。教宗其后得知举行祝圣典礼的时间;就在那时刻,建立了教会的共融。圣座几乎没有直接方法干预选拔过程,而整个过程的运作是具有清晰的目标,就是捍卫必要的宗教自由。事实上,造成这些不寻常的教会程序,其责任(不管在过去,甚至现在)都是归于共产党。就选拔主教一事而言,国家对宗教领域施以过度控制和干预,都是信徒寻求保密的真正原因。国家和党还要关注其他工作,而这些工作当然不属于宗教范畴。

北京在寻求方法解决与圣座之间长期纷争一事上,常被公开指责拖拖拉拉,而且,至今所有谈判都失败,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事实上,每当双方似乎就某些小细节达成协议之际,北京便很快准备找借口终止谈判,至少暂时终止。中国政府在谈判桌上从没有认真过。

葛亦仁(Paul Mooney)在香港南华早报(二零一一年八月廿二日)的一篇文章,引述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主任任延黎的话:「北京从来无意与圣座建立正常关系。中国从来没有表示愿意与梵蒂冈恢复关系。」

葛亦仁继续说,中国教会可能「最终出现的情况,就是主教完全无效,因为他们本身的神父、修女和教友将漠视他们。」任延黎把责任归咎在政府,因为政府本应不涉及宗教。他说:「这不是为了政府或国家的利益。教会没有军队,没有权力来推翻你。有什么国家那么愚蠢,要挑战宗教?」

在一九八零年代中期,发生了两件事。首先,重组当然是积极的行动,却引起官员注意,担心此举在未来可能诉诸有组织的反政府活动。失控的局面是不能容忍的。有关的报告抵达中央后,总理李鹏下令调查,其结果是告诫下级官员要保持警觉,而且不要低估正在发生的事情。地下运动在河北省尤其稳固,当地的教友都受到严格监视。

第二「事件」反而令地下天主教会担忧。当时盛传北京当局很快要接触圣座,就建立外交关系而展开谈判。那么,在最终的会谈中,谁会代表天主教会?秘密主教做了一个天真的行动;他们以为计算人数,尤其是主教的数目,于是选择进行更多秘密祝圣主教。

一九八九年有十三位: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 郭文治
北京 北京 裴湘德
内蒙古 呼和浩特 姜立人
山东省 菏泽 李炳耀
江苏省 海门 袁文宰
河北省 大名 安世恩
河南省 开封 梁希圣
河北省 安国 刘棣芬
河北省 宣化 张九牧
河北省 宣化 赵振东
河北省 邯郸 韩鼎祥
陕西省 汉中 余成信
河北省 景县 高玉臣(音译)

这是国家首都第一次有本身的地下主教。然而,在一九八九年中旬,事情彻底改变,最终导致天安门大屠杀,而当局随之镇压任何未得他们准许的活动。为完成合法祝圣地下主教的图象,我们必须加入以下廿三位地下主教。

一九九零年两位:

江西省 余江 曾景牧
西藏 拉萨 王若翰

一九九一年三位:

青海省 西宁 顾征
河南省 新乡 张维柱
新疆省 乌鲁木齐 谢廷哲

一九九二年两位:

河北省 易县 张庆田
浙江省 温州 林锡黎

一九九三年四位:
河南省 南阳 靳德臣
河北省 保定 苏哲民
河北省 保定 安树新
山东省 烟台 高克贤

一九九四年一位:

辽宁省 沈阳 陆智远
一九九五年两位:

河南省 南阳 朱宝玉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 魏景义
一九九六年一位:

陕西省 凤翔 张志勇
一九九七年两位:

河北省 易县 陈仓保
福建省 福州 林佳善
二零零零年两位:

河北省 赵县 姜明远
陕西省 三原 兰石
二零零二年一位:

河北省 西湾子 姚良

二零零三年,只增加了数位地下主教,获祝圣的人数显著下降。至此,总共有八十二位地下主教接受祝圣。至于政府持续不断干预主教的选拔和祝圣,可能导致中国天主教内的团体重新评估形势,亦促使他们立意进行新一轮的秘密祝圣;情势在教宗二零零七年发表了《致中国天主教徒信函》之后依然如是。
「八点指示」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万民福音传播部传流了一份文件,引发无休止的讨论。这文件是在另一份称为《十三条》的文件后出现的。据称《十三条》是范学淹主教撰写的,内容记载了一些在教义和纪律上的评论。同样地,文件使寻求方法与政府达成谅解的人与支持强硬路线的人之间的立场和冲突恶化。

并非所有人都欢迎「八点指示」。这份文件触及要害。各项评论察觉到,文件中没有任何地方显示是出自圣座;它不是印在官方信笺;既没有日期,也没有任何教廷官员签署。这当然不是解决纷争的最佳方法,即涉及神学议题和政治含意的纷争。事实上,它维持了好几年。甚至连教宗本笃十六世于二零零七年发表的《致中国天主教徒信函》,也没有达致那个目标。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一九八九年发生了很重要的事件。地下主教长久以来梦想成立一个有权威的组织,能够代表全国的主教,能够担当领导工作,以回应时代的挑战。

最可能担任领袖的人物,就是刘冠东主教。刘主教生于一九一九年,并于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由周方济主教祝圣为主教。刘冠东身为易县教区主教,一直与保定教区范学淹主教(他是广为人知的权威,但不断受到警方监视)接触。刘冠东不断奋力争取拣选和祝圣地下主教,人数至少与爱国的牧者相等。

主教们长久以来梦想召开一次全国主教团会议,只有那些与教宗和普世教会明显共融的主教才可成为会员。他们认为,拥有一个正式的主教团,便表示处于有力的位置,在未来北京与罗马之间任何交往中获得真正的代表权。他们担忧信息不足的教廷官员会把对整个天主教信仰的忠诚来交换一些未确定的自由。

自从一九八九年首几个月以来,他们要求罗马准许成立中国大陆主教团。圣座一方面承认他们的请求是重要的,并让他们在有关议题上自由决定,但另一方面却要求他们重新考虑此举是否「适时」。主教们于是决定行动,并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廿一日在陕西省西安市不远的张二册村召开会议,成立他们的主教团。他们并不是天真,他们知道主教团虽是一个象征行动,但是值得成立的。他们也知道要付出代价,并且已作好准备。当日约只有十五位主教和神父出席,但他们声称代表其余五十位可能基于健康理由或遭软禁而未能出席的主教。

在几周之内,所有出席会议的人士遭当局逮捕,并被判监禁或「劳改」。
本笃十六世的《致中国天主教徒信函》

在若望保禄二世任教宗后期,有关方面觉得是时候向中国教会传达一个强烈而清晰的讯息,触及某些迫切和重要的议题,尤其集中于选拔和祝圣主教,但同时呼吁各方迅速行动,寻求彼此修和。当务之急是做有意义的事和说有意义的话,不要再玩文字游戏。

圣座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完成了一篇可以理解为信仰共融的文本,人们在其中可以感受到和看到自己参与负责任地回应天主。

教宗本笃十六世想亲自签署该信。信上的日期是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尽管它在一个月后才发表。一如在其他类似的情况,各方对该信的反应是复杂的。但笔者认为,该信就某些热门议题表达十分清晰的立场,尤其在有关爱国会的本质上,称之为与教会「无关」的机构。教宗的信也煞费苦心地澄清主教的角色,选拔和祝圣主教的意义。

各种结果涌现,但有时未有觉察到信函的属灵性质。其实该信激励希望,提醒整个教会,它的存在是出自基督的心。
结论

中国的天主教会经历了扣人心弦的二十世纪后,仍在疗养伤口;在那段日子,教会的根基因无数的信仰见证而更趋巩固。这些见证从各方诉说彻底跟随基督和勇于见证基督的故事。故事同时包含令人沮丧的恐惧和屈服,还有昔日努力的改变和坚持,也有政府实施暴力,未能尊重公民的故事。

「地下」运动仍活跃,并吸引信徒的参与,或许在理解「另一」营阵的意见和意念方面更为启发和忍耐。爱国者和忠诚者在一起,便能够看到争论和不赞同官方路线的理由。

除了拒绝「独立自主自办教会」这个不能接受的「教义」,以及随之而来干预撰拔主教的行动外,也要面对其他问题。共产党的领导层在政治的领域必须受到尊重和接纳,但这跟宗教问题毫无关系,因为宗教的「主权」就是福音。主教们和个人不可以纯粹因对这议题持不同意见,便遭到革除职位。

同样地,天主教全国代表大会也不能被说成天主教会的最高和主权机构。

前面的路仍是漫长的,或许是曲折的,双方达成协议的过程是渐进的。

 

 

 

原文:http://www.hsstudyc.org.hk/big5/tripod_b5/b5_tripod_163_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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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omdionysius

罗马天主教徒,教名雅各·比约,奉行传统主义,追随圣庇护十世司铎会。幽燕独立运动发起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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